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山玉器，上古頂峰——龍山時代的玉器西傳與文化融合（上）
【內容摘要】該文為作者所創伏羲學第二部分《玉器之道》系列論文之九。根據考古、文獻雙重證據，論證湖北石家河文化是西擴南蠻支族的文化，是中古楚族的祖族；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是伏羲祖族的文化，黃河中游的陶寺文化是東擴伏羲支族的文化；陝北石峁文化是西擴黃帝支族的文化，是中古夏族的祖族。龍山時代華夏東部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沿著長江、黃河、長城一線西傳，產生了長江中游西擴南蠻支族的石家河文化玉器，黃河中上游的龍山伏羲族陶寺文化玉器和齊家文化玉器，長城以北西擴黃帝支族的石峁文化玉器。龍山時代的伏羲族彩陶文化東傳和玉器三族玉器文化西傳，完成了上古華夏四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奠定了中古夏商周文化的基礎。
【關 鍵 詞】石家河南蠻族玉器；龍山伏羲族玉器；石峁黃帝族玉器；夏代黃帝 族源於石峁黃帝族。
【作者簡介】張遠山，作家，學者，現居上海。研究先秦諸子、中華道術三十餘年，創立新莊學、新老學、伏羲學三學。
弁言、龍山玉器的三線西傳
上古華夏的玉器文化，由玉器三族共同創造。黃帝族玉器是傑出的開端，南蠻族玉器是偉大的超越，東夷族玉器是卓越的綜合。經過玉器三族從先仰韶期（公元前6000—前5000年）至仰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三千年發展，到了龍山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一千年，上古華夏玉器抵達了輝煌的頂峰。
前面三文分述了玉器三族的玉器特色和不同貢獻，均已部分涉及龍山時代。比如黃帝族的小河沿文化（公元前3000—前2500年），從龍山初期延續至龍山中期。東夷族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前2500年），從仰韶中期延續至龍山中期；東夷族的凌家灘文化（公元前3800—前2000年）仰韶中晚期延續至龍山末期。南蠻族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000年），從仰韶晚期延續至龍山末期。
本文描述龍山中晚期（公元前2500—前2000年）華夏東部沿海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通過三大路徑西傳華夏內陸的中部和西部：南線是從長江下游傳播至長江中游的西擴南蠻支族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線是從黃河下游傳播至黃河中上游的龍山時代伏羲族玉器，北線是從內蒙古東部草原傳播至內蒙古中西部草原的西擴黃帝支族石峁文化玉器。
龍山中期以前的伏羲族彩陶文化東傳和龍山中期以後的玉器三族玉器文化西傳，完成了上古四千年華夏四族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奠定了中古至今四千年的中華文化基礎。
一、西擴南蠻支族：石家河文化玉器
龍山中期以後玉器西傳的南線，導致了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前2200年）玉器。本節先言石家河文化的族屬和來源，再言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
1．石家河文化的族屬和來源。上古時代的長江中游，共有前後相續的四種文化類型。一是從四川東部延伸至湖南西南部，分布於沅水流域的高廟文化（公元前5800—前4500年）；二是從四川東部延伸至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分布於長江中游、洞庭湖周邊的大溪文化（公元前4500—前3300年）；三是與大溪文化區域基本重疊的屈家嶺文化（公元前 3300—前 2600年）；四是與屈家嶺文化區域基本重疊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前2200年）。由於四種文化類型的分布區域交叉重疊，導致了族屬判別的重大困難，但是根據有無彩陶、有無玉器以及紋樣承續關係，即可判別四種文化類型的族屬和來源。伏羲族的主要標誌，是伏羲族彩陶及其天文曆法紋樣。先仰韶期的甘肅天水大地灣，彩陶上已有地軸傾斜紋和天象循環紋（圖1-1—4）。仰韶中期的四川巫山大溪，出現了類似於甘肅大地灣的地軸傾斜紋和天象循環紋（圖1-5、6），證明其為從甘肅南下的南擴伏羲支族。仰韶中期的湖北枝江關廟山（圖1-7、8）和湖北松滋桂花樹[1]，也出現了與四川大溪相同的地軸傾斜紋和天象循環紋，證明其為從四川東進的南擴伏羲支族。而且湖南、湖北兩省從西部到東部，伏羲族的彩陶逐漸減少，南
