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論中關於詩體論述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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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詩論中關於詩體論述淺析陽平毛澤東詩詞，把現代的古典詩詞創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對於同時代的人，乃至後來的人影響極大。不僅如此，他的詩論也非常精闢。毛澤東詩論，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對詩人和作品的評論，二是對詩歌創作規律的論述，三是對中國現代詩歌詩體發展方向的設想。對詩人和作品的評論、對詩歌創作規律的論述，大多散見於他的讀書點評、談話、講話、文章、書信之中。毛澤東精通中國傳統文化，對歷代經典詩詞爛熟於心，一般人覺得很偏僻的詩詞，他都能如數家珍。被他點評到的詩人和作品數量很大，大多論述精闢，造詣極深；觀點獨特，發人深省；往往一針見血，直指實質，使讀者頓悟。對於中國現代詩歌詩體的發展方向，主要見於他的書信、正式講話和談話之中。本文試就詩歌詩體發展方向方面的論述，作粗淺的探討，不對之處，懇請大家批評指正。一、 明確幾個詩體慨念毛澤東在他的詩論中，在諸多不同的談話時，對同一詩體名稱，有不同的表述，有可能是記錄者和回憶者有筆誤，也有可能是當事人理解有誤；因為從上下文對照分析，還是能找到毛澤東的本意的；即使是毛澤東本人在書信和批註的親筆文字表述中，對同一詩體的文字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這無疑給後來讀者對毛澤東詩論的正確理解產生誤解，也給那些心懷敵意、居心叵測或斷章起義的人以口實。這裡僅就幾個主要的詩體概念表述，簡要地做一個提示。（一）對格律詩詞的幾個稱呼格律詩詞，就是按一定格律規則創作的詩詞，一般特指唐以後產生的，按一定規律的字數、句數、平仄、叶韻、對仗、粘對等格式創作（填寫）的古體詩詞。「五四」運動以後，用格律詩詞創作的作品，難見於報刊雜誌，表面上似乎逐漸消亡。但在毛澤東詩詞發表後，格律詩詞的創作又獲得了新生。毛澤東在他的詩論中說到的「舊體詩詞」、「舊體詩」、「舊詩」這幾個詞，綜合上下文意，應該是我們通常說的「格律詩詞」。「律詩」、「格律詩」就是指「格律詩」，也就是教科書中相對於唐以前的古體詩，而遵循固定格律的「近體詩」。1、舊體詩詞。毛澤東曾對詞家冒廣生說：「對舊體詩詞，老一輩的人要搞就要搞的像樣，不論平仄，不講叶韻，還算什麼格律詩詞？掌握了格律就覺得有自由了。」[①] 這裡說的「舊體詩詞」，很明顯，就是指格律詩詞。1958年春，毛澤東與梅白談詩，談到詩詞時，毛澤東說：「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怨而不傷，溫柔敦厚嘛！」[②]這段話里所說的「舊體詩詞」，毫無疑問，就是說格律詩詞。2、舊體詩。1958年春，毛澤東與梅白談詩，毛澤東說：「當然啰，寫不了新詩寫舊體詩也是可以的。不過這不可能推廣，特別不能在年輕人間推廣。你知道，舊體詩很難寫，也不能充分表現現代生活所要求的那些思想。」[③]這裡說的「舊體詩」，應該是單指格律詩詞，不是廣義的舊體詩。因為在廣義的舊體詩中，包括古體詩、近體詩（格律詩），還有詞、曲等，其中「很難寫」的就是格律詩詞。1957年1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臧克家、袁水柏。談到詩詞創作時，他說：「魯迅的散文詩不大好記，而舊體詩卻流行很廣」。[④]我們知道，魯迅的詩歌創作中，除了新詩以外，就是格律詩。這裡的「舊體詩」，當然就是格律詩。1957年毛澤東同志為自己的18首詩詞的公開發表寫給臧克家等人的一封信。信中說：「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詩，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⑤]這裡寫的「舊體詩」，就是指毛澤東本人創作的18首詩詞，而這18首詩詞都是格律詩詞。3、舊詩。 1957年《詩刊》創刊。毛澤東在給臧克家的信中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⑥] 這裡的「舊詩」，應該不是廣義的舊詩，即相對於新詩所有的古代詩體，而是單指格律詩詞。因為在古代詩體中，「束縛思想」「又不易學」的只有格律詩詞。4、格律詩，還是在與梅白談話時，毛澤東曾經這樣說：「就我的興趣說，則偏愛格律詩……我不喜歡新詩，也不反對人家寫新詩。豆腐炒青菜，各人心裡愛嘛。」他還特彆強調說：「格律詩和新詩，都應該在發展中改造。」「格律詩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東西代替它。至於新詩，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歡嘛。」[⑦] 這裡說的「格律詩」，明顯是對格律詩詞的簡稱。眾所周知，因為毛澤東不僅僅喜歡格律詩，而是喜歡格律詩詞。5、律詩。毛澤東在1950年3月給蔣竹如的信中指出：「律詩是一種少數人吟賞的藝術，難於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間言語七字成句有韻而非律的詩，即兄所指民間歌謠體制，尚是很有用的。」[⑧]這裡，很明顯就是單指「近體詩」。1965年7月，毛澤東在給陳毅的信中說道：「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⑨]這裡，就是特指「近體詩」。