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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8

　　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的認識及其嬗變，深刻地折射出日本國民性的局限與缺憾。日本一直缺乏有關國家理想及信念的獨立主張和明晰界定，難以在世界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日本民族強烈認同「權力至上」，在國際社會既不能以德感人，也不能以理服人，只能恃強凌弱，屢屢生戰生亂並無不以失敗告終。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精神文化的自主性，尊重社會制度及發展模式的多元性和多樣性，堅持將「和平」與「和諧」作為衡量人類文明進步的尺度。在未來一個不會太長的時間裡，中國再度贏得日本的尊敬，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反映社會前進方向。

　　近代以來，中日關係跌宕起伏，或可歸因於日本對中國的錯誤認識和判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楊棟樑教授主編的研究叢書《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楊棟樑主編：《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共六卷，以下簡稱「叢書」)，通過細緻深入的歷史考察，不僅將日本人對華認識形成和發展的脈絡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更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看穿日本國民性的窗子。

　　一不完整的國民性

　　國民性指一國國民共有的並經常表現的精神特質、性格特點、情感內蘊、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等的總和，是一種較為穩定的心理—行為結構。

　　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不乏優秀品質，但在根本之處存在嚴重缺憾。「叢書」所揭示的日本的中國觀，折射出這個與中國打了多年交道的鄰居，小事聰明、大事糊塗，野蠻與文明雜陳，狂妄與自卑交織，「精神年齡僅有12歲」(1955年5月5日，麥克阿瑟在美國參議院聯合委員會聽證會上說：「如果說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其發展程度上，在科學、藝術、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歲的中年人的話，德國人也完全同樣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時間上的古老以外，仍然處於受指導的狀態。以現代文明的標準衡量，與我們的45歲的成熟相比，他們好像12歲的孩子。」轉引自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4頁)。魔由心生，境由心造。「叢書」告訴人們，多少年來，日本屢屢惹是生非，甚至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鄰國造成巨大災難，確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日本民族善於學習、刻苦勤奮、紀律性強、愛崗敬業、精於鑽研。在談到日本在戰後很快在廢墟上建立一個經濟大國的原因時，日本著名史學家坂本太郎曾說，這是「日本人民能忍受苦難，勤奮勞動，充分發揮創造性和鑽研精神而努力爭取復興的結果」。應該說，這是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判斷。但這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

　　如果世界上存在由一群找不到自己坐標的個人組成的找不到自己坐標的國家，日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之一」。「叢書」通過對1603～2010年間日本的中國觀「從尊崇到質疑」、「從質疑到蔑視」、「從蔑視到無視」、「從無視到敵視」、「從敵視到正視」、「從正視到『競合"」的全面考察與梳理，清晰地表明：在關於「我是誰，從哪裡來，到那裡去」這些重大問題上，日本一直缺乏獨立的主張和明晰的界定，一直難以在世界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正因如此，這個國家——明治維新以前，尊敬、憧憬甚至懼怕中國，明治維新以後，轉而尊敬、憧憬和害怕西方;在道路選擇上，先軍國主義，後「貿易立國」，而今又積極擴張軍備;在制度選擇上，先是追隨中國，後是效仿德國，二戰後則唯美國馬首之瞻——出爾反爾，反覆無常，終究掙脫不了「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宿命。

　　日本對公平、正義與公理缺少應有的敬畏，也缺乏對他國乃至世界關切的應有尊重。福澤諭吉、德富蘇峰、內藤湖南等人，都是日本近代史上響噹噹的知識精英，但他們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不良表現卻令人失望之極。「叢書」指出：「一個無知的民族沒有未來，而濫用『知識"的民族卻會葬送現在;一個無知的學者誤人子弟，而失去良知的學者卻會誤國誤民。內藤湖南由造詣非凡的學者墮落為戰前日本侵華『國策"的『智囊"，其深刻的教訓不只屬於日本，而且屬於世界。」

　　「叢書」還揭露了日本人對華認識的片面、膚淺和偏激。日本對中國研究之深、之細，由來已久。但「叢書」給出的結論是：「日本人微觀認知的精細，並不意味著其對中國宏觀把握及前瞻的準確。事實上，除了極少數頭腦清醒者外，『中國通"及知識精英們普遍低估了中華民族的內聚力、抵抗力和極大潛力，並以此誤導了民眾。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結果，造成了他者評價過低和自我評價過高，或者截然相反，從而導致了行動上的錯謬。」

