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抬頭、民粹崛起，西方民主陷入困境

據美媒統計，特朗普自去年12月以來，已有150多次批評媒體為「假新聞」 圖源：新華國際

【編者按】

2017年即將過去。

這一年，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世界不確定性增加。「後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緩慢復甦，但仍不穩固，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卻已然抬頭，為經濟增長和國際合作投下陰影；同時，各國債務水平不斷攀升，也為長期的經濟穩定埋下隱患。在經濟形勢晦暗不明的背景下，全球範圍內的分離運動與地區衝突此起彼伏，恐怖襲擊頻繁發生。此外，懸而未決的難民危機則直接引發美國在內的西方政治「集體右轉」，進一步增加了國際衝突爆發的可能性。

面對這些問題，海外網推出「這一年，世界不太平」年終策劃，希望從樁樁件件中直面世界的複雜形勢，在風起雲湧里讀懂時局的運轉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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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牆倒塌已近三十年，如今柏林牆倒後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已發生逆轉。不僅在民主轉型國家，更是在作為「燈塔」的民主原產地國家，民眾對民主的信心在持續下降，民主政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威權化和民粹化，民主體系的開放性格與創造能力受到嚴重壓抑，西方民主進入了精神上的某種自我背反。這些變化表明，對民主的過度價值期待與重負導致了民主運轉艱難，對治理現代化複雜原理與經驗的探索出現了新的不確定因素和挑戰。

西方民主異化的第一個表現是民主的威權化。民主理論一度將威權作為民主的對立面加以建構，對根源於轉型民主國家之傳統權力、權威與秩序原理的「本土資源」加以批判，否定其合法性及合理性，並承諾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實現一種全面的秩序更新與發展超越。民主理論自我浪漫化，成為一種籠罩非西方國家轉型發展過程的意識形態，而將西方民主自身發展過程的艱難困苦及支撐西方民主大體有效運行的複雜要素系統加以遮掩或過度簡化。

作為一種「民主輸出」的意識形態戰略，這種簡化與美化是超級成功的，但卻無法實質性解決非西方國家民主化之後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國家競爭及政治團結。這些問題高度依賴於穩定秩序及長期連貫的發展政策，但偏重於選舉民主與形式法治的「西方解決方案」並不能有效應對。以選舉標準衡量，民主化很容易完成。但是以治理和發展標準衡量，則民主鞏固始終成為轉型國家的巨大挑戰。

當民主化的過度承諾無法兌現為治理與發展的美好事實時，當欠缺配套制度文化與條件的選舉民主破壞秩序穩定與政治團結時，當全面對外開放的新生民主政體遭遇外國資本及本國既得利益團體合謀劫掠時，當本國政治出現無法治理的嚴重腐敗時，民眾普遍感受到「一張選票」並不能帶來美好生活，反而產生一種「民無主」與「肌無力」的巨大撕裂感。這些民眾未得民主利好，反受「脆弱民主化」之害，轉而從生存處境及歷史對比中油然而生對過往威權秩序的重新理解甚至依賴，於是，就會出現民眾用「民主選票」選出威權領導人的「民主逆反」現象。選舉民主無法避免「威權逆轉」，甚至為「新威權」創設更加鞏固的民意與民族性基礎，這是作為普適價值的西方民主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西方民主異化的第二個表現是民主的民粹化。優良的西方民主是經曆數千年制度選擇與競爭的產物，約翰·基恩在《生死民主》中有過透徹周全的考察。基恩將西方民主史劃分為希臘式的廣場民主、英國式的代議民主及當代西方的參與式民主。這表明，西方民主內部不斷進行著與具體治理處境及目標之間的調適與變遷，並無一定之規，也不會固化於某種單調模式。民主的生命力恰恰在於保持價值開放與制度更新。貫穿民主史的最基本主題是如何在制度上協調精英與大眾的關係。希臘羅馬式的民主發展，主要動力即來自於平民對貴族的鬥爭。英國代議民主以來的民主發展，也貫穿著精英群體如何適應一個必然到來之大眾社會的實踐政治問題。如何公平有效地培育負責任且具公共理性的政治精英來代表大眾承擔治理責任，是代議民主制的根本奧妙。

但是，西方民主自身的發展逐步偏離了這一根本：一方面是民主的多元化和人道化使得民主本身出現了「價值泛化與相對化」，喪失了對民主之共同體根基及認同的回溯與堅守；另一方面，公投民主的泛化與濫用衝破了精英主義代表制民主的理性底線，英國脫歐與西班牙分離事件對西方民主造成嚴重的信心挫折。民主的民粹化不是一個新鮮的政治現象，柏拉圖早在《理想國》的政體衰變論中即洞明民主政體無節制的平等訴求會反噬自由的共同體基礎和根本認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僭主化」威脅。特朗普主義在美國民主中的興起，就有著雜糅著寡頭、民粹及政治保守主義的多頭意象。美國的民主知識精英與公共媒體對特朗普的嚴格精神戒備與美國建制體系對特朗普的持續抵制或馴化，既體現了美國民主文化的某種堅定性與理性，也表明即便是美國民主也呈現出盛極而衰的「僭主化」趨勢。

總之，西方民主在1989年登上意識形態巔峰，但並未給追隨者帶來自由而繁榮的秩序，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治理失敗與發展停滯。從近些年的民主發展來看，非西方國家的民主鞏固過程出現了顯著的「威權化」，既是民主文化紮根不牢的體現，也是西方民主輸出策略中過度簡化和美化的惡果；即便是西方民主發達國家，也出現了「脫歐困境」、「加泰羅尼亞分離困境」及「特朗普僭主化困境」。民主的公共理性橫遭截斷，威權與民粹惡惡相生，折射出西方民主的困境與危機，也是深陷民主鞏固漩渦及民主化浪潮中的非西方國家的困境與危機。

歷史遠未終結，不同治理模式之間的「承認鬥爭」正加速展開，21世紀的世界歷史秩序將更加多元，走下「意識形態神壇」的西方民主或許可以返璞歸真，在其理性邊界與合理範圍內發揮善治作用。

（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海外網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