（二）新詩新詩，指五四運動前後產生的、有別於古典詩歌的、以白話作為基本語言手段的詩歌體裁。新詩在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外國詩歌較大的影響，故有「西詩」之稱。新詩有自由體、新格律體、十四行詩、階梯式詩、散文詩等多種形式。毛澤東在不同場合所說到的「新詩」，當然就是有別於古典詩歌的這種新詩。1957年1月12日，毛澤東同志在《致臧克家等》信中講了「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⑩]在同梅白談話時說：「就我的興趣說，則偏愛格律詩……我不喜歡新詩，也不反對人家寫新詩。豆腐炒青菜，各人心裡愛嘛！」「格律詩和新詩，都應該在發展中改造。」[11]在1958年成都會議上，他說，「現在的新詩不能成型，我反正不看新詩，除非給100塊大洋。」 [12]「新詩、格律詩、民歌，會不會取長補短，發展成為中國式的真正新詩，我希望有那麼一天。」[13]毛澤東在這諸多的論述中，所說的「新詩」當然就是「五四」以後興起的區別于格律詩詞、受外國詩歌影響極大的「新詩」，也有稱之為「白話詩」。（三）新體詩歌新體詩歌，是毛澤東詩論中創造的一個新詩體的設想。按照他的設想，這種新體詩歌應該是有別於中國古典詩詞（包括格律詩詞）、新詩、民歌的，但又是這幾種詩體優點相結合的一種新的詩體。1965年7月《致陳毅》信中指出，「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14]新體詩歌，這是毛澤東對於他設想的中國將來詩歌發展形式的第一次正式命名。1957年1月14日，毛澤東約臧克家和袁水柏談詩，明確指出：「新詩的發展，要順應時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繼承傳統詩歌的傳統，包括古典詩歌和五四以來的革命詩歌的傳統，另一方面要重視民歌。詩歌的形式，應該是比較精鍊，句子大致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具有民歌的風格。」[15]這裡說到的「新詩的發展」、「詩歌的形式」，應該是不同於新詩的的一種新的形式，即後來說的新體詩歌。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發表的關於《中國詩的出路》的講話中又講道：「我看中國詩歌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方面都提倡學習，結果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16]這個講話中說到「結果產生一個新詩」，這應該也是至他後來命名的「新體詩歌」。「新詩、格律詩、民歌，會不會取長補短，發展成為中國式的真正新詩，我希望有那麼一天。」[17]很明顯，這裡說的「真正新詩」，就是指「新體詩歌」。二、 肯定格律詩詞創作毛澤東酷愛中國古典詩詞。我們在中南海參觀毛澤東書房，可以看到他在去世以後由專業工作人員彙集而成的一份毛澤東圈畫批註過的長長的詩詞目錄。其中包括1180首詩、378首詞、12首曲、20首賦。詩詞曲賦總計為1590首，詩人429位。至於他讀過而散失在各地的詩詞和讀過而未留下印記的詩詞，還沒有包括在內[18]。儘管這份詩詞目錄僅僅是毛澤東所讀的詩詞的一部分，但是，通過這個目錄，人們仍然可以從中受到教益，得到精神的啟迪。他少年在湖南一師學習期間，就對中國古典詩詞懷有濃厚的興趣。他熟讀了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及《韓昌黎文集》、《昭明文選》、《離騷》、《九歌》、唐詩、宋詞等。臧克家在《毛澤東同志與詩》一文中寫道：毛澤東在「1925年就寫出《泌園春· 長沙》這樣非凡的詞章來，可能在這之前他就和詩詞結緣了，否則像《長沙》這樣成熟的作品，不會是一蹴而就的。」[19]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對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格律詩詞的肯定，屢見於他的書信和談話，最全面、語氣最堅定的是他對時任湖北省委秘書長的梅白說出來的，他說：「那是（指《給臧克家等》信中所說，筆者注）針對當時的青少年說的，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句，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造，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20]毛澤東不僅酷愛中國古典詩詞，閱讀背誦古典詩詞，點評圈閱古典詩詞，而且創作中國古典詩詞經典樣式——格律詩詞。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選編的67首中，就有65首格律詩詞。1957年，《毛澤東詩詞十七首》的發表，給中國詩壇以巨大的震蕩。格律詩詞的創作，逐步被媒體所接受；特別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柳亞子、郭沫若、趙朴初等一大批文豪格律詩詞的發表，把當代革命詩詞創作推向高潮；更為可喜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格律詩詞的創作，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三、 倡導新詩不斷發展中國古代詩歌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千錘百鍊，形成了一套完美、精緻的藝術審美格式，尤其是格律詩詞，把中國古典詩歌的形式美，推向一個極致。