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

掌握朝廷實權的馬士英、阮大鋮等人也是醉生夢死，利用手中的權力鬻官肥家。民間各種歌謠，「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都督多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吃酒」，都寫盡當時朝政的腐敗。即便是那些自詡為清流者，在生活上也大抵是追歡逐樂，尋花問柳，過著燕巢幕上的日子。《桃花扇》中寫阮大鋮、馬士英窮極聲色，而侯方域等自命忠義的清流，又何嘗不是如此，劇中侯方域自己就唱道：「齊梁詞賦，陳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揚州。尋思描黛， 指點吹簫，從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須救，偏是斜陽遲下樓，剛飲得一杯酒」。南明覆亡之際，南京君臣上下都在瘋狂追歡，「架凌雲之台，演徹夜之劇，怪誕淫褻，錯出爭奇，婦女若狂，通都填咽」，就是對當時南京的真實寫照。後來全祖望以明與唐末比較，說是「天亦厭明，不佑其成」，此話絕非憤激之言。

面對如此形勢，史可法所能想出的辦法就是「借虜平寇」。李自成自河南復出已來，沿途大殺明朝官員士紳，拷掠金銀，沒收田地，明朝官紳地主，皆視其為寇讎，根本沒有和解的可能。因此南明君臣以史可法為首，一心要為崇禎復仇，不惜借虜平寇。當時大臣，不管個人操守如何，但一提到「為君父復仇」的道德高調，個個都竟奮忠義。本來借虜平寇，歷來都是我國的古老國粹，唐代安史之亂時，肅宗因唐軍無力平定內亂，即兩次向回紇乞兵收復長安、洛陽，代價就是任由回紇兵在城內奸淫擄掠，洛陽數十萬生靈遂兩次慘遭塗炭，婦孺躲於白馬寺亦不得倖免。在漢族的儒生看來，蠻夷小邦不過貪圖中華上國物產豐富，搶些金銀財貨自會滿載而歸，只要借來蠻兵收拾了流寇，夷人並無可懼。雖然歷史上無數次引狼入室的教訓，漢族的儒生卻總是不長記性，在心理上他們從來都不把蠻夷放在和自己平等的位置，等到蠻夷想要進犯中原，他們又幻想「以夷制夷」，讓蠻夷自相殘殺。弘光朝廷覆滅以後，魯王在浙東監國，就曾派馮京第到日本乞師抗清，鄭成功在台灣偏安，也曾動過這個腦筋。

本來山海關戰役後，清軍因為剛剛入關，兵力有限，特別是滿族人口稀少，補充兵員並非易事。多爾袞摸不清南方底細，不敢貿然行事，初期的意圖很可能是勾結南明，共平「流寇」，實現南北分治。但是隨著形勢變化，南明大軍幾十萬按兵不動，坐視清人在陝西、河南擴張勢力，李自成的潰兵也是毫無戰鬥力，連潼關天險都不能擋住清軍。到甲申年五、六月間，清廷已經覺得南明並無可懼，改變策略決意下江南一統中國了。七月二十八日多爾袞致書史可法，語氣極為驕橫，措詞上已經視清廷為正統，而南明為偽朝了，信中還說「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以聯合李自成部恫嚇南明君臣。而史可法的回書卻顯得極為軟弱，還在對吳三桂大唱讚歌，感謝清人出兵復君父之仇，再次表示了想要借虜平寇的願望。早在多爾袞來信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南明議和使團已經出發，其目的就是「以兩淮為界」實行劃疆而治。使團在九月初五才抵山東濟寧，這其中並沒有人要他們回來或者在談判內容上作什麼修改。至十月十二日到北京後，滿清拒不會見，不承認弘光朝廷是國家，不接受其「國書」，並明確宣告已經準備派軍南下，與南明開戰。但同時卻收取了南明主動送去的「歲幣」--銀十萬兩、金一千兩、蟒緞二千六百匹，「賜」給吳三桂的白銀一萬兩、緞二千匹。十二月十五日使節團返回南京，三個使節中只有一個姦細陳洪範回來，其餘兩人被滿清扣押，首席使臣左懋第後來在北京不屈殉國。至此，清人已經徹底撕破了臉面，準備大舉南下開戰，和議是萬萬沒有希望的了。