蠻族的灰陶、黑陶漸多，也證實了南擴伏羲支族與西擴南蠻支族的基本勢力範圍。
伏羲族的另一重要標誌，是伏羲族天文台「崑崙台」的專用符號「八角星」。伏羲族八角星的精確內涵已見前文《崑崙台傳播史》，本文不再重複。
目前考古所見的伏羲族八角星雛形，見於仰韶中期（公元前4600年）高廟文化的湖南懷化松溪口遺址（圖2-1），四正四維各有一山，是伏羲連山歷的標誌。稍後見於大溪文化（公元前4500年）的湖南安鄉湯家崗（圖2-2、3）、湖北秭歸柳林溪（圖2-4），已是伏羲族八角星的標準型。湖北秭歸柳林溪的八角星，北傳伏羲祖族的青海柳灣（圖2-5），兩者風格相同。湖南安鄉湯家崗的八角星，東傳南蠻族的江西靖安鄭家坳（圖1-6）、上海崧澤（圖2-7），江蘇崑山綽墩（圖2-8）、武進潘家塘（圖1-9）、海安青墩（圖2-10）、邳縣大墩子（圖2-11），又北傳東夷族的安徽凌家灘（圖2-12）、山東大汶口（圖2-13），最後北傳黃帝族的內蒙小河沿（圖2-14）[2]。
伏羲族也與玉器三族一樣，以豬的眼鼻四孔擬形北斗七星的斗魁四星，因而伏羲族彩陶上也有北斗豬神。主要強調眼鼻四孔，而不強調野豬獠牙。甘肅天水王家陰窪出土的葫蘆形彩陶罐（圖3-1），四面畫了四個北斗豬神，標示四季北斗的循環旋轉。豬眼的眼珠，標示太陽。豬眼的眼白，標示月亮。精妙絕倫的圖像思維，令人嘆為觀止。甘肅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圖3-2），北斗豬神的眼珠、眼白仍然標示太陽、月亮，豬鼻二孔改為標示陽半年、陰半年的兩儀紋，輔以標示伏羲連山歷的南北對頂山、東西對頂山。
南擴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廟文化，彩陶上也有北斗豬神紋樣，不再強調眼鼻四孔，而是強調野豬獠牙：早期紋樣較為寫實，僅有兩個下獠牙（圖3-3）。後期紋樣較為誇張，變成了上下交叉的四個獠牙（圖3-4、5、6）[3]。甘肅伏羲祖族強調豬的眼鼻四孔，注重的是天文內涵。南擴伏羲支族強調野豬獠牙，注重的是宗教內涵，亦即強調天神（天象之神）的威力。後者之宗教內涵，是前者之天文內涵的發展和神化，充分證明了宗教崇拜源於天象崇拜。
仰韶晚期，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000年）強勢崛起，四方擴張，西擴到達長江中游的洞庭湖周邊，與伏羲族的高廟文化、大溪文化相遇，形成了西擴南蠻支族的屈家嶺文化（公元前3300—前2600年），既有作為南蠻族陶器標誌的大量黑陶，又有接受伏羲族影響的少量彩陶，也有少量簡單玉器。
龍山中期以後，屈家嶺文化區域出現了大量精美玉器，抵達了西擴南蠻支族的玉器頂峰，形成了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前2200年），又稱「湖北龍山文化」。綜上所述，長江中游上古文化的四種類型，高廟文化、大溪文化是彩陶文化，族屬是南擴伏羲支族。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是玉器文化，族屬是西擴南蠻支族。高廟文化、大溪文化的少量玉器，來自西擴南蠻支族的影響[4]。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少量彩陶，來自南擴伏羲支族的影響。西擴南蠻支族的石家河文化，承襲西擴南蠻支族此前的屈家嶺文化。而其玉器形制和玉器紋樣，主要承襲南蠻祖族的良渚玉器，同時接受了伏羲族彩陶、黃帝族玉器、東夷族玉器的綜合影響，形成了自身的獨特風格。石家河南蠻族以湖北天門的石家河為都城，城址面積120萬平米。出土玉器的石家河文化重要遺址（圖4）[5]，湖北省境內有天門市的肖家屋脊、羅家柏嶺，荊州市的汪家場屋、棗林崗，鍾祥市的六合等遺址，湖南省境內有常德市的孫家崗、度家崗等遺址。
2．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器。石家河南蠻族與玉器三族一樣，以北極帝星為天文中心，以北斗七星為天文核心；以北極玉帝為至高神，以北斗豬神為次高神。政治建構也以酋長對位北斗七星、北斗豬神。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發現的豬冢
（圖5-1），類似於興隆窪黃帝族酋長與雌雄雙豬合葬（詳見前文《黃帝族玉器總論》），以及凌家灘東夷族酋長用玉豬為鎮墓神獸（詳見前文《東夷族玉器總論》），證明石家河南蠻族同樣崇拜北斗豬神。因此湖北天門鄧家灣遺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陶豬（圖5-2）[6]，也非普通凡豬，而是北斗豬神。由於石家河文化的北極玉帝是極鬥合一的至高神，所以石家河玉器沒有北斗豬神，僅有大量的北極玉帝。
