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歧途的中日民族主義：當「民族」替代「國族」

作者=鄒思聰

2016 年初，日本神戶大學教授王柯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之邀，開展了一次小型著作研討會，作為媒體，我也去聽了王柯先生講座。

當時他剛剛推出新書《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其時我正同時閱讀秦暉先生的《走出帝制》，以及王柯此前的著作《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深覺這些書之間觀點勾連，給人帶來的啟發與疑惑同樣巨大迷人。

那時我最想做的選題，便是——「何為中國」。當我從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王明珂《華夏邊緣》（台灣）、葛兆光《宅茲中國》閱讀到趙汀陽《天下體系》、秦暉《走出帝制》，便陷入這些學術著作難以自拔。

「中華民族」，來自日本的誤解

「何為中國」為何重要？

作為華人，如果長期生活在兩岸三地的交叉之中，便不可避免遭遇這種關於身份認同的疑問。但王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便是從近代日本，去尋找近代中國。

在那次研討會的演講中，王柯開門見山，「那些留學歐美的學者，多數沒有成為中國近代國家的設計者，而是留學和流亡日本的革命家、思想家，他們在日本接受了近代國家的思想。」

這也是王柯專著的主要觀點。「中華民族」概念的發明者，自然是梁啟超等近代著名知識分子，但他們理念的來源，則正是「借鑒了鼓吹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近代日本」。而這一觀念，從根本上是一個「來自日本的對近代國家的誤會」。而這一誤會，造成了諸多惡果。

最大的惡果至少包括：中日民族主義的敵對狀況至今不休，其次則是讓傳統中國的邊緣地帶離心離德——而這是在傳統的天下中國，所不曾長期存在的現象。

孫中山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他曾對國民黨有言：

「漢人向來號稱是四萬萬，或者不止此數。用這樣多的民眾，還不能夠真正獨立，組織一個漢族的國家，這實在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還沒有徹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必要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

在王柯眼中，包括孫中山、汪精衛、梁啟超等一大批社會精英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家、革命家，都在同一時期，受到日本的劇烈影響——日本國粹興起之下的民族主義，是其影響的內核。

梁啟超是最早使用「民族主義」一詞的思想家，如同他一貫的雄辯文風，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梁啟超認為，民族主義是「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義」，「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梁啟超單純地理解了民族主義，這也讓他單純地理解了以民族建國的含義所在，以為民族可以任意劃分。在梁任公眼中，十九世紀，世界進入了民族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時代，而若一個國家未經過民族主義階段，則不能成為近代國家。百年前到達日本的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在沐浴了日本興起的國粹之風後，普遍認定民族主義像孕育孩童的胚胎一般，而民族主義變為民族帝國主義，則如同孩童變為成人。

讓梁啟超痛心的，是彼時中國「尤未成為胚胎」，所以抵抗民族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列強，不啻為以卵擊石。

梁啟超與後來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有顯著不同，他幻想般地將整個中華視為一個民族——而華夏中國素來包羅了諸多種族——在他的論述中，民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這不同於後來基於「一個民族形成一個國家」的觀念，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認為一片疆域中是一個民族。不僅如此，他對「漢人立國」的觀念表到過尖銳質疑——因為按此觀點，中國則必然面臨「分疆裂土」的下場。在梁啟超眼中，排滿不是為了排斥滿人本身，而是推翻「惡政府」。

也正因此，梁啟超發明了「中華民族」的概念。然而梁啟超儘管是民族主義最早的引入者與「中華民族」概念的發明者，但他浪漫美好的觀念，顯然如同無根之木。其根源在於，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興起，一個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可以承載一個多文化的共同體，一個單一的文化共同體，也可以變成一個單一的政治共同體——卻不可能一個多文化共同體，直接變成單一的政治共同體。

而傳統的中華天下，如果要轉變為英美式的近代國家，則必須走政治共同體到文化共同體的道路，這一過程必然漫長，而中國精英在日本的學習，讓他們選擇了一條相反的道路。

彼時更流行也更實際的觀念，是一種「民族建國主義」，包括孫中山在內的諸多政治家，都鼓吹的是建立「漢民族政權」的「漢人國家」——而梁啟超的美好設想，則因為沒有足夠的凝聚力，沒有看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體的排他性，因此被視為「此言有類夢囈」。

