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夢該醒了：阿姨並沒有改變中國

張文很明顯觸及了城市中產階級的焦慮痛點——家庭勞動怎麼辦、下一代怎麼辦。但阿姨不僅僅是中產賬本上的一筆數字，作為家務勞工，她們也面對諸多困境。而張文對於女性回歸家庭的認識無疑是淺薄甚至錯誤的，這背後所反映的，不僅僅是中產焦慮的問題。

▋虛假的「勞資關係」

所謂「阿姨」，主要指的是家庭保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逐漸出現提供有償家政服務的保姆。自2000年起，「保姆」在中國成為正式職業，成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正式認定的「家庭服務員」或「家政服務員」的一部分。除保姆之外，這一行還有護理、保潔、家庭管理等服務。他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稱呼：「家政工人」（domestic worker），即在家庭內部從事家務勞動的勞工。在張文看來，一二線城市阿姨們的工資既高又不高：她們每個月拿到的六七千塊錢是凈工資，這比一般白領的凈工資要高；但因為她們不享受「五險一金」，沒有任何福利，這些凈工資又顯得不那麼高了。這無疑是比較客觀的看法。

但張文的客觀到此為止。在他看來，因為市場對於家政工人有巨大的需求——「根據「58到家」提供的一份數據，北京上海阿姨供需比約為1比5，這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賣方市場」——所以阿姨就可以坐地起價了。而作為僱主的作者的確也是如此展開自己的敘述的。

但我們要知道，除了沒有「五險一金」之外，阿姨們作為被僱傭者，完全處於弱勢地位。例如她們可能受到男主人的騷擾、被拖欠工資、被言語或精神虐待、被無限度支使——畢竟在家庭內部永遠都有忙不完的活。一些家政工的工資可能很高，但60%的家政工沒有參加任何一種保險計劃，她們既不受《勞動法》保護，也難以通過民事訴訟來保障自己的權利。

況且，阿姨在僱主家中勞動，為僱主提供一定的服務，僱主的家就是她們的勞動場所：她們不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在出賣自己的情感。家政勞動既是勞動密集型也是情感密集型產業。

我們知道，服務業的根本是微笑服務，這種微笑要伴隨著與顧客互動的整個過程，如餐廳的服務員、商場的售貨員或飛機上的乘務員。但當她們不面對顧客的時候，她們可以停止微笑，放鬆下來。家政工人與其他服務人員的區別在於前者與家庭成員長時間處於面對面的互動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無論她們的心情如何，都必須對僱主笑臉相迎。她們臉上任何不快的表情都可以引起僱主的猜疑或反感。在身份上，她們是僱員和服務員，僱主是顧客，是上帝。在空間上，僱主是在家中，理應感到隨意和放鬆；而僱員所在的家實則是她們的勞動場所，她們要小心翼翼且盡心儘力。

另外，一旦還要照顧行動不便的老人和三歲以下的嬰兒，阿姨們是沒有截然分明的作息時間的。家政工人並非出於愛才去照料僱主家的嬰兒或老人，但在照料他們的時候，家政工人必須要表現出關愛。在他人的私人空間將本應無償奉獻給家人的關愛轉移給他人的家庭成員，而家政工人自己的孩子或者老人只能託付給親朋好友或者街坊鄰居。

張文對阿姨們的這些困境完全視而不見，只是強調阿姨漲工資的訴求，不能不說是有些一葉障目，想當然地認為農村婦女以及城市的失業婦女都應該從事阿姨這種行業：「阿姨是農村中年女性進城安家的最佳職業……阿姨可以幫助農村女性進城就業時規避《摩登時代》式的呆板流水線，遠離富士康式的勞資緊張關係」，彷彿這才是康庄大道。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作的確不人道，會造成緊張的勞資關係，但進入家庭這個工作場所就很人道，就不會有緊張的勞資關係嗎？

▋「智勇雙全」的中產階級？

張文最大的特色是全文散發著強烈的階級意識。我們可以看到大量既熟悉又陌生的詞語：主人翁精神、勞工領袖、階級群體意識、勞資關係。儘管作者是以戲謔的態度使用這些詞語，但這依然反映了某種心態：僱傭者和作為被僱傭者的阿姨屬於勞資兩個不同階層，前者是在享受「轉型時代普通中國家庭的中國特色福利」。言下之意，中產僱傭者在一定程度上剝削了阿姨的家政勞動，從而讓自己可以比較低的成本去完成勞動力再生產任務，去從事更有「職業榮譽感」的活動。

