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漢子」與女性主義的理論危機|女漢子|女性主義
似乎一夜之間,我們對於女性的稱呼突然變得多元起來:「女漢子」「軟妹子」「蘿莉」「御姐」「女王」……有直爽仗義的類型,有溫婉柔順的表意,有成熟大氣的風度,有甜美可愛的路線,在「女性特質」的命題之下,從來未曾出現如此多的可能與選擇。
看上去這意味著女性主義的某種勝利。多元文化主義宣稱,有各種各樣的女人,也有千差萬別的女性特質,女性群體內部的個性差異,甚至比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更大更多。所以既有洒脫不羈的女人,也可以有溫柔細膩的男人;既有豪爽寬懷的女人,也有羨慕嫉妒恨的男人……無論男女,個人的性彆氣質,乃至性取向,都不應該被綁架在男性∕女性這樣單調而僵化的概念之下,無論是女漢子,還是男偽娘,都應該獲得社會的承認,受到文化的尊重。毋庸置疑,女性主義理論所開啟的,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個愈加文明的兩性文化,一個更具包容的性別空間。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晚近的諸種女性主義和性別理論為我們認識男性∕女性這一對古老的概念,提供了新的視角。正是通過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我們得以認識到,所謂的性別,所謂的女人,並非是一件生而如此的事情,與其說「生為女人」是先天決定的生理特徵,不如說是某種社會文化的建構物。正如波伏娃那句鼓勵了一代代女性主義者的名言:一個人不是生來就是(be)女人,而其實是變成(become)的。女人應該是什麼樣子,女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性別特徵,都是社會、文化、歷史的塑造物。更為重要的是,基於這樣一個建構主義的視角,女性主義突破了其字面的限制,打開了更為激進的維度,獲得了在廣泛的社會政治空間馳騁的可能。正因為「女性」這個概念乃至性別關係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建構物,所以女性主義的理論思考,女性主義的批判所及,並非僅僅關於女人,關於女人的權利、女人的情感、女人的地位,而且是更為徹底地走向與既有文化政治體制的決裂:整個社會如何把一個生物體塑造為無法參與公共生活的女人,文化如何把一個群體編碼為溫柔脆弱的弱者,政治運作如何把人口的二分之一變成沉默的不可見者。在這一批判框架中,就女性、性別所展開的思考,觸及了意識形態的運作(什麼樣的女性才是為社會廣大成員接受的女性標準)、政治空間的可能(政策制度在何種意義上保障或限制了一個群體的權利),以及文化邏輯的解碼(文學藝術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並推動了對於女性的塑造)。
從這個視野上看去,「女漢子」的出現是饒有意味的。「漢子」本是男性的專屬稱謂,冠以「女」的修飾,徹底改變了這個詞語的內涵。據說「女漢子」與「軟妹子」對立,形容的是這樣的一種女性:她們行為舉止多不拘小節,性格開朗直爽,心態積極樂觀;更重要的是女漢子們能扛起責任,內心強大,在工作中果斷冷靜,能像男人們一樣去戰鬥,甚至在競爭中超過男人。她們不會撒嬌,性格大大咧咧;不喜歡化妝,與男人稱兄道弟;她們頭腦靈活,獨立自強、個性顯著。有網友專門作出了總結,在女漢子那裡,female(女)=fe(鐵)male(漢子)。很顯然,所謂的「女漢子」並非喪失了女性氣質,不是女性魅力的消失,也不是外貌、服裝、髮型的中性化趨勢,甚至也不僅僅是一種爽朗、樂觀的性格,女漢子代表了一種新的女性特質:在工作中與男人競爭,在社會生活中與男人合作,肩負壓力,接受挑戰,女漢子們可以和漢子們一樣,有情有義有擔當。
根據當代風頭最勁的酷兒理論和文化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的觀點,一種性別身份的獲得,事實上是一個不斷引用、不斷重複的操演(performativity)過程。巴特勒致力於解構性別的規訓實踐,為身體、為性別慾望的塑造創造更為彈性的空間。在巴特勒那裡,跨界的、混雜的性別扮演,不斷重複的操演是意義重組、主體重建的新希望。在巴特勒理論的框架中,諸如「女漢子」與「偽娘」,都是性別實踐的改組和進步。
