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夢碎 | 陳坡：《現代史識》 之二

20世紀末各國君主的畫像，前排坐著的左邊第二個為光緒

作者：陳坡  黨史專家，1982屆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研究生，法學碩士。現任北京大學歷史文化資源研究所副所長。

來源：作者賜稿

(三十四) 

康有為夜見譚嗣同後知計不可行，遂於9月20月黎明時分孤身離京。畢永年驚呼「事今敗矣！」隨即從南海會館出逃。同一天，光緒在西苑勤政殿召見袁世凱，袁懇切建議皇上調重臣張之洞進京主持。前數日，閔荷生濮子潼亦曾建議調張之洞主政，稱變法自強首在擇相。袁請訓的同時，光緒會見了伊藤博文，囑總理衙門大臣向伊藤求教改革經驗。袁當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彙報了皇帝訓示與譚嗣同夜訪的經過，請榮祿設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次日晨，榮祿急赴袁處詢問譚嗣同夜訪的「詳細情形」。袁強調皇上與此無涉。當袁述及譚對榮的指責，榮驚呼：「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榮與袁密議良久，難有良策。當日晚，榮祿告袁慈禧已訓政。下令將康氏兄弟緝拿歸案。這就是袁氏告密的實情，對此，袁氏在戊戌日記中寫道：譚嗣同等煽惑構亂，離間兩宮，竟欲陷皇上於不義，詎為天理所能容？袁氏認為，即使譚計謀得逞，中國也會陷入內亂。

(三十五) 

楊崇伊彈駭康有為並懇請皇太后訓政的奏摺與康有為的不辭而別是事變的導火線。9月19日監察御史楊深秀上奏建議調袁世凱進京並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為顧問。當日下午皇太后返宮。9月21日皇帝發布了抓捕康有為康廣仁的上諭，其罪名是「結黨營私，誘言亂政」。有史家研究，康廣仁被捕後供出了其兄的密謀。之後，朝廷對禁城內外、西苑、頤和園嚴加戒備。光緒頒發了「因念宗社為重，再三吁懇慈恩訓政」的硃諭。慈禧獲悉密謀後，又於當晚匆匆回宮，怒責光緒聽信康有為，變祖宗之法。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加害於我，難道你不知？仍為其回護？可見太后對康有為的密謀比皇帝更知情，而皇帝面對指腔，不知如何解釋，其令康赴滬，本為緩和衝突，而康之潛逃，令自己難以自辯。而榮祿上奏袁的報告後，太后才清楚皇帝確不知圍園劫後之密謀，而據袁報告，康之圍園弒後之計劃，亦是譚嗣同告知的。9月23日，慈禧在勤政殿舉辦訓政典禮。

(三十六) 

譚嗣同是烈士品格。其批評歷代君權：「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無所謂叛逆也」。他在《仁學》中稱愛新覺羅為賤種異類，憑蠻野兇殺「以竊中國」。他自薦去策動袁世凱，在與康有為告別時坦言：「此兵諫也。事成，請自拘於司。敗，古人有行之者也」。依據畢永年的回憶，圍園劫後的密謀是譚嗣同提議的。太后訓政傳來，譚勸梁啟超進日本公使館避難。9月23日，譚赴日使館將自撰手稿家書交梁並遺言「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甘願赴死，以擔責任。9月25日被捕當天，仍有友人勸其東渡日本，譚堅拒並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死前於獄中壁上題詩云：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仰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臨刑時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慷慨悲歌，千古傳頌。

（三十七)

圍園劫後密謀的東窗事發，好名剛愎的慈禧被激怒，開始了近乎瘋狂的清算。9月28日匆匆下令將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楊銳、劉光弟、林旭處斬，這是清朝歷史上未經審訊而將官員處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時稱「戊戌六君子」。康、譚涉足密謀，譚自願赴死，楊深秀公開反對太后攬權擅權，曾言如控3000桿毛瑟槍將掃蕩頤和園迫太后還權於帝，慈禧訓政後，楊深秀請求太后撤簾歸政。又力圖遊說董福祥出兵勤王，自詡為駱賓王第二。林旭奉皇命促康有為離京，被捕後抗問何罪之有，而楊銳、劉光弟完全無辜，張之洞營救楊銳而不及，劉光弟坦蕩自投獄，臨刑聲辯：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知國體何！崛立不跪。 陳寶箴亦因保薦楊銳劉光弟而被罷官，永不敘用。 慈禧逞一己之憤，昏憒濫殺，壞祖宗律法，其為後人所罵，其有由矣！

(三十八) 

9月25日皇帝因患尿毒症病情加重而下詔求醫。移住南海瀛台。同日調任榮綠進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任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進京前對袁承諾盡全力保全皇帝，袁以董狐書趙盾弒君相警。榮祿鄭重表態以調和兩宮為指針。 9月29日，一道上諭為百日維新做了總結：「……主事康有為……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察覺，立破奸謀。……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此事為非常之變，附和姦黨，均已明正典刑……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12月10日伊藤博文評述康有為舉措失當，維新大業難以成功。伊藤說：「中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物制度、土風民俗，如果進行社會變革，哪能在短時間內完成？」

