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屈原與楚辭
第一節
《楚辭》的含義、淵源及特點 「楚辭」的名稱,始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庄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 「楚辭」具有鮮明的特點。它採用楚國方言,運用楚地聲調,記載的是楚國的地理,描寫的是楚國的風物,因而富有楚國的地方特色。它構思奇特,想像豐富,善於運用比喻、誇張等手法和神話故事,表現思想感情,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句子參差不齊,形式活潑自由,多用「兮」字,語句曼長流利,靈活多變,有停頓、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比起《詩經》更富有表現力,既能曲盡纏綿宛轉之情,又增強了抑揚頓挫的音樂美,更富有文彩。《楚辭》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相融合的產物。楚民族在殷商時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楚國的強大、兼并戰爭的日益加劇和列國間交往聘問之事的增多,它進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陰陽等思想及經典都傳入楚國併產生影響。屈原曾多次使齊,身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如他詩歌中的「舉賢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興手法,就是直接繼承和發揚了儒法思想與《詩經》的傳統。但對《楚辭》產生最直接影響的還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淵源甚古,《詩經》里的「二南」中已有一些帶有楚地風物和語言特點的民歌。之後,春秋末有《越人歌》(《說苑》)、《接輿歌》(《論語》),戰國時有《孺子歌》(《孟子》)。這些楚地民歌,句子參差靈活,多用「兮」字來加強節奏、舒緩語氣,有的還用了興句和雙關語,已開楚辭體格。其次,巫風文化的熏陶。楚國一直盛行著殷商時代一種迷信色彩濃厚的巫風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間,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風俗,喜歡舉行祭祀活動。祭祀時要奏樂、歌唱、跳舞以娛神。這種巫術風俗的熏陶,培養了人們豐富的幻想力,滋長著美麗的歌辭和舞蹈,給楚辭提供了養料。其他如楚國的地理風物、方言聲調等也給《楚辭》提供了直接營養。
第二節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創作 屈原(前343?----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則,字靈均。戰國後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縣)人,楚王宗室。他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才能和豐富的政治歷史、天文地理、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知識。年青時,曾任楚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列傳》),很受賞識重用。後懷王聽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讒言,疏遠了他,讓他做三閭大夫,失去了政治地位。懷王在被秦國欺騙下,與齊國斷交,兵敗失地之後,一度又起用他,派他使齊修好。懷王24年,再次背齊合秦,不久把屈原流放到漢北。楚國因此先被「合縱」聯盟攻擊,又被秦國夾擊,再次喪失國土。這種情況下,屈原再次被召回,在他的努力下齊楚聯盟恢復。懷王死後,頃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江南。流亡中,他「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卻仍然心繫祖國安危,哀嘆民生多艱,寫下了大量的詩篇。頃襄王21年(前278)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感到楚國已不可收拾,悲憤地投汨羅江殉國。屈原通曉諸子百家,對儒、法等家思想都有所吸收。他講仁義、言民本、頌德政,崇尚堯、舜、禹、湯、文、武等古聖先王,同情和關心百姓疾苦。他追求「法度」、「繩墨」,稱道秦穆、齊桓,主張選賢任能,要求變法治國。他一生始終以國家興亡為念,有著強烈的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在政治鬥爭中,他不屈不撓,堅持追求「美政」理想,代表著歷史的發展與進步。