計劃生育加強了人們對下一代階級地位的焦慮

中國人自古對於養育下一代就非常重視，而不久以前的計劃生育一胎化政策。讓中國人對「獨苗」投入了過多關注，優生優育的思想在全世界可以說罕有其匹。隨著各種教育培訓產業和社會競爭的日益強化，家長，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長恨不得傾其所有，最大程度優化孩子的成長環境，以保證自己的孩子不被落下，並且將來可以繼承甚至超越自己的階級。作為對社會輿論和潮流最為敏感的群體，城市白領接收著各種「好家庭」理論的轟炸，為了學費、補習費和各項開支而疲於奔命。底層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時刻存在的威脅，唯恐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最終墮入其中。中產對於底層既有樸素的同情，也有深深的恐懼——如張文最後所說，恐懼阿姨們的工資超過自己，對阿姨們爭取加薪的行為極其敏感。

現實的中產階級遠沒有意識形態或者廣告宣傳中的中產階級那樣舒適、愜意。他們除了在工作場被剝削規訓，生活中還受到房東或是房貸的壓力，被各種各樣的商家和貸款機構盤剝。但現實的中產階級卻不管這些，他們居高臨下為阿姨們「著想」，希望她們心甘情願、高高興興做城市裡的阿姨。現實中的中產階級更願意將自己視為「資方」，與底層的「勞方」區分開來，雖然後者的工資，離他們已經不是很遠了。

在中產階級身上，社會存在與意識形態是錯位的。他們本應該與阿姨們還有其他勞動者一起去爭取更好的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但他們卻選擇把時間和精力花在與阿姨們鬥智斗勇上。

▋總要有人要回家？

張明揚在文中提出，因為家政服務越來越貴，「婦女回家」成為了一個現實選項，而他的論證則是西方國家女性也有大量參與全職家務勞動者。然而，這樣的論述其實也是一廂情願的想像。

從數據來看1990年至2016年，絕大多數西方老牌發達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穩步上升，20個西方國家中，只有瑞典、丹麥、芬蘭出現1%到4%的明顯下降，美國出現了小幅下降（0.47%）。另外，近20多年來，日本女性普通勞動者的平均工資較之男性比例，以及女性就業率相對男性的比例一直慢慢增加，並沒有出現作者所說的「西方和日本那麼多家庭婦女」。

女性回家問題當然不是不嚴重。這從中國人的意識形態觀念轉變也可以看出。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調查：2000年時，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表示贊同「男人以社會為主，女人以家庭為主」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到2010年時，比例分別攀升到了61.6%和54.8%。從1990年到2016年，全世界範圍內15歲以上女性勞動參與率從52.38%下降到49.50%，而中國大陸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73.49%下降到了63.35%，降幅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但女性回家的現實並非如張明揚所說是因為「阿姨（家政服務）的價格高於媽媽的收入」。中國女性回歸家庭，主要是因為在中國的下崗大潮和減員風波中，女性居於首當其衝的地位。那些沒有被裁減的女性員工，很多也淪落到非正規就業崗位（臨時工、派遣工等），不得不忍受嚴苛的工作紀律、惡劣的工作環境、低得可憐的工資。與這種工作相比，家庭彷彿真的成了「溫暖的港灣」，相夫教子似乎讓女性更有成就感，這是大多數女性「自願」回家的經濟根源。

但女性本可以不必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在文章開頭說過，社會的根本問題除了經濟上的生產與再生產之外，那就是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因為現代經濟如此重要，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就不止關涉一家一戶的繁衍，也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發展，那麼這個問題就不只是家庭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這就是教育要社會化的原因。事實上，父母單獨教育子女或者請家庭教師的做法本來已經不合時宜。甚至於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國家也會幹預父母對於孩子的撫養。簡言之，國家會組織社會來幫助家庭，這就是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化。在社會主義國家和福利國家，國家主動承擔這一功能，通過託兒所、公共食堂等方式解決後顧之憂，讓夫妻雙方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社會生產中。那樣的家務勞動因為具有社會性質，因此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員可以獲得社會承認和榮譽感。這其實基本解決了勞動力再生產的問題。

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理論崛起，主張拆解福利國家，國家從社會公共服務領域退出，這就將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完全推給了個體家庭。