歷史的殘頁-戊戌六君子祭之二，油畫，作者：楊參軍

(三十九)

檢討百日維新，應從甲午戰敗開始，百日維新是1895年以後戰敗國恥刺激出來的維新新政的一部分，是六十年代初開始的自強新政的繼續，也是舉朝動員並充滿戲劇性的一部分，戲劇可供觀賞卻不代表實績。以往研究注意康梁的思想鼓動與政治影響也是因為這種戲劇性轉變所具有的現代性。胡耀邦八十年代甚為欣賞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及《上清帝第三書》中的豪語：「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十九世紀以來，以天朝自視的中國或中華帝國是在西方強國的鞭撻下勉強接受近代世界與近代化的，較之明治時代的日本主動變革以開拓萬里波濤相距甚遠，守舊的惰性是一方面，異族的統治也有影響，但最根本的，是明清以來君權獨斷的官僚體制及其支配下國民的消極性與狹隘性，尤其為八股取仕所長期禁錮的士人階層的固陋、短視與求知熱情的匱乏……百日維新的新政舉措多如繁星，古老的土地確實活躍起來了，走向現代世界的變革雖因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而遭遇重大挫敗，「其一時之影響，則朝中昏庸大臣之勢力大盛，仇視外國，釀成大禍」，卻難以遏止帝國蛻變與覺醒的腳步。

(四十) 

百日維新的挫敗，中外公論是中樞主政者欠缺一個資望服眾的有權威的開明政治家。其時並不乏人。從始至終，都有人薦舉張之洞進京主持新政，張之洞也躍躍欲試，但不知何故，光緒未能重視和採納這個建言。李鴻章才識超群，因甲午之敗為兩宮受垢，舉國交罵。也為康黨所不容，不適合重新出山。而張之洞為皇太后眷重並熱心新政革新，身為封疆大吏，是既能調和兩宮又能貫徹新政且能通盤考量的重臣。其不能進用，是為痛惜。光緒維新直接敗於黜舊用新的人事安排而又無協調各方面的有力的溝通人物。而康有為張蔭桓誇大並加劇了兩宮衝突並置光緒於尷尬困難的處境。康有為冒險策劃的圍園劫後之密謀導致了戊戌的悲劇。對此，總稅務司赫德評論說：「光緒皇帝所走的路是對的，但他的顧問康有為等人沒有經驗，他們簡直是因好心而扼殺了進步，他們可說是因狼吞虎咽而死，不知消化，想要在三個月內吃三年的食糧。」赫德所言為實，百日變法發布了近三百道改革上諭，難以有效實行。嚴復在致張元濟的信中批評康有為「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清史稿》有論：戊戌變法，德宗發憤圖強，……召用新進，中外震仰，黨爭遽起，激成政變，銳、嗣同、旭及深秀、廣仁被禍，世稱「六君子」，皆悲其志。內爭不已，牽及外交，其後遂釀庚子排外之亂，終致危亡。此亦清代興衰一大關鍵也。

(四十一) 

士大夫維新慘淡退場的天朝，兩極的冥頑開始合流排外。慈禧訓政後，新政被清算，被裁撤的詹事府、大理寺、光祿寺、太僕寺等衙門照常設立，鄉試及歲考科考仍復八股舊制，停罷經濟特科，停止各省書院改設學校，禁士民上書，查禁報館結會，「時務官報……即行裁撤」，裁撤農工商總局，所幸者，京師大學堂倖存下來。更嚴重的，是天朝氣氛的轉向，從向西方學習自強轉向盲目排外與宮廷權斗，而維新皇帝光緒的存在就成為一個問題。為阻太后廢帝，榮祿建議立儲。於是，以光緒久病難愈為名，1900年慈禧立端郡王之子為大阿哥，「為穆宗毅皇帝立嗣」，承繼同治帝。各國公使不予承認，而對光緒的健康關懷備至。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對封載漪之子為皇子的詔書領銜1200餘人給總理衙門打電報抗議，「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奏請皇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在這封電報 上列名的，有章炳麟、唐才常、馬裕藻、蔡元培。而山東直隸的民間，則自發地燃起了反教會的排外的愈演愈烈的義和拳暴亂。

 

(四十二) 

