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大變局與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崛起
自2010年底開始不斷演進的中東大變局，至今已經把整個地區推上了轉型和重塑的軌道。各種力量在變局應對中調整定位，依循民族、教派、國家、地區組織和政治制度等不同分野互動重組。其中，海灣合作委員會在巴林、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政局演變和伊朗問題博弈中表現日趨活躍，影響越來越大。中東地區形勢發展的大局在冷戰時期主要由美蘇相互鉗制所決定，到後冷戰時期則由美國主導和阿拉伯盟友追隨共同推動。如今，區域外主要力量主導意願和能力相對減弱，海合會及其成員國順勢謀求更大權勢，中東的變局遂呈現地區主要力量躍躍欲試、試圖主導地區局勢的新趨向。本文將著重分析海合會在應對中東大變局過程中的權勢擴展及其對地區格局變動的戰略影響，以便更好地把握中東變局的發展大勢。
一、海灣合作委員會在變局應對中擴展權勢 海灣合作委員會其全名實為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通常簡稱「海合會」。自1981年5月在阿聯酋阿布扎比成立以來，海合會就一直致力於加強成員國之間在各個方面的聯繫、交流與合作。進入21世紀以來，該組織成員國在增進經濟合作和社會聯繫交流的同時，加強了外交協調和安全合作，努力提升在海灣地區的影響。2010年底以來，隨著大變局迅速席捲整個地區，海合會在沙特和卡達等國的積極牽引和推動下，在地區事務中日趨活躍，影響力不斷擴大，令世人「刮目相看」。 首先，積極介入成員國內部事務和地區事務，影響地區局勢走向。當2011年初大變局從突尼西亞和埃及蔓延到海灣地區時，海合會的成員國抱團應對，不僅相互提供政治和經濟支持，還於3月派出該組織名為「半島之盾」的聯合部隊2000人(主要由沙特的武裝部隊和阿聯酋的警察組成)，幫助巴林哈馬德國王平定了亂局。對於部分參與海合會的葉門，該組織三次提出並修改調解方案，最終推動葉門薩利赫政府與反對派在2011年底簽署協議，初步實現政權和平過渡，為葉門政局朝著穩定方向發展創造了條件，這在相當程度上使葉門問題在海合會框架內得到初步解決。與此同時，對成員國之外的變局走向施加影響。在利比亞問題上，就率先明確表示支持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設立禁飛區的1973號決議，支持利比亞反對派的基本立場，此舉成為推動阿盟整體乃至其他國家對該決議採取支持立場的重要因素。對於美、法、英等北約國家的軍事干預，卡達和阿聯酋等海合會成員國也亦步亦趨，提供政治、經濟、軍事和輿論支持，特別是卡達還直接派出軍機參與作戰，幫助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在卡達設立辦事處和電視台，為利比亞進入「後卡扎菲時代」發揮了比較重要的幫手作用。在敘利亞問題上，沙特作為在海合會中享有主導地位的國家，在美歐明確表示巴沙爾總統已經失去執政合法性而要求其下台後，就發出了相同的呼籲。同時，海合會還支持阿盟通過派遣觀察團、提出調解方案等方式積極發揮作用，並派出代表參加觀察團。2012年1月，以敘政府未能制止流血衝突為由，率先撤出參加阿盟觀察團的海合會國家代表，對巴沙爾政府表達不滿和施加壓力。2月初，阿盟提出巴沙爾在兩個月之內把總統權力移交副總統、開啟權力過渡進程等要求在內的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倡議，隨後摩洛哥、卡達等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與英、法等國聯署提出議案尋求支持。在伊朗問題上，隨著伊方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等事態的不斷激化，海合會作為一個整體開始制定應對各種可能的突發情況的預案，包括成員國海軍和海岸警衛隊與美歐等西方國家的海軍進行合作等措施。2012年1月，伊朗再次表示要繼續推進核技術開發，海合會國家也再度明確表示了謀求開發核技術的意願；當伊朗與美歐圍繞禁止伊朗石油進出口問題展開博弈時，沙特等海合會成員表示可能增加產能以保持國際油價穩定。這些立場和政策宣示，無疑均已成為影響伊朗核問題未來走向的重要因素。其次，順勢擴員，增強集體應對變局的能力。海合會在成立之初，有沙特、阿聯酋、阿曼、巴林、卡達和科威特共六個成員國，地域局限于海灣地區。2001年12月，葉門被批准加入海合會的衛生、教育、勞工和社會事務部長理事會等機構，參與該組織的部分工作，其規模有所擴展。