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億中國人,為什麼只有溫州人不仇富?-頭條網

溫州是中國「最盛產老闆」的地方。自改革開放始,作為老闆、富人代名詞的溫州人的巨量財富就一直被聚焦於鎂光燈下。他們因財富收穫掌聲,意氣奮發;他們也因財富而時常被污名化,「炒X團」的稱謂屢屢如影隨形,令他們蓬頭垢面。

但是,「仇富」心理在溫州卻從來沒有市場。

只要回望溫州模式30年走過的坎坷歷程,不難為這一結論找到足夠的註腳:因為在改革開放中率先成為中國最富裕群體的他們,都是草根創業者;因為改革開放前2/3掙扎於溫飽線之下的他們,每個人獲得財富的機會均等;因為他們的財富積累史,本質遵循的是市場經濟規律。

「溫商十強」8人出身貧寒

多年來,溫州已經給人們形成了「刻板印象」:財富之地,遍地是老闆、滿街跑豪車。網友為溫州人算錢的最新版本是——「民間資金高達9000億元」,溫州老闆的豪車也在被盤算之列:「2012年溫州車管所公布溫州車牌的豪車:賓利105輛、勞斯萊斯66輛、路虎3061輛、寶馬23993輛等」。

其實,30多年前的溫州很窮,且是交通封閉的「邊窮」。上世紀70年代,「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洞頭靠貸款吃飯」的段子在溫州流傳甚廣。

1978年前,溫州平陽、蒼南兩縣有不少人靠討飯為生。文成縣民政局改革開放初始的一次調查顯示,全縣有104戶人家賣兒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糧的人佔全縣35%。該縣一位年輕幹部下鄉發現,一位農民為糊口度日,把老婆典給人家一年,換得二百斤番薯絲;一對老光棍兄弟,由於窮沒有錢娶媳婦,後來2人暗地裡共用一個老婆。溫州某縣政府秘書在當時給領導的一份上報材料中寫道:「現在縣裡山區還有『光屁股』的情況,不少地方婦女計劃生育不敢出門去『結紮』,原因竟然是沒一條足以蔽體的褲子」。

溫州當時窮困的原因被歸納為「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國家投資少,可用資源少,交通條件差。1978年,溫州農民人均純收入113元,遠低於全國134元的人均標準。溫州人均耕地僅為0.41畝,不足國家當年人均1.55畝的1/3。溫州與外界的交通曾被稱為「水(溫州方言諧音同『死』)路一條」,由此來形容溫州交通不便。而改革開放前30年間,國家給溫州的投資總額只有5.95億元,僅占國家對浙江投資總額的3.24%,僅為寧波的1/4,與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極不相符。

那是一片無富可仇的「荒地」。

今年「胡潤百富」發布的「全球最具影響力溫商」前十強中,有9人出生於1951年~1969年,8人出生貧寒,他們的青少年正處於溫州最窮困不堪的時期,他們絕大部分來自溫州農村的貧困家庭。迫於生計,他們中絕大部分10多歲就開始輟學謀生,歷經大浪淘沙,終成億萬富豪。

溫州人發跡之初,文化程度普遍極低,因此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軍團中起點最低的一群創業者。沒有文化就敢於帶著脫貧致富的渾身膽氣創業,一直是溫州人「敢為人先」的寫照,也成為貧困之於溫州留下的痕迹。

民眾書寫創富「血淚史」

1980年前後,中國的各個角落冒出了一批操著奇怪方言、形色匆匆的神秘人群。他們是推銷紐扣、晴綸布或電器的商販,或是彈棉、修鞋、做裁縫等的手工藝人,這些人省吃儉用將這些錢匯往了同一個地方——家鄉溫州。

正是這群遊走於大江南北的溫州人,使溫州在改革初期迅速崛起。1986年底,溫州700萬人口中有200多萬人從傳統農業轉入工商業,當地家庭作坊增至14.65萬戶,有數百個專業市場,其中樂清柳市電器市場、橋頭紐扣市場等十大市場被譽為中國改革的「東方啟動點」。

