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自成一家之體卓為百代之宗——韋應物的詩史意義

　　 韋應物是唐代大曆時期地方官詩人中一個卓異的個體，也是大曆詩壇一個獨特的存在。大曆詩人能進入名家級的僅有劉長卿、韋應物兩人，而能開宗立派、自成一家的則只有韋應物。可以這麼說，沒有劉長卿，大曆詩並不感到缺什麼，但若沒有韋應物，人們對大曆詩的價值聯想就將大打折扣。如此看來，雖同為名家，他們兩人之間仍有著數量級的差別，劉長卿是屬於大曆的，而韋應物則是屬於唐代的——王楊盧駱，李杜高岑，王孟韋柳，韓孟元白，李杜溫韋，在這樣一個關於時代流派之代表作家的傳統排名中，沒有劉長卿，卻有韋應物一席之地。為此，韋應物也成為大曆詩人中歷來評說最多的詩人，從他的人品吏道到詩風詩藝，自唐迄今都有許多人評論。應該說，韋應物創作本身的面貌大致已被揭示出來，現在還需要探索的我以為是這位詩人的詩史意義。本文擬圍繞韋應物作為地方官詩人的獨特性和作為唐詩名家的獨特性來談他創作中兩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高潔背後的世俗

　　 詩人的生平，經孫望、羅聯添、傅璇琮諸先生考證，履歷基本明了。儲仲君先生將韋應物的創作劃為洛陽、長安——滁州、江州——蘇州三個時期，並指出每個時期詩人的情緒都有些起伏，他的生活道路「始終是按照出仕、閑居、出仕、閑居這樣的公式安排的，他的情緒也隨著這種變化螺旋式地運動著，但不是上升，而是下降」。①日本學者赤井益久幾乎在同時也從仕隱交替的特殊經歷入手探討了韋應物詩「高雅閑澹」風格的成因。他有趣地揭示出詩人各個生活階段與特定寺院的對應關係。

　　 玄宗侍衛——武功寶意寺

　　 洛陽丞——同德精舍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蘇州剌史——永定寺②

　　 圖式表明，詩人韋應物在他的一生中，從初仕到歸休一直都在重複著仕隱的循環。而每一次循環又都歸於佛寺，表現出某種遁世避俗的心理趨向。可以肯定地說，赤井先生列出的如下詩句並不是偶然的雷同：

　　 高曠出塵表，逍遙滌心神。（《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遒》，6.1932）③

　　 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灃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6.1949）

　　 既此塵境遠，忽聞幽鳥殊。（《莊嚴精舍游集》，6.1974）

　　 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再游西山》，6.1977）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秋景詣琅琊精舍》，6.1978）

　　 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神靜師院》，6.1979）

　　 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同元錫題琅琊寺》，6.1983）

　　 這些作品足以顯示，詩人當時是如何強烈地感受到佛門與塵境的對立，並領悟佛門高曠幽遠的寂靜趣味，從而體驗到心境淡泊的愉悅適意。它們從宗教經驗的角度說，當然不是什麼新鮮的感覺，倒不如說是當時詩歌的老生常談，或者說是「一般寺院題材作品的常套」（赤井語）。然而我們知道，「凡是老生常談，其間總隱藏著某種人們共同關心的東西。」④在大曆這充滿苦難又缺乏生氣的時代，人們對現實普遍不滿卻又沒有改變它的願望和信心，於是只能轉而尋求逃避和超越。寺院無論從哪方面說都為隱遁避世和精神解脫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而韋應物也就在一次次實際的皈依和願望的吟詠中為自己塑造了一個高士形象。《唐國史補》卷下載：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後人經常是從李肇這則筆記中認識韋應物的，對他的高潔嘖嘖稱道。可是如果往深里想一想，上面那種不厭其煩地在詩中表達的超脫塵俗的體驗，果真就是真正的超脫嗎？當然不是的。它只能說是一種逃避，而決不是超脫。真正超脫，超脫的過程和被超脫的塵境就不存在了，我們也就無從知道他的超脫和他要超脫的東西。

