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位思想大師的趣聞和傳說（中）

霍布斯的「圓化方」

霍布斯設想著他對於求與圓相同面積的正方形的論證會莫定他在所有事物——而不僅僅是數學中的地位。通過解決這一柏拉圖、巴比倫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古代中國人討論的問題，他希望借自己的政治著作使自己上升到一個無法企及的高度。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出生於英國的一個偏遠小鎮，是一個失業牧師的兒子（他的父親在和另一個牧師爭吵後，不久就再也沒有出現）。儘管他出身卑微，但他卻在後來躋身英國的上流社會，與公爵們一同開懷暢飲，並且他靠當時國王的私人資助生活。

後來，在他14歲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將希臘悲劇詩人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美狄亞》（Medea）從希臘語翻譯成拉丁語的工作，這一壯舉至今仍然影響著現代的哲學家（或許它的象徵意義比它本身還要多）。在他脫離他叔叔的照顧，成為牛津大學的一個學生時，他開始接近貴族的圈子。完成了牛津的學業之後，他受德文郡（Devonshire）伯爵的邀請，周遊了整個歐洲，甚至在1636年會見了義大利著名的天文學家伽利略。

伽利略向他描述了月球上的山脈、金星的相位和行星的運動，還有哈維（Harvey）的血液循環系統中的生物發現。這些對傳統觀點的巨大挑戰深深震撼了當時的霍布斯。實際上，霍布斯政治哲學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對各種權威表示出相當精細的義不容辭的尊敬，比如上帝、教皇、高貴的人物或者其他人，這在他的研究方法中顯得相當理性。他的觀點皆基於清楚地羅列出的依據，他的推理使用的是條理清晰的術語，沒有多餘的廢話或「煽動」，正如他嘲笑其他哲學家所做的工作那樣：

他們寫了大量的材料，不是瘋了就是想要其他人瘋掉……這種荒謬是眾多瘋狂行為的一種。那些用簡短清晰的想法描述他們自己世界裡的想法的人，儘管他們忍受爭議，但他們是清醒的。這就是大多數好與壞的學者的區別。

湯姆?索雷爾（Tom Sorell）在《勞特里奇哲學百科全書》中寫道，那時的霍布斯已經完成了歐洲的旅行，他「成功地為白己贏得了名聲，尤其是作為將幾何研究帶人道德與政治領域的人物形象」。但是，如同一個人想要將哲學帶人數學中一樣，他最後還是失敗了。

哲學故事

實際上，由於他對傳統哲學的輕視，霍布斯作品的影響力才這麼大。霍布斯認為人是由利益驅動的，人們常常產生衝突。如今的現代社會贊同他的這種觀點，將它們擺在首位。霍布斯還認為「人類機器」是由自私的力量主導的，並且他對人類會有無私的行為表示懷疑，甚至認為人的無私就是為了自私，是為了他們自己感到快樂。在人類中，主要的運動就是趨向權力。他首先寫道：「我提出一個普遍存在的人類傾向，即對權力永恆的和不斷的渴求，然後就是死亡。」正因為如此，才需要一個絕對的權力來控制他們。

最後一個原因，人的最終目標（凌駕於他人之上的自由和權力）……就是考慮讓他們自己得以保存並得到更滿意的生活。就是說要讓他們自己脫離戰爭（也是必要的結局）的悲慘境地，回到人的自然激情，那麼就要有一個看得見的權力去約束他們，讓他們因害怕被處罰而履行契約……契約沒有武力，那就只是一紙空文。

然而，儘管偏向於某一絕對的權威，但霍布斯反對君權神授，並因為這一舉動（以及各種原因），與他同一時期的許多人認為，他如果不是一個無神論者，就是一個危險的異教徒。在1666年倫敦大瘟疫之中，6萬多倫敦居民死去，緊接著又發生了倫敦大火。在這之後，一個議會委員會成立了，專門用於調查他的作品是否帶來了這兩場大災難。調查的結果就是，從此禁止他寫關於「人類行為」的著作，並只能通過國外渠道出版。

霍布斯所有的著作，都是法學、宗教狂熱和對傳統政治觀念的攻擊的奇特混合體。其中的法學觀點是富有創造力和洞察力的，儘管有時其觀點在邏輯上顯得有些狡猾。比如從單一假定的「基本權利」開始，即人的自我保存上，對基本權利進行推論和衍生。在他最著名的關於社會的著作《利維坦》（The Leviathan）中，霍布斯確定了政治理論、社會倫理和國際法的方向。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但是或許他最偉大的成就並不為人所意識，那就是托馬斯?霍布斯曾設法畫出與特定的圓面積相等的正方形（圓化方）。

怎麼做

霍布斯把這個3000多年前的數學問題（得到與圓面積相等的正方形）深埋在他的著作《論物體》（De Corpore）中——這本書被普遍認為是三部曲從《人》（The Man）到《居民》（The Citizen）中的一部分。這個曾經困惑著柏拉圖的古老謎團，主要問題就在於是否存在這樣一個正方形，只用一條直尺和一隻圓規，構建出一個與特定的圓相同面積的正方形。這一問題可能最早是在丈量土地時出現的，但在17世紀，「與圓面積相等的正方形」成為了一般人之間比較有趣的一個問題——或許這是最早的數學難題。甚至當時還有對「所有共和國成員」開放的競賽，在一般禮節性的交談中也時常出現這個問題。在1686年3月4日的《學者雜誌》（Journal des Savants）上，記錄了一位年輕的女士拒絕了「一個完美的求婚者」，因為「他無法在給定的時間裡對畫出與圓面積相等的正方形這一問題提出新的觀點」。

在柏拉圖和霍布斯看來，在幾何學中只有兩種傳統的工具可以拿來使用。任何被拿來使用的其他工具都被認為是庸俗和犯禁忌的。求出與圓面積相等的正方形，你首先應該以一條直線為半徑畫一個圓。然後，仍然只用一條直尺和一隻圓規去丈量它，以有限的步驟，畫出與這個圓面積相同的正方形。經過2000多年的嘗試，沒有人能夠辦到這一點。

但是不管你如何看待這一點，這一問題與他的著作沒有絲毫關聯。霍布斯的解決方案，除了在他看來非常出色外，其實是與《論物體》的其他部分不適合的。更糟的是，霍布斯的朋友不久就指出了其中的錯誤。而他卻捨不得刪除那些「證明」，而是重新給了它們一個標題：「錯誤的假設，導致了錯誤的求積。」隨後他添加了第二條證明，可是同樣後來不得不進行改進，第二次的解釋相當貧乏，也就是「大概的求積」。第三次補充的「精確」說明在他將書出版後他發現還是錯誤的。但這時將錯誤的文字刪除已經太晚了，於是他在章節末尾補充道：「讀者應當認同的是在丈量圓的過程中的正確性，而不是錯誤性。」

霍布斯設想著他對於求與圓相同面積的正方形的論證會奠定他在所有事物中的地位。

霍布斯設想著他對於求與圓相同面積的正方形的論證會奠定他在所有事物——而不僅僅是數學中的地位。通過解決這一柏拉圖、巴比倫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古代中國人討論的問題①，他希望借自己的政治著作使自己上升到一個無法企及的高度。他厭倦了被認為是「馬姆斯伯里（Malmeshury）的魔鬼」、「國家裡的怪物」、「無神論的信徒」、「物質神的無聊崇拜者」和「人獸性交的皮條客」。但是他忽略了在牛津大學的塞維利安（Savilian）教授，作為霍布斯的讀者，他是當時最重要的數學家之一，並最早發明了「無窮大」和「大於」、「小於」的符號，並且在微積分領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還有反對國王的「圓顱黨」（Roundhead）成員，一個嚴謹的長老會（Presbyterian）長老約翰?沃利斯（John Wallis），他在內戰期間截獲了奧利弗?克倫威爾（011-ve：Cromwell）軍隊的軍事信息。兩個人都猛烈地抨擊過霍布斯和他的學說，而沃利斯所主張的是將霍布斯的所有數學錯誤從他的《論物體》中揭示出來。

在1659年1月1日寫給荷蘭物理學和天文學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的信中，沃利斯提出了他的計劃：

我們的《利維坦》正在嚴重毀壞著我們的大學……尤其是牧師和神職人員和所有的宗教……好像人如果不理解哲學就無法理解宗教，如果不理解數學，就無法理解哲學。因此，看起來有必要告訴一些數學家，他的那些扭曲的推理過程體現了他對數學的理解是多麼的貧乏。就算他的傲慢會將有毒的物質吐向我們，我們也不應該停下腳步。

率先明確想要給予霍布斯打擊的，來自一本名為《駁斥霍布斯幾何》（Elenchus Geometriae Hobbianae）的小冊子（「elenchus」是一種最初在所有柏拉圖的對話中蘇格拉底使用的方法，有時也稱之為「蘇格拉底式方法」）。在這種方式的對話中，沃利斯結合了簡單的數學技能和嘲諷的字眼，系統地、一步步地通過霍布斯的定義以及方法，依次將他所有的理論推翻。他甚至還拿霍布斯的名字開玩笑，稱他是個妖怪（Hohgoblin）。

「妖怪」確實有點兒過分，但是在數學上的侮辱顯得更加嚴重。霍布斯試圖將哲學簡化為數學。事實上，他聲稱，推理就是「名稱的加減法，除此外什麼都不是」,「真理的命題」並「不是與事物的本質有關，而是與事物的名字有關」。更糟的是，他把幾何知識置於理解的中心。

瞧瞧這一正確的事實，一個追求真理的人必須記住那些他所用來表示的所使用的詞語都代表什麼並把它們按條目理清，否則他將發現自己會陷入自己的言語中：好像一隻站在帶有粘鳥膠的樹枝上的鳥，它越掙扎就粘得越緊。因而，在幾何學（這是迄今為止上帝贈與人類唯一的科學）上，人們開始嚴謹對待他們的言語，他們會將那些嚴謹對待的言語稱之為定義，並將其放在他們計算的開始部分。

事實上，霍布斯在其他地方曾提到，幾何學「有點像酒」。對於他來講當然如此。手上沒有紙張時，他時常在大腿和床單上繪製幾何圖形。

歷史學家認為霍布斯對幾何的熱愛開始於他和德文郡伯爵的「歐洲之旅」。他在一個外國紳士的圖書館裡，偶然看到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原理》。歐幾里得一直都是他的靈感來源，即使是在風格上面也是如此。隨後他毫不猶豫地重寫了歐幾里得定義，例如，把點定義為更像是運動中的粒子。霍布斯是在伽利略、羅伯特?波義耳（Rohert Boyle）和當時其他人之後，聲稱機械運動是了解宇宙途徑的人。

現在在他眼前，他心愛的幾何證明被粉碎了！但是假如霍布斯的父親不是那個教堂的牧師，他的青年時期將會充滿嚴厲。他用一些小冊子作出了回應，首先是《荒謬幾何的備註》（Marks of The Ahsurd Grome-try）、《農村語言》（Rural Language）、《蘇格蘭教會政治》（Scottish Church Politics）和《野蠻人約翰?沃利斯》（Barharisms of John Wal-lis）。這些是在他的6篇相當不吸引人的「對話」之後發表的，這些對話發表於1660年春天，題為《數學研究的檢驗與修正》（Examinatio et Emendatio Mathemati CaeHodiernae,1660）。

回到《論物體》本身，他在此書的英文版巾添加了一條附錄：「給數學教授的六堂課，給幾何學教授的一堂課，剩下的幾堂課給天文學教授。」這偷取了沃利斯幾本書的成果，一本是《邏輯反駁》（Elenchus）,一本是《論圓錐曲線》（De Sectionibus Conicis），另一本是《無窮算數》（Arithematica Infinitorum），其中，《無窮算數》在微積分的發展中極大地影響了牛頓（可能還有萊布尼茨）。事實上，這也探索了「求與圓相同面積的正方形」，因為它設置了一個新的用來測定圓的面積的方法，即用代數符號二。他的公式的值被記錄下來，並以他的名字命名——沃利斯公式，直到今天。

然而，用霍布斯形容沃利斯《無窮算數》的話來說：「我的確相信，從世界的起源至今，還沒有如此荒謬的幾何著作。」

但他最狡猾的是公布了對另一個古老問題的新的解決辦法，「加倍立方體」（duplication of the cube）問題，他從法國一位匿名人上那裡得到了這個問題，霍布斯相當確信他這一次的解答是正確的，但是，沃利斯回應了他。當塞維利安教授指出霍布斯的錯誤時，霍布斯以自己的名字公布了一個新證明，但是同時採用了沃利斯的觀點，好像這些觀點就是霍布斯自己的一樣。但很快，沃利斯便公開地駁倒了這個解答。霍布斯隨後重新出版了這一系列論文（稍加修改）並加上替自己辯護的文章！

於是，在整個17世紀60年代，就算在他成千上萬的同胞都死於大瘟疫的情況下，霍布斯還是只關注於在爭辯中勝過「幾何學教授」。他摒棄沃利斯的代數解法，稱之為「純粹的無知和廢話」，他的書是「壞血病」並「因此充斥著符號的傷疤」，看起來「好像一隻母雞被扔到那兒」。在1666年倫敦大火期間，他出版了《幾何原理》（Principles of Geometry）一書，三年後又分別出版了《與圓面積相等的正方形》（Squaring the Circle）、《球體的體積》（Cuhing the Sphere）、《加倍立方體》（Duplication of the Cube）。唉，這些書很快就被沃利斯駁倒了，兩個人進人了一個出版駁倒另外一個人的著作的惡性循環，似乎沒有盡頭。

典型的是沃利斯寫的《糾正霍布斯先生》（Due Corrections for Mr.Hobbes）的小冊子，或是《學派紀律》（School Discipline），裡面集中了霍布斯濫用的技術用語，尤其是在「點」這個詞上。惱怒的霍布斯隨後就發表了一系列之前提到的《荒謬幾何的備註》、《農村語言》、《蘇格蘭教會政治》和《野蠻人約翰?沃利斯》等進行反駁。隨著時間的推移，沃利斯看起來似乎厭倦了這場「戰爭」，而霍布斯直到死前還在捍衛他的數學著作。甚至在91歲臨死前不久，他還在另一本書巾處理「與圓面積相等的正方形」的問題。書的序言里說道：

在我針對這個問題的不同方法給出了足夠的關注後，那些幾何學教授卻並沒有理解。於是，我補充了最新的一點。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德國數學家費迪南德?林德曼（Ferdinand Lindemann）在1882年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得到「與圓面積相同的正方形」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正方形的邊長必須是一些數字乘以二，而二被稱為超越數，即帶有無窮的小數的數。

斯賓諾莎琢磨著他自己

「斯賓諾莎是偉大哲學家當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溫厚可親的。」伯特蘭?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這樣說道：「按才智講，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無上的。」

「斯賓諾莎（Spinoza）是偉大哲學家當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溫厚可親的。」伯特蘭?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這樣說道：「按才智講，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無上的。」羅素認為這樣的大善必能解釋為什麼他被普遍認為是「壞得可怕的人」，無論是在他生前還是幾個世紀之後。但是，應該有著其他原因。

哲學故事

斯賓諾莎的生活似乎相當單純。他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整日埋首於光學和科學鏡片的打磨。他曾有機會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哲學界佔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寧願繼續做著拋光的事情。只有在業餘時間，他才會去寫些哲學的東西，好比每件事物都是一個個體，而思想和身體是這個個體的兩個方面，包括岩石、動物以及上帝。他畢生只出版過兩本書。第一本是《笛卡爾哲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Descartess Philosophy），書的序言表示出他對絕大部分的哲學原理並不認同（他不認為存在著精神和物質這兩種對立的事物，但他同意一個事物有著兩個不同的「方面」，人類永遠無法獲得「自由的意願」,也不存在超越人類認知的事物存在）。第二本是《神學政治論》（The Tractatus Theologico一Politicus）（一篇神學政治的論文）。儘管總體上對《聖經》的「道德教條」進行了讚美，但書中也包含了許多對基督教聖經持懷疑態度的評論。從如今有利的一面來看，這是一個虔誠的工作，但是他卻因這本書的細節被指責成異端，並被要求匿名。事實上，《神學政治論》很快就引起了爭議，斯賓諾莎也被「揭露」出來，並遭到許多辱罵。即使是在他死後，當他的朋友將他的其他著作出版時也選擇了以匿名的方式，包括他的「傑作」《幾何倫理學》（Ethics Demonstra-ted in Geometrical Order，或簡稱為（（倫理學》）同樣選擇了喬裝打扮。

當想要「放鬆思想」時，他會將蒼蠅丟到一個蜘蛛網上

然後「看著蜘蛛和蒼蠅間有趣的戰鬥，並時常發出陣陣笑聲」。

《幾何倫理學》如同笛卡爾的《沉思錄》一樣，為信奉上帝提供了一個合乎邏輯的基礎。但斯賓諾莎眼裡的上帝被剝奪了許多屬性（比如祝福、思想或者偏好），對當時的很多人來說，這是無神論的另一個版本。

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因為什麼而受到指控，但他早期的傳記作家科萊魯斯（Colerus）為我們描述了這樣的一個斯賓諾莎：通過抽煙斗來放鬆自己，當想要「放鬆思想」時，他會將蒼蠅丟到一個蜘蛛網上，然後「看著蜘蛛和蒼蠅間有趣的戰鬥，並時常發出陣陣笑聲」。

在有電視以前人們就是這樣放鬆的。

這樣的人是如何出生——或者說如何造就的呢？

斯賓諾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原名叫巴魯赫，本?邁克（Baruch Ben Michael）［後來他改名為貝內迪特?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他父母是從西班牙逃到荷蘭的猶太人。他的母親在他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就死了，他的父親在阿姆斯特丹的市場和猶太社區中是個受人尊敬的人，他在斯賓諾莎22歲時去世。

斯賓諾莎一家是猶太人，隨後的幾代則被戲稱為「馬拉諾」（Mar-rano，這個詞是用來形容「吃豬肉」的猶太人，在猶太宗教里這是嚴格禁止的），隨後又成為了猶太教的信徒。但無論是猶太教還是「馬拉諾」，他們都與荷蘭的加爾文教徒（Calvinst）有著激烈的衝突。斯賓諾莎在他有生之年都拒絕認同任何宗教，他認為自己是荷蘭共和國的一位公民，並且驕傲地稱之為「祖國」。

我要提醒你的是，如同許多之前和之後來到荷蘭的移民一樣，他幾乎無法使用荷蘭語。在他孩提時代，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長大，後來為了學術交流學習了拉丁語和希伯來語。但是沒有學習荷蘭語，看上去他只是偶然或者不完全地受了「耳濡目染」的影響。

斯賓諾莎被送到一個嚴格的非常傳統的希伯來學校學習，那是一所在鄉下的存放有偉大宗教經文的學校，比如《塔木德》（The Talmud）、《舊約全書》（The Old Testament）以及許多「哲學的」評論，如中世紀的哲學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所寫的評論。

邁蒙尼德對斯賓諾莎顯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他的指引下，斯賓諾莎提出了一系列針對信仰的問題，並充滿信心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斯賓諾莎總是學得很快，很快就獨自從字裡行間尋找問題，但卻對尋找答案並不擅長。實際上，他認定沒有答案。這是因為文字作品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是由一些作者而不是神所構建的！

例如，他在學校學習（（摩西五經》（The Pentateuch）——《舊約全書》中的前五卷，完全由摩西所寫的神聖經卷。但斯賓諾莎想知道的是，在那種情況下（就像其他的學者一樣），摩西又是如何寫下了摩西之死的情景呢？