順治元年（1644）十月，清軍不僅佔領了畿輔地區，還接管了山東。十月初三日，葉臣等部清軍攻克山西省會太原，大順軍守將陳永福突圍逃走，山西大部分地區歸附了清廷。當時，河南省的局勢相當混亂，大順軍已撤到豫西，弘光朝廷雖然任命了總督、巡撫、巡按，但只是虛有其名，根本行使不了管轄權。由於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縮，惟恐出兵山東、河南將影響北使議和，清廷乘機站穩了腳根。十月間，多爾袞決策分兵兩路征服全國。具體部署是：一路由英親王阿濟格、平西王吳三桂、智順王尚可喜等統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內蒙古進攻陝北，得手後向南推進，摧毀以西安為中心的大順政權；另一路由豫親王多鐸、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等率領南下，消滅弘光朝廷。但是因為李自成部人數眾多，多爾袞害怕西線兵不力足，又改變主意命多鐸奉命轉兵西向。事已至此，弘光君臣竟然毫不知情，仍然對清軍抱有幻想，一廂情願地執意實行借虜平寇的戰略。乙酉年（16 45年）正月，史可法發動了弘光朝廷唯一一次正式北伐，目的是為了配合豫王剿滅李自成。他在給弘光帝的奏報中稱因為有情報說「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覃懷，欲往潼關」，唯恐清兵兵力不足以消滅李自成，因此「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與清軍相呼應。高傑奉史可法之命，致書給清將豪格，表示願與清兵合力剿闖，而豪格的回信則毫不客氣地打破了史閣部的幻想，「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我皇上」。

四鎮之一的興平伯高傑，原是崇禎時降明的李自成部將，綽號翻山鷂子，算是四鎮中比較能打仗的一個。高傑和盤踞在雎州一帶的原明朝總兵許定國，有很深的私仇，許定國曾經上書罵高傑為賊，高傑恨許頗深，曾經揚言「吾見許必手刃之」。高傑出兵以後，即將抵達雎州，許定國害怕高傑殺他，寫信給史可法求他想辦法保全自己，史可法回信卻說：「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本來許定國在睢州一帶盤踞，一直打著明朝旗號，而南明政府卻一直對他不予理睬，更無封賞。此時許見仇人上門，為圖自保，只得向黃河北岸的清兵乞援，並把兩個兒子送往豪格營中作了人質。正月十一日高傑部抵達睢州，許定國假意逢迎，高傑對許十分驕橫，但見許伺候得十分殷勤，就少了防備之心。正月十三日，高傑以兩萬兵駐城外，只帶三百名親隨進城赴許定國宴，結果卻為許定國伏兵所殺。高傑夫人邢氏和部將得知後狂怒不已，於十四日攻入睢州屠城，許定國過河逃入豪格營中，正式降清。高傑死後，軍中無主，部下兵馬亂成一團。黃得功等又想乘機瓜分高傑部的兵馬和地盤，雙方劍拔弩張。時人為之語曰：「誰喚番山鷂子來（高傑在農民軍中綽號翻山鷂），闖仔不和諧（黃得功號黃闖子）。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邢夫人），虧殺老媒婆（原註：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睬」。 史可法出兵配合清軍「討賊」的計劃全盤落空了，他傷心備至，親自趕往高軍營中做善後工作，立高傑子為興平世子。高傑妻邢氏擔心兒子幼小，不能壓眾，她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然而史可法卻因為高部是「流賊」出身，堅決拒絕，命高傑子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為義父（這個高起潛，崇禎年間吳三桂就曾拜他為義父，看來是當慣了乾爹）。