　　 很顯然，韋應物並沒有真正地超脫，他只是努力在超脫。從這點上說，他遠不能和王維相比。只看他的隱逸一次又一次地被入仕所取代就知道他的功名之心、世俗之念決沒有冷淡。異邦人評韋應物，也許是局外人旁觀者清吧，倒能較準確地看出這一點。日本詩論家近藤元粹評《途中書情寄灃上兩弟因送二甥卻還》(6.1914)「華簪豈足戀，幽林徒自違」一聯說：「苟如此，何不速賦歸來乎？」⑤又評《雨夜宿清都觀》(6.1978)「豈戀腰間綬，如彼籠中禽」一聯說：「已知籠禽之困，何不決然學柴桑先生？」作為外國人，他對這種口是心非感到不解乃至冷言譏誚，是很正常的。而我們中國人則從陶淵明之後就已習慣了這種心口不一的現象。因為隱逸雖然從觀念上說很符合中國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不免與他們現實的功利態度相悖。尤其在大曆那麼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辭官隱居是不太現實的⑥。錢起就整天念叨歸隱，可一旦罷官馬上就因清貧而牢騷滿腹。韋應物也曾在《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6.1906)一詩中表白自己的無奈：「獨往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由於某些不願明言的原因，他不能斷然歸去。即使因故罷官，一有機會他也要東山再起。有時他甚至說出一些與他的高士形象很不相稱的話。如《觀早期》(6.1973)詩：「愧無鴛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雲路相追攀？」近藤元粹就指出「先生亦有欣羨之心矣。」至《洛都游寓》(6.1973)云：「軒冕誠可慕，所憂在縶維。」近藤氏直斥之「未免鄙劣」。其實，以韋應物那麼個少年驕縱、橫行朝市的回頭浪子，沒有一點鄙劣才是怪事，更何況這又是早期少年氣盛時的作品。令人驚異的是，到晚年任江州剌吏時，他還在《題從侄成緒西林精舍書齋》(6.1983)詩里說：「紵衣豈寒御，蔬食非飢療。雖甘巷北簞，豈塞青紫耀。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欲同朱輪載，勿憚移文誚。」眾所周知象韓愈那樣的名利場中人，勗子富貴尚為人鄙；韋應物如此訓侄，豈能不落人話柄？近藤氏說此詩「勸獎他功名心，可笑又可鄙」，實在並不過分。由此我們看到了韋應物高潔背後的世俗的一面——在嚮往隱逸、抒發高蹈出世之志的同時，內心還縈迴著對功名利祿的肯定和留戀。「所嗟累已成，安得獨偃仰」（《藍嶺精舍》，6.1980）這類「千篇一律」（近藤語）的感慨，並不能證明他果真「素寡名利心」（《答故人見諭》，6.1954），而只表明他內心深處存在著「省己已知非」，「歸無置錐地」的矛盾衝突，表明在他身上也同樣存在著謝朓式的雙重人格——在觀念上志尚清虛，追慕淡泊寧靜的隱士生活，而在實際生活中卻留戀爵祿，耽於物質享受⑦。當然，韋應物詩中除了追求靜穆散淡之趣外，看不到對物質享樂的慾望。可功名之心終抖露出他骨子裡世俗的一面。

　　 良心?吏隱?郡齋詩

　　 應該說明，我強調指出韋應物世俗的一面，只是針對他在人們心目中的高士形象而言的，希望由此對他確立一個較符合實際的基本認識。其實，指出韋應物的世俗氣雖不免有損其高潔名聲，但卻使他作為地方官詩人的價值得到了新的確認。我們必須肯定，正因為他不能完全超脫塵世，不能忘情世事，才心憂民瘼，身勤吏職，而不是象東晉南朝士人那樣以放棄社會責任來求得超塵脫俗。世俗雖然有它庸鄙的一面，卻也總和傳統行為準則或者說與良心聯繫在一起。正是這一點，使韋應物的作品閃耀著善的動人光彩。還在攝高陵令時，他就在《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6.1902)詩中寫道：

　　 直方難為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沈埋案牘間。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