石家河玉器同樣遵循觀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華夏玉器基本原理。其觀天玉器已見前文《觀天玉器總論》，其祭天玉器則有北極玉帝、刻紋玉圭，以及玉璧、玉琮、玉璋等等。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北極玉帝。石家河文化的北極玉帝，既有大量出土品，也有大量傳世品，大致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石家河玉帝是鷹冕玉帝，源於高廟文化北斗豬神與良渚文化北極玉帝的融合。
仰韶初期，南擴伏羲支族的高廟文化創造了誇張野豬獠牙的北斗豬神（圖6-1）。仰韶中期，高廟文化的北斗豬神、八角星等文化元素，從長江中游東傳長江下游的南蠻祖族崧澤文化。仰韶晚期，良渚南蠻族以高廟文化的北斗豬神為基礎，創造了分為上下兩部分的北極玉帝（圖6-2）：下半部分的玉帝坐騎北斗豬神，酷似高廟文化的北斗豬神，也有上下交叉的野豬獠牙。上半部分的北極玉帝，則是良渚南蠻族的創製。兩者合為良渚國徽「天帝騎豬巡天圖」。龍山中期，石家河南蠻族又把高廟文化的北斗豬神和良渚文化的北極玉帝予以融合，創造了石家河文化的北極玉帝主型：鷹冕玉帝。
鷹冕玉帝的早期形態（圖6-3），與良渚玉帝一樣分為上下兩部分，又予改進：擬形北極覆斗的良渚玉帝天蓋帝冕，改為業字形的天鷹帝冕。擬形北斗仰斗的玉帝坐騎北斗豬神，參照高廟文化的北斗豬神，誇張野豬獠牙，但把豬臉改為人臉，額部仿照業字形的天鷹帝冕，成為業字形的天鷹帝額。於是石家河玉帝不再包含北極玉帝的坐騎北斗豬神，成為極鬥合一的北極玉帝。由於鷹冕玉帝的早期形態模仿了良渚玉帝的上下結構，分為鷹形帝冕、人形帝面兩大部分，導致帝冕、帝額重複了兩個業字形；於是鷹冕玉帝的中期形態（圖6-5—11），把兩個業字形簡化為帝額的一個業字形。本文所舉七例，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三例，既有湖北天門肖家屋脊的出土品（圖6-5），也有大英博物館、美國福格美術館的收藏品（圖6-6、7）。由於良渚玉琮把神像刻於四角（圖6-4），於是石家河鷹冕玉帝的額部模仿了良渚玉琮的折角，前兩例是立體折角，後一例轉為平面尖角。第二組四例。前三例分別是陝西長安灃西西周墓地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遺物（圖6-8），美國華盛頓斯密森寧研究院、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收藏品（圖6-9、10）。第四例是石家河遺址2015年12月的出土品（圖
6-11），證明前三例均為石家河文化遺物。
鷹冕玉帝的晚期形態，又把帝冕的業字形變成了介字形（圖6-12—15）。本文所舉四例，分別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品（圖6-12），陝西岐山鳳雛村甲組西周宮室基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遺物（圖6-13），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的收藏品（圖6-14、15）[7]。
總觀鷹冕玉帝的演變譜系可知：後期形態的介字形鷹冕，並非源於早期形態、中期形態的業字形鷹冕，而是源於良渚玉帝的天蓋形帝冕（圖6-2），說明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良渚文化的影響力由於某種原因而再次強化。
中期形態和晚期形態的共同特徵是，把早期形態的上下結構融合為一；區別特徵是，中期形態的天鷹帝冕是兩邊上翹的業字形，晚期形態的天蓋帝冕是兩邊下彎的介字形。鷹冕玉帝的早期形態，雙目渾圓如星，不加眼框。鷹冕玉帝的中期形態、晚期形態，雙目仍然渾圓如星，同時另增眼框，成為華夏最早的臣字眼。夏商周玉器、青銅器的北極天帝、北極天鷹，大量承襲石家河玉帝的臣字眼。中期形態的數量最多，證明其為石家河鷹冕玉帝的定製。但其不足在於，野豬獠牙原屬高廟文化、良渚文化的北斗豬神，由於石家河玉帝是極鬥合一的天帝，於是原為北斗豬神標誌的野豬獠牙，成了石家河北極玉帝的標誌。為了避免北極玉帝被誤解為北斗豬神，中期形態的第二種表達做了兩項調整（圖6-10）：一是去除野豬獠牙，強調其非北斗豬神；二是放大擬形北極覆斗的帝冕，強調其為北極天帝。於是形成了石家河鷹冕玉帝的兩大紋樣：一種有野豬獠牙，一種無野豬獠牙。
鷹冕玉帝的中期形態和晚期形態，都把早期形態帝冕、帝額的兩個業字形簡化為一個業字形，儘管鷹冕玉帝更加渾然天成，不再分為上下兩部分，但其重大不足是導致了業字形北極天鷹的隱形，淡化了北極玉帝的天文對位。於是石家河南蠻族又把早期形態上部的北極天鷹獨立出來（圖7-1），見於肖家屋脊出土的北極天鷹（圖7-2），又見於法國巴黎賽努奇博物館收藏的北極天鷹璇璣（圖7-3）[8]。
