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加繆和薩特的評論- 豆瓣

05-28

薩特與加繆是二十世紀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雙子星座，也被譽為二十世紀歐洲現代派文學的重要標誌性人物。薩特與加繆都有著極為傳奇的人生閱歷，他們都富有頗為鮮明的個性特徵和人格魅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同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同樣在哲學、文學等領域做出了重大成就，為人類精神的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或許正因為此，薩特與加繆最終的交惡一直為後來學者所提及和探討。實際上，薩特與加繆無論在人生閱歷、創作風格、哲學思想各方面都存在著重大差別，以致最終導致友誼成為仇敵。我們今天再來探尋這種差別，並無意於做道德的褒貶，只是想藉以引起些須有意義的思考。

薩特出生於巴黎一個海軍軍官家庭，可謂門庭顯赫之家。薩特兩歲喪父，自幼隨母親在外祖父家生活。其外祖父是位著名學者，且家中藏書甚豐。薩特從來不必擔心物質生活，自小便養成了專心讀書的良好習慣。幼年的家庭讀書生活，與後來成為哲學家的薩特縝密嚴格的哲學思維基礎... 顯示全文薩特與加繆是二十世紀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雙子星座，也被譽為二十世紀歐洲現代派文學的重要標誌性人物。薩特與加繆都有著極為傳奇的人生閱歷，他們都富有頗為鮮明的個性特徵和人格魅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同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同樣在哲學、文學等領域做出了重大成就，為人類精神的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或許正因為此，薩特與加繆最終的交惡一直為後來學者所提及和探討。實際上，薩特與加繆無論在人生閱歷、創作風格、哲學思想各方面都存在著重大差別，以致最終導致友誼成為仇敵。我們今天再來探尋這種差別，並無意於做道德的褒貶，只是想藉以引起些須有意義的思考。

薩特出生於巴黎一個海軍軍官家庭，可謂門庭顯赫之家。薩特兩歲喪父，自幼隨母親在外祖父家生活。其外祖父是位著名學者，且家中藏書甚豐。薩特從來不必擔心物質生活，自小便養成了專心讀書的良好習慣。幼年的家庭讀書生活，與後來成為哲學家的薩特縝密嚴格的哲學思維基礎有著密切關聯。1924年，十九歲的薩特順利進入法國最高學府巴黎高師求學，遂於1929年在全國中學哲學教師資格考試中獲第一名，並和第二名的波伏瓦結為終身伴侶。在此提及波伏瓦，筆者認為，被薩特稱之為「海狸」的波伏瓦對哲學家矢志不渝的支持和理解，與薩特所取得的成就有不可忽略的關聯。此後，薩特相繼發表了大量哲學及文學著作,包括《想像》（1936）、《噁心》1938、《牆》（1939）等等。這些作品逐漸形成並具體闡釋了薩特的無神論存在主義哲學體系。同樣鑒於薩特早期成長，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薩特一方面具有敏銳的哲學眼光，另一方面投入社會活動的時期卻較晚（儘管如此，二戰後被迫走出書齋的薩特依然在廣泛的社會活動中以其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鮮明的人格風範產生了深遠影響）。

較之於薩特，加繆的出生與成長則是極為悲劇性的。加繆的父親是流亡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難民，其父也是在加繆少年時因戰爭而喪生，加繆的童年及少年幾乎是在貧民窟中度過的。加繆被確定為戰爭孤兒，並在政府的接濟下完成學業。可幸的是，加繆不僅天資聰穎，而且勤奮好學，還很富有奮鬥精神，中學時起就開始打工賺錢以解決生活的困難。另外，悲劇的出生，磨難的少年閱歷，促使早熟的加繆較早的關心並投入社會政治活動，關心並扶助貧苦大眾。這些對加繆的後期創作也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加繆最為重要的作品包括：哲學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1942）、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長篇小說《鼠疫》（1947）及論文集《反抗者》（1951），由此形成了具有「加繆特色」的哲學思想。後人將之以並列為存在主義哲學體系。

加繆始終被稱之為存在主義者，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本人一直堅定地否認自己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並堅稱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創作者，不屬於任何派別。實際上，我們客觀的講，薩特與加繆的創作，無論在文學風格上還是在哲學主張上都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從總體閱讀感受上來講，薩特的文學作品飽含著其深邃的哲學思考與見解，一般都較為沉重憂抑，枯澀難讀。加繆的文學作品則不愧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典範，文筆優美，語言流暢，感情豐富，作者敏感的思維和深厚的情感往往躍然紙上，汩汩而來，令人愛不釋手，動情之處，更令人潸然淚下。以下，我們以兩位作家最重要的文學作品為例，加以介紹。

薩特的長篇小說《噁心》第一次用文學這種樣式闡述了薩特存在主義的一個基本命題：沒有本質的存在就是虛無。主人公羅岡丹整天在城市裡遊逛，無所事事，渾渾噩噩，在餐館咖啡廳里白白消磨時間——面對這個虛無的世界和人生，羅岡丹感受到的只是「噁心」。但薩特最後藉助於主人公對於「噁心感」的覺悟又深入了他的哲學見解：要想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中尋得解脫，那就只有通過「自為」的行動創造作為人的存在本質。

