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上)李光耀(1998)
風雨獨立路
李光耀回憶錄(1998)
Lee Kuan Yew :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1923-1965）
作者：李光耀(1923-2015)
李光耀紀事年表
1936―1939年
1940―1942年 在萊佛士書院和萊佛士學院求學。
1946―1950年 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律，幷在倫敦獲得執業律師資格。
1950年9月 同柯玉芝小姐結婚。
1954年11月 人民行動黨正式成立，當選秘書長。
宣誓就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總理，時年35歲。
繼續留在內閣，擔任內閣資政。自
1959年6月起，擔任總理長達31年又5個月。
1998年 續任內閣資政。
2011 宣布不再出任內閣職務，結束政治生涯
2015.03.18「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91歲辭世
目 錄
序 言
第01章： 新馬分家
第02章： 鄉野童年
第03章： 學業競爭的對手
第04章： 來了日本兵
第05章： 逃出檢證關
第06章： 心驚膽顫過日子
第07章： 日治時期的教育
第08章： 戰後譜戀曲
第09章： 從倫敦到劍橋
第10章： 有個奮鬥的目標
第11章： 決定做點事
第12章： 郵差罷工的勝利
第13章： 擴大聯絡網
第14章： 華校生的世界
第15章： 成立人民行動黨
序言
從來沒打算寫回憶錄，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因爲我總認爲這樣會妨礙工作。
卸下總理職務五年後，我的老朋友兼同僚，也就是新加坡報業控股執行主席林金山使我相信，年輕人會喜歡讀我的回憶錄，因爲他們對那本收錄我的舊講稿，由報業控股以華文出版的政論集深感興趣。我也爲那些只知國家穩定、增長和繁榮的新一代過於自信的態度擔憂。我想新加坡人應當瞭解，新加坡曾經是、現在還是那麽脆弱。當時我們面對種種危險，差點兒就一蹶不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們瞭解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社會秩序、個人安全、經濟和社會發展等等，都得來不易。
這本書幷非正式的歷史記載，而是我生長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間經歷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寧靜歲月、戰爭帶來的震驚、日本佔領時期的悲慘日子、共産黨反對英國人回來而引發的造反和恐怖行動、馬來西亞期間的種族暴亂和威嚇，以及新加坡獨立的風險。這本書記載的是新加坡早期的歷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獨立結束。下一本書我將描述接下來25年新加坡從貧窮到繁榮的漫長和艱苦的奮鬥過程。
1959年我就職時，許多人尚未出世或年紀還小。他們不會知道，一個沒有天然資源的彈丸小國，是怎麽同它的天然腹地分隔開來，幷且必須在東南亞民族主義新興國家的冷酷世界裡求存。他們認爲不到40年光景，世界銀行就把新加坡列爲發達國家是順理成章的事。
撰寫本書時，許多事情我早巳遺忘，那些回憶需要從國內外的會議記錄、來往函件以及同僚的口述歷史謄錄本中一段段地綴合。雖然那些事情是在過去的歲月中發生的，可是這一系列打點心情的過程，有時候依然使我心潮澎湃。
內人芝是我的一個得力助手，給予我中肯的批評。我寫的每字每句，她批閱了無數次。我們之間的爭論數也數不清。她是承辦産權轉讓業務的專業律師。我幷不是在起草一份要讓法官細閱的遺囑或産權轉讓書，她仍然要求我把文句寫得準確、明晰、毫不含糊。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數十年如一日地給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
我幷沒有刻意去敘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內人和三個孩子，只是偶然一提而已。看著孩子們漸漸成長，跟他們的朋友一樣，在新加坡，這個依照我的政策改造的國家事業有成，那確實令芝和我十分欣慰。
對我本人和我的內閣同僚而言，在我們從零開始的建國過程中，家庭是我們攜手奮鬥的核心。我們要創造一個足以讓我們的孩子和同胞們引以爲榮的新加坡，一個所有公民在追求理想的同時，能夠享受平等和有充分機會的新加坡。正是這股亞洲移民社會獨有的精神，推動我們奮勇邁進，排除萬難，爭取成功。
李光耀
新加坡
第一章 新馬分家
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的……對新加坡來說，
要不是音樂廠播中途暫停，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沒有兩樣。上午10點，廣播電臺和麗的呼聲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斷，大爲震驚的聽衆聽到廣播員莊嚴地讀出一份宣言。這份宣言只有90個宇，卻改變了新加坡人民和馬來西亞人民的生活：
"自由與獨立永遠是人民的神聖權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代表新加坡人民與政府，宣布從
緊接著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願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頌贊……余，馬來西亞首相東姑拉赫曼，獲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批准，謹此昭示，自
分家?爲什麽?怎麽那麽突如其來?新加坡島成爲新馬來西亞聯邦(也包括北婆羅洲地區的抄撈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過兩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點，在新加坡以北
"我們最終發現，只有兩條路可走：
一、對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領袖採取鎮壓措施；
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斷絕關係。
我們現在採取的是第二條路。"
被逐出馬來西亞
國會裏一片死寂。東姑是在副首相敦拉扎克提出一項議案一讀之後發言的，該項議案要求立即對1965年憲法與馬來西亞(新加坡修正)法案進行辯論。到下午一點半，二三讀辯論完畢，法案送交上議院。上議院的一讀從兩點半開始，到四點半三讀通過。最高元首當天就批准，完成了憲法所規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
按照馬來穆斯林的風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卻無權這樣。這期間他們可以重歸於好，他可以娶回她。不過，在他講了三次"塔拉克"之後，就不能再娶她了。馬來西亞"休"了新加坡的時候，國會上下兩院三讀法案，等於宣布"塔拉克"三次。這對伴侶--馬來人佔多數的馬來亞和華人佔多數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來。新聯邦應該是個真正的多元種族社會還是由土生士長的馬來人支配，對此雙方爭得越來越厲害，以致兩者的結合受到了損害。
新加坡注重"離婚"的實質內容而不是法律手續。要分家的話，就要確保條件實際可行，一旦訂下，永不改變。爲了確保人們對這次定局不致産生懷疑，同一天早上，新加坡政府特別出版政府憲報號外，刊登了以上兩份宣言。我特地要求東姑在他的聲明上親自簽名，這樣哪怕馬來西亞其他領袖或國會議員不同意，他們也無法改變主意。他照辦了。新加坡廣播電視臺台長拉曼從內閣辦事處秘書那裏接到了這兩份文件。他決定通過三個不同的波道分別用馬來語、華語和英語播送全文，過後每半小時重播一次。幾分鐘後，通訊社便把新聞發布到世界各地。
在使節團成員離開之前，我把印度最高副專員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總領事請到一旁，把致夏斯特裏總理和納塞爾總統的信交給他們。當時印度、埃及和印尼一起，是亞非運動的主要成員，亞非秘書處設在開羅。我在信中要求他們承認和支持新加坡獨立，要求印度派幾位顧問前來訓練新加坡的軍隊，要求埃及派一名顧問爲新加坡建立一支海岸衛隊。
午前我到達新加坡廣播電視臺錄像室，以便舉行電視記者會。結果出現了事前沒料到的情況。開頭10分鐘左右，記者們提了幾個問題，我一一作了答復。一名記者隨後問："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導致今天早上發布宣言的事態發展過程?"
我追述了兩天前在吉隆坡同東姑會談的經過。我說："……每當回顧簽署協議，使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的那個時刻，我們總會感到痛苦，因爲我一輩子都相信合幷和兩地統一。地理、經濟和親屬關係把人民連在一起……我們稍停一下，你們介意不介意?"那一刻我激動得不得了。20分鐘後記者會才繼續舉行。
那不是一次電視直播，因爲電視要下午六點才開播，於是我便叫拉曼把這一段去掉。他堅決反對，強調報紙肯定會報道，要是電視廣播把這一段去掉，讓報紙描述這個場面的話，繪人的印象會更糟。在這類事情上，我早已發現拉曼是個精明可靠的顧問。他是在馬德拉斯出生的泰米爾人，有教養，也有學問，已經成了忠心耿耿的新加坡人。我接受了他的勸告。於是，在新加坡和國外，許多人看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當天晚上吉隆坡馬來西亞廠播電視臺播放了記者會的情形，也有這段插曲。在華人看來，像這樣失去男子漢應有氣概的表現，是有失體面的。但是我不由自主。許多英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觀衆同情我，也同情新加坡，使人稍感寬慰。
深受良心譴責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騰，使我心力交瘁。從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時開始，我就沒有真正合過眼，已幾乎精疲力竭。因任務尚未完成，我儘量克制自己的情感，把精力集中在下一個步驟。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緊張，情緒便激動起來。我深受良心譴責，感到自己辜負了馬來西亞數百萬人民，他們是馬來亞的華族和印族移民、歐亞裔，甚至包括一些馬來人。他們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馬來霸權，而馬來霸權正是導致我們發生爭執的根源。也感覺背棄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來自馬來西亞其他州--沙巴、沙撈越、擯城、吡吻、雪蘭莪和森美蘭的政黨領袖，我感到慚愧。我們一起組成了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機構，一直在開會和開展協調活動，以便動員人民，展開主張建立不分種族的社會的運動。我們已著手建立廣泛的聯盟，以便向吉隆坡聯盟政府施加壓力，爭取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而不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爲執政的聯盟是受東姑領導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支配的。
我也因爲不得不向英國首相和澳大利亞、紐西蘭兩國的總理隱瞞實情而感到悔恨和內疚。過去三個星期，我不得已只好背著他們暗中策劃分家，雖然他們對我和新加坡要求和平解決馬來西亞的種族問題，一直靜悄悄地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在我們和敦拉扎克進行談判的三個星期裏，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中縈繞。只要較量意志力的鬥爭還在進行，我就得沉住氣。一旦大功告成，激動的情緒再也抑制不住了。
華人區歡欣雀躍
就在我難受的時候，新加坡華人區的商人卻歡欣雀躍。他們放鞭炮慶祝脫離吉隆坡馬來人的種族主義統治，一些街道因此鋪滿了紅色的炮竹屑。華文報《星洲日報》報道，人們放鞭炮慶祝偉大的日子來臨。它以華人典型含蓄方式說："或許是預祝中元節呢!"隨後加上一句神秘莫測的話："各人心中有數。"《南洋商報》寫道："目的如何?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孫炳炎對新馬分家的消息公開表示歡迎。他說，第二天會召開董事會會議，討論發動所有註冊商業團體、工會、行會和其他民間團體，聯合慶祝新加坡獨立。他還說："對於最新的政治發展，商家大多覺得如釋重負。"
投資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場交易旺盛。當時新馬證券交易所仍然是聯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兩地的交易室，交易量比上個星期幾個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資者認定獨立對經濟有好處交易量就更大。37種工業股當中，25種漲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
這一天天氣溽熱，是典型的8月天。傍晚氣溫降下來。我相當疲倦，但決定照常運動運動，放鬆自己。在總統府(以前的總督府)的斯裏淡馬錫官邸①前面，我花了一個多小時，在發球練習區揮桿打了150個高爾夫球；心情好了些，吃了晚餐，然後準備會見英國駐吉隆坡最高專員赫德子爵。
這一天早上九點半，秘書接到赫德辦事處打來的電話。當時離宣言公布時間只有半小時，秘書回電話說我暫時不能同赫德通話。赫德問下午行不行。我回話建議晚上八點，最後雙方約定7點5O分。
7點50分赫德來到斯裏淡馬錫官邸(基於保安理由，我沒住在歐思禮路家中)。10歲的女兒瑋玲當時穿著T恤和短褲正在門廊裏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問他："您想見我爸爸?"由於獨立後，我和他的關係突然變得不明確了，這樣的非正式歡迎，算是得體。就在他從汽車裏出來時，我及時走到門廊歡迎他，問他："您代表誰講話?"他說："嗯，您當然知道，我是獲任命的駐外專員。""一點也不錯，您是否獲得特授的職權來跟我談新加坡和英國的關係?""沒有。"我說："那就是私下談話，只是聊聊而已。"他說："要是您喜歡這樣說的話。"事情就這麽辦了。
事實上，當時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舉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風度翩翩，儼然是個受過訓練的英國王室近衛騎兵團軍宮。1956年英國入侵蘇伊士運河期間，他擔任國防部長，在艾登首相辭職之後跟著辭職，以便對那次的事件負責。他是英國上流社會的人物，善於在困難面前挺起胸膛。
他爲防止新馬分家盡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計地游說東姑和吉隆坡聯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進馬來西亞內部的團結。他以最高專員的身份不斷會晤東姑以及東姑的部長。他和在倫敦的威爾遜首相兩人，對我主張以憲制方式解決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間的糾紛，一直給予大力支持。他們成功地堅持了不應動用武力的原則，否則結果會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爭取的結果。
當時英國有630OO名英軍、兩艘航空母艦、80艘戰艦和20中隊的飛機在東南亞保護馬來西亞聯邦，但這還是不能戰勝馬來種族主義的勢力。馬來領袖，包括東姑在內，擔心一旦同非馬來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權力，他們就會被壓倒。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赫德不瞭解這一點。起初我也不瞭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勢，因爲我花了更多的時間同東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邁討論過這樣那樣的問題。我會說馬來語，赫德不會。我也能回顧過去馬來人和非馬來人摩擦對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當我在萊佛士學院就讀那段時期。我比較瞭解馬來人。所以1965年6月底，當我在報上讀到東姑在倫敦患上帶狀皰疹的消息時，我猜測他可能再也支撐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談了大約一個小時，我們對話的過程心平氣和，雙方都盡力約束自己。他沒指責我，只對我沒把事情經過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遺憾。而我卻感到悲哀，因爲如果我事先告訴他東姑要我們脫離馬來西亞，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約束性比較小的聯邦，他肯定會站在我的立場上想辦法阻止東姑的。這一來就不能排除發生種族暴亂的可能性。在我們會面的17個小時後，英國政府承認新加坡獨立。
赫德離開後，我和內閣部長們通過電話談了又談，就當天的情況交換了觀感，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我怕內閣和國會議員們之間會鬧嚴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長都在分家協議上簽名。我知道有幾位部長會極力反對分家。
但我得繼續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務。當天我大部分時間是跟我的親密同僚吳慶瑞在一塊。內部安全和國防問題得先解決。我決定把內政部和新的國防部幷在一起，讓吳慶瑞掌管。財政部由誰來接管?我們選定了林金山。接下來的問題是國際上的承認，以及同能夠協助確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國家建立良好關係。我們認爲人民行動黨創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應該主管外交部。但是當時我們有點茫然，擔心會出現難以預料的形勢。
該怎麽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馬來亞只隔著柔佛海峽，由新柔長堤連接起來。兩地向來是由英國當作一個地區統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國的行政和商業中心。現在我們分了出來，一切都得靠自己。馬來西亞政府正準備教訓我們。他們可能不再讓我們扮演傳統的角色，繼續成爲他們出入口貨物以及爲他們提供種種服務的中心。所有新興國家都在推行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幹，直接同歐洲、美國和日本的主要買客和賣客打交道。在這樣的世界裡，新加坡沒有腹地，就連我們的飲用水也來自柔佛州，該怎麽生存下去?
讓新加坡和馬來亞合幷是人民行動黨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較多，幅員比較大，才有可能建國。我們從來就不相信一個商業城市國家能生存下去，搞社會主義的國家更不必說。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電臺廣播裏作了這樣的解釋：
"沒有一個政黨也沒有一個人敢反對合幷……合幷會實現，不只因爲這是人民行動黨的願望，也不只因爲這是聯邦聯盟政府的願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樣，這是不可避免的。兩地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縱橫交錯，密不可分，誰也無法長期維持新柔長堤的人爲障礙。"
"我們單獨生存不了。如果我們延遲合幷，人人都會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販、書記、技工還是商人。生意會減少，利潤會下降，待遇會降低，工作職位會減少。"
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它頭上的。45個英國殖民地舉行了色彩濱紛的典禮，爲主權正式由英帝國移交給當地人的政府而慶祝一番。對新加坡來說，
新加坡是個小島，退潮時，面積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心臟地帶，所以繁榮發展起來。隨著新馬分家，它變成了一個沒有軀體的心臟。在我們的200萬人口當中．75％是華人。在居住著1億多馬來印尼穆斯林的3萬個島嶼的群島裏，我們的華族人口簡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我們在這樣一個敵對的環境裏如何謀求生存呢?
這期間，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所依賴的轉口貿易前途難卜，隨著英帝國的瓦解，新加坡維繫英帝國方面的戰略價值也跟著消失。英國在新加坡的防務開支佔新加坡國內生産總值的20％左右。英國軍部直接給3萬名工人提供職業，也間接僱用另外l萬名家庭傭人。除此以外，還有應英國軍人需要而産生的裁縫師、店主、酒吧餐館的員工。在新加坡人口增長率每年高達2．5％，使政府在提供職業、教育、衛生服務和房屋方面承受巨大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存在給超過10％的勞動力創造了就業機會。而且這一時期房屋匱缺情況尤其嚴重，經過戰爭歲月的破壞，沒有足夠的房屋可以滿足需求。另外職工會和華校生的激進行爲，使新加坡在世界投資者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名聲。
但就這一天來說，我們終於平安度過，這使我鬆了一口氣，感到心情舒暢。半夜過後很久我才上床，人是睏倦了，卻不想睡。直到淩晨兩三點我累極了，才合上眼，潛意識裏還在同問題搏鬥，不時感到心緒不寧。這些問題要怎樣解決?這就是40年來學習、工作和鬥爭的最後結果嗎?新力坡的未來展望如何?我將在接下來的另一個40年裏，爲這些難題尋找答案。
註：
①新加坡總統府內的一座建築物．在1959年至1990年間，是新加坡總理的官邸。
第二章 鄉野童年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蟲"……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游戲上……這些游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爲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準備，但這對於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我至今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兩隻耳朵被扯著，頭給按在一座房子圍籬內的井欄上。這座房子就在現在的登百靈路。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那兒，而我大約只有4歲。
我向來很頑皮。那次我把父親一瓶價錢不便宜的4711牌淺綠色芳香潤髮油弄得一塌糊塗，氣得他暴跳如雷。父親的脾氣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氣衝天，一手抓住我的頸背，把我從屋子裡拉到井邊，然後扯著我的耳朵，把我的頭按在井欄上。我始終覺得奇怪，爲什麽我的耳朵那麽柔韌，竟沒被扯斷，而我也沒掉到井裏。50年後，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解釋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驚時，大腦便會分泌出神經縮氨酸，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記在腦細胞裏，長久不會忘卻。
這件事發生之前，關於我在哪裡出生、在哪裡居住、怎樣成長等情形，我是從父母親那兒聽來的。他們講述的經歷，可以從深褐色的舊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證明。母親告訴我，我是於
我父親是富家子弟。他經常對我們誇耀他年輕的時候，祖父給他在萊佛士坊兩家第一流的百貨公司--羅敏申和然利直--開了個沒有限額的戶頭。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自己喜歡的西裝和別的東西，掛賬就行了。他在聖約瑟書院受英文教育。這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1853年由德拉薩爾修士創立。據父親說，他修完初級學校文憑課程後，便結束正規教育。這對他自己和我母親來說，是一件終生憾事。後來當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臨，兩個家族的財産都喪失殆盡時，他因爲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只能在蜆殼石油公司找到一份倉庫管理員的差事。
對我來說，我們家族的歷史應從曾祖父李沐文開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屬於漢民族，發源於華北和華中平原，大約在700年到1000年前遷往福建、廣東和華南其他省份。由於南遷較遲，只能擠到土地比較貧瘠、當地人尚未開發的山丘地帶。根據曾祖父在中國故鄉所蓋的一座房子後面的墓碑碑文記載，他於1846年誕生在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搭乘帆船到新加坡來。當年他南來的路綫，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著韓江順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廣東省港口汕頭，然後從那兒出海到南洋。從此以後，有關他的行蹤便鮮有所聞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他和華族少女蕭喚娘結婚。蕭喚娘是一個容家店主的女兒，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賺夠了錢，決定返回中
我的祖父李雲龍(我平時叫他公公)1871年誕生於新加坡。據父親說，祖父在萊佛士書院念到5號，相當於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則告訴我說，他離開學校後，找到一份配藥師(不是合格的藥劑師)的工作。過了幾年，他改行擔任一艘輪船的事務長。這艘輪船來往於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之間，屬於協榮茂船務公司。協榮茂船務公司的東主，正是華裔百萬富翁、爪哇糖王黃仲涵。
航海期間，祖父在中爪哇三寶壟同祖母丘念娘結婚。當年三寶壟孤兒法庭發出的一份日期爲
父親於1903年在三寶壟誕生。換句話說，他是在荷屬東印度誕生的。但是由於祖父來自新加坡，憑著後裔關係，他卻成爲英籍民。父親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帶回新加坡，從此沒有回去。由於祖父得到黃仲涵的信任，錢財便越聚越多。黃仲涵委任他爲代理人，負責處理新加坡方面的業務。他幾次告訴我，黃仲涵異常信賴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決定從黃仲涵基金撥出15萬元，捐給萊佛士學院作爲經費。這數目在當時可真不小啊。
父親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縱容我。父親在家裏很注重紀律，所以對我管教很嚴。祖父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父親只是個富家子，沒什麽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家道中落時，祖父所蒙受的打擊特別大。當時，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間，樹膠價格從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覺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這期間，蔡家的資産也蒙受損失。外祖父不但投資在樹膠園，也在樹膠市場進行投機活動。除此之外，外祖父也從事房地産買賣，幷擁有幾座巴剎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樣一敗塗地。到1929年，父母親從祖父在登百靈路的住所，搬遷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樓的一座格局淩亂的大宅子裏。不過，每逢學校假期和周末，我總是會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靈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棄那座大宅之後，便到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兒女婿一起住在這條路上的一棟排屋裏。每次去探望他時，他總會給我5角或l元當零用錢。每次我都會住上幾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這是他在輪船上當事務長，同英籍船長、大副和輪機長日夜相處的結果。他很喜歡我，經常把他的經歷講給我聽。這些故事都說明在船上維持紀律是多麽重要。比方說，不管熱帶的溫度和濕度有多高，船長和其他高級船員以及擔任事務長的他，用晚餐時都必須穿上衣紐緊扣的白色棉質斜紋外套，餐桌上整整齊齊地擺著盤碟、刀叉和餐巾。從他對本區域航程的敘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級船員給他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是：講求秩序、實力和效率。
取個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時候，家裏請了一位對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繪我取個吉祥的名字。他建議取KuanYew二宇。這是方言發音，華文寫作"光耀"。但是，祖父出於對英國人的仰慕，給我多加了一個洋名Harry(哈裏)，於是我的全名變成HarryLeeKuanYew(哈裏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別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後者叫Freddy(弗雷迪)。當時非教徒華人很少取教名。後來我上學讀書，總覺得自己是個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這樣一個洋名。所以，當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時，我說服父母親不給他取教名，因爲我們畢竟不是基督教徒。他們倒肯接受我的意見。
雖然祖父喪失了錢財，不能在生活和衣著上保持時髦的作風，但是他到底還有一些過去留下來的財物。例如那套美觀堅固的傢具，是本世紀初葉羅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從英國進口的；又如那裝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櫥櫃，可供擺放藝術品；再有那些小櫥和衣櫥，櫥門還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兒房裏的小櫥，一直到今天還保留著。他也保存著裝在美麗的銀色相框裏的照片：儀態端正，穿著像個英國紳士，有夾襖、老式領帶、硬領，穿條紋長褲，鞋子上還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個講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簡直是一種享受。祖母善於烹調，燒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鮮美多汁，再調以剛磨碎的豆蔻，伴著炸成金黃色但不油膩的薯條一起吃。對油膩，祖父是特別注意的。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奮鬥成功的人，也是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外祖父沒受過正規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長或華族糖王打過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誕生在新加坡一個來自馬
他連續娶過三個妻子。頭兩個先後謝世，第三個就是外祖母梁亞順。她是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健壯的客家婦女，來自荷屬婆羅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講的是客家話和印尼馬來語。她跟外祖父結婚時，是個育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她的第一個丈夫，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後不久逝世。她總共給蔡家生了七個孩子，在1935年離開人間。外祖父則於1944年日本佔領新加坡期間撤手歸西。
我母親是這樁婚姻的最早結晶。1922年在她15歲結婚時，兩家的財力還算不錯，她甚至有個小丫環陪嫁，作爲嫁妝的一部分。這個丫環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腳，同時給女主人穿鞋脫鞋。等到我四五歲開始懂事時，所有這些財富的象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記憶，卻殘留在我的舊照片中--我穿著從英國進口的過度講究的西式童裝，或是坐在價錢不便宜的童車裏。
外祖父在直落古樓的住家，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大浮腳樓，分成兩部分。他和第三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這座浮腳樓裏。我母親作爲長女，跟父親和五個孩子佔用了一間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讀書，父母親很擔憂。於是母親給慶喜舅父一項任務，要他每天監督我準備隔天的功課。這樣，每星期三次，晚餐過後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個小時。就連當時的我也覺得在幾個舅父當中他最沒有學問，可是居然奉派來監督我做功課，那是多麽荒謬啊。我也說不出這樣的監督對我有什麽好處。可是他畢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華裔家庭通常是很講究輩分的。
