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困局

生育困局

2016-03-03 20:22:25女權之聲396

  人類文明進入21世紀，尊重差異、爭取男女實質上的平等、反對基於性別的歧視和暴力——已成為國際女權運動共識。與此同時，在中國本土，婦女的生育選擇權、生育自主問題，則是女權倡導者面臨的特殊挑戰。和西方、尤其是北歐早已形成的性別友好、尊重人權的公共話語環境相比，今日中國的婦女權益、國家-女權關係，尚在紛爭不斷、共識未形成的混沌狀態。誠然，社會文化變遷總是滯後於經濟轉型、制度改革的步伐；但急速變化的社會關乎每個人，影響我們短暫而不可重複的一生，不容我們被動地等待「文化更加開明」的那一天。我們必須直面中國社會具體語境中生髮的問題。在尊重生命、認同平等公正的前提下，讓我們一起談談「生育自主」的問題，以此來主動回應社會變革，啟開建設性公共討論的空間。
中國婦女生育自主兩大困境:
多子多福的文化傳統，計生和民間的角力
目前，中國在婦女生育選擇權、生育自主方面，面臨兩個特殊困境。第一，中國有著歷史悠久的男孩偏好。儒教小農經濟的傳統下，只有男性子嗣有資格繼承家庭產業，男子是農耕生產方式的主要勞動力；與歐洲的長子繼承製不同，中國小農經濟是兄弟平分家產，所以生男孩在大家庭不同房室的權力鬥爭里，是一件極有利的事情。多種原因共同作用，讓男性出生象徵了「多子多福」、「祖蔭繁盛」， 這樣的文化意涵影響至今。反過來， 「斷子絕孫」則成了對別人幾乎最惡毒的詛咒。
二十世紀，現代革命席捲中國，給「多子多福」的文化傳統帶來致命打擊。在充滿理想色彩的共產主義革命的高潮時期，這樣的一種文化幾乎完全終結。不過，近年來，隨著理想主義意識形態的凋敝，儒教父權思想夾帶重視家庭、宗族的價值觀捲土重來。如今，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大量家庭仍然認為擁有男性子嗣是必須的。在農村，村規民約決定土地如何分配，其中女孩、尤其是外嫁女，往往沒有土地繼承權。另外，父系大家庭、宗族與市場合力，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家族公司，其財產分配，尤其是當牽涉到婚外生子，也往往回到了傳統的傳男不傳女。
於是，儘管中國婦女在國家法律、法規層面擁有與男子相同的權利，但在具體地方、家庭內部的操作上，女性利益往往受到剝奪；在文化習俗上，歧視女性、厭女話語不斷湧現。 如果一個家庭的母親沒有能生出男孩，家庭成員，包括丈夫、公婆等，可能都會表現出不滿，明裡威脅或暗中催促妻子追生男孩，而不考慮妻子需要單獨承擔的生理痛苦和行政風險。媒體報道常有類似案例，如婦女因為沒能生男孩而被虐待、遺棄；或是夫家為追加男孩，堂而皇之地重婚、婚外生子，而毫不顧忌妻子的合法權益。
同時挑戰著婦女生育自主的，除了傳統文化的復辟，還有一個苦澀而複雜的現實——計劃生育國策與民間的角力。計劃生育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惡性增長，消解了一部分家庭的重男輕女撫養習慣，但它帶來了兩個客觀問題。一是人口結構老齡化，中國有「未富先老」的癥結。青壯年勞動力在當下的勞動力密集型經濟中顯得不足， 社會養老措施尚不配套，養老資金存在缺口，老齡社會面臨著很多棘手問題。二，嚴厲的生育政策在推廣普及時，遭到來自民間社會的抵觸，國家與民間角力的結果，卻由育齡婦女個體承擔——強制給婦女上環遠多於給男人結紮；不論決策者是誰，最後被拉去刮宮、引產，因此失去健康甚至生命的，都只可能是婦女個人。婦女在國家與社會的激烈抗衡中，是沉默的。