面對此輪大變局的震蕩和衝擊，海合會2011年5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開的首腦會議上做出了擴大的決定，宣布將吸納摩洛哥和約旦。正如海合會秘書長扎耶尼在聲明中所說：「約旦和摩洛哥與海合會成員國同祖同根、命運相連、制度相似、關係緊密，海合會對於兩國申請加入的請求表示歡迎。」①之前就曾提出過申請的摩洛哥將與海合會建立夥伴關係，而非正式成員；約旦則由於與該組織成員直接接壤並且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具有重要影響，將成為正式成員。由此，海合會的地域範圍從海灣伸展到地中海東岸和北非地區，從次區域性機制向區域性機制轉變，成為中東君主制國家和遜尼派國家加強合作、應對地區變局的一個重要平台。新老成員和夥伴之間發揮各自優勢，加強合作互助，共渡難關。此前，海合會已向經濟和社會問題比較突出的阿曼和巴林提供了200億美元的援助，用於改善民生和應對危機；約旦的軍隊訓練有素，曾派出800名士兵參與海合會派往巴林的「半島之盾」聯合部隊。
再次，進一步加強一體化建設。海合會的運轉由最高理事會、部長理事會和總秘書處組成的領導機構負責，總部設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除每年年底輪流在六個成員國首都舉行首腦會議之外，還定期或根據需要召開六國外交、國防、內政、石油和財政等大臣(部長)參加的會議，以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協調、合作和一體化建設。經過30多年的努力，海合會的一體化建設取得了顯著進展。在經貿領域，2003年1月建立並啟動關稅同盟，2008年1月正式啟動了海灣共同市場，2009年12月貨幣聯盟協議在沙特、科威特、卡達和巴林四個成員國批准生效。在軍事安全領域，早在1984年，六國就計劃組建了1萬人的「半島之盾」快速反應部隊。1993年12月，這支部隊增加為10萬人。之後，六國在2000年底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強調共同抵禦任何威脅；2009年底確定了共同的防禦戰略，防衛一體化建設得到強化。在此過程中，六國還與美歐等西方大國簽訂了各種防務合作協定，不斷加強軍事安全合作。正是這種不斷增強的安全合作和集體防衛能力，為海合會及其成員國比較有效地應對中東大變局提供了基礎和保障。基於此，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在2011年12月的海合會首腦會議上，呼籲成員國建立更緊密的統一聯盟關係，以應對不斷增長的外在威脅。 二、海合會崛起的主要因素 海合會之所以能在應對中東大變局的同時，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和向外擴展權勢，是多方面因素從不同角度和側面共同支撐和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一，比較強大的經濟實力為海合會成員國應對變局提供了有利的基本條件。海合會在最新一輪擴大之前，六個成員的國土總面積為267.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760萬，儘管以油氣和化工為主的經濟結構單一，但經濟實力在海灣和整個中東地區堪稱雄厚。六國佔有42%的世界探明石油儲量和24%的世界天然氣儲量；擁有伊斯蘭金融資產3532億美元，佔世界伊斯蘭金融資產的42.9%；②201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達到1.4萬億美元。六個成員國與突尼西亞和埃及等中東其他阿拉伯國家同樣面臨高出生率和高失業率等問題，分別都超過了2.8%和30%的平均水平，但遠較埃及等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卻為這六國通過發放補貼、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措施來儘快恢復政局穩定提供了可調用的資源和手段。沙特投入1300億美元，在全國內務部系統增加6萬個就業機會，建造50萬套住房，把公共部門的最低工資提高到每月3000里亞爾(摺合800美元)，實施新的失業救助計劃。巴林也建造大批住房，在全國內務部系統增加2萬個就業機會。阿曼提高政府對商品的補貼和養老金水平，增加5萬個就業機會。阿聯酋則投入16億美元修建基礎設施，將軍人的養老金提高70%，並對麵包和大米等食品提供補貼。③這樣大規模的投入和大力改善民生的努力，加上其他的政治和安全措施，使海合會六國的動蕩局勢在2011年上半年較短的時間內就初步實現了穩定，進而為該組織影響整個地區局勢的走向和擴展權勢奠定了基礎。