天朝的壓力一一外患、內亂、天災、變法的挫敗一一其重負多由天朝民眾承受，民生愈加艱困，破產失業的遊民充塞城鄉，挺而走險者成群結夥，秘密社會有增無減。鴉片戰爭以後西教如天主教基督教在內地的廣泛傳播，與內地民眾因種種原因發生越來越多的衝突一一教案蜂起，其中脫胎於白蓮教天理教的義和拳在山東發展為殺教民焚教堂的反洋教的群體暴力並改用「扶清滅洋」為旗幟。北方農村的排外暴力因外國勢力的擴張而加劇。1898-1900年起自山東的反教風潮在清廷的默認、袒護與放縱下席捲了京畿重地。義和拳將所有災難歸之於進入中國的洋人洋教和新政舉措，必欲毀之而後安，燒車站，「拆鐵道，拔錢桿，緊急毀壞火輪船」，濫殺教士教民，逐漸被清廷利用為排外的工具。慈禧因英日庇護康梁和立儲不為列國承認而仇洋恨教，再三訓命袁世凱不可操切剿拿，沉迷戲劇的太后一度認為神魂附體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可用，派大臣去考察，大臣回來稱「天降義和拳以滅洋人」，建議將拳民改團練，義和拳是由考察大臣剛毅當做義民引到北京的。

 

(四十三) 

1900年5月義和拳進京後，騷亂成災。西什庫教堂法國主教樊國梁神甫講北京為義和拳圍困，請法國公使派兵保護教堂。義和拳對信教教民不分青紅皂白視為「漢奸」濫殺，亦不分天主教基督教，老幼婦女也不放過。對販賣洋貨的商人、家有洋書的學生以及戴眼鏡用洋貨的市民，一律當做二毛子三毛子加以迫害。載瀾等親自指揮義和拳縱火焚燒京師商業粹集區大柵欄內的老德記西洋藥房，火勢連燒三日，將正陽門外大街燒成焦土，十室九空，禍及兩千多家商鋪。王公大臣如端郡王載漪、庄親王載勛、貝勒載濂、輔國公載瀾、軍機大臣剛毅、啟秀、大學士徐桐對義和拳暴力歡呼稱頌，「如醉如痴」。慈禧在聞知各國增兵後，又將董福祥部調進京城，甘肅土匪發跡的董稱「已奉太后命，剿滅洋人，命義和團為先鋒，我軍為接應」，揚言要把全部洋人趕進大海。義和拳隨之大群湧入北京，受到從王公貴族到娼仆士卒的禮遇敬奉，儼然如救世主，無法無天，招搖過市，到處開設神壇，「義和神拳」的旗幟飄遍大街小巷，京城因排外狂熱而瘋顛。

 

(四十四) 

義和拳在京城內外的燒殺破壞幾近失控，據當時巡城御史奏文，拳眾殺人放火，橫行無忌。始而近畿滋事，今則城內，始而三五成群，今則什佰。始而託辭仇教，今則害良。前三門連日均有殺害教民，焚燒洋書館、教民房屋並延燒城樓……各國公使為護僑民教士，決定擴大使館衛隊，組建聯軍進軍。西摩聯軍因義和拳損毀鐵路及交通設施受阻，並在清軍、義和團聯合攻擊下退守天津。各國海軍於6月17日攻佔大沽炮台。形勢轉危。6月16日慈禧召集百餘王公大臣御前會商討對策，許景澄稱圍攻使館，攻殺使臣，在中外歷史上皆無成案。袁昶說縱容亂民禍不可止。張享嘉指拳民神術不可信。端王等稱義和團為民意，為立國根基。光緒痛駁：人心不足恃，甲午一戰朝議皆主戰，一敗塗地。各國強十倍於日本，何以御之？倘若開戰，比甲午更慘。端王講董福祥甘軍悍勇可用，朱祖謀說董是一個無賴。慈禧怒問，董是無賴，誰可用之？朱對，山東巡撫袁世凱。

(四十五) 

為刺激慈禧對各國宣戰，端王載漪偽造了一份列國的「歸政照會」，通過榮祿交給太后。6月17日慈禧召集第二次御前會議，光緒講義和拳乃烏合之眾，非民心。太后問立山如何看義和團，立山講刀槍不入是江湖花招。載漪與立山大吵。慈禧取出偽造的「歸政照會」，當眾宣讀，其意列國要求皇帝親政，說：「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光緒無奈。恰逢其時劉坤一、張之洞緊急致電朝廷反對宣戰，力主鎮壓義和團。6月18日慈禧召開第三次御前會議，端王主張攻擊使館，聯元力主保護使館公使，「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慈禧大罵，要主和者阻聯軍入城。6月19日慈禧在知悉列國聯軍要清軍限時退出大沽口(裕祿隱瞞了聯軍已佔大沽口)時，慈禧召集第四次御前會議，決定向世界十一國宣戰，限駐京各國使臣24小時內下旗出京。光緒拉住許景澄手說「更妥商量」，為太后怒斥。光緒嘆說：「可惜十八省數萬萬生靈，將遭塗炭」

(四十六)

