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是中國的滿族」？ 斬倭[轉帖]

不錯，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些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不斷地產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變。說某民族是某個國家的民族，一般是指這個民族在這個國家裡以一定的數量、一定的群體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存在著。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猶太人在中國定居甚至入籍，我們卻不能因此斷言：「日爾曼族是中國的日爾曼族」、「英格蘭族是中國的英格蘭族」、「猶太族是中國的猶太族」。 在清兵入關以前，滿族從來都不是中國的滿族。 我不想在這裡詳述滿民族史。大致說來，滿族為女真人的後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並一度入主中原，與南宋並立，後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帶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漢化，融入漢民族。元朝時國民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為漢人，其中就包括前遼及前金融入漢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遺民。關外的女真人則保留下來，直至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政權，一六三五年皇太極改女真為滿州，形成後來我們所說的滿族。努爾哈赤建立的政權，與當時的大明帝國一樣，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國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機構、軍隊，有自己的領土疆域、人民、語言、文化習俗，它不受任何別國如中國的冊封和保護。一六三六年，皇太極正式改國號為「大清」，即位稱大清皇帝。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多國時代，如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春秋戰國，是由多個小國組成的一個大國，即周朝。其國家形態，有點像現在的聯邦制。周朝有統一的國家元首，稱天子，據有象徵國家重器的九鼎，從理論上說可以號令諸侯。即使諸侯坐大，稱王稱霸，也還是要通過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冊封」才算。三國以後的多國時代，則都是由原來的一個長久統一的國家，分裂而成的多個國家政權。它們各據一方，互不買賬，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還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是中國人。其形態，有點像現在中國大陸與台灣，朝鮮和韓國，統一前的北越與南越，東德和西德。 大明帝國與大清帝國則不然。這是兩個互不隸屬、未結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構成截然不同、亦非一個統一國家分裂而成的國家。雖然，滿族人祖先建立的金國，曾佔領並統治中原，即中國北方；被大清帝國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時佔領、統治過中國全境，但這也都不能說明它和中國是一個國家。正如日本曾佔領統治過高麗、台灣，卻不能因此說它和韓國是一個國家，也不能因此說「大和民族是中國的大和民族」。 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 既然說到日本，就不妨把當時的大清帝國，與侵華時的大日本帝國作一番更細緻的比較。 它們都是中國的「一衣帶水」的近鄰，都崇尚武力，推行軍國主義，對中國這個貌似強盛實則虛弱、疲憊不堪的龐然大物虎視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長期實行滲透、侵擾、掠奪、蠶食及軟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國內亂之際大舉入侵。它們都是先征服朝鮮，控制蒙滿的廣大地域，造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和壓迫。 日、清都由單一民族立國，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習俗較之清帝國更接近中國。如服飾、飲食，日本比滿清更與中國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國的唐服改制的。在工業化以前，日本重農耕，而滿清則是游牧民族。日語和漢語一樣，都是單音節，並且都使用漢字。而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文字由四十個字母組成。有些發音如捲舌的「r 」在漢語中原是沒有的，如「Tartar 」中文只好讀成「Tata 」（韃靼）。現代北京人愛髮捲舌的「兒」字音，我以為是滿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語言上的異同並非一件小事。蒙古與中國同被滿清征服、統治，但「蒙滿一家」，蒙滿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漢族卻不能。這與蒙滿都是「韃靼人」，屬同一語系不無關係。日本從未有過「和漢不能通婚」的規定。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聯姻，許多著名中國人士娶日本女人為妻，如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藝術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傑等，還有一些著名中國人士則乾脆有日本血統，如文學家蘇曼殊。這種跨國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見諸小說、電影、電視劇為人們所熟視，即連描寫侵華日軍罪行的電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對中日夫婦作為男女主角。