第二，協力應對危機和防止失去政權，是海合會國家加強團結合作和一體化建設的根本目的。這也是促使該組織強勢應對變局最重要的因素。回溯歷史，海合會成員1981年決心建立該組織的「真正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動因是，六個同為君主制的「威權國家」見證了海灣地區「最強大的」伊朗巴列維國王的家族統治在1979年被「民眾的力量」所推翻，他們吸取其中教訓，決定通過加強合作來應對各自國內面臨的政治和安全挑戰。成立後，該組織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加強成員國內部安全措施協調，包括交換和分享情報，相互協助控制和彈壓威脅成員國安全的人員，以便為成員國共同奉行的君主制度提供共同的安全保障。在大變局快速摧垮突尼西亞和埃及兩國政府之後，海合會國家同樣面臨抗議示威風潮的挑戰，維護政權穩定的任務十分緊迫。在此輪變局中，各國反對派充分發揮社交網路等「大規模動員武器」的作用，使抗議運動呈現規模大、聚散快、時間長、掌控難等新特點，對各國執政者都構成很大挑戰。海合會各國民眾的遊行抗議示威活動儘管規模不等，同樣迫使各國政府嚴陣以待。為了相互扶持穩固各自執政地位，它們迅速擱置過去圍繞主導地位等問題引發的分歧和爭議，在沙特、阿聯酋和卡達等國的引領和積極努力下，幫助平定巴林局勢、成功斡旋化解葉門持續近一年的政治僵局，同時積極介入地區事務特別是利比亞和敘利亞問題，力圖對整個地區變局施加影響，並由此使得海合會在地區格局中呈現凸起態勢。
第三，阻遏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乘勢擴展影響力，是海合會加緊擴展權勢的重要對外目的。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裂和鬥爭始於公元7世紀後期，之後貫穿於世界和中東地區範圍內兩大派別的影響力角逐，以及伊斯蘭國家內部執政與被執政地位、重大經濟利益的佔有與被佔有的爭奪。目前在中東，伊朗、伊拉克、巴林是什葉派佔全國人口多數的國家，所佔比例分別約為91%、54.5%和75%，但巴林卻是占人口少數的遜尼派(25%)居於執政地位；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卡達、摩洛哥、敘利亞、埃及、阿爾及利亞、土耳其則是遜尼派佔全國人口多數的國家，所佔比例分別約為87%、96%、70%、84%、99%、74%、94%、99%、91%，而敘利亞則是占人口少數的什葉派(約16%)居於執政地位；在遜尼派執政的海合會國家都存在一定比例的什葉派人口，且多分布於石油資源的集中地區。這就使得遜尼派與什葉派的角力，不僅具有宗教教派之爭，更有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之爭以及地區主導權之爭的含義。這種角逐和爭奪儘管表面上出於政治正確等方面的考量而被有意迴避或刻意淡化，卻始終是在深層次上牽引中東國家間關係和力量組合變動的重要根源。再回溯歷史，海合會1981年成立之時，正值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之後開始向外輸出革命並在1980年與伊拉克爆發戰爭期間，沙特等國擔心伊朗支持它們國內的什葉派推翻遜尼派的執政地位，所以決定聯合起來共同抵禦伊朗的滲透和坐大。後來，在海合會成員國內部的多次騷亂事件中，沙特等國都認為有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第五縱隊」參與其中。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什葉派上台執政，伊朗憑藉與伊拉克什葉派千絲萬縷的深厚聯繫，不斷擴展在伊拉克的利益，明顯增大對伊拉克局勢走向的影響力。隨後，伊朗還進一步加強了與敘利亞和黎巴嫩「真主黨」的關係。沙特、約旦等遜尼派執政的國家，也因此感受到由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組成的「什葉派新月帶」勢力擴張的壓力。2010年底中東大變局開始之後，伊朗認為這是「反對世俗的親西方政權的伊斯蘭起義」，「一個基於伊斯蘭原則的新中東正在崛起」。特別是沙特、巴林和葉門等國的什葉派走上街頭抗議或拿起武器與遜尼派執政者展開鬥爭，客觀上更推升了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的影響力，使沙特等遜尼派執政國家對伊朗影響力擴大的擔憂達到了「狂熱的高度」④，進而通過在海合會框架下加強協作來進行抵禦。 第四，美國支持沙特等地區盟友在中東變局應對中發揮更大作用，為海合會順勢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撐。