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白頭宮女的閑話

王安憶：白頭宮女的閑話   

   王安憶：白頭宮女的閑話

   

   王安憶是一位我曾經很喜歡的作家。說「曾經」，因為現在我已經不喜歡她了。

   最近，一連讀了王安憶的三本新書《妹頭》、《富萍》和《剃度》，一本比一本讓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不禁想問：當年那個才華橫溢、思想銳利的王安憶到哪裡去了呢？

   這三本新作中的王安憶，彷彿是一名「閑話說玄宗」的白頭宮女，嘮嘮叨叨地說些散發著腐爛氣味的陳年舊事。不，她比白頭宮女還不如，因為白頭宮女訴說的至少是自己的往事與隨想，而王安憶講述的則是她自己也捉摸不定的故事。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認為王安憶是中國當代女作家中最有潛力、也最大氣的一位。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喧囂與騷動之中，王安憶已然停止了自己的獨特思考，毫不掩飾地向市民文化拋媚眼；她已然放棄了自己的藝術探索，僅僅是在訴說中尋找著淺薄的快樂。她的寫作，已經與她自己的生活毫無關連；而她的生活，也日益定格在書齋之中而日益枯竭。

   丹麥思想家齊克果曾經說過：「在我們時代，著書立說已經變得十分無聊，人們寫出來的東西，他們根本沒有真正思考過，更不必說親身經歷了。所以，我決心只讀死囚寫的書，或者讀以某種方式拿生命冒險的人寫的書。」而王安憶自己也在復旦講稿《心靈的世界》中說：「小說不是現實，它是個人的心靈世界，這個世界有著另一種規律、原則、起源和歸宿。但是築造心靈世界的材料卻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小說的價值是開拓一個人類的神界。」正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我不再閱讀王安憶。她已經成為了大上海一名平庸的中產階級——不是年輕的、充滿活力和叛逆精神的、新興的中產階級，而且是中年以後的、基本喪失了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凝固」的資產階級。在她最近幾年的小說乃至在報刊上發表的若干散文隨筆中，我看不到王安憶有任何的激情，而激情正是包括王安憶在內的所有文學創作者的生命所在。

   今天的王安憶，已經不再是昔日那個純樸大氣、個性鮮明的王安憶了。昔日，王安憶在《荒山之戀》中展示過觀念創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也通過元氣淋漓的《小鮑庄》一躍成為「尋根文學」的一員大將。在《紀實與虛構》中，王安憶則為我們展示了她作為學者和思想者的才華。《紀實與虛構》是一部遭到讀者和評論家雙重的忽視和拒絕的作品，但恰恰是我最看重的作品。她是較早走出「尋根」陰影的作家之一，她由「尋根」走向創造。在洋洋洒洒三十多萬字的《紀實與虛構》中，王安憶與其說是在搜尋和考證自己的家族歷史，不如說是在拓展與創造自己的心靈歷史。她在後記中說：「我虛構我的歷史，將此視作我的縱向關係，這是一種生命性質的關係，是一個浩瀚的工程。」她找到了近代以來已經被奴化的上海與躍馬橫戈的古代漠北之間的血脈關聯。在這部「不像小說」的小說中，王安憶全面地展示了她在當代中國女性作家中獨一無二的思想方式和思想能力。「好的小說就是好的神話」，不管成功與否，她至少在主動地作這樣的嘗試。

   再後來，就是風靡一時的《長恨歌》了。在才情揮灑自如的長篇小說《長恨歌》中，王安憶明確表露出欲與張愛玲爭鋒的雄心。在《長恨歌》之前，講述舊上海的故事，幾乎是張愛玲一個人的專利；在《長恨歌》之後，王安憶則擁有了這座殿堂中一把穩固的交椅。雖然數十萬言的《長恨歌》開篇不凡、最後卻草草地收了尾，並沒有真正超越張愛玲那些透視人情世故的短篇，但它剛剛摘取了茅盾文學獎，畢竟給作者帶來了巨大的榮譽。在當代作家中，沒有誰比她更有資格來為上海命名，王安憶為我們製造了一個「王安憶的上海」，這種說法並沒有絲毫的誇張。

