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到「東亞病夫」：中國近代史上的國恥記憶

作者=陳蘊茜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

日常生活史是目前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研究的主題，因為它與普通大眾的歷史關係密切，而大眾是社會發展的重要主導力量，所以，關注大眾生活史的研究更能從深隱層面揭示政治勢力的實際影響。西方殖民勢力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遠不止於傳統近代史研究所關注的主權、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它已經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因為「殖民主義體系的運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軍事侵略造成的征服與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後，要完成全面穩定的宰制，必須要製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種仰賴情結。這個仰賴情結，包括了經濟、技術的仰賴和文化的仰賴，亦即所謂經濟和文化的附庸」。殖民主義在日常生活層面的影響對於大眾而言更實際、更真切，也更容易形成對殖民主義切實的體驗與反彈，從而建構起全民族的歷史記憶，對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隨著海內外公共空間研究成為近十年來的新熱點，近代公園問題也逐步引起學者的關注。史明正的《從御花園到大眾公園：20世紀初期北京城區空間的變遷》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園開放與公共空間的拓展》較早開始研究公園與城市空間及公共空間發展的問題，以後陸續有學者撰文論述廣州、成都公園的興起、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以及公園裡的社會衝突。這些研究將過去學界所忽略的公園這一「場所」與公共空間聯繫起來，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史中現代性問題研究的深化。

實際上，公園不僅僅與公共空間有關，它與人們日常生活、觀念心態聯繫緊密，它曾經是殖民主義空間向中國滲透的重要象徵與渠道，對中國人的民族情感產生過強大的衝擊並形成深刻的民族集體記憶，因而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重要問題，但在這方面僅有《淺析中國近代租界花園——以津、滬兩地為例》一文對租界花園的格局及園林小品進行了簡要分析，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關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問題，中國、美國學者曾進行過熱烈討論，但主要圍繞外灘公園門口污辱中國人的木牌是否真實存在而展開，對於其作為民族集體記憶的意義卻未能予以充分關注。因此，本文將全面考察近代租界公園的引入與華人公園的發展，透視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撞擊及中國民族國家通過公園建設在日常生活層面的民族主義建構。

殖民空間主義的複製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殖民勢力陸續在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廈門等地建立租界、居留地、租借地及附屬地，並將西方市政建設及生活方式引入中國，公園就是其中的代表。工業化後，英法等國為緩解工業化大生產給人們帶來的精神壓力，開始通過建造城市公園等綠色景觀系統來解決城市環境問題。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公園是近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後的產物，最早出現於租界，而後影響至華界。目前學界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公園是由英租界工部局於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開放的外灘公園，當時稱「公家花園」。又據閔傑考證，自1903年留日學生在《浙江潮》上介紹日本公園後，次年，《大公報》在報道南京建公園時就全部用「公園」一詞。1907年後因官方提倡並出資，各地漸興修建公園之風，「公園」一詞逐步取代「公家花園」而成為專用名詞。

上海是近代中國公園的發源地，大量外僑隨著外國殖民勢力的侵入而移居上海，在上海建立起繁華的十里洋場，正如時人的《租界》詩所云：「北鄰一片辟蒿萊，百萬金錢海漾來。盡把山丘作華屋，明明蜃市幻樓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外國花園」進入上海人的生活空間。英國人最早建立的外灘公園位於「英界虹口大橋沿江一帶」，每天「西人摯眷攜童游賞。」繼外灘公園之後，外國人在滬所建公園增至十多個。咸豐十年（1860年），天津闢為通商口岸，先後有9個國家在天津設立租界，面積達1500多公頃。1880—1938年，英、法、日、德、意、俄等租界先後修建了10座具有各國象徵與文化特色的公園。關於公園統計資料保存完整的還有青島，青島在歷史上曾為德國人佔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又從德國人手中奪得青島，因此，青島儘管城市不大，但租界公園數目較多，據《膠澳志》統計達15個之多。上海、天津與青島三地的近代公園見下表（未標註具體修建年代者，待考）：

外國勢力侵華後力圖將其引以為傲的公園等所謂「文明」的藝術文化及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國，因此，只要有外國移民定居之處便會有近代公園出現。俄國人、日本人先後在東北的大連、哈爾濱、瀋陽等地建立起大批公園，如大連的西公園、北公園、電氣公園，旅順的植物園、動物園，哈爾濱的公立公園、極樂村，丹東的鎮江山公園。南滿鐵道會社在其鐵路附屬地如瀋陽、遼陽、鐵嶺、長春各地，建立各種市政設施，「上下水道、公園、市場、學校、醫院、墓地」等一應俱全。此外，外國人還在漢口等地建有各類公園。

