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亂局：官僚民主制與社會潰敗

 　　(一)一種最壞的民主制

　　公元1644年，即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大明帝國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議。

　　會議是在團結、民主的氣氛下召開的，主持大會的，是明帝國的最高領導人——崇禎皇帝。皇帝向出席會議的帝國臣工介紹了當前的社會形勢：李自成的四十萬大軍已經突破宣府防線，進逼京畿，國家危亡在即。隨後，皇帝切入會議議題，號召帝國的大小臣工們——為守衛京城的官兵捐助軍餉。

　　在此之前，崇禎十二年，皇帝已經在官員中搞過一次募捐活動。募捐活動受到官員集團的聯合抵制，皇親李國瑞竟因此庾死獄中，可謂是：寧死不捐。在這樣的強烈的反對聲浪里，募捐活動不了了之。

　　崇禎十七年，帝國的形勢更加危急。不得以，崇禎皇帝再次官員們伸手求助。

　　這一次，皇帝的倡議得到了官員集團熱烈的響應。大家紛紛發言，踴躍——哭窮。原來掌管帝國大權的官員們，個個是清如水的丐幫子弟，很多人回家後在門外掛牌廣告：「此屋急售」——帝國的官員們，已經窮得要賣房子酬國了。

　　在經過了充分的民主協商和決議後，崇禎皇帝在官員集團中，募集到白銀——20萬兩。這點可憐的銀兩，當然是不敷保國的。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李自成的農民軍進攻北京，缺糧短餉的明守軍開門揖盜，李自成進入北京，明朝滅亡。隨即，李自成的軍隊在京城開展了一場「追贓助餉」的活動。不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農民軍的助餉方式是：把明朝官員抓起來拷打。這樣一番拷掠後，農民軍從北京一地「募集」到的銀兩數目是：七千萬兩。這些銀兩，絕大部分掠自京城的官僚集團。而當時明帝國一年的財政收入，不足400萬兩白銀。

　　李自成能夠從官僚集團手裡取得贊助，而崇禎皇帝不能。因為，皇帝用的是「民主」的方式。

　　大明帝國滅亡了，亡於一種「民主制」。這一民主制度，我願稱之為：官僚民主制。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皇權是封建時代的最高權力。事實上，歷代每一個王朝的衰落過程，總是一個皇權專制向官權民主制轉型的過程。伴隨著帝國的成長成熟，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逐漸成型，最終成為左右體制命運的中堅力量。官僚集團不僅把持了帝國的政治命脈，更聚斂了足以影響帝國走向的經濟勢力，從而成為政權實際的主宰。存在與皇權與官權之間的，就是一種畸形的民主機制。

　　官僚民主制，是比皇權專制更為糟糕的體制模式。它主要的特徵，是把官權的利益最大化。在這一時期，由皇權推動的任何改革、改良舉措，都會被官僚集團消弭於無形，甚至成為新的官權聚斂的契機。官場的爭鬥狀況雖然存在，但是已經達成最大程度的默契與和諧，貪污腐、悶頭髮財已經是官員群體最大的共識。官僚民主制的功能，就是迅速的把帝國的民生剝奪凈盡，把體制推向崩潰。同時，在這一「民主進程」里，官員的集體品德和智商向低洼處彙集，成為一群貪婪、自私、顢頇的體制蛀蟲。

　　官僚民主制是一種最糟糕的制度，它兼具專制與民主制的雙重弊端，卻不具備專制和民主制的任何一方優勢。所以毫無疑問的，這是一類最壞的民主制。

　　當然，您說的對!那不是什麼民主，那只是一枚因為熟透而腐爛的專制果實。

　　(二)明朝末年的社會潰敗

　　1644年，明朝官員很忙。

　　1644年3月，李自成攻佔北京。明朝的官員，爭相到大順朝的屋檐下報名應聘。明朝官員擁護新政權的熱情如此之高，人數如此之多，以至於在午門發生了擁擠踩踏。守衛午門的農民軍士兵，不得不用棍子驅趕他們。

　　一個月之後，李自成敗退，滿清順治朝入主北京。明朝的官員，或稱大順朝的官員，又站在了清朝的廟堂上。

　　在儒家禮教為主導的時代里，大明朝的官員，應該說，是犯了大忌。然而，利益當前，明朝的官員，已經完全不要臉了。可以想像，在這樣一群豬狗不如的官員治下，明朝的政治腐敗到何種程度。事實上，明亡之際的「公務員熱」本身，就是政治極度腐敗的併發症。

　　李自成的農民軍在北京奸淫擄掠，這被一些史家視為李自成敗亡的重要原因。而真實的歷史記錄里，極度的暴力和暴行，伴隨了李自成起義的全程。李自成的農民軍，曾創下十二次「屠城」的記錄，總計屠戮、焚毀了20多個郡縣。腐敗的權力導致了革命，革命在反抗權力的同時，卻以更大的暴力破壞社會。

　　在西南的成都，張獻忠建立政權，國號大西。同年秋，張獻忠舉行科舉考試，卻把來應試的一萬七千名士子殺戮盡凈，事後收集的筆硯堆積如山。張獻忠在四川的大屠殺，已經近乎病態，老弱婦孺概無倖免，富庶的四川一度變成人間鬼域。資料顯示，張獻忠的起義軍，先後至少屠殺了1000萬人。

　　寡廉鮮恥的官僚，嗜血濫殺的暴民，末日的大明帝國，向我們展示了一副社會潰敗的凄慘圖景。

　　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這位叫花子出身的皇帝，卻表現出對權力的驚人的慾望和敏感。他通過一系列殘酷的政治清洗和殺戮，把權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裡，並廣設監察和特務機構控制官員。可惜，朱皇帝不知道的是，過度的集權也許帶來權力的穩定，另一個可怕的後果卻是權力失控。權力集團內部的相互監控很容易達成妥協，極端化的權力不可避免的被官僚集團操縱，由此成為社會的沉重的枷鎖。

　　明朝的社會潰敗，早在萬曆年間已見端倪。宦官魏忠賢專權時，東林黨人橫遭屠戮。黨獄迅速擴大化，朝堂上不肯阿附魏氏的清流官員，幾乎被誅除殆盡。同時，馴服在魏忠賢膝下的學者文人，一律得到提拔優撫——這樣一手硬一手軟的兩手對策，給予明朝士林學界一次致命的打擊。魏忠賢這位閹宦，在全國各地擁有有無數的孝子賢孫。明朝的官員、學者、專家為魏氏廣建生祠，朝夕參拜祈福。(「早請示，晚彙報」的明朝版本)魏忠賢同志成了明朝人民的大救星，熱愛擁護魏領袖的人群是如此之廣大，連袁崇渙等明末的砥柱之臣也參與其中。

　　魏忠賢掌控朝政六年，明帝國的知識階層集體淪落，由此導致了明朝社會的大面積潰敗。一個潰敗的社會，註定要遭受大災難。明末清初之際，在水旱災害、農民起義、滿清入關等因素合力作用下，明朝的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很多地方的人口，「百不存一二」。

　　1662年，在雲南，南明永曆帝朱由榔——明帝國最後一個皇帝，被前明朝大將吳三桂用弓弦絞死。至此，明朝的一頁歷史，划上了一個句號。而明朝末年的社會潰敗，卻是一口沉重的警鐘，凄厲的鳴響在歷史長的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