　　 詩中述說了直道難進、沉跡下僚的困頓，述說了吏務冗雜、執政兩難的苦惱，這是當時凡正直的官吏都會有的感受。透過「沈埋案牘間」、「日夕思自退」的矛盾痛苦，我們看到了詩人的良心和責任感。到任滁州剌吏時，儘管久經風塵、對仕宦的倦意已象春困一樣難以抵抗，他也未忘卻自己的責任、自己的百姓，於是就寫出了他最膾炙人口的名作《寄李儋元錫》。詩中沒有流露出留戀爵祿之意，但「邑有流亡愧俸錢」同樣可以成為流連職官的理由而與「身多疾病思田裡」的隱退之思形成矛盾對立。因此可以說，這一聯名句從另一個角度深刻表現了仕隱的矛盾心態。而且這對矛盾較之謝朓「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腮」（《觀朝雨》）的矛盾，動機更高尚，更符合傳統觀念和行為準則的理想，所以也就更堂皇地成為地方官心態的理想典型。宋人黃徹就說：

　　 韋蘇州《贈李儋》云：「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郡中燕集》云：「自慚居處崇，未睹斯（原作在）民康」。余謂有官君子，當切切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仇者，得無愧此詩乎？⑧基於這種心態，韋應物作為地方官詩人就在中國詩史上建立起一個基本主題同時也是一種詩歌類型——郡齋詩。其代表作品就是黃徹引述的《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6.1901)：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歷來論詩家都津津樂道首聯的傳神寫意最出氣氛，而我感興趣的卻是通篇的內容。從題面之意看，前三聯點出郡齋、雨中、宴集三層意思，末兩聯稱讚諸文士，真正寫宴集本身只是中間五聯。而在這五聯中，直接敘述飲宴的也只「鮮肥」四句，其餘六句都在抒發感慨，披露情懷，向人們展示一個由「自慚」而「理會」而「性達」而「神歡」以至意氣飛揚的心理過程。隱逸之思與責任感的矛盾在愉快的宴樂中消融，或者說尋得統一。謝朓的「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在這裡被用具體的敘述語言重新表達了一次。由是我們可以理解，此詩之所以從劉太真、白居易以來一直為人激賞，就在於它表達了古代封建社會士大夫理想的生活方式——吏隱。所謂郡齋詩，實際上也就是吏隱的產物。

　　 三百年前，謝朓以他的文採風流給大曆詩人留下了一個令他們無限景仰的宣城太守形象。他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作為一種經歷、一種心態、一個話題反覆出現在大曆詩人的作品中。與此同時，他的《高齋視事》作為郡守生活的典型細節，也不斷進入地方官詩人的話語系統。韋應物詩中「高齋」一詞的再三出現，清楚地表明詩人基於身份、心態而產生的對謝朓的認同。事實上，韋應物詩中（其他地方官詩人也是）充滿了《高齋視事》結尾所述的矛盾心理：「空為大國憂，紛詭諒非一。安得掃蓬徑，鎖吾愁與疾」。但他最終也象謝朓一樣，在吏隱中超越了這一矛盾，使仕與隱達成同一。他的另一首郡齋詩《郡樓春燕》(6.1900)寫道：

　　 眾樂雜軍鞞，高樓邀上客。思逐花光亂，賞余山景夕。為郡訪凋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

　　 本來，詩人很苦惱：亂後凋敝，民生窘蹙，自己又不能改變法令適應現實，於是感到壓力很大。可他藉助於酒，通過與幕中文士的飲宴遊樂輕鬆地消解了那來自職務的壓力。如果說這一次飲宴只能「暫忘終日迫」，那麼，頻煩的郊遊、宴集、訪寺就保證了他長日「自與塵事違」（《神靜師院》，6.1979），而達到「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閑」（《詣西山深師》，6.1979）、「時事方擾擾，幽賞獨悠悠「（《游西山》，6.1976）的超然境界。對他來說，「符竹方為累」（《游開元精舍》，6.1978）的跼促感是那麼強烈，以致他的「佳游愜始願」（《藍嶺精舍》，6.1980）帶有過於明顯的功利色彩，從而不免有那種欲世皆知其雅的俗氣。所以近藤元粹在稱讚《詣西山深師》「世有征戰事」一聯「高絕」後，又遺憾地指出末聯「藩守寧為重，擁騎造雲關」兩句俗氣。的確，韋應物時刻忘不了自己的郡守身份，所以在滁州游琅琊山就說「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游琅琊山寺》，6.1981）；在江州游廬山就說「建隼出潯陽，整駕游山川」（《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6.1962）。近藤元粹評前詩曰：「鳴騶、前旌何等鄙俗，當時無稚圭之移文！」評後詩曰：「李義山以花間喝道為殺風景之一，今蘇州建隼整駕而游涉山川，豈無殺風景乎？」此論可謂痛快！如此游山，其情趣別說與蘇東坡不能比，即與謝朓也不能比。總而言之，韋應物詩在高雅的背後，骨子裡有股俗氣，或者乾脆說是一種高雅的俗氣。但問題在於，對一位地方官詩人來說，這種雅俗之分當然不能成為評判高下的標準（它也許適用於方外詩人）。《再游西山》(6.1977)寫道：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嘆乏弘量，終朝親簿書。於是忽命駕，秋野正蕭疏。積逋誠待責，尋山亦有餘。測測石泉冷，瞹瞹煙谷虛。中有釋門子，種果結茅廬。出身厭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