著名社會學家福柯對空間特別關注，指出「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殖民主義勢力正是通過空間向中國滲透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專家亨利·列斐伏爾進一步指出：「空間一向是被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鑄造，但這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它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公園作為一種人造的空間同樣體現歷史與自然元素的模塑，折射出西方工業化後人們尋求新型娛樂休閑空間形式的特性。但由於近代租界公園是隨殖民主義進入中國的，因此，其獨特的空間建構與中國傳統園林有著本質區別，體現出中西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差異與衝突。

西式公園的重要屬性之一是公共性、公眾性與休閑性，因而一般佔地面積較大，在空間布局上強調視野開闊、舒適明朗，普遍以草地、綠樹、花朵、噴泉及西式涼亭為主要景觀，迥異於狹小、精巧的中國官家或私家園林。最早的上海「公家花園……細草如茵，落花成陣。芊綿蔥翠，一望無垠」，且「遍地栽花，隨處設座」，「中央為噴水池及音樂亭」，而法國公園「園址甚廣，境頗幽靜」。天津最早的法租界海大道花園「地廣百數十畝，路徑曲折，遍植花木，小橋流水，綠柳濃蔭」。這些特徵是與西方工業化後空間的發展及人們在被制約後尋求放鬆、休閑等觀念相聯繫的，所以，一般公園內還建有球場、運動場、游泳池、動物園，天津皇后公園就建有游泳池和兒童運動場，大和公園亦設兒童運動場並飼養小動物。其次，公園布局都帶有設計建造者本國的造園風格，如天津意國公園呈圓形，總體布局為規則式，中心建羅馬式涼亭，園內有噴水池及花壇，花繁樹茂。法國公園同樣為圓形，空間布局則為典型的法國規則式，小區由同心圓與輻射狀道路分割，設四座園門。園中心建西式八角石亭，亭四周用草坪環抱，南端豎和平女神銅像一尊，右手持劍，劍尖向下，左手握鞘。而大和公園則是典型的日本園林風格。日本在長春建的西公園除總體格局上具日本風格外，在建築上亦追求日本式樣，園內供遊人坐賞湖景乘涼的涼亭就是日本式方亭。當然，也有極個別的租界公園具有中國園林風格，如上海「麗虹園在佘山路，洋商利得利建。亭台樓閣，悉仿中國古制」，還有的公園中有仿中國建築，如天津的維多利亞公園，但絕大多數外國在華公園均按其本國公園風格建造。不僅如此，有的公園甚至在植物種植上也體現出象徵意義，最初均從殖民母國引進花草，如最早的公家花園的「奇花異卉，大都來自歐洲。紫奼紅嫣，名色各異。不特目所未見，耳所未聞」。日本更為典型，將其國花——櫻花移植到中國的公園。青島的旭公園（後改為第一公園）有一條通往紀念日本陣亡士兵「忠魂碑」的路，兩側遍栽日本櫻花，因此，櫻花成為該公園的主要植物，也成為該公園的象徵，當時的青島人稱旭公園為櫻花公園。丹東鎮江山公園也栽種著從日本奈良吉野山寄來的櫻花樹木1000株。這樣的空間布局與植物種植顯然是要將其母國的公園移植過來，並複製其母國文化以達到空間的殖民主義化。

在公園的空間構成中，除布局與植物外，建築也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構成公園空間的核心。福柯曾說，「空間位置，特別是建築設計，在一定歷史時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築……變成了為達成經濟—政治目標所使用的空間布署問題』」。殖民者在公園中建造代表其文化意象和殖民侵略象徵的建築物，更直接地傳達殖民者的政治理念，即透過這一空間炫耀其武力、種族及文明的優越感。這在最初上海的租界公園中就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而到後期日本的做法更令中國人髮指。1880年英國人在外灘蘇州路及外擺渡橋入口處建立紀念碑，紀念導致中國被迫與英國簽定《中英煙台條約》的英人馬加禮（今譯馬嘉理），該碑於1907年移入外灘公園。天津英國公園內則建戈登堂。日本在中國所建公園內修建紀念碑最多，以炫耀其戰功。1906年，為紀念鎮壓義和團而戰亡的日本官兵，日本人在大和公園內豎立「北清事變忠魂碑」，後增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及明治天皇之靈位，門口有日本兵守衛，日本人過此均虔誠敬禮，中國人則不許靠近。日本人還在春秋兩季到神杜祭祀，日本在津軍政要人均參加儀式，極為隆重，神社成為日本推行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實際上，日本每佔領一地均建神社、納骨堂等建築物，如大連東公園內建有「表忠碑」，紀念日俄戰爭在海城陣亡者，「每屆四月十日，日人舉行招魂大祭於此。」青島太平山會前公園內也有日人修建的納骨堂，奉祀青島戰役者的日本士兵遺骨。日本人又在丹東鎮江山公園內建「忠魂碑」，並將日俄戰爭中陣亡的日軍將士1095人的骨灰集於臨濟寺，隨後建起神社、八幡宮等，為日本侵略者歌功頌德。到抗戰時期，日本的做法進一步升級。1940年，日本在長春西公園入口處，豎立一座象徵日本「皇軍南進」的武人銅像——日俄戰爭中立有顯赫功勛的兒玉源太郎大將銅像。兒玉頭戴法式圓柱軍帽，身著日俄戰爭時軍服，腰佩長刀，肩披斗蓬，騎馬向南，並舉手側臉向東（園林正門方向）致禮的姿態。這座銅像把日本軍國主義者傲慢與蠻橫的神態表現得淋漓盡致，西公園也由此更名為兒玉公園。抗戰時期，日本人不僅在公園建立侵略者紀念物，有的甚至將整個公園改建為神社，並要求中國人表示敬意。據人們回憶，日本人在攻入廣東佛山後一度進駐中山公園，並在園內修建一座「靖國神社」；廣州永漢公園則「被日本侵略者改建為供祭侵華日軍亡靈的『神社』，在裡面設有『神亭』、『神龕』等，人人走過都要低頭『致敬』」。這些建築物顯然在傳達殖民主義信息，中國人對此深有感觸，「帝國主義者掠人之地猶建大兵頭花園，立其掠奪者之銅像以自豪」，這使中國人感到恥辱與憤慨。

