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重大發展

本報記者 王斯敏 王琎 《 光明日報 》（ 2014年11月10日   11 版）

    記者：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發展來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體現了什麼樣的接續與突破？

    張文顯：全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創新性法治理論觀點和法治命題。重要的法治理論觀點有：「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託」「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等。重要的法治命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其中包括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公民權利保障法制化」「總體國家安全觀」「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等等。這些理論觀點和理論命題科學回答了什麼是法治、什麼是法治體系、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一個什麼樣的法治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思想淵源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學術資源包括西方某些反映法治一般規律的學說、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在探索法治建設進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思想，歷史文化資源主要是中國5000年來法律制度發展過程中所積澱的法治思想。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理論表達。我們黨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在探索怎樣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法治。改革開放後，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目標，到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十七大作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新的戰略部署，十八大明確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些理論觀點相當豐富，一方面指導實踐，一方面也是實踐的總結和概括。但在此次全會之前，這些觀點還不夠學理化、體系化，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理論和實踐的論述和部署則使得理論本身更加體系化、整體化、科學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

    記者：四中全會精神中有幾對關係成為各界關注焦點。例如依法治國與改革開放的關係，黨的領導與法律權威的關係，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係等。請您談談自己的理解。

    張文顯：這幾對關係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的重大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問題。

    依法治國與改革開放的關係是辯證的。一方面，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決定》確立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180多項任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同時，法治又是改革的牽引力、推動力和保障力。法治和改革是雙向互動的關係。改革要於法有據，許多重大改革都涉及現行法律，如果在法律當中沒有規定，就要抓緊制定法律；一些合理的改革如果與現行法律有明顯衝突，法律應適應改革需要，抓緊「立改廢釋」。總之，要用法治來引領、規範、推進、保障改革，在法治的軌道上推進改革，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

    關於黨的領導與法律權威的關係，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真正樹立法律權威。法治建設是依靠黨的領導，依靠黨強大的組織力量、動員力量和思想力量來推進的。黨的領導能夠強有力地支持嚴格執法、公正執法，監督執法和司法，有助於樹立法律權威。第二，憲法法律是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我們黨作為執政黨和領導黨能不能尊重憲法和法律，能不能帶頭執行憲法和法律，直接關係到法律權威的存在與否。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係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我國歷史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儒家主張以德治國。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輔」，這成為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法治思想。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學術界對法治與德治的關係沒有形成共識。黨的十六大以後，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並非彼此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依法治國屬於政治文明範疇，是國家治理的主要方式，以德治國屬於精神文明範疇，是思想道德建設的主要方式。今天，我們對此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認識。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講，整個國家機器科學有效地運轉，主要依靠法治；建立自由、平等、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也主要依靠法治。另一方面，我們除了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之外，還有廣泛的社會生活，比如家庭生活、社區生活、文化生活等，依靠強制力實施的法律在這些領域不太適合，道德則顯現出了更多優勢。所以，國家治理既要靠法律，又要靠道德。道德領域的一些突出問題，也要靠法律來解決。比如違約失信問題、侵權損害問題、侵害社會弱勢群體利益問題等。同樣，法律要想得到有效實施，也要依靠道德的支持，例如，社會輿論的力量、善與惡的評價等保障著法律的實施。從法哲學角度講，一方面，道德使法律更善，增加了法律的德性；另一方面，法律使人們對待社會道德問題更加客觀，增加了道德的理性。可見，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記者：法治教育和法治人才培養是依法治國的重要一環。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與具體實施？