向十一國宣戰的《宣戰詔書》是6月21日發布的。宣布要與列國「一決雌雄」，「張國之威」，其所申訴朝野所受洋人種種侵犯屈辱確為有據，實動人心。主戰場是北京城內清軍與義和拳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與西什庫教堂，圍攻時鄰近使館區的翰林院、海關總稅務司被焚毀。載漪懸賞購洋人頭顱，統拳民進寧壽宮搜查「二毛子」，欲害光緒，為太后責退。大阿哥辱罵光緒為鬼子徒弟。全國範圍內瘋狂屠殺教士教民的暴行以直隸、東北、山西、河南、湖南、浙江為烈。山西巡撫毓賢以保護為名將各州縣教士及老幼婦女誘至太原集體虐殺，計178人，山西境內，洋人絕跡。據統計，在中國被害的外國教士約250人，以英國人為多。但義和拳殺死更多的是中國教民，史載亡者千萬計。近世人禍，以南方太平叛亂和北方義和拳排外滅教為最，清廷應負最大責任。慈禧為一己權位，縱容招撫義和拳民殺洋滅教並公然向世界宣戰「殺盡洋人」以至喪權辱國，其罪責難以逃避。圍攻使臣為中國近世外交史受禍最巨的荒唐事件。東南諸督撫以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為代表與列國實行東南互保的中立政策，保全長江以南不受動亂危及，是明智的選擇。

  

(四十七) 

圍攻諸國駐北京公使館的戰爭時斷時斷，持續了五十多日。慈禧還有幾分清醒，宣戰後的諭旨稱：「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榮祿對攻使館留有餘地，如董福祥申請大炮，予以拒絕，「實為天下國家留一線轉圜地步」，又奏太后所謂「還政照會」實為載漪偽造。但時中樞為頑冥王公控制，袁昶、許景澄、徐用儀、立山、聯元因反對利用義和團與宣戰及支持光緒被殺。時人評「被害純為政見之不同」。北京為拳民支配，燒殺妄為，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為甘軍殺害，德國公使克林德執行公務被清兵擊斃，公使館與外界失聯。各國聯軍二萬餘人佔領天津後，分兩路直撲北京，8月14日先頭部隊衝進北京，為使館區解圍。聯軍進京後搶掠姦殺，窮凶極惡，以俄、德、法、印度軍隊為劣。北京民眾先受拳團滋擾，又受戰火重創，再遭聯軍蹂躪，其苦痛不可言。北京「街上屍體枕籍，旗人多舉火自焚，……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存不過十室」。慈禧逃離京城前，只見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來見，悲嘆：「餘人何往？予想其各自回家，置予母子於不顧矣」。化裝成農婦攜光緒乘驢車倉惶逃奔西安。史家陳恭祿評論：一國之危險，莫過於理智之喪失，言論不得自由。感情用事之時，非有力者則無意見陳說之可能，而難有所補救，全體民眾殆將成為瘋人社會。

 

(四十八) 

與聯軍惡戰的，為清廷武衛軍三萬餘人，其將領為聶士成、宋慶、馬玉昆，以新式訓練的聶士成部阻擊有力，聶士成戰死。而義和拳眾大多潰散，據當時報告，義和團於「惡戰之際，或掠良家財帛，或奪勇丁槍械，甚至搶劫衙署，焚燒街市，事後則解去紅布，逍遙遠避，其素稱為團首者，迄今多日，終未來見，逃循無蹤」。以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八寶法物圍攻使館與教堂的拳民一鬨而散，宣戰時「願效死力」的大小臣工逃得無影無蹤。潰兵拳民紛紛淪為盜匪，「沿途搶掠不堪」。時人記載：「自山海關至京師沿途民人稀少，洋兵處處設卡，京中各街閉戶，瓦礫荊棘，觸目驚心，間有騾車過路，皆插外國旗，以為保護」。太后皇帝輾轉西安後，光緒下詔稱：「乘與出走，風鶴驚心，昌平、宣化間，朕侍皇太后素衣將敝，豆粥難求，困苦饑寒，不如氓庶」。俄軍乘勢佔領從齊齊哈爾到瀋陽的東三省，民眾倍受踐踏。

 

(四十九)

為天朝收拾殘局的，仍是四朝元勛李鴻章。8月20日光緒下罪己詔：「知之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塗炭，朕尚何所施其責備耶！朕為天下之主，不能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復何所顧惜……」，這是慈禧昭告天下「負罪實甚」。9月8日，上諭請李鴻章北上議和，稱「該大學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北京議和，李鴻章由俄兵護送進京，棲居寒寺，慈禧最懼列國把她當禍首懲辦，日日閱看京電，朝夕數驚。拳亂期間，南方確有張騫陳三立等勸劉坤一迎光緒南下，罷黜慈禧，劉謀之張之洞，為張所拒。於是，劉、張勸慈禧早日返京。在李鴻章的督促下，慈禧先後懲治罪犯。1901年2月詔命將載漪、載瀾流放新疆，永遠監禁。處死載勛、趙舒翹、毓賢、啟秀、徐承煜等，追革剛毅、徐桐、李秉衡官職並撤銷恤典。各國公館亦聲明必須嚴懲罪首，非懲惡不開議，「否則無以明中朝悔禍之心，無以謝數萬生靈之命，且無以禁諸強有挾之求」。