構成公園空間的「歷史因素」，最突出體現在同一建築物上所表達的政治內涵不斷改變。1897年11月，德國侵佔青島後，為紀念其殖民主義政策的勝利而在一個小遊園內建立「勝利紀念塔」。塔為六面體形，正面銅片上刻著佔領青島的德國軍隊首領肖像，其他幾片則鐫刻著佔領年月等。第一次大戰後，日本從德國人手中奪取青島，佔領後日本揭去紀念塔上的銅片，保留原塔未動，作為日本戰勝德國的紀念塔。1922年，中國贖回青島，原塔仍保留未動，只是在塔的正面鑲了一塊銅片，上書「膠澳商埠督辦熊炳琦接收青島紀念」，作為中國接收紀念塔。1937年冬，日本再占青島，此塔再度更名為「東亞勝利紀念塔」。這一小遊園充分反映了殖民主義者在青島統治的歷史。

公園空間的構成除園內空間布置與建築外，公園門口的布置與近旁的建築物同樣對於人們的影響甚大。1896年德國炮艦伊爾底斯號在暴風雨中沉沒于山東洋面，死難者77人。上海德僑得怡和洋行資助，在外灘公園旁建立紀念碑。另外，外灘公園對面矗立著紀念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陣亡的5名英國士兵的紅石紀念碑，它是由英國運來的花崗岩十字架，上刻「英領署地上十字紀念碑」。這些建築物在空間上已經與外灘公園渾然一體，在視覺上與精神上共同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

殖民主義在公園中的滲透不僅表現在空間上，同時也表現在時間上，即將殖民者的紀念日作為公園開放日或在公園中舉行殖民者的紀念日儀式。如天津維多利亞花園，又名「英國花園」，是英租界的第一個公園，是工部局專門為慶祝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誕辰而投資修建的，其正式開放日就定於1887年6月21日英皇誕辰50周年，以此宣揚維多利來時代的殖民主義精神。無獨有偶，在滬日本人則於每年4月29日「天長節」（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園舉行慶祝儀式。　如1932年的這一天，日人在虹口公園舉行盛大的「祝捷」閱兵典禮，由日軍司令部至公園，沿途警戒，園內「高搭彩牌，小旗招展」，全體日軍及日僑齊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後因朝鮮革命黨志士在觀禮台下所埋炸彈爆炸而中止。

筆者認為建築界學者所提出的「空間殖民主義」概念對於理解近代中國的租界公園極有參考價值。所謂空間殖民主義實際上是對過去殖民主義概念只注重軍事、主權、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補充，強調空間為列強從事其侵略提供了廣泛的社會環境與文化基礎。因此，空間殖民主義是殖民主義者奴役和剝削他人政策的一種延續和文化表現，其媒介則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空間環境。空間殖民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在他人之鄉，按自己的生活習性、文化偏愛去構造一個為自己所喜聞樂見的空間環境，以殖民空間移植來滿足並宣揚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表現自己的文化優越感，無視他人、他鄉的社會及生態環境，從視覺到物質感受上嘲弄地方文化，奴化他國民眾的心身。就空間本身而言，其所傳輸的象徵意義與文化、政治內涵對於人們具有極為重要的社會涵化作用，而紀念性空間更具教育功能。因此，近代殖民勢力進入中國後，以空間作為權力意志表徵，完全按照他們的審美情趣、欣賞習慣對各地進行市政規劃，建立起一座座帶有其文化藝術風格的公園，不僅是將一整套殖民主義空間複製移入中國，滲透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並在精神上奴化、戕害中國人。公園作為空間殖民主義與文化殖民主義的產物，它比政治、經濟殖民主義更具隱蔽性，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及觀念心態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租界公園不僅成為殖民主義空間的物化載體，而且因華人不能入園問題而成為歧視華人的象徵符號，構成對華人精神的嚴重戕害，這使中國人對殖民主義空間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彈心理與深刻的民族集體記憶。

