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庚舜：李白三論

吳庚舜：李白三論

人文與社會 提交 2011/03/31 閱讀: 117 摘要:李杜研究是不平衡的，長期形成杜強李弱的狀況。新中國成立後，情況得到改觀。由於李白一生的傳奇性以及詩篇和相關原始資料的散佚，許多問題爭論尚大關鍵詞: 吳庚舜 李白 杜甫 全唐詩

李白是世界文化名人。他和杜甫在唐代詩壇雙峰並峙，高聳入雲。舊時代出於種種原因，李杜研究是不平衡的，長期形成杜強李弱的狀況。新中國成立後，情況得到改觀。僅我所研究李白的就多達五人。從全國看更是盛況空前，不僅論文多，選本多，而且先後出版了詹鎂、安旗先生分別主編的新注本李白集。在專題討論方面，李白的出生地問題、他出生於隱士之家還是商賈之家問題、幾次出蜀問題、幾入長安問題、卒年問題等等，都曾展開討論。由於李白一生的傳奇性以及詩篇和相關原始資料的散佚，許多問題爭論尚大，需要研究的空間尚需開拓，特別是規律性問題的研究、經驗教訓的總結都需要更上一層樓。今將我歷年探討的幾個問題列後，敬希大家參與討論。

一、李白在自己時代的影響

李白在自己時代的影響，可從不同角度探討，而其不可迴避的問題則是李杜並尊問題。歷來認為韓愈是第一個並重李杜的唐代作家。我在《李杜詩篇敵，千古有知音》(《草堂)1985年，第2期)中曾指出它們都不符合事實，是歷史的誤會。

那麼，從現存文獻來看，誰是第一個並重李白、杜甫的人呢?有人以為是楊憑(古典文學資料彙編《杜甫卷》楊憑排在韓愈之前)，因為楊的《贈竇牟》："直用天才眾卻瞋，應欺李杜久為塵。南荒不死中華老，別玉翻同西國人。"詩中"李杜"並列，而且楊憑確實是年長於韓愈和元稹的，他會不會是唐代第一個並尊李杜的人呢?假如他卒於韓愈、元稹出生之前，問題倒好判斷。但他偏偏和二人先後同時(他是柳宗元的岳父，卒於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這就不能像有的論文那樣僅因他出生早而做出草率的結論。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弄清楊憑詩的寫作年代。

楊憑在中唐是個有一定影響的人物。《舊唐書·楊憑傳》稱他"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履耀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遊，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羨，號"楊、穆、許、李"。可惜他留存的詩文不多，歷來缺乏研究，更不要說(贈竇牟)詩的系年了。現在只能根據詩題提供的線索來探尋究竟。

在《全唐詩》中，竇牟存詩二十一首，其中有一首題為《奉酬楊侍郎十兄見贈之作》是與姓楊詩人唱和的，值得注意。岑仲勉《唐人行第錄》"楊十"條提到本詩和贈詩人。它說："《全(唐)詩》四函竇牟《奉酬楊侍郎十兄見贈之作》，名未詳。"我卻認為這"楊十"就是楊憑。理由有三：

1．竇詩和楊詩用韻同，是唱和之作。竇詩："翠羽雕蟲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瑟無彈處，今作關西門下人。"詩中新、神、人屬真韻；楊詩瞋、塵、人，也押真韻。

2．竇詩和楊詩內容相應，進一步證明二詩是唱和之作。兩詩感慨抒情，都想到李白、杜甫，一個說"直用天才眾卻瞋，應欺李、杜久為塵"，一個說"翠羽雕蟲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這種同聲相應，絕非出之於巧合。

3．"楊十"官侍郎，與楊憑仕履相合。《舊唐書·楊憑傳》說他由"湖南、江西觀察使人為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竇詩題中的侍郎，即刑部侍郎。

