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色性地獄」慰安所:女人躺下後就起不來
明治時期之後的大正時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大正時期沒有多久,但是這一時期卻將嫖娼業發展到了極致。明治後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經營為主,而到了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藝伎館和私娼館相繼出現,數量比公娼多出了兩倍還多。昭和時期,由於日本東北地區的饑荒和「太平洋戰爭」,更令日本的色情業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賣女兒的情況在此時最為嚴重,「慰安婦」制度也在此時出現。由日本長久以來的娼妓歷史中,就可以發現色情的繁盛和衰敗和日本社會的經濟、政治是緊密相關的,同時也和日本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有著一定的關係。日本男人為了主人犧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則為了男人奉獻身體。漸漸的,男人為了國家犧牲,女人為了戰士獻身,都成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這也為日本妓女為了國家經濟海外賣淫,為了鼓舞軍人的鬥志而做慰安婦奠定了基礎。明治時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產興業」政策,主張優先發展工業。這個政策導致大量農民破產,農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針對日本經濟實力不強、資本積累不夠、在國際上影響甚微的情況,提出了「富國強兵」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人再一次發揚了他們的傳統,從女性身上下手。日本女性覺得既然為了家庭可以賣身,那麼為了國家賣身又何嘗不可呢?於是甘願成為日本政府振興國家經濟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稱為「黃色娘子軍」的日本婦女,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來到了海外。據1911年統計顯示,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2萬人。這些日本妓女被人們稱為「南洋姐」。「南洋姐」這個稱呼,如果使用中國漢字寫的話就是「唐國行」。「唐國行」指的是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時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大正中期,那些遠離家鄉到外國賣身的日本妓女。當時,在西伯利亞、中國內地,東南亞各國,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這些日本妓女的籍貫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最多。雖然當時中國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現,不過上海、香港、關東地區、南洋地區則是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時的中國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數大約是700人左右,而這裡的設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館,其餘的就是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幾家雜貨鋪。香港的情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03年,俄國在中國關東地區的租借地旅順做了一項調查,在這個地區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當時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前,而到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根據統計顯示,關東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佔到當時日本人人總數的一半還多。估計當時在滿洲各地的5000多個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另外,從上世紀初年以來,妓女就開始聚集到南洋地區,當時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採,南洋地區經濟十分繁榮。日本的妓女到來之後,憑借她們的溫柔和美麗很快就成為好色男人們的寵兒。日本妓女為了國家甘心出賣自己的身體。日本的山崎朋子針對「南洋姐」的悲慘歷史,創作了一篇紀實作品《望鄉》。之後這部作品還被改編成為了同名電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現的淋漓盡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賣春女的代名詞。 《望鄉》的主角阿崎婆的命運十分悲慘,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運甚至比阿崎婆還要淒楚、悲涼。《望鄉》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關海外妓女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慘的命運。有一個18歲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親是一名海軍軍人,在父親病死3年之後,她的母親包辦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為不想結婚而離家出走到了神戶。到神戶之後,她遇到一個男人說要介紹一份好工作給她,於是八木品美就隨著這個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後淪為了妓女。