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加：讓中國老百姓坐在家裡投世界（附演講全文）

05-28

9月30日，深港通即將開通的前夕，香港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他就「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做了演講，這是自9月28日港交所披露深港通交易細則後，李小加首次在現場進行解讀。

他指出，以前是把世界的錢集中到香港給中國，今後就是把世界的貨拉到店裡放在架子上，讓我們中國老百姓坐在家裡投世界。

以下是他的演講全文：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跟大家一起來交流，特別是深港通在即將通過以後，互聯互通新的時代、新的篇章。

我講這個之前稍微回顧一下到底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在金融的結構上面有什麼樣的大的發展。實際上想一想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在開放的問題上有三個大問題發生，第一是轉口貿易，第二是直接投資，第三是資本市場的發展。轉口貿易是中國的第一桶金，直接投資讓中國成為了世界的工廠，資本市場的發展讓今天的中國銀行、保險公司、能源公司、電訊公司、石油公司，都幾乎變成了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

這三件大事都通過香港來做的，轉口貿易、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從青島啤酒一直到石化上市，這麼多年中國這麼多企業上市，直到今天中國在香港上市的總市值裡面60%都是和我們有關的公司。這三件大事是過去三十年里改革開放突出的特點，這三個特點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就是錢在往中國走。無論是轉口貿易、資本投資、資本市場直接融資也好，某種意義上講，香港三十年過去的作用是中國首選的離岸的集資中心、融資中心，過去三十年是中國從窮到富有的三十年，是一個發展的三十年，這三十年裡面一個共同的主題是籌錢、找錢，世界的錢慢慢由於中國發展的機會、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的土地紅利，中國其他一切的發展，使得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資，而中國又急需這些投資來發展。

如果看過去三十年實際上錢在洶湧往中國流，未來的三十年可能這個情形發生了變化，過去三十年中國從一個資本的進口國逐漸向中國資本出口國大規模轉型，中國人今天不再是錢不夠了，中國人今天在很多的問題上根源是錢太多。錢太多又沒有機會投，又沒有好的資產，資產荒的年代錢多人傻，這是一個危險的時代。

這種時代下我們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中間開始考慮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怎麼走。香港本身也面臨巨大的改變壓力，因為三十年前香港一個地方的GDP是整個全中國的幾分之一，舉足輕重，因此香港是富人。

今天中國的GDP變成世界的第二，在座的各位只要三十年前在深圳的，你想想今天的香港和當時三十年前的香港和三十年前的深圳和今天的深圳和今天的香港來比，這個變化巨大。這就意味著香港無論從政治上、從經濟上、從社會上、從心理上，從人民普通的生活上，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相對關係和相對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香港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中的影響非常深入，以至於今天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還在尋找自己新的相對地位的新的地位。

前些年經常聽到我們要邊緣化了，中國還需不需要香港，香港在中國今年GDP是中國的百分之幾。在這種情況，今後的發展香港是不是還這麼重要，這成為香港人民非常關心的問題。香港今天存在很多深層次的矛盾，除了香港本身的本土的生態環境、民生的發展，但是在最終的層面上是和內地之間的相對的關係，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將來怎麼發展，香港對中國是不是還如此重要？和以前的重要性有什麼區別？

以前香港代表著世界的錢，當一個地方當一個人代表錢的時候，你是比較主動的，因為只要需要你錢的人就要按照有錢人的規則來做。過去三十年，某種意義上來講香港自己的日子比較好過的，別人缺錢的跟你商量，你是一個市場的決策者，你決定買什麼不買是有權力的。

今天各方面的變化在發生，以後怎麼樣再找到互聯互通的地位，雙方比較有互補的時候才有可能互聯互通，今天就談到了過去三十年，到了今天發展成這樣的時候，突然發現這幾年香港在搞進一步定位改革，怎麼做新的事情，國家還需要什麼，要重新思維雙方的關係，定位新型市場。

這種情況之下大家突然發現中國的問題出現了很多，一方面繼續需要錢。另一方面，中國人的錢也需要走出去了。有沒有可能自己的錢自己做決定，但是有投資海外的機會。這樣既有吸引新錢進來的想法，中國資本市場要想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意味著就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請進來走出去變成了我們一個核心的滬港通、深港通。

這個問題裡面有一個核心的大問題，能走出去嗎？能請進來嗎？真正的市場上流動性最大的資本市場，既走不出去也請不進來，這就是我們互聯互通要解決的問題，怎麼走出去怎麼請進來。