屈原的作品,據王逸《楚辭章句》,有二十五篇,即《離騷》、《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問》、《遠遊》、《卜居》、《漁父》,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篇數相同。現代學者多認為《遠遊》、《卜居》、《漁父》不是屈原之作。第三節《離騷》《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為我國古代最長的政治抒情詩。它作於詩人放逐漢北時,是他充滿愛國激情的抒憂發憤之作。全詩分三部分:(一)從開頭至「豈余心之可懲」,抒寫詩人的身世抱負、忠而被疏的痛苦心情和堅持理想、九死不悔的鬥爭精神,著重對往事的追溯;(二)從「女嬃之嬋媛兮」至「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女嬃詈原、陳辭於舜、上叩帝閽、歷訪神妃的情節,來表現詩人理想破滅的苦悶和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執著,著重於幻想的馳騁;(三)從「索藑茅以筳篿兮」到結尾,在現實與幻想的結合中,以問卜靈氛、決疑巫咸、決計遠行、神遊西天的情節,展示詩人去留的複雜矛盾心理。全詩的思想內容主要有三點:一是表達了詩人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對「舉賢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二是表達了詩人熱愛國家關心民生疾苦的強烈愛國激情;三是展示了詩人堅持正義、反對姦邪的高尚情操和九死未悔的鬥爭精神。
《離騷》的藝術成就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他情操高尚,品德美好,從不同流合污;他抱負遠大,理想崇高,為實現理想百折不撓,上下求索;他熱愛故國,心繫國家興亡,矢志為國獻身。其峻潔高尚的人格,可與日月爭輝。 其二,繼承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將喻體和本體水乳交融,創造出了優美、奇麗、新穎、燦爛的藝術境界,甚至出現了由一系列藝術形象和藝術境界組成的象徵體系。如「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王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序》)。詩人以小見大,以近托遠,表達強烈的愛憎感情,使人透過形象聯想到真善美和假醜惡的社會生活內容。這不但使詩篇文采斑斕,而且創造出一種寄託幽遠、耐人尋味的意境,開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詩境。第四節《九歌》、《九章》及其它作品 《九歌》創作於楚懷王時,是屈原在楚國民間流行的祭祀樂歌基礎上加工而成的一組祭歌,共十一篇。它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類。天神有東皇太一、太陽神東君、雲神雲中君、壽命神大司命、宰嗣神小司命。有關的五首歌詞,多表現對天神的敬仰和讚頌,寫得莊嚴肅穆。地祗有湘水的配偶神湘君和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有關的四首詩歌全是戀歌,借對神的戀愛生活的描寫,表現人類對純潔愛情的讚頌,大都清新凄艷,幽渺情深。寫人鬼的只有《國殤》一篇,它不同於其它諸篇的情調和風格,而是取材於秦楚戰爭,是對衛國戰爭中犧牲將士的熱烈禮讚。全詩激昂悲壯,剛健質樸具有強烈的感召鼓舞力量。 《九歌》經屈原加工後,藝術上有了很大提高。首先,它吸取民歌的浪漫精神,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詩人通過豐富奇特的想像,創造了一系列生動鮮明的神靈形象和美妙神奇境界。這些神靈,多來自神話世界,兼有神和人的雙重特點。他們住貝宮,居幽篁,乘雲龍,駕鸞鳳,居處不與人同,但他們或哀怨纏綿,或威嚴冷酷,或溫柔嫵媚,或痴情寂寞的感情則與人同。其次,在塑造藝術形象時,《九歌》善於把心理刻劃和環境氣氛描寫和諧統一起來,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寫山鬼久候情人不至一段,詩人把女神的煩亂痛苦心境與凄風苦雨的環境交融相襯,真切地表現出了她對愛情的繾綣纏綿。另外,《九歌》語言清新秀媚,情韻悠遠,既自然優美,又絢爛多彩。