這一情境在上海最為典型，上海最早的公家花園開始並未公開禁令華人入園，只是授令巡捕，禁止下層華人入內，由於「門禁甚嚴，故華人鮮有問津者」，但不到五年，英人即以華人不守規則為由，禁止華人入內。後工部局明確告示公家花園《遊覽須知》規定：「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小孩之車，須遵路旁而行；毋許拆毀鳥巢，損壞花木；小孩尤宜加意管束；樂亭欄杆內，遊人不得擅入；華人無西人同行，不得入內」。《申報》上曾刊登外灘公園照片，標題為「不準華入內之上海公園」。法租界的顧家宅公園（即法國公園）於1909年6月落成，同年8月開放，「當時該公園章程，第一條第一項便明白規定，不許中國人入內，但是照顧外國小孩的阿媽，加套口罩為條件」。

殖民者的做法引起中國人的強烈抗議，上海要求公園對華人開放的呼聲一直不斷。早在1878年《申報》就刊登《請弛園禁》，認為「該花園創建之時，皆動用工部局所捐之銀。是銀也，固中西人所積日累月而簽聚者也，今乃禁華人而不令一游乎？」此後，華人繼續據理力爭，1885年11月，租界著名華商陳詠南、吳虹玉、顏永京、唐廷樞等8人聯名致函工部局，再度要求准許華人入園游觀。此舉立即得到華人輿論的積極響應，《申報》予以支持，並批評工部局的禁例，指出公園「造之者西人，捐款則大半出自華人」，而且名稱是「公家花園」，就應該「以見其大公無私之意」，然而，實際上不過徒有虛名，「其實則仍系私家。西人得以入園中游目聘懷，往來不禁，雖日本人、高麗人亦皆以公諸同好，聽其嬉遊，而獨於華人則嚴其厲禁……此事似於公家兩字顯有矛盾」。而且，「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計之，華人之捐多於西人者幾何？則是此園而例以西法，華人斷不至被阻。且彼日本之人其捐尤少於西人，高麗之人則竟一無所捐，而何以顛倒若斯乎？」但工部局對於華人的要求仍然置之不理。1889年，唐茂枝、吳虹玉等又呈道憲向英國領事交涉，結果，工部局允發給執照，執照不收費，但每張只能用一星期，且為數甚少，因此，問題仍然存在。

由於園小人多，1890年工部局又決定另建一公園。因所選蘇州河浜的漲灘，上海道聲明「屬中國官地，不能由外人任意處置」，工部局遂決定「對中外一律公開」，定名為「新公園」，次年改名「華人公園」，但新花園佔地面積小，各項設施亦遠遜於公家花園，「布置殊草草」。另據《上海閑話》載，「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雖然華人有了專門的公園，但僅一個公園無法滿足廣大市民生活的需要，由此，為爭取所有公園對華人開放的努力一直進行著，甚至被稱作「公園運動」。

1926年夏，上海「天時奇熱，為十年來所罕見，時疫猖獗，死亡相繼，而滬地空氣不佳，游散無地」，因此，華人急切盼望公園對其開放，但工部局仍然只「允以黃浦灘草地開放於華人」，其他公園一律不開放。《申報》在1926年8月18日詳細記述了華人游公園納涼時被西人巡捕迫令退出之事，引起華人普遍不滿。但經過華人努力，工部局公園委員會中有3名委員由總商會推選華人出任，於是，華人紛紛要求委員會「力爭華人入園免去憑證」，公園委員會亦主張「中外市民應平等享受」。但是，這個公園運動後來又有所消退。所以，1927年，鄭振鐸呼籲：「在去年，我們曾有一度熱烈的表示，而至今卻又銷聲匿影了。難道是因為冬天到了，公園用不到了，所以又沉寂下去了么？不，不，我們要熱烈地持久地舉行著『公園運動』！」因為「主人翁是被放逐出自己的公園之外了！……難道我們竟袖手地聽憑那些最少數的客民們緊握了我們的咽喉而要將我們窒息死了么？不，不，我們要求呼吸權！我們要求生存權！」而且「『公園運動』表面上看來，也許比之最根本的辦法，『收回租界』，是不重要些。然而區區公園運動而尚不能成功，則還談什麼收回租界！」公園問題已不僅僅是華人的地位問題，也是中國近代租界問題、華人生存與國家主權的問題。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928年納稅外人年會通過《公園開放案》。同年6月1日，外灘、虹口、兆豐3公園對華人開放，同時開始售票制度：年券售價1元，零券每次銅元10枚。華人公園仍舊無條件開放，但是，法國公園等仍然禁止華人入內。