而無論是梁啟超主張的民族主義來立國，還是孫中山等人主張的「民族建國主義」所形成的徹底的漢人國家，都圍繞著「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 ）的概念而出現。

王柯對Nation State的翻譯歷程，有自己的獨特見解，這源於他對日本譯法的研究——Nation State翻譯為「國民國家」時，原本與君主專制（ absolute monarchy ）相對，「國民國家理論的核心，是人民支配國家主權，即主權在民」。在這種意義上，是「民意」，而非君主意志，主宰著國家主權。

然而將其理解為「民族國家」，則主要來自日本思想家的理解與闡釋——梁啟超沒有認識到，民族與民意，事實上沒有必然聯繫。中國的大多數「民族建國主義者」，則更是基於清朝統治的歧視政策認為，不平等的產生與民族高度相關——因為民族不同，所以利益不同，那些多民族的國家，必然不能做到讓所有民族都享有同等權利。

激進的觀點鼓吹，「一國而容二族，則舍奴隸之外，無以容其一，否則滅之，否則融之化之」。而當時跟隨孫中山的汪精衛則公開主張，願「我族實現民族主義」，「以一民族為一國民」。

「所謂的民族建國主義，不過是誤解』國民』必須以『民族』甚至是『種族』為基礎，因而為了打造『國民』而提倡的一種削足適履的民族主義』」，王柯評論道。

儘管梁啟超有更開放的設想，但無論是一族一國，還是五族共和，終究將現代國家與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這也成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重要標誌，這或許有利有弊，中國從此徹底告別傳統的中華天下，進入近代國家體系，但壞處則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同時，也讓邊疆地帶迅速分崩離析，東亞也迅速陷入敵對狀態。

這一過程日本觀念的引入當然難辭其咎，但日本的角色也耐人尋味——在這種不斷交流與衝突中，中國成為它的學生，成為它的盟友，也成為它的敵人。

中國精英的國粹主義思想

日本引入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主要學習了迅速崛起的德國——以三十年戰爭結束為標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神聖羅馬帝國權威掃地，德意志努力建設統一國家，這成為近代民族國家成型的時代。

1862年普魯士威廉一世即位，任命俾斯麥為首相。俾斯麥信奉小德意志主義、主張擺脫奧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各公國。他停止議會，積極擴軍，成立以普魯士為主導的北方德意志聯盟，迅速地實現德意志民族統一。

民族國家的第二種邏輯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教訓。本來，國家主權和個人權利同構自洽，個人權利、理性和民族認同一起構成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然而，有的民族國家在整合的過程中，並非像英美一樣經歷漫長的自然形成的認同，並且有長時間法治的傳統和個人權利的啟蒙，而是靠「大東亞共榮主義」（日本），「泛日耳曼主義」（德國）「共產主義」（蘇俄）等等迅速整合崛起，這樣的民族主義不僅不能保障人權，相反以這些意識形態形成的民族國家，從現代性三要素中，硬生生抽掉了「個人權利」這一現代核心價值，這樣的民族主義立即畸變，而服從理性的官僚機器變成「盡忠職守」的食人魔。意識形態高於一切，個人變得無足輕重，法律不再是社會組織的基石，民族國家黑社會化，這一切，便構成了極權主義的本質，愛國主義也就成了極權主義的宣傳。對內導致集中營、大屠殺、大清洗，對外導致世界大戰，這樣的畸變代替了民族自決和保護人權，在20世紀給人類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

王柯得出了相似結論，那便是這樣形成的近代民族國家，不過只走到近代國家的第一步，「與主張天賦人權、主權在民、人人平等，強調國民對國家的權利的國民國家之間，具有相當的距離。」

王柯認為德國是歐洲的另類，不同於英法，「西歐重政治，德國重文化」，西歐以地緣為單位，德國以血緣為媒介，因此，nation在西歐接近「國民」，在德國則接近「民族」，英法美從政治共同體走向文化共同體，而德國則反之。

