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什麼改變了中國人？

 　　這兩年是張宏傑的大年。《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討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的《飢餓的盛世》、《坐天下很累:中國式權力的九種滋味》、《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接連出版，延續了其成名作《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的寫作風格，紮實的數據論證，嚴謹的史料考證，在時下戲說歷史的潮流中別具一格，難能可貴。

  　　        中國文明的倒退   　　《新民周刊》：你為什麼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人形象最好的時代？   　　張宏傑：那時候的中國人，個個都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時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都能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   　　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讓人不敢相信。春秋時期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的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者是中國人對死亡悟得太透？日軍以一百人小分隊屠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軍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新民周刊》：是什麼徹底改變了中國人？   　　張宏傑：這個改變要從秦朝開始，在當時的七國，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游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歷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了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   　　所以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秦國的文化與中原國家是非常不同的，他們認為窮要打、富要打，沒有文人、商人的國家，國家一定強大，國富而不戰鬥，就會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會羸弱下去。   　　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   　　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比較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產關係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而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商鞅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貴賤，只要有軍功戰績，都可以根據殺敵多少，獲得相稱的爵位，獲得功名富貴。有野心的人，通過打仗、殺敵，血腥的屠殺，獲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們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境、窮山惡水當中去，從此再也沒有人反對他了。   　　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秦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中國文人連「歸隱田園」的可能性也沒有了   　　《新民周刊》：你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末日，始於秦漢。為什麼？   　　張宏傑：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雖然動蕩、混亂，戰爭不止，但思想和文化、價值觀卻是百家爭鳴，自由、開放、多元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國家，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各國競爭，為了生存、發展，都拚命延攬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它們之間不斷碰撞，讓社會朝前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凌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孔子周遊列國，不是為了高官厚祿，只是為了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最後感覺列國都不能行他的道，還堅持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張揚、更鋒利。他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意思是，別太把國君當回事，就把他們當成什麼都不懂的小孩。知識分子的這種言論、氣概，在後代的知識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了，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只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書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見解，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連《詩》、《書》等書也限期交出燒毀；禁止私學，殺死大批知識分子。   　　秦始皇確立了君憲制度，給專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這個專制制度建立得太強硬，剝奪天下的意圖太明顯，結果二世而亡。漢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訓，給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層軟裝修，「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要行王道、行仁政，給專制制度配上一個非常合適的意識形態體系。   　　漢代統一思想，對全國人民的大腦進行格式化刪除，徹底剪掉了知識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國人的智力開始持續下降。從漢武帝開始，直到至今，中國沒能出現春秋戰國那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沒有再出現過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後面的歷朝歷代，繼續在專制的基礎上添磚加瓦。接下來隋煬帝、唐太宗完善了科舉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識分子統一到科舉考試上，從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識分子的頭腦。宋代重文輕武，有意識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對中央進行反叛。   　　