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林樂知對中國婦女解放的貢獻
1860年踏上中國土地的美國傳教士林樂知，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會在這個古老的國度一呆就是四十多年，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盡頭。這裡，是他追夢的地方，也是他的生命得以升華的地方。他除了翻譯介紹大量諸如《歐羅巴史》、《格致啟蒙化學》、《列國陸國制》等外國歷史、地理及自然科學著作外，還努力學習漢學，致力於中國社會的研究，同時也與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結下不解之緣。
在晚清基督教新教派的傳教過程中，前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用直接佈道的辦法，就是選擇合適地點建立教堂，向中國廣大鄉村、城市的平民百姓講述基督教義，歌頌萬能而聖明的上帝，發布各種宗教傳單，並儘可能廣泛地贈送宗教圖書等，也就是為傳教而傳教。1807年馬禮遜來華後的多數傳教士都是採用的這種方法，雖然他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要想改造具有儒學傳統的中國人的靈魂，這種方法很難取得顯著收效。二是把傳教與改造中國社會結合起來，即通過興辦教育，建立醫院，創辦報刊等，以增強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性，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從而擴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場，吸納更多的華人入教。在這方面林樂知便是傑出的代表人物。正由於他的貢獻，1905年5月他短期回國的時候，受到當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接見，這是極高的榮譽。
1868年林樂知在擔任《上海新報》編輯期間，創辦了中文教會期刊《教會新報》，六年之後將這一期刊改名為《萬國公報》。該報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可謂大名鼎鼎，據說在甲午戰爭之後，它的發行量從原來的幾千份猛增到了1萬8千多份，與上海的另一份報紙《申報》並駕齊驅，成為中國人了解世界、獲取信息最有影響的刊物。《萬國公報》就其實質來看，算得上晚清傳播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窗口，許多尋求新知、立志變革的中國青年，都從中得到了啟迪，譬如康有為當時的一些論著，就吸收了《萬國公報》上的不少知識和理論；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的某些文章，明顯有《萬國公報》的影響；譚嗣同的《仁學》，受到了《萬國公報》的影響；就連社會主義的某些觀念，中國人也是最早通過《萬國公報》了解到的。林樂知辦的這份刊物最終目的在宗教教化方面，但從客觀上看，它在宗教傳播上的影響並不大，倒是配合宣傳宗教而介紹的西方文化卻打開了晚清中國人的眼界，當然它也成為推動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輿論陣地。
林樂知與許多西方傳教士一樣，一接觸中國婦女，最感到困惑的便是纏足。按照西方的人文觀念，婦女纏足是「負上帝造人之本真」（《纏足論衍義》，載《萬國公報》1889年4月），也就是說這種蓄意摧殘人的肉體與靈魂的行為，是破壞了上帝造人的意願。四海茫茫，這世間男女，無論他們有怎樣的人生處境，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此外，人都具有某種特別的感情，正如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感論》中所說的：「在人的天賦中除了自私的本性之外，還有一種本性也是客觀存在的，那就是憐憫或同情。這種人類本性讓我們不由自主地去關心別人的命運，感受別人的幸福，同情別人的苦痛」。正是出於這種心理，林樂知在自己創辦的《萬國公報》上刊登大量言論，反對中國人對婦女身心健康的摧殘，表現出一個基督教徒所具有的憐憫之心與救世情懷。「以布條緊扎，使其肉糜骨折，痛楚難堪，致生成之善足，變為殘跛之廢人，畢生艱難，趨步不便，欲求其小，不顧其苦，貪其美，不計其害。」「皮肉潰爛，疼痛號泣，艱地步履，忍受終身之苦厄。」「觀纏足之時，緊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強使之痛楚難堪，旁觀之人，每為傷心，其父母反鐵石心腸，絕無惻隱。嗚呼！殘忍若是。」（抱拙子：《勸戒纏足》。載《萬國公報》1882年10月）同時，林樂知看到纏足實際上是一種在腐朽文化支配下，對廣大婦女施加的刑法，其醜陋程度超過世界任何國家風俗中對人性的摧殘。讓他無法忍受的是，中國人居然把這種毀壞人性的惡劣行為，卻視為是一種趨之若鶩競相讚歎的「美」。於是他在1878年8月的《萬國公報》上特意刊登了一篇《裹足論》的文章，指出：如果一個人，她哪怕是三寸金蓮，「而縮頸粗腰，安望其步履珊珊耶？美者，不因乎裹足而愈美；丑者，不因乎裹足而不醜」。這是對中國人非理性的殘疾審美觀的直截了當的揭示，發聾振聵。
纏足不僅危害人的健康與心靈，而且還對整個民族的血脈相傳產生消極影響。林樂知深感此害，於是就在1899年11月的《萬國公報》上，刊載了卜舫濟《去惡俗說》一文，從遺傳學的角度說明了這種毒害民族的醜惡行為：「既纏其足，必累其腦，兩足纖削，終身不越閨門，亦何能仰觀俯瞻？詎知生人之知識，大半從見聞閱歷而來，故耳目實為引進知識之門，苟因足小而不出戶庭，則於一切世故，直皆懵無見聞，婦女之知識，每多淺陋，坐此弊也。夫腦既受損，必害及膽力……故婦人於凡事，每存一依傍他人之心，其膽量已消歸烏有，僅剩一團柔靡之氣而已。此等婦女，自外視之，則為美色，然實言之，不過男子之玩物已耳。」這個邏輯推導是很醒目的，纏足勢必造成婦女身體的衰弱，身體的衰弱就會造成身體發育的障礙，這樣生下的孩子有可能是身體單薄，智力低下的。此外婦女由於身體的殘疾，會對性格造成重大影響，最明顯的是膽量怯弱，這勢必又影響到孩子身上。中國衰落了，對婦女的纏足難辭其咎。而今日之中國要強大起來，必須要改造人，使人具有強健的體魄，做到這一點就必先除去像纏足一樣的各種惡俗，剷除對人性的壓抑與摧殘，按照自由平等之理來建構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自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由於歐洲人對婦女的解放越來越深刻，所以他們的國勢也就一天天壯大。