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軍事和歷史資料(選)

清朝  

 

    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朝代,由滿族貴族建立。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推翻明朝統治,明崇禎帝自殺。清軍乘機入關打敗農民軍,同年,多爾袞迎順治帝入關,定都北京。清廷先後鎮壓了各地的農民起義和南明抗清武裝,逐步統一全國。  

   

  清初為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內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所發展。至十八世紀中葉,封建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史稱「康雍乾盛世」。於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後期,已達到三億左右。康熙年間,統一了台灣,並與俄國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乾隆中葉,平定準噶爾、回部,統一了新疆。這不僅一舉解決了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曠日持久的衝突,而具採取了一系列政策,發展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和交通,鞏固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力和凝聚力。清朝版圖最大時達1200多萬平方公里,疆域西起巴爾喀什湖和蔥嶺,東北至鄂霍次克海和庫頁島,東至海,包括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南起南海諸島,西南到廣西、雲南、西藏,包括達拉克,北至漠北和外興安嶺。在文化上,康乾時期編纂了幾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對清理和總結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清朝儘管取得了這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它的發展並未逾越中國傳統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軌道。經濟上,仍然以農立國;文化思想上,提倡封建綱常禮教,屢興文字獄;對外關係上長期閉關自守,盲目自大。因此,與同一時期西方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形勢相比,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則相形見絀,中國已落後於世界發展的先進潮流,並且正在拉開越來越大的距離。  

   

  清中葉以後,由於承平日久,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反清鬥爭接連不斷,其中歷時九載的白蓮教起義結束了清朝的全盛時期。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此後帝國主義的入侵,使清廷與侵略者分別締結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損害,滿族失去了早期那種積極進取、富有朝氣的精神,政治腐敗,思想僵化,懦弱自卑,步履蹣跚地進入了它的衰落時期。人民負擔更為沉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由此而爆發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運動,如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等。為挽救自身命運,統治階級內部亦進行了一些改革活動,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革,使中國走上富強獨立的道路,但皆以失敗而告終。無數的仁人志士為拯救民族危亡而浴血奮戰,前仆後繼。愛國主義的浪潮,在中國近代史上洶湧澎湃,空前高漲。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被推翻,從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篇章。清代自入關後,共歷十帝,二百六十八年。 

 

清代簡介(1616年—1911年) 

 

    清王朝是以少數民族滿族上層為主體而建立的封建統治機構,是封建君主專制王朝中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是中國悠久歷史上的重要篇章,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巨大轉折。這段歷史為後代留下了極其豐富寶貴的遺產。至清代,傳統經濟達到頂峰,各生產部門技術水平空前提高,商業貿易頗為繁榮。外於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緩慢增長。在文化上成就巨大,產生了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及戴震等傑出思想家,曹雪芹等著名文學藝術家;史學碩果累累,並出現了《四庫全書》等官修大型叢書;科技領域也出現了無數成果,其中建築成就相當突出。  

 

  清朝疆域西跨蔥嶺,西北達巴爾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亞,東北至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和庫頁島,東臨太平洋,東南到台灣及其附屬島嶼釣魚島、赤尾嶼等,南包南海諸島,成為亞洲東部最大的國家。清朝疆土幅員廣闊,二十世紀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後(總共割掉了一百五十餘萬平方公里),中國仍具有一千一百四十萬平方公里,仍比明王朝要大三倍。清朝加強了對今西藏、新疆、蒙古及東北、西南等邊疆地區的統治,並在台灣設置府縣。形成了漢、滿、蒙、回、藏、等50多個民族共同生活的多民族國家。這些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程度不同,但都有著悠久的歷史,都對祖國的締造作出了貢獻。清從創始起共歷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福臨(世祖)、康熙(聖祖)、雍正(世宗)、乾隆(高宗)、嘉慶(仁宗)、道光(宣宗)、咸豐(文宗)、同治(穆宗)、光緒(德宗)、宣統等十二個統治者,共二百六十八年,定都北京。  

 

  概述一:清代的建立  

 

  明末,國家連年用兵,且封建統治者荒淫浪費,致使國庫空虛。同時宦官專權濫殺異己出現激烈黨爭,更使國家政事糜爛。在貪官污吏的魚肉和苛捐雜稅的盤剝下,人民走投無路,以致民變四起,加速了明朝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1616年,金朝後裔滿洲人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並不斷壯大。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1644年李自成率農民軍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縊。一直意欲南侵的清軍在明降將吳三桂帶領下入關,李自成被迫西逃。1643年清世祖福臨即位,1645年(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攝政王多爾袞率清軍繼續南下,在南征中,清軍受到南明軍隊激烈抵抗,並發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屠城慘劇。已土崩瓦解的明朝,最終在被攻下南京後滅亡。清入關後,逐漸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王朝。清朝承襲明制,繼續強化專制中央集權體制。加強了皇權。 大興文字獄,在思想文化上對知識分子和人民進行迫害和壓制。由於實行鼓勵墾荒等政策,清朝前期的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 這時期的手工業水平比明朝有較大提高,手工工場規模更加擴大。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還是嚴重地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清朝前期也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發展階段。 

 

  概述二:清代前期統治和康乾盛世  

 

  1661年世祖順治死,年方8歲的玄燁繼位,改元康熙,是為清聖祖。由四大臣輔政,後鰲拜獨攬了大權,他十分專政驕橫。年青的康熙極具膽識和雄略,在1669年將鰲拜罷斥並禁錮終身,從此親政。康熙帝勤政撫民,勵精圖治,其所在位的六十一年成為清代的開國盛事,政治、軍事都有的成就,國家基礎益臻穩固。在內政上表彰先賢,獎勵學術,並減租稅懲貪污。在武功上,先後平三藩之變,收取台灣,征服蒙古、青海與西藏。1685年和1686年,康熙帝命令清軍兩次進攻雅克薩的沙俄軍隊,使俄軍傷亡慘重,經過平等協商,中俄雙方正式簽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公元1722年康熙去世,四子胤禎爭得帝位,是為清世宗雍正皇帝。他為人心狠手辣,刑網嚴酷,但也是一個極有魄力的帝王。繼位後,他亁綱獨斷、日理萬機,在政治上有許多新革新與措施。雍正於公元1735年突然死去,其四子弘曆繼位,改元乾降,是為清高宗。乾隆其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成就清朝全盛之世。他繼續康熙學術政策,召試"博學鴻詞",提倡學術,編纂群書如影響巨大的《四庫全書》。並且兩平準噶爾,一定回疆,兩掃金川,一靖台灣,一入緬甸,一定安南,兩勝廓爾喀。在清康、熙、雍的前期統治之下,社會政治、經濟得以恢復,文化、藝術、科技領域也出現了無數成果。但是也出現了統治者使用恐怖手段,鎮壓漢人民族思想的景況。如有一些極為慘烈的文字獄就曾對當時的文化發展的造成了極大的打壓。如"明史獄"、"南山集獄"、"呂留良獄"等。乾隆晚年,他因國運已至巔峰時期,不免驕泰而怠於政事。他十分寵幸和珅,於是清之頹風弊端也由此開始,這也可以說是清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概述三:清代的發展和滅亡  

 

  乾隆晚葉,由於和珅弄權朝野官吏貪污腐敗,使得民不聊生各地出現了大規模的白蓮教起義,社會動蕩。公元1796年乾隆禪位,仁宗嘉慶繼位。後乾隆死,嘉慶遂將和珅治罪下獄賜死,抄沒財產不計其數,成為歷史上最大的貪官。  

 

  由於封建社會的內部矛盾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封建統治發生了危機,十八世紀末,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全國。社會由此混亂且危機四起,清封建統治逐漸衰落。而嘉慶在位二十五年中一直忙於平亂,從1799年起便忙於剿平白蓮教、閩浙海盜、苗民起義、雲南夷變等各地起義和動亂。1820年嘉慶死,皇子旻寧繼位,改元道光,是為清宣宗。他先後任用庸碌無能的曹振鏞和含財弄權的穆彰阿為相,以至朝政了無生氣,政治腐敗昏暗。道光年間先後出現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回疆之亂、和傜民起義。這時,西歐國家早已經過了資產階級革命,跨進了資本主義社會,對外瘋狂地掠奪殖民地,封建的中國成了它們重要的掠奪對象。於是內擾外患,天下大亂。  

 

  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和約,自此中國門戶被打開。自此國歷史進入了近代史時期。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的革命過程。公元1850年道光死,太子奕詝繼位,是為清文宗改元咸豐。咸豐初年,兩廣發生饑荒,百姓無以為生,加上外患頻仍,民情極度騷動。這年以洪秀全為首太平軍起義,成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前後整整十五年,清朝幾乎為之覆亡。公元1858年、1860年英法聯軍兩次攻入京津,迫使清廷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賠款割地,1858年還與俄簽訂《璦琿條約》。這些都極大的動搖了清朝的統治。咸豐於1861年死於其避難的熱河。同年5歲的太子載淳繼位,即穆宗年號同治。由生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在位期間先後平定回疆、剿平太平天國、捻軍,出現所謂的"同治中興"。在位13年的同治僅19歲便死了,公元1875年慈禧選4歲載湉繼位,是為清德宗光緒帝。慈禧繼續垂簾聽政,慈禧為人老於世故,深有權略,大權獨攬後,大膽任用有才幹漢人,力圖挽回清朝國運。從同治到光緒之末50年間,可說是慈禧太后的年代。但畢竟適逢帝國主義交迫之時,且居於深宮,不了解世界的風雲變幻,加之晚年接近群小,耽於逸樂,最終清朝三百年國運斷於其手。清末也曾出現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試圖以改良的方式來拯救清政權,但最終無法再能勃興。  

 