上海關於公園問題的爭議最為激烈，公園儼然成為殖民主義的象徵物，提到公園必然聯想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已經成為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對於中國人而言透心徹骨。關於外灘公園門前是否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直至幾年前學術界仍在爭論不休。著名學者熊月之等認為，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由公家花園《遊覽須知》的規定衍生出來的。美國學者也著文討論，指出外灘公園門前沒有這樣的木牌。爭論這一牌子是否存在對於追求歷史真實性的學者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為什麼沒有對此問題進行反思，而會形成如此深刻的歷史記憶，而且擴展為全民族的集體記憶？因為公園的確不準華人進入，工部局的檔案及公家花園《遊覽須知》上都曾有過華人不得入內、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的規定，而且華人為了爭取同等的入園權力奮鬥了半個世紀。可以想見，中國人不可能再將公園視為簡單的遊覽空間場所，它完全成為西方列強進行殖民主義滲透的空間，是文化殖民主義影響中國人日常生活最鮮明的象徵。於是，近代中國人對於公園有著難以言表的隱痛，許多人在著作、文章、通信中都談到公園問題。

早在1907年，李維清在《上海鄉土志》中就寫道：「公花園……東西各國之人皆可遊玩，即印度亡國之民、洋人豢養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獨禁華人入內，是彼之蔑視華人，且奴隸犬馬之不若矣。喧賓奪主，實堪浩嘆！可知當今之世，惟有強權足恃而已。我儕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恥耶！」對殖民主義的反彈情緒躍然紙上。郭沫若在1923年憤然寫道：「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同年，蔡和森發表《被外國帝國主義宰割八十年的上海》，再度質詢「上海未開埠以前，一草一石，那一點不是華人的？但是既開埠以後，租界以內，最初是不準華人居住的，而『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標揭，至今還懸掛在租界公園的門上！」對於直接提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的文章更多，廖沫沙曾撰文《中國人與狗》，談到在公園門口「那時讀書的中國人看見了，真是『人生識字憂患始』，免不了感到侮辱，憤慨萬分」。]因此，中國人對於上海公園均印象深刻而惡劣，萬迪鶴說：「上海的公園對於我的印象是不好的，那裡邊所有的人物，我都不歡喜；特別多的是洋太太，洋太太的孩子，領洋孩子的江北娘姨。好一點的地方和好一點的時間，全被他們佔有了」。有的人去游租界公園，但都是「紅著臉去游過多次」。曹聚仁雖然有朋友邀請同游法國公園，但他卻斷然拒絕，「一則我是一直穿布長衫，犯不著去『丟臉』；二則，我們那時『反帝』的狂熱，使我不願低頭。直到公園開放了，我才進入那裡」。所以，華人去租界公園遊玩的並不多，正如1929年在上海中國公學教書的沈從文所記述的：「到公園去，全是小洋囡囡的天下，白髮黃毛」。也許相當多的華人沒有用文本書寫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卻用實際行動表達著自己的思想。

租界公園給予中國人的印象就是一個殖民主義禁區與象徵，華人不能入公園這一事實真正讓中國人認識到殖民主義政策的切實存在，華人將這一情緒升華至對整體殖民主義的認識。著名文人陳西瑩對上海的記憶是這樣的：「上海完全是外國人的上海，不久中國就會不知不覺地變成外國人的中國。……十年來添許許多多美麗的花園和舒服的別墅，裡面住的又都是黃頭髮、藍眼睛的人。……總而言之，他們西洋人是貴族，中國人是他們的奴隸；他們西洋人是享樂者，中國人是供給他們的生產者。方誌敏在其所著的《可愛的中國》一書中寫道，他看到」『華人與狗不準進園』幾個字。這幾個字射入我的眼中時，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這是我感覺著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在中國的上海地方讓他們造公園來，反而禁止華人入園，反而將華人與狗並列。這樣無理的侮辱華人，豈是所謂『文明國』的人們所應做出來的嗎？華人在這世界上還有立足的餘地嗎？還能生存嗎？「此外，孫中山等政治家、文人都曾在文章中提到這一情結。還有的文人將公園問題的討論上升對整個上海精神與文化的批判。周作人說：」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裡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布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一般文人則用竹枝詞的形式表達著這一歷史記憶：」公園設備固然新，不許華人去問津。世界有何公理在，何稱奪主是喧賓「：」英人遊憩有家園，不許華人闖入門。綠樹蔭中工設座，洋婆間跳挈兒孫「：」狗與華人禁令苛，公園感想舊山河。而今各處都開放，又見倭兵列隊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僅是中國人處處受奴役受欺凌的一個縮影，殖民主義奴役下的中國人只能是奴隸。著名詩人蔣光慈在《哀中國》詩中感嘆道：」法國花園不是中國人的土地么？可是不準穿中服的人們遊逛。哎喲，中國人是奴隸啊！……我的悲哀約中國啊！你幾時才跳出這黑暗之深淵？「