第二類石家河玉帝是天柱玉帝，源於鷹冕玉帝。石家河天柱玉帝也有早期、中期、晚期三種形態。早期形態的一例，見於美國華盛頓斯密森寧研究院的收藏品（圖8-1）：上部是頭戴業字形天鷹帝冕的北極玉帝，中部是象徵地球自轉軸的天柱，下部是象徵北極玉帝主宰萬物生死的虎頭。中期形態的一例，也見於美國華盛頓斯密森寧研究院的收藏品（圖8-2）：上部是天柱形峨冠，中部是頭戴業字形天鷹帝冕的北極玉帝，下部是天柱形帝頸。兩例的共同特徵是，正反兩面分別是鷹冕玉帝中期形態的兩種表達：一面有野豬獠牙，星目加框如臣字；一面無野豬獠牙，雙目渾圓如星斗。晚期形態的四例，分別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遺物（圖8-3），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比利時皇家歷史博物館、河南省文物商店的收藏品（圖8-4—6）[9]，均把鷹冕玉帝中期形態的兩種表達融為一體，既有野豬獠牙，又有臣字眼。上古石家河文化區域，中古以後屬於楚國區域。楚國式峨冠，源於石家河天柱玉帝的峨冠。
第三類石家河玉帝是獸面玉帝，源於石家河北極天鷹與良渚北極玉帝的融合。獸面玉帝的早期形態，目前僅見於湖北天門肖家屋脊的出土品（圖9-4）：上部的業
字形天鷹帝冕，近源是石家河鷹冕玉帝早期形態上部的業字形北極天鷹（圖9-2），遠源是良渚玉帝的天蓋形帝冕（圖9-1A上）。下部的弧形帝面，同樣源於良渚玉帝，但其兩個帝目，源於良渚玉帝頸部、雙臂之間的空缺（圖9-1B），因而風格詭異。這一雙臂下按改為雙臂上舉的良渚玉帝特殊形態，並非孤例，既有瑤山10號墓的出土品（圖9-1），又有紐約顧為群的收藏品（圖9-2）。獸面玉帝的晚期形態，既有湖北鍾祥六合（圖9-5）、湖北天門石家河譚家嶺（圖9-6）的出土品，又有美國西雅圖藝術博物館的收藏品（圖9-7）[10]：帝 冕仍是業字形天鷹，帝面進一步趨近業字形天鷹帝冕（圖9-3）。獸面玉帝的早期形態和晚期形態，均為源於良渚玉帝反面的剪
影風格，似人非人，似獸非獸，威嚴獰厲，是商周青銅器「饕餮紋」（又稱「獸面紋」）天帝形象的源頭（詳下第二節）。
第四類石家河玉帝是人面玉帝，源於無野豬獠牙的鷹冕玉帝。人面玉帝也有早期、中期、晚期三種形態。人面玉帝的早期形態二例，分別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收藏品（圖10-1、2），均有擬形北極覆斗的業字形天鷹帝冕，後者兼有獸面玉帝的剪影風格。人面玉帝的中期形態五例，既有湖北天門石家河、湖北荊州棗林崗的出土品（圖10-3、4），又有春秋時期河南光山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遺物（圖10-5、6），另有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收藏品（圖10-7），均有擬形北極覆斗的介字形帝冕或天蓋形帝冕。弗利爾藏品的人面玉帝上下，分別是鷹冕玉帝的對稱倒影，酷似天津博物館所藏石家河玉圭的帝面紋樣（圖10-10），證明人面玉帝並非普通人像，而是北極玉帝。人面玉帝的晚期形態，見於湖北天門肖家屋脊的大量出土品，所舉二例（圖10-8、9）[11]，前 一例的帝冕紋樣，是弗利爾藏品（圖10-7）上部紋樣的簡化，再次證明人面玉帝並非普通人像，而是北極玉帝。
以上四類石家河玉帝，除了獸面玉帝，其他三類均有一項共同特徵：渾圓如星的雙目，雙耳所帶的耳環，構成對應北極七星之覆斗四星的正梯形，證明石家河玉帝正是北極玉帝。
第五類石家河玉帝是祭壇玉帝，因其尚無出土品，僅有傳世品，常常不被視為石家河文化玉器，而被籠統歸入龍山文化玉器。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石家河祭壇玉帝（圖11-4），上部的介字形北極天鷹，是石家河鷹冕玉帝的四大紋樣之一（圖11-1）；下部的側面雙帝，酷似石家河遺址2015年12月出土的玦形雙帝（圖11-3）。鷹足之下、雙帝中間是祭壇：祭壇上部，酷似高廟北斗豬神兩側的祭壇（圖11-10），後者是漢闕的上古源頭。祭壇下部，是介字形北極天鷹的倒影，又見於第三例（圖11-6）。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石家河祭壇玉帝（圖11-5），是第一例的簡化形式，上部是介字形北極天鷹，下部是北極玉帝側影。由於以上兩例的結構均為上鷹下人，常被誤稱為「鷹攫人首」。其實上鷹下人的結構，源於鷹冕玉帝早期形態上部的鷹形
帝冕和下部的人形帝面。
天津博物館收藏的石家河祭壇玉帝（圖11-6），是第一例的變化形式——上部的介字形北極天鷹，同於第一例。中部的祭壇，酷似浙江餘姚河姆渡陶器的祭壇紋（圖11-8）和山東莒縣陵陽河陶尊的祭壇紋（圖11-9），後者的祭壇之上，是大汶口文化的北斗紋。鷹爪之下、祭壇之上，是業字形北極天鷹的剪影，異於第一例；祭壇之下，是介字形北極天鷹的剪影，同於第一例。至此可明：第一例的祭壇，是高廟闕形祭壇與石家河北極天鷹的融合；第三例的祭壇，是河姆渡、良渚、大汶口祭壇與石家河北極天鷹的融合。下部的虎頭，與天柱玉帝下部的虎頭相同，衍生出石家河文化的威儀虎符（圖11-11），標示北極玉帝主宰萬物生死。