長期以來，美國都是海合會成員國的重要盟友，雙方儘管在宗教文化、對以色列的政策等方面存在明顯分歧，但基於能源、安全和經貿等方面的長期聯繫不斷發展，特別是經過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的催化之後更是大幅強化。雙方通過能源供應和安全保障、分擔戰爭費用和軍火買賣、大筆「石油美元」存放和斂息、反恐合作等紐帶，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利益關聯。⑤這種聯繫即使遭受「9·11」事件的衝擊也依然堅韌如故，海合會國家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被美國的相關政策影響和左右。面對此輪中東大變局，美國在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加劇以及國際影響力相對下降的雙重壓力下，也不得不謹慎加以應對。總體上，美國高舉支持自由民主的旗幟，站在反對現政府的政治力量和民眾一邊，通過各種手段推動中東國家向民主過渡。而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為了避免再度深陷中東，用儘可能小的代價把利益損害降到最低限度，同時又繼續保持其領導地位，美國則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靈活採取多種對策。其中一個重要做法，就是支持海合會為代表的地區夥伴在變局應對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利比亞問題上，爭取以海合會成員國為代表的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的支持，並以此為基礎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970號和1973號決議，使北約框架下的軍事干預得到「授權」，最終只花費20億美元和6個月時間就推翻了卡扎菲政權；在巴林問題上，支持由沙特和阿聯酋等國軍警組成的海合會聯合部隊「半島之盾」進駐幫助哈馬德國王彈壓抗議示威民眾，迅速平定亂局，確保親美和親沙特的遜尼派政府繼續執政；在葉門問題上，鼓勵和支持海合會居中斡旋，三次提出調解方案，並與沙特等國共同為薩利赫提供放棄總統職位之後的安全保障，促使葉門政府與反政府力量的鬥爭僵局得以打破，開始政權和平過渡進程；在敘利亞問題上，支持以海合會為代表的阿盟為在其框架內解決該問題所做的多方面努力，如中止敘利亞阿盟成員資格、實施經濟制裁、派駐觀察團、提出調解倡議等措施，並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議案供討論和表決；在伊朗問題上，促使海合會國家在經濟制裁和石油禁運等方面提供配合，同時向沙特等國輸出大量先進武器，對伊朗形成威懾和遏制態勢。2011年12月，奧巴馬政府提出由美國和海合會六個成員國共同構建海灣新安全架構的設想，包括加強雙邊軍事合作、多邊軍事演習、在海灣進行海上和空中聯合偵察活動、在科威特駐軍、在海灣部署反導系統等。如果這個構想得到落實，將使海合會在地區架構中的地位變得更加突出。 三、海合會崛起的戰略影響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海合會對內加強一體化建設，對外擴大在地區事務中的存在，其權勢整體上明顯得以擴展和提升。這種擴展和提升濃縮和折射了區域內外重要國家之間、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君主制與共和制之間、阿拉伯人與波斯人之間的多重較量，在給地區局勢走向造成重要影響的同時，推動地區格局發生新的變動，四個方面的戰略趨向變得越來越突出。第一，中東地緣政治格局將進一步呈現「東升西降」態勢。在中東，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重要的次區域，一是東部以海灣為中心的區域，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海合會國家，次區域政治的主要矛盾圍繞遜尼派與什葉派、阿拉伯人與波斯人、沙特與伊朗的利益角力，以及油氣資源供應安全等問題展開；二是西部以巴勒斯坦為中心的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區域，包括以色列、敘利亞、黎巴嫩、約旦等國，次區域政治的主要矛盾圍繞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衝突與和平(核心是巴以衝突與和平)展開，北非的埃及、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等其他國家可以視為這個次區域的延伸，土耳其則橫跨於東西兩個次區域之間。