但最核心的問題是制度的不同，體系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大部分的人希望在家裡走出去。屁股坐在家裡我的錢走在天下，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外國人有沒有可能我想參加中國的發展，但是我不想為了中國的發展穿上中山裝，但是我投給中國的機會。我們要想大規模請進來，必須徹底改變我們的市場結構、我們的監管體系、我們的教育習慣。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像以前，實在不行我們照人家的模子畫一個，咱們今天已經變成世界第二大的資本市場，這個資本市場有很多的挑戰，但是他越來越慢慢變成一個有自己充分的基礎、自己的邏輯、自己的交易習慣、自己的特徵，而且自己改不了問題的一個市場。這個市場你要想讓外國人真正地全面進來，你要麼改自己，要麼改外國人。

說一個很簡單的市場結構的區別，比如市場結構，國際的市場基本上是一個上面是監管者，監管者底下是交易所，交易所周圍幾百個會員，所有的客戶在會員後面。這最大的好處在於我的交易所的工作很簡單，把這幾百個人服務好就可以了，你有很多的機會做很多的東西可以賺錢的。

比如同樣的一個股票，我這邊只要誰要買誰要賣要給我交押金的，如果你這邊一個買一個賣你在我的交易所的位置就是零，你就不用向我交保證金，但是那兩個人都得給你交保證金，你至少有利率可以賺。這是二級結構，全世界的資本市場都是這樣的結構，交易所底下二級單位，券商們發展非常快，因為有巨大的經濟利益來發展。老百姓、投資者都不直接入市，後面則是大基金、大的機構投資者，整個交易所裡面都是機構之間的博弈。

咱們中國的市場發展的時候開始也是這麼發展的。但是我們中間出了一個大錯，就是2000年以後，發現很多券商挪用客戶的錢拿去炒股，炒贏了是自己的，炒輸了以後留了一大堆的黑洞跑路了。整頓治理以後變成了券商幾乎是一夜之間被趕出了市場。結果中國的老百姓，每個人都開兩個賬戶，一個是深圳的，一個是上海的，但是所有的戶都直接跟交易所開，所有的清算結算公司都跟中登開，所有的股票錢都在託管銀行的賬下，中國的老百姓不用再擔心券商想挪他的錢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這個券商水非常乾淨了，好處巨大無比。中國市場相比很多市場來說，技術上來說非常透明，監管上面的手段非常快。儘管效率極高，馬上就可以定點找到誰在幹什麼事情，該抓你就抓你，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國外不可能這樣，一個股票漲了50%，只看到高盛在交易，得給他們打電話，他們得找那個單子，還是一大堆的公司，有可能最後的實際控制人是一個人，但是他控制了很多的股票。

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市場似乎非常乾淨，去年我在香港惹出了一大堆的麻煩，因為我說中國的證券市場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最透明的、最有效的，監管最能夠得力的。為什麼民主，老百姓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是民主。為什麼最透明，一下子就是穿透式的市場結構，執法最有效的也是因為他非常迅速。但是反過頭來講，去年的股災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和我們的這樣的市場機制有一定關係的。

剛才我們講的非常好的這個市場，「好」就是剛才講的很透明，抓人很容易，監管很便利。某種意義上不好就好象是天安(4.2, 0.00, 0.00%)門廣場上100萬人，突然有人喊說那個地方有好事，大家往那邊一走，如果底下的人一個人倒，一片倒下去，那基本上大的災難就會出現。

我們今天的市場為什麼發展，為什麼今天發展成這樣。這也和我們自己國家的國情是有關係的，和我們發展階段也是有關係的。我們既然這麼多的老百姓，我們今天的問題和人家不一樣。我們在1990年的時候聯辦開始創立以後，中國的資本市場，中國的券商，中國的上市公司，中國的證券法、中國的公司法，中國的交易所，和中國的所有證券市場中間的核心的這些東西，都是同一天生的，不是自然慢慢地積累一兩百年形成的。

是因為我們落後太久了要趕上去，我們是把人為地湊起來的市場。這種情況底下他只能不斷地想什麼東西最好，我們從第一天起就是給國企融資的。所以老百姓從第一天起習慣下場，中國是唯一一個市場上老太太能夠拿著小板凳在那兒看K線。

回過頭來總結，就是兩邊的市場無論好壞、無論價值判斷不同，改不了。那怎麼辦？這種情況下我們設計出一種滬港通的方式，實際上不是大家拿著錢到對方去投資，但是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投資。比如這邊是國際投資者，中國投資者在那邊，然後所有的國際投資者想要投上海的A股，將來深港通一開投深港通。外國人下單都是在海外下單，中國的老百姓都通過中國的券商下單。

這等於兩個交易所和兩個清算結算公司他們之間大家都不用見面，大家都不用離開你的交易場所和交易的習慣，完全按照你自己交易本地市場的感覺下對方的單，然後由交易所和清算結算公司把你們兩個市場連在一起了。所有的都用的人民幣，由外幣換成人民幣以後才能拿進來以後交給上海，這樣海外的人民幣市場發展起來了。所以對中國的投資者來說，從滬港通起，特別是從深港通起，中國投資者、中國的老百姓，就已經有三個交易所可以交易了，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