天柱玉帝和祭壇玉帝的下部均為虎頭，或許另有一層含義：甘肅伏羲族位於華夏西部，對應於西方白虎七宿，所以甘肅伏羲族彩陶器多有虎頭人形象（圖11-2），而且甘肅伏羲族自稱「虎族」，中古以後分化為「白虎羌」「黑虎羌」兩支。石家河天柱玉帝、祭壇玉帝的下部的虎頭，可能同時象徵伏羲族，亦即隱喻石家河南蠻族在長江中游戰勝了本地的南擴伏羲支族以及長江北岸、黃河南岸的中原神農族。
天津博物館收藏的石家河祭壇女神（圖11-7）[12]，總體結構同於第三例：中部的祭壇，下部的虎符，同於第三例。僅把第三例上部的北極天鷹改為女神，但是女神的發梢上卷，仍然同於第三例的鷹翅上卷。
以上兩例均被天津博物館收藏，或非偶然，可能是配套製作的男女至高神，前者當屬玉帝，後者當屬西王母。判斷後者為「西王母」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古以後的中國神譜，與男性至高神北極玉帝相配的女性至高神，均為西王母。二是第四例下部的虎符，符合《山海經》所言與虎相關的西王母形象。中古以後的中國神譜，為了與「西王母」配套，又稱北極玉帝為「東王公」。「東王公」又被視為華夏男祖神「伏羲氏」，「西王母」又被視為華夏女祖神「女媧氏」，所以漢代常見的「伏羲女媧交尾圖」，又稱「東王公西王母交尾圖」。不過「東王公」之名最終未能取代「玉帝」之名，民間神話以及《西遊記》等神話小說仍以「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為男女至高神。
或問：「女媧氏」本是伏羲族的女祖神，其變體「西王母」為何見於石家河文化？因為伏羲族沒有把女祖神「女媧氏」改名為「西王母」的必要，而石家河南蠻族廣泛接受了伏羲族的先進天文曆法和大量文化要素，包括伏羲族的「女媧氏」神話，由於石家河南蠻族不便把伏羲族的女祖神奉為本族的女祖神，於是取其神話而改其神名，把「女媧氏」改名為「西王母」，「王母」意為「始祖母」，「西」則標明伏羲族位於華夏西部。這一文化轉換，類似於羅馬人接受希臘眾神以後，全都另取羅馬新名。
綜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的第一祭天玉器是極鬥合一的北極玉帝，儘管種類繁多，形制多樣，紋樣豐富，但是演變譜系完整清晰。石家河玉帝堪稱上古四千年華夏全境北極玉帝形象演變發展的頂峰，因而對中古夏商周的天帝形象影響極大。
由於極鬥合一的石家河玉帝消化吸收了玉器三族原本獨立的北斗豬神，而石家河玉帝對夏商周的天帝形象影響極大，所以上古遍見華夏全境的北斗豬神，中古以後基本消失。上古北斗豬神在中古以後的消失，大大增加了今人解讀上古彩陶紋樣、玉器紋樣、天文曆法、宗教神話的難度。因為辨識北斗豬神，明其天文曆法對位和宗教神話內涵，是解讀上古彩陶紋樣、玉器紋樣、天文曆法、宗教神話的關鍵性突破口。
本文所舉八例石家河刻紋玉圭，僅有兩例具有明確的出土地點，一例出土于山東日照兩城鎮（圖12-2），一例出土於江蘇溧陽宋庄村（圖12-3）。另外六例均為傳世品，分別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圖12-1、4、5），天津博物館（圖12-6），上海博物館（圖12-7），香港關善明（圖12-8）[13]。北 京故宮博物院、台灣許作立的藍田山房、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院、美國弗利爾博物館也有類似收藏品，或因未見圖片資料，或
其二，石家河文化的刻紋玉圭。上古玉圭，由龍山時代的晚期東夷族創製（詳見前文《東夷族玉器總論》），是對伏羲族立圭測影的玉器化，形制是上寬下窄，擬形北斗仰斗的倒梯形；下端是源於玉鉞的一孔；上端的早期形態是源於玉鉞的平口，上端的晚期形態是標示立圭測影的尖口；均為素麵，不刻紋樣。石家河玉圭的形制（圖12），基本承襲東夷族玉圭的形制，上寬下窄，下有一孔；上端多為平口，偶有尖口；但其特色是無一素麵，均刻兩面紋樣。因紋樣過於模糊，本文暫不列舉。
由於出土地點明確的兩例見於石家河文化區域以外的山東、江蘇，因而很多學者均將此類玉圭視為山東龍山文化玉圭。其實上古文化的交流、傳播常常超乎後人想像，出土地未必是原產地，某地發現的玉器，既可能是來自其他文化區域的饋贈器或戰利品，也可能是相鄰文化區域原創玉器的仿製品。由於此類刻紋玉圭的兩面紋樣僅在石家河文化區域擁有完整的演變譜系，而山東龍山文化區域沒有完
整的演變譜系，可以判定此類刻紋玉圭均為石家河玉圭。石家河玉圭的兩面刻紋，均為石家河鷹冕玉帝的四大紋樣：正面（A面）均為鷹形帝冕的兩大紋樣，反面（B 面）均為人形帝面的兩大紋樣。
所舉八例石家河刻紋玉圭，可以分為兩組，紋樣演變的軌跡極其清晰，一如表1所示。
八例石家河刻紋玉圭的正面（A 面）紋樣，源於石家河鷹冕玉帝早期形態上部的鷹形帝冕：早期紋樣，是業字形北極天鷹（表1-1、2、3、8A 面）。晚期紋樣，是介字形北極天鷹（表1-4—7A 面），鷹嘴統一向左，無一例外。