  在清末,公元1884年爆發了中法大戰,後簽訂,《中法新約》;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海軍慘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公元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迫清廷簽訂《辛丑條約》,同年還出現了義和團起義。而更多的志士仁人如風起雲湧發起反清運動。孫中山領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更深得人心,1911年8月革命黨人於武昌起義取得勝利(史稱"辛亥革命"),而後在南京組織臨時Government,公推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隨後宣統皇帝退位,苟延殘喘的清王朝在統治了二百九十六年後覆亡,而中國也結束了二千多年來的專制帝制的統治。

對內戰爭、衝突與事件 

 

 

皇太極兵逼明都 

 

    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由危轉安的金國,正處在前進路上的重要關頭。此時,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戰告捷,奈曼等部陸續來歸,國內經濟有所好轉,在平庸之輩看來,可以暫停廝殺,放馬歸山,安享太平之樂了。然而,這畢竟是膚淺之見,只有幾萬男丁的女真��滿洲,面對幅員遼闊、人口上億、擁兵百萬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不前進,必衰弱,三十幾年過去,難免滅族滅種之禍,前車之鑒,比比皆是。好些馬背上民族曾叱吒風雲,所向披靡,以少勝多,然而,曾幾何時,坐享其樂,銳氣全休,終於銷聲匿跡。此路斷不可走。 

 

  若要前進,去向何方,明與蒙古,以誰為先,全國上層人員對此頗有分歧。有的主張先攻蒙古,也有人則主攻明。攻明固然可獲大利,但困難不小,風險也大,鬧不好,再來一個寧遠之敗。天聰汗皇太極與八旗貝勒大臣經常為此窮思苦索,最後,皇太極決定,「親統大軍伐明」,並調集蒙古各部會師。 

 

  天聰三年十月十五日,大軍到達遼河,立營,蒙古科爾沁部、扎魯特部、奈曼、巴林、敖漢等部奧巴等數十貝勒相繼率兵來會。皇太極召集八旗諸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貝勒,商議向准用兵。他說:明國屢背盟誓,察哈爾殘虐無道,皆當征討,「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爾等其共議之」。與會者有的認為:「距察哈爾遼遠,人馬勞苦,宜退兵」。有的說:「大軍已動,群力已合,我軍千里而來,宜以見集兵征明」。皇太極認為應當征明,遂統大軍向明境前進。 

 

  不料,過了五天,發生了波折。十月二十日,大軍抵達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貝勒代善、二貝勒莽古爾泰在行進途中秘密相議,晚上進入皇太極的御幄,「止諸貝勒大臣於外,不令入,密議班師」。代善、莽古爾泰提出回兵的根據是,攻明太危險了。勞師遠襲,若不能進入明邊,則糧匱馬乏,欲歸不得。縱使入邊,明國會合各路兵馬圍攻,則寡不敵眾,且恐明兵自後堵截,斷絕歸路。 

 

  代善、莽古爾泰反對遠征,使皇太極十分為難。第一,兩人所論,並非毫無根據。金軍大約五萬餘人,而明國僅山海關內外就駐軍十餘萬,北京冊載官兵數十萬,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薊州、永平、密雲、昌平、易州等鎮官兵,總數超過金兵十幾倍,確是代善所說,眾寡懸殊。三年前,大英明汗努爾哈赤統軍十三萬進攻寧遠,敗於不到兩萬人的守兵。兩年前天聰汗又率兵五六萬,再攻寧遠及錦州,又未獲勝,將士死傷甚多。如今想以五六萬之眾,越邊飛襲,千里遠征,勝負實難預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時將欲歸無路。此論一傳,八旗貝勒大臣之中,定會有不少附從之人,軍心一動,戰難必勝。 

 

  第二,代善、莽古爾泰非等閑之輩,亦不是紙上談兵之人。他倆早年從征,下撫順,戰薩爾滸,取開、鐵,據遼、沈,入廣寧,身經百戰,軍功累累,代善還是具體指揮薩爾價戰役的三軍統帥,他倆所述,應是經驗之談,不能輕易置之不理。更使皇太極為難的是,他倆是大貝勒,是「任置」天聰汗的主要人物,金國軍政大事是由他倆與二大貝勒阿敏及天聰汗共同議處的,此時阿敏留鎮瀋陽,則全軍由他倆與汗共同統率,三票之中佔了兩票,皇太極對此是無可奈何的。 

 

  因此,儘管皇太極高瞻遠瞻,雄才大略,決心冒險遠征,徹底扭轉戰局,但面對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的反對,也不得不被迫服從其議,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爾泰見事己定,遂各回己營。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託、濟爾哈朗、薩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格等貝勒方進入幄中,見汗悶悶不樂,沉默無言,岳托問道:汗與兩位大貝勒所議何事,請告,今諸將皆集於外,等待汗諭。皇太極十分失意地說道:「可令諸將歸帳,我謀既不成,何必等待」。又命文臣將欲發軍令不必宣布。岳託等驚問何故。汗密諭:大貝勒恐深入遇險,要撤軍回遼,「固執不從」。岳託等貝勒勸汗決計進取,於是令八固山額真至代善、莽古爾泰處商議,代善、莽古爾泰表示不堅持己見。議至子時,方定前進征明。 

 

  雨過天晴,皇太極非常高興,統領大軍迅速前進。他總結了前兩次戰爭的教訓,認為「山海關、錦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內地,攻其無備城邑」,決定繞過堅固的寧錦防線,從明國防守鬆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內。大軍一分為三,分別從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攻入明邊,於十月三十日會師於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隨即急速向北京推進。金軍勢如破竹,下薊州,越三河,略順義,破通州,二十日進逼燕都。 

 

  明帝大驚,飛詔各鎮勤王,命各路援兵均聽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崇煥調度。袁崇煥聞警,千里疾馳,趕到京師,部署防禦。皇太極見袁來到,知難力取,便設下反間計,指令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巧妙地讓被俘太監楊春「偷聽」到袁與金汗有密約,欲為內應的談話,再放跑楊春。楊春回京後,密告崇禎帝朱由檢。崇禎帝早就因袁曾與金有過弔喪議和之事及擅殺東江鎮總兵毛文龍,而頗為惱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誣袁召來金兵,遂相信楊春之話,於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獄,八個月後並以「通虜謀叛」等罪,將袁崇煥處以磔刑,籍沒家產,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製造了一起特大冤案。 

 

 

  皇太極知悉妙計成功,明帝自毀長城,大喜,統軍猛攻明軍,先後擊殺明勇將武經略滿桂、副將孫祖壽等人,擒獲總兵黑雲龍等將,縱掠畿內,連下遷安、灤州、水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縣,屢敗明兵,留兵駐守遵化、水平、遷安、灤州四城,於天聰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瀋陽。 

 

  此戰被明人稱為「己已之役」(己已為金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的干支年號),歷時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長城,進入明境,勢如破竹,席捲長驅,千里奔襲,直抵北京城下,討斬殺、擒獲、逼死明督師、經略、總兵、副將、巡撫多人,「每戰必勝,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從此開始了金國掌握主動權、明朝步步敗退的新階段。

皇太極統一漠南 

 

    為了彌補女真;滿洲人數太少的根本弱點,為了清除北方、東北方向來的威脅,為了斬斷明國右臂,皇太極加緊進行統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撫工作。一方面屢派使者,招誘巴林等部歸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極率軍離瀋陽,西征林丹汗,適值遼河水漲,人馬浮水而過,兩晝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遵奉率兵從征諭旨前來相會,到十二比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裡克、伊蘇忒、扎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奧巴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皇太極諭:「朕以察哈爾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諭令爾等率本部兵來會。今爾等所領之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駙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眾,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意,憂樂相同,朕甚嘉之」。至於舅舅吳克善的行動,則使「朕心不甚歡樂」。扎魯特部諸貝勒,「尚屬實心效力」,敖漢、奈曼諸貝勒,亦「較優,然也未為盡善」。巴林諸貝勒似尚畏懼察哈爾,且「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祿諸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並不思仗朕之力以復仇,而不多發兵馬」,「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各貝勒皆叩首受命。這次訓諭,對激勵和鞭策蒙古踴躍從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極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舉蕩平察哈爾。四月二十二日,大軍過興安嶺,行軍已達一千三百多里(從瀋陽算起)。但是,連一個察哈爾人也未看到,原來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哈家的兩名舊蒙古人,於十八日夜間潛盜良馬六匹,飛奔察哈爾,通知金兵大舉來攻。「林丹汗聞之大懼,遍諭部眾,棄本土而奔,遣入赴歸化城(今年蒙呼和浩特),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輜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極知悉此情,諭領兵諸貝勒大臣:「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交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於是大軍向歸化城前進。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魯哈喇克沁,分兵兩翼,左翼以貝勒阿濟格為帥,率科爾沁土謝圖額駙奧巴及巴林、扎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祿等部兵一萬,往掠大同、宣府邊外一帶察哈爾部民;右翼命濟爾哈朗、岳托、德格類、薩哈廉、多爾袞、多鐸、豪格等貝勒領兵二萬,往掠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汗與大貝勒代善、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繼進。二十七日獲悉,林丹汗聞金兵入境,驚慌失措,「盡攜部民、牲畜、財物,渡黃河以遁,所遺止窮民耳」。這一天,大軍行馳七百里,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歸附者,編為戶口」。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極致書堡中明將,索取逃人,稱:「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雲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還兵克歸化城」,「近聞察哈爾所遺人畜財物,為爾等收留,當一一歸還於我。否則,自取禍患。」明將大驚,立即送還逃入蒙古及欲賞與林丹汗之財物,計有男婦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餘及所賞納緞布帛六千餘匹。宣府守將亦將犒賞察哈爾汗所財物存在張家口者,全部獻出,計緞布及虎豹狐獺等皮共一萬二千五百匹(張)。明宣府巡撫、總兵又遵金汗諭旨,議和通市,贈獻黃金、白銀、蟒緞、布匹、茶葉數千(匹、兩、包)。六月二十四日,大軍紮營於張家口外喀喇把爾噶孫,「列三十營,聯絡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廬舍,棄其糧糗,各籍所俘獲,以聞於上,共計人口牲畜十萬有餘」。 

