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腋下夾一本薩特的時代過去了｜薩特去世36周年

昨天，在波伏瓦辭世30周年紀念日之時，書評君為大家推送了黃葒老師寫波伏瓦的紀念文章。而僅僅相隔一天，今日則是薩特辭世36周年的日子。

我們今天為大家分享一篇著名法語文學研究者、翻譯家袁筱一寫薩特的文章。與昨日的分享不同，這篇文章更私人化，袁筱一筆下的薩特也因而有了一副更複雜、更微妙的面孔。

從張愛玲的「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到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再到薩特的「他人即地獄」，隨著袁筱一教授的思路，我們能夠看到70年代到80年代再到當今一代的學人們，都在閱讀什麼，思考什麼，又被什麼塑造著。

存在著，僅此而已

文｜袁筱一

到了薩特的一百周年，突然間聽到了一些關於薩特的聲音。感覺像是他沉寂了一段時間，又被人挖出來說，瞧，他還沒有過時，薩特的世紀仍然沒有過去。可是真的沒有過去嗎？走進書店，發現薩特的身影其實已經變得很淡薄，被淹沒在色彩繽紛的圖書的春天裡。我買到的幾本都很舊，一本是他的文論選，另外一套是上下冊的《辯證理性批判》。同樣哲學社科的書架上，轟轟烈烈地賣著後現代，賣著解構主義和詮釋解構的林林總總。

薩特 《辯證理性批判》，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8年版

與遺忘抗爭，也許大多數人的結果都是如此。他曾經在很年輕的時候焦慮，自己的書到了下個世紀是不是還有人理會。他知道生命有限，即便介入過當時最讓人憂心忡忡的冷戰問題，即便介入過阿爾及利亞的戰爭，事情終究還是過去了，而且在走進歷史的時候，作為事件，幾乎不會出現他的存在。那麼，他的存在消失了之後，應該用哪種形式、又是銘刻在哪裡？他焦急地尋找著答案，在他的有生之年。儘管如今塵土相隔，相信他在彼岸也還焦慮著：焦慮著這一代人的精神狀態是否還和他有這千絲萬縷的聯繫。焦慮著，身處彼世，如何在此世體現他的在場。

這一點，我稱之為薩特的責任心。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啊，昏迷的時候，還努力地抗爭著，生怕離開，這個世界的精神層面會大亂。他一定是在想，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再給他一段生命，他還可以嘗試另一種方式的介入。

　薩特與他標誌性的煙斗

 是最近，在看薩特的時候，突然覺得自己跨入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我並不陌生，但是，我清晰地知道這不是我的世界。這種跨入是有點心悸的：試圖捋順一種明知不屬於你的邏輯，這種邏輯具有極強的破壞力，以一種別樣的光線遮覆你的雙眼，於是你看不到任何東西，只能看到在強烈的光線中有點變形的自己。

就這樣，在薩特之鏡里，我看到了自己，而且我在問，這個自己，是怎麼形成的？再次讀了一些薩特的作品之後，我一直在想，倘若撇除我作為一個法國文學追隨者和研究者的存在，我，我這一代人，為什麼不讀薩特，我們讀的又是誰？

對於薩特，再次閱讀之後，也沒有認同，只有艷羨。艷羨他可以這樣強烈地表達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願望；艷羨他可以產生這樣強烈的願望想要收復這個世界。艷羨他不僅善於思考，而且，他的思考有著明確的目標。這是薩特有別於前人的地方。那麼他有別於後人的地方呢？

從我們這一代人讀的書說起吧。我們讀的是誰？我幾乎想不起我在大學裡讀過薩特。我讀的是張愛玲，讀的是杜拉斯，讀的是昆德拉。這應該是出版界奉獻給第一代多識了幾個字的小資的讀物吧。迥然不同的作家，張愛玲奉獻了個人世界，杜拉斯奉獻了自虐性的變態世界，昆德拉奉獻了——因為是個承受過苦難的男性的緣故——小說的世界，但他們卻有致命的相同點：讓人絕望，讓人只能想到，不管採用什麼樣的方式，都要撇清和這個世界的糾纏。那個時候，對於這幾個作家的追逐，真的有點像是我的那位哲學老師張一兵教授描寫他們那個年代對於薩特的追逐：人人以腋下夾著一本薩特為榮，人人以談論薩特的一兩句「他人即地獄」為榮。