與英法美相比，德國建設近代國家的模式，nation為手段，確定國家性質與範圍才是其根本目的，而德國則直接建立在共同語言、宗教、文化和歷史淵源等基礎上。

日本對德國模式相當青睞，是因為日本改革與德國相當程度類似，且日本也需要迅速崛起，而非漫長養成。明治維新的實質，便是打破封建幕藩體制和身份制，將全國各階層結合為同質、具有共同歸屬意識的nation。

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學習德國也經歷過不同階段，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一個從「國民」到「民族」的階段，日本的思想家也與德國驚人類似，開始時徘徊在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最終拋棄了自由主義，選擇了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在明治維新初期，儘管明治政府仿效德國模式建設國家，要求服從，但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批判道，「日本只有政府，沒有國民」，明治政府只追求將國民變成「政府的玩偶」。

而這一追求民權的高潮很快退去，「國粹主義」在日本迅速興起，這一時間的日本，與德國驚人一致，亦即從「獨特的文化」層面重構日本民族。通過日本民族的建構，強調日本國民區別於他國的獨特歷史與文化傳統。王柯認為，這一時期的日本，「是一個以共同的歷史文化為基礎構建出來的政治共同體，達到強化日本國民愛國主義精神的目的。所以國粹主義一般又被稱為日本主義。」

究其實質，由國粹主義傳播開來的「民族」，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日本國民」，與作為文化血緣共同體的「大和民族」的結合。

正是經歷這樣國粹主義的階段後，「民族」一詞在日語中才得到普及，「大和民族」也變成了日本的象徵，日本社會終於完成了「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建構。這種以國家為根本、以天皇為日本精神象徵的國粹主義，深受德國近代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影響，兩個同為君主立憲制的國家，顯然更加惺惺相惜。

而與此同時，當日本國粹主義大肆興起之時，正好是中國近代思想家、革命家大舉進入日本的時間，兩者重疊之下，中國思想家從日本汲取的建設近代國家經驗，就變成了王柯所說的，「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了。

梁啟超當然不能倖免。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他在日本開始博覽各類社會科學書籍，「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

他枯腹得酒的最大「成果」，便是創造了「中華民族」；而孫中山、汪精衛等人，又從另一個角度「民族建國主義」，進而強化了民族主義，便如同日本一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此決心建立一個驅除韃虜的漢人中國。

這個誤會對於需要迅速學習建設近代國家的中國思想家來說，不啻為一個巨大陷阱。王柯認為，「直到二戰結束之前，日本人完全將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文化共同體與政治功能和共同體完全等同，對國民國家的理解完全落在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框架的舒服之中。」

事實上，直到如今，日本對於民族概念的認識仍然極為抽象——因為不似中國的多民族國家性質，日本人天然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島國之上，因此「對於生活在這種特殊環境中的大多數日本人來說，以血緣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的民族＝國民，乃是一種天經地義的自然事實」。

而也正是在這種思維邏輯下，日本才產生了日制漢詞的「民族」——而中國，則正是不加分辨地吸收學習，自以為「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

王柯質疑道，「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如果按照『文化共同體等於政治共同體』、『民族等於國家』的邏輯，無數國家只能無休止地分裂下去。」

「登陸日本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家們，甚至沒有理解日本之所以在強調 nation為『國民』之後，才強調 nation是『民族』的原因，便憑藉著對日本的一知半解，囫圖吞棗般吸收『民族』的理論，因為他們只有救中國的熱情，而沒有深入了解日本的慾望。」

日本浪人對中國革命的幫助

那日與王柯先生在晚飯間，我們再次聊到近代中日關係。

出於長久以來的疑問，我問道，到底是蘇俄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還是日本對近代中國影響深？王柯先生並未直接回答，而是問道，「你們覺得孫中山的』中山』兩個字，來源為何？」

我和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兩位編輯面面相覷，沉默半晌。他說，「中山來自於日本人的姓氏，這對日本研究中日關係的人來說是常識，但在中國，許多學者卻茫然不知。」