在一個傳統的華裔家庭裏，結了婚的女兒，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爲社會所容。因爲女兒的子女屬於外孫，不能成爲外家的成員。不過，在來自馬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同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七個表弟妹一起長大的。由於他們年紀比我小，因此我經常去跟鄰近村落的華族漁民和馬來人的小孩玩游戲。這個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對面的一條小巷裏，有二三十間用亞答葉或鋅板蓋頂的木屋。平日，村裏的漁民在大約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蟲"。這種蟲的習性很怪。當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時，它便會磕頭似地敲響火柴盒，發出"托托"的聲音。我們的樂趣就在看誰的"叩頭蟲"發出的"托托"聲最大。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游戲上。
我們鬥打架魚。我們通常在樟宜路兩旁的淺溝裏抓打架魚。抓魚時用的是一種用柳條編制的"畚箕"。築路工人用它來搬運泥土，我們卻用它來抓魚，然後把魚裝進玻璃瓶子裏。打架魚身長
我們也鬥風箏。我們用兩根細長的竹片和特別的風箏紙，自己製作互鬥用的風箏。要做一隻輕盈而能操縱自如，又均衡得當，不會側向一邊的風箏，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們把風箏綫拉在兩根木杆之間，把摻了碎玻璃的漿糊小心地塗在綫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礫狀，塗在風箏綫上時，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斷對方的風箏綫。鬥風箏的目的就在於此。斷綫的風箏飄落地面時，誰撿到就是誰的。後來，我在劍橋大學念書時，才得知羅馬法把這樣的風箏稱爲"無物主的財物"。
我們比賽陀螺。陀螺是從店裏買來的，最貴的一種用硬柚木製成，經得起對手陀螺的撞擊，不會留下任何深凹痕。爲了增強陀螺的防衛力量，我們用銅制圖釘給陀螺的外表釘一層裝甲，使它能擋住對手的攻擊。
我們也比賽彈子。在一片堅實的沙地上，我們挖三個排成一綫的洞，以便輪流把彈子彈進每一個洞裏。比賽的時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彈子放在適當的位置，然後用右手食指把彈子彈出去。你也可以攻擊對手的彈子。如果彈子靠近洞口，你盡可以用自己的彈子大力把它撞開，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彈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這種彈子一經撞擊，很容易裂成兩半。只有貴的那種，是用堅硬的石塊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這些游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爲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準備，但這對於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何況我們幷不軟弱，也未被寵壞。當年我沒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孫子卻樣樣有。他們所穿的輕便運動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後跟還裝上電池和燈泡，能夠發出綠色、琥珀色和紅色的閃光。我這一代人所穿的是簡單的樹膠底帆布鞋，每雙四五角錢，多數是本地鞋廠製造的。後來，霸打鞋公司生産了一種質地較好的膠鞋，每雙一塊錢。每年正二月華人農曆新年到來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運的話，父母親就會到密駝路的鞋店給我買雙質量很差的本地製造的皮鞋。鞋內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後跟，都是用硬紙板充數的。如果皮鞋給淋得透濕，就會扁鬆開來。
當年的世界比較簡單。我們不窮，也不富裕。我們沒有大量的玩具，更沒有電視機，要使自己富於機智，得靠多閱讀和發揮想像力。這對我們的求知大有幫助。可是當時沒有那麽多的圖書可供兒童借閱，而且書的價錢又很貴。我通常購買廉價的驚險小說，幷追讀哈裏·沃頓和比利·邦特等一夥男童在格雷菲爾斯的奇遇故事。每個星期五，我總是懷著熱切的心情，等待從英國開來的郵船開進丹戎巴葛碼頭。郵船載來英國的雜志和畫報，這些出版物的價錢幷不便宜。等我稍微長大時，我便開始利用萊佛士圖書館。每次從那裏借來的書，可以閱讀兩個星期。我以兼收幷蓄的態度閱讀，但是比較喜歡西部小說，不大喜歡偵探小說。
談到度假，我們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樹膠園木屋去，在那裏逗留幾天或一個星期。我們乘坐牛車從樟宜路前往樹膠園。牛車由兩頭牛拉著，負責趕車的是外祖母的園丁。牛車的木輪用鐵圈箍著，但沒有消震器，所以車子在布滿轍印的泥路上行走時，總是顛簸得很厲害。50年後，也就是在1977年，當我搭乘協和客機，以三個小時的時間從倫敦飛越大西洋到紐約時，我不知道同機的搭客，有誰體驗過乘坐牛車的樂趣。
我們三餐吃得比較簡單，也比較健康。當時沒有漢堡包和義大利餡餅之類的快餐，也沒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許經營的餐館，更沒有外國的小甜餅，有的是本地烘製的糕點。每年一次，母親和阿姨們爲了準備農曆新年除夕和往後兩個星期的節慶所需，會一連幾天烘製糕餅，然後把一個個玻璃瓶裝得滿滿的。當年也有本地生産的"和和"餅乾，是仿製英國亨特利和帕爾默餅乾廠的産品。至於英國餅乾，只有英國老闆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們都吃得飽，從沒挨過餓。在我記憶中，當年在家裏，在漁村裏，或是後來(1930年一1935年之間)在直落古樓英校裏，都沒見過肥胖的孩子。
母親是個勇敢的女人
兒時的生活幷非完全充滿歡樂。父親偶爾會懷著惡劣的心情回家來，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華游泳會會所賭21點或其他紙牌輸了錢。他要母親把一些首飾給他，讓他典當後再回去碰碰運氣。這時候，兩人會發生可怕的爭吵。父親有時變得很狂暴，但母親卻是個勇敢的女人，無論如何都要保住父母親給她當嫁妝的首飾。她性格很堅強，精力充沛，足智多謀，15歲出嫁太早了。在她那個時代，女人的任務就是做個賢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撫養成未來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輕易就能成爲精明能幹的商界執行人員。
她窮盡一生的精力撫養孩子，讓他們受良好的教育，成爲自食其力的專業人士。爲了孩子們的遠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對抗。我和弟妹們深知她爲我們作出了不少的犧牲。我們覺得無論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盡我們所能，做到無愧於她，更不辜負她對我們的期望。由於我是家中長子，在我稍大時，她便開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決定。所以說早在少年時代，我便成爲事實上的家長。這倒教會我平時遇事如何做決定。
第三章 學業競爭的對手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後面，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驚。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
外祖母對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還不滿6歲，她堅持要我跟其他漁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學校上課。學校設在一棟木屋裏，地面是堅實的泥地，屋頂蓋上亞答葉。教室只有一間，裡面擺了用木頭做桌面的課桌和長凳。還有個房間，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
我向母親訴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見。但母親當時只是個22歲的少婦，外祖母卻是個48歲的經驗豐富的家長，養大了兩次婚姻所生的九個子女。她決心讓我受一些華文教育，於是把我送到離家
兩三個月後，我再懇求母親讓我轉英校，這回外祖母答應了。1930年正月我轉到直落古樓英校。學校離我家也是
小學生活平淡無奇。我還記得開運動會時，操場上掛滿彩旗，放著欄架，用喇叭筒宣布優勝者的名字，然後頒獎。我沒得過什麽獎。最熱門的體育項目是足球，我光著腳漫不經心地參加。馬來學生是天生的足球員，踢起球來比華族學生強得多，一般體育項目他們也占上風。華族學生學業成績卻比他們好，特別是數學。
我從一年級讀起，跳了一級就讀l號，只用六年時間讀完本來要七年才讀完的小學，5號班結業就參加全島會考，爭取進入政府中學①。1935年臨畢業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萊佛士書院錄取了我，這所書院只收最優秀的學生。
外祖母患上肺結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結核，病得厲害。這件事標志著我的童年生活時期結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們隔壁，外祖母常常咳個不停，晚上隔著板墻也聽得到她的咳嗽聲。她越來越瘦，頭髮也灰白了。診治外祖母的西醫最後絕望了，說她已時日無多。家人討論該怎麽辦。家中受過教育的兒子，年齡最大的是慶和舅父，他同意請馬來巫醫來盡人事。據說馬來巫醫有本事治療病入膏盲的病人。
請來的巫醫年齡50歲上下，身材瘦削，留著山羊鬍子，兩眼炯炯有神，個性很強。他給外祖母作了檢查後，告訴舅父和舅母們還有辦法。他給了些草藥和符咒，爲外祖母禱告。幾天後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來，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轉後又惡化，反復了四個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況嚴重惡化，晚上家裏人趕緊把巫醫請來。他給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他讓外祖母俯臥著，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樣的東西到盤子裏)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盤子端詳，說那東西像血。巫醫舔了10分鐘後，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許是昏迷了。
巫醫告訴舅父，必須安撫鬼神。第二天晚上須在屋前的花園裏演馬來戲，還得供奉水果、鮮花和加入薑黃的椰漿飯。供品須放在一艘微型馬來船上面，從實乞納海邊送進大海。兩天后馬來戲上演了，馬來演員在哀怨的馬來笛聲和奇特的鼓聲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爲什麽要這樣做，我莫名其妙，心裡不禁恐慌起來，甚至産生不樣的預感，下意識覺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會離開人間。
就在同一個時刻，一夥人帶著載了水果、鮮花和椰漿飯的微型馬來船，走到
當時我11歲，不大相信別人的看法。後來上中學念物理和化學，讀到西醫西藥創造的奇蹟，就對自己所看到的情形産生懷疑。把從外祖母背上舔來的血吐在盤子裏，是不是施魔法騙人?但在西醫束手無策之後，巫醫卻能讓外祖母多活四個月。巫醫怎麽能在
外祖母是維繫大家庭的紐帶。她去世之前，兩個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於我將就讀的萊佛士書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從直落古樓去上學很不方便，父母親這時也決定離開這個大家庭。他們向一戶印度人家租了納福路28號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腳樓，屋腳是磚砌的，也分成前後兩部分，後半部是廚房、儲藏室、車庫和戶外厠所。我們1935年底搬進去。第二年正月書院開學時，我們已經住在市區了。
當年萊佛士書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現在依然如此。書院是以創辦人命名的。1823年4月，萊佛士在離開新加坡前幾天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在會上說，新加坡有好幾所教兒童讀可蘭經的馬來學校，一所教會學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學的華族學校，由於人力物力不集中，這些學校都辦得不出色。他準備設立一所學府。關於這所學府他曾經說過："我相信上帝，設立這所書院也許是教化數百萬人，改善他們生活條件的方法。"
在會上，萊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當地高層人民的子弟；爲有需要的東印度公司雇員提供學習當地語言的途徑；收集散落在各處的當地文獻和傳統的資料，以便瞭解當地的法律和習俗，目的在於幫助當地人。
他撥出一塊靠近海邊的土地，立即動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還沒建好，就棄置一旁。儘管開始時情況很不穩定，後來在政府支持下，它卻發展成爲最傑出的學校，培養了一小批知識豐富的傑出學生，其中好些獲得"女皇獎學金"，到牛津、劍橋、倫敦、愛丁堡和其他英國學府修讀醫學、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來自15所政府小學的大約150名高才生進人了萊佛士書院。錄取標準以成績爲根據，學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階層的子弟，有些來自馬來半島。早期校長是英國人，辦學方式模仿英國公學。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學校那樣。"宿舍"共有五座，全以歷屆校長命名。英國公學有真正的宿舍，學生跟舍監住在一起；萊佛士書院是日間學校，沒有宿舍。儘管如此，校方鼓勵我們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攬球、曲棍球和田徑等運動，都是以"宿舍"爲單位進行比賽的。
學校的課程大綱，是爲應付在英帝國各地舉行的劍橋初級文憑和劍橋高級文憑考試而制訂的。學生分別在15歲和17歲應試。採用的課本尤其是英語、英國文學、英帝國史、數學和地理，是英國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編自英國學校所用的課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語爲教學媒介語。多年後我遇見來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遠島嶼的共和聯邦領袖時，發現他們也用同一課本，接受同樣的訓練，而且能夠同樣引述莎士比亞戲劇裏辭藻華麗的段落。
中學分四個等級：6號、7號，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我不算太用功，但數學和科學很好，英語基礎很扎實。6號班結束時成績中上，升上7號A班。念7號期間，我不費多大力氣也能進入前三名。上課時我還是不太專注，靠偷看坐我旁邊的同學張家良的筆記趕上老師的進度。家良筆記寫得很工整，但會用雙手蓋住不讓我看。他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當年的級
全校第一也是新馬第一
我升上劍橋初級A班，那是成績最好的班級。級
萊佛士書院的歲月，使我心情歡暢。功課固然應付自如，我也積極參加童子軍活動，打板球，偶爾也打網球、游泳，還參加過好幾場辯論。但是我從沒擔任過學長，總學長更不用說。我生性調皮搗蛋，老師往往發現我心不在焉，有給同學寫字條或是模仿一些老師說話的獨特習慣。有位印度
有一回校長麥克勞德處罰我。他爲人公正，嚴格執行紀律，鐵面無私。有一條校規規定，學生一學期遲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貓子，不是什麽雲雀，早上總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個學期裏第三次遲到，級
不管怎麽說，我在學習認真對待生活。父母親告訴我，他們的兩個朋友分別當了律師和醫生，日子過得不錯，自己開業，因此沒受到經濟大蕭條的打擊。父親對自己年輕時不努力感到後悔，極力勸我搞專業。於是我很早便一心要當律師，當專業人士，不替別人打工。
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
在劍橋初級班和劍橋高級班期間，我隱約感到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大事。1938年出現了慕尼黑危機，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1939年9月我們正在準備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時，報上以大字標題報道德軍侵入波蘭，英國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碟。緊接著是宣戰，但那是一場離我們很遠的戰爭。據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新加坡唯一激動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駐扎在中央醫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國統率的印度軍隊嘩變；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這一次，隨著事態的發展，戰爭離我們不遠了。我的劍橋初級
這期間，本地人只需籌款和爲飛機工業收集廢金屬，特別是鋁。直到1941年，我們亞洲人還不相信戰爭會蔓延到新加坡。我們應該從這個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訓。
1940年2月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放榜時，戰事已在歐洲全面展開。法國受到嚴重的威脅，即將淪陷。到倫敦去讀法律只能推遲。我的成績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排名都是第一，獲得當時最受人重視的安德森獎學金，可以進入萊佛士學院。獎學金由約翰·安德森爵士捐贈，他是新加坡數一數二的英國大商行的首腦。獎學金得主每年可以獲得大約900元。獎學金每三年頒發一次，給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1940年這一期歸我。跟其他政府獎學金相比，安德森獎學金多了200元，付了學費、書籍費和膳宿費還有剩餘。
萊佛士學院是在英國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峽殖民地政府於1928年創設的，設有文科(英語、歷史、地理、經濟)和理科(物理、化學、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政府爲它設計了一批漂亮的建築物，包括表面看來像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四方院子和迴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層鑲上石塊；建築設計也考慮到熱帶的氣候。
學院的每個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負責，有
作爲獎學金得主，我必須住進宿舍。要適應新情況不容易。爲了應付新加坡又熱又濕的氣候，建築師設計了寬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個房間，落地窗外面是陽臺。房間由
我讀第一年的時候，學生都要選修三科。英語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應用英語的能力，方便日後修讀法律。其次我選數學，因爲自己喜歡，能力也不差。最後選經濟，以爲能學會如何在商場和股票市場賺錢--多麽天真!第一年過後要選一科主修，我選了數學。
每學年有三個學期，期末都有考試。第一學期數學考試成績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經濟成績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個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後面，分數差了一截。這使我十分震驚。我在萊佛士書院見過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爭取女皇獎學金的修讀兩年的特別班裏。我感到煩惱萬分。整個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檳城、馬
名聞全校被戲弄
在萊佛士學院度過的第一年，不像在萊佛士書院第一年那麽順心。當時有個傳統，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學期。我成績最好，名聞全校。也許由於長得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選中我作爲戲弄的對象，尤其是一個名叫埃伯特的歐亞裔學生。埃伯特個兒小，皮膚黝黑，精瘦結實，是個令人討厭的傢伙。他是個出色的運動員，卻有強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順從，但他看得出我內心反感，因此覺得格外開心。我從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強一個班級或一連的見習軍官的團結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著一個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彈子前進；不得不系一條破舊的綠色領帶，走在新生前頭，舉著一面不像話的綠色旗子。這一切毫無意義，然而我照做不誤。這是我要加入這個既不成熟而且在發展錯誤傳統的學院所應付出的部分代價。第二年輪到我有機會作弄新生，我公開反對，設法勸同學們別這樣做，但不成功。自己當新生時嘗過苦頭，卻發泄在後來人身上，這樣的做法我堅決反對。
除此以外，我們上課還得系領帶穿外套。講堂沒有冷氣，科學樓的一間西曬教室，成了名副其實的烤爐。汗流狹背坐在風口，准會傷風咳嗽。經常輪番處身於涼風習習的地點和濕熱的房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總的說來，第一年我過得很窩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環境裏，吃倒胃口的學院飯食，跟19個同學住同一座宿舍，這些都使我有一種失落感。
第二年從C座換到位置比較好的E座，房間涼快宜人。但是過去一年心裡鬧彆扭，又經常傷風咳嗽，肯定影響了學業。記得一個學期末了，我連數學也排不上榜首。儘管如此，1941年3月學年結束時，我的成績依然不錯，理論數學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經濟高居榜首，第三科歷史好像也是這樣。統計是經濟試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數比她稍高。但我很不開心，知道爭取女皇獎學金將面臨激烈的競爭。
接觸大馬來主義政治
過後回顧當年的情形，才發現在萊佛士學院求學的階段是我接觸大馬來主義政治的開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對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馬來人慣於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樣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長的馬來人。在馬來聯邦③，尤其是在馬來屬邦④，馬來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在社會上佔有支配地位。在馬來聯邦，萊佛士學院獎學金供非馬來人申請的總共只有五份，馬來人卻有更多份額可供選擇申請；在馬來屬邦也一樣。每年入學的100名學生當中，有20名馬來學生是來自內地各州，獎學金由州政府提供。
馬來人團結意識很強。我後來發現，那是由於他們覺得受威脅，怕被充滿活力、刻苦耐勞的外來民族--華族和印族壓倒。有兩個當年跟我同年的馬來同學後來成了傑出的領袖，其中一個是馬來西亞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語和經濟課的同班同學，卻跟我談不來。他是彭亨州的貴族，跟其他馬來學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們都尊敬他。跟我相處得來的是平民，有兩個是學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時期在直落古樓小學和萊佛士書院交上了馬來朋友，馬來語說得流利。但是我很快發現，他們對待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的態度跟新加坡馬來人完全兩樣。第二年一個來自吉打州的馬來學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訴我："對我們馬來人來說，你們華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聰明了。吉打州華人太多了，我們受不了這樣的壓力。"他所說的壓力，是爭飯碗、爭生意，在學校和大學裡爭名次。馬來人是土著，新來的移民比他們聰明得多，競爭能力強得多，決心也大得多，他們怕高等職位給這些移民搶走。也許由於華人和印度人表現比較好，信心比較足，他們沒有像馬來人那樣的團結意識。他們不覺得受威脅，因此不講團結。
有一件事在我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學年，學生們對萊佛士學院學生會在舊海景大酒店舉辦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滿。非馬來學生向學生會提出了投訴，學生會義務秘書翁姑阿茲毫不客氣地作出尖銳傲慢的反應，使他們光火。於是少數學生開始採取行動，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批評他，解除他的職務。但他是馬來人--他後來成爲馬來亞大學第一個馬來人校長。隨著徵集簽名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的運動進入高潮，馬來學生團結在他周圍。他們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職務的話，他們就集體退會。這是對非馬來學生的挑戰。同學們找我，要我第一個起來發言，表明大家對翁姑阿茲的不滿。我沒參加晚宴，跟翁姑阿茲沒什麽過不去。但既然沒入願意做這樣的事，我決定接受他們的要求。大會在一個星期六下午召開，當天很多學生離開了學院，想來是不希望參與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學出席了，馬來學生全體到會。會場上情況很緊張，種族主義氣氛很濃。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親馬來族、反對外來移民的大馬來主義。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態度堅定。翁姑阿茲發言反駁了有關他粗暴無禮的指責。我當時能感受到，大約80名在場的學生對這次的對抗非常不安。表決時支持翁姑阿茲的馬來票佔多數，學生會沒有分裂。不過，非馬來學生覺得他們已經表達了不滿。過後這件事在我腦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們成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才記起來。
當年是競爭對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恆友誼的年代。進入萊佛士書院和萊佛士學院對我有利。後來，萊佛士書院最優秀的學生在政府部門和商業機構裏表現良好，萊佛士學院的也一樣。
關世強在萊佛士書院比我高兩班，是個高才生，數學、英語和華語都很好，會拉小提琴，也是個藝術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發明取得專利。在萊佛士學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飯前都練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這琴聲。儘管他用了弱音器，琴聲仍然越過矮墻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裏迴響。他當上了教師，最後出任教育部常任秘書。後來我委任他爲新加坡大學校長。他退休後擔任新加坡駐馬尼拉大使，60多歲死於癌症，對我們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
我在萊佛士學院結識的許多人，後來跟我一起參加政治活動。其中一個是杜進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屆。他沉默寡言，做事堅定不移，也很勤奮和有條理。另一個是吳慶瑞，他是經濟導師，頭腦一流，不善言詞，寫作條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開始當律師時，已經有許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的政府部門和專業領域裡擔任要職。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哪怕彼此不認識，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對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學校聯繫起著很好的作用，馬來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動活躍起來之前，當權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的時候，馬來半島內地的馬來人幷沒有敵視我。我跟許多內地馬來人交上了朋友，包括兩位審理過我所辦案件的巡迴法官。
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優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學生，使他們成爲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網路。我們進過類似的學校，讀過同樣的課本，有著某些共同的處世態度和性格特點。這種鼓勵學生通過談吐、作風、衣著和辦事方式來建立聯絡網的學校制度，幷不是英國公學獨有的。
註：
①當時英校的學制是：小一，小二；1號，2號，3號，4號，5號(相當於小學)：6號，7號，8號，9號(相當於中學)。
②由英國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發行，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流通於馬來亞和新加坡。因新加坡當時也稱石叻坡，所以它又稱叻幣。
③馬來聯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蘭莪、彭亨和森美蘭四個馬來土邦組成，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駐扎官駐於各邦。
④馬來屬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蘭丹和丁加奴五個馬來土邦組成。於20世紀初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顧問官駐於各邦。
第四章 來了日本兵
我沿著泥路，最多走了
我跟我的同學一樣，認爲英國無論如何是不會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對的德國人吃敗仗，只是遲早的問題。他們入侵蘇聯，勢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學生一樣，我們的消息來自新加坡的英文報紙。主要的英文報《海峽時報》爲英國人所辦，它的讀者各民族都有。規模和影響力較小的《馬來亞論壇報》只有本地人閱讀。此外，大約還有10份華文、馬來文和印度文報紙，它們的影響力都不大，我也沒閱讀。我的同學都受英文教育，他們當中很少人能夠閱讀這些報紙。作爲學生，我們心裡所想的不是關於戰爭的問題，而是想著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顧，那些抵制日貨的華族愛國分子可能會把他的耳朵割掉。
華文報紙對戰爭的可能爆發，倒是讓讀者在心理上有較好的準備。從1940年12月起，《南洋商報》便不斷刊登有關戰爭的不祥消息和評論。1941年10月，它發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馬
危險的徵兆
可是，快到12月時，一些明顯的危險徵兆就出現了。
在做動員工作的人當中，有幾位是萊佛士學院的教師，包括吳慶瑞，他是海峽殖民地義勇軍團的成員。許多班級宣布停課，我和同學們卻依然一點也不驚慌。我們把這一切當作戰備的一部分。這也可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他們膽敢挑起戰火，那是愚蠢的。
政府和報紙忽視日本的威脅，究竟是出於愚蠢或是過於自信?我認爲是英國對敵人的力量和本質一無所知。英國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優越性，黃種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戰幷得逞。誠然，根據記錄，馬來亞英軍總指揮官白思華將軍的幾名副官，曾經要求興建防禦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島北部和新柔長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戰壕和設立路障。但事實是，誰也不相信日本人會那麽魯莽，敢跟英國人較量。如果他們真的動手，定會慘遭痛擊。後來，我們發覺日本人不但準備同英國人和荷蘭人較量，而且還準備跟美國人一較高低時，的確感到莫大的震驚。當時的英國和荷蘭被歐洲戰事拖累，根本無法招架。
萊佛士學院的學生都異常激動。那些內地來的學生，馬上準備乘火車回家去。幾乎每一個人都相信新加坡將成爲日本攻擊的主要目標。回到馬來亞鄉下，可以避開日本轟炸機，比較安全。院方和學生一樣不知所措，誰也沒有做過應付這種局面的準備。兩天后，我們聽說
不出幾天，學院裏的學生宿舍幾乎空無人影，教師也停止講課。院方要求學生挺身而出，組成醫療輔助服務隊萊佛士學院分隊。我志願加入這支分隊，每天從納福路住家騎腳踏車到
然而對英國來說，戰事幷不順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爾斯王子號"和"驅逐號"抵達新加坡之後的第八天，它們竟在關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轟炸機炸沉。原來這兩艘軍艦向北航行時，沒有軍機掩護。消息傳來，真叫人難以置信。這樣的事怎麽可能發生呢?如今還有什麽東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國海軍挺進呢?
