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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著名作家張煒

我覺得作家在創作時 最好將一切化於混沌

———專訪著名作家張煒

    

編者按:

  日前,在第二十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作家館」的主賓省山東省舉辦了「文學中國夢,齊魯青未了」系列活動,此次活動山東作家團由著名作家張煒率領,本報也特別派出了記者全程參加,今天的「封面文章」就是對張煒的專訪。

封面文章》

對話人張煒:當代著名作家

王逸人:本刊「封面文章」主筆

  王逸人:張煒老師您好,非常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我們能展開一次交流,您是我心中非常尊敬的一位本土作家,我個人的成長受到過您作品的影響。談到您就不得不先說長篇小說《古船》,它是上世紀80年代的傑作,文壇里的一瓮好酒,書中對土改、大躍進、文革等歷史都展開了深入的表現和反思,可那個時候像《李自成》這樣的作品還大行其道呢,我想問一下《古船》的寫作立場和反思精神是從哪裡得來的呢?

  張煒:我寫《古船》的時候是27歲,完成時是28歲多一點。像你剛才說的在當時它突破了很多思想的禁錮,在藝術上也有一些比較大膽的探索,現在看可能有些地方已經平常,但在當時還是所謂的「值得商榷」。《古船》是1986年出版的,它的寫作是吸納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經典成分,包括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成果。而且那時候中國已出現了很多國外傳統經典文學的翻譯作品,現代主義作品也出現了不少,那時候我讀書可以用海量來形容,年輕么,讀書速度也很快,可以說當時能看到的國外作品我一部也沒有漏下,無論好壞,全部照單全收,現在想想這些應該是《古船》創作思想的一個來源。另外,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中國傳統文學,它也一直左右著我的寫作,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對我的影響特別大,我想《古船》的產生與這些都是密不可分的。

  王逸人:去年我採訪陳忠實先生時,他談到過他在結構《白鹿原》的時候,特意讀了您的《古船》,為什麼您的作品一直執著於營造家族式的人物譜繫結構,這些家族的原型是哪裡獲得的?

  張煒:人們習慣於對於作品中人物或家族原型的追問,我的作品裡除了《古船》,《你在高原》里也呈現了兩個大家族,但其實作品和現實的關係肯定沒有那麼緊密,文學與現實是酒和糧食的關係,現實里有各種糧食,作家在獲取之後要像釀酒器一樣讓這些東西發生化學變化,所以出來的東西和現實還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的作品中所涉及的家族既不是我的家族,也不是某一個家族,而是綜合了膠東半島上的很多家族,這些家族的興衰流變、個人的演變歷程才是我著迷的。我在半島上行走採訪了幾十年,比方寫《古船》時我在一個粉絲廠里一住下來就是一個多月,很多作品中的細節得益於此,同時我曾在檔案館裡工作過四年半的時間,親自參與了幾十卷的歷史檔案選編,讀過的歷史資料應該有幾千萬字,這些對我家族式的創作應該有直接的幫助,當然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作家的情感部分,很多我採訪過的人,他們的個人命運深深地感動了我,讓我夜不能寐,這是我創作激情的來源,也能夠使作品情感飽滿。

  王逸人:《古船》里有很多性格鮮明的人物,比如隋抱朴,趙多多等,但我個人更喜歡隋不召,名字就看得出來不招人待見,但不召卻是充滿了自由與冒險精神的,他的種種怪異舉止里往往隱藏著真理,到死也很難說清這個人的好壞,這個人物的考量和謀劃,您是要確立一種複合型的人格嗎?

  張煒:這個問題是你讀完作品後的清晰設計,是非常理性的分析。但是我覺得作家在創作時最好將一切都化於混沌,再說清楚點就是完全根據情感走,根據人物走,充分地展現出感性的一面,並不要用更多的理性去框束和壓抑感性的發揮。作家筆下最好的人物和章節都是忘我狀態下產生的。那麼需不需要理性的設計呢?當然需要,但是理性是退後的,而且一個作家經過長期的訓練,理性是於潛在中發揮控制力的,所以你說的不召這個人物,我在寫作中是很少設計的,他雖然不是主角,但在整部小說里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思想和藝術的含量上為作品加分。不召基本上還是個好人,我的書裡面即使是壞人,也有讓人著迷的、構成誘惑力的部分,沒有一壞到底的人,比如《古船》里的四爺爺是個非常陰險的人,但他身上同樣能體現出深刻的愛,他的剋制與忍耐也都是很好的品質,從現實的層面講,如果一個村鎮里能有一個四爺爺這樣的人物來執掌,那還是很好的呢,他比現在很多村鎮里的頭頭強多了。

  王逸人:您的作品中一直對鄉土有一種深切的眷戀,包括《古船》里的隋見素在城裡得了癌症,最後又返回了窪狸鎮,這是您一直倡導的近乎哲學層面的「融入野地」這一觀念的體現嗎?