我明白王柯用意所在。除了不加分辨地學習日本近代民族國家觀念，事實上，中國革命家，特別是孫中山等人，在現實中也與許多日本人過從甚密——而其中日本大陸浪人團體「黑龍會」，甚至成為了中國革命的搖籃。他們親近中國革命黨人，並且贊成孫中山等人的「漢人革命」思想，便是覬覦東北滿蒙的土地——這實際上是民族主義的正常邏輯。因為基於民族主義建國的思想，漢人國家自然不會包括滿蒙地帶，那麼這一地帶，日本民族自然可以任意擴張。而這一地帶是如此重要，為了抵禦蘇俄的南下入侵，從而實現「大東亞共榮」，日本對於此地誌在必得——這成為日後日本展開侵略的「正當性」理由。

黑龍會之所以叫黑龍會，是因為其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以流淌在滿洲和西伯利亞之間的，黑龍江為中心的「經營大陸的大業」。

中國同盟會所以能在1905年7月於日本建成，便由黑龍會引介興中會（孫中山、汪精衛等）、光復會（章炳麟、蔡元培等）、華興會（黃興、宋教仁等）合併籌備而成，而同盟會成立的地點，便在黑龍會靈魂人物內田良平的家中，黑龍會也因此自名「支那革命黨的搖籃」——他們認為，中國革命直接由他們這些「東亞先覺之士」哺育而成。除此以外，「黑龍會」與日本軍部關係密切，他們的「大陸經營論」與日本軍部主張侵略大陸的勢力不謀而合。

一個令人驚異的記錄是，內田良平曾說，孫逸仙來到日本為準備革命頻頻奔走時期，「曾說過只要日本援助革命黨，革命成功之際，便為日本讓出滿洲之類的話」。樂觀的大陸浪人認為，「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說的那樣放棄滿洲，至少也可以輕而易舉地達成協議，將該地區完全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從而排除威脅東亞不安的因素」。

——足以看到，日本所謂「東亞不安的因素」，正在於蘇俄勢力。王柯在這本論著中，並未提及蘇俄對整個東亞的威脅，或許是本書重點不在此，但蘇俄對中國和日本的影響，我也認為不亞於日本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日本國粹主義興盛之際，日本人普遍認為，東亞國家只有日本覺醒發展，足以抵抗俄國，而朝鮮和中國都難堪重用，這是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的背景。但更進一步的，「大東亞共榮」意識形態在此基礎上被合理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抵禦歐洲列強——主要是蘇俄共產主義。以至於入侵中國滿蒙地帶，反而成了日本為消滅「東亞不安的因素」而採取的必要措施。

在秦暉《走出帝制》一書中，同樣討論過孫中山是否說過類似的話，以此探討孫中山是否「賣國」。秦暉與王柯持類似觀點，那便是孫中山只是「嘴上說說」。事實上，孫中山即便說過送與日本的類似承諾，也無非是為了尋求日本支持，以早日推翻清政府的策略。黑龍會早早開始策劃滿蒙獨立，但孫中山則並非真心實意將滿蒙送給日本，也因此，孫中山在後期被內田良平等人視為背信棄義，並且革命後的中國，反而被黑龍會等人敵視，認為「支那的共和政體將來必然成為實現日支提攜的一大障礙」，如果要保持日本對中國的指導地位，則必須將中國的共和政體，改為君主立憲制。

所以在中國近代革命中，不僅孫中山等人錯誤地理解了民族國家，也讓日本大陸浪人從另一個角度，盤算著中國革命的成果，他們一度將中國革命，看作東北滿蒙、西藏等地區囊括進日本勢力範圍、乃至成為日本領土的契機。

由於日本的特殊性，導致其在近代國家的建設中，追求了「單一民族國家」，蘇俄的威脅與東亞的落後，以及其自身的崛起，使其充滿了某種「救世」情結——因此日本普遍情緒認為，「指導東亞不受歐洲侵略是日本的天職、日本具有拯救東亞的使命。」

這份使命感促使日本浪人支持中國革命，也促使日本浪人反對中國革命的成果，更促使其後來對中國的長期侵略。而和德國的命運一樣，這種包裹在「亞洲主義」中的日本國粹主義的優越感，最終將日本引向了毀滅之路。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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