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在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中，由於以巴以衝突與和平為核心的阿以衝突與和平問題長期佔據中東政治議程的核心地位，該地區最重要的地區組織阿盟也由埃及所主導(總部設在開羅)，所以以巴勒斯坦為中心的黎凡特區域一直享有較高的政治重要性。1991年海灣戰爭之後，隨著美國在西促和平的同時，在海灣地區對伊拉克和伊朗實施「雙重遏制」戰略，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東西兩個次區域開始逐步趨向平衡。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和重建開始，特別是伊朗核問題日漸突出之後，這種平衡再度被打破，從之前的「西高東低」向「東高西低」轉變，海灣地區在整個中東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逐步上升。2010年中東大變局開始以來，由於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發生政權更替，敘利亞政府與反政府力量的武裝對抗局勢不斷惡化，巴以和談僵局難有進展、突破的緊迫性下降，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在混亂和動蕩中進一步下沉。相比之下，海合會新老成員和夥伴國則基本保持了穩定，並在地區事務中不斷擴展和提升權勢，影響力走強。加上伊朗核問題及其相關的國際石油市場走向風險和緊迫性進一步凸顯，海灣在整個中東地區政治乃至國際政治議程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由此，中東地緣政治格局「東升西降」的態勢將變得更加突出。
第二，地區合作機制的地位和作用可能進一步提升。中東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二戰結束以來地區合作機制發育最早、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該地區除海合會和阿盟之外，還有輻射全世界、跨政府、跨黨派、跨宗派的「世界伊斯蘭聯盟」(1962年成立，總部設在沙特麥加)，政府間的「伊斯蘭會議組織」(1970年5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沙特吉達，下設發展銀行、團結基金、國際通訊社、文化藝術研究中心等機構，2011年6月更名為「伊斯蘭合作組織」)。地處北非的埃及、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利比亞、蘇丹、摩洛哥、茅利塔尼亞、索馬利亞、蘇丹等國既是阿盟的成員，也是非洲聯盟的成員，部分還是比較鬆散的「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成員。在相互重疊交織的多邊機制中，阿盟成立於1945年3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早成立的地區性國際組織，最初成員只有埃及、伊拉克、約旦、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和葉門等7國，如今已擴大為22個，宗旨是加強阿拉伯國家相互之間的聯合與合作。海合會成員同時均為阿盟的成員。從阿盟的發展過程看，儘管有過埃及、沙特和伊拉克等國圍繞主導權的爭奪，但總體而言一直是埃及佔據主導地位。阿盟總部設在開羅，秘書長除了1979年至1990年間由突尼西亞人擔任外，其餘時間均由埃及人擔任。2011年的新任秘書長阿拉比及前任秘書長穆薩均為埃及外長轉換而來。由於埃及在此輪變局中率先發生政府更替，過渡政府目前忙於重建本國政治框架，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難題堆積，自顧不暇，難以對阿盟的工作繼續發揮主導作用。這為沙特等海灣國家順勢引領阿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在整個地區處於大動蕩、大調整的背景之下，單個地區大國各自面臨不同挑戰，難以獨自主導整個地區局勢走向，區域外大國主導和塑造地區局勢的意願和能力有所減弱，這就使得通過或藉助地區機制發揮作用，日益成為大國和小國共同掌控自身命運的首要選擇。