南明朝廷仰仗的武將，個個都是為自己勢力計，高傑部雖是李自成降將，但因為在明廷中受其他武將排擠，為尋找靠山，在四鎮中算是最給史可法面子的了。但高傑部隊雖然能打仗，軍紀卻十分敗壞，向以屠殺平民而聞名，高部原受命安頓家口於揚州城外然後統兵北征。可是，高傑貪圖揚州富庶，要求將家口安置於城內。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殭屍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揚州進士鄭元勛從中調停，同高傑面議只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內，不在城內駐軍。不料揚州百姓群情激憤， 當場擊殺鄭元勛。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里，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經過反覆磋商，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為高軍安頓之地。高傑死後，史可法又不通權變，決意不願作流寇的義父，其部群龍無首，已成烏合之眾。清軍南下之時，高傑部紛紛投降，其部李成棟投降後，還積极參与了揚州的屠殺，再次向揚州人報復。高傑死後，黃得功興奮不已，馬上準備突襲揚州，要在收編高傑余部的同時洗劫這座城市。史可法不得不放棄北伐計劃，返回揚州阻止黃得功。他的幕僚閻爾梅當時正在軍中，他曾力主史可法「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史可法本來一介書生，面對一干驕橫的武人大肆內訌，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他勸了左邊勸右邊，處處委曲求全，結果非但不能團結諸部，反倒姑息了這一干投機武人的驕橫之氣，哪裡又有實力和勇氣再出兵北伐呢？

不久，弘光政權內訌又起，弘光帝本來靠武人擁立，很多文臣都對此不滿。甲申年末，弘光朝連出兩起假冒明朝親王的案子，先是有個叫大悲的和尚自稱明親王，接著又有一個少年自稱系崇禎三太子。這兩起事件，經當時大臣辨別，都是騙子假冒的，但朝中對弘光帝不滿的人，卻藉此大做文章，越傳越邪。曾為左良玉監軍的御史黃澍回京後，因彈劾馬士英被陷害，逃回左良玉處，黃在左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冤狀，請引兵除君側惡。左良玉因為被四鎮和馬士英搶去擁立大功，本來就十分不滿，這時也上疏請保全太子，斥士英等為奸臣。後來馬士英裁其軍餉，左良玉更是怒不可遏，移檄遠近，聲討馬士英。次年三月，清兵南下在即，左良玉以「清君側」之名，率所部東下，自漢口達蘄州，200里舳艫相接。左良玉發兵沿江東下九江，內戰開打。馬士英急調黃得功部赴長江抵禦，致使江、淮防線空虛。清軍看準了這個機會，豫王多鐸乘虛而入，統兵渡淮南下。清軍乘機趨徐州，南明總兵李成棟登舟南遁，清軍遂連陷潁州(今阜陽)、太和。四月初一日，弘光朝廷密詔史可法督軍倍道入援南京，以御左良玉。時清軍入亳州，向邳州(今江蘇睢寧西北)，徐、泗告急，史可法又奉命急還揚(州)、泗(州)，但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三鎮兵仍應詔入衛南京。清軍一路陷亳州，一路陷碭山，於初九日佔領徐州。十三日，泗州守將李遇春降清，史可法退守揚州。清軍渡過黃河，於十七日距揚州20里列營，沿途沒有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戰鬥。十八日，南明降將李成棟引清軍包圍揚州城，史可法急檄各鎮赴援，無一前來。史可法以為「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所以揚州守軍沒有出城應戰，而清軍也沒有採取圍城攻勢。二十一日，明甘肅鎮總兵李棲鳳、監軍道高歧鳳帶四千人入城，二十二日又率所部並與城內的胡尚友、韓尚良等出門降清，史可法恐阻止他們會發生內變，未有動作。在此其間，清軍主將多鐸五次發書招降史可法，史可法堅拒不回。二十三日，總兵劉肇基請求乘敵不備背城一戰，史可法未允。二十四日，清軍從泗州運來紅夷大炮，試轟揚州，滿城恐慌，史可法血疏告急，不報。二十五日，清軍急攻，「矢石如雨，屍積如山，清軍籍以登城，蜂擁而上」。城坡，史可法被俘，不屈就義。劉肇基率殘部和百姓繼續巷戰，直至矢盡人亡。五月初八日，清軍乘大霧夜渡長江，次日克鎮江。南明沿江守軍皆潰。總兵鄭鴻逵、鄭彩部水師東遁入海，退回福建。十四日，清軍自鎮江南下丹陽，西趨句容，直抵南京城下，南明遣臣迎降。二十二日，清軍俘獲逃奔蕪湖的弘光帝朱由崧。至此，弘光政權亡。南明先後歸降者共計馬步兵23.8萬人。二十四日，多鐸抵南京。