斯賓諾莎最終認定，傳統的宗教是一個混合著迷信和詭詐的事物，只是為了引導大眾的基本道德準則。斯賓諾莎所認定的上帝，是沒有意見和偏好的，當然也沒有經過人或是部落的選擇。斯賓諾莎的上帝似乎包含著「自然」,「Deus sive Natura」——上帝與自然是一體的。18歲的時候，他開始學習這種上帝，一位荷蘭教師教他拉丁語並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科學」的大門，讓他接觸了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惠更斯——以及笛卡爾。

1656年，當斯賓諾莎24歲時，猶太教堂的長老受夠了他，他們隨後將他逐出了猶太社區：

沒能使他反省自己的惡行，相反地，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他教導那些異端，施以恐怖的行為，我們已經決定了要將他逐出教會，並將他與以色列人隔離開來。通過天使的法令和聖人的命令，我們將驅逐該死的斯賓諾莎，上帝（保佑我們）也同意這一點……他白天受詛咒，夜晚受詛咒；躺下受詛咒，站起受詛咒；出去受詛咒，進來受詛咒。

似乎這還不夠，他們補充道：「耶和華必不顧惜他，但耶和華的怒氣必向著那個人，一切的詛咒，都記在這書上和他身體之上，耶和華必將他的名字從天堂中抹除。」

然而，儘管官方的命令稱之為「邪惡的意見和行為」,「可惡的異端」和「恐怖行為」，但是卻沒有具體行動的記錄，所以有些哲學家不知斯賓諾莎究竟為什麼引起了如此大的敵意。

有一種理論認為，他在1630年得罪了阿姆斯特丹的猶太社區，這使他陷人了麻煩。在對死後靈魂會發生什麼的間題上，傳統觀點認為靈魂會在猶太教的指導下才能最終安息。另一種觀點——通常歸咎於邁蒙尼德認為的，人死後唯一剩下的就是「知識」，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上帝的知識。而斯賓諾莎的觀點與之類似。另外，人們認為，或許是因為飽受爭議的關於自然的主題，評論家們抱怨說，他向他們表達了一個相當複雜和混亂的方式，以至於一些人認為那是毫無意義的——「導致別人寫出垃圾的垃圾」。當代英國哲學家喬納森?班納特（Jonathan Ben-nett）不客氣地這樣說道。

但是，讓我們自己來判斷。在《幾何倫理學》的第5部分，斯賓諾莎說，人類的頭腦「無法同身體一起被完全摧毀，它會留下一些永恆的東西」。這個永恆的一部分是一種「表達本質的想法，是一種符合人類思維的本質」。很垃圾？也許吧。但卻是上等的垃圾。無論如何，斯賓諾莎已經證明：「我們應該記得我們以前的身體，雖然這是不可能的——既然身體里無法有任何的標記，那麼永遠既不能定義為時間，也無法與時間有任何的關係——但是，我們仍然從經驗中覺得，我們是永恆的。」

或許它比爭論任何特定的部分都更簡單，但爭論僅僅倡導對宗教文獻「批判性閱讀」的方法，而他已經使自己變得不受歡迎了。無論如何，教會開始擔心會有人受斯賓諾莎的宗教體系的誘導。社會需要的是使一個世俗政權的各種宗教機構保持聯繫，而不是加強他的政治立場。在他的政治理論中，斯賓諾莎採取了許多當代的和與托馬斯?霍布斯的觀點相對應的觀點，即需要人性及強大的集權政府。但與霍布斯不同的是，他贊成政治寬容。自然地，他同時也認為寬容是必不可少的，使公民同意被統治。

30歲的時候，他有了相當的名聲並且社會上出現了對於他的觀點的各種討論。但僅僅幾年之後，在1670年，他出版了《神學政治論》一書，這本書的目的是調查社會及政治中的宗教背景。其中談道：

所以上帝啟示他自己穿過基督的心去見使徒，像從前上帝對摩西顯現的天籟之音一樣。因而，基督的聲音，就像摩西所聽見的，就可以稱之為上帝的聲音。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神的智慧，就是一個智慧之人的智慧，在基督之中超越人性的人才有這種智慧。

然而，斯賓諾莎在數學上（及他在《倫理學》中的展示）得到了發展。他發現潛在的「定理」，並僅通過談話來推理問題，這些都給長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73年，海德堡大學向他提供了一個教授哲學的職位，但他卻謝絕了。他寧願待在荷蘭，準備發表他的《倫理學》，同時打磨那些鏡片——不僅僅是眼鏡片，還有一些科學儀器——他也受到了那些他的哲學崇拜者的金錢資助。

由於他對嚴謹的追求，他哲學中的「數學」部分令人印象深刻得難以讀懂。只有一些通常作為註腳的小地方，才能夠提供一些他的見解。人們對未知災難的擔心遠多過於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擔心，斯賓諾莎認為這是非理性的。舉例來說，對於明天是否會被西班牙宗教法庭拷打致死的關心，遠超於對1000多年前巴勒斯坦的《出埃及記》（Exo-dus），這是不符合邏輯的。對於這個，有人回應道：「哦，是的，《出埃及記》可能涉及了許多的苦難，但我們不能做什麼，而我們卻可以影響明天將要發生的事情。」而他則回答道：「上帝已經將所有的事情都計劃好了，只有人類的無知才使得我們覺得我們能控制事件的發生。」

那就是他「救濟」的情感。關於「幸福」，他寫道：「並不是美德的回報，而是美德本身。」他還說：「我們並不喜悅和幸福，因為它們限制了我們的死。但恰恰相反的是，正因為我們喜愛它們，所以我們能夠限制它們。」

在《倫理學》的結尾部分，他用哲學、樂觀和友好的語氣說道：

現在，我已經將我要說的所有關於心靈克制情感的力量，以及關於心靈自由的意義充分發揮了。由此可以明白地看到，智人是如何的強而有力，是如何的高超於單純為情慾所驅使的愚人。因為愚人在種種情況下單純為外因所影響，從來沒有享受過真正的靈魂的滿足。他生活下去，似乎並不知道他自己，不知神，亦不知物。當一停止被動時，他也就停止存在了。反之，凡是一個可以真正被認作智人的人，他的靈魂是極少受到影響的，而且依某種永恆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絕不會停止存在，而且永遠享受著真正的靈魂的滿足。

這是一種斯賓諾莎式的不朽。同樣的道理，如果有人發現一個數學公式（比如，畢達哥拉斯的某個）並寫在一張紙上，這一公式將會在這張紙後繼續存在，只要這個想法被人們所記住或思考。斯賓諾莎以下面這段話結束了他的代表作：

如果我所指出的足以達到這目的的道路，好像是很艱難的，但是這的確是可以尋求得到的道路。由這條道路很少被人發現看來，足以表明這條道路誠然是很艱難的。因為如果解救之事易如反掌，可以不勞而獲，那又怎麼會幾乎為人人所忽視呢？但是一切高貴的事物，其難得正如它們的稀少一樣。

斯賓諾莎是真正能被稱為「哲學家」的哲學家。萬事萬物只有哲學家才能夠理解。他向人們提供了一個信息，那就是上帝是完美的，與這個世界一樣不被任何事物左右。這一點，也體現在伏爾泰的《老實人》（Candide）中，當潘格羅斯（Dr.Pangloss）經歷一個又一個生活的災難時，他總是堅持「在這個一切都有可能的世界裡，所有的事物都是美好的」——但斯賓諾莎自己則這樣說道：

萬物除了在已經被產生的狀態或秋序中外，不能在其他狀態或秋序中被神所產生。（《倫理學》第1部分，命題33）

最後，斯賓諾莎這樣總結道，「自由的人」認為「絕少想到死亡；他的鉀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所有的事物都是確定了的，人們的「自由」只是在有限的意義里，他們只接受那些施加在他們之上的事物，有點像被蜘蛛網網住的蒼蠅一樣。哈哈！

洛克發明了奴隸貿易

洛克的自由觀是模稜兩可的。事實上，他僅僅是為奴隸制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知識，將奴隸排除在社會契約之外，洛克關於人的與生俱來的權利的信仰還是向那個陰暗的時代妥協了。

約翰?洛克（John Locke）出生在平靜的薩默塞特郡（Somerset）的一個村莊，他的家庭是一個清教徒家庭，那個時期正在進行議會和保皇黨之間的並不平靜的內戰。他又高又瘦，有很長的鼻子，就像一匹馬，像一些傳記作家描述的那樣，有一雙「溫和又深沉的雙眼」。他在1659年的（（人類理解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寫道，知識只不過是「聯繫和共識的感知的觀念」。因為這個說法派生出了先天知識的可能性，所以他的哲學被看作是笛卡爾的一種解藥。在描述思維怎樣通過感覺來理解「簡單或複雜的觀念」時（在把這些觀念轉變成知識以前），他也表達了當時機械論的科學觀。

然而，讓他成為更有影響力的人物的，還是他在其政治著作《政府論》（civil Government）中的兩篇論文，它以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名義鼓舞了美國與法國的人革命。洛克對後來美國的《獨立宣言》（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他們的三權分立以及《權利法案》（Thr Bill of Rights）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同樣影響了後來法國大革命時期出現的自然權利和（（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獨立的，沒有人應該傷害到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及財產。」洛克堅定地說道。

也就是說，除了奴隸外的每個人。因為，很奇怪的是，激勵著他人要求「自由」的這位哲學家的名字激勵著他人，而「自由」卻有著另一種更陰險的一面。

哲學故事

很多著名的同時代人都高度評價洛克。偉大的數學家、物理學家牛頓爵士非常珍視洛克的思想。還有曾與他在醫學探索上共事過的英國著名醫學家托馬斯?西德納姆（Dr.Thomas Sydenham），他宣稱：「他的智慧是有洞察力的，他的判斷是穩定的……我可以自信地說，在我們這個時代，這樣的人是絕無僅有的。」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稱洛克為擁有偉大智慧的人，他補充道：「我發現沒有什麼是他無法清晰看到的。」幾十年後，洛克在美國的聲譽也日益高漲。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感謝他的「自我教育」，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傳播著他激進的革命思想，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稱其為歷史上最偉人的自由哲學家之一。

洛克的這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地位，最初開始於一所宏大的英國學校，緊隨其後的是他獲得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洛克第一次出現在那裡。那些早期的作品是四首詩，是用來紀念1654一1668年之間發生的事件，這一期間有很多可以紀念的事件。他所寫的，比如說，關於1665年的黑死病，1666年的倫敦大火，更不用說還有1649年的國王被斬首。但洛克的詩更多的是寫普通的場合。有一首是介紹他的朋友托馬斯?西德納姆關於發燒的書的，還有一首詩是紀念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共和軍隊對抗荷蘭君主制的勝利的。8年後，克倫威爾去世，荷蘭的一個王子恢復了英國王位，洛克對於這次慶祝新國王的婚姻寫道：「你們聽到了我們的祈禱。」如他之前讚美克倫威爾一般：「你是偉大的王子！」

實際上，由於一個隱藏得很好的慾望，洛克在60歲之前除了這些詩外，沒有其他的什麼出版物被公開。1683年，牛津大學當局下令，所有他們認為是危險的書籍均要被燒毀，這一事件不久就促使洛克前往荷蘭。在那裡，他在接下來的5年里，大多數時間都泡在街邊的咖啡館裡。同時，在倫敦，政府準備了一份引渡他回來交罰金的文件……且回到1660年，那是約翰?洛克28歲的時候，他剛剛被任命為牛津大學教希臘語的初級教員。任命要求他接受聖職，但是他拒絕了，牛津大學在1666年對他破例任用。此後，他與牛津的這一麻煩解決了。之後，洛克開始了兩篇短文的創作，一篇是英語，一篇是拉丁語，均描寫的是宗教實踐中的法官權力。即使如此，作為一個謹慎的小夥子，他很可能秘密地進行著這一工作並在公眾面前展示他的詩歌、醫學和科學研究（與非常有名望的人物一起合作，比如羅伯特?波義耳和西德納姆），直到1666年夏天的一個機會。

那時的洛克，同時擔任著一名外交官的秘書，這個時候他遇到了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這個貴族對洛克的才料和學識都非常賞識，並立即邀請他加入自己的家庭並擔任他的私人醫生和哲學老師。沙夫茨伯里伯爵後來成為英國政治中重要的一員，而洛克在他的影響下，很快就開始工作，比如這期間的《人類理解論》和《政府論》。這些著名的作品反映了他在貿易和殖民地中的利益，這一點和他代表英國政府的立場，對整個國家的強大至關重要。

生活、自由和對財富的追求

沙夫茨伯里也是一位卡羅萊納州（Carolinas）的領主繼承者之一，目的是為了在「新世界」發現的殖民地，也就是現在的南、北卡羅萊納。洛克其後成為了他的秘書（1668-1671年），同時他也是貿易和種植理事會的秘書（1673-1674年），後來成為貿易委員會的成員（1696一1700年）。事實上，在「王政復辟」期間，洛克在創建並監督他們的殖民地和不公正的奴隸制度上也有所參與。他最重要的一個成就就是為新殖民地寫憲法，並由此將他的哲學原則付諸實踐。

洛克在為新殖民地所寫的憲法序言中說道，為了「避免建立過多的民主」,8位議員領主（包括沙夫茨伯里自己）擁有最高貴的遺傳血統，能夠對公民行使絕對的控制權。這些公民也被看作是封建農奴，或按洛克的說法為「莊園領主之人」（Leet-men）。

第19條解釋說：「任何領主的莊園，都可以出售或者轉讓給他人，領主可以安排他的繼承人，直至永遠，使他完全擁有莊園的全部特權和莊園領主之人……」

第22條補充道，所有「莊園領主之人」都應當「在領主管轄之下，領主擁有對莊園領地所有的權力，並且下人無法對其上訴。領主之人不能私自離開他們領主的領地去往其他的地方，除非擁有領主加蓋手印和印章的許可證」。

在他起草的殖民地憲法中，洛克聲稱沒有領主之人

擁有從自己領主的領地離開並在其他地方生活的自由，

除非擁有領主加蓋手印和印章的許可證。

在洛克的哲學中，如果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和獨立的」，那麼那些卡羅萊納州的領主之人則是不平等地依賴於他們的主人而存在的。更重要的是，「領主之人的孩子也應是領主之人，並且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第23條）

至於那些非洲人（帶著鐐銬到達那裡的），每一個殖民者都「對黑人奴隸有著絕對的權力」。洛克為這個特權又添加了一點平均主義，即適用於殖民地的擁有各種「政見和宗教的殖民者」。（第110條）

在洛克寫下這些時，這個跨越大西洋的奴隸貿易才剛剛開始，它成就了現代最大的非自願的移民群體。在這三個半世紀的貿易中，將近900萬的非洲黑人被運送到美洲，這還不包括死在途中的人數。

大部分的奴隸在1700-1850年間被運送到美洲，而據記載，這些運送奴隸的船中至少有1/4是英國船。

如果洛克像沙夫茨伯里一樣需要履行公共的職責，那麼他也會有自己私人的想法。在1671年他人股了進行奴隸貿易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它在每個奴隸身上烙上字母RAC）一年之後，他又人股了巴哈馬冒險家公司。

可以肯定的是，奴隸制在殖民時期的美國以前就在非洲存在。有記載表明，大量的奴隸曾被運送到巴巴里國（BerberKingdom），途中經過北非大沙漠。這些人通常在戰爭中被奴役，或者被「出售」用來解決債務——有時甚至被用來犯罪，比如謀殺或者巫術。然而，歷史學家認為，這一實踐只是存在一個非常小的規模，並且這一實踐不存在惡意。這些非洲奴隸可以看作是奴役他們的人的家庭中的一分子。他們的老闆可能會和他們分享相同的食物和住所。相比之下，在美洲，這種貿易被稱為是一種新的「產業奴隸制」。相當多的無名的奴隸被安排在帳篷里，用來生產勞動密集型的作物，比如甘蔗、煙草、棉花。他們的老闆並不在一旁，而是住在高樓大廈里，僱用監工拿著鞭子迫使他們努力工作「直到他們死掉」。這便是這個「新世界」的種植園中發生的非人的和可怕的事實。

那些奴隸船的條件也是相當糟糕的。一旦從非洲西海岸登船，囚犯們便擠在不衛生的甲板之下長達數個星期，而船則會經過長時間的「三角貿易」航線。一般來講，船會從英國的港口利物浦（Liverpool）或布里斯托爾（Bristol）攜帶一些新的工業商品，諸如五金或棉織品，然後到非洲西海岸去交換奴隸。一旦奴隸上船，這些船就會重新駛向西印度群島或美洲的其他港口——另外一個三角貿易場所。抵達三角貿易的最後一站後，倖存的奴隸將被出售，然後船再帶上甘蔗、朗姆酒或者煙草等商品回到英國。也難怪在1723年，約翰?休斯頓（John Houstoun）這樣描述奴隸貿易：「全球貿易的鉸鏈。」

令人震驚的是，到了1820年，美國殖民地的奴隸人數超出了殖民者人數的5倍〔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本人也是一個奴隸主〕！土著的印第安人那時也被大面積地消滅（通過戰爭，通過將他們逐出領地，通過疾病）。在細節和成本上，奴隸貿易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納粹將猶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關人集中營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歐洲大大地擴展了原有的非洲奴隸貿易，並用金錢和其他商品來買越來越多的奴隸。這些誘惑使得一些非洲人去將其他非洲人抓捕回來進行出售。而這些襲擊本身又加深了非洲的貧困，從而鼓勵人們賣掉更多他們的後代成為奴隸（或許出於對後果的無知），以養活家裡剩下的成員。

洛克的《政府論》中包含了一個關於奴隸制度的特別討論。第4章和第16章給出了一個「奴隸制國家」的想法，這一想法反過來又取決於第2章的「自然國家」和第3章的「戰爭國家」。

為什麼洛克在這個話題上談論了這麼久？畢竟，這一話題似乎不太適合出現在他那些讚美平等權利和自由的作品之中。但哲學家有著將社會分成奴隸和奴隸主的慣例。從最初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開始的哲學家精英有理性思考和下命令的能力，這些思想家需要有人來被指揮，其他人已經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的權利。

尤其是對於亞里上多德來說，他將家庭式的奴隸定義為私有的財產，或者說是「主人的一部分」,「即使他或她因主人的興趣或者反覆無常而被拿來使用」。同樣地，亞里士多德定義了奴隸是「天生就是」的一種人，他寫道：

那些人，他們的力量局限在身體里，其主要的表現就是提供體力服務。所以我說，他們是天生的奴隸，因為這是他們的興趣。他們會服從於理智，但他們無法駕馭，雖然他們不同於家畜——它們只有感覺和慾望，他們做著幾乎相同的任務，成為別人的財產，而這些都是因為他們需要安全感。

在《政府論》中，洛克作了些修改：

還有另一種僕人，我們用一個特殊的名字稱之為奴隸。他們是正義的戰爭中的俘虜，對於他們主人的統治和權力有著自然的服從。這些人，就像我說的，沒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沒有他們自己的財產；處於奴隸狀態下的他們，不能在任何地方被視為社會公民，他們是社會財產的一部分。

然而，除去討論的哲學興趣，洛克或許在他的政治著作中還包含有更多其他的原因。其中一個假設就是洛克認為需要「合法」的奴隸制度來影射英國政府試圖奴役英國人民的事實。洛克的政治哲學的目的就是辨別合法的和非法的政府，而奴隸制的解釋就是這一主題的不同形式。