由此，沙特和卡達等國主導的海合會的權勢得以擴展，並以此為基礎藉助和推動阿盟在利比亞、敘利亞等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2012年2月初，摩洛哥和卡達等海合會夥伴和成員與英、法等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聯署提出有關敘利亞問題的決議草案，支持阿拉伯國家提出的解決倡議，並得到美國的支持。同時，俄羅斯、印度、中國、巴西等其他國家也支持阿盟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在此背景下，海合會和阿盟等地區機制的重要性明顯提升。隨著中東大變局進一步深入演進，這些機制在地區轉型和重塑中的作用可能受到更多的重視。 第三，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野和較量將變得更加突出。由於教派矛盾在中東各國複雜交織，歷史上的爭鬥充滿血腥，傷痕一旦撕裂將再度引發暴烈衝突且難以癒合，所以各國政府一般都刻意淡化或竭力避免。但是，深刻的裂痕常常容易激起隱痛甚至再度發作。在這輪中東大變局中，多個國家政府與反政府之間的對抗其實主要就是遜尼派與什葉派圍繞執政權的爭奪：在沙特、約旦和科威特等國，什葉派為主的民眾走上街頭對遜尼派掌權的政府表示抗議示威；在巴林，什葉派尋求把屬於遜尼派的哈馬德家族趕下政壇；在敘利亞，遜尼派則要從屬於什葉派的阿薩德家族手中奪取政權；就連伊拉克在美軍撤離之後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權力鬥爭也有所凸顯。而如前所述，海合會加強團結和擴展權勢，也具有明顯的沙特家族領導的遜尼派聯合抵制伊朗引領的什葉派擴張的特點。這些以教派為陣營的爭鬥，使遜尼派與什葉派潛在的分歧快速表面化和擴大化，在多個問題上摩擦和衝突增多。例如，在敘利亞問題上，遜尼派執政的海合會新老成員國聯合起來，積极參与阿盟對敘的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一致要求巴沙爾政府下台。在巴勒斯坦問題上，2012年2月，卡達出面斡旋推動「哈馬斯」和「法塔赫」在多哈簽署和解和組建聯合政府的協議，據此「哈馬斯」支持「法塔赫」領導人阿巴斯出任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聯合政府總理，力圖削弱伊朗所代表的什葉派對巴勒斯坦尤其是「哈馬斯」大本營加沙地帶的影響。綜合來看，經過在大變局應對過程中的角力，遜尼派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呈上升態勢，什葉派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擴張態勢則受到阻遏，甚至開始出現相對減弱的趨勢。這已成為認識和觀察未來中東格局變動的重要指針之一。 第四，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四國互動，呈現出牽引地區格局變動的態勢。海合會國家擴展權勢，無論是阿拉伯君主制國家聯合鞏固政權，還是遜尼派協作遏制「什葉派新月帶」壯大，抑或是該組織乘勢提升在地區事務中的地位，在相當程度上都充分體現了主導國沙特的戰略意圖和政策取向。換言之，海合會在多個方面的權勢躍升，就等同於沙特在地區範圍內多個方面權勢的提高。而作為中東主要大國，沙特權勢的擴展首先必將導致與伊朗在海灣乃至整個地區的長期角逐，這場角逐在新的地區形勢發展中明顯加劇。正如一位沙特官員所言，沙特對伊朗的戰略是「在海灣接觸、在黎凡特擊退、在伊拉克遏制」，⑥一方面，兩國以伊斯蘭國家和海灣國家這個共同屬性為基礎，保持一定的接觸和交流，包括沙特支持伊朗開發民用的核技術，伊朗情報部長在2011年訪問沙特尋求緩和緊張關係；但另一方面，雙方則基於遜尼派與什葉派、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君主制與共和制、「親美」與「反美」等明顯差異，在敘利亞、巴林、葉門等國政府的去留問題上，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突尼西亞「伊斯蘭復興黨」等伊斯蘭主義力量的政策走向等方面展開激烈角逐。例如，沙特向埃及過渡政府提供了40億美元的援助，同時通過慈善網路向埃及「薩拉菲派」穆斯林提供支持，以抑制伊朗的滲透，防止埃及新政府的對外政策進一步倒向伊朗。由此，沙特與伊朗之間的多方位競爭，成為牽動中東地區大國關係的一條主線。