兩艘軍艦被炸沉之後幾天，政府醫務局宣布徵用萊佛士學院，幷把它改設成一所療養院，收容兩艘被炸沉軍艦上傷勢較輕的水兵。身爲歷
不久，有些消息從馬來亞傳來。有的說英國部隊在前綫潰不成軍；有的說日本軍隊毫不費力地突破英軍的防綫，騎著腳踏車沿馬來半島南下，穿過樹膠園，用小船和舢舨在英軍防綫後面登陸，迫使更多英軍後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種植園園主、平民和他們的家屬，開始越過新柔長堤來到新加坡。有權勢有地位的亞洲人舉家老小也在逃難，只是他們沒有露面而已。他們可能寄居在親戚朋友家裏，要不然就是靜悄悄地從丹戎巴葛碼頭乘船離開新加坡，以免因協助英國人或是捐錢給中國，支持抗戰而遭日本人報復。
到了1月，日本軍隊已靠近柔佛。日本戰機也開始夜以繼日地大舉轟炸新加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馬村第一次救護和收殮傷亡者。醫療輔助服務隊的幾支分隊的成員，乘坐由新加坡電車公司巴土改裝的救護車趕到那個村子時，一顆炸彈剛剛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幾個人死傷。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有人流血、受傷和死亡，真叫人心驚肉跳，慘不忍睹。
凜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國軍隊都從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島。蘇格蘭高原兵是在他們的風笛手吹奏著《高原少年》的樂曲聲中，最後列隊越過新柔長堤的。當時只剩下兩名風笛手執行這項任務，表現了他們凜然不屈的精神。這使我留下終生難以磨滅的印象：英國人面對戰敗的厄運時，依然能夠保持冷靜沉著的態度。英國皇家工兵接著在柔佛那一邊的長堤上炸開一道
我所屬的醫療服務分隊，是在
我們救護一名20歲出頭的華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斷了，腹股溝還有一道傷口。我們必須用夾板夾住她的大腿。爲此，我們不得不把她的中裝褲子脫下，然後給她上夾板。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對一個年輕女郎做這樣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驚的樣子。我們又搜尋到幾個傷亡者，然後救護車就高速馳往歐南路中央醫院。
一天早晨，我戴著頭盔和臂章騎腳踏車回家時，看到一列軍用卡車停在史蒂芬路。站在卡車旁邊的，是一些身材高大，頭上戴著寬邊澳大利亞軍帽，但臉色異常沮喪的澳大利亞士兵。他們士氣低落，而且有點驚慌失措。我停下來問他們前綫離這裡有多遠，一個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這拿去吧!"說著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給我。我大吃一驚，難道就這樣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嗎?我婉言拒絕接受他的武器，幷且安慰他說，只有在戰事結束時才能定輸贏。然而對這批澳大利亞士兵來說，這場戰爭他們已經認輸。我不曉得他們經歷了多少個可怕的日子。
戰後，我從書報上得知當年有幾旅澳大利亞軍隊在乘船前往中東途中，轉到新加坡來。他們剛好在新加坡淪陷前三星期到達，立刻被派往馬來亞內地抵抗日軍，結果很快便被擊潰而撤回新加坡。
這時，我父親在巴株巴轄任職的蜆殼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轄在新加坡以北大約
整個殖民地彌漫著戰敗的氣氛。日本軍隊從柔佛發射過來的炮彈造成嚴重的破壞。當日軍的零式戰鬥機飛越上空時，英國皇家空軍的水牛式戰鬥機連忙起飛，但卻不是要迎戰敵機，而是爲了避免在地面被擊毀。原來日本的戰鬥機飛行速度快，精巧靈活；英國的戰鬥機速度慢，機身笨拙，它們絕不是日機的對手，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最後一批英國和歐洲平民，尤其是婦孺，從馬來亞擁入新加坡。我們聽過一些傳聞，說他們怎樣在丹戎巴葛碼頭爭先恐後地擠上剩下的幾條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學校全部停課。當炮聲越來越逼近市區時，我母親同父親討論有關應變的良策。她建議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裏遠離市區，被炮彈擊中的可能性較小。我贊同幷支持母親的建議。我告訴她說，我準備留下來看守納福路的房子，這也方便我繼續到萊佛士學院的醫療輔助服務站值勤。我幷不是單獨一個人留下，我們的園丁許忠祜將會陪著我。他身兼人力車夫，從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學放學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萊佛士學院值勤時，他就留在納福路看守房子。我們挖了一個洞，蓋上木頭，鋪上泥土，就成了一個防空壕。母親在防空壕裏囤積白米、食鹽、胡椒、豆醬、鹹魚、罐頭、煉奶以及我們可能長期需要的各種東西。錢不成問題，因爲父親奉命撤離巴株巴轄的油庫時，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給他幾個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來越暗淡的時候，有幾次我值完班跑去看電影，好讓自己在看電影的兩三個小時中暫時忘記一切，同時把渺茫的前途拋在腦後。1月底的一個下午，我在國泰戲院看一部喜劇片。戲中有一個場面是一顆炸彈該爆不爆，卻在輕微的"啪噠"聲中破裂開來。原來是一顆"詐"彈。它的外殼裂開時，露出"日本製造"的標志。這是多麽不可思議的事啊。在過去兩個月裏，新加坡已經領教過日本炸彈和炮彈的巨大威力，而現在我所觀賞的電影，卻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說他們兩腿成弓形，眼睛向內斜視，所造的船無法在暴風雨中漂浮，開槍不會中的，充其量只能製造"詐"彈。不幸的事實是，從
2月10日英軍後撤時，軍方接管了整座萊佛士學院。兩天后，醫療輔助服務分隊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納福路老家，後來由於炮聲越來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樓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樓的第二天，我們聽到遠處傳來步槍聲，有些比較靠近我們。但是，大炮聲、炮彈爆炸聲和炸彈爆炸聲卻沉寂下來。我覺得很奇怪，便從後門走到L巷去。這條巷子就在漁村旁邊，過去我經常在村子裡和童年朋友們玩耍，他們都是漁民的孩子。我沿著泥路，最多走了
我呆了幾秒鐘，才想到他們原來就是日本兵，頓時汗毛直竪。幸虧他們正忙著搜尋敵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趕緊飛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訴家人。我們連忙把所有門窗關上，天曉得這樣做對我們能起什麽保護作用。由於日本軍隊從1937年起在中國幹下的種種暴行令人髮指，我們最害怕的就是他們在這裡重演姦淫擄掠的暴行。幸虧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沒有發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與此同時，英國軍人卻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沒進行過什麽抵抗。
最暗淡的節日
第二天，
那天晚上，大炮聲靜了下來。不久，有關英軍投降的消息便傳開來。第二天，有些朋友從市區回來，告訴我們搶劫事件到處發生。英國人和歐洲人的住家被馬來車夫和園丁掠奪一空。這個消息使我們全家人焦慮萬分。我們在納福路28號的住家，還有那些囤積的糧食和必需品會怎樣呢?尤其是糧食，我們要靠它度過漫長的歲月啊，保得住嗎?經母親同意，我和許忠祜一起從直落古樓步行
英國主人的大洋房和貨倉遭洗劫，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那些在1945年以後出生的人，的確很難理解這件事的全部含義，因爲他們完全不知道英國的殖民制度，如何在
總督是大頭頭，也是老闆中的老闆。在慶典儀式上，他總是穿上鑲著金色綏帶的雪白漂亮的制服，頭戴頂端裝飾著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間佩帶一把長劍。白人官員擔任政府中所有高級職位，而且對亞洲人掌握著生死大權。福建人稱呼他們爲AngMoh(紅毛)，馬來人則把他們叫作OrangPuteh(白種人)。警察總監、高級警官、醫務局局長、醫院的高級內外科醫生，都由白人擔任。亞洲醫生只能在白人醫生手下工作，即使他們的資格比白人醫生高，也無濟於事。護士長也非由白人擔任不可，雖然她們只能講英語，而且跟不會講英語的病人談話時，必須請本地護士當翻譯；亞洲護士休想有一天能成爲護士長。
在萊佛士學院，所有教學人員都是白人。有兩名本地最優秀的畢業生，儘管考到物理和化學一等文憑，院方卻只聘用他們當"示範員"，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而且他們還得考取倫敦大學校外理科文憑，才有資格擔任這個職位。吳慶瑞(後來成爲新加坡副總理)是當年最優秀的文科畢業生之一，考獲經濟學一等文憑，可是他所能擔任的職位，只是"導師"，不是講師。
萊佛士學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別住在6座宿舍裏。爲了督促這批學生遵守紀律和秩序，院方聘請了一個50多歲的英國退休軍士長擔任舍監。雖然他說的是倫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卻領取豐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樣，過著家惺愜意的生活。在學院當局看來，一名退休的英國軍士長是負責訓導新馬120個最聰明的年輕人的適當人選，況且當時學生方面也沒有意見。他們對這位舍監唯一不敬的是每次聽到他說倫敦腔的英語，就禁不住高聲大笑。
亞洲的暴發戶
日本人籠統地被視爲亞洲的暴發戶。不錯，他們比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更加工業化、更加先進，但是他們要趕上白人，還需要一段長時間。他們製造紡織品、玩具和其他東西。我記得在30年代，我母親經常談起她在密駝路著名的日本商店越後屋所買的一些美麗的府綢。當時密駝路有許多日本商店，越後屋是其中之一。我母親告訴姐妹們，這種日本府綢，可以跟英國的細棉府綢媲美，價錢卻便宜得多。不過，日本製造的玩具，價格雖廉價，樣子卻俗氣，而且不耐用，跟英國製造的玩具簡直不能相比。當年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醫和牙醫，他們收費低，醫術也不高明。我始終不明白，什麽機遇使他們的學位獲得英國醫藥當局的承認而能夠在新加坡行醫，莫非是報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代英國人照顧遠東的利益?據說有少數幾個日本醫生還算能勝任，但卻沒有一個比得上醫學院的英
這就是11萬名日本兵所佔據的馬來亞和新加坡的狀況。當時還有13萬名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士兵被日軍俘虜。經過70個驚慌、混亂和愚昧的日子，英國殖民地社會終於被摧毀，有關英國人高人一等的神話，也被打破了。英國人以爲在日本兵開始炮轟新加坡時，亞洲人會極度恐慌，殊不知他們卻處之泰然，面對傷亡毫無懼色，也沒有驚慌失措。當日本人的炸彈和炮彈掉下來時，躲在辦公桌和工作臺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闆。1941年12月16日夜深入靜時，不顧亞洲人的死活，自己偷偷逃離檳城到新加坡"避難"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員。英國軍隊在撤退之前，儘量把軍事設備一一炸毀。醫院、自來水廠、發電廠以及其他重要設施雖然保存完好，卻沒有人操作。於是，房屋失火時，沒有消防員出動救火；自來水廠也沒有職員調節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員早已逃之天天。白人只顧自己逃命的傳說，使他們在亞洲人眼中淪爲自私、膽怯的一群。這些傳說有許多在轉述的過程中，無疑被誇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卻有充分的事實以資證明。事實證明白人如果不是比亞洲人更加驚慌失措的話，至少相差不多。亞洲人一向依賴白人的領導，如今白人卻辜負了他們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優越的神話
英國人的霸權本來是建立在優越的科技和組織上的。因爲多數亞洲人相信英國人天生優越的神話，幷以爲要向英國人挑戰是不明智和枉費心機的，使這種霸權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可是現在，竟然有一個亞洲民族敢於抗拒英國人，幷粉碎了上面所說的神話。沒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態對英國人稱王稱霸之後，卻對同屬的亞洲人顯示他們比英國人更加殘暴、蠻橫、不義和兇狠。在日本佔領的三年半裏，每當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當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毆打或虐待時，我們都不禁深深嘆息，恨不得英國人早日回來。新馬人民對同是亞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滅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卻恥於跟亞洲人認同。他們認爲其他亞洲人都是劣等民族，只有較低層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卻是天照大神②的子孫，也是天擇的子民，跟蒙昧無知的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完全不同。
註：
①印尼爪哇和加里曼丹兩島之間的一個小島--巴韋安島(Bawean)上的原住民。
②意爲"太陽之神"。日本皇室把它奉爲天皇的祖先。
第五章 逃出檢證關
我在忠祜的小房間裏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後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於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裏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
我從直落古樓步行到納福路，走了兩個小時，發現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間變了樣。英國軍隊已經投降。本地警察，包括華族與印族低級警官和馬來普通警員，都消失無蹤，害怕日本人把他們當作英軍的一部分。日本軍隊還沒開進市區執行任務。目無法紀的人可以爲所欲爲。
大多數人照老習慣過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來。可是，由於白人老闆走了，膽大包天或是走投無路的人就趁機搶劫英國公司的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他們認爲搶走白人的財物，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事。他們破門進入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搶走食物和貴重的東西，只要拿得了就拚命拿。搶劫事件連續發生幾天以後，日本軍隊才出來維持秩序。爲了達到阻嚇的目的，他們胡亂射殺幾個搶劫者，把這些人的頭砍下來，放在幾座主要橋梁的橋頭和幾條大街的交叉路口示衆。
其實日本人自己也四處搶劫。最初幾天，無論誰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鋼筆和手錶都會被日本兵奪走。日本兵也以搜查爲名，進入屋內，趁機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們也把最好的腳踏車推走，不過，幾個星期後就不要了。原來他們在新加坡只是短暫停留，隨時會被調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島嶼作戰，以便侵佔更多的土地。他們不可能把漂亮的腳踏車一起帶走。
儘管日本人和華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這對華人卻毫無幫助。我回到納福路的第二天，看見幾個日本兵在路對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門。這是李紹茂的家。李紹茂是萊佛士學院理科畢業生，原在海峽殖民地民事服務部門任職。他的侄兒把大門打開，日本兵便徑直走到車房去。他們要的是那輛擦得閃閃發光、亮麗奪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車。李紹茂非常愛惜這輛車，每天都清洗車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從屋子裏沖出來，希望汽車免於遭殃。他處世謹慎細緻，爲自己擁有的房屋和汽車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個華裔學者爲榮。他不懂日語，中文書寫還可以。由於日文當中應用不少漢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箋簿上揮寫，也許是告訴對方他是一個高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需要用到汽車。但是帶頭的日本軍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見這個軍官鑽進車裏，把車子倒開出車房，然後駕走。
第一次遭粗暴對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對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時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剛好在跨越武吉知馬河的紅橋對面。我走近紅橋時，看到一個日本哨兵在橋頭踱來踱去，附近有四五個日本兵圍坐著。他們也許是哨兵屬下小隊的隊員。我戴著一頂寬邊的澳大利亞軍帽。在英軍投降之前幾天，許多澳大利亞軍帽到處丟棄，我拾了一頂，心想在今後的困苦日子裡，這頂帽子也許可以大派用場，使我免受太陽曝曬之苦。
在這批日本兵面前走過時，我儘量做到不引起別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卻無法逃過他們的眼睛。一個日本兵大聲喊道"過來，過來"，幷招手示意我過去。我於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時，他竟揮動步槍上的刺刀，把我戴著的軍帽的邊兒戳穿，然後把它揮落在地上。接著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幷推我跪下，用穿著靴子的右腳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來時，他做著手勢要我沿來時的路回去。我只好從命，總算輕易逃過劫數。還有許多人因爲不懂日本人的規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橋頭時沒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罰在烈日下跪上幾個小時，兩手還得在頭上托著一塊大石頭，直到撐不住倒在地上爲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納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個日本兵在付車費給一個人力車夫。人力車夫不滿日本兵少付車費，要求多給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車夫的一條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後以柔道的招式，使勁兒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事後這個日本兵若無其事地走開。他的殘暴行爲使我大吃一驚。一會兒，那個人力車夫爬起來，搖搖晃晃地拉著車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紅橋又上了一課。一輛日本兵搶來的汽車，車頭插著一面小藍旗--這是日本三個軍階當中最低的一級：黃旗代表將領，紅旗代表校官，藍旗則代表尉官--經過哨站時，哨兵立正行禮遲了點，汽車經過哨站後突然煞車後退。一名軍官從車子裏出來，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後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樣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這個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車夫一樣。這回我就不那麽吃驚了。我開始瞭解，慘無人道是日本軍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軍官對輕微犯規的士兵動不動就拳打腳踢造成的。
就在這一天，一個日本軍士和幾個士兵來到我家。他們約略看了看，發覺屋裏只有我和園丁忠祜兩人，於是認定這所房子可以作爲他們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場夢厴就此開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讓日本牙醫和護士看過牙齒，他們的衣著都很乾淨。在密駝路小雜貨店裏的日本男女店員也穿得很整潔。可是來我家裏的日本兵，由於衣服不經常洗換，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發著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我萬萬沒想到竟會在自己家裏聞到這股臭味。他們在屋子裏和院子裏走來走去，尋找食物。母親儲存的糧食終於給發現了。日本兵就在院子裏生火煮食，把他們想吃的東西吃個精光。我不懂日語，無法跟他們溝通，他們就一面打手勢，一面發出粗野的聲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領會他們的要求，就會被痛駡一頓或挨他們的耳光。這幫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鬍鬚不刮，頭髮蓬鬆，說的是一種既難聽又咄咄逼人的話。他們的樣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徹夜不能安眠。幸虧他們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當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裏駐扎時，被俘的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的軍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營去。從
有些卻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從蘇格蘭兵所戴的軍帽認出他們的。他們即使戰敗，列隊步行時仍然昂首挺胸，依照軍士長髮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齊齊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樣，挺著胸膛走，不因戰敗而意氣消沉，依然表現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們喝彩，他們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正因爲這樣，新加坡政府從60年代起，就僱用了一連的辜加兵當鎮暴警察。許多英軍也保持著軍人本色，其他的軍人卻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喪的是澳大利亞軍人。他們身材高大瘦長，沒精打采地趕路，有許多沒穿上衣，光著身子。要是英軍，如果上衣不見了，軍士們一般還會戴上臂章。澳大利亞軍就不是這樣。不管他們是因爲氣候炎熱潮濕而把上衣脫掉，還是在戰鬥中上衣撕破或丟失，他們個個垂頭喪氣，流露出茫然無助的神情。我瞭解他們的絕望心情。
印度軍人的士氣很低落，我想也許他們認爲這場戰爭跟他們無關。英軍投降後幾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戰俘集中在花拉公園跑馬埔。動員他們加入印度國民軍同英國人作戰，爭取印度獨立。戰俘們有一半願意參加，他們的軍餉和居住條件馬上有所調整和改善。拒絕參加者則受到惡劣的對待。
日本兵離開我家之後不久，便傳來消息說，日本人要所有華人到惹蘭勿剎運動場集中，接受檢證。我看到李紹茂和他的家人離開，認爲自己也跟著去方爲上策。如果我隨後被日本憲兵發現留在屋子裏，一定會受到懲罰。於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蘭勿剎運動場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車夫同住的"估俚間"①就在鐵絲網圍籬之內。幾萬戶人家擠在這一小片天地裏，所有出口都有憲兵站崗。
我在忠祜的小房間裏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後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於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裏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過了檢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膠印蓋上一個"檢"宇，意思是檢查過，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鬆了一口氣。我是有理由感到寬慰的。
跟華人算賬
我永遠不明白，關係到一個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麽反復無常和漫不經心的情況下敲定。我僥幸逃過日軍的檢證行動。這個行動是策劃馬來亞戰役的日軍參謀遷政信中佐(中校)下令採取的。他事先徵得日軍總司令山下奉文將軍的同意，對新加坡華人籌款支援中國抗日幷抵制日貨加以懲罰。
在檢證行動中，受害者的受難情況，我們所知道的往往簡單零星。後來，我才知道在我通過的檢查站，那些被隨意拉走的華人，過後被送到維多利亞學校的操場，扣留到
日本人承認他們在
在理論上，日本軍隊可以借恢復法律和秩序以及鎮壓抗日分子的名堂，對自己的行動進行辯護。但是實際上，他們這麽做純粹是一種報復，因爲他們不是在激烈的戰鬥中採取檢證行動，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後才秋後算賬。即使在這項行動過後，日本軍隊還在鄉村地區，特別是在新加坡東部進行掃蕩，殺死幾百名華人。這些人都年輕力壯，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鬧事的一群。
我回到納福路時，發覺房子給日本兵搞得一團糟，但幸虧未被洗劫，有些糧食還保存著。在跟我家只隔著兩座房子的布央族車夫的"窩棚"裏，堆滿了搶來的傢具、衣服和小擺設，沒有空間再放別的東西。幾天後，母親、父親、三個弟弟和小妹從直落古樓回來。我們一起把房子打掃乾淨。我們開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佔領日子裡生活無常的困苦。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後三年半的命運了。
英軍投降後兩個星期，我聽說日本兵把市區經禧路一帶的房屋用木板圍了起來。這些房屋的業主是歐洲和亞洲商人，他們和家屬不是離開新加坡，就是被關進拘留營。這裡原本是一個中上階層住宅區。我騎腳踏車經過時，只見日本兵排著長長的隊伍，沿著經禧圈外的圍欄蜿蜒而行。我聽附近的居民說，裏頭有許多日本和朝鮮婦女，她們隨軍南來，以便在戰鬥間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詫異，但見一兩百個日本兵排成長龍，在那兒輪候。這一天，我沒看到一個婦女。但是，有個告示牌上面寫著幾個漢字，鄰居們說，寫的是"慰安所"。這種"慰安所"曾經在中國設立，如今則來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這一所以外，至少還有四所。我記得有一次騎腳踏車經過丹戎加東路時，看到好大的一所，裏頭有二三十棟房子，用木板圍著。
當時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誘拐和強迫朝鮮、中國和菲律賓的婦女，到中國戰綫和東南亞戰綫滿足日本軍隊的需要。一些荷蘭婦女和遭捕的敵國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軍官。
新加坡淪陷後幾個月，我在美芝路娛樂戲院觀看了日本人拍攝的攻打新加坡的紀錄片。影片顯示日本軍隊騎著腳踏車，毫不費力地突破英軍的防綫，同時用小船迂迴繞過英軍的據點。在空中，日本飛機的實力遠超英國；在地面，英國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對手。我知道這套影片是在搞宣傳，但仍難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結束時，看到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穿著短褲，完全不像一個戰士。在他兩邊各有一個英國士兵，分別拿著一面英國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參謀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馬路福特汽車廠。接著就是他坐在一張桌子的一邊，同山下奉文面對面的鏡頭。"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矮胖、粗壯，剪平頭式短髮，十足一個日本武士的模樣。他傲視眼前一批英軍將領。白思華骨瘦如柴，衣領跟頸項比起來，顯得特別寬大。他戰敗後幷未表現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臉頰每抽搐一次，身體每動一下，都反映出內心的緊張與不安。
我很爲英國人感到悲哀。這是他們在軍事史上蒙受奇恥大辱的一刻。然而在這場戰爭中，雙方軍力幷不均衡。英國方面沒有飛機保護他們的戰艦，也沒有飛機可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戰鬥機，更沒有飛機保護他們的重要設施。日本飛機可以隨心所欲地轟炸英軍的機場和擊毀停在地面的英國飛機。英國軍隊士氣低落，被迫棄甲而逃。他們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前，只有在吡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兩個地方堅守過陣地，幷設法守住防綫。日軍僅圍困新加坡兩個星期，英軍便全面投降了。
我這一代人親眼看過日本兵的本色，不會忘記他們在作戰時對死亡所抱的近乎毫無人性的態度。他們不怕犧牲，是可怕對手。他們只需少許食物便能過活。他們掛在腰間的鐵盒裏只藏著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鹹魚。在日本佔領期間，我們經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進行劈刺操練。他們猛刺用麻袋製成的人形靶時所發出的吶喊聲，令人聽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軍反攻，從馬來亞一路打到新加坡來時，一定會蒙受慘重的傷亡。
他們幷不是小丑
日本軍官的樣子很滑稽。他們的腿很短，有些還是弓形腿，但卻穿起高及膝蓋的皮靴；走路時，拖著腳，彷彿穿拖鞋一般，跟德國軍官走路時高視闊步，氣宇軒昂，完全兩樣。他們在孩提時期便穿拖鞋走路，從此決定了他們終生走路的樣子。叫人更覺得滑稽的是，他們所佩帶的武士劍，跟自己的身高比起來顯得太長，所以儘管佩劍有皮索跟腰帶緊扣．他們還得用左手把劍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們的樣子看來很好笑，幾個月後，我對他們的看法就不同了。他們幷不是小丑，而是傑出軍人。他們的體型跟歐洲人不同，軍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們的作戰素質卻不容置疑。他們作戰時的兇猛，消除了我和朋友們先人爲主的印象。以爲他們是屬於比人矮半截的民族，只會玩軍隊游戲罷了。經過仔細觀察之後，我敢肯定，單在戰鬥精神方面，他們無疑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士兵之一。而他們對敵人也無疑是暴虐和兇殘的。
對於原子彈是否需要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問題，我絲毫沒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沒有它們，新馬數十萬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數百萬人民，恐怕會死於戰火。
什麽東西促使日本人變成這樣的戰士呢?日本人稱之爲"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這是有系統地灌輸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優越感的結果。他們認爲自己是天擇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們深信在戰爭中爲天皇而死，靈魂將會升天幷成爲神明；他們的骨灰則將供奉在東京近郊的靖國神社。
在日本佔領下，日子總得過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親沒有工作，我沒有學院可以就讀，三個弟弟和小妹都失學了。社會活動少之又少，我們覺得危機四伏。可是如果你認識某個當權的人，不論他是日本人，還是跟日本人有關係的臺灣籍翻譯員，好處可就多了。這個人可能給你一張便條，上面有他的簽名和印章，證明你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證你是個品行良好的人。每當哨兵要你停下來接受檢查時，這張便條就顯得價值無窮。但是最安全的辦法還是留在家裏，避免同當局接觸和發生糾紛。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這血淋淋的一幕。於是我決定學習華文，希望有一天識了字，能看懂這類告示。在新的統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識已經沒有價值了。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語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語文。我買了一本蔣克秋編的《國語易解》。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頁的小冊子，教人學習700個基本漢字，包括怎樣書寫，怎樣構成短語。
我囫圇吞棗地用兩個星期的時間把這本書讀完，然後再到書店去買第二冊。後來，我買了布連拾街華文學校出版的一套四冊的讀本，程度比前兩本高。我天天學習，而且在往後幾個月裏，練習寫1200個到1500個字，幷設法把它們的意思牢牢記住。但是，我卻一直沒學它們的讀音。華語每一個音節都可以讀成四個聲調，我的讀本每個字的注音都標了聲調，可是，我不懂得怎樣發四聲，也沒有人指導我。
面對以上種種困難，我對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減少。我發現日文不光由漢字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寫成片假名(日語字母的楷書)和平假名(日語字母的草書)。如果在往後幾年中，日本人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成爲我的主人，爲了避免麻煩和便於謀生，我不得不學習他們的語文。於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當局所辦的日本語學校報名，成爲第一批學生。課程爲期三個月。學生的年齡和學習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來自中學，有些像我一樣來自學院，其他都是20多歲的年輕工人。我考試及格，獲頒文憑。我覺得學日文比學華文容易得多，因爲它沒有四聲。但是在變音和文法方面，日文顯得更加複雜。
日文班畢業典禮在皇曆26O2年(1942年)
接著，神保教授上臺講話。他說：
"日本擁有30O0年的悠久歷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撓地努力……目前還有很多無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國文化。你們應該設法引導這些人，讓他們熟悉日本的偉大歷史，同時背棄英國文化。"
在10月間舉行的第二屆畢業典禮上，軍事宣傳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發表的演講，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優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國人和美國人有一天會攻打昭南島(新加坡)，幷重新佔領這個地方。他們是因爲無知，才産生這種妄想。你們應該知道，這種事情是永遠不會發生的。日本絕對不會退出這個地方，也不會在這場戰爭中被擊敗。即使太陽失去光芒，昭南島覆蓋著冰雪，也改變不了"。
日本人從來就不相信說話需要留有餘地。
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畢業後三個星期，他便與世長辭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過他好多次。他跟養女住在這條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難過。這不僅是因爲他疾病纏身，而且是因爲他活著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樣崩潰和瓦解：英國人和他們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國海軍、英國船長以及他們嚴明的紀律、卓越的表現和海上霸權，都被樣子古怪的日本人一舉摧毀。他老人家不明白爲什麽這樣一種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夠打敗相貌堂堂的英國達官貴人。當我眼看著他陷入昏迷狀態的時候，我心裡想，如果他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便離開人間，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戰前在新加坡這個英國殖民地建立起來的關係如今都失去了。不過，他倒有一個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後幾天，父親便登門造訪。日本佔領時期的困苦日子，使父親變得認真嚴肅。他變得更有責任感。他在日本軍部找到一份工作，負責管理石油供應。在他要求下，同時也是出於對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給我在這個日本人當道的新世界裡，安插了一份工作。
