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源泉》——面對安·蘭德的挑釁，集體在哪裡？

一、我對《源泉》的簡評

　　 《源泉》這本書我一共讀了三遍，覺得她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小說，不論是浪漫的、古典的、啟蒙的，還是當代的、批判現實的，一般都離不開在滔滔不絕的敘述和描寫中讚揚、提倡，抑或是鄙視、批判的套路，而那些所謂的意識流、偵探武俠、科幻懸疑更加不值得超過一遍的去讀了。《源泉》更像是一本理論經典，即使敘述都帶著議論的色彩。在這裡，我之所以稱本書為「她」，因為《源泉》在我眼裡簡直就是一個跟其作者安·蘭德一樣有血有肉的、極具智慧和獨立意識能力的女性，她撼動的是整個社會的既有規則——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她向傳統的道德觀念挑釁，並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這種挑釁絕對不是無端的、膚淺的、無意義的、唯恐天下不亂的。她那咄咄逼人的精神氣質既讓人畏懼，又讓人自省。

　　 《源泉》不斷地被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評論家們或詬病、或讚揚，社會主義說：《源泉》之所以被資本主義所推崇，因為它恰好應驗了蘭德自己的名言：「一種哲學只有在被人們需要時，才是最好的」。蘭德的理論確實迎合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根基，但我想這樣盲目的評價對此書是不公平的，《源泉》其實很值得我們深入的思考。

　　二、我對安蘭德的理解

　　 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角度上看，安·蘭德似乎永遠不會成為中國的信仰和符號，而倘若我們把她和整個美國社會的狀態放在一起稍加端詳的話，她的頭像隨著美國二戰後年輕一代人的t-shirt傳遍街巷的事實也就不難理解了。可以說，那個時代切格瓦拉更多的留在了社會主義的T恤上，安·蘭德則壟斷了資本主義年輕人的衣衫。但是作為生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從小接受「無私奉獻」「助人為樂」「熱愛集體」等一系列割草機式的教育的我，不得不承認我對安蘭德的熱愛，因為她的很多東西是無可辯駁的。拋開爭議性論點不看，作為一個有猶太血統的俄裔美籍人，蘭德身上所體現的人文內涵及精神氣質很令我敬佩。如果說安蘭德所信仰的稱為「利己主義」的話，那麼我堅決為她「平反」，她書中的Individualism這個單詞，在漢語中總會被純粹而堅定的譯作利己主義，其實1943年原版用詞是privatism，再版前言中蘭德提到，稍作更改的原因是她所信仰的不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而是合理（理性）利己主義。安蘭德崇尚理性，認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她的書中其實不乏有關善行與邪惡的較量的描寫，同時她不也不顧傳統輿論的偏見，力倡合理利己主義，認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張的社會，就不是理想社會。所以不理解安蘭德的「理性」，就不可能理解安蘭德。

　　三、有關「集體、利他」與「個人、利己」的議論

　　 故事從「創造者」霍華德洛克這裡開始並結束。但我不認為他是主角，他只是主線，一條把讀者引向某個真理，某種啟迪的線。洛克作為一個建築師，滿足自己的創造慾望是他的職業靈魂，他不是商人，所以絕不為贏得顧客而放棄自己的意願，帶有迎合意味的創造是不存在的。他說「我無意於為了客戶而建造房屋，我是為了建造房屋而擁有顧客」。他的存在的根基是「基於理性與激情，有尊嚴的生活的畢生追求」，他的洞察力，他的力量，他的勇氣均來自他個人的精神。然而，個人的精神就是他的自我，是他的意識的本質。去思考，去感受，去判斷，去行動——這便是自我的功能。彼得吉丁則是個絕頂聰明的抄襲者，他的「作品」連同他自己一起，都只是「二手貨」，是靠抄襲蠅營狗苟的典型，他是個沒有創作慾望的建築師，他要的是名聲和金錢。名聲，來自他人的評價；金錢，源於妥協。吉丁所做的一切都為此二者服務。實際上，現實中人都是創造者和二手貨的集合體，安蘭德只是把兩種精神剝離開來，將人類的這兩面在激烈的碰撞中給我們以啟迪，給我們自我完善的動力，以至於即使我們表面上對「二手貨」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一再標榜，在內心深處還是會被蘭德的洞察犀利所糾纏。當我們違背自己的意願，「看在錢的面子上忍了」的時候，《源泉》也許正在審視我們，帶著堅定的神情。尤其是那句「他們要背叛的不是我，也不是《源泉》，他們要背叛的，是自己的靈魂」。