　　 近藤氏評本篇說：「未脫簿書羈絆，故詩亦乏高致」。是的，不僅此詩，上舉二詩亦云「物累誠可遣，疲甿終未忘」，「心當同所尚，跡豈辭纏牽」。這說明他清楚自己終究不夠洒脫，仍不能忘懷「今我蒙朝寄，教化敷里鄽」的責任。這樣，諸詩之乏「高致」，就恰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地方官的良心。

　　 象戴叔倫一樣，韋應物自始至終是個循吏。他對隱逸，只不過存著「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意願而已。古人從高潔、隱逸的角度來讚揚他，我們可以理解，但必須指出這在根子上就錯了。到今天如果還有人以高潔來要求他（比如象近藤元粹那樣），那麼就意味著要他放棄社會責任而追求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生活理想。這很難令人贊同。我更喜歡世俗的韋應物，而且認為這世俗正是地方官詩人的可愛之處——雖追求身心的自由、超脫，卻不放棄責任；雖終日沉埋於簿書案牘，卻又不忘享受自然的美妙和樂趣。社會正是由這樣的人來維持和支撐，由這樣的人來推動進步和發展的。

　　 作為人生境界和藝術理想的散淡

　　 散淡，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它既不是清凈無為，也不同於懶慢，更不是冷漠。散淡作為一種精神狀態，標誌著心靈的寧靜、淡泊，感情的平和滿足；作為一種人生態度，它意味著對生活事實的忻然接受，並隨時感念真善美的恩惠；而作為一種藝術精神，則表現為對和諧的情境、沖澹的氣韻和悠閑簡潔的風格的追求。散淡因汩沒利害而真摯，因超然物外而沖和，因自適其適而自在，因無所貪吝而充滿愛心。

　　 以此衡量，則陶淵明尚不能說散淡。他的理想與現實有著不可調和的尖銳衝突，只有待歸田後，心靈的痛苦才稍稍平息；但理想的失落、死亡的陰影仍使他煩躁，不時露出崢嶸的意態，露出金剛怒目式的面目。韋應物卻不然，他一生都顯示出隨遇而安的處世態度，雖然覺得爵祿值得追求（這是勸告後輩說的），但自己並不汲汲於功名，熱衷於仕進；而被罷官亦欣然歸里享受天倫之樂，毫無怨艾。《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6.1935)云：