 

  皇太極認為此戰目的基本達到,遂統軍東返,於七月二十四日回到瀋陽。此行往返萬餘里,歷時三個月零二十六天,雖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給其以致命打擊,逼其丟棄本土遠逃,察哈爾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殘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違不行」,原有三十餘萬部眾,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聰八年,無處安身東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於青海大草灘,余部紛紛回歸,投順於金汗。天聰九年二月,多爾衷等貝勒奉諭統兵一萬,往尋林丹汗之子額哲,於四月降額哲及其母蘇泰太后,並獲元朝歷代傳國玉璽。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竇土門福晉,以及其他貝勒、寨桑,紛率所部來歸。漠南蒙古各部悉隸金汗之下。 

 

  皇太極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隨從效力,並不能使各部蒙古長期歸順於己,也不能僅僅依靠盟誓,而須以武力作後盾,用制度、法令來約束各部,使他們聽從金汗統轄和指揮。天聰三年正月,他頒敕諭於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齎敕,「諭歸順各部蒙古諸貝勒,申定軍令」,規定凡遇出師之時,宜踴躍爭赴,協力同心,不得遲期。若征察哈爾,凡管旗之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須從征,違者,罰馬一百匹駝十頭。遲三日不至約會之地,罰馬十匹。若征明國,每旗大貝勒一員、台吉二員,率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一千匹、駝百頭。於相約會集之地擄掠者,罰馬百匹、駝十頭。 

 

  天聰八年正月,皇太極借外藩蒙古科爾沁、敖漢、阿祿、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貝勒來朝的機會,具體定其法例。他諭告諸貝勒:「爾蒙古諸部落,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貝勒約定:凡貝勒奪有夫之婦配與他人者,罰馬五十匹、駝五隻,其納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奸有夫之婦,拐投別貝勒者,男婦俱論死,取其妻子牲畜,盡給原夫,如貝勒不執送,罰貝勒馬五十匹、駝五隻。盔甲、綿甲、馬鬃尾無牌印,以及盔纓、纛纓、纛幅不遵金國制度者,俱罪之。 

 

  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達爾漢前往蒙古,在碩翁科爾大會敖漢、奈曼、巴林、扎魯特、翁牛特、四子、吳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賴各部管事大小諸貝勒,分定各部地界,嚴禁各部互相侵越,第二年天聰九年二月,又編審內外喀喇沁蒙古壯丁,除盲人及手足殘廢者外,年六十歲以下、十八歲以上,俱照例編審,共編壯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壯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隸於滿洲八旗之內,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舊蒙古,正式編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達賴、恩格圖、布彥代、伊拜、蘇納、吳賴、扈什布等八人為同山額真,各旗均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員。 

 

  漠南蒙古各部的統一及蒙古八旗的編立,為金國擴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馬,加強了滿蒙聯盟,消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對金國的鞏固和強大,以及對明國的征討,均起了重大作用,從此以後,金國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皇太極稱帝初的戰略 

 

    深入腹地 

 

  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1636),清寬溫仁聖皇帝皇太極稱帝伊始,便為大清國的擴展作出了兩大抉擇,一是進軍京畿,二是親征朝鮮。 

 

  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極已出師征明。御翔鳳閣,召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成親王岳託及出征主帥英郡王阿濟格和文武大臣,曉諭用兵事宜,要求諸將公議而行,城池能克則取,不能取則不取,所掠人畜,不許爭搶,平均分取,師行宜速勿緩,「彼處漢人,若出城野戰,破之甚易」。即此戰主要為掠取人畜財物,殘破明地,不在於攻克堅城。阿濟格等遵命,於五月三十日出發。皇太極又派多爾袞、多鐸等率軍進兵山海關,以牽制關寧明軍,協助英王入邊。 

 

  六月二十七日,阿濟格統率八萬大軍,分三路先後進入獨石口,七月五日會師於京畿延慶州,連敗明軍七次,俘獲人畜一萬五千餘。明崇禎帝急令京城戒嚴,重兵防守紫荊關等處,力圖阻止清軍從山西而來由西山進京。阿濟格卻出乎明帝所料,竟不走山西,而經延慶入居庸關,逼近西山,移屯沙河、清河,隨即連續進攻或攻克主坻、定興、昌平、房山、涿州、固安、文安、永清、鄞縣(通縣)、遂安、雄縣、安州、定州、香河、順義。最後,趨京城北,至懷柔、大安,分屯密雲、平谷,遍蹂畿內,九月初一出冷口而還。清軍將士獲勝歡欣,「俱艷飾乘騎,奏樂凱歸」,還砍塞上柏樹大書:「各官免送」,扔於道上,嘲弄明將吏膽怯畏戰。 

 

  明軍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身負重任,擁兵十餘萬,卻畏敵如虎,不敢迎戰,屢遭言官彈劾,日服大黃葯求死,致上行下效,將多閉城不出,或待清軍歸時,尾隨相「送」,腐朽衰弱,不堪一擊。 

 

  九月二十八日,阿濟格統軍返抵瀋陽,皇太極出地載門十里外親迎。阿濟格率眾將跪捧獻捷表文。大學士范文程跪讀表文:「攻克明國邊城,長驅而入,燕京附近疆土,縱兵馳突,凡克城十二,摧敵陣五十八,俘獲人畜十八萬,生擒總兵巢丕昌等。我國出征將士,全軍奏凱而歸。」皇太極大喜,設宴賞賜將士。 

 

  過了兩年,皇太極於崇德三年八月,又發動第四次征明戰爭,目的仍是掠奪人育財物,摧殘明國實力。八月二十三日,他命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統左翼軍,貝勒岳託為揚武大將軍,統右翼軍,貝勒杜度等相副,兩路征明。他領兵渡大凌河,牽制山海關守兵。 

 

  八月二十七日,岳託率右翼軍先行,九月二十二日從密雲北邊牆子嶺,毀壞長城,破邊牆入邊,斬殺明薊遼總督吳阿衡。多爾袞統軍於九月初四離瀋陽,二十八日於青山關毀邊牆而入,兩軍在京郊通州會師,然後繞過北京,至涿州,兵分八路向西前進,一路順太行山,一路沿運河,六路在太行山與黃河之間並進。 

 

  明崇禎帝大驚,京師戒嚴,詔天下勤王,以宣大總督盧象昇督天下勤王兵。盧象昇進士出身,膽略過人,善騎射,嫻將略,能治軍,屢與農民軍交鋒,因功從大名知府連續擢升,崇禎九年(金天聰八年)任至宣大山西總督。此時奉詔督師,三受尚方劍,誓死抗清。若明帝能倚盧用兵,事尚可為,然而盧主戰,兵部尚書楊嗣昌、總監軍太監高起潛順帝意主和,楊、高兩人多方阻撓,使盧之用兵計議無法實現。楊、高並說動皇上,將援兵一分為二,盧象昇督宣府、大同、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朴、虎大威之二萬兵,關、寧諸路大軍數萬皆歸高起潛。楊嗣昌進大學士陳新甲為兵部尚書,命大學士劉字亮督師,又將盧之兵分與陳,盧只剩下殘兵五千,保定巡撫張其平還拒不發餉。 

 

  盧象昇見危不驚,提飢疲殘卒宿野外。他原曾任職之大名、廣平、順德三府父老聞悉,齊叩軍門請盧轉駐廣、順待機克敵,說:「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棲遲絕野,一飽無時」,「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皆以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只臂無援,立而就死者」。盧象具感動流淚,泣告父老說,深感父老恩義,然今分疲卒五千,「大敵西沖,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儘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為也」。「眾號泣雷動,各攜床頭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為糧」。十二月十一日,盧領兵至蒿水橋,被清軍數萬包圍,僅距此地五十里之高起潛擁兵數萬,拒不應援。「象昇督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炮盡矢窮」,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而陣亡。其仆懼清兵殘破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而死,全軍盡沒。高起潛率部逃走時,入伏大敗,從此明軍不敢接戰,只是遠遠尾隨而行。 

 

  清軍勢如破竹,轉掠二千里,歷時五月,於崇德四年三月出關。此役攻克號稱中原一大都會的濟南城,先後敗敵五十七陣,攻陷直隸山東順義、文安、慶雲、博野、慶都、高唐、歷城、泰安等七十餘城,俘獲人畜四十六萬及黃金白銀九十八萬餘兩,擊殺兩名總督及守備以上官員一百餘人,生擒明親王朱由樞及郡王、監軍太監等人。明僅濟南省城,死屍即達十三萬具,全城財物焚掠一空。自京郊慶都、新樂、真定、欒城、柏鄉、內丘,至順德,行程千里,「一望荊棒,四郊瓦礫」,整個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中原地區的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 

 

  此時,清軍右翼兵主帥揚武大將軍、鑲紅旗旗主岳託貝勒及其弟輔國公瑪瞻病歿于軍中。 

 

  在此之前,崇德元年十二月初,皇太極統率大軍親征朝鮮,勢如破竹,月底即攻克朝鮮都城漢城,逼迫國王李倧接受投降稱臣條約,規定:斷絕與明朝一切關係,奉大清正朔,每年進貢一次,貢納金銀、水牛角、豹皮、鹿皮、茶葉、紙、席、布、米等物,每年三大節及喜喪等事,均行貢獻禮,往來禮儀,均照明朝舊例實行。李倧之長子及另一子和諸大臣子弟作為人質,常駐瀋陽,懲辦主戰大臣。從此,清朝從根本上解除了後顧之憂,而且從朝鮮獲得了大量人員物資,進一步增強了國力。 

 

  松錦決戰 

 

  崇德五年(1640)起,皇太極又發動了松錦之役,以消滅明朝主力。錦州,是明國遼西軍事重鎮,城南十八里是松山,西南四十里是杏山,杏山西南二十里為塔山城,杏山、松山、塔山三城如衛星一樣護衛錦州。另一重鎮寧遠在錦州西一百二十里,為錦州後盾,寧遠、錦州不下,山海關斷難攻克。史家對此形勢評論說:清軍屢次入塞,而不能得獲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 