戰爭爆發時，下田被英國人監禁起來，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雙方交換平民時回到新加坡，把戰前的公司恢復過來。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遷移到英國人留下的一個大型辦事處，面對著萊佛士坊，這裡正是貿易商行的黃金地帶。我在下田公司擔任書記，日常工作是謄寫內部文件，同時負責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聯繫。我學習怎樣寫日文書信，幷用複寫紙留下書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學習英文速寫打字。
戰爭的持續造成紡織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貨輪也很難找到。六個月之後，下田便面對紡織品供應短缺的難題。由於紡織品來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個稱爲"組合"的行會，以控制紡織品的配給。這一來，下田不得不結束營業。他把職員遣散，心裡頭卻老是憤憤不平。
下田公司關門後，我在萊佛士坊的另一邊找到一份工作。這次是在一個控制米油糖鹽等糧油和調味品以及煙草、香煙的"組合"擔任書記兼打字員。我的薪金是以軍用票支付的。這種日本鈔票印有椰樹和香蕉樹的圖案，後來便被稱爲"香蕉票"②由於票面上沒有編號，因此逐月貶值。我的待遇摺合實物，相當於10斤(大約
當上了編輯
我在這個"組合"裏工作了八個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聞》上看到日本"報道部"(即日本新聞或宣傳部)刊登的一則徵聘廣告，要聘請幾個英文編輯。當時，"報道部"設在國泰大廈。我前往應徵，由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喬治·竹村主持面試。他長得又高又瘦，皮膚白晰，滿口美國腔英語。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稱他爲Ji-oh-ji。他不穿日本軍官的制服。原來他是日本軍政府裏的一個文官，有五顆藍星的官階，相當於大尉(上尉)，他談吐溫和，倒是個正派人物。他對我的英語表示滿意，決定聘用我。我感到高興，總算找到一個英語能派上用場的地方了。我的職務是處理同盟國通訊社發出的電訊，包括路透社、合衆社、美聯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電訊。它們是用莫爾斯電碼發出的，由馬來族無綫電操作員負責接收。
傍晚時分，無綫電信號不清晰。由於接收效果差，許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見宇影。我必須辨認這些字，幷根據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謎一樣。接著，我把各個戰綫發來的電報分別整理成新聞稿，然後從國泰大廈頂層送到底層，由那裏的工作人員修改後送去廣播。我從1943年末開始工作，到1944年底爲止，前後工作了大約15個月。
這期間，我過著頗爲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從東京時間晚上七點(新加坡時間傍晚五點半)開始，一直到天亮。無綫電接收效果要到東京時間午夜12點左右才會好起來，所以從晚上七點到午夜12點的第一班，工作雖辛苦，卻可以早點回家睡覺。從午夜12點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這一段時間，工作分爲兩班，當中有兩三個小時的休息。這個時段無綫電接收效果比較好，所以較少爲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傷腦筋，可是睡覺的時間卻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時間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工作時的心理影響。一連幾個小時，我腦子裏裝滿了戰爭的消息，而且都是對日本、德國和義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膽敢跟外人談起，將冒天大的危險。國泰大廈底層駐有一支憲兵隊，每一個在"報道部"工作的雇員在憲兵隊裏都有一個檔案。憲兵隊的任務就是確保每一個人不會泄漏消息。
註：
①早年華族單身勞工的宿舍或集體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勞工"的意思，"間"是房子。
②在日本佔領新加坡和馬來亞期間，由日本軍政府發行，在新馬一帶流通的鈔票。因票面上有香蕉圖案而被稱爲香蕉票。
第六章 心驚膽顫過日子
離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後跟我很要好的電梯管理員偷偷兒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爲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慄，心想究竟是什麽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
從1943年末開始，糧食越來越缺乏。日本海軍在中途島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損失慘重。他們已經喪失了制海權。日本的船隻屢遭同盟國的潛水艇擊沉。就連白米的傳統出口地泰國也無法把米銷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爲日本人不願意向泰國人買米，就是因爲他們沒法子把米運到新加坡來。
我們只好把黴爛、蟲蛀的陳米同馬來亞出産的白米摻在一起煮著吃，而且還得找替代品以補不足。我母親就像許多人的母親一樣，充分利用我們所能取得的一點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們平時連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葉，加進椰漿煮成菜肴，吃起來倒是很可口。這些食物看起來量很多，卻沒有什麽營養，難怪我和弟弟飯後一小時，肚子又餓了。肉類簡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見，豬肉比較容易買到。我們可以自己養鶏，可是談何容易，因爲我們根本沒有吃剩的東西可以作飼料。
在日本佔領時期，我母親足智多謀的天賦受到嚴峻的考驗。由於通貨膨脹，我和父親與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來還是微不足道，她便開始搞各種各樣的生意。她出身於海峽土生華人家庭，自小學會烹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來賣。不久麵粉和牛油缺貨，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碩莪粉、椰漿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鮮奶製成煉奶。她是一個烹飪能手。後來我當總理時，她爲了打發時間，便給外國人的眷屬，包括外國使節的夫人教有關海峽土生華人的烹飪法。接著她出版了《
市面上樣樣東西都供應不足。汽車從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軍方和平民要員的汽車還在行駛。少數本地人雖有汽車，卻買不到汽油。的士改裝後用木炭和木柴驅動。腳踏車的外胎和內胎不久也用盡，本地製造商只得生産實心的硬胎。用硬胎騎起來，車子顛得很厲害，但總比騎在鋼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腳踏車已經靠硬胎轉動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於汽車、羅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騎腳踏車可以通行無阻。紡織品也很缺乏，於是我們把窗簾和桌布改製成長褲和襯衫。穿短褲也有好處，不但能節省布料，而且穿起來很涼快。當時，電力供應不足，風扇哪裡用得上?所有進口貨都變得很寶貴。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買賣賺大錢的暴發戶和日本軍官的歡迎。釀酒廠在本地紛紛設立，生産本地的白蘭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釀制的華人愛喝的各色雜酒。有些很不錯，有些很難喝，有些喝了會中毒。
這期間，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到1944年年中，嚴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過活了。解決辦法倒有一個。雖然我平時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煙的配給，但是到黑市去做經紀人卻能有較好的額外收入，而且賺錢也比較容易。由於市面上存積的戰前英國藥品一天天減少，這方面的黑市買賣顯得很活躍，最珍貴的藥品要算是英國梅與貝克公司製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圖的東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軒尼詩白蘭地等名酒，還有密封的50支罐裝英國香煙、首飾、地産和海峽殖民地貨幣。
黑市經紀人的活動地點，主要集中在諧街和萊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學習怎樣囤積各種物品，尤其是價格低廉的小首飾。買下後，擱上幾個星期再賣出去，價格肯定會上漲。如果你有好的關係，錢是很容易賺的。一方面，你會看到過去的中産階層人士，爲了活命不得不把祖傳寶物拿出來變賣。我母親認識不少過去富貴人
生存的關鍵往往在於偶然的機遇。這期間我開始經營一種生意，它改變了我一生的歷程。我在從事黑市買賣時，遇到萊佛士學院的理科畢業生楊玉麟。戰前他在華僑保險公司任職，這家公司設在珠烈街的華廈。我和楊玉麟經常到諧街一家由客家兩兄弟經營的金店去，兩兄弟當中弟弟也是萊佛士學院的畢業生。像我這樣只作小首飾黑市買賣的經紀人，都以這家金店爲聚會處。這時，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斯萊兄弟問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的膠水，當時市面上正鬧膠水荒，戰前的存貨所剩無幾。也許我自己能夠製造一些應市?我問楊玉麟能不能製造，他說能，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於是我出錢資助這個試驗。
玉麟的製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個橢圓形的大鍋，再把大鍋放進一個熱油滾滾的鑊裏。他用的是紅棕油。當時紅棕油到處可以買到，價錢也很便宜。鑊裏的油一直保持高溫，把木薯粉烘熱，同時還要不斷攪拌，使木薯粉變成深褐色的糊精，看起來很像美麗的焦糖，連味道也很相像。接著就加水，使"焦糖"溶解而變成膠水。最後在膠水裏加入石炭酸，作爲防腐劑，以免黴菌在膠水裏滋長。膠水製成後，倒人司各脫鱉魚肝油的空瓶子。我發現這種瓶子很多，賣得很便宜。我以"速粘"的牌子，把膠水推人市場。我的一個富有藝術天分的朋友何國和替我們設計了美麗的商標，以白色爲底，襯托出淺褐色的文字。
膠水一出籠，倒是相當能賣錢，我們便設立了兩個製造中心。一個在我家，有母親和妹妹做幫手；另一個在楊玉麟家裏，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柯玉芝這女孩子在萊佛士學院讀書時，成績比我好。我再次遇見她，是在騎著硬胎腳踏車第一次到中巴魯找玉麟的時候。我到了那裏，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問她玉麟在哪裡，她臉露笑容，指著角落的一道樓梯。如今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中會面。她在家裏閑著，由於沒有傭人，幫做一些零星家務。製造膠水是另一種零星工作，但有酬勞，只是數目很少。我常去，以瞭解膠水生産的情況，誰知兩人在往後幾個月中産生了友誼。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們之間的友誼發展到我可以邀請楊玉麟夫婦和柯玉芝(現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華人酒樓，參加我慶祝21歲生日的晚宴。這是我第一次邀請她外出。不錯，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孩子接受邀請，參加一個年輕人的21歲生日宴會，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製造膠水的工作維持了六七個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這時候，戰事對日本極爲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來，貿易停頓，商業更是委靡不振，一般辦公室用不著膠水了。我只好停止生産，但卻繼續到中巴魯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們的友誼。
到了5月，日本軍隊嘗試從緬甸攻入印度，卻在英帕爾和科希馬兩地受挫。史林將軍麾下的英軍和印度部隊堅守陣地，頂住了日軍兩個月的圍攻，反而是日軍給養斷絕。日軍的交通綫從東京伸展到泰國、緬甸和印度，英軍方面的交通綫卻短得多，何況他們還有空運支援。這一次，可輪到日軍棄甲而逃了。可是，他們一面撤退，一面仍奮不顧身同英軍展開激烈的戰鬥。我記得在報上看到新聞說當英軍向曼德勒挺進，幷沿著若開海岸南下時，日軍怎樣拚死進行頑強的抵抗。我敢肯定，英軍不久將會以同樣的方式，沿著馬來半島大舉推進，我擔心到時日軍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這一來，英軍要收復新加坡，必須同日軍逐街逐屋戰鬥到底，造成平民的慘重傷亡。發生這種事情只是時間問題，也許只要一兩年。
我覺得最好趁局勢還很平靜的時候離開新加坡。我可以向報道部辭職，沒有人會懷疑我的動機。於是，我請幾天假，北上馬來亞。我到檳城和金馬侖高原實地探查，要瞭解哪一個地方比較安全。我乘火車從新加坡到檳城，再轉到打巴。從打巴到金馬侖高原，我搭一輛運菜的順風車，坐在司機旁邊。在金馬侖高原度過兩晚後，我同樣搭順風車回到打巴。來回的路程很嚇人。爲了節省汽油，司機在兩個半小時的行程中，大半時間把引擎熄掉，讓車子沿著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檳城的時候住在韓瑞生家裏。1942年，在日本佔領新加坡大約四個月之後，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兒送回檳城，然後寄宿在納福路我家，每月付點膳宿費。我們兩人共用一個房間，成爲要好的朋友。但是九個月後，他認爲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檳城去了。畢業那年，他是萊佛士學院成績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爲當年海峽殖民地常年徵聘的兩名公務員之一(他後來成爲我們的財政部長)。但是，政府給他的薪水很少，配給品也不夠，總之他所賺的錢不夠養家，便決定回檳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檳城四處走動時，雖然很少看到軍事活動，但是我不認爲那裏會平安無事。英軍在南下新加坡時，必然以檳城作爲墊腳石。到時，免不了會發生巷戰，雙方的軍隊會逐房逐屋打下去。於是，我繼續前往金馬侖高原，莫裏斯·貝克的家就在海拔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親商量，我們認定最好是搬到金馬侖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納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權賣給一批在"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們付給我們爲數相當可觀的6萬元香蕉票，好讓我們遷出，把這座租金受統制的房屋移交給他們。接著，我向報道部遞交了一個月的辭職通知。
有人跟蹤我
離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後跟我很要好的電梯管理員，偷偷兒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爲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慄，心想究竟是什麽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盤問。但是，日本憲兵幷沒有傳召我去，而是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覺得有人在跟蹤我。不論白天晚上，總有人跟在我後頭。我始終不明白，到底是爲了什麽。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過，唯-的結論是有人向日本憲兵密告我是親英分子，說我把對日本極爲不利的戰爭消息泄漏出去，這就是我要離職的原因。每次至少有兩個人出現在維多利亞街我們新搬進來的店屋外面。我們是在遷出納福路的房子之後，搬到這座店屋來的。房東是父親的僱主，也就是亞歷山大路的油供部門。其實它是一個剛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著一桶桶的潤滑油，地下還埋著一個汽油箱。樓上是住房，還有浴室和廚房。
爲了證實我的確被跟蹤，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從樓上窗口向下窺視，注意那兩個華人的動靜。他們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維多利亞街角頭的一張凳子上，兩輛腳踏車就停在附近。後來，我故意騎腳踏車在這個街區繞一圈。我回來後，兩個弟弟證實我一出門，那兩個人也跟著走；我回來時，他們也跟著來。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這情形告訴母親，而且認定我還是不要離開新加坡爲妙。如果我嘗試離開，日本憲兵很可能把我拉到憲兵部去，進行嚴厲的盤問。假如我留下來，大大方方的四處走動，從事黑市買賣和製造膠水，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相信日本憲兵不會找我的麻煩。
這種捉迷藏的游戲延續了八個星期左右。偶爾在淩晨兩三點夜深人靜時，一輛汽車突然間從維多利亞街經過，停在這條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處。這時候，我一想到日本憲兵可能來找我，心裡頭所産生的恐懼感是很難形容的。跟多數人一樣，我聽說過日本憲兵拷打人時手段是多麽毒辣。他們戴著白色的臂章，上面印著"憲兵"兩個紅字。他們的權力是不容置疑的，就連高級軍官也不敢過問。他們的總部設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分部分別設在歐思禮坡、史密斯街和橋南路中央警署。住在這些憲兵部附近的人家說，他們經常聽到受害者遭拷打時的哀號聲。日本憲兵料想這些聲音會使鄰近的人家産生恐懼的心理，他們會把內心的害怕傳開去。這是日本政府故意採取的一種方法，目的在於恐嚇當地的老百姓，使他們服服帖帖，易於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組織和傳播同盟國消息的網路都沒有聯繫。我沒有必要秘密收聽任何無綫電廣播，因爲我的工作就是處理西方的新聞報道。我下定決心，如果不幸被捕，我會告訴他們我所害怕發生的事，就是英軍攻佔緬甸後，將會著手收復馬來亞，，從而揮軍南下攻打新加坡。屆時，日軍勢必作戰到底。因此，我曾打算離開新加坡，到金馬侖高原種木薯、番薯和蔬菜，因爲金馬侖不是英軍南下時的必經之道。我將提出證據，說明曾經到過檳城和金馬侖，兩個月後母親和弟弟也跟著去，以證實我的估計，也就是金馬侖是我們舉家遷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憲兵對我的監視突然停止了。前後被監視了兩個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於缺乏需求，我不再製造膠水了。後來，我跟一個名叫劉友霖的上海人合夥搞生意。他大約三十五六歲，從事建築業，是個小承包商。他沒有合夥人。我能講日語，他不能。我們能夠從日本公司和駐扎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隊那裏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爲了擴大我們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觸範圍，我們也跟一個叫做影山的合夥。他是一個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歲，是"組合"的雇員。由於日本船隻不斷被同盟國擊沉，商品越來越少，"組合"裏沒有什麽事可做，他便決定自行創業，充當日本大公司、軍部和本地供應商的中間人。他和我相輔相成。劉友霖有建築專長，而且跟我們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磚工向來有聯繫。我們三人合作，生活過得相當不錯。
繼續做黑市生意
我繼續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買賣的東西我都樂意充當經紀人。這些東西包括我上面說過的品目，如西藥、小件首飾、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國罐裝香煙。我搞得很成功，這是一種肯定不會虧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種物品都供應不足，而且越來越少。高通脹意昧著物價永遠不會下跌。但是你必須有資本，才會富上加富。我籌到一些錢，而且很快地就累積了更多錢。我知道手上一有現款，就得把它轉換成比較具有永久價值的東西，要不然手上的錢很快就會貶值。爲了急於把香蕉票換成財物，我繪自己買了一張大號的檯球桌。經過一番修補，再徐上清漆，換上綠色桌呢，墊平後安放在維多利亞街房子的樓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親的一個朋友遷出華廈的住房，建議我們租用。我們立刻把它租下。這一來，我便能夠把維多利亞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娛樂的場所了。說到搞生意，是因爲這座房子隔壁，有一間用紅磚砌成的角頭店屋，專賣糕點和麵包。我們這些經紀人經常在這裡聚會，交換消息，幷商定交易。說到娛樂，卻是因爲那張檯球桌就在這裡。這期間，我過的簡直是存在主義者的生活，每過一天，就意味著英軍的反攻又近了一天。這對本地人來說，卻是越來越危險了。可是日子總得過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數幹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勞工，像無主的孤魂，在新加坡街頭游蕩，飽受饑寒交迫流離失所之苦。日本人當初強征幾十萬爪哇人到泰國修築泰緬鐵路。到1944年末，由於英軍節節挺進，建築工事被迫放棄，他們再也沒有什麽用處了。日本人用火車把這些爪哇勞工送到新加坡。他們一到丹戎巴葛火車站，日本人便把他們放走，聽其自生自滅。日本人根本沒船把他們送回爪哇去。
這些勞工異常虛弱，而月被嚇得連向小販攤位拿點別人吃剩的東西也不敢。他們只能從垃圾桶裏找點腐爛的食物來吃，夜間則睡在人行道上，每天早晨市政局的垃圾車往往要收拾幾十具屍體。這是多麽難以想像的事。本地人對他們的處境很同情，卻無法伸出援助之手，因爲自己也缺乏糧食。這年頭，每個人只顧自掃門前雪了。
同年9月，英國人重返新加坡時，發現還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在這裡。當年日本人總共從緬甸、馬來亞、爪哇和泰國強征了27萬名苦力，送到泰國修築泰緬鐵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萬人，占總數的一半以上。流落在新加坡的80O0名爪哇勞工，在絕望中掙扎，隨時會倒斃街頭。當局不得不把他們從躺著的地方帶走，送到醫院接受緊急治療，幾個月後，他們才被遣送回爪哇。
同年5月，有關德國戰敗和投降的消息傳來了。如今整個戰爭目標轉向日本。每個人都知道，日本戰敗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記得我在報道部工作時，編輯過緬甸戰役的新聞電訊。我很擔心老百姓將付出慘重的代價。這又有什麽辦法呢?對我來說，只要我嘗試離開新加坡，就會被日本憲兵抓去關起來幷受盤問，所以我決定留下來。
然而在日皇廣播之後三個星期，還沒有英軍登陸的跡象。英軍原本謹慎地擬定了反攻計劃，幷準備苦戰一場。現在的這種局面很不正常，跟三年零六個月前英軍投降，日軍尚未有效控制局勢時的情形不同。跟英軍相反，日軍幷未被擊敗．士氣也不低落。雖然他們感到泄氣和慌亂，卻仍然控制著局勢，而且有力量可以傷害我們。當本地人控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公然慶祝日本戰敗時，日本兵經過，往往闖入慶祝場所，把飲酒作樂的人打幾巴掌。日軍原本以爲英軍會跟他們算賬，幷因他們幹下種種罪行而予以懲罰。他們也擔心在英軍抵達時，本地人會攻擊日本軍官。據說，有人聽到日本軍官的食堂傳來幾聲槍晌，原來有幾名軍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殺或是較不痛苦地飲彈自盡。本地人可說很幸運。據我所知，日本人幷未殺害平民，也沒有邪惡或殘暴的事件發生。他們不去理會當地的老百姓，直到英軍接管爲止。
"我們日本人深感遺憾，沒有機會進行決戰。但是，由於新式炸彈的動用，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將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著整個世界的毀滅和文明的終結。
"我們希望民衆瞭解，如今戰爭已經結束，每個人應當保持冷靜和循規蹈矩。本政府即將移交給下屆政府。凡屬公衆或政府的財産，都應予保護，任何人都不許偷竊或搶劫。這種行爲將是人民的恥辱。每個人都應當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爲。
"戰爭結束後，免不了會經歷各種困難，但是全體人民應當同新政府合作，不許製造麻煩。我們再次感謝昭南島人民在過去四年來的真誠支持與合作。"
大多數人倒是循規蹈矩，不敢胡來。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點是，這一次警察出現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軍密切合作的人，都設法逃走，好多逃到內地躲起來。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加坡的英軍會諒解他們的處境，他們當年只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這時候，市面上傳出一些可怕的謠言，例如：巴西班讓的馬來人準備在英軍接管新加坡之前，到中巴魯屠殺華人，據說這些馬來人曾經跟日本人勾結。幸虧什麽事也沒發生，倒是發生了不少爲報復而殺人的事件。但是社會秩序還算不錯。大舉搶劫的事不曾發生，跟當年英軍投降時的情形剛好相反。
第七章 日治時期的教育
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慄而不必借文明行爲來僞裝。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幾乎絕跡……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爲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後的經驗。
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六個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它讓我有機會把人的行爲、人類社會以及人的動機和衝動看得一清二楚。沒有這段經歷，我就不可能瞭解政府的作用，也無法瞭解權力是進行徹底改革的工具。我親眼看著在殘酷無情的佔領軍面前，整個社會制度突然垮了。日軍要求絕對服從，除了極少數人，人人都從命。幾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們，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們，只好調整適應。應變比較慢以及不願意轉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黴背運了。他們生活在新社會的邊緣，財富有減無增，地位也下降了。馬上看風使舵，趁機向新主人獻媚的人們，在新加坡這場大災難中發財致富。
日本軍管政府的統治方式，是讓你不寒而慄而不必借文明行爲來僞裝。嚴懲不貸使犯罪活動幾乎絕跡。1944年下半年過後，在物資匱乏、人們半餓不飽的情況下，可以夜不閉戶，犯罪率之低叫人驚奇。家家都有戶主，每10戶設甲長一人。黃昏過後人們開始在區內巡邏，直到天亮。他們拿著棍棒，不過是做做樣子．因爲刑罰太重了，沒有犯罪事件可以報告。有人主張對待和懲罰罪犯應該從寬，認爲刑罰減少不了犯罪，我從不相信這一套，這不符合我在戰前、日治時期和戰後的經驗。
經過最初的震蕩和有過這段緊張經歷後，我意識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樣過下去不可。人們要吃飯、要服藥，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來水筆、墨水、紙等日用品。當時連刀片也難以買到，它變得珍貴了，人們只得把用鈍了的在玻璃杯內緣磨一磨再用。煙草比日本鈔票更值錢。一些專業技術不再那麽有用，賺的錢也少了，商業活動也不多。罪犯在軍法下受審，受過英國法律訓練的律師派不上用場、生意少之又少，會計業癱瘓了。但是人們仍然生病和牙痛，醫生和牙醫還是非找不可。儘管藥物和麻醉藥奇缺，醫生和牙醫卻發了財。
在日治時期頭10個月裏，人們常常看到日軍把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押到市區，命令他們做些諸如裝卸貨物的工作。戰俘們會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婦送些麵包、罐頭、糧食和錢給他們。華人非常同情他們。他們瘦多了，拘留使他們身體衰弱，他們的軍上衣和短褲破爛不堪。到1942年末，戰俘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少，一年後幾乎絕跡。人們相信他們被送到泰國、印尼和日本服勞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們重新露面，只剩下皮包骨頭，一條條肋骨凸顯可數。他們是到緬甸修築鐵路做苦工，有的身上只纏著遮羞布，髖骨畢露，到處是潰瘍和傷疤，尤其是手腳。當時雖然缺糧，但還不至於不能讓他們吃飽。他們受到的折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虜來得嚴重。
我相信日軍殘酷成性，但是他們之所以會虐待戰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英軍和澳大利亞軍，認爲他們不像日軍那樣寧死不屈。
他們建立一種制度，平民、士兵和學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誦天皇聖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識。每次舉行紀念或慶祝活動時，報道部的職員都必須出席在國泰大廈天臺舉行的集會，聆聽最高級官員宣讀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這個物産富饒的國家將永遠由女神的後裔日皇統治。國家將昌盛，日皇統治下的人民將繁榮，與天地共長久；這是上蒼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囂張
日本人僱用了一些亞洲人，他們的表現比新主人更囂張。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隊裏的錫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們是英國人從旁遮普招募來的，都是彪形大漢，馬來亞、香港和上海英國租界也聘用他們當警察。他們在森路平民集中營擔任守衛時凶神惡煞、仗勢欺人的惡行無人不知，市面上傳說被拘留的英國婦女也遭他們淩辱。毆打起平民來，他們是警察當中最兇狠的。戰後這批警察全被解僱，送回印度，過後再也不從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隊裏現有的裹著頭巾的錫克教徒全是在新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語言從英語換成日語，對老一輩非常不利。他們學日語幷不那麽容易。會日語的人，像來自臺灣的華人，占盡便宜。他們有的早在日治之前便已來到新加坡，其餘是隨同日軍前來。本地年輕人爲了找工作，也多少學些日語。多數人有骨氣，不跟敵人合作，只想馬馬虎虎混日子，儘量少對敵人奉獻。只有少數人敢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聰明人和投機分子則千方百計地討日本人歡心，爲日本人效勞。他們向日本人提供勞工、原料、情報、女人、烈酒和美食，撈到盤滿鉢滿。承包商走運了，日本人需要他們供應必需品，建築承包商也一樣。但富得最快的是領到執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藝場開賭場的人，當時物資匱乏，人民情緒低落，英軍可能在
人們在賭場裏消磨漫長的時光，在簡單的賭博方式裏傾家蕩産的情形真叫人吃驚。由於生命沒有保障，賭博大受歡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場賭博。
但正如我所說的，無論你賺多少錢，最重要的是把它變成貨物或舊的海峽殖民地貨幣。穀物和糧食佔地方，難以儲藏處理，最吃香的是體積小又容易收藏而一旦英國人回來還有價值的東西。因此隨著香蕉票越來越多地出籠，從1944年開始，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飾。但要買賣首飾，經紀人得知道什麽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得辨認怎樣的鑽石才是色澤好、瑕疵少的上等貨；當然還得瞭解紅寶石、藍寶石、海藍寶石、貓兒眼和其他次貴重寶石的特點。
膽子大的有錢人買房地産。房地産是不動産，漲幅不如黃金和海峽殖民地貨幣。轉讓房地産要通過律師辦理手續，到契約登記局登記。將來英國人回來，宣布轉讓無效的可能性是50％對50％。此外，建築物也可能被炸毀。結果是英軍沒進攻，轉讓手續沒宣布作廢，建築物也沒被炸毀。到日治時期的最後階段，德國投降了，日本准會戰敗，人們只要賣12瓶一箱的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換到足夠的香蕉票，可以買維多利亞街一間店屋。買下店屋的人戰後發財了。
槍炮軍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來得多。當時我還沒讀到毛澤東的名言"槍杆子裏出政權"。但我知道，關於誰說了算，誰能使人民改變行爲，甚至改變效忠對象的爭論，是由日本槍炮、日本軍刀和日本暴行解決的。我說過，他們首先要人們服從，這一點，他們做到了；接著，便是強迫人們作出調整，接受日本人會長期統治下去的前景，讓子女通過接受教育，適應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語言、習慣和價值觀，使自己變得有用，能找飯吃。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我們確認他們是我們理所當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無關重要，他們已經勝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揮我們。我們必須歌頌日本神祗，贊揚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爲。但是這樣的事未必成功。在朝鮮，日本一開始企圖統治這個國家就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朝鮮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對自己的歷史有強烈的自豪感，決心反對野蠻的新壓迫者。日本人想方設法壓制他們的本能和習慣，殺害了許多朝鮮人，卻始終挫不了他們的銳氣。
馬來亞歷史太短，民族太多，社會可塑性太強。一些馬來人受過英國136部隊的訓練，在馬來亞的森林裡加入了抗日游擊隊。但是多數馬來人當時希望日本成爲他們的新保護者，正如在英國人趕跑了日本人之後，他們希望英國人保護他們那樣。
唯一有勇氣和信心而且敢於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華人。他們大多加入了馬來亞共産黨，有些則參加了國民黨領導的抵抗運動。這兩批人都受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激勵，而不是出於對馬來亞的忠誠。正如在戰爭時期他們成了給日本人製造麻煩的根源，後來在和平時期，他們也成了給英國人製造麻煩的根源。
解放幷未爲人們帶來期待已久的懲惡勸善。老賬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證明和深入調查。單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戰犯都繩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無論是日本戰犯還是本地戰犯，人數太多了。他們少數受到懲罰，多數卻逍遙法外。
戰犯審訊開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戰犯卻沒受懲罰。下令檢證大屠殺的遷政信大佐(上校)不知去向，以總司令身份批准檢證的"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中將先被調到中國東北，然後又到菲律賓。1945年他向麥克阿瑟的部隊投降。他在馬尼拉受審，因冷酷血洗馬尼拉的罪名成立，上了絞刑台，而不是因爲他批准殺害了5到10萬名無辜的新加坡青年。
林金山的經歷
共有大約260名日本戰犯在新加坡受審，只有100個罪名成立，判處死刑。而數以百計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憲兵部被扣留和拷問，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是一個。他在1963年到1980年擔任過內閣部長。以下這段是他爲我寫下的1944年的恐怖經歷：
"我被扣留在歐思禮坡兩次。第一次在1944年1月，時間是兩個星期；第二次在1944年2月，前後一個多月。有個到過橋北路我的店鋪的華族青年，指認我是把錢交給他讓他捐給共産黨的人。我分辯說我這個資本家不可能親共，他們用繩子鞭打我，用腳踢我，粗暴地對待我，
"我昏了過去，直到有人往我臉上潑水才蘇醒過來。我發現自己被關在一間長
"牢房一角有個抽水馬桶。那是個蹲式馬桶，水是來自高過人頭的水箱。我們不斷抽水，以便從厠盆出水的地方接裝"清潔"的水。我們喝的和盟洗用的都是這樣的水。患病的話會被送到什麽鬼地方，誰也不曉得。同房的一個婦女來月事，叫人受不了。
"我們吃的是用舊煤油桶裝的跟爛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鴨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們一律得蹲下來，沒得到看守許可不能換姿勢。他們是本地小夥子應徵當看守，日本人訓練他們待人要殘酷。
"一天來了個斷了腳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著受傷的腳。一個年輕的看守軍補①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須痛苦地爬上前撿起木棒，還給軍補。這樣的折磨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幾乎暈過去。
"被扣留的人當中有個高頭大馬的潮州小夥子，十七八歲，爲人樂觀。他原是個軍補，逃跑後給逮著。一天晚上，憲兵隊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雙手反綁，繩子繞在橫樑上，讓他的腳稍微離開地面。不時可以看到他拚命地伸長腳尖踞地，設法減輕雙臂的負擔。
"他們吊了他一整晚，不讓他吃喝。他用粗話高聲叫駡，用潮州話駡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個憲兵用藤條鞭打他的背，喊聲和駡聲逐漸變小變弱，成了哀號和呻吟。持續了幾個小時後，連哀號和呻吟也越來越弱，最後靜了下來。他死了，還吊在我們面前一段時間。這是給軍補看守和我們的警告。