  張煒:是這樣的,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在潛意識裡特別依賴土地的人,這也是應該的。我們現代人在人工打造的空間里生活得太久了,很容易造成技術崇拜和科學崇拜,這個其實是很可怕的。忘掉了生命的大背景(大自然),現在我們的文學作品裡面有時連一聲鳥叫都聽不到,因為在人工和科技的環境里生活得太久了。但是人工與科技的環境太脆弱了,所以一定不要忘記對大自然的敬畏,大自然有非常神秘的力量,這種力量和古人對神的敬畏是差不多的。

  王逸人:那您的形而下的野地,甚至說您的故鄉現在是何種面貌?

  張煒:當然有許多地方是被破壞掉了,就是因為破壞掉了我才更需要尋找這種野地的感受,尋找冥冥中的神啟。人在被賦予生命的瞬間有一些東西已經植入,比如理性和知性。我說過的人的理性、秩序、道德等好多好多的東西都是來自於大自然。大自然對人類的教育,對人類的規範和幫助是十分強大的,人類不能背離大自然的訓導,一旦掙脫了她,人類本身肯定會出大問題。現在的商業社會,數字時代,人造的東西泛濫成災,其結果反而使人類的精神陷入巨大的危機,很多社會問題文化問題都出現了。那些實在的東西從哪裡來?從虛無和混沌中來,他(它)們形成的過程中就被賦予了某些永恆不變的東西,在人的身上就體現為良知、人性,這是人人都有的,雖然有時被掩蓋了有時被歪曲了,但它存在著。它的煥發,依靠的就是「融入野地」的自覺。

王逸人:如果說《古船》里的人物有很強烈的根的色彩,那麼到了《九月寓言》的時候,裡面的人物卻是無根的,他們漂泊不定到處流浪,這樣的極端對比所在何為?

  張煒:《九月寓言》和《古船》相比審美差異非常大,有人更喜歡《九月寓言》。讀者們如此持久和熱烈地談論這兩部書,給我的觸動很大。其實這兩本書的創作時間相隔並不遠,結構的差異卻很大,文學氣質也大不一樣。《九月寓言》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寫完的,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如果說《古船》是一批人在固守土地,那麼《九月寓言》說的是一批人在土地上奔跑,表象不一樣,實際上還是一樣。《古船》里窪狸鎮的那批人已經在那裡紮下根了,而這批人所以流浪,就是要在找一個合適的地方紮根,他們的奔跑是內心急切渴望紮根的表現,因為致命的創傷在一個又一個人的心裡。

  王逸人:《九月寓言》里的那群人總是以自己的民間法則消解主流意識,但隨著工業文明的入侵,一切都轟然崩塌了,他們不知道要往哪裡走了,這裡您是要說明所謂現代文明最終毀滅了人類的自在而為嗎?

  張煒:這個還是前面我們談到的問題,那就是大自然的秩序被人工製造的、扭曲的世界所破壞,所遮蔽。所以這群人不得不與所謂的現代文明對抗,他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野地法則,但這是個難以逆轉的過程,他們最終還要歸於失敗。他們的努力最終演變為一種人類的悲壯,我想是這樣的。

  王逸人:您的新作《你在高原》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分10冊出版的,浩浩蕩蕩450萬字,寫了22年,這太少見了,這種創作耐心和勇氣真的讓人佩服,不過這樣的做法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展現一次長河小說的極端樣貌嗎?

  張煒:在《你在高原》之前,我已經寫了100多篇短篇小說,十幾部中篇小說和兩部長篇小說,從1973年的作品到現在,整整40年了。而《你在高原》是1988年開始動手的,這個時間距離1973年也是15年了,那是十分漫長的文學跋涉。這個漫長的歷程里我多麼渴望能有一次酣暢淋漓的、不受拘束的文學表達,以釋放心中的文學激情。這樣的表達已經不是單部長篇所能完成的。這麼多年來我的經歷,我的行走,我的想法和感悟,除非一個巨構而不能囊括,所以就我而言,《你在高原》一點都不突兀,它的寫作過程、篇幅長度、構成方式,對我而言是再自然也沒有了,其實它完全可以寫得更長。事實上小說完稿時是510萬字,出版時壓掉了60萬字,將來有機會或許可以恢復30萬字,這應該很有意思。

  王逸人:如您所說《你在高原》初稿是五百多萬字,這對任何一個寫作者都是個艱難的過程,您怎麼撐下來的?