以至於到了今天，當像我這樣的第一代小資跨過三十歲，邁向四十歲的時候，出版界的市場經濟突然意識到可以利用他們的懷舊和他們日漸豐滿的口袋，於是重新炒了一遍昆德拉，據說，又將重新炒一遍杜拉斯。至於薩特，他是五十歲人的模糊記憶和少數愛鑽牛角尖的人的標語讀本，沒有市場的價值吧。

處在怎樣的時代，為自己貼上什麼樣的標籤，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這重要性不僅僅針對出版而言。想起自己，儘管也許和七十年代末大學生讀薩特一樣，不是那麼了解張愛玲、杜拉斯和昆德拉，甚至沒有理由喜歡他們，可是，這個符號貼上去，就不是那麼容易揭下來。這個符號幾乎成為三個人的三句話，經常出現在我或是我的其他同輩人的筆下：張愛玲說，人生是襲華美的袍，裡面爬滿了虱子；杜拉斯說：我們愛的是愛情本身；昆德拉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把這三句話和「他人即地獄」並列在一起看，真是有著相映成趣的功效。

我的大學時光，是躲在宿舍里，逃哲學課（而且那時我稱哲學課為政治課，後來遭到了哲學老師的嚴厲批判）和一切自認為無用的課，嚮往成名、渴望被重視、卻害怕崇高和承擔因此而來的責任的日子。——這基本上是第一代小資的生活寫照，還沒有星巴克，還沒有村上春樹，只有簡陋的宿舍和紙質粗糙，印得顛三倒四的書，可是，在張愛玲、杜拉斯和昆德拉的激勵下，慵懶而百無聊賴的小資特徵正在慢慢形成。然後，大學之後的時光也這麼過去了，一不小心就是十多年，無從改變。生活還是沒有教會擔當，每當面對責任的時候，第一個念頭總是逃跑。

有時看著看著薩特，我就會想，我的上一代人，他們是不是被貼上了薩特的標籤？如果用薩特的責任心去看他們，他們的所作所為就很容易得到理解。相信他們站在張愛玲、杜拉斯或是昆德拉的立場看我們，我們的無所作為也相應容易理解得多。其實，有很多腦力的遊戲，與體制無關，與意識形態無關，僅僅是與這個時代有關。僅僅是和這個時代所貼的知識分子的標籤有關。

以前讀薩特的時候，一直不明白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能寫出《牆》，寫出《噁心》、《詞語》，寫出《臟手》的他要寫《辯證理性批判》這樣連他自己都可能不知所云的東西？且不論對《辯證理性批判》進行怎樣的解讀（除了譯者，幾乎沒有一個攻讀法語語言文學的人能把這本書讀下去），有一點卻是大家的共識：那就是，在《辯證理性批判》這本書上，作為一個調弄文字的高手，他是失敗的。

他不是不明白自己會有這方面的問題。因此他退了一步說：「我不喜歡談論存在主義。研究工作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把研究的名稱說出來、確定下來，就是把一個鏈環的首尾扣上了：剩下的還有什麼呢？只是一種完成的、已經過時的文化形式，就像肥皂商標那樣的東西，換句話說，是一種理念。」——哲學在某種程度上，和文學的差別就在這裡。一個是依靠體系的建立關上一扇門，一個是完成文本後開啟另一扇門。可是問題在於：既然他不喜歡，為什麼還要做呢？

奇怪地是，必需解剖了自己，才可以慢慢地感覺到，他這麼做，是因為他問了自己：馬克思主義建立以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建立以後，二十世紀還有他的什麼事？文學是個備選的答案，但是不甘心啊，不甘心僅有文學，不甘心文學裡的那種寂寞。文學可以完成他身後那一代小資的夢想，卻不能完成他的。他喜歡的布朗肖說，作品——藝術作品，文學作品——既不是完成的，也不是未完成的：作品存在著。存在，僅此而已。

薩特要的，當然不僅是存在而已。薩特的矛盾有目共睹，他一方面在消弭上帝、消弭對人的規定——即所謂的人性，同時卻孜孜不倦、冒著文字的危險想一個問題：他所創立的那個肥皂商標一樣的理念是否能夠成為先於時代的規定？這是他毫不猶豫地跨進《辯證理性批判》的原因：儘管他不怎麼「願意談論存在主義」，但是他意識到，如果不承認他為始作俑者的這張標籤，一個世紀以後，也許他真的將失去他的在場，永遠而徹底。