    張文顯：法治隊伍建設的基礎是法治人才培養。在法治人才培養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方位佔領高校、科研機構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陣地，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實現了這個目標，才能為培養社會主義法治人才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理論環境、人文環境和輿論氛圍，才能真正貫徹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學教育、法治人才培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諸多不足。最大的不足當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教育的薄弱。從客觀上講，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起步較晚，我們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法治話語體系也是最近逐步形成的，所以，西方法治理論一度在教材和教學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從主觀上講，我們還沒有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覺，對西方法治模式和法治理論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和危害認識不足。現在中央強調，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來教書育人，作為整個法學教育的指導思想，這是有的放矢、非常重要的。中央還提出採取四大舉措：一是加快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從培養社會主義法治人才、治國理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法治國家的需要出發建構我們的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二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編寫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法學的全部16門課程教材都已納入了工程範疇，每本教材都匯聚了該法學領域的優秀學者，並在中央統一指導下悉心編寫。三是「全面採用國家統一的法律類專業核心教材」，不但編寫，還要「全面採用」，真正發揮教材應有的作用。四是「納入司法考試必考範圍」。這四大舉措，將有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全覆蓋，切實保障法治人才培養的質量與方向。

    記者：您領銜主編的工程教材《法理學》出版後得到廣泛好評，在編寫教材時，有哪些創新與探索？

    張文顯：《法理學》教材從立項到出版用了五年時間，可以說是我參與編寫的教材中耗時最長、付出精力最多、修改交流最充分的一本。編寫教材時我們最注意兩項原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貫穿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

    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方面，我們著重突出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是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探索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其中，我們特別注意把散見於黨的文獻、領導人講話、批示當中的法治思想觀點進行梳理和學術轉化。這些思想觀點一般是分散的，較少見諸專門論著，需要我們做大量搜集、梳理、加工的工作。我們建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法學研究資料庫，專門整理此類資料。梳理完成後，再把口語化表達轉換成理論表述，概括歸納，納入到概念體系里。這個工作龐雜艱難，但非常有意義，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更加成型、完善。

    從中國國情出發，主要做到三點：一是從中國五千年文明出發，挖掘和繼承我國傳統法治文化的精華。二是充分考慮我國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的實際情況，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發達法治國家的法治理論和法治模式。三是統籌國內法治、國際法治兩個大局，借鑒人類法治文明、吸取世界各國法律文化精華部分。基於這些考慮，我們在教材中專設一章，講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發展演變，也有專門章節講世界法系、資本主義國家法制演化。

    我們編教材時還特別注意了法學的意識形態問題。法學是一門政治意識形態和法治意識形態性非常強的學科。我們要建設什麼樣的法治國家，走什麼樣的法治道路，就是法學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所以我們加入了專門的章節，使這本教材具有了法學意識形態的正確理論導向。

    記者：全會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能為此做哪些工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又將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發展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張文顯：提升中國法治的影響力、話語權，既要提高硬實力，也要提高軟實力。法治文化建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題中應有之義。法治文化的形成比法制體系建設更為艱難。從1978年開始，我們用30多年的時間制定了243部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規，9700多部地方法規，體系雖不完備，但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法治國家300年的歷程。但是，全社會樹立法治觀念、法治信仰，養成法治思維、法治習慣，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習慣不是30年能做到的，一定需要更長的時間。

    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形成絕不能只靠自然演化，而要靠主動培育和建設。法學教育在這方面大有作為。所以《決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全民普法，以此加快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核心，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我們希望，工程教材能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當中起到引領作用。最近我們正在編寫《法治中國讀本》，是工程教材內容的大眾化讀本。我想，我們下一步可以多編寫一些依託工程教材的大眾化讀本，在更大範圍內推進法治文化建設。

    實踐是理論之源。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它使我們徹底告別了幾千年的人治傳統，真正從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國家轉向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國家，並使我們找到了國家治理和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實踐路徑，這就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這樣一場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法治實踐與建設，其中必然有很多新鮮的實踐經驗。例如，全會《決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域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建設知識產權等專門法院等等，都涉及我國司法體制的巨大變革，司法理論也要相應地進行創新升級。所以說，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將為我們帶來很多新的研究課題，也為法學界帶來了空前的「紅利」。我們法學界也要抓住機遇積極作為，為建設法治中國作出應有貢獻。

    (本報記者 王斯敏 王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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