針對女性主義一直以來強調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區分,巴特勒進行了激進的解構:「如果生理性別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性別化的範疇,那麼把社會性別定義為文化對於生理性別的詮釋就失去了意義。我們不應該把社會性別只看做是文化在一個先在的生理性別上所銘刻的意義(一種司法性的概念);社會性別也必定指向使生理性別本身能夠建立的那個生產機制。」巴特勒斷言:「『生理性別化的自然』或者『自然的生理性別』得以生產,並且被建構為『前話語的』、先於文化的,成為一個政治中立的表面,任由文化在其上施行作為。」(《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0頁)不滿足於女性主義對於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區分,並將生理性別自然化,將社會性別文化化的路徑,巴特勒宣稱,生理性別也是被建構的,並且被建構為「非建構的」,它成為前話語的、二元的(男性生殖系統/女性生殖系統),就此跨性人、變性人等各種生理特徵成為「畸形」,更重要的是這種將生理性別自然化的方式,進一步規範了性慾的組織方式和利比多矩陣。巴特勒敦促女性主義者反思女性主義理論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對於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區分,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後果(對於酷兒的壓抑)。但是巴特勒遭遇的重要的反詰與批評在於,如果生理性別也是被社會文化建構的,那麼如何在這種性別建構主義的視角中,處理女性不同於男性的生理特徵。換句話說,當代性別理論發展的一個困境在於,當理論家們一心強調性別身份的「被建構」時,當理論家們千方百計為多元性別文化爭取合法性時,我們不得不承認,男/女兩性最基本的生理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性別身份的發展塑造,那麼理論如何面對兩性在生理上的巨大差別?如何安置男女不同的生理機能,在形塑男/女性別身份中或大或小的作用?
女性主義誕生於女性爭取選舉權和政治平等的鬥爭歲月,全面興盛於後工業社會第三產業大力發展的黃金時代。從歷史發展來看,也只有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不倚重體力、精力等男性生理優勢的時候,對女性的尊重,女性廣闊社會空間的獲得,才是可能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各路女性主義理論都忽略了生理差異這一顯然更為基本的兩性命題,因為女性主義登上歷史舞台的條件,恰恰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科技的巨大進步,第三產業支柱性作用的凸顯,使得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和崗位,並不倚重於身體健壯、力氣過人的男性。同時社會福利的顯著提高,家政勞動的全面市場化,都為女性地位的崛起,把女性從家庭空間中解放出來,提供了歷史機遇。女性主義政治鬥爭所取得的成就,女性主義理論所獲得的思想張力,都勾連著這一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變革。
同樣在今天,女性主義理論面對的各種挑戰,女性主義鬥爭的焦點,批判的策略,都在隨著社會尤其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而發生著變化遷移。就社會現實來說,政治平等、同工同酬,至少就法律意義來說,已經獲得了保障。尊重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進步的「政治正確」,一種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接受的文明共識。但是另外一方面,針對女性的職業歧視,性別暴力,無論或顯或隱,都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就業季里,女大學生們打出的抵制性別歧視的口號,令人動容。用人單位以各種或明或暗的手段,限制女性競聘者,女大學生找工作難,正在成為新的求職焦點。另一方面,男性群體顯然亦並非這場性別戰役的獲勝者,正當女性們遭遇困窘的求職難的時候,男性的社會壓力也變得空前沉重,有房有車、養家糊口成為男性青年必須具備的求婚條件,「蝸居」「裸婚」「經濟適用男」等新詞熱詞的不斷出現,顯示著今天中國城市男性所背負的巨大重任,一套婚房足以拖垮中產階級男性的所有職業、生活夢想。事實上,男女兩性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埋單者,社會提供的職業空間越來越小,在求職難的情況下,女性不得不從日益擁堵的社會空間轉向家庭空間,更直白地說,女性將這種生存壓力轉嫁給了男性。