　　 批判者總會說這本書是不道德的，烏托邦式的，故作矜持的，理想化的，因為蘭德說：「創造者並非無私。他們力量的全部秘密就在於——它是自給自足的，自我激發的，自我創造的。那就是奮鬥目標，幹勁和活力的源泉，是生命力——一種最原始的動力。創造者並不服務於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他一直是為自己而生存。而且只有通過為他自己生存這種形式，他才能成就榮耀人類的偉大創舉。他的真實才是他惟一的動力。他以自身的真實和自己的方式完成他個人的工作。一部交響曲、一本書、一台發動機、一種世界觀、一架飛機或者一座建築——那是他的目標和他的生命。重要的不是那些聽眾、讀者、操作者、信徒、飛行員和住戶，不是那些創造物的使用者，而是創造本身。是創造出來的事物，而非別人從中獲得的好處。是那種賦予真實性以具體形式的創造。他抱守著自己的真理，將其置於一切之上，與所有人的意願相違背。這便是成就的本質」。 心智是個人的屬性，並不存在所謂集體的大腦這樣的東西，並不存在所謂集體的思想。由一群人所達成的一致只不過是一種妥協，只不過是從許許多多個人的思想中推斷出來的一個結果而已，它只是再次推論的結果。首要的行動——推理過程本身——必須由每一個人來獨自進行，我們可以將一頓飯分給許多人來吃，我們卻無法在一個集體的胃裡去消化這頓飯。沒有一個人能用自己的肺來代替別人呼吸，沒有哪個人能用自己的大腦代替別人去思考，人類身體和精神的所有功能都是他個人的東西，它們無法分享和轉移。這是蘭德的理論。我們暫且對此不置可否，我們只需思考：為什麼工業產權越來越受重視，專利權空前受到保護？這些本質上屬於壟斷的社會產物，為什麼如此頑強的與「利他主義」「集體主義」相抗衡，卻也如此頑強的存活下來？為什麼中國的制度改革如此緩慢和命運多舛？為什麼行政監管不力的責任，總是一股腦全推到某個市長的身上，公民索取國家賠償卻比登天還難？為什麼經歷了千年的進化，人類還在為資源而自相殘殺，同是亞伯拉罕後裔的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悲劇卻愈演愈烈？為什麼平日紳士有度的議員在辯論中互扔桌椅，風度盡失？……因為人的本質就是利己的，我們能夠做的，只不過儘可能在「利己」中加些「理性」而已。而在利己基礎上，所謂集體既不能維持也不會創造。假設集體這種東西確實存在，也不得不建立在人類利己趨向的基礎上，沒有共同的利益，就沒有團結的集體，然而利益的共同性不可能是永恆的，所以，集體是脆弱的。而一個社會體制，它越理性，就越能發揮每一個個體的潛能，就越不會鼓吹集體主義，反而會將權力制衡發揮到極致，從而將純利己主義的弊端最小化。社會制度先進，實質上就是社會足夠理性。能夠認識人的利己性本質，本身就是理性的一種表現吧！我想把人的原始特性分為積極和消極兩種，前者是創造性，後者是利己性，「人治」發達的國家是感性的，任由人類消極的原始特性發展的，純人治的國家必將走向集權，而集權又必然限制自由，進一步導致人創造力的滅失，所以，人治在當今簡直就是一種倒行逆施，是對人類自身的蔑視和束縛。