平心而論，南明朝廷的覆亡，是明末軍政諸多流弊積蓄已久，到末日關頭一起爆發所導致的，這樣的結局實非人力所能為。史可法固然處事迂腐，但把責任主要歸咎於他，卻也有些苛責了。即便史可法能夠擁立成功，大權獨攬，戰略上也再多些膽識，而文臣的黨爭、武將的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又豈是他一人之力可以挽回的。史可法臨難之際，確實死得從容壯烈，死前分别致書給豫王多鐸、太夫人、夫人、伯叔兄弟和義子史德威，封封寫得大義凜然、無可挑剔，死節之時的氣度，也無愧於明朝輔國大臣的風範。然而我們的民族，雖然世代都孕育出這樣的忠臣，但除了留下他死時的英姿和雄文供後人唏噓流涕之外，他們慷慨的赴死於時於世究竟又有何裨益？我們民族的輿論，事後往往只感慨這樣的忠臣死得壯烈，好像再多一些這樣死得壯烈的人，國家就不會亡了，卻很少追問到底是什麼體制和技術的原因要讓忠臣死得這樣壯烈。觀史可法在弘光朝經營的始末，他的處處被動，行事的懦弱無能，真讓人不敢置信。他是漢族歷史上最窩囊的忠臣，睢州之變後他的所為，彷彿竟是為最後一死做的排演，他彷彿決意要以一死來使自己無愧，但是他的無愧，並不能挽救揚州城中無數小民的不幸。他的無愧，究竟是無愧於什麼呢？他既不能無愧於天地，也不能無愧於民，不過無愧於那個好像擲骰子一樣湊巧坐在了龍椅上的獨夫罷了。

揚州被攻陷以後，多鐸下令屠城，甲申年國破後的第一幕人間活地獄，遂在揚州上演。據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所載，「街中屍體陳橫，互相枕籍，血流入水中，池塘為屍體所添滿」，「查焚屍簿記載，前後共計八十餘萬」。自此以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遂成為漢族人永遠訴說不盡的血淚史，連韋小寶這樣把「反清復明」口號寫在腳底板肆意嘲笑的市井小人，一提起這兩段故事也馬上就跳腳大罵滿洲韃子。但是仔細讀讀王秀楚的回憶錄，就不難發現當時城中平民，不少都是死於中國人之手。王秀楚自言住在西城，屬於一個姓楊的將領所管轄的區域，其手下官員、士卒等散佈於各處。左鄰右居都有兵卒進住，他家也住了兩個士兵。這些軍人住在平民家裡毫無規矩可言，踐踏禍害無所不為，每天還要供給他們上千的錢幣。時間一長，大家商議一起請楊將軍吃頓酒飯。 酒席宴間，眾人強做恭敬不斷討好這位將軍，終於討得歡心。楊將軍指示那幾個士卒離這兒遠點，別再搗亂。楊將領看來還很喜歡聲色之娛樂，會彈琵琶，表示很想找一名高檔次的揚州妓女，最好是當地名妓，以便在軍務閑暇之時休息娛樂。史可法自己居官清廉，史載其與士卒共甘苦，治軍還算比較嚴整的。但是也阻止不了他手下對百姓的「踐踏無所不至」，帶兵將軍臨戰還在想「得名妓以娛軍暇」，其他如高傑、左良玉等人的部隊，劣跡斑斑，正史野史中記載都十分不堪。多鐸的軍隊攻向揚州時，沿途漢族部隊不斷投降，人數多達十四萬人，甚至超過了清軍原來的兵力。在後來的的大屠殺中，這些降清的漢族部隊大都充當了滿清殺戮南明軍民的幫凶。王秀楚自述原高傑部叛軍至揚州城，其掠奪比滿兵更甚。「興平伯（高傑之子）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而城中漢奸頻出，替清軍作嚮導，殘殺自己同胞，伺機掠取錢財。通讀《揚州十日記》，作者王秀楚顯然是個讀書人，還薄有家業，而臨到大難，只顧自己逃命，一到危急之時，自己老婆孩子都棄之不顧，全無一點男人的血性。倒是他的妻子臨危不懼，為保全丈夫孩子，奮不顧身，甚至囑咐丈夫不要管她自己逃命。