 

  此時錦州守將是明國第一勇將掛征遼前鋒將軍印的總兵官祖大壽,他據城固守,城堅炮利,清軍屢攻不克。 

 

  皇太極根據歷次攻錦的經驗,決定採取長期圍攻的方針,崇德五年三月,命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多擇統軍往圍,三月一換。經過一年的圍困,守錦州外城的蒙古貝勒諾木齊等密約降清,濟爾哈朗率軍攻取了外城。蒙古將士、家屬六千二百餘人投降。 

 

  明崇禎帝朱由檢大驚,立催薊遼總督洪承疇督兵來援。洪承疇,進士出身,因鎮壓農民軍有功,從督糧參政一躍而為陝西三邊總督,兵部尚書,兼督河南、山西、陝西、四川、湖廣軍務,隨改薊遼總督,率東協總兵曹變蛟、遼東總兵王廷臣、薊州總兵自廣恩、山海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朴、密雲總兵唐通,統兵十三萬,於八月初抵達松山,與錦州守軍相呼應,充分發揮大炮的長處,「於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壽從城頭向南放炮」,清軍「存身無地」,勢甚危急,立即向清帝報告。 

 

  皇太極聞悉圍錦清軍「屢戰敗覷,勢將敗北」,決定全力以赴,「悉索沈中人丁,而赴錦州」,於十九日抵達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兵環松山城紮營,步兵立大營七座,駐紮於乳峰山與松山之間,營寨林立,旌旗翻飛,戰馬嘶鳴,陣容嚴整,圍錦之清軍見到明兵如此逼人的氣勢,無不「大駭」。 

 

  皇太極登山崗觀看明軍陣式,「見洪陣嚴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憚之也」。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見明軍是「大眾集前,後隊頗疏」,便想出了破敵之法,對諸將說:「此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他根據明軍首尾不相顧的弱點,定下掘壕圍困斷敵糧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廣一丈二尺,下極狹窄,儀可容趾,「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著足處,不得躍起」。在二十日這一天里,清軍拚命掘壕,從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間的通道,一直到海口,連掘三道大壕,將明軍包圍起來,切斷了其與後方的一切聯繫和糧餉供應。二十一日,洪承疇統兵進鞏,雙方激戰,明軍未能闖壕。 

 

  此時,論兵力,雙方人數相當,明軍火器遠遠超過清軍,本可以決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軍斷絕了後路,只有拚死廝殺,方能死中求生,正是處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境遇,照說這八大總兵官應當督兵奮戰了。可是,十幾年來的連戰連敗,朝廷腐朽無能,調度無方,有功不賞,有過不罰,各級將領早已喪失鬥志,唯知保命逃竄。 

 

  由於明帝不顧實情一味催促,洪承疇被迫放棄了「旦戰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勿匆趕來,此時僅有三天軍糧,眼看糧道斷絕,將士大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在此危急時刻,久經征戰的洪承疇召集諸將會議,提出決戰突圍方針說:「(諸將)當各敕本部力戰,予身執桴鼓以從事,解圍在此一舉。」但諸將膽怯,不願死戰,主張逃回寧遠。力主速戰昏庸無能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之親信監軍張若麒也反對決戰,希望撤回寧遠,這進一步渙散了將士鬥志。洪承疇無可奈何,只好下令於明日突圍,說: 

 

  「往時諸君俱矢報效,今正其會。雖糧盡被圍,應明告吏卒:守亦死,戰亦死,如戰或許死中求生。不肖決意孤注一擲,明天望諸君悉力而為。」他分遣八總兵為左右路,準備於明日死戰突圍。 

 

  皇太極於交戰之後料定,明兵缺糧,「今夜敵軍必遁」,分遣王公將領進入汛地,阻截明兵。二十一日晚初更時分,明大同總兵王朴率先逃跑,寧遠總兵吳三桂、山海總兵馬科、密雲總兵唐通、宣府總兵李輔明、薊州總兵白廣恩等五鎮將帥亦爭相馳逃,「且戰且闖,各兵散亂,黑夜難認」,步騎大亂,自相蹂踐,弓甲棄於遍野。清軍乘勢追殺,至二十九日,計斬殺明兵五萬餘人,獲馬七千餘匹、甲胄九千餘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眾,所棄馬匹甲胄以數萬計,海中浮屍漂蕩,多如鵝鶩」。吳三桂等六鎮殘兵敗將分別逃入杏山、寧遠,洪承疇與總兵曹變蛟、王廷臣率部撤入松山,清軍分圍錦州四城。至第二年三月,相繼攻下塔山、松山、杏山,降錦州,生擒洪承疇及遼東巡撫丘民仰、總兵曹變蛟、王廷臣等人,祖大壽降。決定明清命運的松錦大戰,以清兵大勝、明軍徹底失敗而結束,為清軍入主中原奠定了堅實基礎。 

 

  山海大戰 

 

  皇太極於松錦大捷後,又在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1642)十月,遣奉命大將軍阿巴泰貝勒統滿蒙漢八旗軍約五萬人,及外藩蒙古科爾沁等部士卒約五萬人征明,掠奪人畜財物,消耗明的國力。清軍於十一月入邊,明帝雖調集援兵四十萬,但分轄於四總督、六巡撫和八總兵,事權不一,將怯士疲,不敢迎戰。清軍所向無敵,縱橫直隸、山東,連敗明兵三十九次,生擒魯王等六王和五員總兵及大批官將,攻克袞州、順德、河間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兵逼燕京,抵密雲,俘獲人畜九十二萬。 

 

  正當進取中原的準備工作順利進行時,皇太極於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病逝。經過五夭的激烈爭鬥,睿親王多爾袞提議立皇九子福臨繼位,自己與鄭親王濟爾哈朗輔政,禮親王代善等王公贊同,六齡幼童福臨便於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篤恭殿寶座,成為大清國新皇上,以明年為順治元年。 

 

  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初九,攝政王、奉命大將軍多爾袞,率豫郡王多鐸、英郡王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將領與「三順王」孔有德等將士離沈,進軍明國。 

 

  此時清軍,訓練有素,騎射嫻熟,久經征戰,屢敗明軍,是一支威力強大所向無敵的勁旅,要想進入關內,問鼎中原,是可以試一試的。但是,能否最後奪取成功,君臨全國,長期統治下去,仍屬疑問。其根本弱點是人丁太少,敵手太多。 

 

  此時清軍面臨三大對手,明朝軍隊和李自成、張獻忠。明朝雖已腐朽,崇禎帝朱由檢已於三月十九日自縊於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曉此事),但畢竟曾擁兵百萬,明朝將士和朱明宗室定會集兵相戰。更難以應付的兩個對手是李自成和張獻忠,分別領導的大順、大西農民軍。大順、大西軍南征北伐十餘年,兵強將勇,聲勢浩大。明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都西安,即王位,國號大順,年號永昌,設天祐殿大學士,置六Government尚書,恢復五等爵,封劉宗敏、田見秀等侯、伯、子、男一百六十餘人。 

 

  李自成善用兵,勤操練,軍紀嚴明。《明史》稱其:「精兵一人,主芻、掌械、執爨者十人。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輿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馬三四匹。……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崗峻坂,騰馬直上。水惟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眾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蹄所壅閼,水為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久戰不勝,馬兵佯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李自成領有馬兵六十萬步兵四十萬,驍將雲集,如劉宗敏、李岩、賀錦、劉芳亮、高一功、劉體純、袁宗第、馬世堯、郝搖旗等等,皆武藝高強,身經百戰,臨陣衝殺,勢不可擋,官兵見之無不喪膽。李自成率軍於二月渡河西征,三月十七日進圍北京,十九日崇禎帝朱由檢自縊。李自成著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登皇極殿,明降臣入賀,叩拜新主。李自成遣官招撫各地,管轄了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及湖广部分州縣。張獻忠據四川,稱大西國王,統兵五六十萬,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將皆系久經征戰的猛將。清軍怎樣對付這擁兵一百五六十萬的強敵? 

 

  雙方相比,清軍人數太少了。此時,滿洲八旗有三百一十個佐領,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個佐領,漢軍八旗一百六十四個佐領,按每佐領平均為二百丁的規定計算,滿洲男丁約有六萬二千丁,加上蒙古二萬三千丁、漢軍三萬三千丁,一共才十二萬丁左右。多爾袞出征時,「統率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王等三王、續順公兵」。據此,滿兵為四萬一千餘名,蒙古兵一萬六千名,漢軍三萬三千名,三順王、續順公四部有兵二萬,加上八 旗包衣兵和外藩蒙古兵,也不過十二萬人。多爾袞要以這四萬 滿洲壯士為核心,去消滅六七十倍於已的明兵和農民軍,確是難而又難,甚至可以說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 

 

  然而,歷史競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議。當時,滿族正在蓬 勃興起,富有進取精神,年方而立的攝政王多爾袞,充分吸取了本民族這一優點,而且加以發展,不畏艱險,施用巧計,勇柱直前,毅然統兵向山海關殺去。他乘明寧遠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初降大順繼而復叛遭到農民軍重重包圍即將覆滅之際,逼降吳三桂,安然入關,並於四月二十二日在吳軍拚死廝殺,農民軍疲憊不防之時刻,統軍猛攻,大敗李自成於山海關,乘勝追擊,五月初二日進入北京。九月十九日幼主福臨抵達京師,十月初一舉行定鼎燕京登極大典,原來偏主一隅的遼東汗福臨,一躍而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清Government正式成為明朝之後的新的全國住政權。 

 

  九州一統 

 

  攝政王多爾袞雖然實現了兄長皇太極多年夢寐以求入主中原的願望,進了北京,端坐金鑾寶殿,頻降聖諭,可是處境並不妙,甚至可以說是荊棘遍地,危機四伏,寶座時有傾覆之可能。 