八例石家河刻紋玉圭的反面（B 面）紋樣，源於石家河鷹冕玉帝早期形態下部的人形帝面：早期紋樣，是有野豬獠牙的人形帝面（表1-1B 面），或其變化紋樣（表 1-5、6、8B 面）。晚期紋樣，是無野豬獠牙的人形帝面（表1-3、2B 面），或其變化紋樣（表1-4、7B 面）[14]。紋樣，完全符合本文的編號次序，第4例是早期紋樣向晚期紋樣的過渡形態。由於紋樣並非直線演變，早期紋樣會因傳統慣性而被長期沿用，所以演變順序並不完全符合本文的編號次序。1、2兩例的A 面上部，是北極天鷹的早期紋樣，為業字形。下部增刻紅山文化勾雲形玉帝的渦形眼，一方面證明業字形北極天鷹象徵北極玉帝，另一方面證明石家河玉帝吸收了紅山玉帝的部分要素。同時證明紅山玉帝、石家河玉帝的渦形眼，全都標示星象的循環旋轉。4、5兩例的A 面，是北極天鷹的晚期紋樣，為介字形。鷹腹增刻人形帝面，證明鷹嘴向左的介字形北極天鷹正是象徵北極玉帝。
或問：1、2兩例A 面的帝冕，酷似4、7兩例B 面的帝面，均為業字形，為何前者屬於帝冕，後者屬於帝面？因為1、2兩例的B 面已是人形帝面的早期紋樣，所以1、2兩例的A 面是業字形的北極天鷹早期紋樣。因為4、7兩例的A 面已是介字形的北極天鷹晚期紋樣，所以4、7兩例的B 面是人形帝面的晚期紋樣。1、2兩例A 面的業字形天鷹，之所以酷似4、7兩例B 面的業字形天帝，乃是因為鷹冕玉帝的早期形態，帝冕、帝額均為業字形。
一旦釐清石家河玉圭兩面紋樣的不同功能，就不會被兩面紋樣的業字形相似搞混——玉圭正面（A 面），必為早期紋樣的業字形天鷹或晚期紋樣的介字形天鷹，擬形北極覆斗，標示北極玉帝的天文對位。玉圭反面（B 面），必為早期紋樣的有獠牙帝面或晚期紋樣的無獠牙帝面，表現人格化的至高神，標示北極玉帝的神話形象。
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器，北極玉帝重要性第一，刻紋玉圭重要性第二。另有少量重要性不高的祭天玉器，比如玉璧、玉琮、玉璋、玉璜、玉龍、玉鳳等等，全都不刻石家河玉帝的四大紋樣。
其三，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璧。石家
河文化的祭天玉璧（圖13）[15]，與玉器三族的祭天玉璧一樣，象徵天道的循環旋轉。
其四，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琮。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琮（圖14-2），承襲良渚文化的祭天玉琮（圖14-1），但是僅有類似於良渚玉琮的區間分隔線，沒有良渚玉琮必有的北極玉帝或北斗豬神，證明玉琮已非石家河文化的主要祭天玉器。然而南擴南蠻支族的廣東石硤文化，卻有比石家河區域更多的良渚式玉琮（圖14下排）[16]，既有圓琮，也有方琮，也有良渚式北斗豬神的多種形態，證明玉琮仍是廣東石硤文化的主要祭天玉器。
其五，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璋。上古玉璋，由龍山時代的晚期東夷族創製（詳見前文《東夷族玉器總論》），是東夷族獐牙觀天器的玉器化，形制是上端微凹（圖15-1）。然而東夷族玉璋西傳到西擴南蠻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區域（圖15-2）[17]，傳到西擴黃帝支族的石峁文化區域（詳下第三節），上端卻從微凹變成了雙牙，亦即「牙璋」。形制演變的原因，在石家河文化區域難以找到線索，在石峁文化區域卻能找到線索。
其六、其七，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龍、祭天玉鳳。石家河南蠻族仿效伏羲族和玉器三族的銜尾龍（圖16-1、2、3、4），製作了銜尾龍，見於肖家屋脊遺址（圖16-5）。又按照銜尾龍的樣式，製作了華夏最早的銜尾鳳，見於羅家柏嶺遺址（圖16-6）[18]。伏羲族對東西七宿連線的早期擬形是東龍西鳳，見於先仰韶期（公元前5200年）的陝西寶雞北首嶺[19]。
後來伏羲族又把西方七宿連線的擬形改為虎形，見於仰韶中期（公元前4500年）的河南濮陽西水坡[20]。石家河文化的銜尾龍、銜尾鳳，對應伏羲族對東西七宿的早期擬形，表現東方七宿、西方七宿的天象循環。龍、蛇具有盤曲銜尾的天性，導致很多人以為銜尾龍或銜尾蛇僅是表現龍、蛇的天性，並非象徵東方蒼龍七宿的循環旋轉。然而鳳、鳥沒
有盤曲銜尾的天性，所以石家河銜尾鳳證明：上古華夏的一切銜尾龍，無不象徵東方蒼龍七宿的循環旋轉。
其八，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璜、祭天玉琥。南擴伏羲支族的高廟文化，接受了早期西擴南蠻支族的影響，已有簡單的玉璜（圖17-1）。西擴南蠻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則有更為精緻的玉璜，見於湖南常德孫家崗遺址（圖17-2）。南擴南蠻支族的廣東石硤文化，也有獨特的玉璜（圖17-3），其上的扉齒，源於石家河鷹冕玉帝的業字形帝冕，證明石家河文化對珠江流域的兩廣地區也有影響。石家河文化另有雙鳳首玉璜，是石家河銜尾鳳的衍生品，目前僅見各存一半的兩個殘件，分別是天津博物館的收藏品（圖17-4），湖北天門羅家柏嶺的出土品（圖17-5）。兩者雖非同一玉璜的兩半，但是合觀兩者，可知石家河雙鳳首玉璜的基本形制。