　　 結髮仕州縣，蹉跎在文墨。徒有排雲心，何由生羽翼。幸遭明盛日，萬物蒙生植。獨此抱微痾，頹然謝斯職。世道方荏苒，郊園思偃息。為歡日已延，君子情未極。馳忽雲晏，高論良難測。游步清都官，迎風嘉樹側。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樂陶唐人，服勤在微力。佇君列丹陛，出處兩為得。詩中回顧了自己入仕以來的經歷，略有蹉跎之感，又有點為歸隱歡欣，末聯期許友人顯達而無失意之感，有各得其所的恬適。清代廉兆綸評此詩曰：「和平之音，使人之意也消。陶令不為五斗（米）折腰，視此為激切矣」。又評《寄中書劉舍人》云：「不自寓升沉之感，乃見身分。否則不悲寥落，必求汲引」。⑨此論指出韋應物胸襟之恬和更勝於陶淵明，實在是極有眼光。沈德潛說韋應物得陶詩之沖和，不知陶詩的沖和是經過劇烈的感情衝突和心靈折磨後方獲得的，而韋詩卻彷彿與生俱來，天然成就。的確，除了悼亡及懷舊（如《溫泉行》《逢楊開府》之類）這等極特殊的場合，我們在韋應物詩中很少看到感情失衡的時候。甚至在早期的擬古、詠懷詩中，身世遭逢也未對沖和造成太大影響。而在寫日常生活的作品中，則只看到極平和的心情。寫喜悅。如《永定寺喜辟強夜至》，外甥雪夜遠歸，理應欣喜，詩題也確是說喜，可是詩中卻無半點喜態，只是兩人守著爐火，默默飲酒。詩人的「喜」就滿足於此，至為平淡。寫傷感如《滁州園池燕元氏親屬》頹年惜別，換成劉長卿、戴叔倫免不了要有一番欷噓，而韋應物卻寫得極平淡，並不刻意表現「留連」的情形。這使傷感之情輕淡了許多。賀裳說：「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可以說準確地道出了韋應物詩在情感表現上的特徵。相對於他人，韋詩的抒情方式總是顯得很平淡，因而其敘述節奏也格外舒緩。象《夕次盱眙縣》(6.1961)：「落帆逗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沈夕。人歸山郭暗，雁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鍾未眠客。」此詩所寫的情懷與張繼《楓橋夜泊》完全一樣，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基本相等。但張繼詩象一組切鏡頭，節奏緊湊；而韋應物此詩卻似一個連續的長鏡頭，節奏舒徐，從而詩中的情緒也與張繼詩顯出了安詳與鬱抑的差別。

　　 韋詩的散淡在語言風格上表現為簡潔樸實，不加雕琢。這點夙為古人公認。蘇東坡說「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⑩，論柳未必確，但論韋卻是精當無比。賀裳更具體指出：「韋蘇州冰玉之姿，蕙蘭之質，粹如藹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餘。然雖以澹漠為宗，至若『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日落群山陰，天秋百泉響』，『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一為風水便，但見山川馳』，『何因知久要，絲白漆亦堅』，正如嵇叔夜土木形骸，不加修飾，而龍章風姿，天質自然特秀。」（《載酒園詩話?又編》）韋詩極少用典，也很少用比喻、象徵手法，以描述性為主的詩歌語言有較高的透明度。同時，他用字很平常，即使集中名句，也不以刻劃取勝，古人於此多有議論。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就無視韋應物詩歌語言中的生新特點。日本詩評家近藤元粹曾注意到韋詩中的用字新異之處，他的評語於此頗多指摘。其實，他舉出的例子有許多並不算生新，還是唐人慣常的用法。真正生新的我以為是這樣一些例子：「鳴鐘悟音聞」、「泊懷遺滯想」（《慈恩伽藍清會》，6.1899）、「妍光屬瑤階」（《對雪贈徐秀才》，6.1908）、「高天澄遙滓」（《九日灃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6.1911）、「念離獨傷抱」（《寒食日寄諸弟》，6.1918）、「皓曜群玉發」（《酬韓質舟行阻凍》，6.1944）、「境殊路遺緬」（《自蒲塘驛回駕經歷山水）、6.1962）、「飄風忽截野」（《往富平傷懷》，6.1963）、「果葯發余榮（《曇智禪師院》、6.1981）「於焉灑煩抱」（《夏至避暑北池》，6.1983）。上述詩句中帶點的字詞搭配不啻生新，簡直有點生硬，應是出於詩人的造作。這樣的例子也相當多，看來韋應物在學陶淵明簡樸高古的同時，也受到大曆詩壇錘鍊語言的影響，力圖求生求新。但由於他學詩較晚，在修辭方面的學養不如他人，於是他的努力就不免偏離傳統而走到極個人化的道路上去。不過這對於他的散淡的品格來說倒是歪打正著，因為個人化的生造，恰是與古詩發生時的獨創性質相通的，當韋應物的生造不是趨向於尖巧（比如象錢起那樣），而是趨向於古拙時，它就顯出一種古雅的色彩，與詩人的總體風格相一致。正因為如此，生新在韋應物詩中就決不象在錢起詩中那樣引人注目。古拙淡化了生新的陌生化程度，使它平淡到我們中國人甚至不易察覺的地步。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錢起、韋應物兩人在詩史上的獨特地位。錢起以他的尖巧生新開中唐苦吟派之風，而韋應物則以他的古樸完成了古詩傳統的歸宿。胡應麟論古詩，說「韋蘇州後，六朝遺響絕矣」（《詩藪》內編卷二），我以為是指古詩至大曆日益律化，在韋應物之後不復有六朝的古淡。這個命題同樣可以表述為，「至錢起，六朝遺響絕矣」，意思是一樣的。總之，這兩位詩人是唐詩接力賽古詩一棒的交接者。然而韋應物對於大曆詩壇、對於唐詩的意義遠較錢起為重要，他詩歌的獨特個性和藝術精神不僅超越了大曆，也超越了唐代。