(五十) 

二十世紀元年天朝首都為瓦德西統帥的八國聯軍佔據，其未淪為印度原因有二，一是列強互為牽制，利益難以一致。二是統治四億華夏民眾不勝其重，任何一國無敢嘗試，如外人所言，任何國家均無法統治這佔有地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且美已宣布對華「門戶開放」的政策，清廷遂得以延續。聯軍佔北京後，北京商鋪紛紛貼出「保護單」，各佔領區民眾踴躍向洋兵送「萬民傘」。時人記述：「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舉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1900年12月24日德俄英法美日意奧西比荷十一國公使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十二款議和大綱，其要點是道歉、賠款、使館住軍、拆大沽炮台、永遠禁止排外結社、停辦仇教各地科舉考試等。12月27日上諭批准以議和大綱為基礎談判和約。1901年9月7日清廷以奕匡、李鴻章為代表與十一國公使簽署辛丑公約，西人稱《北京議定書》。

  

(五十一)

 清廷在亡都亡朝的危機下被迫簽訂的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世喪權辱國之最，對現代中國亦留下了最大的隱患。如果講慈禧甘願做洋人的朝廷，也是誣詞。最仇恨洋人且曾誓詞殺盡天朝土地上所有洋人的皇太后，怎麼可能甘心被洋人擺布？她之所以忍辱含垢批准這個條約，只為了保住自己乾綱獨斷的權位以及愛新覺羅王朝。辛丑條約包括「正約」十二款和十九個「附件」，主要內容是(一)賠款4億5千萬銀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二)拆毀大沽炮台和從北京到海口之間的所有炮台。(三)北京至山海關間十二處外國駐軍，其中是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四)劃定公使館區域，並准許各國駐兵，使館區禁止中國人居住。(五)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六)朝廷派專使到德、日致歉，在克林德遇害處建立牌坊 。(七)禁止軍火進口。(八)永遠禁止仇外。劉坤一坐鎮南京，知悉簽約後悲嘆：「此次創巨痛深，實與亡國無異！」後來的國民革命，主要是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

 

(五十二) 

關於義和拳的教訓，只有在1915一18年間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有過深刻的反省與檢討。「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魯迅先生的不朽之作《熱風》，其中不少文章是批評義和拳的國民心態的，是《魯迅全集》中最有思想價值的文本。魯迅的隨感「愛亡國者便只是悲嘆那過去，而且稱讚著所以亡的病根」真是神筆，百讀不厭。魯迅逝世前仍熱望國人譯出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的《中國人氣質》，以使國人「立此存照」，時時自警「安於自欺，並以欺人」的劣恨性，「自省、分析」……「變革、掙扎，自做功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指出：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完全消滅不可。 文化大革命是義和拳病毒的又一次空前大發作。近四十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義和拳盲目排外的聲音仍在人民大會堂唱響。

 

(五十三) 

李鴻章以七十九歲衰病之軀簽下《辛丑條約》不久，肝疾復重，吐血而亡。臨終遺折盼「重睹中興」，其中「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為平生志願。遺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閑看。 慈禧聞訊震悼，其深知「大臣元老為國家安危之分量」。梁啟超講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吾無以名之，名之狂吠而已」。李鴻章是站在近世中華的黃昏望見現代中國曙光的先行者。其所欣慰者，是他在彌留之際看到了逃亡朝廷命內外大臣建言改革朝章、國政、吏治、民主、學校、科學、兵政的變法詔書：「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我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人士少……公私以文牘相往來，毫無實際……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才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非西學之本源也。」1901年3月上諭設督辦政務處，議商變法措施。張之洞電告督辦政務大臣鹿傳霖：「欲救中國殘局，唯有變西法一策」。6月李盛鐸上書建議立憲，「橫覽世界，殆無無憲之國可以建立不拔之也，而幸致富強者矣。」

 

(五十四) 

現代中國脫胎於四種勢力：愛新覺羅王朝的帝國體系、開明官僚的新政、立憲改良派與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的新政改革是慈禧發動的，其有力的推進者是兩位激流勇進的漢族大臣一一張之洞和袁世凱。百日維新時期，張之洞的維新綱領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引起百年爭議的口號。科舉正途出身的張之洞由清流代表轉身為封疆大吏之後，雖銳進洋務，更較李鴻章劉坤一袁世凱軍功晉位的重臣關心中國文化在西化中的命運。張是手不釋卷的儒臣，對儒家思想有較深切的認知。同時，他也倡議「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其對西政的發現也是逐步深化的。百日維新挫敗後，張力主「專罪康等謀，不訾變法」，庚子年間反對宣戰，為東南互保的主帥。張之洞稱：「非變西法不能化中國讎視外國之見，不能化各國讎視朝廷之見」。清廷下變法詔書，張之洞主張：「若僅整頓中法，以屢敗之國威，積弱之人才，豈能除二千年養成之積弊？」張與劉坤一聯名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較切實地提出了一些系統的變革建議。