石家河文化另有雙帝首玉璜，是石家河祭壇玉帝的衍生品，目前僅見湖北天門肖家屋脊出土的半個殘件（圖17-6），酷似石家河遺址2015年12月出土的雙帝首玉玦（圖17-7）。石家河文化另有仿照祭天玉璜而制的祭天玉琥（圖17-8）[21]，虎首向西，虎尾捲曲，對應伏羲族二十八宿的西方白虎七宿。商周祭天玉琥的形制，承襲石家河祭天玉琥（詳見續文《夏商周玉器總論》）。
綜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的第一祭天玉器是北極玉帝，象徵石家河文化的至高神，所以先後演變出五種類型。石家河文化的第二祭天玉器是兩面刻紋的祭天玉圭，是祭祀北極玉帝的主要玉器，所以兩面紋樣分刻北極玉帝的天文對位和宗教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其他祭天玉器，大多仿製玉器三族的傳統祭天玉器，重要性相對較弱，所以不刻石家河玉帝的四大紋樣。
3．石家河文化的威儀玉器。石家河南蠻族的酋長，共有三種威儀玉器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威儀權柄。湖北天門肖家屋脊出土了一件權柄的殘件（圖18-2），殘長6.5厘米，全長約10厘米，下端也有可接木柄的榫頭。形制與良渚權柄相似（圖18-1）[22]，刻有良渚北斗豬神的簡化紋樣，證明石家河南蠻族酋長的天文對位也是北斗七星，宗教對位也是北斗豬神。
其二，石家河文化的威儀玉鉞。南擴伏羲支族的高廟文化，接受了早期西擴南蠻支族的影響，也有簡單的玉鉞（圖19-1）。南擴南蠻支族的廣東石硤文化，接受了良渚南蠻族的影響，也有簡單的玉鉞（圖19-4）。兩者全都素麵無紋。西擴南蠻支族的石家河文化也有玉鉞，目前尚無出土品，僅有若干傳世品。香港關善明收藏的一件石家河玉鉞（圖19-2），有石家河文化的業字形玉帝紋樣；美國賽克勒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石家河玉鉞（圖19-3）[23]，有
石家河文化的介字形玉帝紋樣。
其三，石家河文化的威儀虎符。石家河天柱玉帝、祭壇玉帝、祭壇王母的下部（圖20-1—3），均有象徵天帝主宰萬物生死的虎面。石家河南蠻族按照祭天玉器衍生威儀玉器的基本原理，又把虎面獨立出來，作為酋長的第三種威儀玉器——虎符，標示酋長的生殺大權源於天帝所賜，亦即「君權神授」。石家河虎符的早期形態（圖20-4），接近實際的虎面，略呈倒三角形。由於酋長的天文對位是北斗七星，所以後期形態逐漸趨近倒梯形（圖20-5—8）[24]，對應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的倒梯形。頂部擬形北極天鷹的業字形。
伏羲族的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對應春天，西方白虎七宿對應秋天。伏羲族對西方七宿連線的擬形，之所以從早期的鳳形轉變為後期的虎形，乃因虎為百獸之王，對應秋氣殺物。石家河南蠻族接受了伏羲族的早期天象擬形「東龍西鳳」，於是製作了配套的銜尾龍、銜尾鳳；又接受了伏羲族的後期天象擬形「東龍西虎」，於是又製作了與玉龍配套的玉虎。
4．石家河文化的裝飾玉器石家河文化的裝飾玉器，仍然遵循華夏玉器的基本原理，植根於石家河文化的觀天玉器、祭天玉器、威儀玉器。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裝飾玉佩。石家河文化的裝飾玉佩，主要是龍鳳玉佩。龍形玉佩數量較少，目前僅見湖南常德孫家崗的出土品（圖21-1）。鳳形玉佩數量較多，外形有所變化。湖北天門石家河的出土品（圖21-2），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院的收藏品（圖21-3），外形酷似龍形玉佩。北京首都博物館的收藏品（圖21-4），外形已有變化。湖南常德孫家崗出土的鳳形玉佩（圖21-5），外形又有變化。商代婦好墓出土的石家河玉鳳遺物（圖21-6），外形又有
進一步變化，但其鳳冠源於石家河玉帝的業字形帝冕[25]。
石家河文化的龍鳳玉佩，均為石家河玉器特有的透雕風格，酷似石家河祭壇玉帝的透雕風格，工藝水準和美學境界抵達了龍山時代華夏全境裝飾玉器的頂峰。石家河文化的龍鳳玉佩，源於伏羲族的早期天象組合「東龍西鳳」。伏羲族的早期天象組合「東龍西鳳」被後期天象組合「東龍西虎」取代以後，「龍鳳」轉化為象徵陰陽、男女的吉祥符號，傳遍華夏全境，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標誌[26]。