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是與沙夫茨伯里處於同一戰線，而且奴隸制給英國帶來了巨大利益，所以洛克才支持奴隸制，而這是他愛國的證明。

還有一個原因，或許是洛克如同他之前的亞里士多德和很多其他人一樣，單純地認為有些人天生就是次等的，因此任何自然的權利都沒有必要賦予他們。

如今的哲學家並不怎麼談及洛克對於奴隸的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無足輕重。因為在洛克的哲學中，財產是「公民」社會的關鍵，而財產的關鍵則是勞動力。事實上，對洛克來說，道德來源於財產制度，他的奴隸制度是一種很奇特而顯著的案例。他在《政府論》中說，「最初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低等的」，地球屬於所有生物——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財產，在「人類原始狀態」下，除了自己，沒有人對這個財產擁有權利。洛克補充道：「只有財產能給個人自由。」但是洛克添加了一條獲得自由的新要求。自由的人跟他自己的意志是建立在「他能給出可以管理自己的理由」之上的。

在《論政府的真正起源、擴展和消亡》中，洛克認為奴隸制「是人類下賤的和悲慘的」遺產，「是與慈愛和英國的民族精神相悖的」,它「無法孕育任何英國人」。對洛克來說，問題是他認為：「人的自然狀態是一種平等，其中所有的力量和許可權都是相互的，沒有人擁有超越別人的權力。」

如洛克在他的一首拉丁語詩中所寫下的那樣——「加以必要的變更」（Mutatis Mutandi。，改變事情使得它發生改變）。在他作為皇家非洲公司的投資者的私人生活和制定卡羅萊納州憲法的人的公共生活這兩者上，我們可以說，洛克的自由觀是模稜兩可的。事實上，他僅僅是為奴隸制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知識，將奴隸排除在社會契約之外，洛克關於人的與生俱來的權利的信仰還是向那個陰暗的時代妥協了。

多面的休謨

他真的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還是如他自己所說的是一個「文人」？他自稱是一個道德問題專家，但作為一個有道德之人，他是否對盧梭施加了陰謀和折磨？

在他的《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序言中，大衛?休謨（David Hume）建議讀者們提防哲學家，因為他們「通過貶低以前的更高深的哲學體系，從而宣揚他們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們攻擊其他所有人的哲學體系的脆弱基礎，並藉此提出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科學體系」。

在休謨的哲學中，宗教沒有任何地位和作用。知識、倫理、上帝都不得不返回人間，接受休謨的審查。正如伯特蘭?羅素所說，休謨這樣做是「希望得到猛烈的攻擊，這樣他就能進行漂亮的反駁」。然而，他卻要失望了。休謨出版了兩本書——《人類理解論》（Concem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和《道德原理研究》（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51）。這兩本書當時未能受到注意，儘管他認為它們有著當之無愧的地位。羅素稱休謨的哲學是死氣沉沉的，「在休謨的道路上是不可能走得更遠的」。

哲學故事

休謨令人欽佩的地方是他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志向很坦誠。他希望的僅僅有兩件事：有文學上的名譽和一份不錯的收人。或許歷史記載中的休謨沒有宏偉的哲學宣言，他只是對他的第一本書的銷售情況有更實際的觀察。休謨說：「文學嘗試也比我的《人性論》要好，這本書由於不夠傑出而沒有引起新聞界的關注，甚至沒有激起讀者的熱情評論。」

實際上，這並不是真的。這本書確實「激起」了一些評論，包括一份在倫敦出版的叫作《知識作品集》（The Works of the Learned）的評論刊物。評論者認為這本書：

確實，熊是偉大力量的標誌，是咆哮的天才，但是它還很幼小，沒有將能力施展出來。這本書的主題無疑是宏大和高尚的，但是它需要用成熟的眼光來處理。審慎、細心和敏銳對這個問題來說是必需的。

作者必須時刻保持平靜。但如果要求休謨有紳士風度和彬彬有禮似乎就有點兒過分了。事實上，在閱讀休謨的作品的時候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強烈的怒氣都集中在出版商雅各布?魯賓遜（Jacob Robinson）身上，休謨顫抖著躲在櫃檯後面用劍指著出版商的咽喉」。

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夠確認這起在肯德里克博士（Dr.Kendrick）的調查報告中闡述的駭人聽聞的事件本身的真實性了，而休謨自己也沒有提到過它。相反，他說：「我本來就有樂觀而開朗的個性，很快便從這樣的挫折中站了起來，並繼續努力地進行研究。」

這位哲學家是如此的和善，但是憤怒和狂暴更是這個文人的標誌。為了更好地理解休謨，除了確定他至少是最偉大的使用英語寫作的哲學家外，我們還需要確定在「文學專家」和「紳士哲學家」這兩種身份上，休謨究竟屬於哪一種。

誰是誰？

與大多數的哲學家不同，休謨抓住機會（儘管較晚，最後一個僅是在他臨終前）寫了自傳——或如一位評論家所稱的「好奇的回憶錄」,他的標題為《大衛?休謨先生的一生》。

奧古斯丁曾在他的《懺悔錄》中最先開創了這一寫作風格，而與休謨同代的盧梭也曾計劃寫一本類似的「懺悔」書。但是休謨的自傳並不是關於懺悔的，而是試圖給後代留下一個簡明的記錄，以便後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他。這本書從他的年輕時期開始，他說道：

我成功地通過了學校教育中的普通課程，早早地確立了對文學的熱情，這一直是我人生最大的熱情，我有好學的性格和清醒的意識。我的好學、冷靜和勤奮讓我的家人認為法律是最適合我的；但我發現自己除了哲學和大眾知識以外，對所有的事物都極度厭煩。當我的家人想像我正在閱讀沃埃和維尼阿斯（Voet和VinniuS是兩位當時著名的法學家）的著作時，我實際上卻是在偷偷閱讀西塞羅（cicero）和維吉爾（vir-g11）的著作。

因此，很快就有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有些秘密很難永遠被隱藏。無論如何，在這之後不久，休謨說：「我制訂了一個我已經在穩步和成功地追尋著的生活計劃。我決心過極其儉樸的生活以應付我那有限的財產，以此確保我的獨立性，並且不用考慮任何除了增進我的文學天分以外的事物。」當然，這個計劃的第一步是出版一本書。

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性論》的出版是在1738年年底。這本書是休謨在法國中部的拉弗萊舍（La Fleche），在笛卡爾喜歡的一個地方的租住的房間里寫就的。那時他還很年輕，25歲左右，在哲學領域還是個新人，所使用的是「法國大師」式的「懷疑的方式」（有很多地方提到笛卡爾）。他在書的開頭說，這是「一個把理性的實驗方法引人道德問題的嘗試」。因為（休謨曾宣稱）世界上只有兩種真正的知識：從經驗和實驗中獲得的知識，還有從理性檢驗中獲得的知識。其餘的知識都值得懷疑。確實，休謨非常堅持這一點：

對於我們拿在手裡的關於神學或形而上學的書籍，我們如果問，它包含任何涉及數量和數字的抽象推理嗎？不包含。它包含任何關於涉及事實和存在的理性實驗嗎？不包含。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書丟到火里燒了，因為它除了詭辯和幻想外沒有任何東西。

在摒棄了科學、倫理之後，休謨指出沒有任何過往的經驗能夠提供有關未來的信息，正如沒有數量的事實證據可以決定一個道德問題。正如他所說的，「是」永遠不意味著「應該」。

而後來在這本書的新版本中，休謨解釋說，他追求的那些可以「被確定的」哲學。從某個獨特的視角上看，這令人回想起了《沉思錄》中笛卡爾發出的警告。休謨論述著自己不安的哲學，以及從他自己的思想中產生的感受：

我首先對我在自己的哲學中所處的孤苦寂寞的境地感到驚恐和迷惑，我設想自己是一個奇形怪狀的妖物，不能融合於社會之中，斷絕了一切人間的來往，成為了一個徹底被遺棄了的、心中憂鬱的人。我很想混入人群之中，獲得保護和溫暖；我自慚形穢，就是沒有勇氣與人為伍。於是我招呼他人來與我為伍，組成一個團體，但是沒有一個人聽我的話。每個人都退避三舍，，淇怕那個四面襲擊我的風暴。我已經受到一切哲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甚至神學家的嫉恨，那麼，我對自己必然要遭受的侮辱還有什麼驚奇嗎？我對他們的哲學體系，已經聲明不贊成，那麼他們如果時我的哲學體系和我個人表示憤恨，我還能驚異嗎？當我四面展望時，我就預見到爭論、反駁、憤怒、垢罵和毀謗。而當我反觀內省時，我也只發現懷疑與無知。舉世都聯合起來反對我，駁斤我，雖然我自己已經是那樣脆弱，以致我覺得，我的全部意見如果不受他人贊同和支持，都將自行瓦解和崩潰。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躊躇，每重新反省一次，我都害怕在自己的推理中發生錯誤。

這是一個走在孤獨道路上的勇敢的哲學家。今天，研究休謨的學者把《人性論》看作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在某種程度上是最重要的用英語寫成的哲學著作」。

唉，休謨本人後來公開抨擊他的這部「幼稚的作品」，並說學者們對這本書的持續關注對他來說是不公平的，「這一做法違反了所有的坦誠和公平交易規則」。這一說法也與他1740年所發表的意見不同，當時他聲稱非常渴望改正自己的錯誤並祈求他人能夠發現自己過去「未能發現的細節」。

休謨在寫給愛丁堡（Edinburgh）的自然哲學教授約翰?斯圖爾特（John Stewart）的信中首次坦承：

我應該承認（無限的物質）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即在我出版的這一本書中，假裝發現了所有創新的哲學部分，那是在我25歲的時候。而最重要的是，可能是我當時的青年熱情使我對這麼多的不足都沒有耐心地審查。

實際上，雖然有一個詳細的被稱為「摘要」的評論，那是在《人性論》出版不久之後休謨自己寫的。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理應尊重他的意願，他不想把對這本書的總結的機會留給他的對手。包括威廉?沃伯頓（William Warburton）在內的很多著名人物，都曾寫信對休謨的出版商說：

你經常告訴我這個人如何的有道德和美德，如我所知的，他可能會有很多。但讓我告訴你，我從不知道誰會有如此的惡習，如此罪惡的心靈和身體。

同樣，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看到他的作品後說道：「愚蠢的努力和積累，為自己錯誤的活動不安，卻聲稱自己是睿智的。」而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嚴厲地稱休謨是說謊話的「笨蛋」和「無賴」。而直到1756年，休謨的對手仍然沒有足夠的證據將他告上愛丁堡的教會法庭。

他們認為休謨堅信：

第一，所有的區分美德和惡習的標準都是虛構的。

第二，沒有什麼比在公眾的利益上建立的正義更加堅實。

第三，通姦是非常合法的，但是有時也是無益的。

第四，宗教和牧師們正在危害人類，並總是以高度的熱情和迷信的借口行事。

第五，沒有證據證明基督教是神的啟示。

第六，所有基督教中最好的模式就是天主教，只有瘋子和狂熱者才

會對其進行改革。

他們的憤怒是如此的大，因為休謨看上去不是一個正常的信徒，他的不可知論多於無神論。事實上，多年以後，休謨在巴黎的一個晚會上宣布，他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真正的無神論者，並質疑這樣的人的存在。而他的主人霍爾巴赫男爵（BarondHolbach）則堅定地回答說，他正與17個這樣的人在一起共餐。

無論如何，可惜的是，這至少給了休謨對文學爭論的渴求。當時的教會已經聽夠了這樣的審判，當局拒絕繼續「一個如此深奧而形而上學的主題」。

假如這些人認為這會令休謨放棄對自己理論的宣傳，那麼他們註定要失望了，因為休謨早已進人他的下一個出版項目，史詩般的6卷本《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這本出現在1754年和1762年的書成為了18世紀最暢銷的書之一，而它帶來的金錢使休謨第一次獲得了經濟上的獨立。《大不列顛史》經過100多個版本的更新，直到19世紀仍在被人們使用。

當最後一卷出版的時候，休謨已經收到了足夠多的版稅，如他在寫給他人的信中寫的那樣，他搬到了愛丁堡：

大約7個月前，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並組成了一個普通的家庭，頭兒是我自己，還有兩個粗俗的成員，一個女傭和一隻貓。我的妹妹也已經加入了我的家庭。我堅持節儉，因此我覺得自己能獲得清潔、溫馨、輕盈、充足和稱心如意。你還能要求些什麼呢？獨立？我有一個最高的學位。榮譽嗎？這並不是完全需要的。優雅？這將會準時到來的。一個妻子？這是所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書籍？這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書多得看不完。總之，我無法找到任何我現在擁有的以外的樂趣，除了任何哲學上的成就，我可以很容易得到滿足。

至於休謨的崇拜者，如某些匿名的作家，他們對休謨的著作的評論至少是積極的，這些評論的作者要麼是他們自己，要麼是他們的朋友。一篇匿名發表在《每周雜誌》（Weekly Magazine）〔或者叫《愛丁堡娛樂》（Edinburgh Amusement）］上的作rI7認為，休謨對當時的歷史性寫作手法並不感興趣。

而其他人的想法則不一樣，就像一位名叫福克斯的先生抱怨休謨的那樣：「他是一個優秀的人，還有一顆堅強的心，但他對國王和王子的偏愛這一點卻是不能容忍的。在我看來很可笑，這更像是女人和孩子對國王愚蠢的欽佩，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所發表的正確或者錯誤的意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寫下有關這段歷史評論的時候，休謨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再也不會被激怒，穆勒讚賞休謨的學識，並對他的誠實感到痛惜，他說道：

他的推理令人驚訝地準確，但他推理的目的並不是要獲得真理，而是表明它並不是無法實現的。他的思想也完全沉浸在文學之中，他的文學教導人類了解他們的幸福和痛苦的原因。但文學是沒有真理的，其目的只在於激發情感。

不久之後人們的評論是這樣的：「休謨寫的斯圖亞特王室的歷史要求只被理解為受人景仰……但總的來說，他可被視為最優秀的天才，他的書也顯然是當代最偉大的歷史作品。」而當時倫敦最大的書商米勒（Milar）先生也認為，這本書很快就成為了「上層人士」中「最受歡迎的作品」。

但隨之而來的則是羞辱，在1763年6月，當時蘇格蘭首相任命的另一位蘇格蘭歷史學家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hertson）——蘇格蘭的皇家史官——獻言給國王，為休謨發放養老金。

養老金！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作家！荒謬！因此，休謨又回到了法國。

在法國，休謨先生的確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並引起了一陣轟動。他被貴族和他們的女人爭相邀請，但這還不是全部，有人看到勒格羅斯大衛（Le gros David）接待他，並一同在他們的包廂里。另一位來訪的英國勛爵記得他總是會在歌劇院里碰到「休謨那寬闊而無表情的臉」。如果說休謨在愛丁堡只有一個女傭和貓的家庭，那麼在巴黎他則被眾多的仰慕者包圍著。在這個獨有的法國沙龍中，才華橫溢的女人都想要獲得他的青睞。比如伊皮奈（d Epinay）夫人曾描述了一個奇特的場景，他們要求這位著名的哲學家運用口才竭力勾引兩個漂亮的女性奴隸。他於是改頭換面坐在沙發上，坐在這兩個美麗的女人旁邊，按照指示說道：

他彎下膝蓋，捶打著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什麼也沒做，只是說著：「好吧！小姐們。好吧！你們就在那兒!」他重複進行，直到他用盡了力氣使得所有人都接受。

休謨自己則在給一位歷史學家的信中對這段情景寫得更暖昧：

我只能說，除了神的食物我什麼都沒吃，除了花蜜什麼也沒喝，除了香味什麼也沒聞到，除了花什麼也沒糟蹋。我遇見的每個男人，還有更多的女士，都會覺得對我長篇的讚美是最不可缺少的義務。

他彎下膝蓋，捶打著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什麼也沒做，

只是說著：「好吧！小姐們。好吧！你們就在那兒！」

在沙龍，休謨被介紹給了一些評論家、作家、科學家、藝術家和法國啟蒙運動的哲學家。而女主人則是一位美麗、聰明、善良的名叫布夫萊（Boumers）的夫人，在其客廳里掛著一面巨大而耀眼的鏡子。而休謨和布夫萊夫人之間同樣反射著虛假的光澤。布夫萊夫人奉承休謨為天才，宣稱和他在一起使得她「厭惡大部分的人，卻又不得不跟他們在一起」。而休謨則在回答中說道：「唉！為什麼我不能靠近你，這樣我就能每天至少看到你半個小時！」

事實上，休謨特別感謝法國接受他成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本性是好的。然而，即使是在他幸福的頂峰，他的天空還充滿著疑雲。

這一事件是最著名的哲學故事之一，所有的細節都被廣泛討論，甚至包括在最新的書籍上，如十分受歡迎的、非常翔實的盧梭的《狗》。在這裡，大衛?埃德蒙茲（David EdmondS）和約翰?埃迪諾（John Ei-dinow）認為休謨在事件中是無辜的，他確實是一個悲慘的受害者。但現實情況則更加複雜。

主要事件非常清楚。當大使赫特福德勛爵（Lord Hertford）的位子被他人取代之後，休謨的度假突然結束，他將返回英國，這對他來說是一個無情的打擊。但實際上，更為不幸的是來自一個顯然無傷大雅的請求，來自他最喜歡的女主人布夫萊夫人，她想要他幫助一名當時非常貧困的作家。實際上，這不是別人，正是法國哲學家盧梭。兩位從未見過面，但有幾次祝賀彼此的信函，盧梭詢問休謨是否可以幫助他在英國尋求政治避難。休謨又怎麼能說不行呢？這兩個哲學家終於在1765年的12月於巴黎見面。盧梭欣喜若狂，他對休謨這樣寫道：「你的偉大的意見，你的驚人的公正性，你的天才，你會遠遠高於其他的人類，如果你不再像以前那樣，你依然是善良的。」休謨則寫下了非常莊嚴的讚美，將盧梭與蘇格拉底進行比較。

但是請注意，就在休謨、盧梭動身去英國的前一天晚上，休謨拜訪了霍爾巴赫男爵作最後告別。而男爵卻警告他遠離盧梭，他告誡說：「你不知道那個男人。我可以清楚地告訴你，你是在用自己的胸脯溫暖一條毒蛇！」

最初還是一切順利。在抵達倫敦後，盧梭不僅成為了一個偉大的小說家，還成為了一個著名的激進派！倫敦的報紙歡迎這位客人，休謨和他的讀者都對盧梭抱以寬容的態度，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對頑固、專制的法國竊笑不已。

與休謨一同出席過許多宴會的查理蒙德（Charlement）勛爵，他曾對休謨作出了最精彩的描繪：

他的臉寬大肥胖，他的嘴很寬，沒有什麼比這更能體現愚蠢的了。他的眼睛茫然，無精打采。他的發音帶著最可笑的蘇格蘭口音，如果是法國口音，是的，如果可能的話，那會是更可笑的。他從不花心思在自己糟糕的穿著上。儘管休摸現在看上去已經接近50歲了①，但他是健康的，堅強的，可他的身體和力量，遠遠無法和男子漢的美貌相提並論，他有的只是質樸的外觀。他的制服使他更加尷尬，因為他的穿著就像是一個雜貨店的老闆。