"有一回憲兵用水龍頭向一個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脹鼓鼓的之後，行刑者就跳起來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嘔吐昏迷過去。
"每天早上我們一聽見橐橐的靴聲由遠而近時，就渾身哆嗦。那就是說有人會受到拷問。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臺灣聯絡官說情下獲釋的。
"我在監獄內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禮節，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們骨子裏是禽獸。同盟國的勝利拯救了亞洲。"
控方辛酸的總結
"要準確地形容這些人的胡作非爲，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徑不可。這些行徑使人接觸到人類最卑劣、最墮落的一面。全案的基調可以歸納爲：無法形容的恐怖。
"本案從一開始到結束，恐怖無處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駭人程度始終不稍減。我在諸多證據中搜尋，用心地搜尋，但求能在這些人的所作所爲中找出那麽一丁點兒，起一些抵消作用，以減輕他們的罪責，使案情不至於是清一色的恐怖與獸行，至少把它化爲一場悲劇。最終我承認自己失敗了。"
然而戰爭結束後的半個世紀以來，歷屆日本自民黨政府、日本各政黨的多數領袖、多數日本學術界人士以及幾乎所有日本媒體，都選擇閉口不談這些邪惡行徑。他們跟德國人不一樣。他們希望隨著幾代人過去，世人會把這些罪行忘得一乾二淨，日本當年的所作所爲會埋在塵封的記錄裏。但是，當他們拒絕向中國和韓國這些鄰國承認這些行徑，拒絕向菲律賓和新加坡這兩個蒙受苦難最深重的東南亞國家承認這些行徑時，人們不能不擔心他們可能會重蹈覆轍。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黨政府上台時，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對日本過去的行徑表示毫無保留的道歉。
註：
①佔領新加坡的日軍當局在1943年5月設立的制度。當時徵召本地青少年接受基本軍訓，提供軍服與住宿。受訓後，他們在軍中做些瑣碎的事務性工作。
②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隻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毀之後，日本憲兵隊懷疑關在樟宜俘虜營裏的平民策劃了這次行動，就突擊搜查監獄，逮捕了57人，包括3名婦女。他們被嚴刑逼供，到1944年5月僥幸活著的人才獲釋。由於這次逮捕行動是在
第八章 戰後譜戀曲
動身之前，母親千方百計地要我跟華族女子訂下個名分，免得我將來娶個英國妻子回來……母親先後給我介紹了三個背景不錯、社會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卻無動於衷。她們年齡適中，家道豐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有了芝，已經心滿意足了
""東京時間"在馬來亞結束
馬來亞將不會再用日本時間……將來使用的是
恢復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時間，加上戰爭爆發時爲節省用電開始調快的半小時，使我心情舒暢。
兩天前，印度第15軍開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訊員先登岸，他們代表世界各地的報紙和新聞社。隨後是英國軍官和印度軍官率領的印度軍隊；他們全副武裝，以便隨時應付任何突發事件。他們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處以及岌巴港對面的火車站，然後開往市區。交通要道還都由日本兵把守著，以確保從港口和哥烈碼頭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順暢。我看到第一批印度軍乘坐卡車開到史丹福路，這使人想起1942年參加過戰鬥的印度軍。我記得他們在戰爭中表現差勁，排成整齊的行列投降，還有數千人倒戈參加了印度國民軍，我感到不安。
45分鐘後，英國東南亞指揮部總司令蒙巴頓勛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軍制服，同行的有海陸軍將領，還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國部隊的軍官，包括印度軍官、中國軍官、荷蘭軍官等。他脫下軍帽，向在臺階前面組成警戒綫的士兵歡呼三聲。過去的生活不復返
到了1946年初，人們很快發現，新加坡過去的和平、穩定、自由、舒適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市內到處是穿制服的士兵，新開設的咖啡館、酒吧和舞廳擠滿了士兵。戰前的殖民地商行無法立即重新開業，因爲原來的英國員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於被長期拘留而需要休養。商船沒有定期開來，英國本土貨物也不多。戰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復過來看來還需要好多年。連過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辦公室，不少人一直失業。新局面亂成一團。正如在英國那樣，小商販興旺起來。大部分日常買賣仍然在黑市進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場。
街上有無數的吉普車和摩托車，卻沒有新汽車和巴士。有軌電車陳舊不堪。路上到處坑坑窪窪。電話用得太久了，綫路有故障，聲音不清楚，卻更換不了；電力供應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時間才能恢復正常。在淪陷時期的苦難歲月裏，我們一直在懷念過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這樣的期望往往從懷舊開始，高得不切實際，註定會破滅。基礎設施失修了，房地産沒了，人們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從現有的低水平繼續下去，真叫人掃興。
話又說回來，經過日本軍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壓統治，哪怕英國軍管政府有不少缺點，生活還是好過得多。英國官員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歡迎他們回來，也以同樣的熱情回報，辦事盡心竭力。許多英國官兵跟同他們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軍方的配給品、香煙和洋酒。不少本地人會說英語，瞭解英國文化，瞭解英國的政體；連沒受過教育的人也對接觸到的英國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海峽土生華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會的一部分，對殖民地社會重新出現自然高興萬分。他們雖然保留了大部分的華族文化，不少人卻已經不再講自己原來的方言，只以巴巴馬來語交談。早期移民沒把家眷從中國帶來，娶了本地婦女爲妻，他們是這些移民的後裔。多數海峽土生華人效忠於英國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將來能在以英語作爲行政語言的殖民地當專業人士和政府雇員。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峽僑生公會，人稱"皇家華人"，公會的主要負責人受封爲爵士。
但"皇家華人"只佔華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餘是新近到新加坡、說中國話的華人。他們說的不是英語，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閩南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和海南話。他們的子女進華校，學華語。這些人跟英國當局絕少接觸，過著自己的生活，到戰後還是跟戰前一樣，沒有融入新加坡社會。
他們的效忠對象是中國，不是英國。日本侵略中國之後，進入馬來亞森林同日本人作戰的正是他們，其中多數成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游擊隊員。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是馬來亞共産黨的武裝組織，他們盼望將來不但趕走日本人，也趕走英國人。日本在英軍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現了權力真空，麻煩來了。
人民抗日軍佔領了馬來亞內地一些小鎮，下令當地人築起拱門歡迎他們，把他們當作抗日戰爭的真正勝利者。他們在當地掌了權。幸好他們沒在新加坡這樣做，但也製造了大混亂。他們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頭戴模仿中國八路軍的布帽，在勝利的時刻顯得飛揚跋扈，強行徵用房地産。他們成立人民法庭，立即處置各族敵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華族探員被逮捕，塞進豬籠等候審訊。
抗日軍以商人過去跟敵人勾結爲由，向他們勒索敲詐。許多顯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軍大量捐獻，以便贖罪。年輕的流氓利用抗日軍的證件，在市區公開敲詐勒索曾經跟日本人打過交道的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來勢洶洶，加上私會黨黨徒借機聲稱他們也曾參與抗日，在這種情形下，英國部隊根本無法恢復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亂。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數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局限於在馬來亞活動。那是他們以前的活動地盤，所以他們在那裏較能發揮影響力。
抗日軍暗藏武器
英國軍管政府宣布，每一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成員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約6500名抗日軍，包括在新加坡的數百名，上交了武器。
共産黨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統一戰綫中。一批所謂的知識分子--律師、教師、萊佛士學院畢業生、從劍橋大學回來的學生--組成了馬來亞民主同盟，總部設在橋北路自由舞廳內舞池上方的幾個破舊房間裏。他們誘騙老菲利普·何亞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顯得體面。他們需要他作掩護，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爲外圍組織。老菲利普·何亞廉是個律師，也是我家的朋友，因爲認識他，我偶爾會到民主同盟走動。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圖看來倒還合法。英國已經宣布組織馬來亞聯邦，包括九個馬來士邦和檳城、馬
菲利普·何亞廉協助起草憲法。我雖然看過草稿，卻沒參與其事。共産黨方面認爲，憲制改革的主張無關重要，他們要的是全部的權力。民主同盟不過是個外圍組織，目的是動員受英文教育者協助他們實現目標。1948年共産黨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反對英國，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時期的三年半裏，我目睹了人世間許多不公平與荒謬的事。這段教育，戰爭一結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說我因此而獲得一張現實生活的大學文憑，那麽，新加坡光復後第一年的所見所聞，則是我的研究生課程。這個時期的情形跟我記憶中30年代殖民地時期的情形大不相同。從拘留營出來的英國文官紛紛回國療養，臨時湊合的政府部門由英國軍管政府臨時官員掌管。
擔任主管的英國準將、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們的任期只到復員爲止。一旦復員，職務會全部解除，得恢復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識到這點之後，許多人儘量利用手中的權力。他們的需要嘛，唉，跟日本軍官沒什麽差別--找些便於隨身攜帶的值錢的小玩意兒，到時帶回英國。因此這類玩意兒很吃香。得到好處後，他們發出許可證和提供稀有物資，給本地人一個發財的機會。但他們跟日軍有點不一樣，他們不欺負人，也不壓迫人。
日本人下臺了，許多房子空置著。我們得離開華廈的住房，維多利亞街的店屋又不合適，母親和我開始物色新居。歐思禮路是個中産階級住宅區，1942年歐洲人離開之後，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們在歐思禮路38號和40號找到了兩棟一模一樣的房子，兩棟房子裏還有些笨重的傢具，但都人去樓空。我們決定投標租下38號。我到敵産管理處找主管吳喬治，他是個在爪哇出生的華人，是我家的朋友。他欣然批准讓我們以戰前租金租下這棟房子。
歐思禮路38號房子很大，格局淩亂，共有五間臥室，後面還有三間，最初原是工人房。我們租下之後，很快就住滿了人。韓瑞生夫婦攜帶年幼的女兒從檳城回來，成了我們的房客。後來我動身到英國讀法律時，這裡熱鬧得很。這條街上其他房子也都住滿了人，因爲戰時遭破壞的房子還沒條件修復，而人口卻增加了。人們從馬來亞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內群島回來。許多華人也像我的表親一樣，從印尼逃難而來。
父親重回蜆殼石油公司工作，擔任新加坡巴西班讓倉庫主管。這個時候我得決定怎麽謀生。到公開市場做買賣，還是不愁沒錢賺。但貨物種類不一樣了，風險也大了，該買進哪些緊俏的貨物賣給軍人，我可不在行。於是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國軍官們，向他們打聽有沒有建築工程可做。經過兩三次的努力，終於同軍管亞歷山大路日軍貨倉的一個印度旅談成了生意。我跟一個個頭高、身材瘦削的英國少校洽談，他需要工人清理貨倉內的日本貨，然後把英軍的貨物搬進去。我和原籍上海的朋友劉友霖找了10O到150個工人給他，工資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當財政，也負責發工資。每天收工時，由軍方點算工人，付錢給我們，再由我們發給工人。還有些建築上的活兒另外計算。貨倉工作由1945年10月開始，我一直忙到次年5月。新加坡總工會的活動基本上影響不到我們。除了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領了錢準備發給工人，騎腳踏車回家途中，發生了嚴重事故。一輛羅厘行經維多利亞紀念堂時，不知怎的撞到他，拖著他走了好一段路，幾乎把他的左臂給扯斷，他的臉部也受了傷。我趕到醫院看他。我們一家人一向相處得很融洽。金耀見到我，問的第一件事是錢有沒有丟失。我聽了不由得心痛。那不過是幾百塊錢而已，可見他對工作是多麽認真。我儘量安慰他。幸好外科醫生替他動手術，一切順利。不過，他痛了幾個月，不能走動。
到英國去讀法律
我一面擔心金耀的情況，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學業和對芝的感情越來越深。能不能很快在萊佛士學院讀完文憑課程，我幷不樂觀。學院至少要一年後才能複課，我還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才能畢業，算起來就要浪費兩三年的時間。我跟母親商量，如果動用她的積蓄和首飾，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賺到的錢，家裏就負擔得起我和金耀兩人到英國讀法律課程的費用。於是我打消了回萊佛士學院爭取女皇獎學金的念頭，而計劃儘快到英國去。
1945年10到11月間，我介紹芝認識萊佛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的管理員，使她當了圖書館的臨時雇員。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腳樓，離我家有
除夕我帶芝到安珀路振裕園參加一個年輕人的社交集會。振裕園是
3月間我寫信給中殿法學協會，附上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倫敦四個培養律師的組織之一。不到一個月就接到回信，說我親自報名就會錄取。當時開始有船開抵丹戎巴葛港，載英軍回國復員。我拿著信找讓我包工的英國少校，問他有什麽辦法可以讓我搭上一艘運兵船。少校讓我同負責運送軍隊的軍官接洽。1946年5月間，我見了他的一個下屬。我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爲當時很少本地人能說流利的英語，語法和用法都不成問題，又不帶濃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釋了自己的難題，告訴他戰爭中斷了我的學業，耽誤了我五年的時間，如今中殿法學協會錄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學協會的來信，說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國去。對方同情我的遭遇，答應幫我的忙。7月間我接到便條，通知說能安排我登上一艘運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倫敦。
在忙碌奔波準備離開新加坡的兩個月期間，我跟母親一起到處尋找能頂得住英國冬寒的毛衣。我們在雙溪路結霜橋舊貨市場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雙溪路舊貨市場戰前是買賣賊贓的地方，戰後又活躍起來，專門售賣從英軍那裡弄來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國當局送給復員回國的英軍的物品。母親買了一個四角有金屬保護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張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兩件運動衣、兩條法蘭絨褲和一套皇家空軍巴拉瑟亞軍服呢大衣全塞了進去。皇家空軍大衣是向諧街最好的裁縫定做的。
動身之前，母親千方百計地要我跟華族女子訂下個名分，免得我將來娶個英國妻子回來。有幾個學生帶了英國妻子回來，往往鬧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興，最後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兩口到英國定居，因爲他們無法在英國殖民地社會立足。在殖民地社會裏，人們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態度對待他們，就是公開冷淡疏遠他們。母親先後給我介紹了三個背景不錯、社會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卻無動於衷。她們年齡適中，家道豐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有了芝已經心滿意足了。後來我決定把真相告訴母親。母親精明得狠，一發現我打定了主意，將來不大可能帶個陌生的英國女子回來，就不再找人了。她對芝的態度變得像個未來婆婆似的友善親熱。
我曾經告訴過母親，芝是柯守智的女兒，在萊佛士學院英文和經濟兩科考試成績壓倒我。在我們製造膠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見過芝，到過她的家。芝的父親是銀行家，在華僑銀行辦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親和祖母一樣。芝的母親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峽土生華人，跟我母親一樣。我們背景相似，在家裏使用同樣的語言，傳統習慣一樣，食物也一樣。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學受教育，16歲考完劍橋高級文憑考試進入萊佛士書院一個特別班，準備爭取女皇獎學金，可惜沒爭到。她後來告訴我，她在等待白馬王子。出現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騎著白馬前來，而是騎著硬胎腳踏車到來。1940年她進入萊佛士學院。我們在晚宴上和野餐時見面。當時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爲我讀第一年，適應方面有些困難；此外我也不急於接近女孩子，還不想找對象。我們偶爾在社交場合和講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關係談不上親密。1943年到1944年，我們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經歷了三年半的日治時期，我身心都成熟了，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關在公寓裏做家務，學華語，有書就看，而且隨時可以參與製造膠水的生意。
她生長在一個大家庭裏，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裏受到充分的照顧，生活很愉快。家道還算不錯，上學、到萊佛士學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車接送。她家很重視舉止得體。搬到德文莎路之後，有一回我從圖書館用電單車送她回家，讓她坐在後座。她母親見了既驚愕又擔憂，狠狠地訓了她一頓：人們會怎麽想呢?誰會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讓，那裏離市區很遠。那時多虧我有了汽車，可以開車子繼續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國之前，我們相聚的時間很長。動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羅德在
第九章 從倫敦到劍橋
兩星期後，我坐下來寫信給帕裏教授，告訴他我決定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橋。我接到他生氣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爲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
"大不列顛號"是丘納德公司的6．5萬噸客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的航綫是從英國的利物浦經大西洋到美國的紐約。從英國南安普敦開到新加坡的客輪都沒它這麽大，速度也沒它這麽快。這次，"大不列顛號"滿載著回英國復員的軍人，此外大約有40個亞洲人，多數是華人。每個房艙的搭客，比平常收費時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這艘船，就感到高興了。離開新加坡17天後的10月3日，船開抵利物浦。
沒有人知道我要來，沒人來接我，我連怎麽到倫敦也不曉得，又要確保大衣箱和兩個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贊助留學的香港學生有倫敦殖民部官員接他們，我事前知道了，決定跟著他們坐順風車。列車深夜開到倫敦，接著我坐的士尾隨香港學生到伯爵閣維多利亞同盟宿舍。分配給我的是底層一個地窖似的沒窗的房間，同樣是雙層床鋪位，有如在"大不列顛號"輪船上。同房有大約20個非洲學生和加勒比海學生。這又使我吃了一驚。我一向沒在現實生活裏見過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過。他們身上所發出的奇異氣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體所發出的大不相同。我毫無心理準備，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鐵到市區。按照宿舍女總管的指點，在銀行站下車，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銀行。我身上有張有利銀行的300英鎊匯票。我開了個戶頭，提出30英鎊，然後直奔中殿法學協會。我把院方來信、劍橋高級文憑、出生證明書和身份證明書(當時新加坡還沒設立護照辦事處)一起交給櫃檯書記。接著註冊交費，拿到一張證明我是中殿法學協會學生的學生卡。一切手續的辦理方式都很隨便，談不上有什麽人情昧。中殿法學協會許多地方都被炸壞了。圖書館設在一所瓦楞鐵皮圓頂、水泥地的臨時房子裏，沒有餐廳。給學生的指示幷不多。
接著我得找住所。我在電話簿裏查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搭地鐵到托特納姆考特路。我向秘書解釋自己處境困難，問他能不能讓我租個房間。他答應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間只住我一個人，有張單人床，配上潔白的床單；有張小書桌；還有洗臉盆，也有熱水。厠所在外面，是公用的。總的來說，房間陳設簡樸、乾淨、實用。這下我輕鬆多了，馬上搬進去。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底層有個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時候經常游泳，便帶了泳褲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氣從水裏冒起，我滿懷高興，預料水是溫暖的，也許比新加坡的海水還溫暖。我跳進水裏，不禁大吃一驚。冰冷的水使我透不過氣來，只覺得肺部簡直要爆炸，於是我就儘量快速游動，以促進血液循環。我不曉得在寒冷的氣候裏，水裏的一點溫熱，竟然會在空氣中引起冷凝作用。
隨後我天天到漢普斯特德一帶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會要求續租房子。我發現漢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學生聚居的地方，它離中殿法學協會很遠，卻不像伯爵閣那麽邋遢，是個好得多的住宅區。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給我最後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後，我發現菲茨薑道8號有房間出租。菲茨姜道是條美麗靜謐的大路，兩旁都有樹木，走不遠就是瑞士村地鐵站，13號巴士的車站也很近。我搭13號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倫敦經濟學院的斯特蘭大街。
我還得進人倫敦經濟學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兩個星期前學期已經開始了，回國的復員軍人要進大學的太多了。我要求見法律系系主
在歐洲六年戰爭時期，幾乎所有英國青年都被徵召入伍。六七屆學生的學業因此中斷了，他們不得不在完成學業之前當兵。戰前進不起大學的青年，現在有資格申請退伍軍人補助金，結了婚的還可以獲得妻子和子女津貼。他們是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態度嚴肅認真，渴望彌補失去的時間，決心取得成功。
當時只要講師和講堂排得過來，所有英國大學都儘量招收學生。倫敦經濟學院爆滿了，學生常常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這裡通風設備差，冬天想開窗透點新鮮空氣的人最不受歡迎，很快就有人前來把窗子關上。在學生過多的情況下，來自殖民地的學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們沒打過仗，沒犧牲過自己的事業，英國學生自然有權優先獲得所有大學的學額。其他學生主要來自白人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來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倫敦經濟學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完全兩樣。萊佛士學院生活既悠閑又優雅，學生住在宿舍裏，可以優哉游哉地走去講堂，或到休息室閑聊。輔導課每次只有兩三名學生參加，最多是四名。倫敦經濟學院卻是座多層建築物，學生坐電梯沖上沖下，人人都忙著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聽課必須分秒必爭。我在倫敦經濟學院聽完一堂課．就得沖過斯特蘭大街到國王學院聽第二堂，然後搭地鐵或巴士到尤斯頓倫敦大學學院聽第三堂。三所學院當中，倫敦大學學院環境最好，因爲它離開倫敦中區熱鬧地帶，學院內還有醫院，比較有學院氣氛。
第一學年初期，倫敦經濟學院大門正廳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場面。大約有一個星期時間，代表各個俱樂部--工黨俱樂部、自由黨俱樂部、保守黨俱樂部和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學生站在貼著俱樂部海報的臨時小窩棚旁邊分派小冊子，招收新會員。最積極地向殖民地學生宣傳的是共産黨人，他們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我跟所有俱樂部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認爲最好是慢慢摸索著前進。
在"文化震蕩"這個短語出現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蕩"。氣候、衣著、食物、種族、風俗、習慣、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語和具有少許英國文學知識，以及過去跟英國殖民地官員有過交往以外，其他對我來說一概生疏。
現在我一星期花6英鎊租了一間大臥室兼起居室。對一個沒收入的人來說，這是個大數目，幸好還供應早餐。臥室裏有個煤氣爐，也有個可以拉動的煤氣圈。我得把幾個先令塞進一個計量表裏，才能生火煮飯。做飯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給。可以不用配給票進餐的餐館則貴得很。買來的配給品我不懂得怎樣煮來吃，況且分量也不夠。即使分量夠，我也不曉得怎樣分開一星期食用。我沒有冰櫃，那時也還沒有人撰寫有關如何在大臥室兼起居室裏的煤氣圈上煮東西的書。
我有過慘痛的經歷。煮牛奶溢了出來，熏鹹肉、牛排和肉塊煎得縮水，在房間裏留下濃重的氣味，冒著天寒打開窗戶和門通風，幾個小時後依然不散。睡衣和布簾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學院餐廳的午餐都使人發膩，難吃得要命。爲了換換口味，我有時光顧萊昂街角餐館或它的分店。那裏的食物也同樣膩人：冷肉煎餅面多肉少，否則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腸。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圓麵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許多英國白領文員一起搭地鐵到瑞士村地鐵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學生聚居區，感覺很好。但在住所裏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由於沒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早上早餐有人送進來或自行解決。家務遇到困難，不知該怎麽辦，我便找英國女孩子幫忙，她們是合租頂樓的六個年輕的辦公室秘書。她們教我到哪裡買肉，沒有冰櫃怎樣讓牛油牛奶保鮮(留在窗沿保凍，放在屋裏會發酸)。
同學教我把手巾洗了掛在洗臉盆的鏡子上晾乾，可以省下6便士，這卻不適用於襯衫和內衣。通常襯衫穿不上一天便會被倫敦的煤煙弄髒。我異常氣惱，不爲什麽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認爲理所當然的小事。在家裏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顧。飯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麽就有什麽。如今我樣樣都必須自己動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時間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鐵時間也太長，我疲憊不堪，沒有足夠的精力坐下來靜靜讀書和思考。
一天在倫敦經濟學院上完憲法輔導課之後，我找講師談話，他叫格蘭維爾·L·威廉斯。根據倫敦經濟學院的記錄，他來自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在那裏考取了博士學位。我向他打聽劍橋大學和那裏的生活情況。他說，劍橋跟倫敦大不相同，是個小鎮，就靠大學生存。那裏生活悠閑得多，學生和教師都騎腳踏車代步。聽起來很吸引人，我決定去走走。
決定轉到劍橋
1946年l1月底我到劍橋去，遇到了萊佛士學院的學生黃塞西爾。他進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個非院校機構，專門收比較窮的學生，收費也低得多。塞西爾帶我去見菲茨威廉學監威廉·撒切爾。學監的職位相當於一所學院的院長。撒切爾給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佛蘭德斯受了重傷，臉上留下疤痕，榮獲了軍事十字章。由於硬齶受過傷，說話受影響。他強烈信奉基督教原則，對發奮圖強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師和學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難題告訴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歡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學期定於1947年1月初開課，他表示準備在這個學年錄取我，只要塞西爾願意讓我住進他的房間。塞西爾馬上答應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倫敦辦好應辦的事，收拾了行裝。1月初我在國王十字車站坐上火車，大約兩小時後到達劍橋，轉坐的士到貝爾沃路36號塞西爾的住所。
兩星期後，我坐下來寫信給帕裏教授，告訴他我決定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橋。我接到他生氣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爲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你的忠實的D·休斯·帕裏。"收到信後我決定親自去見他，解釋自己爲什麽離開倫敦。我到他的辦公室面對他，準備接受應得的處分。我敘述了自己在第一學期所面時的生活問題：從一個小城市，來到一個有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顧不了自己。
他聽了我的傾訴，看來相信了我所說的一切。他對我說，我早該告訴他這一切，他本來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裏，我的一切需要都會得到照顧，語氣幾乎是原諒了我。如今回顧那些歲月，我爲自己沒留在倫敦感到慶幸，留下的話日子肯定不好過。但他特別照顧我、我卻辜負了他，總感到後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倫敦大學校長，我成了新加坡總理，一度想寫信給他，最後認爲最好還是忘了過去。也許我是應該寫信的，告訴他我沒忘記他的恩典。
不過倫敦也不是沒有優點。對未來的律師來說，這裡可以借鑒的地方很多。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學期，政治學教授哈羅德·拉斯基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許多以前沒修政治學的學生一樣，聽了他的一些課。他個子小，長得不起眼，頭腦卻靈活極了，說話很有魅力。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對許多殖民地學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少人後來掌了權，他們自認爲從拉斯基那裏學來了理論，幷根據他的理論推行不恰當的政策，結果搞垮了本國發展不足的經濟。多虧我在執政之前，在能起壞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個經濟體失敗的經驗。從而提醒我這樣做是危險的。
在接觸這類政治主張之前，我在萊佛士學院第一年上經濟課時，至少是在徵稅的課題上，已被灌輸英國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基本經濟教科書是溫和社會主義者貝納姆的著作，公共財政教科書是戰後工黨財相多爾頓編寫的。他們所用的術語臆斷一些稅收是進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稅是公平進步的，因爲賺得多就得多繳稅，稅率也更高；對食鹽和進口貨徵收一律的稅額或徵收國産稅是退步的。這些社會主義價值觀損害了英國的經濟成長。倡導這樣的主張的人沒考慮到人性的特點，因爲累進稅會扼殺勤奮工作和創造財富的主動性，尤其是扼殺了有本領、有能力這樣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
我聽過兩三次拉斯基講課，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社會主義理論，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應該機會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條的社會裏，不應由於人們或他們父母的地位而出現貧富懸殊，這樣的主張我認爲是非常公平的。我對不同的種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們是英帝國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國人是在犧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過著優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所倡導的主張對殖民地學生有吸引力。我們都要獨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財富。
我當時以爲，有沒有財富，主要取決於有沒有領土和自然資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發展農業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價值的礦藏和石油、天然氣。只有在掌權若干年以後，我才認識到，新加坡不同種族的表現不一樣，同一個種族內部各類人的表現也不一樣。我嘗試過以好些方式來縮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漸得出結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他們的天賦才能，加上受過的教育和訓練，以及他們和他們政府的組織結構。知識和對技術的掌握，在創造財富時是至關重要的。
奪取領土的鬥爭曾導致後果不堪設想的戰爭，誰也不是贏家。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通過國際貿易和交換貨物勞務進行的競爭，使參與的所有國家的産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爲了爭取最高的國民總産值，人們必須在自由市場裏相互競爭，同時在大體是自由的市場裏跟其他國家競爭。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國期間，任何殖民地學生都瞭解這一點。他們以爲，取代了離開的英國人，他們會自動富起來。