《九章》是一組組詩,共九首。它非一時一地之作,一般認為,《橘頌》是屈原青年時期的作品,《惜誦》作於被讒而尚未放逐時,《抽思》作於放逐漢北時,其它六首是放逐江南後所作。《橘頌》通過對橘的特質和形象的擬人化的象徵描寫與讚頌,寄託了詩人秉德無私、橫而不流的崇高志節,開了後代詠物言志詩賦的先河。全詩情調激昂樂觀,無失意之悲憤,又基本是四言,「兮」字在句尾,顯非屈原後期之作。《抽思》、《哀郢》,是傾訴對郢都的懷念和憂國憂民的感情的。後者寫於頃襄王21年秦將白起攻陷郢都後,憂思之情比《抽思》更深切、更沉痛。《涉江》、《悲迴風》、《懷沙》,寫詩人艱辛悲苦的流放生活中,因讒見斥的愁苦心情和死不變節的志向的。尤其是《涉江》中對他流放路線的記述,具有重要的傳記史料價值。整體看,《九章》是一組政治色彩濃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詩,它的大部分篇章是屈原鬥爭經歷的紀實。諸詩在寫法上,多直抒懷抱,寫實多於幻想,注意通過細緻入微的心理刻劃反映詩人的愛國思想和高尚情操。語言華美生動,感情激烈奔放,結構跌宕有致,情景交融。 屈原比較重要的作品還有《天問》。《天問》是僅次於《離騷》的第二長篇,計370餘句,1500多字。它以反詰的形式,一連提出170多個問題,內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話傳說、古史傳聞、社會政治、個人生活等,表現出詩人豐富的想像力和廣博的知識,表現了詩人大膽懷疑、敢於批判舊觀念和勇於探索真理的精神。全詩以四言為主,頗類《詩經》,又四句一節,通篇用反詰,故能嚴整中見靈活,參差錯落,圓轉活脫,無板滯之感,被認為是千古奇文。第五節屈原的地位和影響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是我國浪漫主義詩歌傳統的開創者,他的詩歌標誌著我國詩歌創作由民間集體創作向作家個人獨立創作的新時代的真正到來。他在楚地民歌的基礎上創造了騷體詩這一新詩體,並寫出光照日月的名篇《離騷》,從而在我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化思想史和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屈原強烈的愛國思想、高潔的品格和為追求理想而九死不悔的執著精神,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千百年來,在反抗強暴、伸張正義、維護祖國尊嚴和利益的鬥爭中,人們總以屈原為榜樣,從他的為人、品格中獲得鼓舞和進取的力量。他的精神品格熔鑄成的動人魂魄的詩篇,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進步的作家。賈誼、司馬遷、李白、杜甫、文天祥、龔自珍、魯迅等人,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鞭撻,對民生疾苦的關注,無不是屈原精神的繼承和發揚。 屈原詩歌的藝術成就影響也很大,他開創的重幻想的浪漫傳統,豐富了我國文學的藝術表現力。《離騷》問世以後,「風」、「騷」並稱,被視為我國古典詩歌的典範和論詩的最高準則。他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使之與主體融合,情景交融,形成一系列獨立的意象,在詩中起著象徵、寄寓的作用。這種「寄情於物」,「托物以諷」的表現手法,極大地提高了我國古代詩歌的創作水平,為後世作家廣泛繼承。楚辭參差的句式,衝破了《詩經》的四言格式,為五、七言詩的創製鋪平了道路。他創造的楚辭體這一文學樣式還直接催生了賦這一新的文學體裁。宋玉便是這一體裁較早的開拓者之一。 宋玉,生卒年不詳,戰國末期楚國人。出身寒微,曾做過大夫,後遭讒去官,鬱郁不得志。思想和創作都受屈原的影響,以辭賦著稱,《漢書·藝文志》說「宋玉賦十六篇」。對其作品的真偽多有爭議。《九辯》為其代表作,是模仿《離騷》所作的一篇優秀的政治抒情詩。詩借悲秋傷時,主要抒發了「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悲嘆,同時憂時感事,揭露了世道的衰敗渾濁,表現了詩人忠君憂國的情懷。善於寫景,情景交融,是此詩突出的藝術特色。它對秋景的出色描寫,被後人稱為「宋玉悲秋」。《風賦》既是一篇詠物賦,又是一篇寓言賦。作者把風分成「大王之風」與「庶人之風」,藉以揭示當時統治階級與普通百姓的對立,藝術構思極富特色。整散句式,長短交錯,間以用韻,並多動詞,對風的飄舉迴環進行具體描繪,曲盡其態,很有文彩。《風賦》、《高唐》、《神女》等篇,是楚辭轉化為散體大賦的承前啟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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