 

(五十五) 

「江楚會奏三疏」是《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以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謹以採用西法十一折》的合稱。三折以除弊興利試行西法為主旨囊括了維新時期的大多數倡議，成為慈禧新政的指引。張之洞在致劉坤一等電文中稱：「變法有一緊要事，實為諸法之根，言之駭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中國民智未開，外國大局茫然，中國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議院斷不可設，若上議院即可仿行」。張之洞的西政為要，要在議院。1902年後清廷采張之洞建議改革科舉考試，改考策論，廢武科及禁用八股文。1905年9月清廷採納袁世凱、張之洞、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的建議，廢除科舉制度。新政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從京師大學堂到縣級小學堂的新式學校為主體的教育體系，據統計，1904年西式學堂總數4222所，為現代中國培育了源源不斷的建設人才。

 

(五十六) 

新政與新政時代(1901-1911)是近十幾年為學術界注意的話題，以往的研究集中於革命、改良、政變與重大事件如戰爭，而對相對和平的緩進變革不太留意，而中國的實際的改變與革新，又往往是在和平年代靜靜地演進的。在展開對立憲、法制與對外關係的討論之前，一些社會變革應記上一筆。滿漢關係因革命思潮的興起而更加緊張起來，孫中山不屈不撓地把一個人對天朝的戰爭轉換為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的戰爭。清廷開始行動。1902年，清廷准許滿、漢通婚，通婚是民族融和的自然途徑。同時勸漢人婦女改變纏足陋習。1904年，規定陸軍官制兼用漢人，旗人適用新刑律，滿籍御史必須經過考試。1905年清廷下令討論如何消除滿漢成見。載澤上奏稱：「假如推行排漢之政策，必然導致自取覆亡」。還有禁煙，1906年清廷下令十年禁絕鴉片。1909年上海萬國禁煙會議嘉評中國禁煙成就。1911年，邊遠地區以外的大陸內地幾乎不再種植鴉片。

 

(五十七) 

1904-1905年在中國東北發生的日俄戰爭刺激了中國的立憲進程。輿論以日勝俄為立憲戰勝專制，「推日勝俄敗之故，乃悟專制政治之結果，國雖大無當也」。張謇力勸袁世凱立憲不可緩，望袁做中國的伊藤博文，制定一部憲法。張之洞、袁世凱奏請十二年後正式立憲。1904年3月孫寶琦胡惟德張德彝梁誠等駐外公使聯名電請清廷立憲，「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明定憲法」。慈禧在覽閱了張謇進呈的《日本憲法》後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亦甚好」。1898-1911年間為中日兩國關係較為友善的時期，1901年以後赴日留學生激增，1905年留日學生有8000人左右。其中多學習法政與軍事。大量現代辭彙從日本輸進中國。有人研究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時，「差不多中國所有文本上使用的基本辭彙，都是來自日本的」，也包括「新政」一詞。慈禧多次下令各省選派留洋學生並予獎勵。學習日本維新經驗從戊戌變法時期康梁的吶喊在新政時期變為朝野上下的共識。1904年慈禧宣布除康梁孫文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1905年7月16日清廷派遣載澤端方戴鴻慈徐世昌等五大臣到歐美日本考察憲政，「以期擇善而從」。

 

(五十八)

新政時代的意義，是滿州貴族統治的天朝帝國在內外壓力下向現代國家的轉變。五大臣出洋因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而耽擱了若干時日，還是出國考察了半年多，主要是英、德、日三個君主立憲國家。考察前夕，慈禧還諭令政務處大臣先「籌定立憲大綱」，梁誠汪大燮等公使具摺奏請「期以五年，改行立憲政體」，並建議先行地方自治與開放集會、言論、出版之自由。清廷設立了考察政治館。五大臣分兩路考察了世界14個國家，碩果累累，眼界大開，載澤稱英國「其特色實在地方自治之完密」，載澤歸來後選人編書67種，將其中30種撰寫提要送慈禧與光緒研讀。戴鴻慈參觀華盛頓故居，感嘆「蓋創造英雄，自以身為公僕，卑宮惡服，不自暇逸。……誠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他與端方主持編寫了《歐美政治要義》與《列國政要》133卷，傳布紹介憲政知識。比較出真知，考察大臣認為中國外交失敗「實以仍用專制政體之故」。當此霸國競爭時代，遠在亞東的數千年文化古國「除採用立憲政體之外，蓋無他術矣」。政體，是國之興衰治亂的關鍵。

 

(五十九) 