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有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確實通過擁有更多資本和權力剝削其他人，由於人的産值超過他維持生存所需要消費來的數量，僱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餘的部分，這個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討厭共産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日本投降後，我見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新加坡如何殘酷無情，他們立即向被懷疑當過奸細或出賣過他們的事業的人報復，根本不設法證明對方有罪。甚至他們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軟布帽，他們的言談舉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發現，倫敦經濟學院的共産黨人同樣熱心地向人強行灌輸他們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準備跟孤獨的殖民地學生交朋友的年輕婦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們改變信仰。
我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蘇聯人曾經利用佔領軍，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産黨政權。兩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長馬薩裏克被殺害，從窗口墮地"跌"死，共産黨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紅衣主教明森蒂挺身爲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辯護，受到了騷擾，不得不躲進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劍橋法律學院講師傑克·哈姆森是個天主教徒，他對這些事情氣憤得不得了。消息傳來的當天早上，上課時他花了一小時不講契約法，卻大談蘇聯共産主義的邪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對共産主義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會的主張，對所有殖民地學生都有吸引力。英國費邊主義者①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通過征富人一輩子的稅，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産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我當時看不出有什麽破綻。我年紀太輕了，不知道英國律師在訂信託契據時巧妙得很，使政府難以徵收太多遺産稅。
費邊主義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從英國回來後，我訂閱他們的雜志和小冊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們的不諳世事使我感到絕望。有一期雜志的內容令人難以接受，那是有關教育的。兩個校長寫了一篇嚴肅的文章說，英國的綜合學校制度失敗，不是因爲辦學方法不對，而是因爲最優秀的教師仍然在教最優秀的學生。文章認爲最優秀的教師應該教最差的學生，後者需要前者教導才能獲得平等，好學生無淪如何都會有好成績。這種強求一致的主張我可受不了，於是不再訂閱他們的雜志。
對於馬克思主義，我所獲得的最有價值的教訓，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學華語的時候。雄心勃勃的工會親共活躍分子幾乎天天午餐時間都到我的辦公室來教我一小時，有時晚上到我家再教。他們用《人生觀》等書名吸引人的小書教我，實際上是在宣傳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最發人深省的，是跟老師一起讀毛澤東原著。一篇有關共産黨人如何摧毀敵人的文章，使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盾。分析的關鍵是"人民"的定義。根據毛澤東的精確分析，"人民"的定義因時間和形勢而異。例如當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時，反對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國民黨是人民。1945年抗戰勝利後，敵人日本被打敗了，國民黨在中國掌權，代表民族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群衆，國民黨成了敵人，反對國民黨的都成了"人民"。我讀毛澤東辯證法這個樣本時得出結論，一旦英國人離開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動黨執政，我就會變成敵人。毛澤東說："對敵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劍橋就在北海風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澤地以南，比倫敦冷得多，也潮濕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來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長的。儘管如此，在倫敦待過之後，劍橋是另一番天地。在戰爭剛結束的年代，這個地方上的集鎮寧靜安詳。車輛不多，腳踏車不少，私人汽車只有三幾輛，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車。多數大學教師、學院研究生、導師、講
我花8英鎊買了一輛腳踏車，二手的，還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買的漂亮的禮裏牌腳踏車自然不能相比。這是一輛設備十分簡單的腳踏車，20多年來由學生們一手轉一手地傳下來。車把前有個柳條籃子，用來放書籍、學生袍等東西。腳踏車沒有鏈罩，我跟大家一樣，騎的時候用夾子夾住褲管。這裡的生活叫人不滿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沒有煤煙，沒有塵埃，沒有喧鬧的車輛來往，沒有巴士，也沒有地鐵。我精神振奮了。
我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騎腳踏車到處逛，下雨也不例外。買了件連帽粗呢風雪大衣，這是海軍部的剩餘物資。風帽既能保持頭部乾爽，又能撩到背後。雖然氈不如羊毛那麽暖和，但也頂事。三餐問題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還是以英國傳統方式烹調，談不上可口，但比較有營養，有足夠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深海鱈魚和大比目魚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慣的近海魚那麽好吃。完全沒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鹽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顛號"一樣。不時會有奇特的葷菜，像鯨魚肉，腥得不得了，難以下咽，還有罐燉野兔肉，這是英國佳肴，可我始終不喜歡。我在清潔潮濕的沼澤地騎腳踏車，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後，蒙蒂羅醫生替我用X光檢查肺部，他通知說我在英國讀書時期患過輕微的肺結核，幸好痊癒了，在X光片裏只顯現白色的一塊。無論如何，我還是爲能到劍橋讀書而高興。留在倫敦的話肯定好不了。
爲了鍛煉體魄，我決定參加划船俱樂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裏，而是在河邊練習劃槳，坐在一艘不動的練習艇裏，接受如何握槳，如何伸展身體往後拉以及把腳放在什麽地方的訓練。經過三星期每星期兩次的訓練之後，我便正式划船。第二個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風雪，我以爲練習會取消便沒去，過後受到了嚴厲的責備。七個船員和舵手都到了，由於我缺席，湊不夠八個人，劃不成。我認定英國人必定是瘋了，於是放棄划船，離開俱樂部。從此騎腳踏車從宿舍到講堂聽課，聽完再騎到菲茨威廉用餐，藉此鍛煉身體。
法律系第一年預備班學生人數大約只有30人，比倫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學的多數是前國民服役人員，他們獲得特許，讀兩年便能考取學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進入第二年。他們是跟我一起讀第二年。在這之前，我得讀第一年預備班，總共要讀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國學生是直接從中學來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我當時已經23歲。還有幾個學生來自馬來亞，包括20歲的楊邦孝，他來自吉隆坡(90年代他擔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個學期沒上課，邦孝借筆記繪我。筆記寫得很工整，很全面，對我沒聽過的課做了很好的概要記錄。他的筆記是我求之不得的，因爲劍橋課程標準所規定的科目跟我在倫敦第一年的課程不一樣。倫敦的水平更高，包括憲製法和契約法。劍橋要學生先瞭解歷史背景，所以必須修英國法律制度，這在律師考試裏是完全沒有關連的。對於羅馬法，倫敦和劍橋的重點也有所不同，但我應付過去了。我非這樣做不可。在大學的復活節假期裏，我拚命補完沒學過的功課，趕上了其他同學。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試舉行時，我已經準備得不錯了。
嚴冬過後是愉快的夏天。樹木蔥蔥鬱鬱，劍橋煥發出新的光彩，學生都穿上顔色鮮艶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個星期後的6月，考試成績在評議會揭曉時，我欣喜雀躍。我和另幾名學生考獲一等榮譽。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父母。
學監只憑我過去的學業成績，就讓我直接進入第二學期，我爲沒叫他失望感到高興。同學們都管學監叫比利·撤切爾。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腳踏車，準備進去吃午餐時，他看見我，停下來祝賀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滿意。1946年12月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告訴我："李，當你到劍橋來，你是來參加一支特別的隊伍，就像參加近衛騎兵團，不只是參加軍隊而已。你得出人頭地。"我回答說會設法爭取一等榮譽。他嚴肅地望著我說："李，拿不到可別失望。在牛津和劍橋，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與衆不同，才能獲得一等榮譽。"當劍橋的考官們認定我與衆不同時，我心中的石頭才放了下來。
傳來最好的消息
我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那是軍方剩餘的舊物資，樣子不怎麽好看，引擎卻不錯，花了我60英鎊。突然之間，我變得能夠快捷地來來去去。我到劍橋鄉下到處兜風，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車到不了的地方觀光。遇到農民竪立告示牌招請工人來采櫻桃或草莓也歡迎其他人來買的地方，我會停車下來買。6月底芝寫信告訴我，她考到了一等文憑，現在大有希望贏得到英國讀法律的女皇獎學金。我有把握她會贏得獎學金。臨近7月底傳來了最好的消息。芝從新加坡拍來電報說，她獲得了女皇獎學金。但是在1947年10月開始的學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學可以讓她就讀，她必須等到1948年。我開始動腦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劍橋來。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書記巴雷特。他年近50，長得肥胖，既能幹又有經驗，來來去去的學生多的是，他都見過了。他知道學監喜歡我。我告訴他，一個新加坡女朋友很聰明，獲得到英國深造的最好的獎學金，想讀法律，不曉得怎樣才能在秋季學期開學前及時進人劍橋。他眨了眨眼對我說："你知道學監跟格頓學院的女院長
離新學年開學只有兩個月。我要求見學監。他不但接見我，還願意幫忙。
接著我寫信到格頓學院，要求見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運兵船。10月初，她終於抵達利物浦。我在碼頭上焦急地等待著。分離一整年之後再見到她，我興高采烈。我們立刻啓程，坐火車到倫敦。在倫敦，事前我已經向一個英國同學借來一輛莫裏斯·牛律牌汽車，我駕車載著芝到處觀光，甚至在當天帶她到布賴頓看鋪滿小石子的海灘。在倫敦逗留五天後，我把汽車還給同學，兩個人坐火車到了劍橋。
學監的回信
這時我已經適應了劍橋的生活，雖然老馬識途，但還是遇到新的問題。菲茨威廉的初級導師兼財務總管龐茲分配給我的房間，是在劍橋以南
親愛的李：
……你申訴說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遙遠，或者說是妻子吧，因爲你顯然希望她會成爲你的妻子。實際的路途不像你所說的那麽遠，尤其是在愛情提供了動力的時候。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讀過偉大的神話，但你會記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爲的是見他心愛的女子。與此相比，到格頓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
順便說說，格頓學院會不會賞識你那麽快跟這個少女結婚，我沒把握，因爲他們會順其自然，而且是恰當地假定，在愛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們只會花很少時間讀書。但我太老了，不能對一個男士和他心愛的人提什麽忠告。
你的真誠的
W．S．撤切爾
一星期後，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裏斯上尉的馬廄"找到一個房間。哈裏斯上尉養馬和獵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學生房客。租金很貴，光是床鋪和早餐每星期9英鎊，洗澡等其他服務另外算。我別無選擇，方便嘛。隨後兩年我就住在這裡，直到1949年夏天離開劍橋。
現在可輪到芝面對"文化震蕩"了。冬天她不習慣穿用厚呢絨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還有那用羊毛襯裏的長靴。呢絨衣是用衣料配給票買來的；這些衣物壓得她好不辛苦。何況格頓學院又是在市鎮西北
但是，她運氣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議，第一年選修經濟學，準備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由於她當年在萊佛士學院念過經濟學，功課應該不難應付，所以有閑余時間可以修讀法科。可是，當經濟學研究主任，一個名叫瑪喬裏·霍蘭的美國人，發覺芝已經在萊佛士學院念過三年的經濟課程後，認爲再讀下去是浪費時間，便叫芝去見她的丈夫哈裏·
經過幾個星期的大幅度調整之後，芝對我說，她發現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樣。過去我是一個開朗、樂觀的活躍分子，沒有事情能夠難倒我，而且能盡情享受人生的樂趣；現在可不同了。儘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爾的特別照顧，而且在1947年陽光燦爛的夏季裏心情特別愉快，但我卻似乎變成了一個強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鏟除英國對馬來亞和新加坡殖民統治的意念。我在倫敦和劍橋的一年裏，思想的轉變逐漸具體化。這種變化從1943年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便開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國本土的英國人。我懷疑他們是否能本著新馬人民的利益治理這兩個地區。在新馬的英國人對推動殖民地的進步毫無興趣，他們所在乎的是這些殖民地給他們帶來的高級職位和豐厚薪金。在國家的層次上，英國人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輸出馬來亞的樹膠和錫，賺取美元外匯，以支持百病叢生的英鎊。
芝談起我的思想如何轉變之後，我開始自我審察，看看這種轉變到底是怎麽發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國勞動階層當中所受的種族歧視引起的?這些英國低層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員、商店女售貨員和餐館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漢普斯特德找房子時碰到的幾個女房東。好幾次，我到瑞士村地鐵站附近接著"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詢問時，女房東一發覺我是華人，便說房間已經租出去了。後來，我爲了避免再碰釘子，便先打電話告訴女房東說我的名字叫Lee，拼寫起來是一個L加上兩個e，但我是華人。如果她們不願把房間租給華人，可以當場拒絕，兔去我登門詢問的麻煩。
我所碰到的英國上層社會人士，如劍橋大學和中殿法學協會的教授、導師、秘書和圖書館管理員，都很有教養，而且彬彬有禮，樂於助人，只是有點拘謹。英國學生大體上都舉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現得很得體。當然，每一回碰到運動隊伍爭名次，或是大學的校隊隊員和替補隊員爭資格時，種族歧視便抬頭了。亞洲學生幾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擻攬球或划船等主要的運動隊伍；划船隊是最受尊崇的。
不過，如果說這一切都出於種族歧視，也不儘然。階級制度也是癥結所在。對我這個來自年輕而且富流動性的移民社會的人來說，這是另一種奇異現象。即使在白人學生當中，那些出身於著名公學的，也處在有利的地位。至於其他學生，他們之所以渴求學院的院旗，是因爲將來可以把它列入履歷表，而且可以作爲未來幹大事的墊腳石--任何學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隊隊員的資格，未來的職業便有了保障。同樣道理，一個學生如果當上劍橋學生聯合會主席，便有助於成爲工黨或保守黨選區的未來候選人，或是在這些政黨的研究局謀得一職。
要考最好的成績
我對這些額外的活動不感興趣。我決定集中精力設法考到最好的成績，因爲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時，情況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黨的政治領袖接觸，特別是同那些能夠幫助我的人接觸。我的願望是早日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一個包括新加坡的獨立的馬來亞。工黨比保守黨較爲同情英國殖民地的獨立願望。在我參加的集會中，英國保守黨人仍然以低沉、圓潤的聲調，大談"英王與帝國"。我也希望同將來可能在主要政黨裏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國學生接觸。在我日後同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殖民當局糾纏不清時，這種聯繫自有好處。因此，我抱著濃厚的興趣，開始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
英國的國會民主制度，似乎能發揮很好的作用。一場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驚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開。1945年5月，英國選民把丘吉爾和他的保守黨推下臺，雖然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英國爭取到勝利。選民把艾德禮和工黨擁上臺，因爲他們答應給英國帶來歷史上最深遠的改革。艾德禮政府履行的綱領，目的在於創造一個福利國，負責照顧英國各階層人士從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對黨卻沒有提出強烈的抗議，也沒有街頭流血事件。只有保守黨議員在國會和選區裏就人們的負擔能力這一課題展開辯論，聲稱改革應有所節制和按照常識辦事時。才使用激烈的言語。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國民保健服務法案於1948年通過後不久，我到劍橋攝政街一家眼鏡店領取所配的眼鏡。我預料這副眼鏡需要五六英鎊。在櫃檯旁，眼鏡店老闆驕傲地對我說，我不需要付錢，幷請我在一份表格上簽名。我很高興，心想，這樣一個文明社會，確實能使人民過著優雅的生活。幾個月後，我在牙科診所也碰到同樣的情形。至於學院的醫生，他連請我在表格上簽名也省了，因爲我已經在他的病人記錄簿裏登記了。這又使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當然，我是英籍民，有權享受新制度給予的福利。不過，報上的消息說，許多法國人和其他歐陸人士也紛紛到英國看免費牙醫。我想這未免太過分了。但當時法國人的確比英國人窮得多。我對英國人所進行的改革，深表欽佩。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國政府創造的社會，使每一個人--不論貧富，也不論是屬於上層、中層或下層階級，都能有相當不錯的生活水準。這期間物資仍然缺乏。戰時開始實施的糧食衣物配給制度，一直延續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黨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類、熏肉和鶏蛋的配給，卻取消不了。經濟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價格也合理，只是非憑配給票購買不可。
當時我年紀還輕，滿懷理想，根本不瞭解政府的負擔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在這麽一個平均主義制度下，每一個人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他能夠從共同資源中得到些什麽東西，而不是他應該怎樣工作，爲共同資源做出貢獻。其實，個人設法多賺錢，以改善生活條件，在人類進化史上，是進步的動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後，才瞭解政府負擔的沉重。小如彈丸的新加坡，比英國窮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之前，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開拓稅源和創造財富。因此，當時根本無法談論重新分配財富的問題。
這期間，我從家書和英國報紙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發生麻煩了。馬來亞共産黨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會不安。罷工罷市、政治騷亂時有所聞。到1948年6月，馬共開始在內地射殺英籍樹膠園主。馬共游擊隊又回到森林裡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而在公開的憲制舞臺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軟弱無力、毫無骨氣、受英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巴不得順應和討好英國統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我們必須填補這個政治舞臺。我於是加人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幷經常參加他們的集會，特別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黨政府的部長到俱樂部暢談該黨向國會提出的各種綱領時，我一定出席。
難得的教訓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變革的時代，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發揮作用的時代。一切都顯得那麽開明。工黨政府的衛生部長貝文以極端刻薄的言詞，指保守黨"連害蟲也不如"後，便使國民保健服務法案在國會通過。工黨也替地方當局興建了許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們是靠政府大量津貼，才能把租金壓低的。工黨也擴大福利的範圍，以確保"安全網"能照顧到所有不足以應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對我來說，他們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記憶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窮二白之前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奢侈的享受。這是一個難得的教訓，關係到如何確保社會公正的問題。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了工黨政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嚮往成熟的英國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憲制傳統和容忍精神，使得權力和財富都在和平中進行基本的轉移。我們把在英國所看到的一切，拿來同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新馬人民大多數沒受教育。報紙軟弱無力，對基本問題一概不理，只管報道重要人物的來來往往。所謂重要人物，多數是白人老闆和周旋於他們之間的本地人。總之，新馬的情況顯得落後，前途未可樂觀。
註：
①費邊(Fabian)原是古羅馬的將軍，以使用迂迴戰術聞名。19世紀80年代在英國興起的以溫和改良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潮，就稱爲費邊主義。
第十章 有個奮鬥的目標
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産黨沒有聯繫，也不同情共産黨的作爲……
這期間，我和芝討論了兩人在英國的生活，幷著眼於未來。我們認爲最好趁12月聖誕假期靜悄悄地結婚，幷嚴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親徵求意見，他們一定會很不高興。格頓學院也未必會贊同；學院的學監就給我寫過信，提醒我這一點。女皇獎學金當局也可能表示異議。但我們都是20多歲的人，已經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的一個來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們的真正動機，把當地的一家小旅館介紹給我們，認爲那是歡度聖誕假期的理想地點。我們還可以到舉世聞名的莎士比亞劇院觀賞莎翁名劇。然而我們一到達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訴當地的婚姻註冊官，幷在住上兩個星期後，便依照手續結婚了。我們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倫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攝政街給芝買一枚白金的結婚戒指。回到劍橋以後，芝用一條項鏈把戒指掛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儘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確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布。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芝在法科第二階段資格考試中，獲得二等成績，她感到很失望。其實，她參加的不是榮譽學位考試，幷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後兩人決定到歐陸度假兩星期。
我們不想參加團體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後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處積滿污垢，陰沉一片，經過德國四年的佔領，情形更糟。幸虧德軍司令決定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時沒把整個城市摧毀。比起英國人來，法國人顯得很窮。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自豪和有組織。巴黎的公共交通比倫敦差得多，雙節長巴士看起來又古怪又笨拙，轉彎時不容易操縱。交通一片混亂，司機的態度都很粗魯。法國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櫃檯付款時，都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排隊。他們在車門口推推搡搡，上下車都亂擠一通，甚至他們在說"對不起，先生"時，也使勁把你推到一邊。巴黎的地鐵，票價比倫敦便宜許多。但在1948年那個時候，一般列車都很骯髒，通風設備又差，空氣不新鮮。車上的乘客只顧自己，很少替別人著想。在倫敦，男士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女士，年輕人也會讓位給老年人。我離開巴黎時，心裡對英國人更加敬佩。在社會準則和政府給人民提供設施方面，法國肯定比英國低幾級；所謂設施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基礎設施。
然而對講究吃的人來說，法國餐是頂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別美，醬料也異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簡單的涼拌菜，也蠻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紅又甜的番茄爲料，加上少許橄欖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種，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國麵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過。尤其是法國麵包，比英國的鬆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國的標準菜肴了。
我們乘夜班火車從巴黎到日內瓦去。醒來時，只覺得空氣很新鮮，氣候涼爽。日內瓦真是個潔淨無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車很少，來往川行的有軌電車都很乾淨；鮮花正在燈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麽澆水的)。我們下榻的布裏斯托爾旅館(戰前這家旅館的住客顯然都是英國人)，所有的床都鋪上美麗的白被單，還有白桌布、白麵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乾乾淨淨，但是價錢一般比法國要貴。瑞士還是那麽純樸，戰爭既沒使物資匱乏，也沒帶來污穢、陰沉的景象。
我們從日內瓦往南走，到洛桑和盧加諾。我們越南下，所見的城市就越骯髒。從同行的遊客口中，我們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處散發著臭味。於是，我們決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館預訂的客房，而在盧加諾多住幾天。我們從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旅館轉到另一家叫"輝煌"的旅館。這有什麽不好?人生難得有這麽一次。我們在盧加諾痛痛快快地過了五天。每天面對著壯麗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務，又有極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納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處的職員看著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是的，不過，我是從新加坡來的。"對方說："啊，蔣介石。"他不曉得我和中國人之間的區別。我幷不以蔣介石爲榮，因爲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了中國大陸。其實我已料到歐洲人會一成不變地把我看成中國人。我們這幾天所過的，依然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假期，觀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濱。我發覺瑞士人很守紀律，做事能幹有效，又很講究實際，而且待人態度得體，禮貌周到，只是不夠熱情。他們不會要求你幫什麽忙，反過來他們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總之，他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之後不久，弟弟金耀也從美國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一起。他隨身帶著精美昂貴的尼龍絲襪、可以快速晾乾的襯衫以及漂亮的行李--這一切都是在經濟緊縮的英國買不到的。美國看來像個物産豐富的仙境，也像童話中溢流著牛乳和蜜糖的豐饒羊角。因此，我早年對美國的印象是，一個資源豐富、物質條件優越的社會。但是，我卻跟英國人抱著同樣的看法，認爲美國人缺乏經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質。他們過於急功近利，過於魯莽急躁，過於雄心勃勃，認爲世界上沒有做不成的事，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10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後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幷埋頭苦讀。上課聽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裏斯上尉的馬廄"我租用的房間裏溫習功課。但是生活幷非只是讀書。有時在周末或傍晚，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裏的煤氣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請楊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麵條、鶏肉(取代豬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繫。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後，就能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托馬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幾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後來在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餘的修讀法學的各種分科，後來成爲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傑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贊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爲這麽早就道出心裡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們返回新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採取的路綫之後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幾次到下議院聽演講。有些工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極爲友善(反之，保守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願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區工黨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裏跟我會面，以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聽席旁聽。工黨裏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聽時，見識了工黨議員斯塔福·克裏普斯如何以銳利的言辭，把保守黨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餘地。他是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獲得唯一的特優獎
1949年5月，我們參加法科的最後考試。6月成績公布，我相當滿意。我在法科第二階段的榮譽學位考試中，考到一等成績，幷獲得那年唯一的特優獎。芝也考獲一等成績。我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我們的父母。我本來應該考到更好一點的成績，但一等成績也夠好的了，可以作爲我返回新加坡以後展開另一階段生涯的優異標志。根據劍橋大學的規則，一個法科學生在考獲學位之前，必須"完成"至少九個學段，一個學段是八個星期，必須住在學院宿舍或是當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劍橋大學只有六個學段的時間，我也只有八個學段。我們得到特別的豁免，都獲准在