既然各方面一一相合，我們就可以據楊憑任侍郎的時間來確定其《贈竇牟》的寫作年代了。

《舊唐書》本傳記載籠統，沒有直接點明楊任刑部侍郎的年代，須藉助同書的本紀等零散資料，排比他的經歷，才能知道。

大曆九年(774)，楊憑應進士科考試。奪魁。入仕，先後在地方和中央政府做官。貞元十八年(802)，他由太常少卿出為湖南觀察使。唐順宗永貞元年(805)，調任江西觀察使。唐憲宗元和二年(807)正月,人京為左散騎常侍，元和四年(809)為京兆尹，則其為刑部侍郎當在元和三年前後。由此可知楊《贈竇牟》的寫作不會早於此時。．這首詩的另一詩題也可證明我們的判斷不誤。《全唐詩》、在本詩題下注云："一作《竇洛陽牟見簡篇章·偶贈絕句》。"查《唐才子傳)竇牟任洛陽令在元和五年以後。竇以舊官銜稱楊為侍郎，楊稱竇為"竇洛陽"，則贈詩也在元和年間，他們並稱李杜不早於韓愈。

韓愈是唐代並尊李、杜的功臣，他論及兩位大詩人的詩文也較多。其中寫得最早的是貞元十四年(798)的《醉留東野》"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一首。元和元年(806)《感春四首》其二，盛讚李杜詩名："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元和六年(811)的《石鼓歌》又從才力角度嘆息時無李杜："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同年的《酬司門盧四兄運夫院長望秋作》對李白、杜甫表示了嚮往之情："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而最有名的一首捍衛李、杜的詩<調張籍)卻寫得較晚，時在元和十一年(816)。以最早的一篇而論，他並尊李、杜早於楊憑、竇牟十餘年。

不過韓愈也不是並尊李、杜的第一人。元稹於唐德宗貞元十年(794)寫的《代曲江老人百韻》詩已給李、杜並尊地位。詩說："李、杜詩篇敵，蘇、張筆力勻。"他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是唐代惟一一篇系統的從理論上去分析杜詩出現意義的重要文獻。他說李、杜"差肩"，意為二人並肩比美，並不是說李白要比杜甫矮一頭。他比較李、杜的排律是在這一前提下進行的。他說排律詩李不如杜並無大錯。其缺點在沒有認識到對於此體，李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至於"李杜優劣"云云，是《舊唐書》編者信小說家言所致。歷時千餘年的李、杜優劣爭論的始作俑者是後晉的劉昫等人。

弄清歷史真相後可不可以說元稹是並尊李、杜的第一人呢?如以現存的文獻為依據，以"李杜"連文而論，完全可以這麼說。

不過，事實上任華並尊李、杜當早於元稹寫《代曲江老人百韻》之年。他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中不是說過"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嗎?似乎在貞元十年以前，詩壇已這麼說了。如果我們不拘泥於"李杜"連文，那麼，我們至少應該承認任華是並尊李、杜的第一人。

任華是以《雜言寄李白》、《雜言寄杜甫》而聞名於唐代的。據我考證，任華約生於開元中期，與李杜同時而年紀小於二人。《雜言寄李白》寫於天寶五年(746)以後。《雜言寄杜甫》則寫於唐武宗寶應元年(762)。據此足見李杜並尊在他們活著的時代已被唐人認識。

二、"李杜優劣論"溯源

"李杜優劣論"溯源必然涉及唐代大詩人元稹。元鎮的文學思想在當時的文學革新運動中具有突出的進步意義。以往一般文學史對其歷史地位估計不足。唐代文學經過長期發展，到玄宗、肅宗時期步人康庄大道並取得輝煌成就，從而形成這個朝代文學的第一個高峰。後繼者欲再登新的高峰，除了要求作家具備高度的文學修養和傑出的才能外，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作家是否善於總結文學歷史的經驗。是否能繼承優秀傳統，是否有非凡的創造力。元稹的文學思想與劉勰、鍾嶸、陳子昂一脈相承，在上述各方面都提出了可貴的見解。尤為可貴的是他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中能夠並尊李、杜。千百年來不少論著認為韓