在上海以外的其他租界、租借地及附屬地的西式公園也禁止華人入內。日本人內藤湖南1899年訪問天津紫竹林租界公園時看到，「不能進入此園者有二，一為華人，另一為狗」。天津英國公園至1930年仍規定「華人非與洋人相識者不得入之」。更有甚者，武漢華人若入簡易公園遊玩將遭拘罰。據曾做過巡捕的李紹依回憶，漢口英租界捕房依據《工部局市政章程警察附則》履行職責，其中第20條規定：「華人擅入江邊草坪（坪內設有靠椅，從江漢關達界限路，接通俄、法、德、日租界，有似簡易公園，專為洋人散步遊覽之區，華人不得越雷池一步）者，拘罰」。從當時的竹枝詞中也可見到漢口民間話語中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記憶，「鴻溝界限任安排，划出華洋兩便街。莫向雷池輕越步，須防巡捕捉官差」。有的城市租界公園雖然沒有禁止華人入園，但在公園內專門劃定華人遊覽區，如天津義國（義大利）公園「東有中國兒童之遊戲場及避雨亭，西有西童遊戲場及小花亭」，華人同樣不能越雷池一步。不僅公園的規則嚴重歧視華人，而且有的旅遊場所內，華人還要受到侮辱。　如日本滿鐵會社在奉天（今瀋陽）建的附屬地公園，園內綠樹成蔭，但「華人至其地者，多受日人侮弄，故有識者多不踐足其間」。

中國人到公園要受到如此多的精神傷害，自然而然會產生強烈的反彈心理與對殖民主義的深刻記憶，而當關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言說已經進入知識精英所主導的公共話語時，構成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而且這種記憶會轉化為民族主義意識，正如著名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所言，「只要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歷史事實滲透進入了這種記憶，就會被轉譯成一種教義、一種觀念，或一個符號，並獲得一種意義，成為社會觀念系統中的一個要素」。歷史證明，公園問題所形成的社會記憶已經轉化為民族主義情緒。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上海東吳大學法科學生就在停課宣言中將公園問題與民族主義運動聯繫起來，「上海公共租界華人納稅據金額十之九，而工部局董事反不得參加；公園及其他娛樂場所，華人不能入內」，因而，中國人感到生活在殖民主義空間時無處不受壓迫，「直接伏處在洋人勢力之下，往往在一個極普通的去處，可以使你感覺到一種不安」，但也因此讓人們感到「國，是不可不愛的。」毛澤東甚至將公園問題納入民族戰爭領域來探討：「上海有所謂『外國火腿』，就是外國人踢了一腳，算作給一個『火腿』。到上海的人，還看見過有的公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民族戰爭就反對這些東西。外國民族壓迫中國民族是不行的，我們要獨立。」

在殖民主義統治之下，對人格與種族的歧視最容易激發人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關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憤恨不是少數人的感受，而是全民族共同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逐漸由個人的憤恨而上升為對國家與民族的憂患，上升為中華民族強烈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精神，這是公園問題上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撞擊的結果。

民族主義的空間生產

租界公園所體現的殖民主義空間特徵以及國人關於「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歷史記憶，使得中國人在引進公園時就已經將其作為某種象徵而加以建構。一般而言，民族國家興起後產生了國民教育或普及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成為政府進行意識形態整合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渠道之一。中華民國成立後，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家對教育的管制日益嚴格，不僅對體制內教育進行了控制，而且加大力度發展體制外的社會教育，對民眾的觀念進行引導與控制，通過潛在的形式實施政府的影響。現代民族國家在政治方面對國民的重新塑造，是現代國家的本質特徵。在近代殖民主義入侵背景下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空間的公園，此時由政府納入國家市政建設體系之中，逐步成為體制外教育的新空間，由於公園曾經承載著沉痛的民族集體記憶，因此，民國時期的公園又轉化為傳輸民族主義精神的政治空間，在日常生活中引導著人們的觀念，塑造著新型國民。