樂清柳市電器市場

每個勇於擺脫貧困闖蕩致富的普通溫州人,都在書寫各自的「血淚史」。

多年前,一個叫吳伯康的溫州人跑到拉薩,第二天就氣喘吁吁地擺攤做起了修鞋生意。時值寒冬,高原刺骨的強風颳得帳篷噼啪作響,他身邊卻沒有任何取暖設施。一年時間,他從拉薩郵局匯出2萬餘元。

在銀川市區明德路上的「小溫州」服裝店裡,一對溫州來的夫妻搞起了個體裁縫店,一個7斤重的女嬰剛剛降生。早在懷孕時,雙方家長就多次催促女主人回老家休養待產,但就在嬰兒落地前的3小時,女主人還在店中接待顧客。

來自溫州蒼南宜山區的潘志超,挑著1000多套再生晴綸衫在巴蜀山水間遊走著。他的經驗是,越是人跡罕至的地方產品越好賣……

他們不僅收穫財富,有時也面臨著不測。

1981年,溫州市公安局接到一封來自北京的急電:「北京市西單發生一起罕見的殺人碎屍案,經初步偵查被害2人均為16歲左右的男性,來自你市永嘉縣江北鄉」。最終被證實兩名死者為一個半月前去北京推銷紐扣的15歲溫州永嘉孿生兄弟黃曉凡、黃曉林,因推銷過程中與他人發生糾紛被害。

流血、流淚甚至付出生命,溫州人獲得財富沒有捷徑,唯有放膽一搏和幾多艱辛。走遍千山萬水、講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歷盡千辛萬苦,斯為「溫州精神」。

這就是溫州大眾財富積累的核心秘密。一位多年關注溫州的新華社資深記者發現,即便溫州與溫州人的財富時常被污名化,但在溫州,「仇富現象」從未出現過顯性化的發酵:「在溫州,如果你『仇富』,人們就會反問,別人能通過吃苦創業致富,你為什麼不能?」

公平追求財富的機會均等

「溫州吃不飽飯的和10億以上身家的人數量都很少,中間階層的人數最多,財富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菱形分布。」溫州著名本土經濟學家馬津龍表示,溫州民眾財富積累開始得最早,而且都是自下而上從農村最底層開始,這些先富群體往往又有很強的家族觀念,一人致富後帶動一族人脫貧,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財富的菱形分布,在溫州改革開放初期崛起時就形成了格局。1985年,溫州市工商部門選擇商品經濟活躍的蒼南、樂清、瑞安等幾個縣的147名購銷員做問卷抽樣調查。結果表明,購銷員70%是40歲以下的青壯年,不少購銷員甚至是18歲以下,其中小學和初中文化佔了84%。業務經營狀況:年購銷額3萬~30萬元範圍內佔70%,最低1萬~2萬元僅佔2.74%,最高100萬元以上佔2.1%。從購銷員的年齡分布、學歷和業務額分布情況來看,大量是青壯年的農村低學歷人群,不存在壟斷或權貴背景的狀況。

有學者對溫州的這種財富結構給出形象的比喻:這是一位「腰部」粗壯的農婦,長相不怎麼漂亮,姿態不怎麼優雅,但身體強壯,行走如飛。

這恰恰證明,溫州人公平追求財富的機會是均等的,其普遍從事的工商業,本質遵循的是市場經濟規律,財富差異的原因僅僅體現了個人才能的不同,兩頭小中間大,合乎概率。

由於溫州改革的全民參與性,其改革又堅定且日漸成熟地追尋市場取向,每個人獲取財富的機會相對均等,財富的積累亦相對均衡,「仇富」心態勢必難以成為主流意識。由此,因財富裂變可能產生的社會結構性壓力消融於無形,進而帶來了社會的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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