愈《調張籍》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是針對元、白的。這實際是既不了解元、白，也不了解韓愈所致。因為元、白和韓愈一樣都是並尊李、杜的，而且元稹是現存唐人文獻中並尊李、杜的第一人。他在唐德宗貞元十年(794)寫的《代曲江老人百韻》中詠盛唐文學已做出"李、杜詩篇敵"的論斷。四年之後，即貞元十四年(798)，韓愈才有"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醉留東野》)之句。又過了十八年，至唐憲宗元和十年(815)，他才寫出《調張籍》。而在這之前，元稹已於元和八年(813)寫了《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它與韓愈詩堪稱推尊李、杜的雙璧。由於元序是散文，所以闡發見解較韓詩更充分。應該說，它是唐代惟一一篇系統地從理論上去分析杜詩出現意義的重要文獻。元稹不但高度地評價了杜詩集大成的造詣，而且還再次論證了李、杜"詩篇敵"。他說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差肩"即比肩，是元稹李、杜論的大前提，是作者畢生從未動搖的一貫看法。此文不足之處是緊接上文，他又以排律一體對李、杜作比較說："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杜甫的排律在同輩中的確堪稱獨步，但李白所作雖不多，從《送友人尋越中山水》、《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軍次潯陽，脫余之困，參謀幕府，因以贈之》等篇看，他如有意排律，也並非不能與杜抗衡。更何況元稹既已承認李白不喜歡"拘束"，就不必作那樣的比較，否則易給人以錯覺。五代後晉《舊唐書》編者誤將元稹當作"李杜優劣論"的始作俑者，便是誤會其文所致。其《杜甫傳》說："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發展至北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又附會上韓愈寫《調張籍》斥責元稹之說。從古至今不少學者信之不疑，於是原本並尊李、杜的元鎮，竟成了抑李尊杜或貶低李、杜的罪人(參看張戒《歲寒堂詩話》、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方世舉《韓昌黎詩編年箋注》、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及眾多文學批評史)，顯然與元稹的文學思想不符。

三、李白詩歌藝術的再探討

應當承認，李白詩歌藝術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仍是今後的當務之急。繼續大力研究李詩的藝術既是更深入地認識詩人的需要，也是繼承李白優良傳統，汲取其寫作技巧，甚至是培養今日之李白所必須。余冠英先生曾對我說，有的名詩人非常喜歡李白。但自己寫出來的古體詩卻是杜甫式的。這說明採用李白的手法是極其不容易的。李白有奇之又奇堪稱神來之筆的《蜀道難》，也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靜夜思》等，不說寫出神似之作，就是模仿起來也難於下筆，不探其秘怎麼行呢?本文擬拈出風格問題來作再探討。

文學作品的風格是作家藝術上的重要問題。作家的成熟與此有關。但是大作家、名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凡是詩歌繁榮的時代，詩歌風格總是千姿百態的。唐詩如此，宋詞如此，元曲亦如此，概莫能外。這也是讀者百讀不厭的重要原因。詩人的獨特風格，總是別人難以企及的，即使是大家也不例外，所以宋人嚴羽感嘆說："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等篇，太白不能作。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滄浪詩話》)說李杜有代表性的詩歌風格不同。並不能推而廣之簡單地說他們各自只有"飄逸"或"沉鬱"。其實他們各自的風格也是多變的，因而李杜詩風也是異中有同的。像李白的《望廬山瀑布》和杜甫的《贈花卿》二者的藝術風格究竟有何不同?再如蜀道詩，同屬李白的《蜀道難》與《送友人人蜀》，風格就很不同。杜甫的蜀道詩因面對奇峰高山，"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詩風也起了微妙的變化，有的借用神話以寫山之奇，有。的運用誇張手法以刻畫蜀道艱險，風格便近於李白了。王朝聞先生曾以杜甫"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詩句給我們寫了一幅中堂，其題跋說："人稱沉鬱為重要特徵之老杜往往亦有師友李白型之調皮風格，不知李清秀與吳庚舜同志以為然否?""這很能說明美學家的高度藝術敏感和不同尋常的眼力。如果將李白詩歌藝術風格簡單化，就會做出錯誤判斷，如王士禎所說："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於此可見李白詩歌的藝術欣賞並不容易。

（作者簡介：吳庚舜，中國社會科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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