這在一方面為新詩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豐富的藝術美；另一方面因為其嚴謹的格律，又如枷鎖一般束縛人們的創作思維，成為民族性新詩發展的阻力。毛澤東歷來十分關注新詩，儘管他不喜歡讀新詩。但他不囿於個人的審美愛好，指出「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並且「新詩的成績不可低估」。[21]從一個飽受中國詩詞歌賦熏陶，對古典詩歌情有獨鍾，並以舊體詩詞形式創作了許多意境宏美、意蘊豐厚的佳作的詩人的視角，以他對於新詩形式問題獨具慧眼的思考，毫無疑問，將對新詩的發展具有戰略層面的指導意義。1957年1月14日，毛澤東約臧克家和袁水柏談詩，明確指出：「新詩的發展，要順應時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繼承傳統詩歌的傳統，包括古典詩歌和五四以來的革命詩歌的傳統，另一方面要重視民歌。詩歌的形式，應該是比較精鍊，句子大致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具有民歌的風格。」[22] 「「應該在古典詩歌、民歌基礎上發展新詩。一方面，要繼承優良詩歌的傳統……另一方面，要順應時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詩的發展。」現在的「新詩太散漫（「太自由化」），記不住，應該精鍊，大致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他還說：「《詩經》的四言，後來發展到五言、七言，到現在的民歌大都是七個字，四個拍子，這是時代的需要。」「新詩改革最難，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條大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確實難事。一種新形式經過實驗、發展，直到定型，是長期的，有條件的。譬如律詩，從梁代沈約搞出四聲，後又從四聲化為平仄，經過初唐詩人們的試驗，到盛唐才定型。」[23]從毛澤東的書信及他同詩友們的交談看，他讀過一些新詩，他的許多意見是切近事理，有感而發的。就他所讀新詩而言，1938年柯仲平的長篇自由詩《邊區自衛軍》，他看過，並把它推薦給黨的理論刊物《解放》周刊(在該刊第41. 42期刊發)。他的同窗蕭三的詩他也讀過，並給蕭寫信：「大作看了，感覺在戰鬥，現在需要戰鬥的作品」。此外，受《講話》影響並經他指點，艾青深入群眾寫棗園勞動模範吳滿有的長詩《吳滿有》，曾在1943年3月9日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以整版刊出，他不會不看。建國後他看的新詩可能不多。但魯迅、郭沫若、聞一多、臧克家等的新詩多少讀過一些。袁水柏用自由體寫的諷刺詩《搖頭》，他看後稱「寫得好，你應該多寫些」。[24]郭小川的《將軍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他也看過。在武漢與梅白(湖北省委副秘書長)談新詩時，他稱郭「為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並說「這些詩並不能打動我，但能打動青年。以前我總覺得新詩不好，前天在這裡游泳，竟然聽到有人背誦郭小川的『我號召……』這個小朋友，他竟敢說『我號召』 ! 我暗自好笑，我毛澤東也沒有自己說過『我號召』」。[25]毛澤東在讀過一些新詩後，他對新詩的散慢，太自由化，是不滿意的。在他看來，新詩還沒有成形，沒有民族形式，散文化，不精鍊，缺少韻律，與民族詩歌傳統和讀者欣賞習慣相左。所以他曾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談新詩時和1959年夏同梅白談郭小川詩時，先後兩次不無風趣地說：「我不看新詩，給我一百塊大洋也不看」。建立新詩形式，他認為起碼應注意三點：精鍊，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應該在古典詩歌和民族的基礎上發展新詩。十分有趣的是，毛澤東的新詩形式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的觀點頗為相近。1934年魯迅致《新詩歌》編者竇隱夫信說：「新詩首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使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出來；唱不出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裡將舊詩擠出，佔了它的地位」。[26]兩位偉人的觀點雖各有側重，但相同處是，新詩形式要達到順耳、順口、順心的目的，就必須有節調、押相近的韻。毛澤東在古典詩歌和民族的基礎上發展新詩，就是就其有節調、押相近韻且精鍊整齊而說的。1965年7月21日，毛澤東同志在《致陳毅》信中又說：「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取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27]1965年夏天，毛澤東同志在武昌與梅白談詩時又強調指出：「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造，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怨（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他還說：「把詩分成新舊，是不科學的。」「就我的興趣說，則偏愛格律詩……我不喜歡新詩，也不反對人家寫新詩。豆腐炒青菜，各人心裡愛嘛！」「格律詩和新詩，都應該在發展中改造。」