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今夜我們脫口秀 | 壹讀精選 | 壹讀

周六晚上，黃西來到京城五道營附近的酒吧，準備做壓軸演出。他穿著T恤和格子短褲，看不出一點「星」味兒。從今年4月開始，他在央視主持的節目《是真的嗎》開播，但幾乎每周六他都會來到酒吧做脫口秀演出。

酒吧內坐了幾十個觀眾。演出是免費的，由一個叫「北京脫口秀俱樂部」的鬆散組織牽頭，一個星期在北京各處的酒吧有四場演出。曾經在2009年登上美國《大衛·萊特曼秀》，當面調侃過美國副總統拜登的黃西是這裡最大的廣告。

「出名之後，我讀了報紙，才知道自己原來『其貌不揚』。」黃西在台上調侃。觀眾的笑聲傳到酒吧外的衚衕里。

讓人發笑這是脫口秀演員最大的理想。 

一個演員，五個觀眾

「北京脫口秀俱樂部」的創始人是西江月，一名土木工程專業畢業生、裝修公司和諮詢業的失敗創業者、前無電電測公司市場策劃和落魄的幽默工作室主人。

2010年7月，西江月決定自己做脫口秀。他第一次接觸到脫口秀是幾年前看奧斯卡頒獎典禮，十分鐘的脫口秀表演令他印象深刻。後來他離開生意場到文化圈闖蕩，開始考慮將其作為自己的職業。

「脫口秀（talk show）」是上世紀在美國興起的語言幽默，隨著廣播的興起而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起，脫口秀在電視領域大放異彩。西江月所指的是脫口秀中的「stand-up comedy」，主要形式是一個演員表演笑話、抖包袱。它翻譯成中文是「單口相聲」，但和中國傳統的單口相聲不同，它沒有套路，強調與觀眾的互動，因此也被籠統地歸為「脫口秀」。黃西就曾在美國的酒吧里說了11年這類脫口秀。

西江月很快開始了演出，「據我所知是北京第一家」。和上世紀70年代「stand-up」在美國酒吧和俱樂部里興起的模式一樣，他聯繫了一個酒吧，演出者就是自己一個人。

第一場演出，來了五個觀眾。他自己都認為演得差，但居然有兩個上海的觀眾很支持他，這對他影響很大：「他們覺得我可以」。

但是第一年的情況依然非常糟糕，沒有人來。搭檔問怎麼辦，西江月說：「還能怎麼辦？脫口秀做不到別的，至少能做到按時開演吧。」搭檔就在那看著他演。

「中間有幾次確實說不下去了，不是因為觀眾，而是自己說不好。」西江月說，「做生意硬著頭皮做，還能積累客戶。脫口秀人家看一次不行，第二次就不會來了。」與此同時是無法削減的經濟開銷，一晚場租500塊，再加上廣告費，幾個月花五六萬很正常。而這段時間他幾乎沒有收入。「我做生意時認識了很多人，知道一個公司前三年不盈利是很正常的。」西江月打算慢下來經營脫口秀。

情況好轉是在一年前。雖然受眾很小，但隨著表演品質的提升，觀眾口口相傳，每次表演劇場都是滿的。有許多人也樂於一試，登台說一段，幾年下來上過台的人有「三五百」，目前的常規演員也有十幾個。口碑有了，場地也免費了，收入還是零，「先把作品做好，」西江月說。

 死容易，喜劇難

「一年前，薛蠻子老師被診斷出癌症，醫生說他只能活一年。後來，薛蠻子老師因為嫖娼被抓，判了15年他覺得值了。」脫口秀演員宋啟瑜是山西人，普通話不標準，講笑話時顯得有點緊張。但他是「拿生命在做喜劇」。小時候就喜歡，人家學唱歌，他學「三句半」；本科學的是經濟學，後來來北京讀研，專門研究喜劇。他鄉音濃重，說脫口秀反而成了個人特色。宋啟瑜一個星期上台四五次，一個段子一個段子地過，邏輯、重音、語氣、語調都有講究，到比較正式的周六演出，就把說得好的留下來。

「薛蠻子笑話」講究的是邏輯。邏輯笑話講究合乎情理、出乎意料，鋪墊與結果之間的落差越大越好，「一年」和「15年」都是虛構，「就像一個水庫，不斷蓄水，最後放水」。

在大多數表演者的經驗中，「脫口秀沒有門檻」是一致的認知。相聲需要說學逗唱，肚子里不裝上百個段子，根本就登不了台。脫口秀就是說話，很多人覺得簡單，有時候演員在酒吧演出後，酒吧老闆說：「我也說一段吧。」

但是要說好非常不容易，脫口秀沒有套路，全部原創，拼的就是底蘊和積累，西江月做生意時看《怎麼快速發家致富》，現在就只看純文學的書。「脫口秀就是一門語言的藝術，純文學的語言很好」，有些東西寫下來很乾癟，但有了底蘊，「講出來的話就聽著很有意思，優雅悠長，笑話也是一樣的。」

他羨慕郭德綱的語言功力：「我改過很多人的作品，但唯有郭德綱的作品，真是不好改，你可以改得很美，但真是不好笑了。」

練習同樣是痛苦的。脫口秀演員范曉非是理科博士，每天三個小時創作、兩個小時準備段子，自己寫了兩千字，練習幾個小時後一點都不確定是否好笑，只能憑藉第一感覺。

喜劇太難，有的時候別的事情還簡單一些。黃西剛開始在波士頓說脫口秀時，只能去新手去的那種偏遠的俱樂部，多在治安不好的地段。有一次，兩個喜劇演員在外面抽煙，一個人衝過來掏出槍想搶錢，其中一個喜劇演員跟搶劫的人說：「你朝我開槍吧，我今年已經36歲了，我已經活夠了。」 