　　套用卡夫卡的話說，古代日本一直都在中國這個「強大的父親的陰影下」生活。日本自古以來盡情地吸吮中華文明的乳汁，可以說中國是日本文化之母。直到隋以前，日本的統治者不斷地派使者到中國朝貢，接受冊封，可以說，中國是日本之父。但因中國一直對日本形成一種巨大壓力，最終榨出了其華麗的包裝下面藏著的「小」來：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西化的道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出賣」與「背叛」，對中國這一「宏大」與「永恆」進行破釜沉舟式的顛覆。

　　二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根深方能葉茂。一國能否成就偉業，在於見識，更在於心胸。日本戰前想當東洋盟主，戰後想做亞洲領袖，全都無果而終，不在於用心不足、用力不夠，而在於德行不濟。日本的人口和經濟規模都超過英法德，但殫精竭慮經營至今，始終未能取得堪與上述三國相媲美的國際地位和影響，究其原因，也在於它既不能以德感人，也不能以理服人，只能仗勢欺人。

　　日本種族單一，文化高度同質，自古缺乏海納百川的心胸和包羅萬象的氣度。「叢書」以大量史實告訴我們，日本民族的一大特徵就是缺少「厚德載物」的觀念，強烈認同「權力至上」，即只講權力，不講道義。對權力的偏重，不僅普遍地浸透到人與人的關係中，也滲透到對外關係中。所謂「和魂洋才」的「和魂」，其本質也無非是與主張「弱肉強食」的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武士道精神。

　　實力對比的變化是觀察和了解日本對外關係變化的晴雨表。「日本國民對華認識的變遷無疑是與中國國家實力的變遷進行互動重構而形成的。」實力弱時自卑之至;實力強時狂妄之至，一方面把自己標榜為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另一方面把其他民族界定為低劣的、骯髒的和不可信賴的。「叢書」指出：鴉片戰爭使中國在日本的印象急劇改變，從一個可敬、可畏的存在變成一個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的大國，而甲午戰爭更是日本對華觀的全民性逆轉時期，即「中國亡國觀」產生的雛形階段。這個認識，成為「日本在此後長達50年的時間裡不斷推行侵華政策的思想誘因」。日俄戰爭後，日本民眾的「蔑華觀」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確立了建立世界一等國的意識，開始努力宣揚日本中心主義，東洋盟主意識進一步膨脹併產生了所謂「改造支那」的天職論。20世紀30年代，日本悍然發動對華侵略戰爭，出發點就是對「支那」和「支那人」的極端蔑視，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近衛內閣的「支那不堪一擊論」。「『支那"毫無力量還要擺臭架子，是大量的日本人的共同感覺。」(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日本人對亞洲人的高高在上的民族優越感，一直保持到20世紀末。戰後日本人自誇是「聳立在亞洲這巨大垃圾堆里的唯一大廈」，就是這種心理的一個折射。20世紀50～60年代，民意測驗表明，在日本人的評價中，中國人如同朝鮮人和蘇聯人一樣，仍都處在低一等的地位。20世紀70年代有學者對日本人作出這樣的評價：「100多年來，他們的精力幾乎完全集中在西方的思想和西方事物上面。他們大多數人對亞洲是冷淡的。他們有一種看不起其他亞洲人的傾向。」(勞倫斯·奧爾森:《日本在戰後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7頁)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後的一段時間內，日本民眾對中國頗有好感。1980年日本的社會輿論調查表明，被訪者中「對中國感到親切」的，從1979年的71%增加到79%;「沒有親切感」的，從20%減少到14%。(《朝日新聞》1980年9月29日)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人改變了他們以往的立場。正如竹內實所指出的，此時日本人對中國的友好心態，系「深植於日本人心目中對中國的親近感。這種親近感，使日本學習了中國的文明，並使其變成了日本人的文化遺產。而當把中國文明視為日本文明的基礎時，一般日本人總是把從中國學來的東西，看作好的和正面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即等同於對真理的印象」。換言之，當時日本人之所以對中國多有好感，在於戰後20多年的隔絕使日本人對中國產生了神秘感和朦朧感，在於他們久遠的祖先留下的有關中國強大與先進的記憶。隨著接觸的增多和深入，罩在中國貧窮與落後之上的美麗光環日漸消散，「親切感」很快轉變為「很不親近」，「開放的中國同時也在失去其神秘感，已不再是以前那種被憧憬的對象了」。(參見竹內實:《日中關係研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55、359頁)