「格律詩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東西代替它。至於新詩，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歡嘛！」「新詩的作者，要學習格律詩的儲蓄、凝鍊……格律詩要學習民族的時代色彩，鄉土氣息和人民情感……新詩、格律詩、民歌，會不會取長補短，發展成為中國式的真正的新詩？我希望有那麼一天！」[28]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場合，先後多次與不同的人，通過書信、談詩和講話，對於「新詩形式問題」的論述。從中我們可以得出毛澤東的新詩觀：（一）從各種詩體的比例看：以新體為主，舊詩可以寫一些；（二）從個人愛好角度看：偏愛舊體，但關注新詩；（三）從基本形式看：希望新詩精鍊、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四、 提出新體詩歌設想毛澤東在1965年7月《致陳毅》信中給中國詩歌將來發展的形式，確定了一個名稱：「新體詩歌」。在這之前，他只是設想將來詩歌發展的方向。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成都會議發表的關於《中國詩的出路》的講話中又講道：「我看中國詩歌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方面都提倡學習，結果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29]這裡，對新詩發展方向作了較為全面的闡述。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又強調：「中國詩歌應該是民歌與古典詩歌的統一，以外國詩作參考。」[30]總之，「一方面要繼承優良詩歌傳統；一方面要順應時代要求，以求得新詩的發展。」毛澤東還舉例說，「從詩經的四言，後來發展到五言、七言，到現在的民歌，大都是七字四個拍子，這就是時代的需要。」「固定的形式並沒有妨礙詩歌藝術的發展。」毛澤東1958年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詩歌基礎上發展新詩」的詩歌主張發表後，得到了郭沫若、周揚、茅盾等許多詩人、作家的同意和響應，當時許多文學評論家和詩人都寫了不少文章論述這一主張，指明了中國新詩發展的正確道路，有的甚至說這是新詩發展的唯一道路。毛澤東在規劃新詩發展方向的同時，還對詩體形式密切相關的音韻、詞律等問題，作了闡述。他說：「不學音韻，想研究詩歌與寫詩，幾乎是不可能的。還要學《說文解字》……一般學文學的人對《說文解字》沒有興趣，其實應該學。」他提議「可以搞一本『新詩韻』——專為寫新詩用韻較寬的韻書。」[31]這個提議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經編輯出版了《詩韻新編》。現在有人提倡寫舊體詩詞用新韻，這應該也是舊體詩詞改革發展的需要，甚至可以說是必走之路。毛澤東除音韻外，還鑽研詞律。藏書中有兩部《新校正詞律全書》，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兩部書都有他不少圈記。這部詞律全書備列各詞各休，辨正了流傳中的各種謬誤，收集的資料比較全，僅詞牌名就有660多種，各種詞牌還有多種不同的體，附有著名詞人的作品為例證，注有音韻平仄。毛澤東對其中70多種詞牌，80多首詞加了圈畫。毛澤東的詩歌發展觀提出的發展思路，十分強調繼承傳統詩詞藝術的重要性。毛澤東當年說，「新詩改革最難，至少需要五十年。」十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五十年過去了，新詩仍未成型，仍在十字路口上徘徊，未闖出明確的新路。毛澤東的上述主張為新體詩歌的發展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新詩的改革應該找到一條「大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或「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32]他說：「關於詩，有三條：精練，有韻，一定的整齊，但不是絕對的整齊。」[33]毛澤東在自己的創作實踐和對古代詩歌發展規律認真分析的基礎上給新詩創作謀划了一個大致的規範：「新詩應當精練，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1957年1月14日，他在約見袁水拍、臧克家兩位詩人談話時，又提出了新詩的內在形式結構問題，他還主張「要編一本現代詩韻，使大家有所遵循」。第二，新詩應該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去獲得自己的發展；第三，形式是民歌的，或「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藝術內容則該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對立統一」。這三條是相互聯繫的。實際上其內在精神是一致的。這就是說，新詩儘管目前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但新體詩歌應有「一套」或「一個」為人們喜聞樂見、廣為接受的「主要形式」；這種新體詩歌儘管不同於民歌和古典詩歌，但它不應忘卻從民歌和古典詩歌中去吸取好的傳統，在此基礎上去發展創新；新體詩個應主要從民歌去吸取材料與形式，又不可太現實主義，而應結合浪漫主義。這些對新詩的發展無疑起著極強的指導作用。五、重視形式內容統一如果說毛澤東格外關注詩歌的體裁、樣式或詩體的話，他還特別重視詩詞的內容。