短篇小說《牆》和戲劇《恭順的妓女》（1946）則進一步闡釋了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另一基本見解：人之於物的本質區別是「絕對的自由選擇」。薩特在其1946年著名的哲學演講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強調：「即使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依照薩特的見解，既然人是絕對自由的，自由選擇也是絕對存在的，那麼，人就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不然，他就不能稱之為人。如《牆》中帕勃洛無意識的話居然出賣了自己的戰友——由此，薩特意在指明，世界本身是荒誕的。但人須對自己在荒誕世界中的選擇負全部責任，承擔一切後果。再如《恭順的妓女》中妓女麗瑟屈於威權壓力和種族歧視出賣了清白的黑人，最終，麗瑟的代價就是淪為浪蕩子弟弗萊特的掌中玩物。

薩特的文學作品中最富聲譽思想最為深刻也最易被人所誤讀的就是獨幕劇《禁閉》（1945）（也被譯作《獨立審訊》）。劇情是在地獄中的三個鬼魂中展開。並且借主人公加爾森之口說出了「他人即地獄」。薩特本人也因此而備受責難，指責他的存在主義是無情的，殘忍的，無人道的哲學主張。實際上這是對薩特的極端誤讀，與此相反，薩特所說的「他人即地獄」，是針對人的選擇來講的。簡述之即是，如果人與人之間不能正確對待，不能坦誠相見，那麼，他人就是另一人的地獄。針對民眾對於存在主義哲學的若干指責，薩特專門發表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說：「存在主義是最不嘩眾取寵的哲學，是最樸實無華的哲學」。

我們可以這樣說，薩特文學作品強調的是人生的「虛無」，那麼加繆的文學作品關注的則是世界的「荒誕」。《西西弗斯的神話》以哲學隨筆的方式，第一次闡明了加繆對於世界是荒誕的的認識，並藉助西西弗斯承擔的永無止境推動巨石這一懲罰的行為，最終聲明：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以何種方式去存在的問題。而對人來講，最高貴的不是僅僅存在，而是勇於承受在荒誕世界裡的種種苦難和痛苦，永遠滿懷激情地追求光明和自由。西西弗斯就是荒誕世界裡的一個荒誕英雄。

中篇小說《局外人》中以默爾索的冷漠、麻木來宣示了對抗荒誕世界的另一種方式。在這個荒誕世界中，默爾索是一個覺醒者，他意識到這個世界以及人的存在本身的荒誕感，於是以一種「遊離於生活」之外的「局外人」的態度來反抗荒誕。因此，默爾索身上具有比西西弗斯更為堅定的積極意義。

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可以說，是加繆哲學思想的最終結晶。加繆熱情讚頌了在荒誕世界中（在小說中表現所的是鼠疫來襲）人與人的友愛、互助、關心和忠誠。這部小說寫得感情肺腑，情節生動，展現了加繆自身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對苦難的敏感及對弱者的博愛。

哲學思想的差異最終導致了薩特與加繆的分道揚鑣，這算是人類情感史的憾事，但從另外一方面講，這種並不因個人私怨引起的交惡，又算是人類社會史上的佳話。從本文的以上部分，我們已經看到了兩位思想家的諸多差異，但最深層面還是在哲學思想上。

首先，如上所述，薩特與加繆都認為世界是荒誕的。不同的是，薩特同時認為，人在荒誕的世界面前時無能為力的，人能改變的只有自己作為自由存在著的存在方式而已。而對加繆來講，世界的確實荒誕的，但人之為人在於「反抗」。正是他的論文集《反抗者》直接導致了與薩特的公開絕交。加繆認為，人在荒誕的環境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宣揚「純粹的反抗」。加繆極力反對所謂「歷史的反抗」，即反對使用暴力，而崇尚精神與道德的抗爭。因此，加繆雖然讚揚馬克思主義，卻對諸如俄國革命給與了極力抨擊。眾所周知，薩特對於在俄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給予高度讚揚的。這就是他們的重大分歧之一。

另外，薩特與加繆的另一分歧在於：薩特並不承認有所謂的人性存在。薩特認為，既然「存在先於本質」，那麼就不存在所謂的「普遍的人性」。人也決不可以依賴別人，因為沒有所謂永恆的愛，而只有正在創造的愛。薩特始終強調個人的自由行動和絕對承擔責任。而我們從加繆的《鼠疫》中即可看到，加繆對於人性之美的讚頌是發自內心的。他認為在荒誕世界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只有全人類聯合起來，才可以取得反抗荒誕世界的勝利。

1960年加繆不幸在一場車禍中失去生命的第三天，薩特發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其中說：「我與他曾將失和，反目。但即使雙方永遠不再見面，也算不了什麼，這無非是另一種在屬於我們的那個窄小世界裡一起生活的方式，並且誰都知道誰的近況，這不妨礙我想念他。」「加繆永遠是我們的文化場的主力之一，永遠會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國和這個世界的歷史。」

偉人之交惡與緬懷，都令人敬畏。

而在1980年薩特葬禮的數萬隨行者中，有一個人這麼稱讚薩特：薩特的逝世，是我感到人類智慧的一盞明燈熄滅了。這個人是當時的法國總統德斯坦。

令人意外的是，薩特一生選擇的都是拒絕與任何政府合作，他極力反對資本主義，上街參加法國「五月風暴」的學生遊行，公開宣稱「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

法國政府對於一個偉大而叛逆的思想者的寬容態度也是值得我們這個社會思考的。

逝者不朽。因其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