家政服務商品化與「被迫回家」的壓力作用於女性，其結果就是一種奇怪的「單身社會」崛起。現代社會是個體化的社會，單身社會本不奇怪。在北歐那樣的高福利地區，單身更多是暫時性的，不結婚並不代表不生孩子，事實上北歐的生育率在發達國家中維持在較高水平。但另外一種單身社會，產生於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較大的美國、西歐和日本以及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很多婦女不再願意走入婚姻家庭，遑論生兒育女。如果家政工人在別人的家庭從事的是有償勞動，那麼家庭婦女在自己的家庭所從事的則是無償勞動，這種勞動不會得到社會的承認，甚至不會得到家人的感激，因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是愛的表現。女性在家庭這個「溫暖的港灣」中似乎依然惴惴不安。據研究表明，夫妻關係中的男性往往在家感到更輕鬆，而女性則是在工作時更快樂。因此有女性主義者將美國、歐洲的低生育率稱為女性的「罷工」——畢竟勞動力的生產也是生產。

低福利與繁重的家務勞動，很多婦女不再願意走入婚姻家庭，遑論生兒育女。圖為北京一次單身男女相親會現場。

當然，張文所說的「當阿姨（家政服務）的價格高於媽媽的收入時，必然會導致女性大規模的回歸家庭潮」，也是成立的。勞動力商品化意味著大多數家庭負擔不起這種服務，而只能苦苦支撐。其後果最終會是貧富分化的惡性循環——只有少部分上層家庭有能力、有意願購買這種私人化的家政服務。那些中產之家即便能夠負擔得起這種服務，也往往是不堪重負。而私人化的家政服務對絕大多數家庭構成了巨大的壓力，同時也是勞動力的巨大浪費——畢竟託兒所和公共食堂中，只需要少數阿姨就能照看很多家庭的孩子，準備很多家庭的飲食。

▋阿姨並沒有改變中國

中國的不平衡發展，造就了家政工人從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主要是從農村向城市的靈活流動。全球範圍也存在類似的趨勢：東歐流向西歐，墨西哥和中南美洲流向美國，北非流向南歐，南亞流向海灣國家，東南亞流向全球各地。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照料的全球化」。

這種全球化背後。是家政勞動的商品化——照看嬰幼兒的服務不再由國家來提供，而是要從商業機構購買。從欠發達地區引入勞動力無疑可以暫時解決成本問題，所以當張明揚說「西方的阿姨收入太高了，不是普通白領家庭可以負擔的……因此，在西方，除了少數富裕家庭，中產家庭的大範圍僱傭阿姨是無法想像的」，這無疑是他的憑空想像了。

然而，這種不平衡所造成的家政工輸出不見得是好事。有很多論者認為「菲佣」是中國保姆學習的對象。但儘管全世界的菲佣寄回國的匯款佔到菲律賓GDP的10%，菲律賓的經濟也並沒有因為菲佣而很發達起來，而且和家庭成員遠隔萬里的狀況，也很不人道。在中國，也是發達地區的中上層家庭僱傭來自經濟不發達地區的阿姨。城市裡的那些負擔不起阿姨的家庭則只能是夫妻雙方苦苦支撐，如果沒有家中老人的幫忙，其結果往往是婦女要麼重回家庭，要麼只能從事低薪的靈活工作，以便兼顧家庭。

勞動力再生產畢竟不只是家庭繁衍，也關係到社會的發展，因此社會有責任來承擔相應的成本，而不是完全推給私人家庭。因此未來的道路不應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商品化和私人化，而應該由社會或者社區進行組織，讓那些對照管孩子或者做飯的人自由參與這種活動並得到社會的承認，也可以讓社區變得更加和諧。唯有如此，才不會出現僱傭者和被僱傭者之間的「勞資衝突」，同時也可以消除家政勞動的孤獨性。

如果不改變當下的社會結構，任由不均衡的社會發展繼續下去，總會有「低端人口」作為廉價勞動力蓄水池源源不斷地湧向一線二線城市，去接受中產們的僱傭。阿姨們無法改變中國，她們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只不過為中國提供了可觀的「中國特色福利」。如果真想改善阿姨們的狀況，那麼我們必須先改變社會。當然，阿姨們責無旁貸，其他勞動者也責無旁貸，只是不知中產們會如何抉擇？

（房小捷為本文提供了數據和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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