　　「那些二手貨的基本需要就是保證他同他人的關係，以便得到別人的餵養，他將關係放在第一位。他宣稱人類生存就是為了服務於他人，他鼓吹利他主義」。國家治理上講，我認為中國是個「人治」占很大比重的不完全法治國家，印證了蘭德的上述理論，中國作為缺乏自主創新的國家，比西方更提倡「利他」，不論在國際貿易上，還是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上，尤其是當「國家利益」和私有權利相衝突的時候，我們都更側重於新技術的公共價值，因為我們缺乏創新，我們需要模仿，我們就是那種只能透過抄襲和模仿的媒介面對大自然的人，而自主創新，需要我們獨自的、直接的面對大自然。如果社會維護「二手貨」，創造者就會毀滅，那麼「二手貨」也無法生存；如果社會維護創造者，那麼少數的掌握真理的創造者就會憑藉自己的潛能帶動大多數的平庸之人，讓整個社會共同進步，這就是人類進步的總模式。「普羅米修斯被鎖在岩石上任憑禿鷹撕裂啄食——因為他從眾神那裡偷來了火種；亞當被判罪去受苦——因為他偷吃了知識樹上的果實。無論是什麼樣的傳說，在人類的記憶深處的某個角落，人類知道它自身的光榮是與那第一個人分不開的，而且清楚，那個人為他的勇氣付出了代價。」那個人，那個桀驁不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一個人，站在人類有關自己起源的記載的每一個傳奇的開端。然而絕沒有一個創造者是受到要為他的兄弟們服務的渴望所驅使，因為他們的兄弟們擯棄了他給予他們的禮物——那個禮物打破了他們日常生活中偷懶的慣例，這就像一個勤奮者在懶人中間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庸碌在懶人中間已成為規則，打破了懶惰的規則，就引起眾人的恐慌，就逃不掉被恥笑被打壓的命運，即使他無意中造福了這些懶人，卻也只能在死去後才被頌揚。正因為集體思維根本不存在，那麼個人的創造性思維就是社會唯一的動力源泉，所以，只有維護創造者的社會，其前進的腳步才是輕快的，這個社會才是獨立自主的、張弛有度的。

　　四、弗洛伊德與安蘭德觀點的相似性和聯繫：

　　 與安蘭德的觀點相似，20世紀著名的思想家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無法擺脫人心中與生俱來的侵略性，人類文明因此始終面臨解體的威脅，而且文明似乎是在同我們自身的侵略性本能打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戰鬥。他的侵略性實際上就是以利己性為依託的。弗洛伊德雖然繼承了啟蒙運動重視理性與科學的傳統，但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他懷疑乃至否定了啟蒙哲人們對人性的善良以及人類推動社會進步的能力所給予的信心。後來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似乎正好驗證了他這一悲觀的預測。弗洛伊德本是一位奧地利的精神病學家，但由他首創的心理分析學對20世紀西方哲學乃至大眾文化長生過廣泛的影響，使他成為現代西方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思想家。在《文明及其缺憾》一書中，弗洛伊德說：「隱藏在這一切背後且為人們如此急於否認的真相就是，人並不是那種想得到別人關愛和最多只會自衛反擊的溫文爾雅的動物；恰好相反，他們是這樣一類動物，在其天賦的本能中包含了強烈的侵略性。因此，他們的鄰居對他們愛說不僅是潛在的幫助者或性對象，而且還誘惑他們在其身上滿足自己的侵略性，無條件的役使其勞作，任意將其作為性工具使用，掠奪其財產，羞辱其人身，使其承受痛苦，折磨其身心乃至毀滅其生命。人對人是狼。面對自己的全部人生經歷和人類歷史，誰還有勇氣來反駁上述論斷？在通常情況下，這一殘忍的侵略性有待激發或服務於某種其他目的，其追求也可以得到適度滿足。而一旦條件有利，平日抑制其爆發的反作用力失效，他便會自發的表現出來，使人作為野獸的一面暴露無遺，其對人類的體諒蕩然無存。試想，伴隨著種族遷移、匈奴人的入侵、鐵木真統領下的蒙古人的入侵、虔誠的十字軍攻陷耶路撒冷的種種殘暴行徑，包括最近一次的世界大戰的種種慘象，任何人只要一想這一樁樁實例，就不得不向此觀點的真實性低下頭來。如果說文明不僅迫使人的性慾而且迫使其侵略性做出巨大犧牲，我們便可以更好的理解人在此種文明中為什麼難以快樂了。」

　　弗洛伊德所說的侵略性實質上是人類利己本性的一種極端體現，有人評價「人對人是狼」片面的總結了人性，他忽略了人性中美好的那部分。然而弗洛伊德認為通常情況下人之所以能表現出某些善，是因為其利己傾向能夠得到適當滿足，只不過激發其侵略性的條件還未成熟。我個人比較贊同弗洛伊德的觀點。