   其實，在《長恨歌》中已經蘊含了一種「王女才盡」的危機。讀這部長篇，越到後面，我便感覺到她語言的羅嗦、句子的冗長、段落的粘連、思路的遲鈍。《長恨歌》開始於一個遙遠的時代，王安憶運用她的想像力，能夠在那個她沒有生活過的時代之中揮灑自如；《長恨歌》結束於一個觸摸得到的時代，王安憶卻對這個自己也生活中其中的時代失去了基本的把握——她不知道該怎樣結束這個故事了，只好匆匆地為主人公安排了一個悲慘死亡的命運。這是一部「虎頭蛇尾」的小說。

   王安憶缺少張愛玲的那種對孤獨和寂寞刻骨銘心的感受，王安憶的生活太熱鬧、也太順當了——知青時代，她下鄉也是在離上海不遠的鄉村裡，沒有吃過什麼苦。張愛玲的貴族味道是天生的，王安憶的貴族味道則是自己調製出來的。張愛玲的蒼涼是「落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的蒼涼；而王安憶的蒼涼則是在咖啡館裡看老月份牌的蒼涼。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王安憶走不出上海。上海人很少願意離開上海的，即使是短暫的離開——當然去歐美和日本除外。王安憶也走不出她既定的生活圈子。她趕上了新時期以來任何的一個文學潮流，她從來沒有落伍過。然而，也正是在這一次次的追趕之中，她的獨特性、她的天才被揮霍掉了。這是一種作家本人沒有意識到的得不償失的「追趕」——通過這種追趕，作家個人誠然獲得了榮譽，但作家的作品卻失去了最本質的東西。王安憶在復旦的第一堂課中就強調說：「我們也許會發現，在現代的文學中，作出更大貢獻的往往是身處現實邊緣的作家，比如猶太人，婦女，少數民族，同性戀傾向者，殘疾者，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所處位置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緣故，他們比較自由一些，可以縱情他們的想像，背叛真實和自然。」這段話講得很好。但在講這段話的時候，王安憶有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不是老是處於聚光燈的中心？

   我不禁為王安憶擔憂：她已經進入了中年，進入生理上的「更年期」；而作為一名優秀的女作家，她能夠逃避開文學的「更年期」嗎？

   讀《妹頭》，讀《富萍》，我更像在讀池莉的文字。池莉代表了某一類型的女作家——為市場而寫作。池莉寫的是武漢的小市民，王安憶寫的是上海的小市民。武漢的小市民，俗便俗到底了，在這種徹底的庸俗中，倒也透露出一種善良且真誠的可愛來；而上海的小市民，雖然骨子裡極俗，卻還得裝出一種優雅和高貴來，即使窮得家徒四壁了，還要在頭髮上抹上點豬油，油頭粉面地走在淮海路上，這種偽善令人厭惡。然而，王安憶卻充滿著讚賞、把玩的態度來描述這一切——她一點也沒有想從中掙脫出來的意思。

   王安憶被自己懸在了半空中。她既不了解最底層的慘痛的生活真相，也不了解真正的「上海老貴族」們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傳統。她是上海的外來人。她寫不出如同茅盾《子夜》里的那些資本家來——而在這個變動的時代，這些生機勃勃的資本家才是上海的靈魂。她只好去寫蘇北來的小保姆。

   最後總是無奈的妥協。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王安憶語言上的拖沓——她本來是一位極有語言天賦的作家。在《剃度》的第一頁，她寫一條弄堂，堆砌滿了「行人呢，更是將這裡當做馬路」、「其實呢，它也更像是馬路」、「它就更像一條馬路了」這樣莫名其妙的句子。像是什麼都說了，其實什麼都沒有說。她不停地將同義詞和反義詞聚集在一起，看得人頭昏眼花。第一流的語言就是洗鍊而乾淨的語言，而最末流的語言就是羅嗦而重複的語言——我很遺憾：王安憶不自覺地從前者滑向了後者。

   我沒有對王安憶絕望，我還是希望有一天能夠看到她對自身以及環境的超越——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是必須的。如果她不能完成這種超越，她的創作生命就徹底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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