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的傳統。這種傳統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顯得奇特，但卻增加了劍橋作爲一個古老學術中心的神秘性。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學生以所就讀學院的資歷高低爲序，排成一行，然後在導師帶領下，走進幾座法學院附近的評議會大廈。他們一進裡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著導師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導師逐一把他們帶到身穿禮袍坐著的校長跟前。學生和導師也依照他們獲得的學位，穿上相關的禮袍。等待領取學位的學生身穿短禮服，肩上報著一條綴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後晃來晃去。導師把學生介紹給校長，校長於是一面說著拉丁語，一面把學位頒授給學生。比利·撤切爾以學監的身份親自帶領我和其他學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學生因爲不屬於劍橋大學的任何學院而排在最後。典禮舉行過後，我們在指導教師和其他同學陪伴下，到評議會大廈外邊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學院幾位教過我和芝的法科講師，以督導的身份也到場同我們分享快樂，特雷弗·托馬斯也在。楊邦孝把當時的情景一一攝入鏡頭。
接著我們轉到三一法學院托馬斯的套房，開香檳再慶祝一番。另一位講師T·伊利斯·
1952年我們的大兒子顯龍出世時，我寫信給三一法學院的高級導師，預先給他訂了個學額。可是，19年後顯龍到劍橋大學深造，卻決定進入三一學院，也就是當年牛頓所建立的最優秀的數學學府。在三一學院的優秀導師教導下，他以兩年時間修完三年的課程，幷獲得數學一等榮譽學位。
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所拍的照片當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爾站在我和芝中間的那一張。我沒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樣。撤切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爲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對手下的學生不借花費許多時間細心教導。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時，他指著幾個正在特朗平頓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說，他們在短短三個小時裏就喝茶休息兩次，過去和戰爭期間他們的工作態度就不這樣。現在他們不願意賣力工作，國家是不會進步的。我原本以爲他是一個反動的老頭子，但他教的卻是經濟學。幾年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他知道國家的經濟靠什麽才會增長。又有一回，他對我說："你是華人，你們華人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後盾，這是極爲有利的條件。"1949年6月，就在我們快要離開劍橋的時候，一天早晨他邀請我和芝最後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輕拍一下芝的手，然後看著我說道："他太急躁了。別讓他老是這樣匆匆忙忙。"他對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徹；但他也曉得我這一生有個認真奮鬥的目標，而且一日不實現，絕不罷休。
既然畢業了，我們就趁機外出度假10天，這一次是乘旅行車到英格蘭和蘇格蘭游覽觀光。但是，我們對法科的研究還沒完成。要在新加坡當律師，單靠劍橋大學的學位是不夠的。我們還得在英國取得普通律師資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辦案的律師資格。我們於是加人中殿法學協會。中殿法學協會是英國四個法學協會之一，負責教導法科學生和鑒定學生的律師資格。
我們旅行回來便設法住在倫敦，不久找到了一個居住單位，距離菲茨薑道我的舊住所不遠。可是在芝方面，家務和學習總是難以兼顧。於是，我們決定不上法學協會的課，留在康沃爾的廷塔格爾獨自苦讀，準備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
我們曾經在這個地方的一座莊園舊宅裏度過幾次假期。這座舊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個兒子協助管理。
在運動和消遣方面，我打高爾夫球，大半是一個人打，地點在阿瑟王城堡旅館的九洞高爾夫球場。除了假期以外，這座球場平時空無人影，加以場內多丘陵又多風，像我這樣一個笨瓜，有這麽一個球場，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體健康。我和芝花費許多時間尋找打失的高爾夫球，卻往往找到別人打失的，質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機採摘野生蘑菇，由
馬來亞大廈裏的談論
我們在中殿法學協會勉強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麽可口了。爲了要取得律師資格，我們每個學段必須在協會的餐室"進晚餐"3次，這是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乘坐7個小時的火車，到帕丁頓車站。但這也讓我們有機會在布賴思斯頓廣場的馬來亞大廈，會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朋友。我們所談的，是留學倫敦的英國殖民地學生所喜歡談論的課題，那就是我們未來的自由鬥爭。在我的萊佛士學院同學當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如吳慶瑞和杜進才。
吳慶瑞是我就讀萊佛士學院時期的經濟學導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理學士課程。杜進才則在倫敦大學攻讀生理學理學士課程。他們和其他幾個人組織了一個稱爲"馬來亞論壇"的團體，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種族群體，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它採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産黨毫無關係。論壇的成員舉行集會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黨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懷亞特或是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後，便從馬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幷沿著埃格韋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年之後，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裡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價錢很貴，威士忌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後所要幹的大事。
我離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産黨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豐美接觸。林豐美於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後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産主義事業吸引。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種粗糙的宣傳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傢伙。我打電話約他會面，他約我在《每日工人報》辦事處外見面。《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産黨的機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後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來。這地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産階級氣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爲什麽所有共産黨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綫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一舉吞沒，幷且引用共産黨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爲做例子。他極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産主義陣營，是因爲深信共産主義事業比他們的優越。我認爲他完全脫離現實，只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1950年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那個周末，剛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麽不同。我們必須爲不在倫敦而付出代價。因爲不在倫敦，我們沒聽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們根據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切還算順利。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幷不因爲他們蒙受慘重的損失而淪爲失敗主義者，也不因爲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整理得乾乾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種上花草灌木，使廢墟顯得不那麽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懷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學裡，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習。他們都是20多歲的歸國戰士，有些甚至30多歲，結了婚，有孩子。他們親眼看過死亡與破壞，變成很認真嚴肅的人。有些人大難不死僥幸歸來。菲茨威廉就有一個學生因爲所駕駛的飛機墜毀，臉部嚴重燒傷，儘管再三施行整容手術，看起來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戰勝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臉容毀損變形，頭幾次碰面會把陌生人嚇一跳，所以儘量表現出一種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憐的神態。由於不向命運低頭，他的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當時的劍橋幷不是屬於那些只求玩樂、以華而不實的作風互相炫耀的年輕人的。不錯，校內有幾個在和平時期服役剛剛期滿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們是少數，起不了帶頭作用。倒是那些復員後入學的學生，也就是那些帶著醜陋的戰爭傷疤的學生，使戰後的劍橋大學成爲一個學習如何收拾戰爭殘局的地方。我有幸跟這一代的英國人一同生活，一起學習。
當然，那時候也有過幷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爲我服務的英國男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
傑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於我的地址從劍橋改爲倫敦，又從倫敦改爲劍橋，再從劍橋改爲廷塔格爾，戈登廣場16號便成爲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裏頭用熱水、肥皂和乾淨的臉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只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於協會會所免付租金，所以傑克遜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豐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於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後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裏，如果你不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像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麽困難和不便。
意想不到的後果
1956年，我在倫敦參加有關新加坡前途的憲制會談時，特地到戈登廣場探望傑克遜太大。她看見我異常高興，我又何嘗不是這樣。但我跟中國協會的聯繫，卻使我在政治上面對意想不到的後果。好多年後，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檔案裏發現一些舊報告，指我和芝經常到中國協會去，以便同來自中國的親共分子打交道。當時，毛澤東在中國內戰中即將取得全面的勝利，緊跟著在
我和芝搭乘荷蘭郵船"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號"是來往於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間最好的輪船，很新，又有冷氣設備，所提供的印尼和荷蘭飯食頂呱呱，還有幾百名身穿民族服裝的爪哇侍應生殷勤服務。這該是我們告別英國的一次大膽花費。我們住頭等艙的兩個艙房，旅途中始終很愉快。我只有兩次暈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開灣時，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時候。我吃不下飯，只吃點不塗牛油的烤麵包和牛肉幹。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後來，我發現他給我記下的黑點，包括懷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達佩斯出席世界青年節大會。那年暑假，蘇聯利用匈牙利充當東道主，舉辦這個由共産黨組織的大會，設在倫敦的國際學生聯盟則邀請英國的有關團體參加。有些馬來亞和新加坡學生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爲這不過是一個出國廉價旅行的大好機會，只需付回程的火車旅費而已。吳慶瑞、莫裏斯·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許多人都去了。然而他們一到那裏，林豐美和新加坡一個秘密共産黨員約翰·伊巴卻讓他們組成一支代表隊，舉著"馬來亞爲自由而戰"的橫幅列隊遊行。英國情報人員得到這個消息，考慮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後可能鬧事，便把參加者的名單寄給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員跟我父母親面談，然而由於父母親對我們的行動一無所知，無法作出任何澄清。結果，當局不曉得他們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 Kim Yew 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 Kuan Yew Lee)。
不過，在有關我的檔案中，卻有其他的報告使我與衆不同，從而使我成爲"威廉勒伊斯號"最後一名辦妥手續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員把
第十一章 決定做點事
儘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優厚的待遇，而且壟斷了政府部門和專業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滿懷理想的人，卻經受不住共産黨對反殖民主義者的誘惑。如果我們置之不理，或者無法動員他們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麽，最終得利的將是馬來亞共産黨。
當福克斯先生讓我在"威廉勒伊斯號"頭等艙苦等的時候，我走到甲板上向父母親、天耀、金滿和祥耀等家人招手。他們跟幾個朋友，包括韓瑞生，到碼頭來接我。芝的家人也在等她。但是我們下船後，便各自回家。她跟著父母親回到巴西班讓，我則乘坐一輛由馬來車夫駕駛的藍色史都巴克牌舊轎車，回歐思禮路住家。這輛車是母親買給我的，連車夫也雇好了。母親經營一間寄宿公寓，又是多個銀會的會頭，生意搞得不錯。當年在華族家庭主婦當中很盛行搞銀會，因爲參加銀會比向放債人借錢要光彩些。
最初幾天我覺得很不舒服。在英國四年，我適應了涼爽乾燥的氣候。8月份新加坡的高溫和濕氣，使我感到很睏倦。最初幾晚難受極了。我把睡房裏的吊扇調到最快，把兩扇落地長窗打開．房門半掩，讓空氣多多流通，還是無濟於事。最初幾晚，汗水濕透了睡衣，我不得不起身三四次，用冷水淋浴幷更換睡衣，搞得筋疲力盡。由於我沒有適合在熱帶穿的衣服，白天也跟晚上一樣熱得渾身很不舒服。
可是新加坡也有許多好現象。自從1946年以來，它不斷向好的方面發展。街道上汽車多了，商店裏物品豐富了，食物也增加了。本地的飯食尤其可口，我已有四年沒嘗過。雖然"威廉勒伊斯號"郵船的菜肴跟過去英國的普通伙食相比已經大有改善，卻還是缺乏海峽土生華人用大量香料烹調而成的菜肴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滋味和特色。
我外出探望舊雨新交，重新建立聯繫。一天，我拜訪了一位在司法部門任職的朋友，正要離開最高法院時，遇見著名的海峽土生華人律師王長輝。本地報紙曾經報道我回來的消息，而且對我和芝在劍橋大學取得優異成績也做了顯著的報道，這引起王長輝的注意。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到他和黎覺所設的黎覺與王律師館當見習律師。我表示有興趣。他隨即安排我第二天去見他的資深合夥人黎覺。
黎覺是英國約克郡人，大約60歲。他是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後，30年代初期開始在新加坡執業，他後來娶了一個華族女子爲妻，婚後沒有生育，領養了幾個華族小孩。他才智出衆，脾氣暴躁，但是聲音很小，這跟他的矮胖身材和肥大腦袋相比，顯得很不相稱。他發怒的時候，滿臉通紅，說起話來幾乎語無倫次。他精力旺盛，一天到晚滿頭大汗，只好用一條大手帕抹了又抹。他建議我當他個人的見習律師。這樣，我將坐在他的辦公室裏，有兩架大型冷氣機散發出冷空氣。冷氣機噪聲很大，但夠兩個辦公室使用，所以相當涼快。在英國時，我決定不到律師館實習以獲得執業律師的資格，因此，回到新加坡後，我得實習一年才能獲得執業律師資格。這期間，黎覺每月給我5OO元薪水。
我幾乎馬上就上班。我先定做了幾件適合在熱帶穿著的衣服，有白斜紋布長褲和輕便的泡泡紗外套。我也買了幾件棉質網眼襯衫，能透風，但同樣無濟於事，我還是汗流浹背。每一次上了法庭回來，總是渾身濕透。但是，帶著渾身臭汗進入黎覺通風良好的冷氣房間，後果也很糟糕：我因傷風咳嗽而病倒。不久，我學會每次回到辦公室，先用冷水洗臉，等到身體轉涼後，再換上我留在那兒的乾淨衣服。
冒失青年上門提親
我有了工作之後，第二項任務就是拜訪芝的父親柯守智。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是一個自學成功的人，當時擔任華僑銀行總經理。他通過函授課程，自修會計學和銀行學。他不是靠裙帶關係也不是靠金錢升職的。他全靠自己努力，才升到銀行總經理的職位。我懇請他把女兒嫁給我，幷同他商量結婚的日期。他聽了驚訝得發呆。他一直以爲我父母親會通過傳統的方式登門造訪，向他提親，沒想到這個冒失的青年竟然親自上門來求親，而且自以爲一定會得到同意。不過，他沒有當面說我什麽，只是後來在芝面前發了一陣牢騷。我們同意先訂婚，到9月底才結婚。黎覺在報上看到我們的訂婚啓事後，表示願意聘請芝爲見習律師，薪水每月500元。我把這個消息告訴芝，她馬上接受。這對我們來說的確太方便了。我們兩人可以一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見面。
我加入新加坡島嶼俱樂部，以便繼續練打高爾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國廷塔格爾所學的球藝能夠保持下去。一段時間我很熱衷於打高爾夫球。一天下午，儘管下著雨，我還是跟芝一同驅車到高爾夫球場去。來到湯申路時，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車突然滑向一邊，掉頭轉了個彎，滾了兩滾就翻倒在柔軟的草坡上。我嚇得目瞪口呆，芝也一樣。我問她怎麽樣，她說沒事。我們很幸運，沒受一點傷。如果我們再往前一點才翻落在路邊，汽車勢必撞向一條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濕地上，我所熱中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終了。
我心中煩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喪氣，甚至義憤填膺。權力集中在總督、輔政司和律政司手裏。他們聚居在象徵權力的總督府範圍內。總督住在最大的一座大樓裏，也就是總督府。輔政司住在僅比總督府小的洋樓，律政司住的是又次一等的洋樓。至於副輔政司和總督的私人秘書，則分別住在另外兩座洋樓裏。這五座建築物之間每天都有24小時的私人電話駁接服務。
這裡才是真正的政府權力中樞。總督之下設有一個立法議會，25個議員當中只有6個是當地選出的。其餘不是由英國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員擔任，而以輔政司爲首。1951年，民選議員人數增加到9個，但是他們沒有決策的權力。在民衆眼裏，他們毫無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會或立法議會選舉，投票人數都少得可憐。
我的老闆黎覺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該黨的領導人多數是30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佩服得五體投地，就像我祖父一樣，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是十全十美的。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這裡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的能力，更沒有信心。
我在英國期間讀過倫敦星期日報紙《觀察家報》駐東南亞通訊員帕特裏克·奧多諾萬的報道。他形容舊一代的亞洲留學生，不論在情緒上或心理上，都不會爲自由而戰鬥。他們的出發點是，認爲自己沒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理一個獨立國家，需要再累積多年的經驗才能辦到。我認爲他們既然不能站起來爭取本身的權益，就別提站起來跟英國人對抗了。本地唯一有勢力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擔任新加坡書記與行政職工聯合會的秘書長。
這些政客發表的演講都因循苟且，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挑戰。但是每當他們說出任何批評殖民地官員的話時，卻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貝思形容他們爲"在奴顔婢膝中長大的人"。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他在政府秘書處工作，我每次晚飯後到政府宿舍探訪他時，兩人總是把滿腹牢騷盡情發泄。他是個歐亞裔，身材魁梧，說話緩慢，走起路來慢吞吞。他永遠忘不了英國人對他的侮辱，很討厭民事服務中一些英國同事的作爲。
我決定做點事，以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別是吳慶瑞和杜進才，早點從英國回來。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經解散了的馬來亞民主同盟的過去的主要左翼領導人約翰·伊巴事先沒通知便跑到歐思禮路來找我。我們在走廊裏闊談了半個小時。我問他，對於新加坡不能成事的憲制政治，我們能夠做些什麽?爲什麽不組織一個政黨，做點實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權力挑戰。他不置可否，說道："你知道，緊急法令正在實施，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從林豐美那裏得知我們兩人在倫敦會面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爲他們招兵買馬的對象。
1951年1月，報紙報道有關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共産黨分子遭拘留的消息。被捕者包括前馬來亞民主同盟副主席約翰·伊巴、新加坡教師公會秘書蒂凡那和馬來文日報《馬來前鋒報》的編輯主任沙末·伊斯邁。這是緊急法令下的拘留權力，第一次用來對付受英文教育的集團。
事實很明顯，馬米亞共産黨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中爭取到新成員。儘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優厚的待遇，而且壟斷了政府部門和專業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滿懷理想的人，卻經受不住共産黨對反殖民主義者的誘惑。如果我們置之不理，或者無法動員他們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麽，最終得利的將是馬來亞共産黨。
擔任選舉代理人
我繼續在律師館工作，跟隨黎覺到最高法院處理他所辦的訴訟案件。每次他要出庭，便不喝酒，神志清醒。但是在其他場合，卻叫人受不了。他帶我外出用午餐和晚餐時，總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機場旅館吃蚝，或是在史丹福餐館和阿達菲西餐廳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沖下肚。有時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則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著他，我吃的東西過量，喝的酒也過量。他一定以爲我會成爲他的進步黨的新黨員，可以幫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擔任他參加立法議會選舉的代理人。我答應了。這將使我有機會粗略地瞭解新加坡的選舉情況和慣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
黎覺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進步黨總共贏得六席，勞工黨兩席，獨立人士一席。競選活動是依照我在英國所看到的模式進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黎覺角逐加東選區的議席。這個選區在東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著大批講英語的海峽土生華人，他們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國。作爲他的競選代理人，我僱用一批助手在選區內張貼競選標語，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和"請投進步黨候選人黎覺一票"的字樣。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間集會，幷聘請馬來職業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時還給觀衆提供食物和飲料，儘管法律禁止這樣做。
選舉總監在呈交英國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議會選舉報告書中說："那些負責任的政黨領袖瞭解，當大約25萬名合格選民只有24693名投票時，要立即大步邁向自治的基礎幷不存在。"一般認爲這些投票的選民都是新加坡海峽土生華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數受英文教育；後者來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島上的大多數人對選舉既不參與，也沒有興趣。理由很簡單，他們沒有投票權。何況選舉一概以英語進行，他們根本不會講英語。
我覺得，殖民地這個虛幻世界。是脫離現實的。政府官員只顧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過英文報紙對政府官員施加若干壓力，但他們不是新加坡社會的經濟原動力。我感到極度不安。我把這些想法埋藏心田，只跟貝恩討論過。我必須繼續我的律師生涯，但我也想看看在律師生涯中，是否能夠打開通往政治生涯的大門。
一個很小的世界
由於我出生證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 Lee Kuan Yew，我沒法子叫中殿法學協會或劍橋大學把我註冊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劍橋大學文憑和律師證書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我決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師資格時，只用我華文姓名的拼音，幷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改成Lee Kuan Yew。這一次，我成功了。從此Lee Kuan Yew便成爲我在公開場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張，幷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的標志。此後，報紙報道我出庭的新聞時，都稱呼我爲Lee Kuan Yew。然而在這些日子裡，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依然叫我Harry。50年代我開始涉及政治時，偶爾看到報上稱呼我Harry Lee，總是有點生氣。在政治上，這種稱呼可能産生負面影響。不過，到60年代中期，我經過政治的磨煉屹立不倒後，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覺。其實這個名字幷不反映我的爲人和價值觀，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終沒給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沒給他們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個男孩於2月10日星期日誕生，我請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譯給他取名字。這位翻譯幫過許多律師的孩子取華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於龍年
第十二章 郵差罷工的勝利
郵差罷工使我受到公衆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千上萬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綫上升，又沒嚇壞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和朋友們現在深信，我們可以在工會中建立群衆基礎，幷因此而進一步獲得政治力量，我們找到了動員群衆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個馬來人和一個印度人身穿郵差制服，到黎覺與王律師館來找我。這時候，我已經不在黎覺的辦公室裏工作了，我在辦公室外邊自己的桌子旁跟他們談話。這裡沒有冷氣設備，悶熱、潮濕，車輛來往的聲音和小販的叫賣聲不絕於耳。他們告訴我，郵電制服職工聯合會前些時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們獲准聘請一位律師，今後代表他們進行談判。市議員A．P．拉惹是他們的第一選擇，但他因爲工作太忙，建議他們到黎覺與王律師館來同我接洽。當時黎覺與王律師館是進步黨的聯繫網路之一，因此推想律師費不會太多，我徵求黎覺的意見，問他是否應該接受。他說爲了表示友好，應該接受。於是我接受下來，完全不考慮律師費的問題。
P．哥文達三美給我很好的彙報。他是郵政局職員，比普通郵差高一級，所受教育不多，英語講得還可以，是個十分可靠和說話中肯的人。談判從2月持續到5月。但是政府對工會的要求，只答應調整到跟馬來亞郵電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駁說，新加坡郵電工友的工作比馬來亞的郵電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費也比馬來亞高，但是徒勞無效。
我們已到了攤牌的地步。郵電工友決定在麥士威路宿舍舉行罷工前的一次大會。那是一個星期天上午，大約450名郵電工友到場，全體會員幾乎都出席了。工會代表事先要求我在會上講話。我出席大會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們的勇氣，同時保證他們有一個瞭解他們所有要求的律師正準備替他們出頭。如果我跟他們說英語，恐怕不會收到很好的效果。於是我用巴剎馬來語講話，證明好處很多。他們瞭解我所講的話，因爲出席大會的以馬來人佔多數，只有20%是華人和印度人，他們都聽得懂馬來話。我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他們決定依照緊急法令的規定發出罷工通知書。
罷工行動預定於
我代表工會回答說："新加坡公衆聯絡部事先沒通知工會，便發表跟工會來往的機密信件，同時壓制工會的答復。我驚奇的是，它居然認爲這樣做是恰當的。工會認爲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勸請公衆在工會和政府雙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後，判斷該支持哪一方。"
就在
罷工第一天早上，郵差進行和平糾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帶手槍和闊頭彎刀的辜加兵，前往紅燈碼頭附近浮爾頓大廈內的郵政總局。幷有警車和無綫電巡邏車不斷開到那裏。副警察總監宣布，他們會一直守衛下去，直到罷工結束。
第二天，各報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對照的是，報上也刊登了工會主席的聲明。聲明說："爲了避免跟郵政總局四周的武裝警察發生衝突，我們不在總局進行糾察。但在表明了意圖不致因誤會而發生危險之後，從今天開始，我們準備在總局和其他郵政局進行糾察。"公衆立即轉而同情郵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加兵，糾察恢復進行。
《新加坡虎報》是本地報紙，銷路比親英國的《海峽時報》小得多，但在這場鬥爭中，它發揮了作用。跟《海峽時報》相比，許多本地人更愛看《新加坡虎報》，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員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寫的社論中，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尖銳地抨擊了殖民地政府的種族偏見，對外來的英國人有權獲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進行質疑。政府給外來的英國人每人1000元的津貼，卻拒絕郵差每月10元的加薪。
罷工期間郵件堆積如山，給大家帶來很大的不便。由於郵差採取溫和的姿態，外加我替他們起草的聲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報》所撰寫的社論，對爭取人們支持郵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馬來文報《馬來前鋒報》支持罷工者，因爲多數郵差是馬來人。華文報《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也同情他們--兩報記者和編輯當中有許多共産黨同情者，他們經常反對政府。
《海峽時報》屬於英國人所有，由英國人管理，主筆阿林頓·肯納德是個寫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態出現，卻很難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論中提出了巧妙的辯解，例如："新加坡工會提不出證據，以證明新加坡郵差的工作跟聯邦的同行有什麽不同。"
第二天我通過《新加坡虎報》回答說，新加坡郵差每天派三次郵件，聯邦郵差只派兩次；新加坡郵件數量多，工作節奏也比較快。
拉惹勒南的評論
這場鬥爭使拉惹勒南越戰越興奮。他的評論發揮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踐踏的群衆出頭，反對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剝削者。他的評論風格是堅決有力的。我在劍橋工黨俱樂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國學生練習辯論的結果，使我的表達方式跟他不一樣，我是寧可輕描淡寫，也不言過其實。於是我們兩人成了好搭檔：拉惹勒南的筆觸是強有力的，我的雖然一針見血，卻是彬彬有禮，總是悲哀的成分多於憤怒。我打電話給他提建議，向他傳達街頭支持者的反應。他要我檢查他的社論的力度，幷把社論的校樣送到我家請我提意見，幷且通過電話交談，往往談到午夜過後，在他的報紙快要下版時才結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報》做事的話，《海峽時報》就會完全不登郵差和我的消息，我們恐怕很難得到公衆的支持。事實上，《新加坡虎報》起了推動的作用，最後《海峽時報》不得不刊登我的來信，以維持中立的姿態。
罷工接近一星期時，公衆輿論變得更強烈反對政府。政府驚惶失措。輔政司建議"一旦雇員恢復工作便繼續談判"。我回答說，要是工人取消罷工，談判又失敗，他們就可能得進行第二次罷工。"這種局面重複多次的話，罷工就會變成鬧劇，而罷工是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的最後武器。"
輔政司的反應是答應5O0名罷工郵差和電報信差，如果他們報到上工，他會親自同工會代表談判。我勸工會領袖採取新的立場，宣布停止罷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認爲的使它無法進行談判以立即解決糾紛的唯一障礙。"
這就給輔政司和他的官員挽回了面子。談判在
這是1948年6月緊急法令實施以來的第一場罷工。一切完全根據法律行事，沒有威脅，沒有動用暴力，甚至也沒有不守秩序的糾察，鬥爭目標是爭取公衆支持。工會勝利了。這次罷工暴露了英國殖民地官員的無能。兩個星期的事態發展，不但改變了職工運動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改變了反殖民統治憲制鬥爭的未來發展趨勢。
報上的報道和宣傳提高了我的專業聲望。我不再只是個從劍橋回來獲得學術榮譽的莽撞的年輕律師。人們眼看我怎樣跟罷工工人打交道，怎樣領導他們，怎樣替他們說話，沒有造成什麽破壞便取得了勝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後矛盾和不合理之處，我以理服人而不積怨。郵差罷工使我受到公衆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千上萬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綫上升，又沒嚇壞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和朋友們現在深信，我們可以在工會中建立群衆基礎，幷因此而進一步獲得政治力量，我們找到了動員群衆支持的方法，