　　現在就拿日本做個例子，以作為安蘭德以及弗洛伊德的觀點的佐證，也用以論證我的人類不可能擺脫利己傾向和侵略性的觀點。

　　去過日本的人都說那是個平和美麗的國度，走在路上，能看見忙碌的豆腐作坊，能看見裝扮的浪漫溫馨的鮮花店，更會有悠閑的老人熱情的向你打招呼，我們能夠在那裡找到任何一種簡單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元素，整個日本表現的如此文明，如此與世無爭。這讓我們很難聯想到二戰時侵華日軍所表現的殘忍，這兩種截然不同性格表現的始然，究竟是誰隱藏了誰，或者說，究竟哪一種是本質？這須要從二者所在的歷史背景開始分析。

　　首先分析二戰前的日本國情：一戰期間，日本大發戰爭財，產業規模急劇擴大。隨著《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一戰正式結束，日本悵然落寞，歐洲各國重返世界市場，日本面臨生產過剩的局面，股價暴跌，經濟進入蕭條期，雖然採取很多措施力圖恢復國內經濟，但成效甚微，加之1929年紐約證交所股市崩盤，危機席捲世界，日本遭受更加嚴重的打擊。這種情況使日本政治民主化和協調外交走到盡頭，法西斯組織充斥了整個國家，戰爭狂熱肆無忌憚。激發人類侵略性的基本條件「蔚然成形」。

　　而在二戰後，在日美安保體制下，日本在美國「美元和核保護傘」之下，靠著朝鮮特需和越南特需，逐步進入高速增長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便開始以勞動、儲蓄、投資、開發代替侵犯和掠奪了，因為僅以這種溫和的方式，其慾望就暫時足以被滿足，就足以實現他們「體面、充實、幸福」的生活了。但這並不能說明日本的民族性變了，更不能排除下一輪法西斯大潮的興起，一切取決於外部條件的改變，人的本性一直具有驚人的持久不變的特性。

　　所以，結論就是：就像弗洛伊德所說的一樣，否定人的利己特性和侵略性就是否定人類自身，就是不敢於正視歷史。

　　五、正視人類利己特性對制度合理化、科學管理的重要意義

　　實際上，「人之初性本善」只不過是一種虛無飄渺的神話而已。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們的先賢荀子便提出了「性惡論」。在西方，「性惡論」更盛行一時。這雖近殘酷卻極富理性。可以說，西方的法治思想就是在「性惡論」的基礎上啟動起來的。凡是正常人，就會趨利避害，沒有不想為自己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而遠避禍害的。他會愛戀生命，只要他還有能夠生存下去的最低的物質條件，就不願捨棄生命，沒有人不期望自己長壽安康的。人性具有相當穩固的持久性，可以適應不同的變化的社會制度，但制度極難改變人類所具有的基本人性。只不過人們所追求的物質利益的質與量不同而已。

　　法治社會是一個任何權力都必須受到法律制約的社會，就是必須實現和重視對權力的制約監督。人類社會生活需要的是理性，如果我們僅僅依靠所謂世界觀、道德、良知來治理社會，甚至一味地相信和寄希望於公民的自律，那純粹是幻想，極其荒謬，也必將在無形中給社會製造出更多的「惡」來，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因此，為了真正建立和維持社會的法治，我們就必須正視人性中的「利己傾向」，實現能夠約束這種「盲目利己」的制度。

　　無論哪種體制，若其對人性的把握是恰當的，就能用來較好的組織人類活動；若對人性的假定遠離現實中的人性，就難以有效的用其組織人類的活動，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共產主義一直是個理想。好的制度應是不要有讓人無代價的做壞事的機會，當人們可以無代價的做壞事時，任何好人在這種情況下早晚會做壞事。

　　就像每個人都是創造者和二手貨的結合體一樣，每個人同時也是善與惡的結合體。人類的發展史證明，社會制度雖然不能改變人性，但其可以影響左右人性中善與惡的釋放。一個好的社會制度，應該是能夠激發人性中的善，抑制人性中的惡；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保障絕大多數人的合理利益申張，從而使人理性的定義自我需求，並以最為溫合的方式去滿足這些需求，使社會真正"和諧"的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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