中日之間的關係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漢時便有日本人前來朝貢，光武帝曾賜倭奴國王印綬。近世還有人考證，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當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尋找長生不老寶丹的方士徐福。他帶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進了日本民族的血緣和文化。總之，日本受中國影響至深至久，是不爭的事實。 日本侵華豈非更「正確」？ 如果說，大清帝國侵略中國，是「歷史超越漢族正統論所作出的正確選擇」，那麽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豈不是一種更為「正確的選擇」嗎？ 滿族成為「中國的滿族」，是在清朝入關，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以後的事情。然而為中國人民所認同，仍花了相當長的時日。滿清入侵，雖然縱橫肆虐，燒殺搶掠，心裡總還是有些發虛的，畢竟這不是它的家園，這麽干未免傷天害理。那時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這麽大度的中國學者站出來替他們說說話就好了：你們顧慮什麽？你們不是侵略者，你們是我們國家的民族，來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這是歷史作出的正確選擇，你們只管大膽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時沒這樣有器識的學者。 清軍大舉南下，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江北進行抵抗。清攝政王多爾袞修國書一封勸降。大意為：闖賊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國臣民卻無能為力。只有吳三桂在東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為你們驅除反賊。這國土是從闖賊手裡得來，而非得自於明朝。我國費了這麽大力氣代你們報仇，你們將如何感恩圖報？居然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我們豈能就此罷兵？你們那一小塊地方，打得過我們嗎？ 這是明擺著的強詞奪理。干涉中國的內政還不算，還要盡奪我領土、主權。史可法回覆了多爾袞一封信，援引歷史上契丹和宋、回紇助唐，只要錢不要土地的故事，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希望對方放過一馬，允許雙方就地劃疆而治。他發誓將來永遠鞏固與大清帝國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從此兩國誓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 史可法在歷史上站錯了隊？ 然而清朝廷志在滅明，當然不聽這一套，乃調動豫親王多鐸，率兵攻下揚州，史可法殉難。清軍恨中國人抵抗，將揚州城屠殺十天，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大約可以與日本侵華時的南京大屠殺相比。我甚至懷疑，日本是向當年入關時的清軍學的，專門用以對付中國軍民，企圖瓦解中方的鬥志。不然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佔領了那麽多國家、地區，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對中國進行過這樣殘酷的大規模屠殺。都是屠城，不同的僅僅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人類社會已進入現代文明的二十世紀，留下大量人證物證，令舉世震驚、憤怒和譴責；「揚州十日」則發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時候」的故事，不痛不癢，與今天的人沒有什麽關係了，所以我們的學者才能夠「警惕」並戰勝代表著「最世俗力量」的情緒，徘徊在幽靜的昔日宮苑之中，指出這種情緒化的社會評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正義感的抗清名將史可法，竟然站錯了立場，站在「歷史錯誤選擇」一邊；「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竟然是「歷史正確選擇」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位引清兵入關，甘為先鋒幫異族征服中國的大漢奸吳三桂，也無疑是「正確」的，若說有錯誤，那也是後來又反戈一擊，終於為康熙所平定。當然，還有一大批「正確」的漢奸，先後投靠清廷。就連許多抗清志士的後代，最後也不得不走上與朝廷和解、合作、服務、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即後來意義上的大清帝國，俗稱或簡稱「中國」。 有人說，元、清兩朝雖是外來政權，最後卻為中國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語言習俗的漢化外，連國都都建立在中國本土上，所以還應該屬於中國的國內事務，與日本侵華不能相提並論。然而，我們討論的是國都建立在中國本土之前、亦即中國被征服之前的戰爭性質，與戰爭後的狀態無關，更不能反過來把戰爭的結果作為原因，顛倒因果關係。如果中國打算將未來的國都建在莫斯科，我們是否就可以舉兵進攻俄羅斯，發動一場「歷史正確選擇」的「國內戰爭」？ 日本也打算遷都中國 日本侵華計劃的主要設計者石原莞爾，在他著名的《石原構想》中，提出日本從佔領滿州起步，進而征服全中國、印度、東南亞乃至澳洲，奪取石油、橡膠等自然資源，最終戰勝英美等西方各國，達到主宰全世界的「宏偉目標」。他計劃，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脅，即行遷都至滿州，也就是被佔領後的中國本土。如果日本的計劃得以實現，這個外來政權也將和清朝一樣，成為中國政府；中國的正式國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國」，就象大清帝國一樣。當時的中國，社會形態落後，經濟停滯不前，國力衰落，軍閥混戰，內亂紛爭不休，而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則經濟發達、科技進步，由他們來統治無疑屬於「歷史的正確選擇」。