她們的訴求和苦楚，被掩埋在各種抽象的觀點、獻計獻策中，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制度變革一旦啟動，首先將會看到的，就是民間對嚴苛政策的一種心理補償性質的反彈——曾經被迫少生的家族希望多生，曾經擁有孤單童年的獨生子女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那麼孤單……這樣的反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和同情，因此也更難去直接反駁。一個棘手的現實情境就是，最近頗受關注的「單獨兩孩」政策讓很多有資格的家庭對生二胎躍躍欲試，不少男性說：「這對我家可是利好消息！」可我國第一批獨生子女已經年屆35，這樣的女性已經進入高危妊娠行列，且大多在事業的上升、高峰期。此時突然的開放，即使她們不受到來自丈夫、公婆的壓力，再生也要承擔很大的風險。遺憾的是，在已有的報道中，甚少有從她們自身利益出發的討論。
綜覽現有的公共討論，無論是為了「回歸傳統」而主張多生，還是為了「解決老齡化問題」而主張全面開放生育，或者打著「尊重人權」的旗號反對公權力對家庭生育干預，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婦女作為生育主體在這個過程里的自主權默不作聲，完全不談生育作為負擔對婦女有哪些可能的負面影響，和現代婦女的獨立自主精神有無矛盾， 社會應該有哪些相應措施來補償婦女因生育而損失的機會、時間。還有，那些因為各種原因不能、不願生育的婦女，在鼓勵生育文化下，會收到哪些可能的歧視和排斥？比如已經十分嚴重的就業歧視往往以婦女要生育為理由，不招聘女性；現在如果婦女可能的生育次數增加，這樣的「理由」就變得更「堂而皇之」了。
總之，目前看來，公領域討論里，同情婦女經驗、尊重婦女主觀意願的視角十分欠缺，只有一部分女權主義者有此敏感性，但她們的身份被污名化，發聲變得極其邊緣。在剛剛播出的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的有關討論中，無論是支持開放生育還是反對的，都只談生育之於養老或者出生性別比（男孩過剩，無法結婚）的意義，完全沒有來自性別視角、女性主體的聲音！
她是自己身體唯一的主人，生育過程必須要充分考慮她的意願
女權所要求的性別平等、充分尊重個體，本應是社會共識；可由於各種原因，女權訴求歷來被邊緣化。現在，傳統男權家庭主義和國家當前鬆綁計生政策的意向，形成了一種合力，讓女權的呼聲，面臨更大的困境。那麼，一個具有性別平等視角的、符合現代社會平等公正、以人為本的價值的生育觀應該是什麼樣呢？
作為公民，婦女擁有對自己身體的主權——她是身體唯一的主人，她身體的所有部分（當然包括孕育生命的生殖系統）應該有免於暴力、奴役的權利，應該由自己的意志自由支配。婦女是作為目的而存在的人，而不是長著子宮的工具。在我國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家庭里的母親就是孩子的生物學母親。 由於母親提供自己的生殖系統孕育孩子，而她又是自己身體各部分的唯一合法支配者，所以母親有權決定是否孕育、生產某個孩子。任何違背母親意願的強制性受孕、生產，都是對這個可能成為母親的人的基本權利的侵犯。
在談論生育權的時候，一部分人往往誤解女權者的主張，認為女權者將男人排斥在整個生育決策之外，完全沒有決定生育下一代的權利，只有女人有。這是一個誤解。
首先，「生育權」或說「生育自主」有兩方面內容，一是 「免於被迫生育的權利」，這一點上文談的很多了，要以女性利益為核心。二是「繁衍下一代的權利」。在一個平等的社會，每個人都應該有同樣的機會繁衍自己的後代。但這不代表任何人可以通過脅迫、強制的手段，以侵害他人利益為條件，繁殖自己的下一代。進入21世紀，人類的繁衍，早已不是純動物性的個體行為，而是社會行為，既包括生產，也包括養育，是一個綜合的社會「工程」，需要經過協商、配合來完成。孩子不是家庭的私有財產，撫養教育孩子是整個社會，包括家庭、學校、社區、政府等綜合完成的使命。