這些令人傷心的對比似乎始終無法脫離休謨。即使當他自稱他對盧梭這位法國朋友懷有永恆的愛，並寫道：「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隨和的人，他是溫和的、溫柔的、謙虛的、深情的、無私的，而最重要的是，他被賦予了內心裡最高程度的敏銳。」可是，他告訴他的蘇格蘭同胞和他的一些親戚的卻是另一個不同的故事。當他返回倫敦一周之後，他寫信給他的堂弟約翰?休謨（John Hume）-「蘇格蘭的莎士比亞」（Scottish Shakespeare）——稱哲學家盧梭是甘願「受他的狗和他的情婦統治的人」。

休謨接著預測盧梭在英國鄉村的生活將是不幸的，「因為他確實總是會處在各種糟糕的情況之中」。

他將完全沒有職業，沒有同伴，幾乎沒有任何娛樂。他在他的生活中已經完全放棄了閱讀：他看不到新的東西，也不再有好奇的觀察或言論。確切地說，他不再進行學習。沒有多少知識：他只是覺得，在他生命的全過程里，他的感性已經超出了我所看不到的地方——但這還給了他一種痛苦。他就像一個不僅被剝去了衣服，而且還被剝去了皮膚的男人……

然而，盧梭貪婪而廣泛地閱讀著，同時也在寫他的《懺悔錄》，這本書將成為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之一。當然，他喜歡鄉下。事實上，他在他的新房子里很快就遇到了植物學家波特蘭的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rtland），他們一起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比如一起去進行野外的植物調查。盧梭沒有被「剝去皮膚」，相反，他的創造力像以往一樣旺盛，而休謨則在作著思想鬥爭。

最初進人倫敦並安頓下來的盧梭不得不與斯特蘭德（strand）附近的兩個蘇格蘭女房東住在一起，當時的倫敦在其工業化的高峰時期，盧梭形容那裡充滿了「黑色的蒸汽」。幸運的是，這只是一個臨時的安排。不久，休謨發現盧梭住在奇西克（Chiswick）附近的一處雜貨店旁邊，和雜貨商詹姆斯?普雷因（James Pullein）在一起。然後，在1766年3月，一個名叫理查德?達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的英國紳士為他提供了一處鄉村住所，還有一處空的位於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大樓，即伍頓禮堂（Wootton Hall）。

隨後，當盧梭在去斯塔福德郡新家的路上再次看到他的朋友時，表面上似乎一切都依然美好。然而，實際上，盧梭的內心陷人了兩難的境地，他不知道是應該感謝休謨的幫助還是應該對這個蘇格蘭人表示懷疑。最終晚上的見面以失敗告終，休謨說自己發現了一輛方便的「馬車」可以幫盧梭撤離，並只需支付很少的費用，盧梭則指責休謨對他撒謊。

確實，「發現」是一種技巧，據說休謨這麼做是為了讓盧梭避免覺得自己欠債太多。但是正如一篇「匿名」的文章（或者可能又是休謨所為或是他的一個朋友）所說，這一把戲激起了盧梭所有的疑慮。

盧梭懷疑這種仁慈的技巧，並指責休謨先生是幫凶。休謨先生堅持他是清白的，並努力轉移這一話題。聽到答覆後，盧梭似乎憂鬱地坐了很久，隨後他迅速站起來在房間里來回走了兩三次，最後用他的胳膊摟住了他那位哲學家兄弟的脖子，淚水打濕了他的臉龐，他哭泣得像個孩子。」我親愛的朋友，」他一開口便說道，「你能原諒我的這种放肆的言行嗎？畢竟現在你已無數次地證明了你的友誼，而我卻如此報答你的好意！可你卻還在寬恕我，如果你依然當我是朋友，我希望你會發現我根本不值得做你的朋友。」

儘管歷史總是得出結論，認為盧梭只是簡單的「偏執」，但他仍然有理由在這點上感到懷疑。例如，伯特蘭?羅素說過，在他的記憶中，經過他們「不幸的爭吵」之後，休謨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寬容，但盧梭卻產生了被迫害的妄想，堅持他受到了暴力侵害」。不過，即使是這樣，許多人也一樣認為盧梭有他的理由。他是正確的，他懷疑他的信件被截獲，被其他人閱讀，無論是在英國還是法國的家，他都已經被監視了，關於他的流亡的消息被廣泛傳播。

其中令人傷心的是普魯士國王的一封諷刺信，信里嘲笑他是前所未有的難民，還向他提供了避難的瑞士法郎，他挖苦道：「如果你想要新的不幸，我作為國王，可以讓你得到你想要的不幸。」「普魯士國王」的信傳人了倫敦的新聞界，甚至傳到了盧梭在斯塔福德郡的避難所。他很不高興。休謨則認為他本人對這一嘲諷完全一無所知。但是，根據埃德蒙茲和埃迪諾的記載，休謨出席了這一笑話最初出現的晚宴，還有沃波爾（Walpole）大聲朗讀這封信時的兩次聚餐，他也許就是對這封信推波助瀾的人。

休謨瞞著盧梭，一直在調查盧梭的財務情況。他曾問過自己在法國的各種有聯繫的人。布夫萊夫人得知休謨給了她和霍爾巴赫男爵相同的差事。」有什麼目的？」她問休謨，「在成為了他的保護者後，你是不會成為他的非難者的。」然而，休謨似乎正有此意。起碼目前還沒有能證明休謨尋求信息是用來幫助盧梭的證據。相反，休謨自己很清楚，他正在調查：他試圖確定盧梭到底是否是一個富人卻自稱為乞丐！而真相是這樣的，據歷史記載，盧梭直至1767年5月離開英國的時候，他還不得不出售他的餐具以支付車費。

到目前為止，盧梭認為他已經看穿了陰謀的中心，在這張大網的中心盤踞著的惡毒的蜘蛛，正是他所謂的朋友休謨。

在1766年6月23日，他寫信公開了自己的懷疑：「你沒有很好地隱瞞住自己。我理解你，先生，你也知道這一點。」他闡述了事情的本質：「你把我帶到英國，顯然是為了讓我獲得一個避難所，而實際上，這是對我的侮辱。但對於你自己而言，你卻通過崇高的努力與熱情展示了你的價值和天賦。」休謨看過信之後非常震驚，也許還有點害怕。他呼籲朋友們反對這個「可怕的、忘恩負義的、兇猛而瘋狂的人」。

令人擔憂的是，以休謨的觀點來看，這封信潛在地損害了盧梭作為作家的聲譽。畢竟，他的原告在歐洲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據說，這位原告的書在巴黎的商店是按小時為時間單位來出租的！休謨寫信給另一個愛丁堡的朋友，修辭學教授休?布萊爾（Hugh Blalr）,「對一個有才華的人的任何爭議都是危險的」。

休謨的最初反應是要求盧梭對信中描述的「陰謀」查明指控並提供證據。盧梭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簡短而又中肯：「先生，我得承認這一指控是對你這唯一的人：你自己。」至於「證據」的問題，在1766年7月10日，盧梭提供了一份帶有63段「事件」內容的起訴書。

這一起訴書勉強合乎法律，但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顯示了一個小說家對戲劇的熱愛。最核心的指控之一就是盧梭聲稱，在從巴黎一起前往英國的路上，他聽到休謨在睡夢中喃喃自語：「我擺布著盧梭。」盧梭模仿他所謂的「四句恐怖的話」——「一夜還沒過去，但我認為我聽到了『我擺布著盧梭』這幾個字在我耳邊響起，好像就是在剛才說的一樣。是的，休謨先生，你擺布我，我知道，但只有那些身外之物……你擺布著我的名譽，也許還有我的安全……是的，休謨先生，你擺布著我生活中所有的關係，但是你無法擺布我的美德，我的勇氣」。

休謨一直缺乏盧梭的風格。相反，他不停地對付著起訴書中一項又一項的起訴。這是他最終用來作為對自己的闡述的基礎。

尤其在法國，盧梭有著非常高的聲譽，休謨擔心公眾關注的後果。因此，休謨對盧梭進行了日益激烈和絕望的誹謗運動。他的第一個小冊子名為《休謨先生和盧梭先生之間爭端的簡明公正的闡述》，這本小冊子發表在法國（由盧梭的長期敵人編輯），並在巴黎送給他的朋友。休謨避免與布夫萊夫人直接接觸，因為他懷疑她，而實際上也的確是這樣。休謨將盧梭描述為一個奸詐的壞人，「黑心人、流氓、痞子」，這些都迅速地成為了時尚畫廊和咖啡館的主要談論話題。

信件顯示出休謨的敵意和絕望。根據休謨在給達朗貝爾（D"Ale-mbert）的信中所說，盧梭暴露出「他肯定是最黑心的，最殘暴的惡棍，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在信中對盧梭的攻擊措辭使得達朗貝爾毀掉了信件，並在回信中希望休謨能夠保持溫和。

事實上，即使在英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所謂的「兩個著名天才之間的爭吵」的新聞報道也並不符合休謨的要求。當盧梭常年的敵人伏爾泰要求排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l）支持休謨對抗盧梭時，排特烈大帝說：「你是問我眼裡的盧梭？我認為他是不幸的，應予同情的。」並略帶責備口氣地說：「只有擁有墮落的靈魂的人才會在另一個人摔倒的時候再踢上一腳。」可是這並不是休謨期望的，如他開始要求布夫萊夫人的那樣：「對玩笑善意的嘲弄，在公眾報刊中大量渲染，一切的一切都是針對這個不幸的人。」

埃德蒙茲和埃迪諾審核了這件事的細節，他們不知疲倦地詳細查詢資料，最後得出結論，休謨對此事的處理是「充滿惡意」的。有人說休謨的信是「真理和謊言」，例如，他曾稱盧梭是最黑心的人，他證明了盧梭花費兩個月的時間來策劃如何羞辱他，並說國王喬治三世對盧梭「很有偏見」。之後盧梭回到法國的保護下，休謨甚至寫信給布夫萊夫人建議，「為了他自己」，盧梭最好是被當作瘋子鎖起來。

評論家迅速地諷刺道，所有的這一切，都顯示出休謨將理性看作是自己激情的奴隸。雖然這聽起來有些輕蔑，但是當然休謨確實寫過「理性是而且應該是那樣」。只是，如果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躲在計謀和筆名里，在這裡他也不至於被錯判為矛盾了。

休謨自己呢？他真的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還是如他自己所說的是一個「文人」（literary man）？他自稱是一個道德問題專家，但作為一個有道德之人，他是否對盧梭施加了陰謀和折磨？或者如他死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對威廉?斯特拉森（William Strathern）描述的那樣：

的確，他的秉性也許比其他任何人更愉快，如果我能被允許這樣說。即使在他沒有財富的時候，他的偉大和必要的節儉也從未影響到他的慷慨和施捨……他的極端溫柔的性格有著穩定性和堅定性。他不斷開著玩笑，溫柔而又有著良好的幽默，精緻而又謙虛，甚至不帶有絲毫的怨恨，因此他往往是其他人機智的來源……他有著最廣泛的學識，最深刻的思想，並在各方面都有著最全面的能力。在整個故事的最後，我一直認為他，他的一生，幾乎可以說是接近一個完美智慧和道德觀念的人。

答案顯然不是那樣。史密斯的評論是善意的，但不夠深人。或許史密斯覺得休謨在謝絕擔任愛丁堡的哲學教授這點上有些不好。但是他，或者其他人，都無法對休謨加以指責。或許人們對答案本身的哲理更有興趣，畢竟，休謨自認是一位自然人類學者，是為了在我們的思想中建立起對這個世界的各種觀念——然後將觀念變為「客觀」。休謨可能既是一個冷酷的陰謀者也是一個情緒化的好人，既是激進派也是保守派，既是純粹的思想家也是一個膚淺的人。或許正如最後他給自己，或者說給年輕的自己所寫下的評價那樣：

思想是一種表演，一幕又一幕的表演相繼登台，並在一個無限多樣的姿態和情況下混合在一起。不管我們對自然的理論想像的如何簡單，在任何時刻，它都不會是看上去的那麼簡單……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實際上，根據那時的記載，休謨雖然只有30多歲，可是看上去卻有50多歲的樣子。當休謨帶盧梭來到倫敦時，他看上去就像50多歲的人，所以難怪他給人這種感覺。然而，朝氣勃勃的盧梭僅比他小l歲。

遊盪者盧梭

科學、文學、藝術都是「壞的」，它們是侵蝕道德的腐獨性液體，而不是鞏固它們的基礎。它們有助於形成佔有、貪得無厭的文化，將人們引向衝突、奴役和征服的航道。

在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中最有趣的文章之一，就是關於盧梭的。事實上，羅素似乎已經成為了研究盧梭的專家。儘管如他曾宣稱的，盧梭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哲學家」。或許他能被稱為是啟蒙哲學家，但絕不是一位普通的哲學家。甚至（羅素感慨道），盧梭「對哲學有著強大的影響力」,「盧梭是有著眾多美德的思想家，我們必須把他的重要性看作是一種社會力量」。羅素認為，是盧梭發明了「假民主專政」,這一政治哲學直接影響了希特勒，其他人把盧梭和自由、平等、博愛聯繫起來。

尼采——希特勒最喜歡的哲學家——就是這樣。按他1887年秋季所寫的筆記所描述的，尼採為「廢除奴隸制並宣揚人們平等」而感到惋惜，並談到了他反對盧梭和他的人性善的觀念。這是一種哲學理論的派生，尼采宣稱，「它出自對貴族文化的仇恨」。而相比之下，羅素則認為盧梭更加註重感性（sensihilité）——一種以感覺來取代計算的生活方式。感性也使盧梭成為詩歌、藝術和哲學領域中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奠基人。

哲學故事

對歷史學家來說（如果不是對認真的哲學家來說），幸運的是，盧梭的故事在他自己的《懺悔錄》中已經交代得再明白不過了。這一說法並不是非常正確，但起碼非常有趣（不像其他許多人的回憶錄）。事實上，最有趣的一些方面是講述他自己是一個多麼邪惡的人。不同於奧古斯丁式的力求找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邪惡的細節（偷梨的賊為其朋友的死感到難過，等等），他記錄的則是令人震驚的自私行為，比如他「偽造」並轉換成天主教身份（為了得到一個住所），他說謊指責家庭里的一個僕人（為了隱藏自己盜竊的行為），還有他遺棄了不是一個（偶然事件）或兩個（變得更不小心），而是五個孩子的行徑。

他承認每一項邪惡的行為——實際上，他很迷戀這些（他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階段曾多次這麼做），他逃離家鄉日內瓦（Ceneva）——這裡當時是加爾文教的中心，為的是避免當他舅舅的學徒。他尋找容易上當的天主教神甫。後來據他回憶道，他說出任何話時都要裝出神聖的樣子，同時又感到「內心的強盜行為」。

在他譴責了那個可憐的女僕人之後，他被送到了天主教神甫那裡，但他卻設法誘騙到了一個富有的貴婦，他從她那裡偷走了一條帶有銀制紀念章的漂亮的緞帶。他發現自己的反應在心理感覺上特別有趣，他寫道：

我從來就不是邪惡的，在那個殘酷的時刻，當我指責這個可憐的姑娘時，我是矛盾的。但它是我真實的感情，我對她的感情或許就是我這麼做的原因。她出現在我的腦子裡，於是我就將我的過失丟到了首先出現在我腦子裡的人身上。

盧梭的故事都說明了細節。女主人死後，沒人注意到他曾拿走那些漂亮的東西。然而：

總之，什麼也沒有丟失，除了一條粉紅色的破舊的緞帶。雖然我能拿到其他更有價值的東西，但這個絲帶誘惑著我，於是我便去偷了。由於我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隱藏這些小飾品，很快緞帶就被發現了。他們立即知道了這件事並詢問我——我猶豫了，最後說道，「這些是馬里昂（Marion）給我的。」

他繼續說著，並描述馬里昂（一位年輕的在廚房做湯的女僕人）：

馬里昂不僅漂亮，而且有著只有在山區才能找到的新鮮的顏色，首先是一種謙遜和甜美的氣質，這使人們無法忽視她的感情。她是一個好姑娘，善良、正直、忠誠，聽證會上的每一個人都驚訝於她的名字。他們並沒有因此減少對我的信任，他們認為有必要證明我們兩個人誰才是竊賊。馬里昂被送往法庭，當時有許多人在場，其中一位是魯克伯爵（CountdelaRoque）：她到達後，他們給她展示了那條絲帶，而我則大膽地指責她，她依然混亂和無言，看著我，如同看著一個放下了武裝的惡魔，但我的心仍然是野蠻的。

像奧古斯丁一樣，盧梭沉迷在自己的邪惡里：

最後，她堅決地否認，但她沒有生氣，勸我做回我自己，而不是傷害一個無辜的女孩。可是由於我地獄般的無恥，我對著她的臉證實了我的指控，這個可憐的女孩大哭起來並說著：「噢，盧梭啊，我還以為你有一個良好的品德！現在我很傷心，但我還是不會站在你的立場上。」

盧梭還提到了她的溫和，「我確實傷害了她，一方面是我殘暴的指控，另一方面是她如天使般的溫和。」最終的結果是將他們兩個人一同判罪，並指責盧梭以「有罪的心靈去報復無辜的人」，馬里昂今後不僅會被懷疑成一個小偷，她還會被懷疑是想勾引盧梭，只是她由於感到羞恥而不願意承認罷了。

我對讓她陷入了最大的罪惡中，可我並不感到痛苦和恥辱（盧梭自負地說），誰又能知道呢？唉！如果我反省之後，還繼續使她不高興，那麼我也沒有什麼必要再讓她的想法變得更糟糕了。這一事件時常令我感到有些殘酷，即讓我睡眠不安。我以為這個可憐的姑娘定會因為我的罪過而責備我，好像我已經認罪了。

有時在夢境里，他看見這個可憐的女孩

走進他的卧室，責備他的罪行。

當然，除此之外，盧梭並沒有受到過更嚴厲的懲罰。幸運的是，這個世界依然充滿了許多願意親近這個年輕英俊的流氓的貴婦，盧梭在接下來的10年時間裡住在薩沃伊夫人（Madame de Savoy）家裡，並在適當的時候成為了她的情人，甚至是在她原來的（更老一些的）相好仍然與她一起生活的情況下。事實上，他們三個人在一起相處得很好：盧梭稱薩沃伊夫人為「媽媽」（Maman），並如他所寫的那樣，期待著有一天，他將繼承這個老情人的衣服。

在1743年，他獲得了他的第一個正式的工作，法國駐威尼斯大使的秘書。兩年後，他遇見了麗瓦瑟（Therese le Vasseur），她是一個在巴黎酒店工作的僕人，而他有時就住在那裡。羅素說道，從來沒有人知道她身上有什麼吸引了盧梭。他還指出，每個人都認為她是「醜陋和無知的」。但在這裡，羅素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愛是最起碼的不應該遵循合理計算的事物。可從羅素所寫的來看，盧梭從來沒有一絲一毫地愛過自己的終身伴侶，雖然他教她寫字，但她卻始終都沒有學會，她的母親和家人僅僅將她看作是一個輕鬆賺錢的來源。最後，她甚至沒有忠於盧梭，而是在自己的後半生去追求「可靠的男人」。看起來好像這種合適的關係對「浪漫主義的奠基人」來說是少有的。

這裡有一個詹姆斯?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自願邀請盧梭和他的情婦從法國來到英國的故事，在途中他藉機勾引薩沃伊，在他們到達目的地之前，不是勾引了1次，而是13次。這一可憐的英國紳士①的行為也許有助於我們了解盧梭在他受庇護期間對休謨的懷疑（見「多面的休謨」），但起碼薩沃伊曾警告過鮑斯威爾。她稱他的調情是單純的，儘管後來她給了他一個教訓。