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歸國後一致主張立憲。1906年7月，載澤為慈禧兩次召見垂詢後上奏：「今日之事，非行憲法不足以靖人心」，建議師法日本，「以立憲之精神，實行中央集權之主義，施諸中國，尤屬相宜」。戴鴻慈端方上《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建議下國是詔宣示(一)「舉國臣民立於同等法制之下」。(二)「國事采決公論」，地方酌行議會。(三)「集中外之所長，以謀國家與人民之安全發達」。(四)「明官府之體制」，分清皇室經費和政府開支。(五)「定中央與地方之許可權」，「先行演習」地方自治。(六)預備實行預算決算。爾後「約於十五年至二十年，頒行憲法，召議員，開國會，實行一切立憲制度」。這是一幅立憲的頂層設計路線圖。朝野反對立憲的意見亦多。各地方督撫議論不一，袁世凱、周馥與趙爾巽主張宣布立憲。載澤8月23日上奏稱：「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懇請「不為眾論所移，不為浮言所動」。慈禧為之所動。

 

(六十) 

庚子亂後，朝野上下的危機感較之甲午戰敗時更為強烈。亡國滅種的警示在士大夫階層中引起共鳴。紳權自治的意識萌發起來，以通商口岸為先驅。1905年，上海紳商倡議創設總工程局，為地方主政認可，參與地方行政管理，發展為民主決定的地方自治機構。立憲主張多出自朝廷顯貴與地方督撫大吏，雖然守舊愚頑勢力不時發難，但那些放眼世界汲取新知的變革者卻以謀國「真實為國為民之心」建言獻策，批評不識大體只「為滿人謀一人一家之私」的狹隘鄙見。1906年8月27日慈禧召見袁世凱問政，袁建議從改革官制著手。袁其時是倡導立憲的力行者。諸大臣討論後多數贊成改革官制，預備立憲。張百熙稱國民程度的高低全在政府勸導，如坐等提高，永遠不能立憲。9月1日清廷發布仿行立憲的上諭：「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這是慈禧的立憲宣言。時論評立憲上諭：結「以前數千年專制之局」，開「以後數百年或數千年立憲之幕」。北京各學堂學生萬餘人齊聚京師大學堂參加慶賀立憲典禮。揚州商學界撰《歡迎立憲歌》：「和平改革都無苦，立憲在君主」。

 

(六十一) 

以官制改革啟動立憲，師法日本維新，為慈禧所決策。清廷官僚體系，是從秦漢沿續下來的，積弊甚多。首先按張之洞劉坤一建議，取消書吏，廢除捐納制。所謂捐納制，是公開合法的賣官鬻爵，又把百日維新時期已行的廢冗署冗官加以實施，如把詹事府併入翰林院，撤銷了雲鄂粵的巡撫建制及河東河道總督與通政使司。新政之初只對行政與司法加以變革。舊兵部、練兵處和太僕寺合併為陸軍部、戶部與財政處改組為度支部……這是廢舊。更重要的是根據新需求而立新，外務部成立後，1903年設立商部以促進工商業，先後頒布了《獎勵公司章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1905年設立巡警部和學部，袁世凱以新創的警察隊伍接管天津。巡警部後改名民政部。隋唐以來的六部建置被根本打破了。另外，清廷設立了大理院、審計院和資政院這三個獨立於行政權力的司法、監督與諮詢機關。而聽取民意的資政院後來發展為立法機構。官制改革實際由袁世凱主持，舉步唯艱，如裁撤內務府及袁建議禁止宗室干政時，群起鬨鬧，慈禧嘆息：「我如此為難，真不如跳湖而死」。戊戌變法時光緒的苦味年過七旬的慈禧開始品嘗了。

 

(六十二) 

慈禧的權謀政術，曾國藩度量其與呂后、武則天各有千秋，甚有過之。她決定官制改革，有提高辦事效率的考量，有適應世界大勢的應變，更有削藩的政治意圖。平定太平軍與捻亂之後，湘、淮軍政勢力迅猛崛起，大半個天朝官位要津為其所掌握，遠達新疆。拳亂期間的東南互保，長江流域各省以半獨立地位與列國交涉談判簽章。清代督撫有軍事、財政權力，袁世凱山東赴任，是帶了其訓練的新式陸軍去的。以立憲謀求皇權永固的合法性，以立憲改造傳統官僚體製為現代國家治理，以立憲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督撫權力改變內輕外重之格局，尤其將財政、軍事權從地方收歸中央，這是打動慈禧立憲的政治理據，也為滿州權貴所接受。然而，裁抑地方督撫許可權以避免其為「唐之藩鎮，日本之藩閥」，勢必引發嚴重的利害之爭，身兼八項重職的袁世凱力主先議中央官制，再定地方權責，為清廷採納。袁謀求建立日本式的責任內閣。

 

(六十三) 