  張煒:勞動是快樂的。寫作能滋養我,讓我感到有意義,是有利於身體健康的。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勞動的艱苦,但是忘記了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勞動更有魅力的事。我不是說自己沒有一點虛榮心,但如果被沉重的功利心俘虜了,那麼這22年早就累壞了。

王逸人:你們那一代作家中作品被 編輯:王逸人美編:於鷺鷺責校:閃然介紹到國外的不少,《你在高原》現在有國外的出版社有出版意向嗎?

  張煒:只簽了五本國外的版權,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譯出來,這是很龐大的工作量,好在《你在高原》是每一部都能獨立成章的———當然整個讀完是另一番風景了,不讀也無所謂。(王逸人:但現在的翻譯也是很打問號的一件事,您覺得您的東西翻譯出去,內在的東西還在嗎?)我會用自己作為中國人讀外國翻譯作品的感受,來換位思考。傑出的譯本似乎讓我能夠捕捉國外作家內在的氣質和情感。儘管在翻譯中會有一些損失,但以此推論,中文作品被翻譯出去,國外讀者也應該感受到我這顆心的跳動吧。但能夠做好這件事的人不多,把一種語言藝術完美地轉化為另一種語言藝術,那該有多難。所以文學作品翻譯得少、翻譯得慢才是正常的,反之則是令人懷疑的。

  王逸人:您是寫詩出身的作家,有很長時間的詩歌訓練,於當下的詩歌而言您覺得創作上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

  張煒:一切文學寫作都是詩的不同

形式的表達,詩是文學的核心,沒有詩就沒有文學,只要生命存在,詩作為生命的某種核心就會永遠存在。另外,詩是小說、戲劇、評論等等諸多文字形式所不能表達的,只有這樣才能寫成詩,它是隱秘、激情、玄思的,是無法言說的一種極其玄妙的表述。詩這個東西有的人在寫,有的人不寫,不寫的不一定不是詩人,同樣寫的也不一定就是詩人。我早期寫詩,現在也不停地寫,出過幾本詩集。我覺得現在的中國詩存在一些問題,那就是怎麼回到古代的民歌、回到傳統,怎麼從國外翻譯詩里解脫出來,怎樣從詩經和李杜再出發。完全把韻腳丟掉了好嗎?不敢肯定。誰能在這個領域裡走出一條個人的道路,很難。我不願完全模仿翻譯詩來寫,覺得這樣的辦法不行。現在中國的當代文學,不管是小說還是詩歌,模仿國外都做得有些過度了,這個過度是有後果的,它會影響我們民眾的語言,社會的語言,進而影響到我們的文明,這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問題。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往傳統里走一走。

  王逸人:那麼對於當下我們的語言演變,尤其是網路語言的強勢您作何看法呢?

  張煒:「五四」以後的白話文運動,現在看來走得非常急促,這和當年的國勢太弱,急於改變現狀的心情是一致的。但是這裡面不知不覺地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民族文化保留與傳播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語言的符號系統,簡單點說就是語言。我們有文字可考的語言從甲骨文開始,一點點發展到清末,這個過程是非常緩慢的,有序的,剋制的,它不可能產生飛躍式的演變。而五四後這種急切改變,造成了這套系統的破壞。現在我們倒不敢說我們這個民族的文明已經破碎了,但是它的確有崩潰的危險。大量的網路寫作以及大量印刷品中,對語言的戕害慘不忍睹,越是對語言沒有底線的破壞,越是有烏合之眾的圍觀。這已經不是個別現象了,而是普遍現象。由此,你就不得不擔心那個崩潰之期的到來。

作者簡介:

  張煒 男,1956年11月生,原籍山東棲霞,當代著名作家。現為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萬松浦書院院長。

  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外省書》《遠河遠山》《柏慧》《能不憶蜀葵》《醜行或浪漫》《刺蝟歌》《半島哈里哈氣》及《你在高原》(十部);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論《精神的背景》《當代文學的精神走向》《午夜來獾》等。

  1999年《古船》分別被評為「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和「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九月寓言》與作者分別被評為「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十作家十作品」。《聲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書》《能不憶蜀葵》《魚的故事》《醜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別在海內外獲得七十多種獎項。

  新作《你在高原》獲得包括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等十餘項文學大獎。

《張煒長篇小說年編》書目:

1.古船

2.九月寓言

3.柏慧

4.外省書

5.能不憶蜀葵

6.醜行或浪漫

7.遠河遠山

8.刺蝟歌

9.家族

10.橡樹路

11.海客談瀛洲

12.鹿眼

13.憶阿雅

14.我的田園

15.人的雜誌

16.曙光與暮色

17.荒原紀事

18.無邊的遊盪

19.半島哈里哈氣

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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