今後港交所會帶來大量的世界公司，這樣的一種模式對我們將來的影響力在哪裡？以前是把世界的錢集中到香港給中國，今後就是把世界的貨拉到店裡放在架子上，讓我們中國老百姓坐在家裡投世界。

今後有些東西有可能是國外的市場開始要向中國的市場靠攏，比如外國可能不需要採取穿透式的結構，因為他散戶沒那麼多，而且散戶人家不願意直接入市。將來長期來看，外國的市場可能要往這邊靠。

因為你二級市場，二級交易的這種結構市場畢竟有時候還是會有券商當壞人，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我覺得將來總有一天海外的市場還是慢慢地發展起來。所以大家經常看到的新的科技技術，所有的技術本身都想解決兩個資本市場結構的大問題。

第一是可信度，大家希望將來這個轉換中間不會突然我的東西變成你的了，一旦轉換馬上就已經是永久性地記錄都改了，這個房子不可能讓別人拿走了。房產證我都不要拿，那這個東西都在上面，不可能變成別人的，這是一個技術上大家希望能夠解決的。

第二是成本，現在畢竟是靠中介有巨大公信力的，像交易所這樣解決大家公信力的問題，如果技術上解決這個問題，大家覺得只要在技術上形成了轉讓，不可能有人搞出鬼名堂來。

海外可能會從技術的角度出發，向咱們市場中的哲學理念逐步看齊。咱們是通過市場上通過一個執行力巨大的政府，權力巨大地政府，在全國的層面建立起這麼一套中央的體系，這在很多的市場中間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他們沒有這個條件，中國有這個條件把他做成。這就是滬港通。

還有一個大家可能會經常問的問題，變成說我們現在滬港通中國老百姓去投一些你們香港的上市公司，誰管？這個我把他形容為滬港通把西餐的菜單拿到我中餐的桌上來了，我把我中餐的菜單也拿到他那兒去了，但是西餐依然是他監管的，中餐是我做的我監管的，再來一個吃中餐的我肯定是100%，如果這個人吃西餐我就不能100%管了，因為不是我做的。但是也不能0不管了，畢竟人家到你這兒來吃，誰讓你把對方的菜放進來的。

反過來也一樣，以前這個監管者之間的合作很困難的，一般監管者都比較牛，你要想讓他們互相低頭很難的，為什麼這次這麼好搞？因為雙方都有需求，兩邊每次幫助對方的時候想著我要等對方來，有巨大的動力幫助對方。監管上的對應性、對稱性和監管互助，是滬港通和深港通一個核心的內容。

講講前景，前景光明，道路曲折。你說深港通滬港通應該做成了，深港通滬港通裡面大家最近南下的量是巨大無比的，北上外國人的投資者他都有一種資產的配置需求。國內的投資者還沒有配置的感覺，但是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認識到了香港已經是中國的第三個交易所了，互相就有交易的發生，南下的量現在是非常大。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是，宣布了深港通之後把總額度取消了。滬港通發的時候有一個3000億的額度。後來南下這一部分額度越來越接近於那個額度了，這個時候很多的大的基金不敢買了，別到時候買到頭了就不允許我買了，只能賣了。所以總額度一取消，大家突然不用害怕了。此外，保險公司本來是不能投滬港通，也全部放開了，所以保險公司現在也大規模地往前走了。

前一段大家可能還看到了，中國老百姓去香港這個市場適不適合我們投，香港好象有一個東西是老千股，我們去了以後中了老千股怎麼辦？我前一段也寫了一個博客關於老千股的問題，老千股的問題爭議性比較大。香港有很多融資工具非常靈活，香港市場之所以有活力，你上市我不管你，你只要符合條件。香港的制度裡面給交易所的職員和官員的裁決空間非常有限。香港的發行，不光是上市很容易，上市以後再融資也很容易，你給你的股權激勵機制，你給你的高管給股票也是沒有問題。反正是一系列的規則，這個規則裡面基本上有一個正當的理由，但是要把規則寫清楚。

但是在香港融資手段如此之方便的時候，有的時候一些公司會出現老千股。香港的法律制度是你得先幹了壞事我再來找你，我不能假設你幹壞事，我給你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控制你不幹壞事。但是在中國寧可走漏一個，絕不冤枉一個。現在由於變化了，很多小公司、很多問題公司，看上去就是那種公司不怎麼樣的，你就要有點高度的警惕了。所以我們要在執法上更加嚴厲，這是大家公認的。

我們盡量多走一點陽光道，什麼地方亮堂去什麼地方，有一些街頭小巷的偏街小巷少去，但是有的人認為誘惑大的膽大的就去，萬一碰到什麼事喊警察，警察來得晚一點也要小心，要注意風險。總地來說老百姓投資者不熟悉的，還是要盡量注意安全。

來源：新金融總裁圈|吳僑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