《新民周刊》：到了明清兩代，知識分子就徹底被降服了。   　　張宏傑：到了明朝朱元璋時期，文化人連隱居山林的選擇也沒有了，凡不聽從號令，不為朱家王朝服務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殺掉。朱元璋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命令下，蘇州才人姚潤、王謨因徵召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文人連「歸隱田園」的可能性也沒有了。   　　到了清朝，知識分子就更慘了，幾代皇帝前赴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用暴力和恐怖，在人們思想大腦里，建立監獄，對知識分子實現特務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隱喻，連談歷史的興衰，借古喻今都成為罪證，徹底讓一個民族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殭屍。   　　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一個習慣，下朝歸家後把身上帶著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信。因為家裡有文字，將來一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   　　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在這樣的專制下，清代的知識分子喪失了創造力，為皇帝服務的大臣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喪失尊嚴、人格，無思想無操守，老老實實當奴才，賣命效力，以獲得功名利祿，一有機會，他們就大肆貪污腐敗，盜竊皇帝的家產。     　　統一思想和改造國民性   　　《新民周刊》：你在書里為什麼說，中國歷史幾千年的成就是中央集權制？   　　張宏傑：西方人認為中國從秦始皇之後，2000年是一個僵化的歷史，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時間停止了。但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秦始皇以後，中國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也可以說，秦始皇后的2000年歷史，就專制制度的發展史。   　　所以我認為，我們這個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不是指南針，不是造紙術，不是火藥，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絕無僅有的專制制度。   　　這套體系背後有著很多理論提供者，像韓非子，法家、儒家，包括老子、墨子，董仲舒，都對這個制度上提供了思想之源。比如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主張我們都知道，但我們往往忽略他另外一句話「天得一以寧，地得一以清，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老子的小國寡民論，是建立在大一統的社會背景之下，他是最早提出大一統政治要求的知識分子。   　　墨子我們對他往往比較有好感，實際上墨子最核心的思想是尚同，就是要用一個大腦統一全國人的思想。他的設計是這樣的：一鄉的人要把思想統一到鄉長身上，一縣的人要把思想統一到縣長的頭腦上來，一國的人要把思想統一到君主的思想上來，這樣才能令行禁止，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中國的集體主義、專制主義的思想源頭遠比我們想像的深遠。春秋戰國，思想那麼活躍、開放，諸子百家氣象萬千，非常崢嶸。但他們卻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傾向，呼喚中國儘快統一，呼喊中國儘快出現強有力的統治者。   　　《新民周刊》：從晚清到民國、新中國，從梁啟超、魯迅到毛澤東，一百多年裡，中國人都在提倡改造「國民性」，為什麼都沒有成功？   　　張宏傑：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認為自己的國民性存在劣根性，興起如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   　　從梁啟超到魯迅到毛澤東，其中有一主題是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但改造了100年，好像我們整個素質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還有退步。   　　梁啟超說中國人身上有奴隸性，甘於帝國的統治，甘於暴力的統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識，只有私德意識；缺乏尚武精神。梁啟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三大弊病，國民性的三大弱點。要改造中國，關鍵是改造每個人，通過寫小說、辦學校、辦報紙的方式，思想啟蒙，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身上的缺點，喚醒老百姓，然後變成新民。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啟超的思路後來被魯迅所繼承下來。魯迅經過中華民國的建立，以及後來的二次革命，他對這個制度變革喪失了信心。他說如果沒有新的國民，這個國家換什麼招牌都是沒有用的，不管民國還是共和國，但都是原來的人。所以最先要立人，立人後才能立制度。所以魯迅整整20年時間，不停寫作，寫小說、寫散文、寫雜文，攻擊中國人的劣根性，喚醒老百姓，每個中國人接受了新思想，成為新民眾，素質提高了，然後整個中國也就慢慢變好了。   　　魯迅的思路後來被毛澤東繼承下來。毛澤東年輕時曾經主張湖南獨立，主張聯省自治，就是成立湖南國，不跟別的省一起混，把湖南改造好。他當時對中國國民性的看法和梁啟超、魯迅一樣，認為中國人積病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性情懶惰、虛偽相存、奴隸性強、思想狹隘，身上存在非常大的劣根性，必須得把這個劣根性完全打掉，中國人才有希望。   　　毛澤東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後，認為找到改造中國的靈丹妙藥。他認為馬列主義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只要用最先進的思想佔領每個人的頭腦，每個人都變成共產主義新人，聽黨的話，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得到解決。   　　新中國建國後，有人統計過，毛澤東共進行過63次群眾運動，其中大部分群眾運動，都貫穿著思想改造的主題。「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用思想革命解決中國人素質問題的這條路走到了極端。不同的政治、社會運動，基本是按照這個思路來進行國民性改造的，但結果怎麼樣，大家都很清楚。在制度建設沒有根本性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新民周刊》：你說，歷史即當下，為什麼？   　　張宏傑：是因為當下發生的一些社會現象，在歷史上都發生過。打擊貪污腐敗，百姓冤屈上訪，國家工程貪污，這些問題，歷朝歷代都發生過，相似度驚人地高，好像那個時代的事物改頭換面，換一套馬甲又穿越跑回來了，像是時光倒流。所以翻讀歷史的時候，漸漸發現，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都不是現代的問題，而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制度的問題，這種問題的根源都在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