他應該是在當時左右思想界的兩大基本觀念里徘徊過的：弗洛伊德和馬克思主義。但是顯然，在他看來，弗洛伊德太個體化。或許，性的問題拿來做個人愛好還馬馬虎虎。薩特對性不是沒有愛好。據說他跑到日本去，見了他喜歡的已故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夫人，好奇地問她，谷崎是否會將書中的性描寫實踐於生活之中。可是，愛好歸愛好，他想必是認為這樣個體化途徑太不適用於歷史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時候所呈現給他的局面。再說，弗洛伊德在法國有繼承人了呀，而且這些繼承人，也幾乎覆蓋了人文的各個領域。

所以他踏入馬克思主義的領域談論他的存在主義，怎麼著也要將這塊補丁縫上去。至少，如果馬克思主義延續了一個又一個世紀，那麼一個世紀後，就不可能完全將他撇開。這一點，我們在張一兵教授的《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解讀》里已經看到：在眾多身處現代語境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開拓者中，薩特赫然在目。薩特本人在《辯證理性批判》的一開始就定了調子說，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它是不可超越的，因為產生它的情勢還沒被超越」。而且，他引用了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加羅姆的話說，馬克思主義是個「坐標系統，只有這個系統才能對從政治經濟學到倫理學、從歷史學到地理學的任何一個領域中的任一種思想進行定位和定性」。難道我們還能懷疑，這種定位和定性，不是他所企求的東西嗎？既然沒有辦法創立這一個坐標系統，哪怕附著，也是好的。和

二十世紀的很多同輩人一樣，薩特的責任心造就了他的野心、勇氣和擔當。

是啊，文學和弗洛伊德的學說一樣，儘管具有很強的滲透性，卻太容易被消解為個體的體驗。後人因而可以說，薩特只有一個，他是個怪物。他的想法不具有任何的普遍性可言。因此他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拒絕這個帶有太多承認個體天賦色彩的獎項。他想，最大的獎項應該是一個世紀之後，十個世紀之後，他的書還有人看，他的口號還有人引用，或者，能夠有人記得他在二十世紀的卓越風采也好——哪怕語言已經變遷，至少，他的靈魂還能不死。所以，文學只是一個輔助的手段，可以幫助他靈魂不死。而他意欲藉助《辯證理性批判》所切入的，是人類思考的方法論。

年輕時代的薩特

作為看待這個世界的眼光，辯證是一種方法，暫時緩解了二元對立給我們帶來的痛苦。和很多哲人一樣，薩特無疑從一開始就野心勃勃地想要消弭二元對立的。因此，他像發現至寶一樣扒拉出胡塞爾的現象和海德格爾的存在。因此，他充分挖掘了主體這個概念後，又踏進馬克思主義里，野心勃勃地想要實現向客體哲學的轉變。可是，痛苦只是得到暫時的延擱而已。僅憑一句「存在先於一切」就萬事大吉了嗎？僅憑他的所謂自由、責任就能夠無視痛苦了嗎？我們能夠看得見薩特在政治領域的實踐，似乎也有模糊截然的二元對立的企圖。他想求助於一種絕對的存在。可事實是，存在著，並且仍然二元對立著，因此，仍然感覺身後的痛苦隱隱地威脅著。

回到小資的我們這一代，在薩特的照耀下。我想說的是，繞了這樣一個圈子再回頭去看我們曾經讀過的張愛玲、杜拉斯或是昆德拉，你會驚訝地發現，他們從未曾想過要消弭二元對立，並且，他們無限地誇大了這種對立。採用什麼樣的方式不重要，他們承擔的，是用文學的方式消解前人種種關於消弭二元對立的努力，將這古老的命題再次誇張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輕與重，水與火，背叛與忠誠，主體與客體，等等等等。在張愛玲的上海人家的炊煙中，在杜拉斯的太平洋堤壩的殖民色彩中，在昆德拉麵對所謂意識形態所發出的尖銳笑聲中，我們喜歡看見自己滿含眼淚地站在十字路口，問經過的人：往左走，還是往右走？