正因為生育具有社會性，我們說「生育過程須充分考慮婦女的意願和利益」並不是要排斥其他家庭或其他人的意見，不是除了母親其他人都不能發表意見。恰恰相反，一個理性、有思考能力的女性，應該仔細衡量手頭的各種資源，考慮各方合理的意見，再做生育與否的決定。但必須認清，在整個決策過程里，女性的權利和利益，應放置在最優先的位置——因為生育過程是發生於女性的身體，而身體的支配權應在女性自己手裡。其他人和機構的建議，不應損害這名婦女的利益，不能是強迫性的。一句話：在「生」的決策里，女性的權利是根本。她自己最終做決定生還是不生。
這與我國現行法律，以及世界上大多數進步國家的法律，是不悖的。而關於「育」的方面，孩子降生後，它是正規家庭單元的一員，父母雙方均有義務撫養孩子；孩子也有贍養父母的義務。在撫養過程中，父親和母親共同分享作為家長/監護人的權利和義務。我國也針對離異等情況，規定了相應的撫養責任。而關於非異性戀一夫一妻制家庭，以及領養等問題，情況就更加複雜了。
另外，需要挑明的是：雖然在生育下一代的機會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但從現實來講，在所有階級社會，生育其實都是一部分人的特權——很難普遍化，或通過公權力的介入保障每個人都能延續自己的遺傳基因或傳遞財產給下一代。例如在我們很熟悉的明清時代的江南，經濟發達，文化水平高，但有大概10%的男性終身是「光棍」——他們處於社會最底層，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娶妻生子。而有錢人家，卻可以通過納妾等方式，佔有更多的性資源。
婦女生育權的兩個討論誤區:
將母親和還沒有出生的孩子當做滿足社會集體需求的工具
婦女回歸家庭，悉心育兒，是對她們最大的尊重
今日中國，我們往往忽略上述一系列問題，把討論引入誤區。有兩個誤區特別值得警惕。
第一，當我們討論「生育權」的時候，我們往往落腳點根本不是「人的權利」，而是「生育的功能」。提倡多生的依據，往往是「孩子多了對社會或家庭有好處」，比如照看老人，使得兄弟姐妹長大時不感到孤獨，或者若有一個孩子不幸夭折，還有其他孩子給父母提供一種心理安慰，等等。我們這樣做，是把母親和還沒有出生的孩子當做滿足社會集體或他人需求的工具。我們忽略了，這些討論是否充分地考慮到公正的原則。
比如，當一對夫婦討論是否要多生一個孩子的時候，整個協商過程是否對夫婦兩人都公平、不侵害妻子的利益？如果想生第二個的原因是「第一個是女孩但家裡想要男孩」，那第二個男孩如果出生了，如何保證第一個女孩不受到基於性別的不公正對待？討論生幾個孩子的同時，丈夫和妻子是否討論、並就孩子撫養成人過程中的勞動分工達成友好共識？……當我們仔細審視這一個個問題，我們會發現，只有性別平等的視角的介入，才能保證公平公正的可能（而非一定實現）。
然而我們當下的社會文化價值在宏觀層面仍然是男權的，男性和男性氣概在抽象層面更受尊重、被認為有更高價值，任何無視性別不公現實的方案都可能非常容易地變成有偏見的操作——這些實踐直接讓男性和夫家獲益，或者間接隱蔽地合理化那些男性既有的特權——如承擔較少育兒工作，享受妻子無償的育兒勞動付出等等。也就是說，如果不經過夫妻間公正、充分、理性的協商並達成一致，生更多的孩子可能就意味著有職業抱負的妻子忍受更深重的雙重負擔，或乾脆失去在公領域發揮自我的機會。
有些人可能會反駁說：「很多女性自己選擇了承擔更多的育兒工作，因為她們『天生的母性』讓她們享受這個工作本身。」但是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女權主義實踐和歷史書寫一次次清晰明白地告訴我們，性別心理特質不是天生的，大部分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和發揮自己的智識才能，在公領域取得成就、受到認可相比，相當多的女性並不從做母親、操持家務中得到更多的快樂，她們甚至因居家、與世隔絕而感到無力、痛苦。女人與母愛、家庭之間的聯結，被過度地渲染強化，讓人們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或是不可抗的必然。同時，我們也不要忘了，越來越多的男性表達出他們對維持男性氣概、壓抑自己情感的疲憊，以及對做父親、分享親子時光的渴望之情。所以，一種只能看到並許可女人育兒、做家務的霸權文化，不僅僅是對女性的不公，也是對男性的不人道。一個公正、無強迫的社會應該是這樣：在這裡，人人可以充分表達個體的意願，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充分發揮自己潛能。