 

  首先是反清兵將二三百萬,勢力相當強大。此時,清Government只轄有遼寧、吉林、黑龍江及河北部分州縣,其他六分之五以上的國土分屬大順、大西和南明諸王。李自成退據陝西,轄有陝、甘、晉、豫諸省與河北一些州縣,張獻忠主宰天府之國,南明福王朱由崧建都江寧,其江北四鎮有兵數十萬,湖廣左良玉水陸士卒八十萬,浙、閩、粵、桂、魯、贛、皖等省仍奉明朝正朔,各地反清武裝風起雲湧。他們曾不止一次地給予清朝重大打擊。大西軍勇將李定國曾大敗清軍,「兩蹶名王」,斬清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盡。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統率水陸兵士十餘萬圍困南京,使「東南大震,軍報阻絕」,清帝幾乎想遷都遼寧回居舊地。 

 

  清帝用於對付這二三百萬敵對勢力的滿洲人員,卻少得可憐。經過幾年激烈征戰,滿洲八旗男丁不僅沒有隨著歲月的推移而滋生增殖,反而不斷減少。入關前夕,還有六萬餘丁,順治五年只剩下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少了十分之一,過了九年,又減至四萬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又減少了十分之一。即使加上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四萬餘丁,也只有十萬丁左右,就算是全部男丁均披甲為兵,也很難戰勝二三十倍於己的反清士卒。而且,即使馬上得了天下,全國有一千四百餘府廳州縣,直徑萬餘里,這十萬軍隊分駐各地,每縣不足百人,怎能堅持統治下去,清王朝怎能長治久安? 

 

  其次,民貧國窮,動蕩不穩。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和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殘酷盤剝,以及災害頻仍,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社會混亂,田園荒蕪,百業調敝,人口大量死亡流移,直到順治八年(1651),官方簿冊所載全國戶口才一千零六十三萬餘丁,田地山盪二百九十萬餘頃,比七十三年前明萬曆六年的田地,減少了四百多萬頃。與此相應的是,Government財政極其困難。清軍多路出擊,甲胄弓箭刀槍馬匹和糧草,花費很大,而人丁田地減少,使田賦丁稅商稅收入劇減。順治八、九年,每歲僅收賦稅一千四百八十餘萬兩,各路兵餉卻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兩,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員俸祿二百餘萬,每年缺銀八十七萬餘兩。此後更是每況愈下,順洽十三年以後,軍費激增,每年用銀二千四百萬兩,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不得不留存少數銀兩外,朝廷歲入只有一千九百六十萬兩,兵飽缺額達四百四十萬兩,再加上王祿、官俸、河工、賑災等必需用費數百萬,清廷確實陷入入不敷出、財源枯竭、民貧國窮、司農乏策的深淵。 

 

  儘管面臨萬分險惡的局勢,攝政王多爾袞、清帝福臨及其親近王公大臣,卻毫不畏懼,知難而進,想盡辦法,以五萬左右滿洲兵丁為核心,加上蒙古漢軍八旗與外藩蒙古,充分利用較早歸降的平西王吳三桂等漢兵,總共約有二十萬人,先後消滅大順、大西、南明二百多萬軍隊,到順治十六年,南明永曆帝朱由榔逃入緬甸,除大順軍余部「夔東十三家軍」堅持川東荊襄地區抗清外,全國盡隸清朝。農業生產也逐漸恢復,手工業、商業有了進步,人丁增多,耕地擴大,順治十八年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萬餘頃,比十年前將近增加了一倍。愛新覺羅江山才算鞏固下來。

清兵入關 

 

  吳三桂降清 

   

  李自成進北京之前,清兵已幾乎全部控制了遼西地區。明寧遠總兵吳三桂退守山海關。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進北京之初,曾命吳三桂之父吳襄寫信,由他派人至山海關招降吳三桂,並以銀四萬兩犒吳軍;另派將率二萬農民軍代吳守山海關。吳同意投降,即率軍往北京。但行至灤州,聽說愛妾陳圓圓為劉宗敏霸佔,就憤怒回師,擊破李自成派駐山海關的守軍,急派人向清兵求援。這時清兵正由攝政王多爾袞統率南下。四月十五日,行至翁後(今遼寧阜新附近),接到吳三桂「乞師」書,多爾袞立即回書答應,並許封吳三桂為「藩王」。四月二十日,清兵抵連山(今錦西),吳三桂催兵之書再至,清兵日夜兼程。次日,在山海關外一片石敗李自成將唐通部。又次日,即抵山海關。吳三桂出迎,十餘萬清兵迅速入關。 

   

  李自成兵敗西走 

   

  李自成聽說吳三桂不肯投降,並擊破了他派去據守山海關的軍隊,即率精兵六萬餘人東擊吳三桂,並挾持吳三桂之父吳襄同行。四月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外。時清兵也已抵山海關下。次日,多爾袞先命吳三桂軍與農民軍激戰,清兵自右翼突然進擊,大敗農民軍。農民軍潰散南逃。至永平(今河北盧龍)境,再被擊敗。李自成殺吳襄。二十六日,李自成率殘軍退回北京,下令殺死了吳襄全家三十餘口。又命部屬將金銀輜重發運西安,自己於二十九日,在牛金星等的策划下,在明宮武英殿即皇帝位。次日,即逃離北京。農民軍在北京前後共四十二天。 

   

  李自成西逃,路上屢為吳三桂軍和清兵所敗,又聽信牛金星的讒言,殺掉正直多謀的李岩,部眾人心渙散,失去戰鬥力,迅速走向失敗。 

 

鄭成功北伐金陵 

 

    順治十四年(1657)四月,鄭成功因地方頻得頻失,終無了局,召諸參軍集議中興大計。吏官潘庚鍾、工官馮澄世、參軍陳永華都主張進軍江南以號召天下。鄭成功從其議,派人前往廣西請桂王旨,令孫可望、李定國集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而會江南,以分其勢。七月,鄭成功率軍北伐,八月入海門堯台州,九月,天台、太平、海門衛相率歸附。但浙閩總督李率泰偵知鄭軍精銳北上,乘機分兵攻陷羅星塔和閩安鎮。鄭成功擔心兩島有失,只得暫時回師。 

 

  十二月,永曆帝晉封鄭成功為潮王,其餘侯伯印數十顆。鄭成功設長史、審理、典寶、典杖、典膳等官,一切照王府行事。 

 

  五月,鄭成功傳令準備北征。重頒出軍十條禁令,不準姦淫、擄掠婦女,不許擅毀民房,不準擄掠男子為伙兵(防姦細投毒),沿海歸順地方不準混搶,不許擄掠、宰殺耕牛,不許借坐給牌商船。違者本犯梟示,將領連罪不貸。十三日,分全軍作三程:中提督崇明伯甘輝領兵二萬五千,配船五十隻,為首程;右提督建威伯馬信領兵二萬,配船六十隻,為二程;後提督建安伯萬禮領兵二萬,配船六十隻,為三程;鄭成功親自領兵四萬,配船一百二十隻,為後合,號稱八十萬,浩浩蕩蕩,向北進發。 

 

  六月,招降平陽、瑞安、進圍溫州,全浙震動。 

 

  七月初九日至羊山。初十日午,颶風驟起,巨浪排空,雷雨交加,天昏地暗。酉時風浪始息,船隻翻沉五十餘艘。將士死八千餘人,其餘傷損無數,鄭成功的六中軍船也被打破,他的第六妃嬪和四子鄭睿、七子鄭裕、八子鄭溫,並船上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一人俱沒水中。鄭成功只得回師舟山,休整船隻部伍。 

 

  順治十六年四月十九日,鄭成功在羊山之難以後經過半年多的整補恢復,聞清朝於頭年二月調遣三路大軍進攻雲貴桂王政權,乃再次大舉北征。為了舉手制勝,首先一舉攻克定海關炮城,進入寧波港,盡焚清軍船隻。待清朝撥浙直之兵來援時,鄭成功已抽兵下船,揚帆北上了。 

 

  五月初四日,師至舟山,再以軍紀曉諸將:「此行我師一舉一動,四方瞻仰,天下見聞,關係非細。各提督統鎮十餘年櫛沐親勤,功名事業亦在此一舉。當從恢復起見,同心一德,共襄大事。進入京都之時,凡江中船隻貨物,准其插坐,但要和衷,不準爭競;其岸上地方百姓,嚴察秋毫無犯。」 

 

  十八日,師至崇明,清總兵梁化鳳斂兵堅守。鄭成功欲順風入取瓜州,張煌言、馮澄世都主張先取崇明以為後援之地。鄭成功認為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遲延日月,若得瓜鎮截其糧道,然後乘勢取江南,則崇明不攻自破。遂於十九日移泊吳淤口。清蘇松提督馬逢知有反正之意,鄭成功乃密書約其共圍南京。 

 

  六月十三日,師抵焦山。十五日,縞素祭奠崇禎、隆武,慟哭誓師,三軍皆泣下。水陸齊迸,先攻瓜州。 

 

  鎮江至瓜州江面十里,清軍以百萬巨資,用大木以兩岸向江心築起長壩,橫截江流。左右復立木柵,內布火炮火銃,再以圍尺大索牽接木壩兩端,拒扼海舟,名曰「滾江龍」。鄭成功以左右武衛屠中,甘輝居左,翁天佑居右,直搗瓜州。材官張亮督善泅水者首先斬滾江龍,鄭成功揮兵大進,遂克瓜州。擒操江巡撫朱衣佐至,鄭成功說:「此腐儒也,殺之徒污吾劍!」放歸。為了控扼上游,截斷清軍江、楚之援,鄭成功特委張煌育率領一支水師進軍蕪湖。 

 