到目前為止，盧梭的生活是那麼的微不足道。但在38歲時——對許多啟蒙哲學家來說是相當大的年齡，更別提普通哲學家了——盧梭經歷了一個突然的有著深刻見解的時期。標誌性的刺激因素就是第戎科學院（Academy of Dijon）的有獎徵文——《藝術和科學使人類受益了嗎？》。

一連串好的想法來到盧梭的面前，盧梭在他的小房間里拚命地寫了下來：科學、文學、藝術都是「壞的」，它們是侵蝕道德的腐蝕性液體，而不是鞏固它們的基礎。它們有助於形成佔有、貪得無厭的文化，將人們引向衝突、奴役和征服的航道。每一種的知識都來自一種罪過：幾何學來自貪婪，物理學來自虛榮心和空洞的好奇，天文學來自迷信，而道德本身則根植於驕傲。

科學家遠遠不是我們的救世主，他們破壞著世界，任何進步的觀念都是幻覺，這種幻覺使我們離以前健康、簡單和平和的生活越來越遠。相反地，《論科學》（Discourse on Science）讚揚那種由柏拉圖倡導的兩千年前的「古代斯巴達（Sparta）的簡單的生活」的社會。

這篇論文就像是一股新鮮的空氣，吹入了當時陳舊的學術氛圍。令人吃驚的是，盧梭因此而獲獎，從默默無聞一舉成為了名人。他開始採用新的行為模式，使自己的行為更適合他的觀點：他喜歡在鄉村散步，一個人靜靜地沉思，他避開了所有的詭辯和技術。他甚至賣掉了手錶，說白己不再需要知道時間。

他寫了一篇後續的文章，取名為《論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但很可惜的，這本書未能獲獎，儘管它頗受爭議。書中解釋說：「人性本善，制度使他們變惡。」這一觀點也得罪了全能的教會，包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在這一點上，他有點像托馬斯?霍布斯，他想用某些「自然狀態」來推論出某些「自然法則」。霍布斯也一樣，他認為即使在健康、智慧、力量等方面上有著明顯的差異，人本質上還是平等的。但是，社會中的差異卻是這樣的：

我們的生活方式極端地不平等——一些人過於勞累，而另一些人無所事事；對我們的慾望和感覺的限制和加強；過於豐富的食物導致消化不良，而貧窮的人則往往沒有食物；在深夜，各種荒淫無度的行為使我們興奮和疲憊……這些罪行在各個階層的人中都有，並且因此不斷地讓我們的靈魂受到折磨。

這種差異和不平等還有另一個不尋常的來源。不平等源於財產私有制。在一句著名的短語中，他說：「第一個人圈起了一塊地，並說『這是我的』，然後他發現人們很容易地相信了他，這個人就是公民社會的奠基人。」另一個令人難忘的宣告，來自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裡面引述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里的話：「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盧梭說得更好，衡量人的不是他們的社會地位，也不是他們的財產，而是在所有人當中閃爍出的神聖的火花：自然之人（NaturalMan）的不朽的靈魂。

在《社會契約論》和《論不平等》中，盧梭始終主張人應該處於一種自然狀態，而遠非貪婪，或是恐懼。霍布斯所描述的，實際上是在一個和平、滿足的國家裡獲得真正的自由。自由有三個要素：第一是意志的自由，第二是法治的自由（因為當時沒有法律），第三是個人的自由（這也是最後和最重要的）。

盧梭談道，最初的人如動物般生活。他說，這種說法並不是出於任何貶義，而是指，原來的人只有簡單的物質需求。他們不會有任何的言論，當然也沒有財產的概念。盧梭指出，霍布斯與洛克都主張不應該在最初的自然狀態下發明財產這一權利。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了解，就像我們不能「使一個人在成為一個人之前就成為一個哲學家」一樣。（他認為）人們第一次有了財產的概念是始於他們所建造的住所。他還閑聊地提到，即使是性的結合，也是從他自身的考慮出發，它不僅像是一種隱晦的自我獨佔的方式，更像是一段過目即忘的慾望的插曲，尤其是對於年輕人來說。

盧梭的這種原始狀態對於伏爾泰（他曾抱怨說我們被要求「用四肢爬行」）來說簡直難以理解。盧梭解釋了自我意識發展的變化過程以及人們對私有財產的渴求。在這點上，盧梭的觀點與霍布斯著名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觀點類似，社會有必要領導人們去憎恨其他的人——出於他們不同的經濟利益。但是霍布斯所稱的社會契約，實際上是指富人戰勝窮人。事實上，富人們甚至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好處，他們漸漸遠離了自然的和諧，毫無必要地離開了原本舒適的狀態，就如同窮人在後面推著他們一樣。

盧梭提出了兩個真理，或者說原則。第一個是對我們自我利益強大的保護本能，第二個是看到任何其他生物被毀滅或受到痛苦時自然的厭惡。而他自己的生活則充分體現了第一個真理（原則）。為了說明第二個，他浪漫地回憶起了在進人屠宰場時聽到的「牛的悲鳴聲」，以及所看到的「發抖的動物們」，因為它們看到了自己同伴的屍體。只有自然之人會傷害另一個人的時候，才是他自己需要安寧的時候。

盧梭描繪了一個由富人所提供的社會契約的嘲笑肖像，那個富人想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於是他假裝關心受害者。這個富有的人保護弱者免受壓迫，確保他能擁有並創造一個正義與和平的制度，所有的人都受它的限制。盧梭認為這種解釋更有說服力，如他所說的，窮人只要求一點——他們的自由——在沒有任何東西作為交換之前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絕對是愚蠢的。而另一方面，富人則從這種想法中獲益。

事實上，人類社會導致人們互相憎恨直至產生利益衝突。人們假裝彼此互相服務，而實際上卻是試圖相互利用。我們必須將這歸咎於財產制度，還有社會、殺人、販毒、搶劫以及對這些罪行的懲罰。事實上，這些罪行的懲罰只是限於個人層面上。在以國家為概念的範圍內，不平等幾乎無處不在。當社會不可避免地淪為暴政和奴役的工具時，就會回到這個循環的開始，所有人再次變得平等。」放棄生命，永垂不朽」,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制的邏輯。

只有一個辦法能解決這一矛盾，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使得主權和人民擁有共同一致的利益，並確保所有「公民機器」能夠順利地運作，這個辦法就是：人民必須擁有主權。

盧梭標誌著哲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對權威的持續的哲學研究轉向「自由」的不確定性。在18世紀末期，儘管他個人的貴族命運似乎看不到新的道路，但是他的作品已經令當時的價值觀完全顛覆。許多人受到啟發，當然，也有許多人詛咒他的觀點。約翰遜博士（Dr.John-son）曾談及盧梭和他的支持者：「真理是一頭牛，它沒辦法產出更多的牛奶，所以他們是徒勞的。」伏爾泰在收到盧梭徵求他意見的信後，迅速回信道：

我已收到了你攻擊人類的新著，謝謝你。從來沒有如此聰明的設計，它使我們都看起來非常愚蠢。讀過你的書後，我們就應該用四肢爬行。但我已經習慣直立行走並持續了超過60年，不幸的是，我認為現在恢復這一習慣是不可能的。

在1754年，成名的盧梭應邀回到了他的祖國，再次成為了日內瓦的「公民」。盧梭對此感到非常高興，並重新回到了加爾文教的懷抱。他將《論不平等》和《社會契約論》都奉獻給他『舊內瓦自由的同伴們，以及傑出的和最受尊敬的統治者閣下」。

但他與日內瓦市民的關係很快就變得惡劣起來，而部分原因就是伏爾泰。當伏爾泰力爭解禁戲劇演出時，盧梭（儘管他自己寫出過令人讚賞的歌劇）則公開譴責戲院是違反白然和美德的。1762年，《社會契約論》由於被指責腐壞人們的道德而在日內瓦城市廣場被公開燒毀。

盧梭逝世於1778年，與他的批評家伏爾泰同年，或許是他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是因為當時絕望和孤獨的情況下。不管怎樣，正如歌德所說：「一個伏爾泰和盧梭的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鮑斯威爾曾說道：「大多數惡棍看上去都是文質彬彬的：他也許會很有紳士風度地去勾引他朋友的妻子，或許會很有紳士風度地耍詐。」

科尼斯堡的中國佬康德

康德的一個重要的——如果不是有趣的——想法之一，即「空間」和「時間」只是我們精神結構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存在。我們在時間中做事，並用因果的觀念來規定世界的秩序。

泰德?洪德里奇（Ted Honderich）以他作為《牛津哲學指南》（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編輯的重量級身份，認為康德是「最重要的歐洲近代哲學家」。另外，我們得知，約翰?赫爾德（John Herder）曾這樣形容他（是康德，而不是泰德?洪德里奇，無疑這是兩個人）：

有一個寬闊的額頭，冷靜卻又快樂。他的嘴裡往往說出最富有思想的語言。他的話語頑皮、春智、幽默……不結社，沒有教派，沒有偏見，也沒有對名利的渴望，更不會受到任何的誘惑而強迫他人為自己著想，專制主義更是不存在於他的腦子裡。

19世紀初為《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撰文的作家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說，康德的個人生活比他的哲學更加有趣。還有一種看法，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伯德教授（Professor Bird）則說：「這在現在是很奇怪和反常的。」伯德認為康德的「先驗知覺」和「本體」更加有趣，並且，他還指出，正是它們激發了胡塞爾（Husserl）的「先驗現象還原」（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ical-reduction）理論，推動了大衛?戴維森（David Davidson）設計出「變異一元論」（anomalous monism），因此它們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可以接受這一點點反常。康德對於哲學的貢獻，在於一套規則，而規則亦是對他個人生活的定義。因此，完全可以將兩者一同研究。

哲學故事

康德的一個重要的——如果不是有趣的——想法之一，即「空間」和「時間」只是我們精神結構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存在。我們在時間中做事，並用因果的觀念來規定世界的秩序。大衛?休謨認為，因果關係建立在懶惰的習慣和盲目的信仰的基礎上這一觀念把康德從「教條主義睡眠」中喚醒了（儘管羅素不客氣地補充說，很明顯，覺醒只是「暫時的，不久康德發明了一種催眠，使自己再人睡」）①。

康德將因果哲學擺在一個較低的位置，這是因為他不希望我們的行為減少到只有機械式的重複，也不希望我們自己只是生物和化學上的進化。

康德的日常生活時間非常可靠，以至於科尼斯堡的人都以康德的時間來校準時鐘。這不僅僅是一個「有趣」的說法，而是一個真實的記錄。從這種精確性和這種戰勝瑣事的勝利來看，至少這位哲學家一直都在思考。

尼采曾隱晦地稱他為「科尼斯堡的中國佬」（Chinaman of Konigs-burg）。他每天清晨5點整醒來，一分鐘不早，一分鐘也不晚。然後他不吃早餐就開始寫作。哲學只是他成果的一小部分。事實上，自然法、力學、礦物學、數學、物理、地理都屬於他的涉獵範圍。當早晨其他人都醒來後，他開始發表演講。康德在40多歲就成了教授，他是一名即興講師，因此在上課時嘴裡的同語不停地蹦出。

按照歐洲大陸的風格，午餐時間是一個盛會。康德帶領著一些非常有才華但是不涉及學術的朋友，人數總是最少3個，最多不過9個。在康德桌旁的談話跨越了廣泛的議題，康德自己總是熱衷於最新的政治、經濟和科學的發展。在他的記憶中，他能夠說出詳細的外國城市和地方，但他並不希望離開科尼斯堡，他也從來沒有拜訪過任何人。另一個有關康德的傳聞是他不喜歡喝水。此外，他認為如石油般的咖啡豆是不健康的，午飯沒有咖啡，總是以淡茶代替。而這不過是康德普通的一天。

每天下午，康德會散很久的步，他的僕人蘭普（Lampe）攜帶著雨傘伴隨著他以防康德被雨淋濕。康德沒有把「人不能被當作手段，而必須被當作目的」的原則（沒有什麼比一個人的行為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意願更加可怕的了）運用到他的僕人身上。

每天下午，康德會散很久的步，

他的僕人蘭普攜帶著雨傘伴隨著他以防康德被雨淋濕。

回家後，將是康德離開書本到床上睡覺的時候了。這通常是在晚上的10點，或者說一直都是。因為，在一次貿然接受某人的邀請外出了一天後，康德沒能在晚上10點鐘趕到家。這件事使他非常擔心，他發誓以後決不會再冒這種風險了。

即使在睡覺的時候，他也必須遵守規則：康德有一套能使被單緊緊地圍繞著自己的方法。他每天睡眠時間不超過7個小時。他曾寫了一篇關於健康問題的小冊子，其中就有對睡眠過多的警告。他解釋說，每個人一生的睡眠時間是個定數，如果每天睡的時間太長，就會短命。

康德最初的愛好是科學（博士學位，在1755年完成，不是關於哲學而是「有關火」的），這一點你應該記住。隨後，他繼續著在物理學和地理學上的事業。在葡萄牙的一次地震後他寫了一篇關於地震的論文，還有一篇關於大西洋颶風的論文，不僅如此，他還（在《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The Gener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中，創建了一個太陽系如何形成的理論。這一理論進一步得到了數學家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的證明，並被譽為「康德一拉普拉斯理論」。但是，它的大部分內容現在已漸漸被廢棄，比如說，所有太陽系的行星都有生命與智慧的存在。

在《純粹理性批判》（1786）中，康德的思想背離了物質宇宙而轉而開始尋找其背後的天堂，還有那些關於來世存在的證據。他指出，正義是良好的，而邪惡是要受到懲罰的，而我們會發現，這並不發生在地球上，那麼它必然會發生在「未來的世界」里。這是崇高的推理。因此，在康德看來，黑夜是崇高的，白天是美麗的；海洋是崇高的，土地是美麗的；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麗的；等等。與康德同時代的許多教授都模仿這種語氣撰寫論文，這在當時幾乎是強制性的。

雖然對科學感興趣，但他說不能用感官獲得知識，並建議最好是由先驗演繹（Transcendental Deduction）來代替。然而不幸的是，從來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得感謝他所作出的這個貢獻。自負的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稱自己是哲學界的哥白尼：「我敢說，沒有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我對所有的問題都提出了解決方案。」

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都在致力於揭露錯誤，並了解空間和時間的真實本性。這有些像芝諾和他的矛盾觀點。實際上，長達700多頁的《純粹理性批判》就是「矛盾」兩字的診釋，旨在展示四個悖論的例子。一是，世界開始於某一時間和空間與世界沒有開始。二是，所有事物是由更小的事物組成的與所有事物基本是相同的。三是，因果關係是相互關聯的與兩者之間並無關聯。四是，上帝存在的必然性與上帝並不存在。

無論古人或者芝諾如何辯論，《純粹理性批判》的這一部分肯定深刻地影響了黑格爾，後者以「正」（thesis）和「反」（antithesis）展示自己的哲學。然而，黑格爾添加了一個所謂的「綜合」（synthesis），而康德，像芝諾一樣，只是為了排除某些錯誤的思想方式。

康德又寫出了（（論理性範圍內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1793），界限分明地擊破了上帝存在的所有流行理論，這種與當時普魯士統治者排特烈威廉三世公然作對的行為使得他的書遭到了禁止，並給他帶來了麻煩。很明顯，康德「打破了規則」!

但即使如此，這依然是「規則」，雖然僵硬死板。而這也使康德的思想看上去與眾不同。也許按照他最著名的所謂的絕對規則來講：

只有當一個準則成為法律時，你才有必要去遵守。

這有點像《新約》（The New Testament）中說的「你怎麼對別人，別人就怎麼對你」。而當康德的版本在《道德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 of Morals）中出現時，這一規則也解決了所有的道德問題。奇怪的是，這似乎通不過最簡單的測試。例如，一件事如果超出了法律，那麼禁止它似乎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假如這些理論被付諸實施，那麼所有的5歲以下兒童，誰若擾亂哲學家，就要被棍棒毆打，並將舌頭割掉，因為這是規定。而借錢也是禁止的，如果有人借，那麼就會與銀行發生衝突。康德要做的是加罪於那些向第三世界的農民提供小額貸款以幫助他們購買種子和農具的慈善機構。

康德是極力反對功利主義的，並指出應無條件地遵循道德原則。這使得他的「規則」如此絕對。舉例來說，顯然任何時候我們都要講述事實的真相，就算是有名的瘋子也一樣。另外，如果有人從未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他依然不是一個好人，因為他們這麼做只是出於對蹲牢房的恐懼心理。如果商人喜歡幫助他人，他也不是好人，因為他這麼做也只是想提高自己貨物的銷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古代的道德。相比之下，同一時期的亞當?史密斯建立的道德體系則是圍繞著「開明的自我利益」這一點的。

家庭必須遵守規則，並且理應有私有空間，更不用說社會了。但康德從未結婚，雖然他曾與一位他的崇拜者瑪麗亞?馮?赫伯（Maria von Herbert）鬧出過一些浪漫的事情。

1791年，瑪麗亞寫信給康德，她稱自己長期以來一直是他的愛好者，並在最近將她最親密的感情「說了出來」。

「如同一個懇求上帝的信徒，」瑪麗亞開始熱切地說，「我懇求你的幫助，懇求你的舒適和忠告，讓我作好死亡的準備。」看起來她告訴了她的情人一個「曾經的風流韻事」，這一「出格」的謊言使他非常生氣。儘管她解釋說「不再有謊言了，他的愛也不再有了」。但作為一個「可敬的人」，她的情人提出與他繼續保持著「朋友」關係。」但是，內心指引我們的感覺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的心成了千萬個焚燒的碎片！」

悲劇到此為止。瑪麗亞補充說正是康德對自殺的批判使得自己至今沒有走上這條道路。康德在第二年的春天回信（這是在電子郵件出現之前的效率低下的通信方式）。經過善意的問候之後，他嚴肅地提醒她關於她的職責。他警告說，謊言使得關係破裂，並失去了維繫下去的力量，他還說：「這是人類的一個普遍的錯誤。」謊言有時並不會直接造成傷害，甚至它還出現在善意之中，而這則必須由真理來判斷。」在所有的聲明中保持誠實，因此，它是一個神聖和絕對的理由，不受任何私利的限制」。

如果這樣的坦率導致了他們感情的破裂，那麼就是因為他們的「感情只是物質上的而非精神上的」，並且很快就會消失。康德嘆了口氣，單身的人往往會在生活中遇到不幸。幸運的是，生活本身的價值，就是我們從他人身上得到的快樂。

一年之後，瑪麗亞回信，說她現在已經達到了康德所要求的高層次的道德標準，但她仍然覺得她的生活空虛無比。她覺得自己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並被疾病折磨著。如最好的道德哲學家一般，她說：「我每天所感興趣的就是離死亡越來越近。」她想要拜訪一下康德，在他的畫像中，她看到了「深刻的平靜和道德深度——這一點在《純粹理性批判》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她懇求「她的上帝給她一點兒讓她的靈魂擺脫空虛的東西」。

然而，很顯然，康德提供不了什麼。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如伯特蘭?羅素提到的，從康德開始，哲學家變得很有風度，整日向聽眾發表演說。在康德之後，哲學成為了一種對話（確實是這樣，但往往是獨白），充斥著專業術語和晦澀的措辭。

思維機器萊布尼茨

我不是說物質和宇宙是相同的事物。我只是說，沒有物質就沒有宇宙，宇宙本身就不是一個完全的實物。宇宙和物質不同就如時間和運動不同一樣。然而，這些事物雖然不同，但卻是不可分割的。