其二，石家河文化的日月鷹玉蟬。華夏全境考古出土的上古玉蟬，約有50件左右[27]。華夏東部的玉器三族均有玉蟬，然而數量不多。黃帝族的紅山文化區域出土5件，東夷族的凌家灘遺址出土1件，南蠻族的良渚文化區域出土2件，合計不足10件，標誌著華夏靈蟬崇拜的發端期。西擴南蠻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區域出土玉蟬最多，共計40餘件，標誌著上古華夏的靈蟬崇拜進入了全盛期。
石家河玉蟬的刻紋「日月鷹」，源於伏羲連山歷符號「日月山」與石家河北極天鷹的融合，辨析如下。一是東擴伏羲支族把伏羲連山歷東傳玉器三族，被玉器三族稱為「連山氏」。山東莒縣陵陽河的東擴伏羲支族「太昊氏」，以「日月山」符號作為「太昊氏」的族徽和「連山歷」的標誌（圖22-1）[28]。二是大汶口東夷族接受了伏羲連山歷以後，根據本族的天文核心北斗七星，採用大汶口文化的北斗紋（圖22-2），把伏羲族的「日月山」本土化，改山為斗；再予擬人化，成為安徽蒙城尉遲寺出土大汶口陶尊的「日月斗」符號（圖22-3）。三是石家河南蠻族接受了伏羲連山歷以後，根據本族的宗教核心北極玉帝，採用石家河文化的北極天鷹（圖22-4），把伏羲族的「日月山」本土化，改山為鷹；再予擬人化，成為美國弗利爾博物館所藏石家河玉鐲的「日月鷹」符號（圖22-5）。其四，石家河南蠻族又把石家河玉鐲的「日月鷹」符號移用於石家河玉蟬（圖22-6）：中心紋樣即天鷹，上方鑽孔即日月。
石家河玉蟬的「日月鷹」符號，證明石家河南蠻族的靈蟬崇拜與天象崇拜息息相關，亦即認為蟬是北極天鷹的化身，長生不死的靈物，生命周期與北極天象一樣終始循環：生前吸風飲露，飲而不食；死後遺下蟬蛻，次年復活再生。中古以後，靈蟬崇拜長盛不衰，又與神仙崇拜合流。商代、漢代均有大量玉蟬，成為承襲石家河靈蟬崇拜的兩大時期。漢代的仙人形象（圖22-7）[29]，其羽並非鳥羽之形，而是蟬翼之形。華夏神仙崇拜把「蟬蛻」等同於「屍解」，稱為「羽化登仙」，同樣證明「羽化」亦非化而為鳥，而是化而為蟬。玉蟬是漢代葬玉之一，置於墓主口中，專名為「琀」，正是希望墓主死後化而為蟬，羽化登仙。揚雄《方言》記載，「蟬」為楚國方言，宋國稱為「蜩」，陳鄭之間稱為「螗蜩」。華夏全境以楚國方言「蟬」為通名，正是因為楚國區域的上古石家河文化是華夏靈蟬崇拜的源頭。
其三，石家河文化的鷹形玉笄。石家河文化的北極天鷹崇拜（圖23-1），又衍生了北極天鷹玉笄（圖23-2—12）。石家河鷹形玉笄，既有湖北天門肖家屋脊、湖北荊州棗林崗的出土品（圖23-2、3），又有夏都二里頭（圖23-4）、商代早期湖北盤龍城（圖23-5）、商代晚期河南殷墟（圖23-6）、漢代安徽廬江（圖23-7）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遺物，另有全球各大博物館的大量收藏品（圖23-8—13）[30]。
綜上所述，西擴南蠻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同樣遵循觀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華夏玉器基本原理。西擴南蠻支族的石家河文化玉器，融合了伏羲族的先進天文曆法和玉器三族的豐富養料，超越了南蠻祖族的良渚玉器，琢
玉技術、美學境界、天文內涵、宗教意蘊全都抵達了上古玉器的頂峰，成為龍山時代華夏全境最為輝煌的玉器文化，因而強烈影響了中古夏商周的玉器形制、玉器紋樣乃至青銅器紋樣。
龍山末期，黃帝族在唐堯時期征服了以山西陶寺為都的中原伏羲族和以山東日照兩城鎮為都的東夷族，導致伏羲族、東夷族南撤到石家河文化區域。黃帝族在虞舜、夏禹時期又繼續南征石家河文化區域的南撤伏羲族、南撤東夷族、本地南蠻族的三族苗裔，史稱「三苗」[31]。虞舜南征三苗而死，見於《淮南子·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禮記·檀弓上》：「舜葬於蒼梧之野。」夏禹完成了南征三苗，見於《史記·吳起列傳》：「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德義不修」是征服者的誣詞，舜征三苗、禹滅三苗則是史實，石家河文化就此終結此[32]。「九黎三苗」進一步南撤到長江以南的珠江流域，成為中古以後的南方少數民族，保留了上古農耕三族的大量文化和大量風俗，成為今人研究上古華夏文化的重要旁證。禹征三苗以後，石家河文化的大量玉器作為戰利品進入中原，成為夏商周黃帝族世代相傳的上古寶物，經由賞賜功臣、王朝更替等各種原因而流散到華夏全境，所以現代考古經常能在夏商周貴族墓葬中發現石家河玉器遺物。歷代傳世的石家河玉器也數量不少，因其代表著華夏上古玉器的最高水準，近代以來被全球博物館競相收藏。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論壇 2017年07期 ，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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