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封建專制並不配套

近來，有學者指出，前現代社會的儒學「是與那個時期社會體系相配套的」，「是專制君主選定的官方意識形態，其主幹是經學」，儒學是封建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三綱六紀」果真是與君主專制相配套嗎？儒家學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代表中華文化最根源的意識，用莊子的話說就是「古之道術」。就孔子而言，它只是以周文自任，既要「刪述六經」，更要「垂憲萬世」，為中國文化的存亡絕續而繼往聖，開來學，本沒有什麼家，也無所謂什麼派。只是順應中華文化的主流、大流而來。如果強名孔學為儒學，由孔子開始的學派曰儒家，那麼儒家所代表的就是中國文化的大流、主流意識。有的學者為了說明儒學是封建意識形態，一再強調儒學是與君主專制制度相配套的，並引陳寅恪先生言：「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有《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最高之境」。在證明儒學與君主制度相配套時，又將儒學等同與中國文化，又認同其為中國文化的主旨。那麼，「三綱六紀」果真是與君主專制相配套的嗎？對此應作辯證的分析。首先，以「三綱六紀」來定義中國文化只是從社會構造的角度對中國文化作的功能主義的解讀，並不能反映儒家思想的實質。從中國社會的構造上說，秦漢以下中國君主專制的社會結構是法家理論的產物，而不是儒家的發明。稍具文化常識的人都知道，「三綱」之說不見《論語》、不見《孟子》、不見《大學》、《中庸》乃至《荀子》、《易傳》等先秦原始儒家的典籍。就流傳文獻言，最早見於《韓非子·忠孝》。韓非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這種臣下要絕對事奉君上，兒子要絕對事奉父親，妻子要絕對事奉丈夫的專制主義理論源於法家。其次，韓非之所以提出這套理論恰恰是為了與儒家所宣揚的堯舜禪讓、湯武革命的政治理論對著干。儒家的理論只是君禮臣忠，只是父慈子孝，只是夫婦有別，只是長幼有序，只是朋友有信，孔子何時說過某為某之綱？然而主張君臣易位，堯舜禪讓，乃至湯武革命則不乏其人。再次，六紀即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等六種基本的人際關係確實為儒家所重視。六紀作為六種基本的人際關係，何時沒有，何處沒有？為什麼單單與君主專制相配套呢？事實上，儒家的六紀(嚴格地說是五倫)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它是為人設計的，而不是為君主專制設計的。如果說「三綱」與君主專制相配套，也不是儒家的功勞，而是法家的創舉。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儒學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是事實，但儒學未必與君主專制相配套。嚴格地說，儒學是儒學，君主專制歸君主專制，二者有相互配套的地方，也不乏衝突、矛盾之處。●儒家的理論是為迎合君主專制的需要而設計的嗎？孔子的學說，儒家的理論不是為迎合君主專制的需要而設計的，也不是完全與君主專制相配套的，而是為人而設計的。孔子的學說，儒家的理論歸根到底是仁學，仁學即人學。人學就是以人為中心，內徹心性，外透天道，合內外，天人合一的一套哲學說明。從日常生活的角度講，儒學是生活的智慧學；從群己的關係說，儒學是內聖外王之道；從理論立足點而言，儒學是道德的理想主義；從哲學的角度說，儒學是天人性命一貫之道。由此，我們說，儒家理論系統網羅天地，貫穿古今，君主專制沒有出現之前，儒家就已經存在；君主專制退出歷史舞台久矣，儒學依然存在；完全可以說，只要中華民族存在，儒學就會存在，甚至只要人類存在，儒學就會存在。原因在於儒學是人學，只要人還是人，只要還有人想過正常、理性的生活，儒學就有它的價值與意義。由於漢武帝以來，儒家成為中國社會最高的指導思想，由是儒家背上封建專制主義或封建意識形態的惡名。中國人之所以有劣根性、中國社會之所以落後等等壞的、負面的東西之責任全部推給儒家，推給孔子。現代人一方面說儒學不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不過是百家之一家而已，另一方面又將歷史的全部罪惡歸咎於儒家；一方面說孔子只是諸子之一子，不是什麼聖人，更不是神人，另一面又讓孔子扛起專制、落後、劣根性等等全部歷史責任。這種邏輯上的悖論在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進程中之所以一再上演，並不是現代人不懂邏輯的同一律，不過是「逢儒必反」心態作祟或「借孔子說事」而已。這種近似瘋狂的心理變態就像一位不肖子孫自己不思進取、一再被人欺侮，不向自己身上尋找原因而是一味指責祖上遺傳基因不好一樣，恰恰是部分現代人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承擔自己歷史的責任，完成自己的時代使命，於是將一切責任推給古人了事而已。儒家的修齊治平是一套政治理論，自然也有天下國家如何管理的理論系統，但儒家的系統不是為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某一部分人設計的，也不是為君主專制理論設計的，它追求的是「為萬世開太平」，不是一家一姓之得失；是「公天下」，不是「私天下」。在儒家理論中，自然沒有西方那樣的民主、科學、自由、平等、人權等等，但站在孔子的立場，站在儒家的立場決不會反對這些東西。依儒家「天下為公」的理想，依儒家「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要求，依儒家「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觀念，科學、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等，與儒家的理想不僅不矛盾，不僅不衝突，而且其出現正為儒家所嚮往。列寧說過：「每個民族的文化裡面，都有一些哪怕是還不大發達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化成分，」為什麼不允許中華民族有這種「不大發達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儒家自古貫穿著「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的觀念，這不僅是民主，而是比民主更優勝的一種觀念。眾所周知，民主是代議制，而儒家「公天下」觀念是超越代議制的一種治理方式。孟子的「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得民心則得天下，失民心則失天下，不是在強調政權的存亡必以民意為基礎嗎？儒家的「民貴君輕」理論一直是君主帝王心頭之劍，常常欲拔去而後快，但這卻被認為也與專制皇權至尊的觀念相匹配，孔孟復生，何以說理乎？至於老夫子有沒有獨立的人格，不同立場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對《論語》、《孔子世家》等進行不同的解讀，自然結論不同。事實上，孔子只是「君子坦坦蕩蕩」，只是「群而不黨」，只是「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只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只是「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甚至隨時準備「殺身成仁」，他對魯定公「三日不朝」掛冠而去的抗爭，對衛靈公的好色而不好德的批判，對季康子、魯哀公等君主、執政者的當頭棒喝，其人格足以光照千秋！當國君待之以禮時，他展現了他的全幅修養——對周禮事君之儀節的嫻熟，這說明孔子不是無理取鬧之輩，又怎樣會妨礙了孔子的獨立人格、意志自由呢？●不能將儒學等同於是封建主義儒家是中華民族根源意識。它的歷史比封建社會悠久，它的命運比封建專制長遠，專制君主選定它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並不在於它與君主專制相配套，而是借用民意，打儒家的旗號而已。即使儒家為官方意識形態，也不過歷史上某一個特定時期而已。儒家學說廣大悉備，包羅萬象，只是從制度層面解讀儒學，不能完全反映儒家的實際，因此我們不得不辯，不能不辯：不能將儒學等同於封建主義，更不能簡單地將儒學簡約為封建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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