「我喜歡萊布尼茨，」伏爾泰說，「他確實是個天才，儘管他也有點兒喜歡吹噓，但正是因為這一點，他的觀點常常令人匪夷所思。」

萊布尼茨的身世相當罕見，他延續了父親的哲學家身份——他的父親是一位倫理學教授。他自己是學法律的，畢業的那一年，律師的崗位並不充裕，因此，他和其他的幾個夥伴不得不再等上一年。他曾經懷疑院長的妻子設計了一個陰謀，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個陰謀是怎樣的。最終，當收到阿爾特多夫大學的職位邀請時，他告訴大家他的思維中擁有「非常不一般的東西」以示拒絕。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總是看上去信心十足。

通過一本配有插圖的書，他自學拉丁語，8歲那年，他已經可以熟練地閱讀父親私人圖書館中的藏書，至少他在信件中是這麼說的。15歲時，萊布尼茨創作了他的第一部偉大的著作——《論組合的藝術》（On the Art of combination），本書將所有的推論還原成一個複雜的數字、聲音和顏色系統。這就是他開始探索「世界通用語」的標誌。接下來，他可能會因此而發明第一台計算機。

哲學故事

萊布尼茨的一生都以他的詩歌（其中大部分都是拉丁語）和他能背誦維吉爾的《埃涅伊德》（Aenied）中的大部分內容為驕傲。除了這些顯著的能力以外，他似乎從來沒有任何「關係密切的」女性朋友，更不用提結婚了。

幸運的是，他喜歡上了數字。這件事主要開始於他進行法律課程之前在耶拿大學度過的那個夏天。就在那裡，他第一次接觸了畢達哥拉斯主義哲學和「數字是終極實體」的看法。畢達哥拉斯認為宇宙作為一個整體是統一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哲學指出，簡單的數學比例就像音樂中（球體的協調）那些基本的音程（intervals）。萊布尼茨的哲學反映了這兩個觀點。

同樣，在他的一生中，他唯一出版的著作就是《神義論》（Theod-icv,1710），這本書主要以罪惡問題為中心。這本書是對他觀點的進一步提升，模仿了伏爾泰的著作《老實人》中的觀點，即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為了尋求最好——因為我們生活於「眾多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

在他的論文——《關於白然與神恩的基於理性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Nature and Grace,Based on Reason）中，他解釋道：

它源自上帝至高無上的完美，即在產生宇宙時，上帝選擇了最有可脆性的方案，這個方案包含了最大的物種群和最完善的管理秋序……場地、空間和時間的最佳使用方案，用最簡單的方法產生的最佳效應；宇宙能接受的創造的事物中的最大力量、知識、幸福感以及美德。

任何錶面看起來比較糟糕的事情其實一點也不糟糕，它們都源於一個神聖的想法，而為了在其他地方創造更多的幸福，這種想法是必不可少的。在此想法中，現今的世界不僅是可能的最好世界，同時也是「最簡單的假設和最複雜的現象」［《形而上學論》（Discourse on Metaphys-ics），第6節工的結合。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理由。他把這一觀點稱為「充分理由原則」。

當然，萊布尼茨的觀點引起了政界人士的共鳴，他也被視為貴族和勢利小人。但是，他把自己看作「世界的公民」，的確，他對單一世界群體的政治觀點在當時已經激進到足夠引起歐洲中堅分子之間的政治摩擦，這種摩擦不僅出現在家庭之中，還包括他在漢諾威（Hanover）貴族社會的老闆們之間。

他以「個性化原則」（不久之後，這變成了他的「不可區分之統一性原則」）為主題的大學畢業論文吸引了美因茨（Maniz）大主教的眼球，於是主教僱用了他。這位主教有一個以新教徒和歐洲天主教派之間共享的基督教精神為基礎而研究世界和平的計劃。

在進行這個計劃的過程中，為了說服法國國王進攻埃及而不是德國，萊布尼茨作為外交團中的一員被派往法國，但是他的努力卻被斷然否定，理由就是與異教徒之間的戰爭已不再流行①。從長遠意義來看，作為策略的一部分，從1672年開始，在接下來的4年期間，他便一直留居在巴黎，全神貫注於各種新的論點和想法——包括「無限小」或「微積分」等新數學課程知識。在返回德國的途中，他一直與荷蘭著名的哲學家斯賓諾莎住在一起，每天興緻勃勃地閱讀著斯賓諾莎「以幾何學為基礎」的倫理學的早期版本（然而，當接下來的幾年期間，斯賓諾莎的名氣大不如從前時，他就很少去拜訪了，而且還對外聲稱只見過斯賓諾莎一次，這個猶太哲學家跟他講述了一些政治趣事）。

在巴黎的那段時間，萊布尼茨也成功地對他的很多項技術夢想進行了探究，其中一項就是由兩個對稱的、平衡串聯在一起的輪子構成的手錶。1675年4月，他把這項研究的模型展示給巴黎科學院。在不需要指南針或觀察星辰的情況下就可以預測輪船位置的設備是他的另一項小發明，這項發明還可以確定從一個單一的觀察點到某一目標物體之間的距離。接下來便是他的設計——無液氣壓計「由於這項發明的實用性較高，1843年，巴黎的維迪（Vidi）對此進行了再次改造〕，還有他在透鏡設計中取得的多項進步，更不用提發動車輛和發射體的空氣壓縮引擎以及船隻從水下逃離敵人偵察的計劃。在他的生涯中，萊布尼茨就像達?芬奇，不僅對所有的藝術和科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也想讓自己的想法切實可行。

作為一個對中國人仰慕的人，他還計劃通過生產絲綢使德國經濟復甦。他在自己的花園裡使用從義大利進口的種子長成的桑樹進行了試驗。這看上去可能很荒唐，但是，1703年，他獲得了在柏林（Berhn）和德累斯頓（Dresden）投人生產的權利，而且這也成為一項了不起的實踐性冒險。還有一些其他的計劃，如消防設施、宮殿花園的蒸汽動力噴水機以及瘟疫病人的隔離治療設備，這些也只是一小部分。

在他臨終的日子裡，他對鍊金術保持著濃厚的興趣（甚至在臨終卧床時還與他的醫生討論這個話題），定期地徹底研究不同鍊金術士的觀點。1676年左右，他與兩位實幹型鍊金術士達成了受法律制約的利潤分成協議，在交易中，他的角色是提供資金和技術諮詢，而其他兩位只需要分享他們的發現即可。萊布尼茨主要關心的問題是有了通過簡單方法製造出的金子，這種金屬材料可能會失去它的市場價值。幸運的是，這些情況都沒有發生。

但是，就他所有的發明來說，計算機才是他最典型（以及他生命中最難忘）的成就。

1673年，萊布尼茨在倫敦向皇家學會演示了他的「計算器」（cal-culatingmachille），這使他迅速取得了皇家學會會員的資格，也因此激怒了牛頓。1685年，萊布尼茨就這項發明的瞬間靈感給出了以下解釋：

數年之前，當我第一次看到攜帶式自動記錄徒步者步數的設備時，我的腦海中便迅速浮現出「數學運算很容易受到類似機械影響」的這一想法。因此，我覺得它可能不僅能計數，還能進行加減法，而乘法和除法也只需要通過適當安排好的機器就可以簡單快速地完成，而且得到的結果也會相當精確。

但是，就他之後與提出微積分的牛頓之間的爭論來說，萊布尼茨並不是第一個擁有微積分想法的人。在他們之前大約30年的時候，帕斯卡（Pascal）就已經製造了一台計算器來幫助他的父親——一位稅務督察員——每天做著單調乏味的運算。這台計算器除了可以進行五位數的數字運算，其他的就不行了。它的製造費用極高，而且很容易出現故障。到目前為止，成品數量不超過15台。

萊布尼茨的父親不是稅務督察員，而是一位品行端正的哲學家，因此，萊布尼茨設計的機器能夠使道德問題枯燥的解決方式自動化就理所當然了。

他的設計利用了一種通行的想法：所有的理性真理最終都可以歸結為某種計算。其實，這也是一種人們都理解的事或說法，但它又與之前所有的那些想像截然不同，因為它的符號和文字會直接導向原因，錯誤——除非那就是事實——在計算中也僅僅是錯誤。

萊布尼茨設計了能夠自動化解決枯燥的道德問題的設備。

隨後，萊布尼茨為了捍衛他的創意，解釋說，在製造計算器時，他並不知道「帕斯卡計算器」，儘管他也承認的確聽說了這件事，但他還是「通過信件請求有名的卡加維斯（Carcavius）先生向我說明它的性能」。

總的來說，實際上，萊布尼茨是在不知疲倦地讓朋友、熟人以及陌生人等了解事實。每當他獲得力所能及的信息時，他就會要求自己更進一步（並完全擁有戰果）。帕斯卡的做法是：每當他了解它的運作方式時，他就立刻開始製造一個更好的。然而，在這方面，萊布尼茨做得很好，他發明了某種稱為「步進計算器」的設備。目前，這台機器可以加、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做乘法。

萊布尼茨的機器——他稱之為活生生的銀行職員——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與帕斯卡的相似，是很多起加法運算作用的針輪。第二部分是他自己的創新，是一種能夠追蹤乘法運算中小數點位數的可移動的支架。通過由長度不一的分別與1一9之間數字一一對應的脊狀齒組成的圓柱，這兩部分巧妙地連接在一起。旋轉把圓柱體銜接到圓柱體上方較小齒輪的手柄，就會轉動連接到起加法運算作用的部分。讓萊布尼茨失望的是，他的機器不能達到他預期的效果。實際上，它們笨重、不易操控、頻繁出現故障，而且運算結果不準確。

然而，萊布尼茨常常對自己感到相當滿意，也以此項發明為驕傲。他想用一枚獎章來紀念它，並在上面刻上「高於人類」的哉言。此外，他為俄國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製造的這台機器被送給了中國皇帝，他把這件事作為體現優秀西方科技的案例②。

當然，儘管該設備存在缺陷，但它的運作原則為第一台機械計算器的成功設計指明了道路。這台計算器遵循了齒輪旋轉原則。直到20世紀，這項設計都一直應用於計算器領域，至今，在電錶（用於測量用電量）和速度計中仍然運用它進行計算（他曾經計劃製造一台可以進行除法運算、計算平方根並確定數字平方的機器，但由於當時的技術不是以生產出相應的零部件而以失敗告終了）。

儘管機器有著受人吹捧的乘法能力，而且萊布尼茨在生命接近尾聲之際也為此項目花了一些錢，但是他的機器從來沒有實現完全的自動化操作功能。在這方面，他的改進注重理論性，而忽略了實踐性。

1676年，大教主去世之後，萊布尼茨搬到了漢諾威法院的一個機構，調查布倫瑞克王室（House of Brunswick）的家譜。其中，漢諾威公爵（Duke of Hanover）是家譜中的一員。按照時間的推進，格奧爾格?路德維希（Georg Ludwig）（幾乎不會說英語）將會成為英格蘭的喬治一世（Georgel），有人說這是萊布尼茨的研究結果。事實上，似乎不是，因為萊布尼茨開始研究家譜的時間可能比他的僱主們預料的要早，他主要研究化石的時間長短和歐洲的語言傳統［他的助手——愛克哈特（Eckhart）直截了當地寫道：「萊布尼茨對家譜的研究就如他對數字的研究，他知道如何讓其中的關係延伸至無限大。」］當格奧爾格?路德維希成為英格蘭的喬治國王時，他把萊布尼茨留在了德國，可能是因為（就如先前所說的）微積分的爭論（這讓萊布尼茨成為不受英國首都歡迎的人）。也可能是因為在萊布尼茨離開的時候，他正在潛心於很多由於他的長期缺席而未能進行的鬆散的研究（和洽談）。

並不是因為萊布尼茨對假裝他一直從事家庭史的研究感到厭煩，1679年，他對風能開發的方式以及用風能從井中抽水產生了興趣。在接下來的7年里，他花了一半的時間研究哈爾茨（Harz）山脈的礦井。他運用從古老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螺旋法預測到現代的旋轉式泵的多種技巧，並設計了各種各樣的水泵。他還提出了許多相關的發明——用於鑄鐵和鍊鋼、化學物質的分離，甚至代替礦井運輸用的小馬。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每個單個的項目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使萊布尼茨責怪從操作到管理層次的每位員工。

他一直在寫東西。不是書，而是信件。萊布尼茨的一生與數百人有通信關係，他們談論各式各樣的話題：科學和宇宙學、數學、法律和政治、經濟間題（如貨幣政策、稅制改革和貿易差額），更不用提宗教、哲學、文學、歷史、語言學、錢幣學和人類學了。其中，有15000多封信保存至今。有一些，如他與先前的公爵之女（但顯然也是摯友）——索菲?夏洛特（Sophie Charfotte）之間的通信包括了他那些很長但清晰明了的理論的解說，如靈魂輪迴轉世說。在萊布尼茨的信件中，哲學不是很受歡迎的話題。在他的著作——《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批判性解釋》（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1900）中，伯蘭特?羅素毫不客氣地刪除了從卑躬屈膝的拉皮條者到儀態高貴的顧客等人。這個信息在一些哲學推廣者的作用下流傳至今，如理查德?奧斯本（Richard Osbome）在他的著作《寫給初學者的哲學》中寫道：「萊布尼茨出版的大部分書籍，『是設計用來吸引與他有著密切聯繫的皇族的，是反動且膚淺的』。」

毫無疑問，以上兩種觀點是正確的。萊布尼茨的信件至少有兩個目的，不用說，第一點是設法躋身上流社會。對此，他確實引起了轟動效應。1712年，他收到至少5家不同法院的帶薪職位的邀請！它們分別是漢諾威、不倫瑞克呂內堡（Brunswick-Luneburg）、柏林、維也納和聖彼得堡，它們每一個都自然地對萊布尼茨花時間為他人服務表示憎惡，也周期性地暫停他的工資直到他再次出現為止。他在專業的公開演說方面的表現也很突出。梵蒂岡和巴黎分別為他提供了頗有聲望的圖書館館長職位，但他用「不想正式地阪依天主教」這個理由拒絕了他們。

年輕時候的他有著作為一名優雅的奉承者（一個與他同時期的人把他總結為「一位頭戴假髮的優雅男子」）、一位學者和智者的名聲，他駕駛著一輛絢麗玫瑰紅色的四輪馬車。奧爾良公爵夫人這樣評論他：「有如此瀟洒裝扮且懂得笑話的知識分子很罕見。」他對17世紀知識分子的影響相當大，以至於引起了影響他獲得「第一個發明微積分者」這一榮譽的競爭者——艾薩克?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嫉妒。但是，根據我們上文見到的不喜歡他的羅素的言論來看，萊布尼茨非常吝嗇。當漢諾威法院的年輕女士結婚時，萊布尼茨常常會以一些有用的格言作為她們的結婚禮物，如「即使有了丈夫也不能放棄洗滌」。在他的後半生中，他便成為了代表老式和過度華麗的服飾、巨型黑色假髮和思考不周的計劃的代名詞。

就這一點而言，一位曾經與萊布尼茨發生過爭吵的鍊金術士在一本名為《愚蠢的聰明和聰明的愚蠢》（Foolish Wisdom and Wise Folly）的書中抨擊了他。比徹（J?J?Becher）聲稱：萊布尼茨堅信他發明了一輛四輪大馬車，這輛馬車可以在6小時之內從阿姆斯特丹到達漢諾威（大約400千米），儘管當時的道路都被貨運馬車軋得凹凸不平。眾所周知，雖然萊布尼茨在1687年設計了一輛實驗性馬車，但是且不談它是否達到了這個速度，關於馬車的記錄現在也已經丟失了。

且再次回到那些信件。如果它們是他攀爬到上流社會所用方法的一部分，那麼這些信件對從哲學和科學角度分析他的辦事方式都是至關重要的。例如，1673年4月，當萊布尼茨收到倫敦皇家學會秘書海因里奇?奧登堡（Heinrich Oldenberg）的來信時，約翰?柯林斯（John Col-hns）在英格蘭寫了一份關於數學標誌的報告。這篇報告的主要部分是一系列問題（很多涉及無窮級數），這些問題能夠通過劍橋大學一個叫作艾薩克?牛頓的神秘人擁有的一個非特定的途徑來解決。之後，當萊布尼茨想起它時，在看見有關巴羅（Barrow）、格雷戈里（Gregory）和牛頓的工作的任何報告之前，他就已經具備了對微積分的原始靈感，而且在1673年的那份報告中，確實沒有任何關於微積分的實際描述。

在1675年年末和1676年年初之時，牛頓和萊布尼茨之間有信件的往來（經由奧登堡），雖然牛頓仍然對揭露通行方法非常謹慎，但是他也曾提供了更多有關微積分的明確暗示，甚至包括陳述微分法和積分法之間的相反關係的變位詞。在信件往來的過程中，萊布尼茨也公開了自己有關微積分形式的重要測量細節。他們在互相玩牌，各自都嘗試正確地描述對方知道的信息，卻不會對自己的行為作太多的揭露。

實際上，微積分的原理非常簡單，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上學的時候我不知道它，但是其他所有人都很清楚，所以它一定很簡單）。微分法是計算變化程度的一種方法③。山路的傾斜程度就是它高度上升的距離除以此段道路的長度。例如，如果總長度為100米道路高度上升了10米，那麼傾斜程度就為1：10。萊布尼茨和牛頓把數學曲線的傾斜程度簡單地看作一系列非常微小的直線有次序地連在一起。因此，曲線中任何特殊的點都可以被認為是一小段直線。因此，直線的長度除以「高度」則由直線的數學方程式而確定。至少在數學老師的眼中，這一點很有用，因為一條曲線在某一點的變化程度就是數學的呈現方式，例如任何時刻的「變化速率」。以此類推，曲線以下的區域也能夠被看作通過設想曲線以下很多薄帶（一系列小矩形的數量）來計算。這就是所謂的「積分法」，它對其他方面很有用（但是，正如我所說的，我在這點之前的某處遺漏了此話題的線索）。

想要理解為什麼任何人都想為發明微積分負責可能很困難。儘管如此，為爭奪「微積分的真正發明者」這一榮譽而產生的與牛頓之間的長期戰鬥接踵而至。這場戰鬥中，萊布尼茨佔上風，他通過一些匿名的信件宣傳他的觀點並指出，如果最終國際上採用的是牛頓的標記符號④，那麼呈現的也會是萊布尼茨的名字，其實這種現象委婉一點說就是「引起了一些爭端」。

然而，萊布尼茨與牛頓之間的爭吵不僅僅局限於微積分方面，他們對宇宙的運行方式也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萊布尼茨認為牛頓獲取現象以及運用自然規律解釋它們是錯誤的。相反，他認為哲學家應該假設大系統能夠產生出觀察到的現象。由於不喜歡牛頓關於「地心引力」能夠在某一距離內作出瞬間反應從而解釋重力的「發明」〔「艾薩克?牛頓爵士和他的隨從對宇宙的運行也有一個非常古怪的想法。根據他們的學說，有時候，全能的神（Cod Almighdy）想要給時鐘上緊發條，否則它就不再轉動……」他用譏諷的語氣說道〕。他向倫敦皇家學會解釋行星的運動，其實這一點是由笛卡爾首先提出的，他還企圖展示太陽是如何通過簡單的互相推進方法使各行星能夠圍繞它們的軌道運行的。萊布尼茨認為宇宙充滿極其純凈的以太微粒，太陽的自轉導致以太的圓周運動（「旋渦」），從而推動行星繞圈運行，就像船隻在旋渦中急速運動一樣。