  十九日,鄭成功進泊鎮江南岸七里港,二十二日夜抵銀山。當時南京洪承疇部下的羅將軍領鐵騎千人赴援已至,其兵鐵甲如雪,大言道:「這些海賊不夠吾殺!」於是自為第一隊,江寧提督管效忠領兵為第二隊,蘇、常四府之兵依次隨後而進。羅兵驕躁求戰,直衝鄭成功中軍營。鄭成功親督左右武衛親軍當其鋒,幾進幾退。銃炮齊發,聲震天地。鄭軍奮勇死戰,無不以一當百,羅兵披靡。管效忠又督其餘各隊來沖。銃炮矢石,密如雨點。鄭軍猛衝其陣,清軍大潰,遍野橫屍。管效忠部率四千人,僅存一百四十人,嘆道:「吾自滿洲入中國,身經十有七戰,未有此二陣死戰者!」清軍既敗,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太平府守將劉世賢相繼獻城降。揚州文武各遁,百姓以彩旗羊酒到鎮江請師。句容、儀真、滁州也先後納款。江南各地人民十多年來不見明朝衣冠,今日明朝大軍重來,人心為之鼎沸。 

 

  二十八日,鄭成功集諸將議取南京。潘庚鍾、甘輝力主暫住瓜州,遣將分據淮揚諸郡,然後再圖進取。鄭成功不聽,甘輝又請陸行。但大軍遠來,不習水土,士卒多病,時又酷熱多雨,溝河難過,不得已由水路進發。 

 

  七月初七日,師至南京城外觀音門。鄭成功命黃安總督水師泊三汊河口,堵御清船,親領大軍由鳳儀門登岸,紮營獅子山一帶。 

 

  江寧提督管效忠自鎮江敗回南京,與江南總督郎廷佐、駐防昂邦章京喀喀木堅守不敢出戰。前在瓜州被鄭成功釋放的朱衣佐,這時又單騎入城,建議管效忠卑詞寬限,麻痹鄭成功,然後破敵。效忠依計派人到鄭成功大營請求道:「大師到此,即當開門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過三十日,城失則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寬三十日之限,即當開門迎降。」潘庚鍾當即指出:「孫子有云:『辭卑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此乃緩兵之計,不可憑信,可速攻之!」甘輝也說應當立即攻取南京,別圖進取。鄭成功因江上獲得兩次大捷,已有驕心。且以所約蘇松提督馬逢知之兵未至,遂不聽諸將勸告,竟許敵請。 

 

  張煌言至蕪湖,相度形勢,出溧陽,鎮池州,拔和州,入寧國,往來於姑蘇、常熟之間,傳檄郡邑,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相率送款。他見鄭成功圍城不攻,也上書勸道:「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諸師,盡取畿輔諸郡邑。」但鄭成功接書,為時已晚了。 

 

  就在鄭成功圍城期間,攻破雲南的滿洲八旗兵噶褚哈、馬爾賽等部,已經凱旋迴京,得南京急報,星夜疾抵南京。十五日,蘇松水師總兵官梁化鳳統馬步官兵三千餘名入城。江寧巡撫蔣國柱調發的蘇松、常州、杭州各處水路防兵,也陸續長驅而至。梁化鳳日夜登城觀望,見鄭營步步相關,首尾相應,無計可施。一日巡至東北角,見一營人馬屯紮白土山下,稍露疲懈,遂尋機出奇襲陣。 

 

  屯紮白土山的前鋒鎮余新,是跟隨鄭成功久經戰陣的一員猛將。南京城下與清兵相對咫尺,他卻若無其事,釋戈宴戲,樵漁四齣,營壘為空。戶都事楊英查問,答云:「軍機變通,總在講妙其用。」鄭成功恐其僨事,令翁天佑助守,余新為建全功,堅決拒絕。 

 

  二十日,鄭成功傳令諸將準備二十二日安炮攻城。有一管甲吏,破瓜州時以淫掠被責二十棍,含恨在心,當夜入城降清,告以密計。二十一日主更,清軍搶先行動,挖開砌塞已久的神策門,梁化鳳率五百騎兵突出。余新連日疏忽,大潰,敗入蕭拱宸營中。梁化鳳乘勢沖入,兩營並遭覆沒,蕭拱宸浮水逃生,余新被俘遇害。清軍既勝,盡出騎兵列營城外。 

 

  二十二日,甘輝、林勝、潘庚鍾等勸退屯觀音門,以圖再舉,鄭成功不聽,調撥各鎮布陣於觀音山,欲與清兵決戰。二十三日,江南總督郎廷佐見鄭軍徹夜移營,乘其營壘未穩,集中全城兵力,抄出山後,向鄭軍發起攻擊。由於前次鎮江之役時,各鎮爭功,互相攻汗,鄭成功怒,曾有不得命令擅自出兵者治罪的規定,所以諸將在清兵攻擊下,既不敢主動出戰,又不敢互相救援。楊祖、藍衍二營首先覆沒,蔡祿、陳鵬二營繼又潰敗。甘輝、張英埋伏山中,被敵圍困,死戰不出,張英陣亡,甘輝擊殺數十人,亦被擒。清軍乘虛掩殺,諸營俱皆動搖。萬禮力戰於大橋山,被亂箭射死。萬義浮水而逃。林勝(廣東澄海人,最雄偉,多武藝)見數鎮皆敗,而成功仍不發號令,說:「敵人雖勝兩陣,實無多騎,藩主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謬也!」自揮本鎮大戰化鳳,但遇東門清騎突出合攻,全軍皆沒。鄭成功在山上觀戰見各鎮並潰,囑潘庚鍾說:「爾立蓋下代吾指揮,不可去蓋,吾下山,催水軍從後抄 殺」。帶領健將十餘員急下快哨,至江心,遙望諸軍披靡不堪,隨飛舟往鎮江而去。梁化鳳合城內諸軍,見山上黃蓋高揚,揮軍猛攻。陳魁見清兵逼近鄭成功大營,急往救授,中箭死,將士悉赴水死。清軍合師環攻,潘庚鍾揮劍督護衛死戰。最後全部覆沒。 

 

  二十四日,鄭成功到鎮江,黃安領全隊舟師至。潰散的諸將也陸續趕到。這次戰役。計有十五鎮全軍覆沒。損失鎮將以上十四員,標下將不可勝計,整個陸軍損折大半。諸將請罪,鄭成功大慟,說:「是我欺敵,非爾等之罪也!」 

 

  然而,南京之敗還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據鎮江而守,上聯張煌言,四圍鞏固歸附的數府之地,事未嘗不可為。張煌言得到南京失利的消息時,也曾致書鄭成功說:「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況上游諸郡邑俱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圖也。」但鄭成功已放棄鎮江,順流東下。 

 

  這時,鄭成功開始重新考慮同清朝議和,授禮都事蔡政全權辦理入京議和事宜。為了讓清朝知道自己實力尚存,八月初十日指揮部隊向崇明縣城發起進攻,但沒有攻下。 

 

  九月初七,鄭成功回到廈門。由於師出無功,遣使報告永曆帝,自貶王爵,仍用招討大將軍印。立忠臣廟祭祀死難諸臣,以甘輝為第一,哭道:「早從將軍之言,吾不至此矣!」 

 

  鄭成功苦心準備多年的攻取南都,刻期恢復的計劃,就這樣破滅了。北伐金陵的失敗,自有其客觀原因��西南大勢趨平,清朝得以調轉矛頭集中對付鄭成功,但鄭成功的剛愎自用、驕傲輕敵以及指揮上的失宜,更是主要因素。 

 

  鄭成功敗撤以後,煌言勢孤援絕,初欲入都陽以號召江、楚,但途遇清軍,部眾驚散,又遭清軍追殺,單騎突圍走,後逃至浙東海上。 

 

  當鄭成功攻取瓜州、鎮江,逼南京時,清廷大為震恐,命內大臣達素為安南將軍,同固山額真索洪、護軍統領賴塔統兵南下救授。順治帝甚至召集六師準備親征。南京解圍的消息傳到北京,順治帝大喜,命為梁化鳳畫像進呈,擢江南提督。轉令達素會同由西南旋師的安南將軍固山額真明安達禮進軍福建,同時拒絕蔡政的和談,速捕私通鄭成功的馬逢知入京問罪。 

 

  鄭成功江南敗歸,取糧的範圍日益縮小,只剩下金、廈兩島,實難養活數萬大軍。加以十二月蔡政自北京回到廈門,報告了和議不成及清廷已派達素並浙、直、粵數省水師前來合剿的消息,鄭成功深感局勢嚴重,開始考慮向台灣作戰略的轉移。 

 

  順治十七年三月,達素抵達泉州。五月十日,達素與同安總兵施琅出同安港,李率泰與黃梧出海澄港,並檄蠍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六奇出廣海,寧波、溫台各港水師出浙海,集滿漢精銳數萬、戰船五百餘號,分水陸三路合攻廈門。鄭成功憑藉海戰的優勢指揮全軍沉著應戰。清軍船隊順風蔽江而來,炮矢齊發,鄭船一直被壓到廈門港。日午,南風漸發,海潮漸去,鄭成功立命舉炮起碇,手自擎旗,指揮船隊奮勇衝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將士踏浪如飛。北人不諳水性,眩暈、顛仆、亂不成軍,遂大敗。「數日屍浮海岸萬餘,長發者(鄭軍)十二三,短髮者(清軍)十七八」。 

 

  清廷乘勝消滅鄭成功的計劃破產後,仍然企圖再舉。七月,清命靖南王耿繼茂從廣東移駐福建,又命都統宗室羅托為安南將軍,征剿鄭成功。但由於次年正月年僅二十四歲的順治帝突然死去,清廷一時無暇顧及征戰,鄭成功就利用清朝「國喪」和清船靠岸這一間隙,採取了一項對中國歷史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策向台灣進軍。

清平定「三藩」叛亂之戰 

 

    運籌帷幄,為統一而戰 

 

  平定「三藩」叛亂之戰是清康熙時消除南方「三藩」割據勢力、實現國家統一的戰爭。 

 

  「三藩」指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孫),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 

 