公園作為空間存在首先基於其具有物理特性。儘管公園在進入中國後曾帶給國人以巨大的精神創傷，但中國人仍然一定程度上將公園與「文明」等同看待，甚至將其視為文明的象徵。清末新政時，清廷將興建公園作為一項重要舉措，各地公園數量迅速增加。還有士紳認為，地方自治應該將興建公園作為重要的社會教育內容，建「公花園」，「以活潑人民之精神」，啟迪「社會之知識」，公園成為塑造現代國民的重要空間場所。民國建立後，各地市政建設更將公園列為標誌性項目，像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廣州、青島、成都、武漢、杭州、西安、蘇州、無錫、濟南、太原、濟南等城市都有數個乃至十個以上公園，甚至一般縣城都有公園，湖北枝城有盧園；廣東樂昌有昌山公園；四川三台有中山公園；貴州貴陽有貴陽公園；雲南馬關也有中山公園。不僅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內公園大量興建，而且江西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有著切膚之痛的方誌敏也於1930年建立蘇區第一個公園——葛源列寧公園。民國時期，公園已成為城鎮比較普及的娛樂場所。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引進公園時在建築風格與空間布局與租界公園迥然相異，這有文化差異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於設計者主觀上強調民族特色。與西方公園主要以花草為主有所不同，中國人所建公園一般都有古典式的亭台、樓閣、荷池、花塢等，有的還輔以假山，保持了中國傳統園林的格局，體現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且，公園建築風格亦獨具民族特色，園內亭台、樓閣也都是古典式建築，最典型者當推北京中央公園。該公園原為明、清兩朝的社稷壇，而發起改建者朱啟鈐又極推崇中國古典建築學，所以，公園按照中國園林的格局布置。除原有社稷壇、拜殿（即今中山堂）和牆垣仍保持原來面貌外，其餘新建的房屋、石坊、長廊、水榭、亭台、荷池、植物均體現出民族特色。全國許多公園也大體如此，到30年代，中國建築界掀起文化復興思潮，各地傳統建築增多，與西式建築相抗衡，如青島若愚公園建成古典式中間高兩邊低的三開間飛檐入門牌坊，完全是中國傳統風格。民族主義體現於公園建築所呈現的文化精神之中。

在西方，公園是相對獨立、單一的休閑娛樂空間場所，但由於中國人在公園問題上受至殖民主義戕害的集體記憶深徹骨髓，因此，經過近半個世紀與殖民主義的鬥爭及公園本土化運動後，公園成為教育大眾、培養民族主義精神的政治空間。中國公園建設者最初的目標就是為了「發人興趣，助長精神，俾養成一般強健國民，締造種種事業，而國家因之強盛」。此後，國民黨在《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更明確將公園定位為社會教育空間，以培養民眾「三民主義精神」和社會公德，「陶冶民眾情感」。公園成為社會教育的場所，在地方志中也被列入「教育志·社會教育」目下，如湖南《民國醴陵縣誌》。為宣傳國家觀念、振興國貨，許多公園內建立國貨陳列所，如天津華人最早建的公園就已設有國貨陳列所，而後，南京第一公園、太原中山公園等亦設有國貨陳列館，其目的是引導人們使用國貨，激勵民族經濟的振興。福建省台江縣南公園內也有國貨陳列館，並在館旁列「請用國貨」石碑。

民國建立後，無論是北京政府時期，還是南京政府時期，各地當局與士紳都利用公園進行民族主義宣傳，在公園內建立紀念碑、紀念亭，這些紀念性建築成為民國時期公園的主要空間布置。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原來德國人建的克林德碑移到中央公園（即後來的中山公園）內，並改為「協約戰勝紀念碑」，「以便眾覽，亦雪國恥之意也」。1926年9月5日，英艦炮轟四川萬縣慘案發生後，萬縣遂將建設中的公園命名為「九五公園」，並在園內建「九五圖書館」，以告誡人們不忘國恥。而當1931年收回威海衛租界後，國民政府即在鯨園花園建「收回威海衛紀念塔」。1933年，江蘇宿遷在馬陵公園內建楊公亭，以紀念該縣固守台灣、抗日殉國的民族英維楊泗洪。抗戰期間，公園內建體現民族主義精神的紀念性建築更具普遍性。1940年，國民黨陸軍獸醫學校駐貴州安順縣，因為當地「既無公園可供遊憩，又無其他高尚娛樂」，於是學校為當地建「七七」公園，園中建「七七亭」、「蘆溝橋」等建築，以「發人深省，喚起敵愾同讎」。江西贛州公園內1940年建成「抗日戰亡將士紀念碑」。這樣的空間布置出現在全國各地的公園內，公園成為宣傳抗戰、傳輸民族主義的重要空間。

就各國民族主義發展史而言，民族主義意識產生於與「他者」的交往及衝突中，是與國際意識緊密結合的，只有明確本國與「他者」的關係，國家認同才能真正實現。因此，國民政府為讓民眾認識到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將南京原來的玄武湖公園改為「五洲公園」，湖上五個小洲分別被改名為亞、歐、美、澳、非五大洲。這種命名完全是為促成民族主義空間的生產。更為典型的是1925年建成的北京京兆公園。該園完全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空間化，園中建有世界園，並設中國地圖，對聯為：「要有國家思想，須具世界眼光」，並建有世界模型，標明我國所失國土，另寫「競爭生存」幾個大字。民國時期市政建設者設計公園的目的是為了「養成一般強健國民」，甚至在體育場也附有對聯：「提倡尚武精神，發揚民氣；輔助通俗教育，陶鑄國魂」。此外，許多公園內建有培養民族文化認同的古物陳列所、博物館，提高民族素質的民眾教育館、圖書館，甚至還有國術館。公園成為塑造新型國民的重要教育空間，以達到開發民智、強國強種、塑造文明國民。它表明中國作為弱勢國家向西方「文明國家」的一種反彈，中國人也能建立「文明」的公園，進而建立文明的民族與國家。中國公園這樣的空間完全不是一般公園所具有的娛樂休閑特質，而是列斐伏爾所言的空間：「空間里瀰漫著社會關係；它不僅被社會關係支持，也生產社會關係和被社會關係所生產」。