在給牛頓的秘書塞繆爾?克拉克（Samuel Clarke）的一封信中，他寫道：

總而言之，如果宇宙（作者所設想的）沒有任何物質，它也不會是完全空的。那麼它裡面又會有些什麼呢？它有可能充滿能夠擴大和收縮自己的無限精力和物質實體嗎？它們在無任何障礙的環境中相互滲透，就像兩個身體的影子在牆壁上相互穿透??一不，有些人設想，身在單純世界裡的人類也有相互穿透的才能，死後他會變成不能穿透的不透明固體。這不是在推翻我們對事物的看法，讓宇宙分離，讓精力無限延伸嗎？對產生這一慾望的原則的解釋確實獨自推翻了這些幻覺。人類很容易進入虛構的世界，因為他們想正確利用那項神聖的原則。

如果牛頓的機械的世界觀成功地運用到科學之中，那麼就沒必要強調萊布尼茨輸了這場純理論化的辯論了。萊布尼茨的信中接下來寫道：

我不是說物質和宇宙是相同的事物。我只是說，沒有物質就沒有宇宙，宇宙本身就不是一個完全的實物。宇宙和物質不同就如時間和運動不同一樣。然而，這些事物雖然不同，但卻是不可分割的。

同樣地，儘管他蔑視牛頓的力學中提出的兩個物體相互撞擊的原理，但是從理論上來說，這也需要由粒子越來越慢的運動而產生的一個無窮級數。為了避免這種邏輯上的無意義，萊布尼茨指出，物質最終由能量場組成，這種說法先前在物理學的發展上稱為「場論」（field theo-ry），正如他們的義大利代表者——魯傑羅?約瑟佩?博斯科維什（Ruggiero Giuseppe Boscovich,1711一1187）自己承認的。雖然如此，在當時，仍然是牛頓發明了能夠推進科學知識進步的模型。即便是「新物理學」的創始人——愛因斯坦也坦然地承認20世紀保存下來的公認的物理學知識是牛頓的巨大成就。

但是，在當時，最糟糕的是萊布尼茨不同意牛頓、波義爾、笛卡爾等人用微粒或原子根據某些「絕對」規則移動來解釋世界的看法。他認為，即使是最小的微粒也可以進行再分割，除非它不再是我們所認為的物質的粒子。除了原子，他認為世界即由他所謂的「沒有其他組成部分的簡單物質」 組成。這些物質就是單子（monads）。

萊布尼茨的「單子」⑤在哲學上堪稱最神秘的物質之一，下面就是他對單子的介紹：

機體屬於一個單子（機體的生命原理或靈魂），一個機體的生命原理的構成可以稱為動物。現在，生物或動物的機體常常是組織好的。因為每個單子都是反映宇宙的一面鏡子，而宇宙的運行遵循完美的規律，在表現生物的過程中肯定也有一個規律，那就是對靈魂的認識，因此對機體的認識就與宇宙表現得一致了。

他以自己所特有的熱情繼續介紹：

因此，所有生物體內每個有組織的機體都是一種神聖的抓器或天然的自動化機器，它無限地超越所有的人工自動化操作。一台通過人類技術組成的機器的每個部分並不是一台小型機器。例如，一個黃銅輪子的齒有一些部分或片斷，這些部分或片斷對我們來說，已不再是人造的東西，並沒有表現出它是一架機器，像銅輪子那樣有特定的用途。可是自然的機器亦即活的形體則不然，它們的無窮小的部分也還是機器。就是這一點造成了自然與技藝之間的區別，亦即神的技藝與我們的技藝之間的區別。〔《單子論》（Monadology）〕

新的微觀世界給萊布尼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同代人——安東尼?凡?魯文霍克（Anton van Leeuwenhoek）也因此揭示了許多先前未知的微小活體。

在物質真正的最小部分中存在一個包含生物、有機體、動物、實體形式、靈魂的世界。物質的每個部分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充滿各種生物的花園或魚兒的池塘——除了花園或池塘中的一株植物的每個分枝、一隻動物的身體的每個部位、液體中的每一滴是相互協調的以外。儘管地球和空氣佔據了花園中植物之間的空間或者水佔據了池塘中魚兒之間的空間，這些物質並非植物或魚兒本身，但是它們包含的物質更多，只是大部分都太小了而不易看見而已。因此，宇宙中沒有任何物質是荒蕪、貧痔或垂死的——除了一些表面現象以外，沒有混沌和混亂。當看見某一混亂動作或某些動物成群地亂轉時，從遠處你會覺得它更像是一個池塘，池塘中有無數的魚兒，但卻不能看清每條魚本身。從中可以看出每個活體都具有一個佔主導地位的實體形式——動物的靈魂；但是這個活體的組成部分中充滿了其他的活體、植物和動物，它們都有自己的實體形式或主導性單子。（《單子論》）

萊布尼茨的宇宙也與上述一樣，是存在的——有意識的。單子——宇宙的根本結構單元——是能量和活力的活動中心。然而，它們只能通過純邏輯來發現，在顯微鏡中則看不見。實際上，它們只需要假定，而且單子論原則相當簡單。

1．單子是不可毀滅的（因為單子沒有其他組成部分）。

2．除了上帝，沒有人可以創造單子（因為物質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

3．單子是無色的（單子沒有物理性質）。

4．單子之間沒有窗口（單子之間不能相互作用）。

5．單子之間可以相互交換（因為單子的本質特性是「活躍的」）。

雖然單子似乎不能察覺（「它們是無色的」），但為了解釋實物和語言蘊涵的意義，我們必須假設它們存在。它們的主要活動就是「知覺」或「反射」，正如萊布尼茨所說，每個單子能夠同樣地察覺到其他單子的存在。每個物理主體都是單子的「殖民地」，生活在「先定的和諧」之中。然而，由於假設的「反射」等級的原因，萊布尼茨分別為植物、石塊、動物和人類設計了不同種類的單子。萊布尼茨嘗試用「彩虹」的比喻來解釋他的無色單子。彩虹看起來像是空中一道閃亮的光譜，但實際上它是由數百萬微小的水滴構成的。顯然，每個水滴也是無色的。

單子論的含義的第一點：人類與岩石之間沒有區別，都是由單子聚集形成的。第二點：由於單子是不可消滅且永恆的，所以即使我們的意識會隨著單子偶然進行的分類而改變，但我們仍然具有與單子一樣的性質。第三點：在宇宙誕生之際，上帝為了使單子能夠精確地相互作用（不需要帶有任何目的），他肯定規劃好了每一個單子的角色。萊布尼茨使用了唱詩班的例子來解釋單子相互作用而又保持相對獨立的方式。」預定的和諧原則」也有條不紊地解釋了笛卡爾把世界分裂成兩種物質時遺留下來的靈魂和機體之間相互作用的問題。但是，萊布尼茨認為他的機器與同時代的人的機器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包括笛卡爾）。

另外，萊布尼茨似乎把單子分為「精神單子」和「物質單子」，其中只有一種高級的「精神單子」控制著組成人體的各部分。這樣，他的理論只不過是在笛卡爾的發明上重新貼上標籤，尤其是通過介紹一個能夠調整體內其他單子的運動的主導性單子。通過這一舉動，他似乎在逐漸摧毀他自己的理論的巧妙之處。

但是，如果萊布尼茨察覺到其中的矛盾和不連貫性，那麼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對它們所有的觀點作一個整體的規劃，或者至少需要一個解釋。在對進行思維計算的「世界語」的最初探索時，他已經意識到現存的語言結構混亂、無邏輯，也不適合作深人思考。也正是這個原因讓他開始了新的、符合邏輯的語言的創造，這種語言以拉丁語為基礎，這件事情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進取精神（確實，萊布尼茨有時候被稱為「新時代的亞里士多德」）。

就「萊布尼茨發明了微積分」這一說法而言，他更願意被人稱為「萊布尼茨是微積分的創始人」。事實上，萊布尼茨認為，所有的動詞都應該位於句子的結尾，除了「i、」。更重要的是（至少對萊布尼茨來說），片語「所有的A都是B」或者「萊布尼茨的所有發明都是偉大的」應該寫成「萊布尼茨不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是不可能的」（A尹B是不可能的）。

總之，一切都是為了說明喬治?布爾（GeorgeBoole,1815-1864）最終設計了對現今計算機科學起著核心作用的系統，他是這方面的先驅。布爾利用了給出「真值」的說法，但萊布尼茨希望把觀念逐步轉換成數字——更好地機械地使用它們。有趣的是，就像後來的邏輯學家們一樣，他認為所有的觀念都是由一些不能再拆分的更小的觀點組成的，就像所有的數字都由很多因素構成的，除了那些原始數字本身。

他的希望就是給所有最簡單的觀點一個包含一組原始數字（一個正數，一個負數）的「特徵數」。一個複雜觀念的特徵數就是數字各組成部分的產物。他的比喻是這樣的：如果「動物」以13為正數，以-5為負數，有理數就由8和-7構成，「人類」的特徵數將會是（13×8）和（-5×7），或者104、-35。這個系統的巨大力量就是它能夠在他的機器上完成（尤其是當它不包含複雜的除法或平方根時）。它最大的缺點當然是它的無意義性。

如果萊布尼茨繼續研究二進位，他可能會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也確實因此成為第一代數學家之一。他對「所有的算術都可以用1和0推算」這一想法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認為整個宇宙也是一樣，都是由純粹存在和不存在構成的。」上帝是純粹存在：物質由存在和不存在複合而成。」（《萊布尼茨在德國的著作》）

他繼續寫道：

在這裡我不提及這個系統的巨大效果，注意所有的數字都用整體和無來表達是多麼的精彩就已經足夠了。但是，儘管對於擁有這樣人生的人類來說，完成自然的秘密安排——由純粹存在和不存在而產生的每一件事——是無望的，但是繼續對觀念進行分析就已經足夠了，因為這對於揭示真理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萊布尼茨以此觀點為傲，以至於他想用一枚勳章來作為紀念，上面寫著：「THE MODEL OF CREATION DISCOvEREO BY G.W.L.,AND ONE IS ENOUGH FOR DERIVING EVERYTHING FROM NOTHING。」

勳章從來沒有起效，當他去世的時候，不管是漢諾威的法院，還是倫敦皇家學會，甚至柏林科學院（Berlin Academy，萊布尼茨創辦且擔任第一任院長）都沒有對他或他的事業表示出任何讚揚。

但是，現在很多普通的房屋都得對他致敬，如樓梯下很多靜靜地發出聲音的量電計碗櫥。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然而，他建議的策略幾乎與一個半世紀之後拿破崙實施的一致。

②他的模型之一仍然存在，人們可以去漢諾威州立博物館參觀。

③更精確地說，它與一個量關於另一個量的比率和變化有著一定的關係……

④萊布尼茨運用的方法是代數法；他的語言是最原始的，他把其中涉及的術語稱為微分、積分、坐標和函數，這種表示法一直沿用至今，簡單而且別緻。用字母「D」表示「Difference」（微分的符號），大寫「S」代表「Sum」或積分。

⑤不管他是否故弄玄虛，單詞本身來源於極度無趣的希臘語——單子，意思是「單位」，畢達哥拉斯也這樣使用。關於單子的引文主要來自《單子論》。

貝克萊主教的百慕大學院

為了代替牛頓和洛克的有條不紊且可預測的精確世界，他提出了一種「徹底的唯心論」，認為世界丟失了它的客觀現實性，世界是表象的錯綜複雜的集合。」存在即被感知」。

牛津大學的副校長——傑弗里?沃諾克（Geoffrey Warnock）在一本名為《偉大哲學家》（Great Philos叩her）的著作中宣稱：「貝克萊是是哲學史上最引人注目甚至是最獨特的人物。」但他沒有說明貝克萊為什麼引人注目和獨特。這難道是因為貝克萊在很早的年代就提出了重大的形而上學理論嗎？還是因為他的大部分哲學觀念（在他不進行詩歌創作的時候）都是通過簡潔且幽默的柏拉圖式的對話寫出的呢？或者是因為貝克萊主教有著社會道德心而且積極為家鄉愛爾蘭的窮人奔走，長期遭受饑荒和英格蘭人人侵而帶來的痛苦嗎？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因為貝克萊是走訪美洲的第一位主要的歐洲哲學家，他不斷嘗試，想要在美洲建立一所大學來轉變奴隸和印第安人的宗教觀念，使他們信仰基督教，但以失敗告終，而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了一種由松樹汁製成的特效藥。下面是一些其他更加有趣的歷史。

哲學故事

喬治?貝克萊在20歲剛出頭時提出了一個奇怪的理論，他認為人、衣服、傢具、樹木——一切——只是人人腦中的觀念的不存在。他用大量時間環遊世界、傳播基督教並宣傳「焦油水」（Tar Water）的益處。他自己的觀點也就是哲學家後來說的「感知覺」，它不像他周圍的每個人，如倫敦的約翰?洛克和艾薩克?牛頓或法國的保羅?伽桑狄（Paul Gassendi）和皮埃爾?波義爾（Pierre Boyle）等人的假設，是由與「物質」之間的某些奇怪作用而產生的，而上帝直接放棄我們的思想，因此他排除了「中間人」。

在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他組織了一個學生社團討論「科學的哲學」並發表了他的「新原則」，該原則可以克服似乎已經迅速把世界縮小為一種複雜的機器的「唯物主義」的威脅。兩年後，這條新原則在《視覺新論》（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中第一次應用，在此之前，《人類認識原則論述》（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也對此原則作過擴充。為了代替牛頓和洛克的有條不紊且可預測的精確世界，他提出了一種「徹底的唯心論」，認為世界丟失了它的客觀現實性，世界是表象的錯綜複雜的集合。」存在即被感知」。

他有一些非常值得信賴的觀察支撐以上觀點，尤其是思維構造物體的方法，而不僅僅是簡單地「感知」它們。如果顏色確實不能「存在」，而只出現在我們的思維之中（甚至連與他同道的絕對唯物主義的哲學家也贊同），那為什麼觸覺不是這樣呢？這有著重要的哲學影響。然而，貝克萊的同代人對「科學家」及他們預測和解釋客觀現象的非凡能力而產生的對自然的新發現具有較濃的興趣。貝克萊的「新原則」看起來像是歷史的倒退，本質上說，這只不過是柏拉圖的舊式觀念更加具有說服力的形式。約翰遜博士（Dr.Johnson）用腳跺地以示對這個理論的不滿並明確說：「我反駁它。」或者是以腳踢一顆石頭表示不滿。實際上，真實的情況無關緊要，約翰遜博士可能這樣做的理由才是最重要的①。因此，儘管這個理論引起了一些笑話，但是在當時也不是特別的糟糕。

幸運的是，貝克萊從來不會輕易放棄。1713年，他利用休假穿過愛爾蘭海（Irish Sea）到了英國。一到倫敦，他就開始「結識有志之士」並組織一次叫作「海拉絲和費羅諾斯的三次對話」（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的發布會，使他的理論普及化。」是不是與其說它是奇異、違背常識或明顯的不可知論，倒不如說根本不存在這樣的物質呢？」海拉絲開始了第一句，裝作自己已經受到費羅諾斯的完全否定。倫敦的知識分子一看到這種現象就欽佩得五體投地，稱讚著愛爾蘭人的魅力和精明的才智。著名的作家——迪安?斯威夫特（Dean Swift）在他的雜誌中寫道：「貝克萊先生才華橫溢，我向所有的牧師推薦了他，我儘可能地支持他。」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把他稱為「一首獨創的新詩」的禮物，一份新的報紙——《衛報》（Guardian）邀請他當記者。

所有的這些友好關係起初起了重要作用。在高薪職位［首先是作為西西里島國王加冕的特別大使——彼得伯勒貴族（Lord Peterborough）的專職教士，然後是當倫敦的克洛賀主教（Bishop of Clogher）之子的家庭教師〕的支持下，他花了接下來的7年時間走訪了這塊大地。貝克萊以他在義大利發現的豐富的古物和藝術品的珍藏為樂，並把那裡作為觀察自然現象的地點。他甚至爬過噴發前的維蘇威火山（Mount Vesuvi-us）並詳細記載他的發現，提供給《哲學學報》（Trallsactions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當貝克萊最終回到英國的時候，國家由於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發生於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的著名的金融泡沫。）的爆發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新的股票交易市場中高價出售的股票暴跌。實際上，從某方面來說，南海泡沫很好地反映了他的理論——被感知的就是真實的——股票有價值只是因為人們認為它們有價值，但是當這種觀念瞬間變化時，股票就身價大跌了。然而，在《防止英國毀滅》（Essaytowards Preventing the Ruin of Great Britain）中，他謹慎地約束自己不要提出某些新的法律或推祟藝術，而是回歸到比較簡單的生活方式。

他想要在新大陸（The New World）創建一個「印第安人的大學」,當時這是他所有想法中最強烈的。這個觀點甚至在英國議會（British Parliament）上討論並得到王室的贊成。後來，在美國南方諸州，當他從事於百慕大學院的工程時，他發現了焦油水的神秘性質。

究竟為什麼一位傑出的哲學家會想去北美洲呢？那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毫無疑問，18世紀，新大陸被認為是一個充滿野蠻且危險的荒地，極度不適合一位歐洲紳士踏足，更別提建立學校了。但是，貝克萊主教認為這塊土地，或者說百慕大具有某些特性。」這裡氣候宜人、幽靜恬然，所以是學習的最佳場所。」他對想要知道的任何人都這樣寫，尤其在寫給他的朋友泊西瓦爾伯爵（Lord Peicival）的信件中。」那裡有最充足的生活所需要的條件，尤其是對於教育……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被岩石緊緊包圍，但又有一個狹窄的入口，由7個堡壘保護，使人們極難進入。」

如今，「夏季群島」（Summer lslands）聲名遠揚，它離大陸有600千米的距離，由於離美國太遠而不適合作為教育場所，但是貝克萊主教還是認為距離就像存在，由感知決定，因此百慕大仍然是他建立大學的理想場地。他是這樣解釋的：如果有必要，「把我剩下的日子奉獻給百慕大島」，他認為拯救最近移民過來的非洲奴隸與北美洲本地的野蠻人的靈魂是他的使命和責任。

他對「讓粗魯的美國人信仰基督教」的激情逐漸提高，貝克萊寫了一些新的「在美洲播下藝術與科學的種子的詩文」：

創作靈感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流露，

每個華麗的主題其實內涵貧瘠。

在遙遠的地方期待更好的靈感的出現，

創造出無價的主題。

生活在陽光普照的優美地帶，

原始的大地不斷富饒起來。

自然賦予藝術的壓力不斷增大，

想像著真正美好的事物。

這塊樂土，天真無瑕，

自然主導，以美為德。

人類無權打破真理和感知

法院和學校的玄學。

一個新的金色時代即將誕生，

帝王統治和藝術浪潮此起彼伏。

偉大且具有鼓動作用的史詩出現了，

聰明的頭腦，偉大的志向。

不同於歐洲不斷衰退的生殖能力，

在年輕和精力充沛時進行生殖。

當神聖的熱情賦予她生育的能力，

將來的詩人會唱出。

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向前進……

1723年，執行他的想法的途徑誕生了，貝克萊得到了一些關鍵性的金錢——部分來自繼承遺產，部分來自他被任命為主教的薪水，他除了尋找花掉收人的方法以外別無他事。貝克萊的方法就是用更充足的精力不斷追求他的百慕大項目。他回到倫敦並為他的新學院取得了皇家許可證，還獲得了大量的私人贊助，包括由議會給出的20000英鎊。

接著，在完成了與愛爾蘭審判長（Chief Justice of Ireland）之女的婚姻之後，他與3個同伴直接出發，來到了北美洲。一到那裡，他們就在羅德島（Rhode lsland）的新港（Newport）建立了營地，並買來土地和奴隸來支持他的學院計劃。實際上，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貝克萊認為奴隸制已經是改變黑人信仰的最佳途徑，所以新學院的成立幾乎是沒必要的。但是當地的北美洲人則是另一回事了。這些都被他們自己的傳教士完全改變了。可惜的是美洲印第安人並不是特別想成為基督教傳教士，所以我們需要作相當大的額外努力，包括誘拐他們的孩子。貝克萊對此的解釋是，「只有小於10歲的野蠻人還未受到惡習根深蒂固的影響」，他們可以成為傳教士，甚至對他們的教化還必須在一個較遠的地區進行，遠離異教徒的影響。這就是選擇百慕大這個與世隔絕的地帶的原因。」年輕的美洲人在離自己的家鄉較遠的地方學習能夠使他們更加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直到他們獲得完全的教育。」他解釋道。在別的地方，他們「可能會找到與同鄉會合的機會」，而且「在未徹底受到好的規定和習慣的感染之前，他們可能會恢復原有的野蠻習慣」。

他立即著手大幹起來，為他們準備焦油水……。

毫無疑問，作為一個在愛爾蘭出生的英國定居者，貝克萊自己意識到了防止當地人返回「野蠻習俗」的需要。他認為愛爾蘭人不僅貪婪，而且骨子裡很懶惰，但是英國人就只是貪婪。無論如何，主教的宣教工作在耶魯大學的土地上永垂不朽，這得特別感激貝克萊的禮物，當然，這種禮物的價值是從對他人的奴役和剝削中獲得的。

購買主教的焦油水！?