就毛澤東詩詞詩詞本身的創作來說，就是富有時代精神的內容與富有詩美特質的形式的完美統一，為新詩的創作樹立了榜樣；他關於詩的表現形式方面的詩學主張源於自己的創作實踐，指引著新詩的發展道路。對於詩歌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問題，毛澤東經過多年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牢固的觀點。他認為：「一種新形式經過試驗、發展，直到定型，是長期的，有條件的。譬如律詩，從梁代沈約搞出四聲，後又從四聲化為平仄，經過初唐詩人們的試驗，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著內容受到束縛，詩人喪失了個性。同樣的形式，千多年來真是名詩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並沒有妨礙詩歌藝術的發展。」[34]這段話勾勒了舊體詩演變的過程。形式是根據內容的需要而形成的，形式又是為內容服務的。老瓶裝新酒，舊的形式可以容納新的時代內容。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又指出：「藝術離不開人民的習慣、感情和語言，離不開民族的發展歷史。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35]毛澤東在這裡十分強調文藝的民族性問題。每一個民族的文藝都有自己的特點和規律，古老的中華民族更是這樣。表現形式愈有民族特點和民族風格，這樣的作品才愈有世界意義。毛澤東詩詞是中國詩林中矗立的一株參天大樹，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到藝術都充溢著一種恢宏博大，奇姿縱肆的激情與張力，成為詩壇上一曲品格與個性強烈，畫面與色彩斑斕的絕唱。從體裁形式上說，基本上都使用了傳統的古典的格律，但從內容實質上說則屬現代範疇，它是用「舊體」寫的「新詩」，用「古典形式」寫的「現代詩歌」，因而我們可以稱其為現代詩詞，是開放在現代詩壇百花園中的花朵，甚至是無與倫比的異卉奇葩，它是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形式、中國氣派，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典型的新體詩特徵。舊詩有各種體裁形式。毛澤東強調詩人選擇詩體，要發揮自己的優越性，根據自己的喜好和長處來考慮。一個詩人有自己擅長的詩體，也有自己不擅長的詩體。他舉例說：「李白只有很少幾首律詩，李賀除有很少幾首五言律外，七言他一首也不寫。」「劍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 [36] 從毛澤東詩詞的表現形式上看，在詩詞的聲律和韻律的運用上，毛澤東對舊有的詩詞格律是基本遵從的，他說：「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37]但他並不為舊體所束縛。對於舊體格律，如字數、句數、對仗、粘對、押韻和平仄的規定，他雖然一例遵從，而當與表情達意發生牴牾時，則毅然變更其形式而服從內容的需要。如在押韻方面，毛澤東並不像有些當代詩家嚴格遵照平水韻、詞韻等古韻，而是結合實際情況，在詩作中，尤其在詞中的用韻，放得比較寬，平水韻、詞韻、十三轍、今韻、以至某些方音，都有混用的情況。特別如《蝶戀花·答李淑一》一詞，上下片的韻腳不同韻，但毛澤東認為選擇其他同韻的詞已不能準確表達自己當時的情感，故特為註明：「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38]這首詞並不因為不合詞韻要求而「掉價」，反而成為千古絕唱。這個詩詞現象，很值得研究，探索其原由何在，也許能發現新的詩律。在平仄的運用上，毛澤東除律詩和絕句比較嚴格外，對詞中的平仄使用就放得較寬。據有的研究者對毛澤東正式發表的33首詞的分析，發現全詞平仄完全合譜的有17首，佔51.5%；全詞平仄基本合譜而有一至幾字未拘平仄的共有16首，佔48.5%。等等但這不但無傷於詞的藝術表達，反而未因辭害意而使全詞通俗易懂，暢若行雲。這也是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現象。就內容和形式的關係而言，歸根結底，形式是服務於內容的。倘若形式與內容發生了矛盾，肯定是形式讓位於內容。所以，毛澤東在他創作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一詞中，按照《蝶戀花》詞牌本應上下兩闋同韻，即一個韻，而該詞卻在下闋有「舞、虎、雨」三字不同韻，這種超出詞牌格律叶韻的情況，本是格律詩詞創作的大忌，而毛澤東在自注中卻說「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任之。」[39]應該是形式讓位於內容的最好註腳。因此，毛澤東大力提倡「詩言志」、「詩意」、「詩興」、「詩味」、「幻想」等等。詩雖然不等於詩的形式，首先得有詩意的美，但形式畢竟不是不重要，倘若詩與散文無區別，人們就不會特意去創造詩了。所以，毛澤東反覆強調：「新詩應當精練，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實際上，在「五四」運動後不久的20世紀30年代，魯迅就提出「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40]這又從另一個側面提出，新詩不僅要有詩意美，還要遵循一定的表現形式。綜上所述，毛澤東詩論中關於詩體的論述，不僅在當時，而且對我們現在的中國詩歌發展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就詩體來說，他不僅希望「新體詩歌」出現，更是強調「新詩為主體」，也不禁止創作「格律詩詞」。