也有些性格剛烈的女孩寧死不從。例如山口縣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對姐妹,姐姐19歲,妹妹17歲,她們一上岸之後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無法忍受這種生活,她們決定自殺。一天早上,她們趁著其他人還在睡覺的時候,光著腳跑了出來,尋找自殺的地方。當她們來到海邊的大棧橋準備投海自盡時,被人發現。在加籐久勝創作的《船長日記》和《海員夜話》中,記錄了很多開往中國的日本輪船上的事情。人販子在船上的時候,一般都會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裡。這裡無論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裡面的溫度越高,就好像蒸爐一樣。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幾個女孩藏在運煤船裡,由於人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懷疑,所以不能給女孩送水和食物,這些女孩只能忍饑挨餓。幾天之後,由於船室缺水,終於有人打開了煤艙的門,發現了裡面滿臉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還發現了幾個女孩的屍體,她們都咬住水管,滿嘴鮮血。在一旁還有兩個男人的屍體,身上都是抓傷和咬傷。除了煤船上發生過這樣的慘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幾個女孩被人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們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水流進了空水槽裡。女孩們嚇壞了,不斷的喊叫,但是沒有人聽見。水一點一點的漫過了她們的身體,幾天之後,船員發現從水管接出來的水有頭髮和白泡,而且還散發著一股臭味。於是,船員去水槽查看,發現由於南方氣溫高,水槽裡的屍體已經高度腐爛了。其實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遠比當妓女的要幸運,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國沒有任何生活保障,老闆對她們隨意打罵。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會有人給她們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惡化,全身潰爛,含恨死在異鄉。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匯款大約數百萬元,而在這些錢中,至少有63萬都是來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積累中,充滿了妓女的艱辛和痛苦。她們不僅為了家庭和國家,犧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在《福岡日日新聞》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國》中寫道:「從島原的小濱署管轄內的4個村子遠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鄉的父兄匯款達1萬2千多元。全島原的30個村子,合計突破30萬元。」日本著名的人販子村岡伊賓士在他創作的《村岡伊賓士自傳》中,談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馬尼拉等地開設妓院的經歷。他說:「她們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不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來。不僅這樣,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隨之建起雜貨店。從日本叫來店員,店員獨立開業,成立公司的駐外辦事機構。女郎屋的丈夫不願被叫做姘夫而經營商店,一年左右土地開發者就迅速增多。隨之,日本的船隻到來,那塊地方繁榮起來了。」日本在明治時期和大正時期是資金最缺乏的時候,當時日本妓女的賣身錢,對富國強兵政策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響。「慰安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日俄戰爭之後,「慰安婦」的作用就是為了滿足日本軍人的獸慾,以便提高軍人的戰鬥能力。1904年12月,日本軍人在安東地區建設新市街,1905年這條街上的飲食店,組織開設了專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妓院「醉雷亭」。雖然「醉雷亭」不是軍隊經營的,不過這明顯是對軍隊表示支持,也是後來「慰安所」的雛形。在戰爭開始之後,日本軍隊每到一處便會首先建立兵營以及慰安所。所謂「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蓆圍成一個小屋,然後在地上鋪一塊褥子而已。每當「慰安」的時候,在「慰安所」的門口都會排著長長的隊伍。日本的士兵為了節省時間都會先把衣服脫掉,由於慰安婦的數量有限,所以軍隊需要輪換。一個慰安婦在3個小時裡,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軍人。 遭到日軍官兵野獸般蹂躪的慰安婦,情況十分悲慘。在被稱為「色性地獄」的慰安所裡,很多慰安婦在躺下之後,就再也沒有站起來。有的被虐殺致死,有的不堪蹂躪自殺身亡。如果稍有不從或是反抗,日軍輕則施以飢餓,重則用軍刀割她們的乳房、剁她們的手腳,甚至讓狼狗把她們一片片撕爛以警告其他人。雖然「慰安婦」在日本侵略軍中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聞社的記者千田夏光才在偶然間發現了一張以1938年徐州會戰作為背景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穿著冬裝的日軍隊伍裡卻有兩個穿著和式服裝的年輕女人。日本軍法是不允許女人隨軍的,那麼這兩個女人是誰?於是千田夏光開始了相關調查,在經歷了5年的調查之後,終於把「慰安婦」公諸於世。他著寫的《從軍慰安婦》一書出版之後,轟動了全世界。