第二個誤區，就是很多人會說：「讓婦女回歸家庭，不必工作，只悉心育兒，難道不是對她們最大的尊重嗎？」當然不是。原因大體有二。首要原因上一段已經說了，很多女性根本不認同這樣的生活模式。另外，這種看似很有吸引力的家庭模式，只能在一小部分特權人群中實現。但之所以有那麼多普通人，甚至女性自己也認同這個理想，實在是因為我們主流文化被特權把持，讓普通人看不到這種理想背後的問題 。
在幾乎所有人類社會，成員被都分為不同的階層。不同階層的人，在勞動分工、資源分配、文化層次、生活質量、機遇等譜系中佔據不同位置。有人治人，有人治於人。有人靠出賣勞動力過活，有人靠榨取他人勞動成果而活。不幸的是，一個特定社會的主導文化，總是為治人的階層服務的。我們的全球系統也是如此。那些由於歷史原因變得先進發達的國家地區製造了主導全球的文化，這些文化轉化成「軟實力」，受到不加辨析的盲目尊崇，成為落後地區爭相模仿的理想圖景。這其中，「一夫一妻，幾個孩子，男主外、女主內」的中產單核家庭，就是全球主導文化的重要元素，在一個歷史時期，成為幸福家庭生活的普世憧憬，至今魅力不減。而這種 男外女內模式，其實是極為特殊的歷史現象，它的原型是20世紀戰後的美國白人中產家庭——彼時美國開始稱霸全球，它的主流文化成為全球主流。
看一看古今中外的現實世界，我們會知道，在大多數地區和歷史時段，家庭不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的。自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需要加入產業大軍，辛苦工作，以掙工資的形式，維持日常生活，養活後代。帝制時期的中國更是如此，在小農制社會，男女都要辛勤耕作，一年從頭忙到尾，他們所組成的家庭，絕不是什麼情感港灣、兒童樂園，而是一個社會生產、再生產的單位，是社會經濟的基本單元。那時說的「男耕女織」恰恰說明男女都要外出勞動；而女性完全「主內」、過庭院深深的生活，只是有錢大家族的奢侈安排。
今天，全球大多數家庭還是需要雙份收入支持，在這種真實嚴酷的現實里，如果我們非要認同階層等級較高的人的「文化」，模擬他們的家庭關係，那麼只有一個辦法：妻子們被更嚴酷地剝削——她不但要繼續在勞動力市場上謀生，還要滿足她丈夫的「中產夢」——在家務操持和育兒中，變得和有錢人家的太太一樣精巧、考究、擁有「超能力」。
這樣的「中產夢」恐怕是大多數女人的噩夢。所以我認為，無視性別鼓吹多生，是危險而不義的，它所導致的後果更多地被底層、女性承擔，成為她們的苦難。這裡不是要比較制度變革前後的不同社會問題，哪個更「糟糕」，因為苦難是無法比較的。只有苦難的主體有資格自我評估。而我們當下能做的，是反思已有問題，指出新問題的存在。這註定是道孤和寡的奮鬥。因為談女人的權益、主體性，是站在弱者的立場上挑戰強者，強者有更多的辦法和資源壓制這種不和諧的聲音。中國女權者需要充分認清這一點：我們正面對一個比以往更加嚴峻、複雜的歷史現實，頑固的男權文化和貌似解放的某些「自由主義」話語合謀，讓女人腹背受敵，讓談論女人的獨立性與主體性，變得更加困難。而此時此刻，我們很多的姐妹還被禁錮在符號或者物質意義上的「屋子」里，不得門而出。
在這場未完成的革命里，長路漫漫，黎明尚遠。
（本文來自網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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