在工作變得越來越不穩定,甚至越來越難以就業的時候,女性必須尋找一個足夠提供安全與富足的生活伴侶;與之相應,在婚姻市場上,財富、地位、權力成為衡量男性價值的唯一也是最高標準。並非是女人變得越來越懶惰,越來越依賴,而是社會不能提供足夠的空間和機會。與此同時,為了爭搶所謂「優質男青年」「高帥富」們,女性之間的競爭也在變得激烈和殘酷,「黑木耳」「綠茶婊」等女性針對女性的惡劣言辭不斷湧現,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另外一方面,今天女性遭遇的職場困境,在很大程度上發生了改變。不同於前幾代女性主義者們爭取選舉權、同工同酬等基本政治權益的鬥爭語境,在經歷了女性主義風起雲湧的洗禮之後,女性在智力、能力等方面並不比男性差,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道德和認識準則。大多數女性畢業生所遭遇的歧視,更多是一種功利主義的現實考量,它來自於現實利益的權衡,成本收益的精打細算:女性必須承擔生育、哺乳的重任;出於安全考慮,女性職員外地出差、深夜加班多有不便;另外家務勞動、照料家庭也容易使得女性在工作上懈怠。正是在這種功利的考量之下,有男人不選女人,在女性競聘者中優先選擇已婚已育者,成為大多數用人單位,甚至是女性主管領導的現實抉擇。
在這個意義上,當代女性主義顯示了空前的批判危機,因為女性主義理論更多強調社會文化對於女性身份的建構,將女性的生理性別進行了懸置乃至消解,拒絕回應男/女基於生理差異所產生的優劣勢。今天女性遭遇的職場歧視,其實很多出自女性生理特徵在職場上的「短板」,可是當代批判理論的性別版本,卻不能處理這一看似陳舊而保守的生理差異問題。女性群體在面對種種不公正的時候,除了譴責用人單位,敦促政府保護權益之外,缺少真正的思想批判力。
所以在我看來,「女漢子」這個稱呼的進步性,並非是在巴特勒的意義上,這個詞語顯示了性別多樣重組的空間和可能,恰恰是這個熱詞,彰顯了巴特勒面臨的理論挑戰。女漢子們不是扮裝出演,不是對既定性別秩序的僭越與騷動,女漢子們承認並且意識到了,男/女兩性最基本的生理差異,她們不是扮裝成漢子,而是願意或者說是不得不承擔和漢子們一樣的勞動與責任,即使沒有和漢子們一樣強壯的身體,她們也必須像男人一樣去戰鬥,這既是一種自身的期許,事實上也是認識到了自己與男人的差異。不妨體會「女漢子」與我們熟知的「女強人」的差異,對於身體差異的重視,對於男性氣質的借重,是一個可喜的新的鬥爭策略。
在「女漢子」的流行背後,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在今天所遭遇的危機與困境,並非單獨屬於女人,男性同樣在遭遇著資本前所未有的閹割與剝奪。在這個意義上,新詞的層出不窮,新的性別關係的不斷湧現,性別觀念的嬗變重組,都聯繫著廣泛的政治經濟變遷。在新自由主義所開啟的這個酷烈的叢林時代里,獲利成為最高標準,社會福利的不完善,企業公共責任的淡漠,都放大了女性的職場軟肋。更重要的是,當處理剩餘勞動力(而非未就業人口)成為全球政府的頭疼問題時,就業崗位的空前短缺,社會資源的加劇壟斷,都在增加女性就業的寒冬季。在這個意義上,女性主義的鬥爭焦點,女性主義理論的批判方向,並非僅僅針對男權沙文主義,而是必須朝向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鼓吹的弱肉強食、成王敗寇的文化邏輯。從對於女性自身的關切,進入到對社會文化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是女性主義運動百年來最精髓的革命成果與理論智慧,也是今天面對女性主義理論困境之時,我們必須再度汲取的鬥爭經驗和思想起點。
有一個不太正經的斯洛維尼亞思想家齊澤克,曾經在一本非常正經的學術論著中抱怨道:你現在已經不能跟那些所謂的女性主義者們對話了,當你跟她們說「女人」這個概念的時候,她們會立馬抨擊你:沒有你說的那種女人!沒有你說的那種籠統的「女人」概念,只有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她們是黑人女性、未婚媽媽、工廠女工、女同性戀者……在後結構主義所啟動的差異路線圖中,任何意義上的聯盟與團結變得不可能了。恰恰在這個危機的時代里,我們要回到馬克思所開啟的重要的思想篇章,他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這同樣也是今天女性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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