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先驅,胡林翼的得意高徒張之洞(終結篇)

導讀:

義和團運動興起,為了維持江南穩定,趙鳳昌、盛宣懷等人在上海推動「東南互保」。

形勢危急之下張之洞依然猶豫不決,趙鳳昌偽造聖諭通電全國,終於與西方列強達成協議,保住了東南的半壁江山。張之洞聯合劉坤一上奏「江楚三折」,拉開了轟轟烈烈的「清末新政」序幕。

張之洞兩袖清風,因病逝世後家人無力治喪,有賴於趙鳳昌、黃興等人的資助才勉強保住一代名臣的最後一點體面,給後人留下了又敬又憐的身影。

(接上期)

 

東南互保     偽造聖諭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在北京東交民巷槍殺德國公使,激怒西方國家組建「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慈禧太后向世界宣戰並通諭各省準備支援。

    

張謇、趙鳳昌、盛宣懷等人認為這完全是某人瘋狂的亂命,如果各省督撫遵照聖諭執行,將要使得整個國家毀於一旦,面臨被西方列強徹底肢解的巨大危險。

    

於是,趙鳳昌等人在上海出謀劃策,積極奔走,分頭遊說兩江總督(地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政治局委員兼江蘇、安徽、江西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兼兩江大軍區司令)劉坤一、湖廣總督(地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湖南、湖北省委書記兼兩湖大軍區司令)張之洞、兩廣總督(地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廣東、廣西省委書記兼兩廣大軍區司令)李鴻章,倡議他們拒絕上諭。

    

與此同時,張謇、趙鳳昌、盛宣懷等人積極周旋於西方各國之間,希望能夠與之簽訂協議,實行江南地方中立,保護東南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史稱「東南互保」。

    

在這場關乎中國命運的大事件中,趙鳳昌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作為張之洞的首席智囊,敏銳地發現了「向世界宣戰」這個事件的荒謬之處和對國家的巨大危險。

趙鳳昌密集地與張之洞電文往來,力勸張之洞摒棄個人的愚忠,在國家危亡之際站出來主持大局。

    

起初,張之洞遲疑不決,因為此舉不但意味著違抗朝廷聖命(這與他的個人所受教育和操守相違背),而且可能引發一系列的不可測後果。

    

趙鳳昌見狀,一方面派人到武昌向張之洞當面詳述事件的前因後果和未來可能發生的巨大危機。

另一方面,趙鳳昌又向張之洞發電報說道——「李鴻章、劉坤一原則上已完全同意『東南互保』協議,而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處亦由盛宣懷接洽談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面主持。」

    

張之洞還是在猶豫,慈禧對他有知遇之恩,這樣一做相當於地方不聽號令而與朝廷分庭抗禮,這種事情影響實在太深遠,所以他不敢輕意決定。

身為地方督撫,他不見皇上旨意,哪裡敢領銜派人和外國簽訂互保條約?

    

形勢萬分緊急之時,趙鳳昌和盛宣懷等幾個人不斷碰頭,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關鍵時刻,趙鳳昌眼睛射出陰狠的光芒,說道:「現在面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香帥深受國恩,顧慮重重在所難免。為今之計,只有走最後一步。」

    

盛宣懷聞言大喜,說道:「鳳昌兄,火燒眉毛,你就不要賣關子了,有什麼辦法趕快拿出來啊。」

    

於是,趙鳳昌馬上著手擬了一紙電文:「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雲。」

    

盛宣懷接過來一看,吸了一口冷氣,兩腿發抖,哆哆嗦嗦地說道:「鳳昌兄,這,這是偽造聖旨?是誅九族的大罪啊。你,你真不要命啦?」

    

趙鳳昌用右手彈了彈長衫上的灰塵,雲淡風輕地說道:「偽造聖旨導致亡國,這種事是肯定不能做的。

如果偽造聖旨能夠救國,這又有什麼問題?現在到了這種關鍵的時刻,如果我們以一國之力與世界為敵,亡國是必然的。我們這些人既然決定做成這件救國大事,怎麼能夠有這麼多的條條框框?