郵差罷工勝利是個轉換點。在這之前，非共集團由於害怕緊急法令也會限制和妨礙他們，一直不活躍，合乎憲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衆行動能擺平真正的不合理事件，這使他們受到鼓舞，給他們壯膽。
第十三章 擴大聯絡網
我們下定決心，要跟因循苟且、軟弱、投機和專謀私利的政黨以及當時在立法議會和市議會裏的一夥人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決定邀請沙末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的可能性：發動憲制鬥爭爭取獨立，而又不被共産主義運動吸進去。……沙末問能不能帶蒂凡那一起來，因爲蒂凡那可以做出貢獻。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朋友們和我都認爲，如果內部核心只是我們喜歡的人，就永遠不可能擴大成爲一下政黨，所以蒂凡那也來了。
我和芝取得律師資格後，黎覺準備分別跟我們兩人簽署爲期三年的合約，聘用我們爲助理律師，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兩年半後有全薪假期六個月。就當時的情形來說，這樣的待遇是優厚的。郵差罷工結束後，我到黎覺與王律師館工作，芝則處理産權轉讓業務。這期間我獲准到馬來亞聯邦執業。
1952年9月，一個清瘦的馬來人到我辦公桌前來。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人，鼻子瘦長，跟一般馬來人不一樣。我的辦公桌在黎覺與王律師館的一個角落，只用書架分隔開來。這個馬來人的英語說得不錯，但說話有點猶豫，略微口吃。他自我介紹，名叫尤索夫·伊薩，是《馬來前鋒報》的東主、總編輯兼董事經理。他的編輯主任沙末·伊斯邁1951年1月被拘留，跟其他顛覆分子一起關在棋樟山。沙末的案子不久將進行審查，他問我願不願意替沙末辯護。
當時所有毫無希望或近乎絕望的案件，最後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涉及的不是什麽法律問題，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勸說政府相信這個政治拘留人士多半是民族主義者，雖然暫時可能跟共産黨人在一起，但最終即使不成爲共産黨的敵人，也會成爲共産黨的競爭對手。
我當時覺得，向政府施加壓力收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決定找負責這起案子的政治部官員，瞭解當事人的真正情況以及政治部掌握了怎樣的證據。湊巧遇上了警監柯裏頓。柯裏頓主管政治部印度組和受英文教育組。他是個專家，曾在英屬印度做過類似的工作，能把印度共産黨人和民族主義者區分開來。
我和柯裏頓碰過面。他研究過我的檔案。1952年的一個星期天，他曾一早就到歐思札路38號找我聊天。他說，他讀過我在倫敦的活動記錄，想見見我，以瞭解更多有關林豐美等共産黨人在倫敦的情形，以及他們對新馬學生的影響。我把對林豐美的看法告訴了他，也對他說共産黨人在倫敦不大可能影響新馬的受英文教育者。與此同時，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對在布達佩斯舉行的青年節的懷疑。我說，我的弟弟金耀參加青年節只是爲了好好度假，他"對政治的興趣跟蝌蚪不相上下"。多年以後，我發現自己這個說法被收進了政治部的檔案。
這一回我是到羅敏申路政治部柯裏頓的辦公室見他。他很坦率。他說沙末是個聰明的馬來人，非常活躍，是一流的活動家。我問他沙末是不是共産黨人，他答說"是我所見過的最聰明的共産黨人"。聽起來案子自然是沒什麽希望了，然而他繼續說道："但是人們會成長，想法會隨著閱歷日深而改變。影響他吧，他是值得拯救的。"
到棋樟山會見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師都得到這個便利。那是個工作日的下午，20分鐘的航程很愉快，隨後是從登岸碼頭沿著小路和階梯走20分鐘到島的北部。在蒼翠的老淡布蘇樹之間，散落著一些政府的度假浮腳樓。離四周軍營似的用鐵絲柵欄圍住的鴉片戒毒所不遠，一座浮腳樓也圍著帶刺的鐵絲柵欄，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方。拘留營的警衛事先已在附近一棵淡布蘇樹下放了一張木桌和兩把木椅，我在那裏等候。一個印度警衛到浮腳樓裏帶一個馬來人過來。這個馬來人個頭中等，身材修長，有點瘦，特別是臉部，走起路來步履敏捷。他戴著墨鏡，八字須修剪過，一顆門牙斷了，看起來有點陰險。他煙不離手，看上去激動得很。
我告訴他，是否被釋放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會繼續成爲共産黨人。假如是的話，多半會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釋放後他顯示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以後可能就不再理會他。他發出一陣狂笑。這是我第一次面對一個被拘留的共産組織成員。他們決心向自己和世界證明，他們有信念，有力量，爲了事業能忍受窮困，是什麽心理、什麽心態和什麽動機使他們這樣做，我那時一無所知。
沙末案子的審查是在法官的辦公室裏進行的，不許宣揚。拘留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是馬來亞共産黨黨員，也是馬共屬下組織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領袖之一。我申述說，他基本上是個反殖民主義者和馬來民族主義者；作爲馬來人，他接受不了由華人領導的馬來亞共産黨的沙文主義號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給法官和兩名陪審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麽話也沒說，審查不到20分鐘便結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幾個拘留人士獲釋，包括蒂凡那。我第一次透過鐵絲柵欄看到蒂凡那時，他戴著一副角質眼鏡，只穿短褲和日本式樹膠拖鞋，一點也不討人喜歡。他又矮又胖，好爭吵，顯得憤世嫉俗。當沙末發現我注意蒂凡那時，他告訴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加坡教師公會的職員。沙末說："在拘留期間，你很快就能分辨誰是弱者，誰是強者。"蒂凡那是強者，靠得住。我當時想，也許如此，但我不喜歡他的好鬥樣子。過後不久，新加坡教師公會到黎覺與王律師館找我，要求我代表蒂凡那。我拒絕不了，但幷不熱切盼望著設法把他爭取過來。接下來我再遇到柯裏頓時，他向我介紹了蒂凡那，證實他憤世嫉俗，忠於共産主義，而且有決心。
這個時期我們一小組人，吳慶瑞、杜進才、拉惹勒南、貝恩和我五個人，一直在歐思禮路我家的底層飯廳開會，討論成立政黨的可能性。飯廳是西曬部分，因此又熱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兩扇門全打開了，還有風力很強的風扇在天花板上轉著，仍舊悶熱得難受。如果說空氣叫人昏昏欲睡，我們卻精神煥發。我們下定決心，要跟因循苟且、軟弱、投機和專謀私利的政黨以及當時在立法議會和市議會裏的一夥人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決定邀請沙末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的可能性：發動憲制鬥爭爭取獨立，而又不被共産主義運動吸進去。我們也需要他參加，因爲他可以讓我們跟說馬來語的世界溝通，通過《馬來前鋒報》向馬來群衆傳達我們的觀點。
經過兩次會議之後，沙末問能不能帶蒂凡那一起來，因爲蒂凡那可以做出貢獻。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朋友們和我都認爲，如果內部核心只是我們喜歡的人，就永遠不可能擴大成爲一個政黨，所以蒂凡那也來了。我們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個星期聚會一次，討論局勢和能夠採取的政治行動。
英國人幷不是停滯不前的，他們瞭解壓力正在增加。1953年，總督委任英國前駐比利時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個委員會，檢討新加坡的憲制，幷對憲制的進一步改革提出建議。在
我和朋友們必須立即決定要不要參加在新憲制下舉行的選舉，或是繼續觀望。拉惹勒南根據馬來亞民主同盟犯下錯誤的經驗教訓，極力主張參加，貝恩和慶瑞看法也一樣。我相信，不參加我們就會被排除在憲制領域之外，結果會落得跟馬來亞民主同盟一樣的下場，否則就得轉入地下。於是我們開始籌備在1954年底以前組織政黨，讓我們在投票前有六個月的時間。
第十四章 華校生的世界
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爲我們的事業服務，爲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爲止，我們只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繫，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産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個華校生一起到我家裏來。一個個子小，留平頭，門牙缺了一顆的小夥子擔任他們的翻譯兼發言人，他叫孫羅文；另一個叫史立華的男孩兒，英語也說得不錯。此外是三個梳辮子的華族小姑娘。男孩兒穿短褲，女孩兒穿裙子，都是校服。他們要求我請英國女皇的律師布裏特替七個同學上訴，這些同學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學生解散時他們阻撓執法。案子審理後罪名成立，他們被判三個月徒刑。上訴案將在10月開審。
事件發生在
第一輪審訊在
法庭當時關注的是，他們蔑視法律。但潛在的課題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僱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當低級人員，在官方領域裡，受華文教育者沒有地位，扮演不了什麽角色。政府開辦以英語和馬來語爲教學媒介的小學，中學只用英語作爲教學媒介語。
但是，對移民社群，政府則任由它們自生自滅。華人因此籌款建自己的學校。他們經費自給，使用中國出版的教科書，教師是從中國請來的，以原來在廣東或福建省採用的教學方式教本地學生華文。文化上他們生活在另一個天地裏。華校畢業生可以轉到英校繼續讀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階梯；否則就到使用華族語言的機構找事做。這些機構是華人商店、餐館、商行和幾家由華人開設的銀行。
華人覺得受排斥，經濟上缺乏機會使華校成了共産黨人的滋生地。共産黨人自從1923年共産國際最先從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馬來亞和新加坡隱藏起來。戰爭結束之後，馬來亞共産黨反抗日本人的記錄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響的年輕人當中成爲一股強大的力量。它開始在教室裏建立細胞組織。許多教師成了共産黨幹部或同情者，日治時期學業中斷的超齡學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輸，成了馬共的成員。由商人和店主組成的學校董事會不是同情他們，就是不敢反對他們。
新馬兩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後，新加坡的共産黨人表面上停止了活動，事實上卻在招募成員，擴展勢力。1952年英國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提出國民服役法案，規定所有18歲到55歲的男性必須應召參加武裝部隊、警察部隊或民防部隊。1954年4月，政府開始進行登記。它只需要80O人加人新加坡軍隊，1200人加人民防部隊，準備以抽籤方式招募。但在學校裏，登記工作進行得很慢。
當時我不瞭解問題的背景，雖然知道在這個全然不同的世界裡，有股暗流在醞釀沸騰。學生們組織良好，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他們自我約束的能力強得不得了，能採取集體行動，集體表示蔑視，使政府難以孤立他們的領袖，把他們抓來懲罰。學生被捕後，他們開始渲染誇大其他問題，以便能發動學生跟警察衝突，製造烈士，同時煽動公衆反對政府。只有經過多年之後，我才瞭解他們的動機和方法。許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馬來亞大學學生會，當時也同樣消息不靈和看法天真。馬大學生會因此在
共産黨人立即以"五一三"來紀念
他們到處爭取其他學生、家長、店主和華族地方領袖的支持，事實上是爭取整個說華語或方言的華族社會的支持，所採用的方式，是一發現警方找麻煩，他們便集中在學校或工廠，閉門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吸引人們的注意，爭取同情，蔑視當局，刺激政府"迫害"他們。
蔑視政府的行動
事態就這樣發展下去。中正學生要求學校複課，華中學生揚言要進行絕食。
學生也向總督遞交更多請願書，但官方置之不理。
總督列誥爵士大吃一驚。
華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們生氣勃勃，善於籌款。我代表他們找布裏特時，告訴布裏特他們能動員中華總商會的商人出錢。布裏特建議收費3萬元。我轉告學生，他們眼睛眨也沒眨。布裏特是在10月7日飛來新加坡，處理五天後開審的上訴案，早在這之前，他們便把錢送到我家來。看來他們對前往黎覺與王律師館感到不自在，因爲律師館的主要合夥人是英國人。
布裏特讀了上訴資料之後，必定知道上訴根本就沒有成功的機會。於是，他根據自己多年來表達激烈感情的經驗，儘量替學生講話，幷進行宣傳，以損害政府。他到達後第二天，學生在羽毛球館開茶會歡迎他。布裏特用英語發表了演講。東道主發表了多個華語演講，卻沒有人翻譯給他聽。這一點幷不奇怪，因爲這是個機會，幕後的領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進行動員，支持學生，鼓起他們的熱情，爲群衆運動進一步打下基礎。
整個過程給布裏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後出版的自傳裏，他還記得，當時有5000名學生整整齊齊地坐在會場裏，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點、花生和香蕉，過後花生殼和香蕉皮都放回紙盒，由招待員拿走。這樣，在學生們離開會場坐巴士回家時，場內依然乾乾淨淨。這顯示出卓越的組織和後勤能力。這一切都是按照15歲左右的男孩兒和女孩兒通過揚聲器發出的簡單利落的命令進行的。這樣的表現，任何軍隊的參謀看了都會高興，我和布裏特一樣，也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這類會議，後來還參加了多次，我從沒見過英校生也有這樣的表現。英校生說話沒信心，缺乏自信，他們使用非母語時心理上有障礙。
我知道，上訴這事的結局將是令人掃興的，但學生們認爲這是個組織示威反對政府的機會。10月12日，大批學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場集中。根據《新加坡虎報》報道，布裏特到達時，他們爆發出"一陣暴風雨似的掌聲"。英國籍法官奈特問道："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上訴案，怎麽排上了三天?"布裏特說，這件事應該由他負責，因爲按照他估計，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審完。接著他認真地說明了上訴的理由，接連兩天擺出了勇敢的姿態。換成我的話，要拖到超過一個上午也難以做到，而且效果會很差。第二天雙方陳詞結束後，法官維持原判。但是他說，如果年輕的學生簽下保證書，保證18個月內行爲良好，他會撤銷監禁刑期。
學生們要當烈士
法官輪流詢問被告學生是否願意簽保，學生個個都搖頭。法官決心維護法治，學生們決心要當烈士。法官別無選擇，只好送他們進監牢，儘管他這樣做讓他們能利用這個課題，在說華語或方言的群衆當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緒。
現在我知道共産黨人會如何利用這樣的局面了。讓我來處理的話，我會要學生的父母簽名保證他們的子女行爲良好，然後釋放他們。在共産黨的幕後領袖能對付家長之前，我可以傳他們到法庭，直接跟他們打交道。這樣，政府就會取得道義上的勝利，家長對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會感到安心。但是當時我也受到同情學生浪潮的影響。9月20日《南洋商報》引述我的話說："當局迄今仍無絲毫證據證明華校內有共産黨活動的跡象，當局把學生反對政府拒絕批准他們緩期服役指爲共産黨在搞破壞，而藉此對華校實施更嚴厲的控制。"當時我無知、愚蠢，容易上當，不知道共産黨人做事效率是那麽高，也不知道他們的觸角已經伸到所有反對政府的組織，幷對它們加以控制。
樞密院在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爲我們的事業服務，爲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爲止，我們只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繫，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産分子了。在我們的聯繫網裏，唯一"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是軍港和海港局裏的小集團，主要是說廣東話的技術勞工，以及市議會裏的日薪工友。會員全說華語或方言的唯一工會，是市政會的清糞工人。他們天天早上用扁擔挑兩個鐵桶清糞，沒受過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學生們聘請過其他律師，他們不熱心政治，也不願像我那樣準備跟政府對抗，因而學生們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爲他們的律師。每當他們跟政府發生衝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撓，從集合時被燙傷到申請舉行公開集會的許可證等問題，他們都到歐思禮路來找我給他們提意見。他們通常坐一輛亮麗的粉紅色謝弗羅列特牌汽車前來，號碼是1066。(芝認得也記得這輛車，那是黑斯廷斯戰役的年份。)其中一個梳辮子的小姑娘顯然是使用她父親的汽車，她父親可能是個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無論他們什麽時候到，我都沒拒絕接待他們。這個池塘裏的魚由共産黨人喂養大了，我要偷捕，要盡可能釣取。不管怎麽說，他們也在我們英校生的池塘裏偷捕了伊巴、沙瑪、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當時天真無知。這彷彿是在黑手黨的地盤裏聘用見習警察，風險大得很。學生們在群衆當中表現出來的紀律以及學生領袖的力量和獻身精神，，我以爲都是自發的，是源自年輕人的熱忱和理想主義。從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兩年時間，才徹底瞭解他們的工作方式，對他們的陰謀和狡猾略有所知，瞭解了共産黨統一戰綫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馬來亞共産黨市委躲在幕後，控制和操縱像孫羅文那樣的活躍分子以及群衆大會上的小組領袖。共産黨人有一個由守紀律的幹部組成的秘密網路，這些幹部分成由大約四人組成的小組，每個小組有個組長(以通過民主討論的方式爲幌子産生的)發號施令，組長則接受級別更高的另一個小組組長的命令。
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動黨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訴華校生我希望跟華族工會接觸，要求他們介紹我認識一些華族工會的領鈾。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兩個年輕人到歐思禮路來……他們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雙。我於是跟受華文教育的工人階級中的活躍分子搭上了關係……
在歐思禮路我家飯廳舉行了無數次會議之後，到1954年年中，我們決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個政黨。爲了在下個階段的政治改革中成爲立法議院裏一股能積極發揮作用的力量，我們要讓自己有充分的時間打響知名度，組織起來，幷在行將到來的選舉中有機會贏得足夠的席位。到這個時候爲止，我們在工會、會館和同業公會裏已經有足夠的支持力量，但就是還沒法打通同說華語或方言的工人群衆的聯繫。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訴華校生我希望跟華族工會接觸，要求他們介紹我認識一些華族工會的領袖。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兩個年輕人到歐思禮路來。芝當時正和兩歲的兒子龍在走廊上。我到會客室見他們，他們自稱來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他們低聲說話，略懂英語，他們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雙。我於是跟受華文教育的工人階級中的活躍分子搭上了關係，我感到興奮，因爲這樣我就有機會嘗試從中物色人選，來參加我們建立一個民主、非共、社會主義的馬來亞的事業。
林清祥和方水雙看來正是適當的人選：他們彬彬有禮，熱切誠懇，衣著儉樸--方水雙的衣著甚至有點襤褸。他們的面容和舉止，無不說明他們充滿熱忱和獻身精神。我向他們解釋，我打算組織一個政黨，代表工人和權利被剝奪的人，尤其是受華文教育者，爲的不只是在未來的選舉中勝出，而是要贏得足夠的席位，以便暴露整個制度和現有的政黨，爲下一輪選舉養精蓄銳。對這個計劃，他們不置可否。我幷不感到意外，因爲我跟華校生打過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決定之前，他們必須回去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他們的上級會進行認真的討論，最後把黨的路綫向他們傳達。大約兩個星期後，他們準備跟我一起組織政黨，目的不是爲了奪權，而是爲了暴露殖民地政權的腐朽，暴露準備實施的林德憲制的缺陷，打垮上臺的政黨。
我們打算在1954年l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我認爲，方水雙加入的話，新政黨將有比較廣泛的工人階級基礎。我們已經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馬來藍領和白領工人，現在又有華族會館、同業公會和藍領工人。
10月，我們宣布成立人民行動黨。l1月我們誓言爭取"建立一個使用多種語言、有同步傳譯設備的立法機構，因爲民選立法議員們對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麽和有些什麽感受一無所知，這種情況幷不健全"。其他政黨也不得不這樣做。
東姑與陳禎祿的分歧
爲了平衡明顯的激進政策以及一些發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說服了當時的巫統領袖、馬來亞行政議會成員東姑拉赫曼和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爵士，讓兩人到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講。我在多個晚宴上和陳禎祿見過面，同東姑則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報紙誹謗時結識他。東姑到辦公室來見我，過後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統領袖到我家吃晚飯。因此，這兩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領袖出於跟我的個人關係，在人民行動黨成立大會上講話。他們多半也認爲將來我會成爲對他們有用的盟友。東姑不希望我參加聯邦的政治活動，陳禎祿卻希望，兩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們在選舉利益上的基本矛盾。東姑希望華人不團結，分散在小地區裏，最好是一盤散沙，好讓馬來人容易應付。陳禎祿希望有年輕人能把華族社會團結起來。
會議開得不錯，卻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動黨，媒體的報道對我們還算客氣。我們宣揚自己，沒有華麗的言辭，沒放汽球，也沒放鴿子。當局宣布
當時人民行動黨在組織上很弱，幾乎毫無組織可言：沒有受薪人員，沒有支部，沒有基層領袖。
我把這個消息通知當時在倫敦的慶瑞，他轉告工黨議員奧伯利。奧伯利在下議院提出詢問。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說："在即將到來的聯邦選舉之前的有關時期，在英國的馬來亞學生，如果不是由於其他原因失去參加選舉的資格，只要在離開期間繼續把聯邦當成自己的家園，他們都獲准登記成爲合格選民。他們無疑也會被視爲有資格當候選人。"
雖然他所提的是馬來亞學生，但是反對我的人都決定不再提這個問題。他們知道，倫敦在必要時會追溯這項規定的生效日期，以糾正事態而不至於讓荒謬的規定引來不愉快的政治紛爭。正如我當時指出，約翰·伊德在英國出生長大，在新加坡住滿七年便有資格當立法議員，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長，除了在英國四年以外，一生都在這裡度過，卻沒有這樣的資格，那地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圓的。
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礙。報上報道，華校出身的民主黨對手藍天說，華族的語文我讀不來，也寫不來，沒有能力代表華族選民。這使我公開受窘。我勇敢地反駁說："這麽說來，既然泰米爾語和馬來語藍天讀不來，也寫不來，邏輯上這意昧著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區的馬來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經心地聲稱，華語、客家話和福建話我都能讀、能寫、能說，也會說馬來語。那是選舉期間的虛張聲勢，一些華文報記者勸過我最好別承認不懂母語。那時我記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學校學華文，我沒聽她的話，非常懊悔。如今非誇大自己的語言能力不可。我會寫一些漢字，但是多數忘記了，因爲1943年辭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後便一直沒用過。我的客家話和福建話很差，只能說
藍天的挑戰
接著藍天向我發出挑戰，要我到丹戎巴葛區說廣東話的牛車水街頭會議進行辯論。我避開了，反駁說要在立法議院和政府裏做事，候選人英語必須說得好，因此我當代議士工作效率會比他高。不過，當我到另一個廣東人聚居區萬達街出席人數最多的群衆大會時，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說了幾句華語。友善的《新報》記者易潤堂替我寫了兩段話，原來只要三分鐘便講完，他卻花了幾個小時教我讀。群衆支持我，爲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問題還沒結束。親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關心我的競選命運，我從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訓。說華語和方言的左翼工會和華校中學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馬和花拉公園協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幫我和其他候選人。有了這次的經驗，如果我過去對他們聽誰的命令還有懷疑的話，現在疑雲全消了。我們只是爲了雙方的方便才組成統一戰綫。他們要他們的兩個人當選，我只是因爲掩護了他們，才對他們有用。我絕不會忘記這件事。
這次競選活動，跟1951年我在加東擔任黎覺的選舉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樣。那是上流社會的活動，開茶會、設晚宴，招待180萬人口當中的4800O個登記選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動登記成爲選民後，1955年共有30萬選民，六成說華語和華族方言。選民所用語言其次是巴剎馬來語，最後才是英語。在各民族混雜的群衆中，聽得懂巴剎馬來語的人最多，聽得懂英語的人最少。說英語的是新加坡社會的上流人物，接近權力中心，但是選票有限。在街頭和空地舉行群衆大會時，演講者站在羅厘或小型貨車上，使用揚聲器和臨時安裝的喇叭講話，靠電燈照明，在華族和說馬來語選民佔多數的地區吸引了大批群衆。1951年選舉時那種高談闊論而沒有實際行動的政治把戲，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我得到的一個寶貴經驗，是到丹戎巴葛最古老的地區進行競選活動。丹戎巴葛是新加坡碼頭住宅區，碼頭工人、三輪車夫以及做他們生意的店主，都聚集在這裡；鴉片窟也集中在這裡。我訪問了填海路新加坡海港局馬來日薪工人宿舍這些地方。到處都是木屋，沒有污水處理設施，沒有排水系統，臭氣熏天，使人受不了，我一到這個地區就想嘔吐。但是在這些家庭裏，馬來領袖們有一個聯絡網，使馬來人成爲關係緊密的社群。有人介紹我認識當地的巫統領袖，他很快就讓我會見了住在那裏的幾百戶人家的主要成員。他們答應把選票投給我。
在納喜士街和在現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納喜士街的各條道路上，是一排排破舊簡陋的店屋。這裡也是一片骯髒敗落的景象。每到這裡，我也會作嘔，回到家裏光洗手不行，非得沖個涼把衣服全換過，才能坐下來吃飯。
最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們激動起來的課題，是華族文化以及需要通過華校來維護華族傳統。這不是什麽無産階級問題，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義。但是共産黨人知道，這些問題能觸動華人的心弦，把群衆爭取過來。他們拚命在這方面下工夫。在過去的立法議會選舉中，演講者講話軟弱無力，不慍不火，內容枯燥乏味，既無感情，也沒說服力。他們通常講英語，否則就是馬來語，偶爾才譯成不同的華族方言。這回華族演講者使用自己的方言--福建話、廣東話、潮州話--毫不費力就引起了聽衆的熱烈反應。他們口若懸河，借用成語、比喻和傳奇故事以古喻今。他們熱情洋溢，向聽衆宣揚中國的偉大前景，使聽衆爲之動容，精神爲之振奮。對新加坡華人來說，局面完全改觀了。
魁力四射的人物
在這次選舉中，林清祥崛起成爲善於打動人心的演講者。他年紀輕輕，長得清瘦，個頭不高，娃娃臉，說起福建家鄉話來媚媚動聽。姑娘們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尤其是在工會裏的。除了華族文化，他的話題是工人受到蹂躪，帝國主義者陰險惡毒，緊急法令限制了群衆的權利、言論和結社自由。他在最初兩次大會上演講的反應是冷場，過後就一帆風順，一講話總是引起熱烈的掌聲。到競選活動結束時，在人們眼裏他已經是個魁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壇不容忽視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動黨內不容忽視的人物。
方水雙也在群衆大會上演講，但不像林清樣那樣能使人如痴如醉，他也沒有像林清樣那樣的魅力。他的條件比較差。爲了儘量使群衆聽懂，他非說福建話不可，因爲福建社群是新加坡人數最多的華族社群，結果說其他方言的人也聽得懂福建話；但是他跟我一樣，也是客家人。用華語演講者只能以35歲以下上過華校的聽衆爲對象。我當時在拚命學華語，但開過競選大會之後才知道，就算會說也不行。對於學福建話，我有點猶豫。許多聽衆聽得懂的另一種語言是巴剎馬來語。"巴剎馬來語"是混雜語，但是各民族都聽得懂，它也是跟馬來人和印度人做生意的唯一語言，只是表達能力有限，很難用來打動聽衆，感染力不強。
在這次競選過程中，人們前來幫助我，是因爲他們對我印象好，希望我獲勝。大約20名郵政書記在工會領袖領導下，接連多天坐在歐思禮路我家前面的走廊上(那是四名人民行動黨候選人的競選總部)，爲我的競選宣言寫上地址，以便分派給選民。在丹戎巴葛區，郵差替我進行拉票活動，沿戶分發傳單。一些團體，如販商公會，也協助我們。一些在巴剎裏賣鶏鴨的販商公會會員，曾經因爲在華人新年期間把過多的鶏鴨塞進綁在腳踏車上的簍子裏，被警方控上法庭。我請求推事饒了他們，因爲這是農曆最重要的節日。結果他們都被罰得很輕。
但最熱烈支持我的是客屬總會和它的屬下團體，如茶陽會館，那是來自廣東大埔的客家同鄉的會館。我記得一些完全陌生的店主到歐思禮路來表示願意幫忙，他們是大埔客(其中一個年紀比我大，卻叫我"叔叔")。在我看來，他們除了希望分享我的光榮之外，不期望得到任何回報。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主席張夢生動員了總會的資源，幷把車子借給我。他在馬來亞和新加坡兩地有一系列當店(許多當店是客家人開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歐思禮路的鄰居。我是總會的義務法律顧問。客家人是一個關係緊密的小社群，因此他們堅決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會甚至允許我利用柏南街的會所作爲競選總部。許多人來捐錢，有人送來一捆捆的白布，以便用作競選布條。他們不要求什麽好處或報酬，我也沒有什麽好處或報酬可以給他們。
我們遇到的一個後勤大問題是，怎樣找汽車載送選民到投票站。選民坐我們的汽車到投票站的話，會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持我們的候選人。這個做法是由英國人引進來的，對富有的政黨有利，因爲他們的支持者有汽車。我只靠各種個人關係--弟妹、阿姨、客家鄰居以及韓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讓金耀負責交通的安排。這是個艱巨的任務：當天許多汽車從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歐思禮路來，亂成一團，然後前往柏南街總部，再按拉票人員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處接載選民。他得設法維持秩序幷定下一個制度。他也說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覺與王律師館的書記簽名掛賬，因爲朋友們打滿了汽油才把汽車借給我，我們得打滿汽油才把汽車還給他們。油錢由選舉基金支付。
這一切不光是爲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選舉代理也向我要求撥汽車給他們用。來自教師公會的甘紹儀堅持要我撥30輛車子給蒂凡那。甘紹儀是個很不討人喜歡的人。
"哈裏的幫忙者、拉票人員、演講者是老實透頂的工人--郵差、書記、店員、一個在牛車水擺食物攤的小販、印刷工友聯合會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錯誤，他派甘紹儀到歐恩禮路38號來拿分給花拉公園的車子。我們的交通委員會花了很大的力氣，(從借給哈裏的百多輛車子裏)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馬和花拉公園的車子，因爲多數人(像我們對面的客家鄰居)是把車子借給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給行動黨，所以他們堅決反對讓汽車開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選區。因此得認真分配汽車，主人沒有意見的車子才派到其他地區。當分到花拉公園的汽車來遲時，粗魯的甘紹儀竟然厚顔無恥地大吵大鬧，非要車子不可。他以爲自己是什麽人?"
以最高票數當選
這次選舉引起的最大衝擊，是進步黨一敗塗地，人們本來以爲它會獲得最多議席。勞工陣綫競選17席，贏得了10席，馬紹爾當上首席部長，連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行動黨競選4席贏得3席，其餘8個議席歸小政黨和獨立人士。進步黨只贏得競選的22席中的4席，民主黨贏得20席中的3席，但兩黨卻是錢最多，選舉工作人員也最多。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進步黨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員只限於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和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戶的英國佬，如黎覺。黎覺像其他許多人一樣，也輸了，因爲他們現在人數比"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少得多。民主黨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當時中華總商會發現，在林德憲制下自動登記，許多說華語和說華族方言的選民會被納入選民名冊。大致說來，兩黨都代表中産階級和中産階級的上層，但一個屬於英國殖民地當權派，另一個不在掌權的圈子裏。民主黨成員是華族進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銀行家、樹膠業巨子和錫業巨子，生活過得不錯。他們是當時說華語或方言的傳統行會領袖，管理著自己出錢開辦的華校，擔任董事會成員。華族會館所設慈善醫院和其他福利組織也是由他們提供資金和管理的。他們以爲選舉是他們升上掌權地位的機會，那會使他們生意做得更好。他們也相信自己能利用華校中學生的力量支持民主黨，因爲華校中學生是他們的子弟，他們一直同情華校中學生捍衛華文教育的事業。
因此，進步黨和民主黨兩黨文化差距很大，無法調和。所以在許多選區裏，他們分散了右翼的選票。說英語和馬來語的選民選票投給了進步黨；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選票投給民主黨。他們要是合作的話，原本可以獲得實際投下的16萬張選票(等於1951年選舉實際投票數目的7倍)的半數。
兩黨人員一發覺輸了，便偷偷溜出維多利亞紀念堂的計票中心，消失在夜色裏。他們不瞭解，輸了要擺出不向失敗低頭的姿態，誓言他日再鬥，使支持者土氣不致低落。共産黨人就知道這一點。我們人民行動黨裏的非共派很快就從他們那裏學會了。我們的整個競選活動是沖勁十足的。我們採取有效的、節節挺進的姿態，這使得進步和民主兩黨鬥志全失。我們抨擊進步黨是殖民地勢力的走狗，民主黨是資本家和人民的剝削者，但主要目標是對準白人主子。我在自己的競選宣言裏寫道："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統治，是這個地方許多社會和經濟弊病的根源。"
馬紹爾在政治上是個新手。他批評行動黨要求立即自治太過分。"看來他們集中力量在對抗和抨擊英國，他們的言論似乎不必要地反英。"這也許是受英文教育的中産階級的感受，跟受華文教育群衆的感受大不相同。
在鳳凰園的英國最高專員公署對這次選舉有自己的情報分析。他們引述我在一個群衆大會上所說的話："依我看來，除了40歲以上的人，所有華人都爲毛澤東政府的成就感到萬分自豪。一個政府能在五年內革除貪污腐敗，使它頂得住美國人在朝鮮的武裝力量，這樣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稱頌的。蔣介石將軍和國民黨完了--只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還在談論反攻大陸。
"但我相信，一代土生士長的華人正在馬來亞出現，他們接受華文和華族的傳統教育，卻持有馬來亞人的觀點。他們認爲馬來亞是他們的唯一家園。他們爲中國感到自豪，正如魁北克的法國人爲法國感到自豪那樣。自然還有人認爲，建立馬來亞國是不值得做的事，他們是那些返回中國，重新納入中國主流的年輕學生。留下來的是馬來亞人，他們的馬來亞意識將會與日俱增。"他們認爲我這一席話值得報告，以領會我的真正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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