民國時期，中國公園發展進程中還有一個極為突出的現象，即中山公園遍布全國各地，具有民族主義象徵意義的「中山」符號滲透於公園空間。眾所周知，孫中山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力主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建構民族主義理論，他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成為民族主義精神領袖。早在孫中山逝世剛三天，即有部分個人及多個團體建議建立中山公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陳濱伯建議在滬建中山公園的意見書，既是為紀念孫中山，但更重要的是「外人園游睹跡，亦知委靡之中國，尚有獨立之精神在也」，正因為如此，中山公園一定要「建諸華界，即吾人所謂國土，園游睹跡……費用不稍借重外資，庶符先生生前獨立不依之精神，而掃近代假借外力之惡習」。顯然，上海民眾對於建立中山公園既有紀念孫中山的考慮，同時也是為與西式公園相抗衡，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精神，由此，中山公園成為表達民族主義的空間。與中國近代公園的普及進程同步，民國公園建設運動儼然是中山公園建設運動。據筆者民國時期的報刊、檔案、地方志、旅遊指南及當代地方志、文史資料進行初步統計，民國時期全國建成的中山公園約275座，偏遠地區雲南、貴州、寧夏、新疆都有中山公園。值得強調的是，「中山」作為公園名稱的民族主義象徵意義在抗戰時期及結束後更加凸顯，不少中山公園建於抗戰期間，並成為當地抗日宣傳活動的主要場所，如福建永安、廣東乳源、湖南長沙等地數十座中山公園均建於抗戰期間，浙江淳安1938年興建中山公園，建成後浙江省主席在該中山公園作抗日形勢報告，舉辦抗日防空演習等活動。1945年抗戰勝利後，許多地方慶祝活動也在中山公園內舉行，如江蘇江陰人民在中山公園內舉行慶祝儀式，武漢中山公園內舉行接受日軍投降的受降儀式。此外，還有不少公園是抗戰勝利後改名的，如瀋陽千代田公園、長春兒玉公園、蘇州公園均在抗戰勝利後改稱中山公園。台灣光復後也將台中、台南、嘉義、旗山等日據時所修公園改名為中山公園。

顯然，中山公園不僅是民族主義象徵符號，而且是民族主義集會、舉行儀式的活動場所，是民族主義話語宣傳與實踐的空間，因此，中山公園已經成為民族主義精神象徵空間並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民族主義助力現代化

近代公園作為舶來品和文明的象徵而隨著西方殖民勢力進入中國，它本是一個休閑娛樂場所，但因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她被形構為殖民主義勢力宣揚殖民權威及歧視、凌辱中國人的特殊政治空間，促使國人形成揮之不去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民族集體記憶，影響直至今日。當數年前法國上演《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謊誕劇時，立即引起華人世界的強烈抗議直至告上法庭，儘管作者是一位對華友好人士、並在小說中譯本的「致中國讀者信」中重申，作者是因來中國時知道殖民者曾在上海公園門口掛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而感到極度憤慨，並認為這不是中國人的恥辱，而是英國人、法國人的恥辱，但華人無法容忍，直至訴諸法律與外交交涉。也正因為近代公園進入中國時既是作為文明的象徵又是殖民主義空間，因此，當中國人建造公園時則將在西方近代公園建立的原初性質——休閑性降至次要地位，而將其建構成為有別於租界公園的鮮明的民族主義空間，中國公園成為兼具娛樂、教育與政治性質的特殊空間，尤其隨著國民黨勢力的增強，公園儼然在為國民黨宣傳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政治空間，中山公園的普遍設立及其在抗戰中的集合民意、鼓舞民眾的作用顯現出中國公園建設過程中民族主義精神的張揚。公園是與大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公共空間，其間所承載的社會內涵極其豐富，　　對日常生活及民眾記憶影響也最為深刻，近代公園中所折射出的日常生活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值得我們反思。

近代中國公園作為旅遊娛樂空間的拓展是在外來文化的浸潤與帶動下發展起來的，它促進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匯融合，也促進了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但是，近代中國公園的發展又反映出中國社會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以及對人們日常生活及社會心態的影響。近代中國公園的發展也從一個層面折射出近代中國納入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的歷史軌跡。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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