袁世凱是清廷大臣中的知日派。「天生領袖人物，是個老練的政治家」，顧維鈞評袁「不僅深知中國貧弱，也對日本的擴張政策高度警惕，他是一個愛國者」。他所規劃的立憲目標，就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君主立憲制。如其在奏摺中所建議「改組責任內閣，設立總理，舉辦選舉，分建上下議院」。借鑒日本，在袁看來，「事半功倍，效驗昭然」。五大臣出洋考察，亦出自袁的倡議。1871年明治維新岩倉使團周遊歐美一年半，回國後決策清除好戰的「征韓派」，以「殖產興業」、「富國強兵」與「文明開化」三大國策振興日本。1889年日本頒布憲法後，實行君臣共治的政體。五大臣考察諸國的結論，也是師法日本。二次出洋考察憲政的大臣于式枚上奏稱：「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大革命」。1906年9月2日清廷設立了官制改革的指導機構一一編製館，袁世凱為實際負責人。編製館擬定了一份《新官制改革案》，規定內閣總理大臣舉「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奉旨施行」。其要旨是取消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制，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責任，互不統屬」。

 

(六十四) 

官制改革，牽一髮動全身。皇權支配的官僚體系是天朝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盤根錯結，根深蒂固。雖在對外戰爭與內部叛亂的衝擊下脆弱不堪，但只要恢復常態，就頑冥無比。袁世凱提出的《新官制改革案》，試圖建立與立憲原則一致的行政體系，如奕匡上奏所稱「所制官制與憲政相近為要義」，是以總理大臣為首的責任內閣制。這個方案首先招致了對主事者袁世凱奕匡的疑忌與人身攻擊，朝中百官與被削權的滿州權貴群起發難。吏部胡思敬稱內閣權重，「用人偶失，必出權臣」，取代君權。內閣學士文海指責立憲「削奪君主之權」。御史趙炳麟上書指陳「立憲精神全在議院，今不籌召集議院，徒將君主大權移諸內閣，此何心哉？」其攻袁世凱欲以立憲為名將君權潛移內閣，「可總攬大權」，暗移神器。瞿鴻譏多次向慈禧讒詆袁世凱「專權跋扈」，密陳其設內閣包藏禍心。群臣洶洶動搖了太后對袁的信任，官制改革誤於黨爭。

 

(六十五) 

1906年11月6日清廷發布的中央官制諭令基本否定了袁世凱的責任內閣制，保留軍機處，只是減少了軍機大臣人數，尚書、侍郎為專職一正兩副，不分滿漢。在11個部的13名大臣、尚書中，有7人是滿族，5人為漢族，1人為蒙古族。滿員多於漢，比改革前還倒退了。但其設立資政院與軍咨府為立憲建設之初步。袁世凱出局。以滿州權貴和以清流自居的瞿鴻譏成功阻擊了袁世凱以內閣限君權的官制改革方案，慈禧「采鴻譏之議，仍用軍機處制，世凱大失望」。消息傳出，海內外輿論多批評之聲。日本媒體稱「可謂之龍頭蛇尾之改革」。袁世凱被逼奏請辭去八項兼職並交出北洋新軍統轄權，其奏文引曾國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懇請開去各項兼差，上諭「著照所請」，慈禧只保留了袁「暫時調遣」北洋二、四兩鎮的權力。袁世凱甚失落，「心境甚為惡劣」。據載16歲的袁克文勸其父清君側斬鐵良甚而逐滿自代，為袁世凱怒責並圈禁數月。

 

(六十六) 

立憲過程的黨爭權斗在丁未政潮中達到白熱化的程度。1907年4-8月瞿鴻譏聯合庚子護駕有功的岑春煊發起了彈駭奕匡袁世凱的連續攻勢，終為袁反制，瞿因泄密而被「開缺回籍」。惲毓鼎彈駭岑春煊與康梁「密謀推翻朝局……康、梁自日本來，日本以排滿革命之說煽惑我留學生，使其內離祖國，為漁翁取鷸蚌之計，近又迫韓皇內禪，攘我主權，狡恨實甚。余懼岑借日本以傾朝局，則中國危亡，不得不俱實告變，冀朝廷密為之備也」。慈禧斟酌再三，決定罷免岑春煊。丁未政潮消耗了立憲努力，也嚴重損蝕了清廷中樞的統治權威與能力，如端方所嘆：「現在內患外侮，極為可憂，苟中外臣工仍以敷衍苟安為計，以傾軋排擠為能，恐安危之數，不在黨徒之煽亂，而在政論之紛紜」。丁未政潮後，載灃入軍機，逐步替代奕匡。慈禧起用親貴世續、載澤、善耆等。同時，慈禧調袁世凱張之洞進京任軍機大臣，試圖消解時論對重滿抑漢的非議，告戒奕匡勿阻撓袁張「辦事」。垂暮之年的太后仍把握著滿人獨攬大權而由漢人大臣辦事的政治分寸。

光緒皇帝出殯的紀念郵戳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