　　 正如本文開頭曾提示過的，韋應物是大曆時期最特殊的詩人。他的創作，除五律「自是大曆聲口」（《詩藪》內編卷四）外，幾乎所有的方面都與大曆詩風異趣：在詩型上，大曆詩偏擅近體，工於五言，而韋應物獨以古體勝，諸體皆長；在表現方式上，大曆詩多用象徵、移情、烘托等抒情手段，而韋應物僅平鋪直敘，直接抒情；在藝術形式上，大曆詩「爭工字句」（沈德潛語）而忽於篇章結構，韋應物詩卻結體渾成，天然超妙；在意境上，大曆詩時空狹窄，氣象促迫，而韋應物詩悠然淡遠，意味深長；在語言上，大曆詩煉飾、省凈、流利，頗事雕琢，韋應物詩則樸實、自然，略帶古拙；在節奏上，大曆詩如順水之船，輕快流利，韋應物詩卻優柔舒緩，沖和平靜。最後，從情調上說，大曆詩率嘆老嗟卑，多苦語，氣象衰颯、冷淡，而韋應物澹泊平和，多恬語，氣象清朗、濕潤。大曆詩人主要奉謝朓為宗，繼承了六朝精工清秀的傳統，而韋應物卻獨宗陶淵明，踵其古淡清腴之遺緒，兼采二謝的流麗名雋，終成高雅閑淡一體，並直接影響到柳宗元的創作。到宋代，蘇東坡開始將韋應物與柳宗元並稱，而到明代以後，以平淡概括韋柳詩風漸成為詩論家的一般見識。同時所謂「平淡」也從一般的風格內涵、審美趣味向審美理想的層次升華。胡應麟把韋柳歸入清淡詩派，王漁洋把韋柳歸入清真古淡的風格體系，並奉為神韻的典範，愈益使韋柳與一種審美理想聯繫在一起。(11)。從這一點說，韋應物詩不僅超越大曆，甚至具有超越唐代的典範意義。儘管論實際成就，他可能比不上高岑李（商隱）杜（牧）這些大家，但他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他們。他的古詩上薄陶謝，下該王孟，堪稱是清淡詩派在風格上的集大成者，其「無聲色臭味」（朱熹語）的淡泊尤被後人奉為流派正宗。如果我們說，韋應物是詩史上一位參與中國詩歌傳統形成的重要詩人，那是絲毫也不誇張的。

　　 注釋：

　　 ①有關韋應物生平考證的文獻，可參看拙著《大曆詩風》附錄「大曆詩研究參考文獻一覽」。儲說見其《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文學遺產》1984,4）一文。

　　 ②赤井益久《韋應物的屏居》，《漢文學會會報》第三十輯(1984,12)。該文未列蘇州剌吏一永定寺一組，此為筆者所增。

　　 ③本文引韋詩均據中華書局新排印本《全唐詩》，只註冊、頁數。

　　 ④斯蒂芬?歐文《追憶》第21頁，鄭學勤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近藤元粹評訂《韋蘇州詩集》，明治三十三年排印本。後引近藤說均見此本。

　　 ⑥大曆時期士人生活之貧困，可參看《大曆詩風》第87頁。

　　 ⑦關於謝朓的這種心態及對大曆詩人的影響，可參看拙著《大曆詩風》第三章及《吏隱：謝朓與大曆詩人》一文（《中華文史論叢》第50輯）。

　　 ⑧《溪詩話》卷三，《歷代詩話》續編本。《苕溪漁隱叢話》所引，第七句作「士君子當以此切切存心」。

　　 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汪立名刊本《韋蘇州詩集》卷上朱瀛過錄廉兆綸批語。

　　 ⑩《書黃子思詩集後》，《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60。

　　 (11)關於這一點，可參看馬自力《論韋柳詩風》，《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