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妻與小三，法律應該保護哪一個？——評杭州遺囑無效案件

05-28

近日，杭州的一份遺囑無效的判決引起了公眾熱議。事實大致如下：杭州張先生的妻子是有名的悍妻，他忍受不了家庭內的壓迫，就從家裡搬了出來。期間，結識了年齡相仿的張女士，兩人性情相投，並開始同居。五年前，張先生患了肝癌，張女士在他患病住院期間，悉心照料，原配妻子卻不聞不顧。張先生通過公證遺囑的方式，將自己名下價值約6萬元的財產遺贈給張女士。張先生過世後，其妻子對張女士提起訴訟，索要這6萬元，最終法院以遺囑違反公序良俗為由判決遺囑無效。

筆者雖沒有看到判決的全文，但這樣的判決結果確實代表了目前中國法院對此類案件的基本觀點。早在2001年，四川省的「瀘州遺贈案」轟動一時，引發了公眾和法律界的熱烈討論，該案的事實與杭州案基本相同，法院也是以公序良俗為由判決遺囑無效。從2001年的「遺贈小三」第一案到現在已經15年了，各地法院的觀點基本沒有動搖，只要遺囑的內容涉及「小三」，這部分的內容會判決無效。

為了保護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法院以違背公序良俗為由介入私法自治的「遺囑自由」空間，在目的上是具有正當性的，但是法院不管案件事實的多樣性，一律判決遺囑無效，這樣的操作方式是否公正和妥當，是有疑問的。

日本對待此類案件通常會斟酌案件的具體情況。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中有這樣一起案件，大學教授A從1967年起和婚外的第三者Y交往，1969年起開始和Y對外保持半同居關係，期間A的妻子X₁還和A、Y一同旅行過，這樣的關係一直保持到1975年A死亡。A死亡後，根據A的遺囑，X₁、Y以及A的女兒X₂各得到遺產的三分之一，X₂已成年結婚，並且在高等學校當老師。A死亡後，X₁、X₂請求法院確認遺囑無效。

1986年，最高法院在該案中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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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亡A雖然有配偶X₁，但至少從1969年起至死亡的7年間和Y保持了半同居的不倫關係，雖然中間在1971年1月兩人想終止這種關係並進行清算，但不久兩人關係又和好並且繼續保持交往。（2）A和Y的關係在早期就已對A的家族公開，另一方面A和妻子X₁的關係從1965年開始因分居等原因淡化，夫妻的實體在一定程度上喪失。（3）本件遺囑，在A死亡約1年2個月前作成，遺囑作成的前後兩人間關係的親密度並沒有明顯變化。（4）本件遺囑的內容，妻X₁、子X₂和Y各得三分之一，按照當時的民法，妻子的法定應繼份額也是三分之一，而且女兒X₂已嫁做人婦，並且在高校任職。基於以上事實，本件遺囑的目的並非在於維持和A的不倫關係，而在於保全依賴A生計的Y的生活，並且遺囑的內容也沒有威脅到繼承人的生活基盤，因此，本件遺囑並不違反民法90條（公序良俗條款，筆者注）的原審判決，應認為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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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日本在審理「遺贈小三」案件中考慮的因素大致有：①原配夫妻之間的關係是否已經事實上破裂，②遺囑的目的是否單純為維持和第三者的不倫關係，③遺囑中對財產的處分是否影響到繼承人的生活基盤，等等。在1992年仙台高等法院的一起案件中，當事人在法律婚出現破綻後和第三者同居並形成了事實婚姻，法院判決將全部財產遺贈給第三者的遺囑有效。

時代在變化，公序良俗的內容也在變化。將財產遺贈給小三，並非都具有違反倫理的色彩。像杭州案件的情形，夫妻間的實體已經不存在，只剩下法律的軀殼，對於生病的丈夫，妻子也沒有盡到生活扶助的法定義務（《婚姻法》第二十條），反而是第三者對丈夫悉心照顧。丈夫的遺贈或是表示感謝，或是給第三者生活補助，並非基於維持不倫關係的目的，而且只是區區6萬元，不足以影響到繼承人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以保護徒有形式外表的婚姻為由，介入高度自治的「遺囑自由」，從而判決遺囑無效，這樣的判決結果我認為是欠妥的。

註：日本最高法院的判決參見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61年11月20日第一小法庭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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