揚州城中的男人，也並非都是王秀楚這樣的懦夫。其實在民族危亡之時，有相當多的漢人選擇了與清軍以死相爭的英勇壯舉。據《明通鑒》載：清軍攻入揚州城後，「揚州知府任民育，緋衣端坐堂，遂見殺，合家男婦盡逋井死。同知曲從直與其子死於東門。總兵劉肇基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後騎來甚眾，力不拔，與副將乙邦才戰沒」。"又據《甲申朝事小記》載：清軍圍攻揚州城之時，「副將馬應魁，領旗鼓，每戰披白甲，書『盡忠抱國』四字於背。揚州破，戰死」。如市民笪某被清軍抓獲之後，「嘆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為忠義而死，死之猶生也。』臨刑神色不變」。氣節原來並非士大夫的專利。明亡之際，漢族士大夫為保全功名性命，士風早已敗壞已盡。清軍自山海關南下以來，「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故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後來顧炎武先生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倒是清軍下剃髮令以後，江南小民百姓要比明廷的士大夫有氣節得多。

乙酉年（1645）六月初五日，清廷令江南各處軍民盡皆剃髮，並繼續撫剿江南未下城邑。清軍自常州、無錫直取蘇州，十三日進入杭州。清廷的剃髮令促使民族矛盾激化，江南各地軍民紛紛起兵抗清，其中最著名者為嘉定、江陰二城。十七日，嘉定城民為反剃髮令，在黃淳耀、侯峒曾等領導下，堅守孤城，抗擊清兵。至七月初四日李成棟引清軍破城。不久，朱瑛重興義旅，再守嘉定。二十六日，嘉定又被清軍攻破，再遭屠難。八月十六日，原明把總吳之蕃於嘉定反清，亦告失敗，嘉定復遭屠難。史稱「嘉定三屠」。史載：在滿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內民眾無一投降者。江陰人民在典史閻應元等指揮下，自閏六月初一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守城81天，先後挫敗24萬清軍的進攻，清軍損失7.5萬餘人，守城者戰死6.7萬人，閻應元戰死。

江南民風本來柔弱，而剃法令一出，群情激奮，松山、崑山、蘇州、嘉興、紹興、江陰、績溪各地，人民自發抵抗，其間如閻應元、溫璜諸多忠義之士，雖然出身微賤，而其智勇雙全，較之史可法這樣的庸懦忠臣，相差何啻百倍。我們民族民間的智慧，總要到大人先生們誤國至於極致、天下糜爛無藥可救，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時，才會層出不窮的湧現出來。而草民們這時湧現出的智慧，已經為時已晚，無力救萬千生靈於水火了。明亡以後，素來輕賤草民的士大夫遺民，回想甲申年以來漢族人遭際之痛，終於悟明白了家天下道理的荒謬，只有興民權、啟民智，奮忠義以圖天下民生幸福，我們的國家才不會出產無用的忠臣。

明亡以後，東林忠臣黃遵素的兒子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寫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他終於悟明白了當忠臣的真正道理，他並沒有背叛他的父親。