   

再說,杏蓀啊,我在通電中也是留有後路的,這是我們謀士的本能。你看,我寫的是洋電,就是說這是從洋人那裡聽來的。

即使皇上日後要追究,那最多說我們傳播謠言而已,有什麼大問題?這和偽造聖旨的罪名是天差地別的。

    

再說,洋電洋電,我們可以說在西洋獲得的消息,到時朝廷怎麼查證?又派誰去查證?這中間都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地方。

另外,我一個人通電不行,香帥他們可能會懷疑。你也要讓電報局發給各省督撫,這樣就把這個局布起來了。

    

杏蓀,你放心好了。未來有什麼事,我一力承當。古今成大事者,向來不拘小節。婆婆媽媽的能成什麼大事?你快去辦吧。」然後,趙鳳昌馬上讓人把電文發給張之洞。

果然不出所料,張之洞對電文的來源準確性有所懷疑。他是細心如發之人,在這種關鍵的時刻更是絲毫不敢馬虎,他馬上複電詢問趙鳳昌:「詢電從何來。即確復。」

 

面臨這種情況,盛宣懷沒有選擇,他也豁出去了,馬上按照趙鳳昌的計劃把給各省督撫的通電發出。此時,趙鳳昌才複電張之洞,說道——「盛亦得洋電,已通電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

 

這些事都是緊鑼密鼓地在庚子年(1900)7月22日這一天之內辦妥。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趙鳳昌縱橫捭闔的行事之速,令人嘆為觀止!

光緒二十六年(1900)7月26日,通過各方的緊密溝通,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在北浙江路會審公廨舉行會議。

會議前,盛宣懷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人,說道:「我們必須在正式尊奉宣戰上諭之前,與各國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在各省派代表來上海會商前,盛宣懷先擬就「東南互保」草約八條。趙鳳昌斟酌修改後,添加了漢口租界和各口岸兩條,共十條。

    

此外,趙鳳昌又對盛宣懷建議道:「此次與駐滬各國領事協商,你不在簽約人員中,但是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聯沅,向來拙於應對大場面,不善折衝樽俎,杏蓀你應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紳士身份從旁協助。

    

假如到時候外國駐滬領事有一些難以令人回答的問題,余聯沅可以與你私下商量後再作答覆,這樣我們就可以有轉圜之地,免得被老余把事情搞砸。這是涉及國家命運的大事,一絲一毫都不可出錯,我們要共勉!」

 

在各方協商會議中,外國駐滬領事團領袖在前面,隨後坐各國駐滬領事;中國方面則依照趙鳳昌的事先建議——上海道余聯沅坐在首席,盛宣懷坐在余聯沅的邊上,以下是各省派來的道員代表。場面十分肅穆,雙方各有心思,面容冷峻,東南危局繫於此議。

各國駐滬領事團領袖、美國領事古納果然因數日前清廷命令與外國人宣戰上諭而開口發問:「今天各省督撫派你們與各國簽訂『東南互保條約』,如果貴國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殺洋人,你們是否遵旨?」

這一問題點中死穴,數日前朝廷已有宣戰上諭,大家在會上回答說「不遵旨」——顯然是「逆命」,「逆命」則不具備合法性,且有殺頭之罪。如果回答說「遵旨」——則戰事即起,那又何必再坐下來談中外互保條約?余聯沅當下滿面僵滯,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此時,坐在一旁的盛宣懷輕聲向余聯沅提了一個建議。於是,余聯沅代表中方回答說道:「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協商訂約,就是已經『奏明辦理』」。

「奏明辦理」這四個字本是公文往來中的常用語言,而美國領事古納卻能夠理解為「已經得到上級的批准同意」。這樣,中外雙方就沒有異議,同意簽約。

 

「東南互保條約」的成功簽訂,為清朝免去了一場大劫難,也為未來的中國保留了捲土重來的元氣。趙鳳昌、盛宣懷、張謇、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人在此事上居功至偉!

 

風平浪靜之後,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出於政治穩定考慮,她不得不捏著鼻子承認東南督撫們當時的決策具有重大意義,還欣然嘉獎了盛宣懷,加封「太子太保」官銜。

 

盛宣懷佔據了所有功勞,見到趙鳳昌感到很不好意思。身處漩渦當中,他當然知道誰才是此事真正的力挽狂瀾之人,於是他向趙鳳昌賠禮解釋。

 

趙鳳昌因為以前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所以根本不在意這些身外之名,他淡然一笑說道:「杏蓀,這些是你本該得到的。你各方周旋,功勞世所共睹。再說,我本來也沒有邀功的想法,只是想做成這件大事。這些東西對我而言沒有意義,你不要放在心上。」

 

揚名滬上     山中宰相

 

    