解放了的婦女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力量，也是精神生產的力量。反觀亞洲諸國，特別是中國，對婦女的壓制使全國一半人口變成殘廢，這樣，國家難道有不弱之理？總之，纏足是「違天意、蔑古制、招痼疾、戕生命、妨生計、廢人倫和壞心術」（《纏足兩說》。載《萬國公報》1895年5月）。 纏足對個人、家庭、國家都產生極其巨大的危害，那麼怎樣才能革除此蔽呢？林樂知等傳教士認為「病根甚烈且久，非用猛法以治之」不可。首先是政府要以行政手段強制廢除纏足之俗。官員在這方面要起帶頭作用，譬如三品以上官員所生女兒，不得纏足，否則治其有罪。其次用各種辦法向中國人宣傳舊俗之陋，逐漸放棄這種觀念。第三是使用經濟制裁手段，「按戶按口，遍量其足，凡小三寸者日期捐錢30文，足大至5寸半，日捐僅錢5文，若至6寸即可免捐。纏更小者照數加捐，放略大者照數減捐。若竟有小逾3寸者，則加捐至日50文。」（《天足會陳詞》，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855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年）此外，傳教士對歐美女子婚姻、教育、職業以及參加社會活動、觀念意識等都進行了介紹。為了扭轉中國人對婦女的態度，林樂知著有《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書，介紹了世界各國婦女情況。他寫這部書的目的是以「各國女人之地位，與其看待女人之法」來考查中國對待女人的態度，以及在各國之中，居於何等地位。他現再強調一個國家婦女不解放，絕無振興之望，這對貧弱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所謂釋放女人者何也？釋放世人，固為第一要務，但釋放女人上端，實為拯救東方諸國之良法，而中國尤亟，因對症發葯，非此不能奏效也。」（林樂知《論中國變法之本務》，載《萬國公報》1902年6月）他還宣傳說：「現在新教諸國，女人之地位，皆已得與男人平等，無論何事，皆可任令女人為之，男女共事，不以為羞，成為釋放女人之極致矣！」（林樂知《論男女之分別及其關係》，載《萬國公報》1902年6月）「中國女人之地位，尤較男人為下，女人無名分，故亦無權利。舉辦中國二百兆婦女，盡成為無用之人，即成為分利之人，國家之積貧而成弱，風俗之積陋而成愚。……觀其看待女人之情形，即可明證其為何等教化之國矣！不釋放女人，即為教化不美之見端，永遠幽閉女人，亦即為教化決無不長之見端也」（林樂知《論中國變法之本務》，載《萬國公報》1903年1月）。林樂知反覆告誡中國人，婦女的地位和國家強弱是緊密聯繫的，以此喚起人們對婦女解放的重視。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婦女解放上的所作所為，客觀上衝擊了封建觀念，啟迪、刺激了中國人的思想。康有為的戒纏足思想的行動，就是受到刊登在《萬國公報》上文章的啟發，從而1883年在家鄉南海縣成立了不纏足會，成了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不纏足會。梁啟超在外國傳教士辦的女學面前，感到「俟教於人」的恥辱，於是在上海聯合同仁，創辦了第一所女學。林樂知與他主辦的《萬國公報》，對於中國婦女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當初沒有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努力，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無疑將會推遲幾十年，從這方面來說正是林樂知這些人讓許多中國婦女在萬馬齊喑的黑暗社會，看到了一絲曙光。
然而，時過境遷，如今的中國經濟有了高速增長後，一些人覺得有必要對自我的文化價值重新進行評估，於是反對西方文化霸權喧囂塵上。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些人就開始懷疑、否定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積極意義。馮驥才先生在《魯迅的功與「過」》一文中指出：「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來西方傳教士那裡。……魯迅在那個時代，並沒有看到西方人的國民性里的埋伏著的西方霸權的話語。」他斷定「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源於西方人的東方觀」，認為魯迅是以西方人的眼光來診斷中華民族的病症，因而，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在客觀上論證了西方霸權主義者征服東方的合理性。 我認為這種指責是沒有任何道理的，魯迅雖然受了西方傳教士的某些影響，但他的國學底蘊相當深厚，並且出國留學，視野比較開闊，這樣他就能夠在對比中看清中國人身上的各種醜陋，而這些醜陋嚴重阻礙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從而他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意在改變中國的國民性，從文化精神上鑄造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中國人。魯迅不是西方霸權主義征服中國的代言人，而是主張「拿來主義」的一位新文化運動的勇士。此外，我們也要承認這樣一個事實，許多西方傳教士用畢生的精力致力於改造中國社會的工作，並非全是壓制中國的文化霸權主義，如果沒有他們的「文化征服」，中國會處於怎樣的生活狀態，無需細說，凡是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想得明白。因此，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有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的巨大貢獻，可以說：他們是率先引導中國人脫離愚昧無知的思想導師，更是推動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來源：網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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