在沙伊角逐的同時，土耳其作為「『阿拉伯之春』最大的贏家」，「在阿拉伯事件中扮演了『最具有建設性的角色』」，⑦順勢進一步實施其「東進」和「南下」戰略，加強與中東伊斯蘭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促進其與沙特、伊朗的關係，在伊朗核問題上反對美歐實施石油禁運甚至願意發揮協調作用，在敘利亞問題上和沙特採取要求巴沙爾下台的一致立場。特別是土耳其順應阿拉伯國家民眾不斷釋放張揚的反以情緒，以及反以的伊斯蘭主義力量政治地位上升的趨勢，在有關以色列的一系列問題上態度則日趨強硬，明確支持巴勒斯坦謀求加入聯合國的努力，對以色列拒絕就2010年5月發生的襲擊加沙人道主義救援船隻事件進行道歉進行懲罰，將土以外交關係由大使級降至二秘級，同時暫停與以色列之間已經簽訂的所有軍事協議，由此導致土以關係持續惡化。而地區安全環境明顯惡化的以色列，一方面通過加緊軍事打擊準備和外交努力推動美歐對伊朗實施越來越嚴厲的全方位制裁，另一方面則利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矛盾，與沙特在遏制伊朗核武野心等方面保持默契與暗中合作。於是，中東開始呈現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四國交互聯動、縱橫捭闔、多重摺沖，主導地區格局走向的態勢。由於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在不同程度上均為美國的盟友，它們在應對地區大變局的過程中都尋求與美歐相互借重和展開合作，美歐則充分利用這些地區夥伴來應對伊朗構成的嚴重挑戰，這就使得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四國的博弈隨著美歐因素的加入而朝著不利於伊朗的方向發展。補記：2012年2月17日，海合會主導提出的有關敘利亞問題的決議草案在聯大獲得137票贊成通過，對敘反對派提供更多支持的主張在2月24日突尼西亞舉行的「敘利亞之友」會議上進一步得到支持。由此，海合會國家和美歐將擴大對敘利亞反對派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支持，為敘利亞局勢的重大變化注入更大推力。海合會的地位和影響力也將隨之進一步提升，而整個地區格局的演變將更趨錯綜複雜和充滿風險。
注釋： ①《新聞分析：海合會緣何踏上擴員之路》，新華網，2011年5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5/14/c-121415871.htm，2012年1月30日登錄。 ②"Top 500 Islam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e Banker，November 2009。轉引自姜英梅：《海合會國家金融業對外合作及中國的機遇》，《西亞非洲》，2010年第10期。 ③Steffen Hertog, "The Costs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GCC", May 31,2011,http://mideast.foreignpolicy.com/psots/2011/05/31/the_costs_of_counter_revolution_in_the_gec，2012年1月30日登錄。 ④Frederic Wehrey, "Uprisings Jolt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11,p.353. ⑤陳萬里、李順：《海合會國家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5期，第19—26頁。 ⑥Frederic Wehrey, "Uprisings Jolt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p.353. ⑦"2011: Annual Arab Public Opinion Survey", Survey conducted October 2011 in Egypt, Jordan, Lebanon, Morocco and UAE, Anwar Sadat Chair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November 21,2011, http://www.brookings.edu/reports/2011/1121_arab_public_opinion_telhami.aspx,2012年2月1日登錄。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