[①] 張貽玖《毛澤東和詩》，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頁。

[②] 劉漢民《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③] 劉漢民《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④] 張貽玖《毛澤東讀詩》，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頁。

[⑤]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頁。

[⑥]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頁。

[⑦] 劉漢民《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⑧] 周正華閻鋼《毛澤東詩話》，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⑨]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頁。

[⑩]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頁。

[11] 劉漢民《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12] 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頁。

[13] 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頁。

[14] 《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頁。

[15] 朱蔚蕃《毛澤東同志為中華詩詞做出的偉大貢獻》，《東方紅》2009年第二期。

[16] 朱蔚蕃《毛澤東同志為中華詩詞做出的偉大貢獻》，《東方紅》2009年第二期。

[17] 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頁。

[18] 張貽玖《毛澤東讀詩》，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19]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頁。

[20] 劉漢民《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21] 《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第308頁。

[22] 朱蔚蕃《毛澤東同志為中華詩詞做出的偉大貢獻》，《東方紅》2009年第二期。

[23]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頁。

[24] 周正華閻鋼《毛澤東詩話》，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頁。

[25] 梅白《毛澤東笑談郭小川》，《文藝報》，1999年8月31日。

[26] 《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0卷第250頁。

[27]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頁。

[28] 朱蔚蕃《毛澤東同志為中華詩詞做出的偉大貢獻》，《東方紅》2009年第二期。

[29] 朱蔚蕃《毛澤東同志為中華詩詞做出的偉大貢獻》，《東方紅》2009年第二期。

[30] 魏紅珊《毛澤東的新詩觀與民族文化認同》，《毛澤東思想研究》，2009年第四期。

[31] 龔國基《毛澤東與詩》，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91頁。

[32] 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1冊第410頁。

[33] 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頁。

[34]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頁。

[35] 毛澤東《毛澤東論文藝》（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頁。

[36]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頁。

[37]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頁。

[38]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頁。

[39]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頁。

[40] 《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0卷第2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