動腦是一件刺激的事情

李鵬鵬是IT工程師，被生活的單調所苦惱。有一段時間，他看到網上說一個IT男辭職去賣水果，一年之後頭髮也長出來了，還有IT男去賣早點，五年就買了房子。他想著自己也去做點什麼。

李鵬鵬選擇了說脫口秀，干這行不一定能長頭髮，但肯定是買不了房子，因為都是免費演出。理科博士范曉非說脫口秀，「導火索」是對自己的學術道路不太滿意，他把不滿都編進了段子里，自嘲關於博士的經典印象。陳建（化名）在國內主流官方媒體工作，他喜歡調侃說：「我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因為無論我做什麼，都是最主流的。」

「在美國，一些從監獄裡出來的人，脫口秀可以講得很好，但是在中國肯定是不可以的。在這裡，脫口秀主要在學生和白領中受歡迎，是一些高學歷的人做的東西。」黃西對壹讀記者說。西江月說得更直接：「高智商，高學歷。」

美國的脫口秀可以很「下里巴人」，是街頭巷尾的尋常表演，但在中國，受眾相對集中於對西方文化和思維感興趣的群體。這從「北京脫口秀俱樂部」的表演者背景可以看出端倪，他們中有海歸、博士、白領，而來看錶演的，也主要是白領和學生。

西江月曾經去過甘肅的某個小城商演，發現除了主持人，沒人能聽懂自己講些什麼。他覺得拋開文化方面的因素，城市化與脫口秀的流行有很大關係：「城市人口劇增，話劇的票就好賣了，都市題材的電視劇也好賣。這部分受眾會成為脫口秀的受眾。現在是從業人員的水平不行，等真正說好了之後，會有觀眾追隨的。」

「說脫口秀的人希望把他們對生活的理解以喜劇的方式表達給觀眾。講笑話對他們最大的樂趣是刺激。對暴發戶而言也許按摩是刺激的，但對這些人來說，動腦是很刺激的。」西江月總結。 

別提莫談國是，能力才是一切

「大家好，我是李某某。我的爸爸，也是李某某。」

脫口秀表演者李鵬鵬緩緩道來，觀眾都心照不宣地笑了。脫口秀是舶來品，在西方發展多年，百無禁忌，但在中國，則需要一個本土化的過程。

在「北京脫口秀俱樂部」里表演，不是想說什麼都可以，有一些規定必須遵守。比如，「三俗」的話不能說。「底線是生殖器不要講……但墊那麼一句是可以的。」西江月這樣解釋。還有就是遠離政治話題。演員在台上講，講過頭了就會有人按鈴提醒。

在西方，「黃暴」與「政治」是脫口秀素材的兩大來源，到了中國，「黃暴」過不了倫理這一關。「相聲的倫理尺度比較大，但脫口秀的觀眾不喜歡。」某資深媒體人評論說。看脫口秀的人多為年輕的白領，不喜歡市井氣重的黃色笑話。雖然新聞經常能啟發脫口秀演員，但講好政治笑話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如果不該說的說了一點，大家就會很反感。」這是宋啟瑜的經驗之談，「每個人都有價值觀，講政治笑話尤其需要價值判斷。」

「李某某」踩了一下新聞的邊。他們常用的梗還有，「西江月老師是個紅二代，因為他的媽媽是個紅娘」。

脫口秀的受眾對口號沒什麼反應。「一個城管的事兒，你說他不好，這誰都知道。你說他不好，但你的觀點立意很高，我就很服你。如果你只能說城管不好，這個級別還是不要說了。」西江月解釋「不要是非分明」的原因。

黃西回國後，在中央電視台主持了一檔名為《是真的嗎》的節目，專門分析和驗證一些常見的流言，比如「漢堡真的久放不壞嗎」或者「在雷雨天打手機會更容易遭雷劈嗎」。他不再講在美國講的種族笑話或者政治笑話，開始講邏輯，「脫口秀靠邏輯。個人對世界、對事件的看法貫穿在脫口秀里。」他說哪個國家都有禁忌，但好的脫口秀是能把任何一件事情說得好笑。9月21日他在節目里開場：「最近有關部門發布了這樣一條消息，說今年年底80%的家庭網速會達到每秒20兆，結果這條消息花了兩天才發出去。」

如何把西方的表現形式和中國的幽默文化結合起來，一直是中國脫口秀演員思考的問題。西方脫口秀很「爆笑」，而「幽默在中國讀書人的傳統里就是委婉」，錢鍾書曾在其散文《說笑》里寫道：「一個真有幽默的人別有會心，欣然獨笑，冷然微笑，為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也許要在幾百年後、幾萬里外，才有另一個人和他隔著時間空間的河岸，莫逆於心，相視而笑。」

「我們不行，早活不下去了」，西江月說，「總不能讓聽笑話人的孫子來給我們燒紙錢」。

脫口秀有三個層次：單獨的笑話，成文的段子，和可以傳播的觀點，這些都需要多年磨鍊。在西方，一個成熟的表演者要有數年甚至十數年的從業經歷，黃西曾說，有些人得花八年的時間才能講好第一個五分鐘，而中國的脫口秀表演者才剛剛開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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