「慰安婦」的問題從此開始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人們逐漸瞭解了慰安婦的種種悲慘遭遇。日本「從軍慰安婦」是日本妓女之中命運最淒慘的一種妓女。在日本慰安婦中,雖然也有一些風塵女子,不過最多的還是因為家裡貧窮而欠債的農村女孩。日本政府對這些家庭做出了允諾,只要把身體當作交換條件去戰場做慰安婦,就可以把欠債一筆勾銷。在運送慰安婦去海外的時候,她們的代名詞是「軍用品」。她們就和真正的軍用品一樣,一旦到了戰場,就不再有人在乎她們的死活。一般在2000—3000人的日軍部隊中,只配備五六個慰安婦,這些女人要給大多3000個男人提供性服務。常常因為連續接客數量太多,使很多慰安婦大小便失禁,甚至一些慰安婦剛剛生過孩子,也要繼續為軍人提供性服務。慰安婦女們忍受的折磨是常人無法想像的,她們是戰爭中最悲慘的犧牲者。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戰爭中,創造了歷史上數量最龐大的「戰地妓女團」。這些「慰安婦」基本都會被疾病、飢餓、屠殺、自殺奪去生命,即便生存下來的人,也終身生活在痛苦的回憶中。美國國務院在2004年6月14日,發表了2004年度《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其中指出了日本國內存在嚴重性奴隸問題,這是美國首次就這個問題對日本進行抨擊。日本每年的色情業收入大約是900億美元。日本每年性行業的交易額,已經佔了日本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這和日本每年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面對日本龐大的色情業市場,再次證明了日本國民對色情行業的支持態度,這也是造成日本性奴隸嚴重的根本原因。日本國會議員表示,造成日本色情業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為日本社會是男性支配的社會,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社會結構使日本社會對色情業的存在並不在乎。由於國際社會上的壓力,日本的色情業曾經進行了多次改革,不過卻是越改越繁盛。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是妓女輸出最多的國家。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妓女是不符合「文明開化」精神的,但是日本為了國家的利益,一直持支持色情業的態度,直到秘魯船「瑪麗盧斯號」事件發生之後,才發生了變化。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佈了「娼妓解放令」,又稱「牛馬解放令」。娼妓、藝伎等僕役按照法律規定得到了解放。不過,這次的解放是由於外界施加壓力造成的,並不是日本自願的,所以雖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卻只是表面現象,背地裡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業主的關係,不過是由過去一次性契約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賃的形式,人權依然沒有得到保障。色情業的發展不僅沒有受到阻礙,反而更加順利。1880年,第二次萬國廢娼聯合大會向日本政府遞送了廢止公娼制度的公告,並邀請日本政府派代表參加大會,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時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廢娼議案,又遭到了否決,理由是「收入較少的獨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認的賣春地帶」。另外,日本帝國的國土擴張也需要妓女來安慰士兵。1946年,在美國佔領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視廳發佈了「關於廢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詐在文件中顯露了出來,文件稱:「不承認賣淫為合法的工作,但有一個例外,不禁止個人為了生計而自發的賣淫活動」。這看起來像是取締了賣淫活動,其實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日本權威辭典《廣辭苑》中,對「公娼」的解釋是「得到了公家承認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釋則是「沒有得到公認而營業的娼妓」。那麼按照這個解釋理解的話,這個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經是合法的公娼賣淫現在不合法了」,而「曾經不被承認的私娼賣淫現在合法了」。1985年,日本的色情業又進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這一次發表了「賣淫防止法」,這個法律針對的只是賣家,處罰的對象主要是「助長賣淫的行為」。意思很明顯,想要繼續賣淫就必須改變形式。日本的色情業給日本政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黃色娘子軍」為日本的原始積累、經濟輸出、軍事侵略作出的「傑出」的、慘烈的奉獻更是不可忽視。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本色情文化,還深深影響著日本人民的「性觀念」和價值取向。荷蘭學者伊思·布魯瑪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書中把日本稱為「無罪性娛樂天堂」,妓女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樣,對一個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響。日本的作家野阪昭如在《色情者》小說中,稱妓女在日本文化環境中對男性具有「母親」的象徵主義。在日本,不論是平民還是政府,都對色情文化十分寬容,而現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隸等等問題,正是因此才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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