　　實力不同的國家之間難道就不能平等相處嗎?在日本那裡，答案是否定的。「在國際關係和私人關係中應平等待人或互為夥伴的觀念，一般日本人民卻很缺乏。」信奉武力至上，決定了這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只能是一種單純的權力關係，即征服—反征服、侵略—反侵略、支配—反支配的關係。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歷史證明，四面樹敵的唯一結局就是徹底失敗。

　　巴莫二戰時曾任緬甸傀儡政府元首，是東條英機在亞洲的最重要的一位密友，曾參加日本軍國主義頭目1943年主持召開的大東亞會議。他在1968年寫下的如下一段話就很說明這一點：

　　「就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們來說，再沒有什麼人像他們這樣實行種族歧視，這也是一種完全自以為是的思想方法，因此，再沒有什麼人像他們這樣缺乏理解其他國家國民及讓其他國家國民理解他們自己的能力的了。所以，東南亞戰爭期間，他們做的事無論善與惡，總令人感到他們對當地人盡幹壞事。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們只是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待一切，而且更壞的是，他們強行所有其他國家的國民與他們一起做什麼事時，也總要強迫人家與他們的看法保持一致。即其他國家的人辦事時，只有一條途徑，那就是按照日本人的主張行事。這些軍國主義者們只有一種目的與關心，那就是日本國民的利害與利益。對於東亞各國來說，只能負有一種使命，那就是永遠從屬於日本，成為另外一些『滿洲國"與朝鮮。將日本人的立場強加於人，這就是他們所乾的勾當。這樣，在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我們本國居民之間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的。」 (巴莫：《緬甸的出路——1939年至1946年，革命的回憶》，轉引自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人精神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頁)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日本在經歷了長達14年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對亞洲鄰國和人類社會犯下累累罪行後，遭到慘重失敗，由一個世界大國跌落為一個東亞小國。在盟軍司令部的安排下，日本制定和頒布「和平憲法」，放棄以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取得突出業績，在1968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然而，一如中國老話所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經濟強大後沒多長時間，一些日本政客就打起修改「和平憲法」的歪主意。近年來，日本政府更是在右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但致力於為侵略戰爭翻案，而且力圖再次成為軍事大國，改變戰後亞洲的國際秩序。

　　三中國憑什麼?

　　在非西方世界，日本是第一個崛起的國家，但因採取的方式是侵略擴張、顛覆現有國際體系，遭受慘重失敗。如今，中國正在崛起為世界大國，但中國崛起的理念和實踐與日本有著本質差異。

　　自古至今，亞洲的治與亂，中日關係的好與壞，主要取決于于中國的強與弱。「叢書」告訴人們，如果中國沒有實現絕對強大，就永遠不會得到日本的認同、認可和尊敬，日本就不會讓亞洲風平浪靜。

　　日本對中國認識判斷的失誤，蔑視、侵略中國的失敗，從更深的層次證明中國大國地位的不可撼動。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崛起表現出的與日本的截然不同，則表明在未來一個不會太長的時間裡，中國再度贏得日本的尊敬，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反映社會前進方向。

　　中國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始終保持精神文化的自主性和政治社會制度的獨立性，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從來沒有拱手讓出話語權、生存權和發展權。

　　中國社會多元、包容，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民族的發展，本身就是由一大主流逐漸納入許多小河支流的滔滔江河。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融互鑒而形成的文明。中國文明主張開放性、包容性，強調「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反對世界上只有一種意見、一個聲音，尊重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主張不同國家之間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

　　中國將「和平」與「和諧」作為衡量人類文明進步的尺度，不侵略別人，也反對別國仗勢欺人。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和平、和睦、和諧的追求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在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大的情況下，中國立志與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地球美好家園。中國所倡導的「和為貴」、「和而不同」、「厚德載物」、「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等理念，給人類社會帶來新的希望和前景。

　　「叢書」顯示，自鴉片戰爭開始，日本對中國的認識和評價以蔑視和貶低為主，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依舊不願意承認中國的偉大。但據筆者所知，儘管中國批判日本的戰爭罪行，卻一直肯定和讚揚其在明治維新以及戰後的經濟復興中的表現。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國盛行中日早期現代化比較研究，不少研究甚至得出的結論——日本表現得更為出色。兩國在心態和心胸方面存在的差異，從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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