1644年以後，很多漢族人做皇帝的夢都落了空，崇禎、弘光、李自成、張獻忠、吳三桂，無一例外。1644年以後，很多把皇帝當作符號一樣敬畏的漢族人都寫在了史書上，他們當中很多人根本無智慧可言，但是他們供奉的符號卻總能讓他們塑上金身。1644年以後，無數從來得不到皇帝恩惠的漢族人為了他們衣冠的尊嚴死去了，他們的漢服從此失傳了，他們的血似乎是白流了。自那以後，1644年的悲劇才開始真正上演，但這不是做皇帝沒到頭的崇禎、吳三桂和李自成的悲劇，而是我們這個盛產昏庸皇帝、投機將軍和狂想農民的民族的悲劇。於是漢族人從此不再需要皇帝，他們的血不會白流。

是為祭。



注釋：

1 安史之亂時，玄宗出奔四川，玄宗太子留在關中組織軍隊反擊，後來太子在寧武自即帝位，遙尊玄宗為太上皇，是為唐肅宗，玄宗自己在四川還不知情，後來消息傳來，玄宗被迫退位。

2 萬曆朝因立太子曾引起朝廷激烈的爭論。萬曆帝長子朱常洛為太后宮女王氏所生，極受冷遇。常洛初出閣講學時，天氣嚴寒，凍得哆哆嗦嗦。講官郭正域看不過眼，大聲說道「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喝令差役取火禦寒。而當時太監們正圍爐取暖，聽見郭正域的話才端出火盆。皇帝聽說此事，竟也不怪罪太監，這個大兒子就是這樣地不招待見。而寵妃鄭貴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為萬曆帝所鍾愛，鄭氏與萬曆帝"密誓"立常洵為太子。朝臣依據太子立嫡，無嫡立長的法綱力爭，但萬曆帝總以各種借口拖延，直至皇太后施加壓力，始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時也封常洵為福王，藩國洛陽，這就是萬曆朝圍繞確立太子爭論了15年的"爭國本"鬥爭。從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至四十二年（1614年），又鬥爭了13年，直至福王離開北京赴洛陽就國才真正確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宮闈的權力之爭仍未停止。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宮外男子張差手持木棒闖入大內東華門，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後被內監捕獲。對張差梃擊太子宮之事，朝內爭論不一。支持鄭貴妃傾向福王為太子的臣僚認為是張差瘋癲所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認為是陷害太子的陰謀。經刑部十三司會審，查明張差系京畿一帶白蓮教的一支紅封教的成員，其首領為馬三道、李守才，他們與鄭貴妃宮內的太監龐保、劉成勾結，派張差打入宮內，梃擊太子宮。此案的發生，震驚了宮內和朝野。聯繫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曾發生鄭貴妃的內侍與奸人勾結詛咒皇太子的事件，梃擊案牽連到鄭貴妃在所難免。萬曆皇帝極力調解皇太子與鄭貴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責鄭貴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變態度，由「張差所為，必有主使」改變為「此事只在張差身上結局足矣」。此外，萬曆皇帝又召見群臣，表示自己立太子的誠意。他明令除懲治張差等人外，"不許波及無辜人"，以解脫鄭貴妃。梃擊案一直未有定論，成為明宮疑案之一。而在此案中，東林黨人向來抨擊福王（弘光帝的父親）和鄭貴妃，自然擔心朱由崧繼位以後翻舊帳。萬曆朝東林黨人力主立嫡，而到崇禎殉國以後他們卻主張擁立旁系的潞王，黨爭演變到此時，完全以黨派私利為轉移，根本無原則可言。

3 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出身行伍。崇禎年間長期在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明亡前夕隨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將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黃得功素有勇名，《甲申朝事小記》載其「每戰身自衝突，勁疾若飛，江、淮人呼曰『闖子』」。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崇禎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陽地區，甲申四月應鳳陽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淫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劉良佐的弟弟劉良臣 早在1631 年（明崇禎四年）大凌河之役時任游擊，就已隨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原為李自成部將，綽號翻山鷂，因與李自成前妻邢氏私通，懼或而投降明政府。後多次參加對農民軍的追剿，升任總兵。甲申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將大批歸附，高傑因為同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陽總督馬士英聯繫。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高傑赴壽州謁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由於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勛。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禎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合東林黨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