趙鳳昌經此一役,在上海灘聲譽雀起,影響力越來越大。當然,他後來在民國期間還做了許多大事,因篇幅所限,南山君只舉兩例子,略略彰顯他對後來歷史進程的巨大影響力。

    

事例一: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從海外一回國,第二天下午立即奔赴「惜陰堂」會見趙鳳昌,徵詢他對當前時局的看法。趙鳳昌向中山詳細分析了南北形勢,提出「三慮」和「三策」。

      

——「和議不決,南北相持,久則經濟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絕大之危險。賠款到期不付,各國責之北京,北京責之南方。萬一列強借為口實,以佔據領土為質,豈非陷於瓜分之危險。此可慮者一也。

    

——北京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後人心漸定,而於外交、軍政上,袁尤有優勝之勢。蓋各國公使不信清廷而信袁之個人,其已與皇帝無異矣。山東、河南、直隸又屬袁之舊地,將來大勢必趨於袁。

萬一袁將北京經營就緒,得其外債、外交,基礎稍固漸及三省,舉兵南向與我南軍相持,則勝負未可決也。即使南方可抵拒,亦將成南北分離之局,全國領土勢將縮小,南方人滿,將何以為移植之區域?此可慮者二也。

    

南方各省雖皆宣告獨立,然事權不一、意見不齊,有未能趨於統一之勢。各處革軍又多新募之卒、未練之兵,恐難言戰。

南方各省軍政府內部已有爭權奪利之事,彼此內訌,不久必潰,而團結一致實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統一,功敗垂成,袁氏將成拿破崙之事業。此可慮者三也。」

    

孫中山聽了這一番鞭辟入裡的話,悚然動容,站起來在「惜陰堂」的客廳上走來走去。

他想了一下,向趙鳳昌恭敬地鞠了一躬,焦急地說道:「鳳昌先生,革命現在已經成功一半,決不可半途而廢。你有什麼好的建議,請萬萬不吝賜教,我們成功之後必有所報。」

    

趙鳳昌擺擺手,雲淡風輕地說道:「孫先生,我對身外之物早就沒有興趣了。只是身處風雨飄搖之世,國家板蕩,不才深受先賢感召,不得不為民族籌謀一條出路。在此,我不成熟的建議有以下三個,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你們要馬上宣告獨立各省組織臨時政府,以便籌劃全局。各省軍政、財政互相聯絡,務必使長江一帶布置嚴密。這樣可攻可守,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等整合各種力量之後,未來你們可以此作為進攻北方的橋頭堡。

    

第二,袁氏的北軍倚仗的是京漢鐵路,轉運兵餉極為便利。我建議你們派一員上將出奇兵直搗開封,幫助河南取得獨立。同時,截斷京漢鐵路,斷絕北京後援。這樣漢口的北軍將不戰而降,而你們南軍就能夠取得關鍵的喘息之機。

    

第三,北京的財政危機到達很危險的地步,而南軍佔據南方富裕省份,應該鼓勵商業,經營稅餉。你們佔據交通和薪餉之利,要邊打邊談,以打促談。北軍雖然精銳,後繼無力,持久之下則和談可成。

    

到時大家組成『聯合共和政府』,那就是新的篇章了。那麼,我們就會有很多的機會進行從容布局,合縱連橫。」

    

趙鳳昌洞察入微,謀略過人,觀其三慮三策,堪比諸葛孔明的「隆中對」。孫中山聞言醍醐灌頂,再次對趙鳳昌深深鞠了一躬,並邀請他出任未來政府的要職。

    

趙鳳昌再次委婉地拒絕,淡淡地說道:「到我這裡來交流我隨時歡迎,不過我已經年過天命,對出山已經沒有興趣,只不過是不願辜負一身修為罷了。

    

孫中山怏怏而退,其後又多次登門拜訪,與趙鳳昌商討統一建國、網羅英才及國家財政等諸般國家大事。趙鳳昌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並勉勵孫中山說道——「建府奠基,既須兼納眾流,更當克副民望」。

 

案例二:南北議和到了最後關頭,雙方在討論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後第一任內閣問題時,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必須由同盟會員擔任。

選出總理後,再由總理提出閣員全體名單並請參議員投票。袁世凱拒不接受這樣的安排,雙方互不讓步,僵持多日。

大家又再次聚集到「惜陰堂」討論這個問題,趙鳳昌此時也列席旁聽。他是智囊出身,很會揣摩各人的心理。

 

