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中國「官本位」發源

　　在當代中國「官本位」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現象，而是一種廣泛的為大部分中國人所認可的思維習慣，已經成為一種特有的文化共識。很顯然，從各國反腐敗和崇尚民主平等的作為看來，與「民本位」截然相反的「官本位」是為世界人民所公認的畸形群體價值觀和偏離的社會價值觀，是應該受到批判反對、逐出社會的。正是這樣一種同時共存於個人與社會的問題的現象，在中國這個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不但沒有受到打壓，反而橫掃中華，成為普遍的價值判斷和成功標準，長期腐蝕著社會公平、阻礙著人民權利的落實和保障。

　　追蹤我國「官本位」根源出處，會發現在其形成和壯大過程中，離不開「官本位」思想在社會本體各個領域與文化因素之間的互動作用，避不了「官本位」認識在個人思想和社會群體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官本位」形成的內因和外因交織在一起，共同導致了今天當代中國「官本位」風尚的蔓延和擴散。以官位為目標，以權力為終點的「官本位」體現了對權利的崇拜和人類的慾望本能，在其籠罩下的中國腐敗滋生、官員越軌行為飆升，人民權利得不到保障，訴求得不到傾聽，民生問題日益增多，危害越來越明顯。而解決這一毒瘤，就必須追根溯源尋找到「官本位」生長的土壤，只有從其發源上尋蹤覓跡，才能從根本上找到對症而下的解藥。

　　第一點原因是文化傳統的根基作用。歷史由人創造，而人又有其思想所支配，所以群體思想所形成的時代文化正是選擇歷史發展方向的指示器，決定了社會發生演變的道路走勢。追蹤「官本位」在中國的發源初始，就必然離不開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分析。傳統文化是我國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我國當代思想文化的鼻祖，無法避免地，中國人尚官的觀念也是從儒家學說的根基中發源的。偉大的孔子確實是我國歷史上思想家中的泰山、教育界的祖師和學術界的奠基人，其對我國文明和發展功不可沒。但是，他同時也讓「尊敬君王」的意識和「王權主民」的認知深深埋在了中國人的思想中，因而不得不說當今「官本位」的最先起源與此有著歷史性的淵源。孔子周遊列國，說服君王做愛民親民、賢政明德的王來統治人民和國家。這一舉動一方面說明了孔子對人民的熱愛和規勸君主施行仁政的先進和明智，但從另一個角度，正是這種驅車去求見君王的行為，傳達出了君主貴於民眾，需要被尊敬的信息。並且他關於君主施行仁政的論述中，有諸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等形容君主之尊貴一類的家喻戶曉的名言，縱然我們相信孔子本意並不是追捧君王，崇尚專制，但是不能否認這樣被廣為傳頌的聖言，成為了中國人「官本位」愛官位，求官權的潛意識和隱文化的根據和來源。於是這一被宣揚褒獎的正義之舉和仁義之言，隱秘的埋下了最終「君本位」壯大的禍根。君是最大的官，「官本位」正是其範圍擴大化的表現。

　　除卻思想文化的根基作用，中華文明之初內在的封閉元素決定了中國人普遍的保守思維定勢。大河文明的黃種人是眼界有限，視野有界的，在自覺或不自覺中，當中國人遇到困難或不利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保護自己，退讓言和。在對君主的權威這個問題上，愛好和平且缺乏挑戰驚聲的中國人也同樣畫地為牢，固步自封。當第一個人（上段所述孔子為例）開始尊敬君王，同時君王以各種方法限制人民的權利和能動性，以各種理論宣稱其統治合法性之時，受儒家奴性教化、處處與人為善的老百姓很自然的臣服於對君王的權和官職的地位，並且習以為常，從未有過對這種在某種程度上處於凌駕地位的權力的徹底的反抗。官是有賢德的人的社會地位，他們應當享有管理的權力，中國人的等級思維和封閉軟弱是「官本位」最終形成的溫床。這也恰好證明了文化人類學中，關於中西方文化起源研究中所得出的環境的文化決定論，確有一定的正確性。

　　第二個原因要從祖先的奠基追蹤到近代國家形成後的政治經濟因素。這一點許多學者都有所闡述，早在1994年中國人民大學的李強教授就從建國後一系列政治舉措和社會變革的角度，對「官本位」體制形成的原因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他主要從幹部待遇特殊性和地位的優越性形成的權威社會分層標準以及計劃經濟的體制等方面解釋「官本位」的構成，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推理了「官本位」形成受經濟體制的影響，計劃經濟更容易為「官本位」推波助瀾。同樣從經濟體制出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市場經濟日益開放，自從全球衍生的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在政策上也偏向政府對市場的指導作用，這是經濟體制的隱性變革。由於改革開放，一大批項目亟待投資，國有企業在其中中流砥柱的作用和政府政策對市場自然競爭的掌控，導致了國家擁有大量的資源，企業商人不得不想方設法討好領導官員，以保證將有大筆收益的項目收入囊中。經濟和政治的聯姻，將中國人「官本位」弱化，拜金主義佔據上風的意識轉變成了「再有錢也要在政界有一席之地」的觀念。於是，普遍的「官本位」在商界東山再起，席捲了當代中國。

　　需要提到的是，當「君本位」逐漸轉變為「官本位」的社會理念，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引路人。文革期間，經歷過的老一輩人都不會忘記當年遭受過的壓制，這些來自上層官員或大或小的權力濫用，不僅讓老百姓畏懼，更讓老百姓本就尚官的心理強化成了官話為大、官權之上的「官本位」的潛意識，並且成為大眾能夠普遍感受到的如同自然規律般的必須而存在。大眾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也是「官本位」能夠形成的間接原因。老百姓相信領導人的能力，崇拜領導人的能力，懼怕施政者的統治，安分守紀不會挑戰上至神一樣的主席，也就不會反抗由領導人所帶領的下的至基層幹部的迫害。

　　第三個原因是從社會群體到個人形成的，由哲學家和思想家導向的社會風氣和約定俗成的不良規範。中國人不講規則，忽視法律，沒有原則，缺乏公共意識和集體觀念的弊病已成為西方人鄙視東方人的首要基點。農業文明和人治社會的傳統讓我們擺脫不了權力私有化和政治擴大化的糾纏。同時，中國的文化底部少了亞里士多德這樣一位開創嚴謹實驗科學之父的奠基，不同於西方審慎專業的態度和踏實教誨下的從業精神，東方的我們只有得過且過和依靠欺騙投機的本能驅使，沒有經歷真正的科學和理性那種開天闢地式的洗禮，即便是近代引進西方的，也只能是從別人幾千年文化底蘊中引渡的舶來品，無法深入人心，更不要說像西方那樣成為普遍的社會思維和上升到不自覺的意識形態了。

　　對待正統的隨意態度，致使今天中國變成「江湖中國」。2006年於陽在他的書中就闡述了關於中國非正式制度的起因，他所說的這種非正式制度即關係化的社會風貌正是孕育「官本位」的母體。「關係社會」也就是「江湖社會」實際上是上述中國人忽視規則秩序的結果，它體現了中國人非正式的不良習俗，以人際關係代替社會規則甚至法律的錯誤思想。這種關係維繫的社會必然導致官場上的腐敗肆意橫行，踐踏過法律和人民，依靠沒有限制的權力和能夠保得住的官位，為自己或者家人朋友謀取額外的福利、獲取難以得到的珍貴資源。當代許多人正是基於這些灰色利益，而拜官敬官畏官。

　　「官本位」需要治理，且根治難度之大，範圍之廣讓人不禁望洋生嘆，但這種現象必須得到有效改善，這需要每個中國人的自省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