  他們本為明朝遼東邊將,後來降清,或開關迎接清軍進入山海關,或為清廷南征北戰,鎮壓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勢力,立有戰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權之後,他們以功被封為王,享受高官厚祿,作為清朝控制南方邊遠地區的藩籬。他們利用這一機會,保存並擴大自己的實力。他們擁兵自重,割據一方,恣意妄為,對下魚肉百姓,對上與中央Government抗衡。 

 

  吳三桂割據云南,大肆圈佔民田,把耕種這些土地的各族農民變為自己的佃戶,恢復明末各種繁重的賦役,強迫農民納租納稅。搶掠人口,「勒平民為余丁,不從者指為『逃人』」。放高利貸「誘人稱貸責重息」。廣徵關市,榷稅鹽井、金礦、銅山之利。其部屬更是無惡不作,殺人奪貨,無所畏忌。尚之信在廣東則是一個酗酒殺人的惡魔,以殺人為樂。令其部屬私充鹽商,姿意盤剝。耿精忠在福建也是橫征鹽課,勒索銀米。他們還奪人田廬,掠人子女,莫敢誰何,十分猖狂。 

 

  吳三桂在雲貴,掌管一切文武官員兵民事務,總督、巡撫均「聽王節制」。他專橫跋扈,「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為了達到世守雲南割據一方的目的,他公然將清廷命官「指為外人」。大量招攬賓客及有才望者,蓄為私人,遍置於水陸要衝,嚴密控制。甚至還向全國選派官吏,稱為「西選」,一時出現了「西選之官幾滿天下」的情況。 

 

  吳三桂除同另兩藩互通聲息外,又「歲遣人至藏熬茶」,通使達賴喇嘛,「奏互市茶馬於北勝州(今雲南永勝)」,力爭西藏上層分子的支持。耿、尚二人也是尾大不掉,沒把皇帝放在眼裡。 

 

  「三藩」各擁有雄厚兵力。吳三桂有旗兵53佐領,綠旗兵10營,耿、尚各有兵馬15佐領和六七千綠旗兵,總共10餘萬人。巨額的軍費開支,全由國庫支付,造成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的局面,清財政面臨巨大的困難。「三藩」割據勢力的膨脹,嚴重威脅清朝Government的國家統一,雙方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康熙初年,清中央Government逐漸對「三藩」採取了限制的政策,著重限制「三藩」中實力最強大的吳三桂,如命令他繳還大將軍印,同意他辭去雲貴總管,罷其除吏之權等。這些措施除了加深了雙方矛盾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玄燁親政之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大事,對飛揚跋扈的「三藩」割據勢力,夙夜憂心。除掉鰲拜後,決計清除「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請求告老歸遼東,以其子尚之信承襲爵位繼續坐鎮廣東。玄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同意他告老,但不允許其子襲爵,命令其盡撤藩兵回籍。這道命令觸動了吳、耿二藩,他們也不得不請求撤藩,一方面試探清廷的態度,一方面積極準備叛亂。當時朝廷大臣意見不一,大多數人認為一撤藩,勢必引起反抗,反對撤藩。只有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等少數人主張撤藩。康熙玄燁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現在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發制之。於是將計就計,同意吳三桂和耿精忠所請,毅然下令撤藩。 

 

  撤藩令一下,吳三桂即於十一月間在雲南發動叛亂,發出檄文指斥清廷「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聲稱要「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色,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打起「復明」的旗號,以欺騙人民。叛軍很快攻進湖南。不久,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主雄等據廣西叛,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等據四川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據福建叛。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閩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據廣東叛。接著,戰亂擴大到贛、陝、甘等省。 

 

  吳三桂等人的反叛消息傳到北京,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提出殺掉主張撤藩者的頭,取消撤藩令。達賴喇嘛也暗助吳三桂,提出「裂土罷兵」。康熙力排眾議,對其他叛亂分子採取招撫拉籠的手法,暫時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擊元兇吳三桂。下令剝奪吳三桂的王爵,殺其子吳夢熊於北京。軍事上迅速制定了一套作戰計劃,下令討伐。急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統率八旗勁旅前往荊州,與吳軍隔江對峙。又命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騎兵赴蜀,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命康王傑書等率師討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統馬哈達領兵駐兗州、擴爾坤領兵駐太原,以備調遣。 

 

  戰爭開始後,清朝方面暴露了嚴重弱點。首先是調兵遣將,著著落後;其次是八旗兵鬥志不強。湖南守將懾於吳軍的來勢兇猛,丟掉了許多城池。派到武昌、荊州的八旗兵不敢渡江前進。與之相反,叛軍方面卻屢屢得手。吳三桂多年來養精蓄銳,兵強馬壯,先聲奪人。但叛軍內部也有致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人民群眾渴望統一,與人民為敵的吳三桂顯然得不到更多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其次,叛軍內部無法形成整體,不相統屬,心志不齊,難以持久。康熙玄燁依據時局,運籌帷幄,以湖南為主戰場,堅決打擊湖南的叛軍,輔以陝、甘、川線和江西、浙東東線,三個戰場相互配合,把叛軍分割開。江西地位重要,水陸皆與閩楚接壤,決計固守。當耿精忠叛亂時,清軍就有效地割斷了耿、吳叛軍的會合。對西北則採取穩定策略。陝西提督王輔臣,態度曖昧,叛而附,附而又叛,甚至殺害了陝西經略莫洛。康熙以極大的耐心爭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極力安撫,終於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輔臣爭取過來,保住了陝西,使吳三桂打通西北的陰謀未能得逞,清軍得以騰出兵力增援南方。又利用耿精忠同鄭經的矛盾,多方招撫耿精忠。不久耿歸附清廷,清收復福建。尚之信也於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穩住了廣東。由於康熙處置得當,吳三桂失去了外援,軍事上完全陷於孤立。這樣,從康熙十五年起,戰爭的優勢逐漸轉到清軍方面來了。 

 

  清朝將陝西、福建、廣東局勢穩住後,便命令諸將重點進攻湖南。清軍從荊州江北和江西兩方面展開進攻。尤其是從江西方面迂迴間道破袁州,又自醴陵攻萍鄉,乘勝直指長沙,震動了湖南。吳三桂急忙率領松滋等長江湖口前線駐軍回援長沙,全力拒守。此時,康熙乘吳軍全力固守長沙而湖口各路守備空虛之機,命清軍自荊州渡江進攻,吳軍潰敗。 

 

  康熙十七年,戰勢對叛軍更加不利。勢窮力竭的吳三桂為了鼓舞士氣,於三月在衡州稱帝,國號「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為定天府。但這一招並未起什麼作用,他坐困衡州,一籌莫展,八月病死。部將迎其孫吳世璠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貴陽。 

 

  清軍乘勢發動攻擊,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軍平岳州、常德、長沙、衡州等地後,恢復了湖南全省,同時收復廣西。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軍克漢中,定成都,取重慶,收復四川。同時,康熙處分了奉命攻打重慶而中道退返荊州的寧南靖寇大將軍勒爾錦,命令彰泰為定遠平寇大將軍接替指揮,率師由湖南進攻雲貴。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清軍收復貴州,彰泰開始進入雲南。二月,賴塔率師由廣西抵雲南。九月,清將趙良棟率師由四川至雲南,與另二路先期抵達的軍隊會合,加緊圍攻昆明。此時,被清軍俘獲後發給銀糧返還原籍的苗族兵將,紛紛幫助清軍。十月,昆明城中,糧盡援絕,南門守將開門迎降,吳世璠服毒自殺,雲貴悉平。平定「三藩」叛亂戰爭至此結束。 

 

  這次平叛戰爭的勝利,清除了地方割據勢力,避免了一次國家大分裂,有利於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同時中央集權制力量得到加強,提高了抗禦外敵的能力。康熙在平叛戰爭結束後,沒收藩產入官充當軍餉,撤藩回京師。除吳三桂部調往邊區站、台服役外,其餘各部重新編入八旗。福州、廣州、荊州派八旗兵駐防,廣西、雲南派綠營兵鎮守,徹底消除了藩鎮制。此外,這次平叛戰爭的勝利,意味著受「三藩」割據之害的人民的解放,給這些地區的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從而有利於邊疆和內地經濟、文化的交流。 

 

  平定「三藩」叛亂戰爭的勝利,從根本上說是正義力量的勝利。吳三桂等人發動的叛亂,目的在於搞分裂割據,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失敗是必然的。而清朝平叛則是維護國家的統一,符合人民的願望,能得到各族人民群眾的支持。 

 

  在這次戰爭中,康熙玄燁表現出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他指揮有方,處置得當,臨危不躁,謹慎地對待戰局的變化,不急於求成,也不放過良好的進攻時機。對待將領,不論親疏貴賤,一律賞罰嚴明,因而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清平定準噶爾叛亂之戰 

 

    剿撫並用,為國家統一而戰 

 

  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叛亂之戰,是一次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正義戰爭。這次戰爭,起於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迄於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迭經三朝,歷時70年,最終弭叛息亂,取得了完全勝利。 

 