趙鳳昌覺得唐紹儀對此問題十分為難,就插言說道:「我是以地主的資格列席旁聽,原本不應該有什麼主張。但現在對內閣問題,我有一個不成熟的建議可供諸君參考。

 

我認為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樑,所以這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共同信任的人物。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只有少川(唐紹儀)先生最為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想勸少川先生加入同盟會,這就是兼顧雙方的一個辦法。」

趙鳳昌的這一番話剛說完,孫文和黃興立即鼓掌,表示歡迎唐紹儀加入同盟會,並決定請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

事急從權,然後,由汪精衛和蔡元培為入黨介紹人,唐紹儀正式加入同盟會,這個棘手的問題就這樣圓滿解決了。而趙鳳昌也就輕輕鬆鬆推薦了一個內閣總理。

 

此後,趙鳳昌的「惜陰堂」更是成了名流薈萃之所, 南北要人趨之若鶩,許多左右時局的大事都是在這裡密謀。

在許多大事上趙鳳昌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影響巨大的傳奇人物,被時人稱為「中山宰相」、「民國產婆」、「民國諸葛」。此為後話。

 

江楚三折    香帥逝世

 

光緒二十七年(1901)四月,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要求內外臣工獻計獻策。同時,朝廷成立督辦政務處,作為規劃新政的專門機構。

與此同時,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一起上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強調傳統的科舉制度必須改革。

張之洞是該奏摺的主稿者。《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的中心思想是請求清廷實行「新政」:

第一折提出設立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試、獎勵遊學。同時,強調培養人才,建立新式學校,改革科舉制度。

    

第二折提出法律必須進行變革整頓,一些弊端重重、不合時宜的制度必須加以改革,提出十二條變革措施——崇節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考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籌八旗生計、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

同時,張之洞和劉坤一等人提議停止捐納實官,裁撤屯衛、綠營等。

    

第三折提出必須放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先進的制度。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提出一系列具體措施——廣派遊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葯、多譯東西各國書籍。

同時,張之洞和劉坤一等人主張官員出國考察,編練新軍,制定有關礦業、商業、鐵路的法律和貨幣制度,翻譯外國書籍等。

    

張之洞和劉坤一的這個奏摺對之後施行的「清末新政」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因此終結了在中國推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興起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宣統元年(1909)10月4日,洋務運動領袖,歷經同治、光緒、宣統的一代名臣張之洞因病逝世,追謚「文襄」,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文襄」在雙謚號中排第三,僅次於文正和文忠。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闢地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張之洞與左宗棠是同一謚號,可見美譽。

    

臨終前,張之洞給子孫留下遺囑:「人總有一死,你們無須悲痛。我生平學術治術,所行者不過十之四五,所幸心術則大中至正。

為官四十多年,勤奮做事,不謀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間、地不加一畝,可以無愧祖宗。望你們無忘國恩,勿墜家風,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

    

因張之洞一生為官清廉,死後家無遺產,雖朝廷贈與3000兩銀子(大致相當於現在的300萬元),但如果按照他的影響力治喪,剩餘喪葬費等無法籌措。

後由趙鳳昌等門生僚屬牽頭,黃興等受過他恩惠的人一起贈送喪儀,才一起送走了這位近代史上赫赫大名的偉人。

    

晚清的最後一位名臣張之洞的去世,為清朝帶走了最後一絲希望,兩年後,辛亥革命的號角在張之洞曾經播種的湖北武昌響起。

(全書完)

    

南山君曰:香帥系列文章終於完結,掩卷長思,久久不能平靜。身處大時代的驚濤駭浪,個人如何屹立潮頭,在國家、民族、個人之間輾轉騰挪,這是需要極大能力的。

    

張之洞是一個優秀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他在面臨國家沉淪、外族入侵的危急關頭,依然能夠秉承「經世致用」的理念,為近代民族重工業和近代教育業留下一份耀眼的政績,值得無數後輩景仰。

    

張之洞是胡林翼的入室弟子,但他的執政風格並不與胡林翼完全相同。

他學到了恩師處理政務的能力,卻並未學到恩師對於官場和人生的通透,因此,他永遠只能成為晚清朝廷的一個守護者。

假使胡林翼能多加幾年點撥,也許中國近代史又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但不論如何,張之洞都是一個在中國歷史的車輪上狠狠地划上了一筆的人,其人其行值得我們敬仰和欽佩!當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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