當這個世界呈現出紛繁的選擇時，你竟然發現，其實所謂的多元，只是由無數個二元組成的多元。多元沒有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機會，帶來的只是一次又一次選擇的痛苦。難怪薩特會說，自由只有在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時，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成其為自由。——多麼可悲，能夠真正延擱二元對立的，竟然是專制和極權。

難怪我們推卸責任，嘲笑崇高，消解悲劇。

難怪我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會這樣迷戀「悖論」這個詞。其實，它只是二元對立的文學形式，文學形式，或者可以說，抒情形式。難怪我也像我青年時代迷戀的這些作家一樣，覺得自己只需要提出問題，而不需要解決問題。

借口很簡單，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我不需要在薩特的世紀過去之後，代替他接過西西弗斯的石頭，壯烈地推到山頂，再看著它轟隆隆地滾下山去。昆德拉跳出來安慰我說，這只是人類臆想和偽裝的崇高。

像特雷莎一樣，坐著樹脂塗覆的草筐順水漂去，被人在床榻之岸撈起，是怎樣一個不著邊際的小資的夢想啊。小資的夢想：痛苦，並且美麗。在這個夢想里，終於可以卸下對自己的責任，終於可以把自己的自由交付給命運，聽憑歷史的處置。

終於可以交出自己的主體性。終於不用理會愛、恨、冷漠這些人類情感的幻覺。因為在這個時代，適時來到我們身邊的這些作家告訴我們，如果愛，如果恨，如果冷漠，沒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甚至，愛誰，恨誰，冷淡誰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機械地重複著這些行為，彷彿是在華美的生命之袍里捉了一隻又一隻的虱子；彷彿是托馬斯生命里一個又一個的女人。

只是我們依然痛苦。我們從此處逃往彼處，回頭去看，卻發現彼處已經成為此處，而此處，成了永遠的彼處——終究是回不去了。愛是如此，祖國如此，生命如此。我們探討過的存在問題，莫不如此。這就是辨證的道理啊。它們只有在相互轉化的過程中才不再對立。因為辨證要說的是，水與火，輕與重，愛與恨，背叛與忠誠，這些不是兩個彼此對立的事物，而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可是，問題在於，如果沒有理想的支撐，束手無策地明白這個道理，又有什麼意思呢？

可我們這一代人（我想我們的下一代人也許不會），有時候還是禁不住會想：什麼時候丟失了理想的重負呢？當初只知道和其他一切被貼上崇高標籤的東西一起甩掉，但是，沒有了這重負，儘管生命不再因為悲壯而顯得可笑，卻真的是無法確定自己的位置。當自己推諉說，不負責解決問題的時候，當自己說，人類的命運不在我的身上的時候，自己真的做到像特雷莎那樣，在街頭倒下去，低得比塵世還低了嗎？

如果是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出逃？出逃的命運總是如此被動。我們被什麼追著而不得不出逃？薩特說，要與人世間的大事件抗爭。要通過主體性看清大事件，左右大事件，從而左右歷史。但是我們曾經痴迷的這些人都說不是。硝煙中，張愛玲追胡蘭成追到溫州，瓦解愛情的分明不是「死生契闊」；杜拉斯在渡船上的那個形象，也分明不是殖民造就的悲劇；還有昆德拉，他也分明在說，回不去了，不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問題。

無所抗爭。如果薩特還在，很想告訴他，無所抗爭，無所介入。追著我們，令我們出逃的，或許正是對這份存在的不認可的虛無。

而身在彼世，薩特還能在此世體現在場嗎？他的責任心足以讓他否認任何先驗的存在，否認對於「人性」的種種規定，以直接存在的方式介入今天的存在嗎？

或許回答真的是這句話：作品存在著，僅此而已。人也是，存在著，僅此而已。而我們的下一代，他們也將有自己的標籤，他們在他們的青年時代所讀的書會帶給他們一種別樣的思維方式。到了那個時代，薩特的在場仍將通過文字，存在著。不過也只是僅此而已。

他作為標籤的責任心，也許可以放下了吧。與今世具體而微的時光脫了干係。至少中國的出版界也許是這麼想的。文字可以跨越空間，但是跨越時間的問題，除了以單純的存在相證明，剩下的，文字無能為力。

作者：袁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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