  明末清初,我國北方的蒙古族分為三大部:在今內蒙古地區的是漠南蒙古,在原外蒙古一帶的是漠北喀爾喀蒙古,游牧於天山以北一帶的是漠西厄魯特蒙古。厄魯特又稱衛拉特,又分為四部,即和碩特(游牧於今新疆烏魯木齊地區)、準噶爾(游牧於今伊犁河流域)、土爾扈特(游牧於今新疆塔城地區)、杜爾伯特(游牧於今額爾齊斯河流域)。四部中,準噶爾部勢力最強,先後兼并了土爾扈特部及和碩部的牧地,迫使土爾扈特人轉牧於額濟勒河(今伏爾加河)流域,和碩特人遷居青海。到噶爾丹執政時,在吞併了新疆境內的杜爾伯特和原隸屬於土爾扈特的輝特部後,進佔青海的和碩特部,又攻佔了南疆維吾爾族聚居的諸城。隨著準噶爾勢力範圍的不斷擴大,噶爾丹分裂割據的野心愈益膨脹。此時,正是沙皇俄國瘋狂向外擴張的時期,為達到侵略中國西北邊疆的罪惡目的,對噶爾丹進行拉攏利誘。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參加中俄邊界談判的全權代表戈洛文,在伊爾庫茨克專門接見了噶爾丹的代表,陰謀策動噶爾丹叛亂,支持他進攻喀爾喀蒙古。在沙皇俄國的唆使下,噶爾丹終於率兵進攻喀爾喀蒙古,發動了一場旨在分裂祖國的叛亂。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爾丹親率騎兵3萬自伊犁東進,越過杭愛山,進攻喀爾喀,佔領整個喀爾喀地區。喀爾喀三部首領倉皇率眾數十萬分路東奔,逃往漠南烏珠穆沁(今內蒙古烏珠穆沁旗)一帶,向清廷告急,請求保護。康熙一面把他們安置在科爾沁(今內蒙古科爾沁旗)放牧,一面責令噶爾丹罷兵西歸。但噶爾丹氣焰囂張,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勢南下,深入烏珠穆沁境內。對於噶爾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徵集兵馬,嚴行防堵,一面調兵遣將,準備北上迎擊。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康熙決定親征,其部署是分兵兩路出擊:左路軍出古北口(今河北灤平南),右路軍出喜峰口(今河北寬城西南),從左右兩翼迂迴北進,消滅噶爾丹軍於烏珠穆沁地區。康熙親臨博洛和屯(今內蒙古正藍旗南)指揮。同時令盛京將軍(治所今遼寧瀋陽)、吉林將軍(治所今吉林市)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遼河、洮兒河,與科爾沁蒙古兵會合,協同清軍主力作戰。右路軍北進至烏珠穆沁境遇噶爾丹軍,交戰不利南退。噶爾丹乘勢長驅南進,渡過沙拉木倫河,進抵烏蘭布通。清左路軍也進至烏蘭布通南,康熙急令右路軍停止南撤,與左路軍會合,合擊噶爾丹於烏蘭布通,並派兵一部進駐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伺機側擊噶爾丹歸路。 

 

  馬蘭布通位於克什克騰旗(今內蒙古翁牛特旗西南)之西。該地北面靠山,南有高涼河(沙拉木倫河上游的支流),地勢險要。噶爾丹背山面水布陣,將萬餘駱駝縛蹄卧地,背負木箱,蒙以濕氈,擺成一條如同城柵的防線,謂之「駝城」,令士兵於駝城之內,依託箱垛放槍射箭。清軍以火器部隊在前,步騎兵在後,隔河布陣。八月初一中午,交戰開始。 

 

  清軍首先集中火銃火炮,猛烈轟擊駝陣,自午後至日落,將駝陣轟斷為二,然後揮軍渡河進攻,以步兵從正面發起衝擊,又以騎兵從左翼迂迴側擊,噶爾丹大敗,倉皇率全部撤往山上。次日,遣使向清軍乞和,乘機率殘部夜渡沙拉木倫河,狼狽逃竄,逃回科布多(今蒙古吉爾噶朗圖)時只剩下數千人。 

 

  噶爾丹自烏蘭布通失敗後,公裂叛亂之心未死,他以科布多為基地,招集散亡人員,企圖重整旗鼓,東山再起。為防禦噶爾丹再次進攻,康熙採取了以下措施:調整部署,加強邊境守備;巡視漠北諸部,穩定喀爾喀蒙古上層,將逃居漠南的喀爾喀蒙古分為左中右三路,編為37旗;設立驛站和火器營,溝通內地與漠北地區的聯絡,專門訓練使用火銃火炮。康熙三十三年,清廷詔噶爾丹前來會盟,噶爾丹抗命不至,反而遣兵侵入喀爾喀,康熙遂決定誘其南下一戰殲之。為使此次作戰順利進行,清軍在戰前做了充分準備:調集兵馬,徵調大批熟悉情況的蒙古人為嚮導,隨軍攜帶5個月口糧,按每名士兵配備一名民伕四匹馬的標準,組成龐大的運輸隊,備有運糧大車6000輛,隨軍運送糧食、器材;籌備大量防寒防雨器具,準備大批木材、樹枝,以備在越過沙漠和沼澤地時鋪路。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噶爾丹果然率3萬騎兵自科布多東進,沿克魯倫河東下,揚言借得俄羅斯鳥槍兵6萬,將大舉內犯。 

 

  在此形勢下,康熙決定再次親征,次年二月,調集9萬軍隊,分東中西三路進擊:東路9000餘人,由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領越興安嶺西進,出克魯倫河實行牽制性側擊;西路4.6萬人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為主將,分別出歸化、寧夏(今寧夏銀川),越過沙漠,會師於翁金河(今蒙古德勒格爾蓋西)後北上,切斷噶爾丹軍西逃科布多之路;康熙自率中路3.4萬人出獨石口(今河北沽源南)北上,直指克魯倫河上游,與其他兩路約期夾攻,企圖殲滅噶爾丹軍於克魯倫河一帶。三月,康熙率中路軍出塞。五月初,經科圖(今內蒙古蘇尼特左旗北)繼續渡漠北進,逐漸逼近敵軍。噶爾丹見康熙親率精銳前來,又聞西路清軍已過土剌河,有遭夾擊的危險,便連夜率部西逃。五月十三日,清西路軍進抵土剌河上游的昭莫多(今蒙古烏蘭巴托東南),距噶爾丹軍15公里紮營。昭莫多,蒙語為大森林,位於肯特山之南,土剌河之北,汗山之東。費揚古鑒於清軍長途跋涉,飢疲不堪,決定採取以逸待勞、設伏截擊的方針,以一部依山列陣於東,一部沿土剌河布防於西,將騎兵主力隱蔽於樹林之中;振武將軍孫思克率步兵居中,扼守山頂。戰鬥開始後,清軍先以400騎兵挑戰,誘使噶爾丹軍入伏。噶爾丹果然率兵進擊,企圖攻佔清軍控制的山頭。孫思克率兵據險防守,雙方激戰一天,不分勝負。此時費揚古指揮沿河伏騎分兵一部迂迴敵陣,另一部襲擊其陣後家屬、輜重,據守山頭的孫思克部也奮呼出擊。噶爾丹軍大亂,奪路北逃,清軍乘夜追擊15公里以外,俘殲數千人,收降3000人,擊斃噶爾丹之妻阿奴。噶爾丹僅率數十騎西逃。 

 

  在噶爾丹率軍東侵喀爾喀之際,其後方基地伊犁地區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襲占。加之連年戰爭,噶爾丹「精銳喪亡,牲畜皆盡」,噶爾丹兵敗窮蹙,無所歸處,所率殘部不過千人,旦羸弱不堪,內部異常混亂。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鑒於噶爾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詔親征。噶爾丹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服毒自殺而死,至此康熙時期平定噶爾丹叛亂之戰始告結束,喀爾喀地區重新統一於清朝。 

 

  噶爾丹死後,策妄阿拉布坦便成為準噶爾部的統治者。隨著他的統治地位的鞏固和地盤的不斷擴大,又滋長了分裂割據的野心,沙皇俄國也積極支持其叛亂。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斷襲擊清軍據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軍事重鎮,並派兵侵入西藏,進行分裂叛亂活動。由於康熙及時派兵進藏協同藏軍進行圍剿,才將策妄阿拉布坦叛亂勢力趕出西藏。康熙逝世後,雍正繼續堅持平定準噶爾貴族割據勢力的鬥爭。雍正五年(1727年)冬,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繼位後,在沙俄支持下,繼續進行叛亂活動。從雍正六年以後,清朝多次出兵平定噶爾丹策零叛軍。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率軍襲擊駐紮於塔半爾河的清軍。八月初,清軍以精騎3萬夜襲其營,準噶爾軍潰逃。 

 

  清軍乘勝追擊,將其大部殲滅於光顯寺(今蒙古共和國鄂爾渾河上游),噶爾丹策零被迫降附。 

 

  乾隆十年(1745年)噶爾丹策零死後,準噶爾部內亂,達瓦齊奪得汗位。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發兵5萬直搗伊犁,達瓦齊猝不及防,兵敗被俘。不久,歸降清廷的阿睦爾撒納,因統治厄魯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眾叛亂。 

 

  二十二年春,清廷遣軍從巴里坤等地分路進擊,叛軍潰敗,阿睦爾撒納叛逃沙俄後病死。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分裂叛亂的戰爭,至此取得了勝利。 

 

  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分裂叛亂戰爭的勝利,不僅維護、鞏固了西北邊陲,消滅了準噶爾貴族分裂勢力,而且也打擊了沙皇俄國侵略中國準噶爾的野心,對於以後挫敗帝國主義勾結利用民族敗類分裂祖國的陰謀,捍衛西北邊疆的鬥爭,產生了良好影響。清軍之所以取勝,首先,清軍進行的是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準部貴族分裂叛亂的正義戰爭,因而得到各族人民也包括準噶爾人民的支持。其次,清廷剿撫並用的策略運用的比較成功。第三,清廷此時內部穩定,國力強盛,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較強。第四,在戰爭指導上,能依據客觀情況,制定出切合時宜的作戰方針;針對作戰地區地理條件的特點,認真作好戰爭準備,注意發揮騎兵快速機動作戰的能力和發揮火器部隊的作用。 

 

  當然,清軍平定叛亂的戰爭所以延續70年之久,除了沙俄極力插手和支持叛亂者以及民族關係等原因,增加了戰爭的複雜性外,清軍在作戰指導上的一些失誤也是重要原因。而准部貴族在沙俄支持下掀起的民族分裂叛亂戰爭,是違背各族人民利益的不義之戰,必然遭到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政治上的不得人心,及其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和軍事上存在許多不可克服的致命弱點,決定了其失敗是必不可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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