在等待資金到賬的過程中，貝克萊充分利用時間學習，當然還有傳教。他完成了一本書——《阿爾西弗龍》（Alciphron）或者叫（（精確的哲學家》（The Minute Philosopher），並向本地人宣傳。也正是這個時候，他發現了神奇的焦油水。要提這一點是因為，在他最後回到愛爾蘭的時候，他發現這塊土地正處於饑荒和瘟疫之中。

好景不長，不久之後，貝克萊主教離開了，議會開始對這個項目有了不同的看法，不願意提供資助。到1731年，他們很顯然不想做了，項目就這樣失敗了。

當他再次回到德里（Derry）時，貝克萊主教發現人們正在遭受一輪新的特別嚴重的瘟疫。他立即著手大於起來，為他們準備焦油水，小心翼翼地將松焦油②和水混合，然後將滲出來的汁液裝進瓶中。他還寫了一本哲學指南《昔利斯》（siris），副標題為「焦油水的功效以及哲學問題的反映和調查」，它詳細說明了焦油水治療大多數疾病的優點。唯心論在這裡又出現了，現在已經進人了有關焦油水起作用的敘述。因此，最後有了更多的關注者。事實上，《昔利斯》成為了歐洲和美洲地區的一本暢銷書，後來又迅速出現了很多版本。

貝克萊從中得到了極大的鼓勵，他寫了一首新詩，名叫《論焦油》（On Tar）。它是一首被醫學和文學領域廣泛引用的詩歌。

長青松粗鄙的汁液，萬歲！

儘管如你很廉價，但你的功效神奇。

為了向他們展示、解釋（這就是你的儲備）

需要更加現代和更加古老的知識。

也許上面這首詩太短了。但是，我們應該允許貝克萊用通俗的療法和神聖的真理之間的聯繫來結束：

去尋問學識淵博的技工時，目光傻傻地盯著，

可製成所有形狀、重量和尺寸的特性；

不要躲在令人感動的場景後

看著究竟是什麼給予了每種驚人的形狀此種力量。

空虛的外表擁有著感覺的心靈，

真正的動因和真實的原因難以察覺。

但是很快，當智者明亮的太陽出現時

在漆黑的夜裡，燦爛的陽光普照一切，

虛妄的幽靈飛行在光亮前，

自然萬物和真相暴露於人前：

功效與原因相連，形成了一條金鏈，

它的光芒射入高空

固定於君王的寶座，自此懸掛

恰好達到了下端的焦油。

大多數《昔利斯》的購買者閱讀它是為了獲得醫學建議，但卻忽視了其中重要的哲學和教會思想。貝克萊關於焦油水的療效的敘述參考了柏拉圖的形式論以及「三位一體」（Trinity）和其他古老的學說。無論如何，焦油水是貝克萊在北美洲的日子裡取得的實用性成果，他認識到了發現大學觀念和現實想法之間的區別的艱辛。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說來也奇怪，在貝克萊的一生中，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實際上是極少數把思想轉向唯心論的人士之一。而且當約翰遜創作的第一本美洲的哲學教科書《哲學基礎》（Elementa Philosophiea）在1752年被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出版時，他把它獻給了貝克萊。

②更精確地說，歐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的黃色樹脂也稱為歐洲紅松，可與松焦油混合內服（令人害怕），也用於外敷，治療更嚴重的身體功能失調，如天花、壞血病、潰瘍，甚至風濕病。就像很多藥物一樣，也許沒有作用，但只需要你相信它，或至少相信主教的理論。

黑格爾校長的危險歷史課

社會起源於兩個人之間的第一次衝突，是一場「血腥的鬥爭」，在戰爭中設法讓一個人把另一個人看作自己的主人且接受自己奴隸的角色。因為人們害怕死亡，所以要強迫部分人類屈服於他人，這樣，社會也就永久地分為兩個等級：奴隸和主人。

有關黑格爾的「離奇事件」之一是一位常穿黑襯衣①且帶有絕對地維護「動物權利」的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描述的。黑格爾的傑作《現象學》（Phenomenology）是為了理解和解釋一個已經被接受的事實形成的過程。」所有歷史的目標即是，思維應該把它自己理解成唯一的最高實在。這種目標首次實現是何時？是在黑格爾自己的《現象學》中嗎？」

專家認為黑格爾的想法代表了德國19世紀唯心主義哲學的「頂峰」，在他之後便開始衰落。首先是以卡爾?馬克思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歷史唯物主義」，接下來是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黑暗世界。喬瓦尼?詹蒂萊（Giovanni Gentile）是一位「新黑格爾主義」哲學教授，他創造了法西斯主義思想體系。接下來，這一思想傳播到了西班牙、奧地利和德國，然而是黑格爾，而不是真蒂萊才是近代史的傀儡大師。黑格爾不僅把馬克思引入大英圖書館去探尋辯證唯物主義，而且還用他的戰爭和毀滅之後的新時代言論啟發了尼采、真蒂萊和其他一些哲學家。

哲學故事

然而，就像哲學的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一樣，黑格爾也認為「公眾輿論的獨立性是成功取得任何成就的先決因素」。

黑格爾被看作是一位能夠闡釋時間的精髓並揮灑自如的世界歷史性人物。」所有的公眾輿論都有對與錯的兩面，但是發現其中的真理才是大人物所要做的。現在的大人物就是能夠表達他的時間的意志的人，他能夠說明此時他能做什麼，以及如何取得成功。」成為這樣的一位「大人物」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夢想，同樣也是黑格爾自己的願望。

但是，無論如何，世界歷史名人都有一個莊重的開始。格奧爾格?黑格爾的開始是在斯圖亞特（Stuttgart）——他出生的地方。他的家庭非常傳統、保守，黑格爾的父親是一個地位低下的文職人員。這是一個新教徒家庭。後來，黑格爾被送到了圖賓根（Tubingen）神學院，與未來的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以及比他稍微年輕的哲學家朋友弗里德里希?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一起學習。他們3個人共同見證了後來的法國革命和拿破崙的崛起。

確實，黑格爾把拿破崙看作是創造歷史的世界精神的化身。歷史是這樣的，他的桌上放著完整的《精神現象學》（Die 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原稿：

1806年10月13日的晚上，在我書房的外面是拿破崙侵略軍的營火……第二天，我在穿過那拿（Jena）市的馬背上看到了世界精神（die weltseele）。

因此，他寫信給他的一個朋友。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陳述了他對意識發展的辯證觀點，就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在讓某一天達到「世界精神」的純粹意識的頂峰之前，用倫理和政治闡述社會關注。對黑格爾來說，就像後面提到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一樣，個體的「自由」要在人們認識到他們對國家的奉獻後才能被超越。這就是歷史的目標。在《法哲學原理》（Philosophy of Right）中，黑格爾用一種極好的領導性方法解釋了「個體必須理解國家不是因他們而存在，但是個體的出現卻是為了國家」這一原理。

從某種程度上說，黑格爾的新社會目標是聯合所有的個體意願——為了財富，為了力量，為了公平——以及聯合團體的社會價值：一種早期的「三元」政治。但是，黑格爾的方法還包括把所有不符合社會需求（不合理的）的意願而非個體真正的意願重新分類。相反，群體意識，即感性，被賦予了全部的力量和權威。這使黑格爾成為了極權主義之父。

但是，在踏人新時代之前，除了作為一位短期的報紙編輯以外，黑格爾還把他的生命完全奉獻給了教育事業，首先是在耶拿，然後到了紐倫堡，接著在海德堡待了一段時間，最後到了柏林。儘管黑格爾已經賦予「學術」哲學以人性——深奧、複雜且高超——但他的前兩個職位卻都是在學校的工作。1816年之後，他成為了一名大學哲學家。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要追溯到作為校長的時期，而不是從他的大學職位開始。

黑格爾用一種極好的領導性方法解釋了「個體必須理解國家

不是因他們而存在，但是個體的出現卻是為了國家」這一原理。

實際上，黑格爾，西方難得的一位哲學家，對他的教育體系的基礎有著清楚的了解。但大多數人都受大學教育的影響，儘管如此，黑格爾還是開始在紐倫堡語法學校給學生「傳授」知識。他還對教學方法（以手稿和信件的形式）進行了長篇大論，並對大量的「教學事件」作出反應。這些事件包括完成教學規定的需要與「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的優點之間的衝突，一方面是「填鴨式教育」的訓練，另一方面又強迫學生吸取經典著作的精髓。

它最早的存在形式是黑格爾的辯證推理文章。每件事都有兩面，緊張之中含有鬆弛。實際上，黑格爾對傳統和進步的教育觀點這兩個極端之間的衝突有點困惑。因此，作為校長的黑格爾禁止決鬥和打架，而向學校推薦軍訓。他解釋說，這可以幫助學生「變得沉著冷靜，不受先前思想的影響，對某一點作出自己的看法」。

1810年，當他的學校地址被公開後，黑格爾便開始贊成「安靜的行為，持續地注意、尊敬和順從其他老師的習慣」。這反映了他在畢達哥拉斯課堂上提出的學校紀律，紀律要求他的學生在開始的4年學習中都保持安靜。

然而，黑格爾也指出，老師不應該「引誘學生產生主觀和束縛的感覺，對另一個人的利益完全服從，並通過嚴格的制度獲得真正的愛和尊敬的感覺」。學生不能被看作成「一個用人的群體」，他們也不應該有類似的表現或行為。」獨立性的教育要求年輕人提前習慣考慮他們自己對行為的看法以及他們自己的理由。」

在總結這種（辯證的）矛盾性時，他強調：「一方面，把學習僅僅看作一種接收和記憶就是對教學意義擁有了一個最不完整的觀念。另一方面，集中注意力於學生自己的原始思想和推理也同樣是片面的，而且仍然應該更加謹慎地加以防範。」

有些哲學家對討論的興趣多於寫作，而有些人則對書面資料的愛好程度大於真實生活。黑格爾卻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種，他認為這兩種都很無趣。他的一位學生回憶他的演講如下：

他無拘無束地坐在那兒，眉頭半鎖，不停地前後翻動著他的長頁稿件。偶爾，一個急促的乾咳聲打斷了那抑揚頓挫的演講。他的每種主張都是相互獨立的，似乎要打破和歪曲所有的力量。每個單詞、每個音節就像原先一樣都被忘記了，我們把接收到的明顯的斯瓦比亞（swabian）方言中的金屬聲看作一個奇怪的音調，似乎它就是所說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一件。

聽他講課可能會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另外，他的晦澀難懂的著作臭名昭著②；當遇到他所設想的話題時，他又會自然地顯現出很大的野心。叔本華（Schopenhauer）指責他，認為他所運用的「不僅是哲學，還有所有形式的德國文學、反叛性或相當嚴肅且麻醉人類的演講，人們也可以說那是一種敗壞風氣的影響」。

他的第一本且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精神現象學》，上文已經提到過。他的一生中還有一些其他的創作，如《哲學全書》（Encyclopaedia Philosophical Sciences）、《邏輯學》（TheScienceofLogic）以及《法哲學原理》。除了這些，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他對原始技術，即所謂的「辯證法」的運用。例如，柏拉圖以兩個處於相對角色的人在達成一致之前的辯論的形式使用過它，後來這也具備了一定的挑戰性。黑格爾使用辯證法來回應一系列社會事件，包括那些家庭本身的問題——男人和女人的矛盾可以通過生孩子來克服。然而，黑格爾最著名的使用是把它作為理解哲學和世界歷史的系統。他認為歷史是前一個要素遺留的衝突不斷向下一個要素進化的過程。

對黑格爾來說，社會起源於兩個人之間的第一次衝突，是一場「血腥的鬥爭」，在戰爭中設法讓一個人把另一個人看作自己的主人且接受自己奴隸的角色。因為人們害怕死亡，所以要強迫部分人類屈服於他人，這樣，社會也就永久地分為兩個等級：奴隸和主人。在黑格爾的理論中，他不擔心男女之間可能的矛盾。他認為女人不屬於血腥鬥爭的部分，而是男人「天生的」用人（黑格爾自己與他的女房東之間有著一種不正當的關係，而且兩人之間有一個孩子。他後來以「合法形式」取得了孩子，儘管他不會與孩子的母親結婚）。

對黑格爾來說，這就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與他產生分歧的地方，即推動一個階級壓制另一個階級不是物質需要，它是關於人類駕馭他人的特殊慾望的一種鬥爭。但是，黑格爾不像托馬斯?霍布斯，黑格爾贊同那種慾望，稱它為「認識欲」。這場鬥爭涉及人性毀滅的風險，但是這是通向「自由」的真正途徑。因此，法國革命的發生是因為渴望「解放」和「平等」，但卻伴隨了殘酷事件的發生。然而，黑格爾認為這些矛盾之中會出現一個新國家：最重要的是，這個國家的合理政府力量必須與自由和和平的理想緊密相連。

在二戰結束後的時期，隨著斯大林和希特勒，或者「青年黑格爾派」和「新黑格爾主義」相互衝突，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寫了一本名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的書，嚴厲抨擊了所有的個人「極權主義」。但是，這本書中關於黑格爾的部分則充滿了責罵。波普爾認為黑格爾是一個騙子，他把自己的空虛隱藏在自大和卑賤的風格之後。他說黑格爾的哲學是在取悅他的僱主——反動的普魯士君主制的慾望和逐步獲得他自己的地位、威望和影響的過程中不斷推進的。

波普爾說黑格爾代表著柏拉圖和現代化極權主義（包括國家、歷史和種族的崇拜）之間「缺少的一環」。」國家就是一切，個體什麼都不是」就是當時的教義。」國家一出現就成為了神聖的概念……因此，我們必須敬仰國家，把它看作世界上神聖的象徵。如果理解自然很困難，那麼抓住國家的本質就會更加艱難……國家是上帝穿越世界的腳步。」

太多的哲學家忽視了叔本華持續不斷的重複警告，波普爾說：「在自己處於危險中時，如果他們對那些警告了解得不深（他們的進展不大），他們就跟他們所教導的人一樣會有生命的危險。」但是，波普爾不喜歡校長的角色。也就是每天讓學生們集合，唱幾首令人奮起的歌曲，鼓勵每個人。」我們的學校就是一切！我們應該為學校祈禱，讓它成為地球上神聖的象徵，它是上帝穿越世界的腳步！」

相反，波普爾想知道像黑格爾這樣微不足道的人是如何能夠發揮如此大影響力的。波普爾認為這肯定跟哲學家把自己保留在某種環境之中從而體現神秘感和魅力的慾望有關。他回憶說：「哲學被看作一種奇怪且深奧的東西，它用於解決一些與宗教有關的神秘問題。」但不是以一種可接受的方法呈現給那些缺乏經驗的「普通人」，它對「普通人」來說太深奧了，所以被「博學且明智的知識分子的宗教和信仰」所代替了。

就像波普爾所說，黑格爾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粗魯愚蠢之人如何輕易地成為歷史的開創者」。馬克思主義者用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重新解釋了黑格爾值得稱讚的「國家衝突」，法西斯主義者認為這是種族鬥爭。黑格爾所需要的只是權威人士的資助，為他提供官方的講壇——大學的職位。

作為這種需要服從的、國家資助的哲學探討的典範，波普爾提出了黑格爾表示「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的觀點。黑格爾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認為國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這種平等性只在「他們在法律之外也平等」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另外，黑格爾補充說，「只有他們在財富、年齡中擁有了平等性……其餘的才可以在法律面前得到相應的平等性」。確實，成熟的國家創造並強迫形成了不同階級之間的不平等性。設立一個好的學校是必不可少的突破——長官不與其他人一樣遵循相同的規則；有才能的階級與無用的人分開用餐……

實際上，黑格爾解釋說，所有的關係從根本上都可以用主人和奴隸的關係來形容。對於國家來說也是一樣，就是把他們自己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或者處於被奴役的狀態。

同樣，黑格爾反駁了「對個體的解放應該只有在他們的活動對他人產生不良影響時才會受到限制」這一民主概念，並補充說：「真正地獲得自由是要實現『國家精神』的統治。」國家精神可以用「一個本質的全體——統治權」的形式來概括，它的「全力支持和擁有裁決權的團體」就是最高統治者。

「在世界歷史的舞台上，也就是在我們可以觀察和把握的環境中，精神展現了它最實質的存在。」而且，實質存在確實就是普魯士的最高統治者。」德國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標就是對整個真實世界的認識，類似於對自由無限的自主性認識。」這裡的自由——德國精神，「有著它自己絕對的形式，就像它的目標一樣」。

黑格爾反對所有阻止德國精神熱潮上升的行為，例如，防止戰爭的國際組織，他在《法哲學原理》中解釋說戰爭非常重要：「就像風的吹動使大海免受由於長時間不流動而導致的污染，因此，國家之間的鬥爭也就是長期的，根本就沒有『永久』的和平。」

1831年，霍亂成為柏林的一種流行病，黑格爾的同事和知識的敵人叔本華，不管是否因為他的悲觀主義情緒，迅速離開了這座城市，來到了氣候更加宜人的義大利。因此，叔本華躲過了這次流行病。黑格爾留了下來，可能是因為他對自己國家的熱愛，他染上霍亂後就去世了。

華而不實的注釋

①在德國，他的《實踐論理學概論》被預測是帶有爭議性的書本，這是由於它提倡對有身體缺陷的孩子施行安樂死，在這本書的封面上，辛格穿著一件黑色的襯衣。

②在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漢納?阿倫特（Hannah Arendt）回憶了黑格爾生命最後時刻的奇聞。在臨終之前，黑格爾最後說出的比較神秘的話語被認為是：「沒有人理解我——除了一個人，不過他的理解也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