而以後的學者們談起這一段歷史，也會要求我們克服狹隘的漢族正統論和世俗的情緒，給征服中國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會評判。再繼續推論，日美間的太平洋戰爭，也將更名為「中美戰爭」。這場戰爭的失敗，將同甲午海戰一樣成為中國人永遠銘記的「國恥」。如果僥倖取勝，那也只能更加證明，中國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國的「正確性」。 日本的不幸在於它沒能征服中國，沒有做成中國統治者，沒有成為「中國的大和民族」。它打贏過代表中國的清朝，卻永遠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經建立過的那樣輝煌的功業。和清朝敗落的原因一樣，北方漢族百姓為反對滿洲貴族的暴虐統治而展開的殊死鬥爭是何等驚心動魄山西省的復明運動是以大同總兵姜瓖反清揭開序幕的。姜瓖，陝西延川縣人①，原是明朝掛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太原後，他主動派人聯絡，投降了大順政權。同年五月，傳來了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放棄北京的消息，姜瓖又發動叛亂，殺害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歸附了清朝。由於他在起兵叛亂奪得大同的時候並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圖，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棗強王后裔）「以續先帝之祀」，被清廷斥為「大不合理」②。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請求原諒自己「不學無術之罪」，並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選賢能」，讓自己「休息田間，從此有生之日皆歌詠太平之年矣」③。清攝政王多爾袞一面讓他繼續充當大同總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慮」，「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預，國有定法，毋自取戾」④。這年十月，他奉命抽調大同地區的精銳兵馬跟隨英親王阿濟格西征，在鎮壓陝北大順軍高一功等部時頗為賣力。沒想到次年（1645，順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學士剛林秉承攝政王多爾袞的意旨進行質訊，指責他順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歸順清廷，七月間卻用明朝崇禎年號發給文武官員劄符，又擁戴明朝宗室棗強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釋清兵入關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採取一些權宜之計，「原不敢有二心」。剛林又無中生有地斥責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慮」。最後，才宣布：「今大清恩寬，王上令旨許功罪相准，往事並不追究。著你仍鎮大同，洗心滌慮，竭力盡心，以報國家大恩。」姜瓖自以為不費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區拱手獻給了清廷，接著又在陝西榆林擊敗大順軍，不僅功高無賞，反而備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氣，但又不得不「叩頭謝恩」①。這以後的三年里，清廷對陝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徵發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負擔。 1647年（順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員三品以上，在外官員總督、巡撫、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以習滿洲禮儀，察試才能，授以任使」。這顯然具有人質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傳旨後不敢怠慢，把長子姜之升送往北京②。 1648年（順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犯邊。清攝政王多爾袞召集諸王、大臣會議，決定派英親王阿濟格、端重親王博洛、承澤郡王碩塞、多羅郡王瓦克達等領兵戍守大同，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務。姜瓖對清朝統治者崇滿歧漢政策早已心懷不滿，這時又正是在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反清之後，清廷對手握軍權的漢族將領猜忌甚深，他判斷滿洲大軍雲集大同將對自己不利。大同地區的清朝官員又奉命徵集糧草，急如星火，百姓怨聲載道。於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總督耿焞等人出城驗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自稱大將軍，公開揭起了反清的旗幟①。耿焞逃往陽和，家屬被姜瓖處死。阿濟格聞訊，連夜進兵，於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②。姜瓖反清以後，「飛檄安官，朔（州）、渾（源）一帶俱受偽札」③。阿濟格在十二月間的報告中說：「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④大同舉義後，山西各地的漢族官紳紛紛響應。 晉西北，「明廢弁萬練乘變襲踞偏關，瓖即以練為偽偏關道。寧武、岢嵐、保德相繼失守。劉遷者，亦明廢弁也，糾亡命，受偽左大將軍職，略雁門關及代州、繁峙、五台等邑，太原告警」⑤。關於劉遷的情況，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撫祝世昌塘報中說：「本院口慮雁門系大同孔道，預遣撫標右營游擊高國盛同蒙古艾大人駐防代州。突有明季副將劉遷詐稱起用偽總兵，偽牌偽言，日每招聚烏口（合），……。初十日，逆賊劉遷果率領馬步賊約有萬餘將代州圍困十一日，竟入關廂。」高、艾見「賊眾兵寡」，「密差役前往大同英王爺駕前清兵」。① 晉中，《定襄縣誌》記載：「五台、忻州、盂縣皆授姜瓖偽劄，轉相煽惑，醜類尚累數萬，旗幟隊伍蟻聚蜂屯。寧武已附姜瓖。兵備道藺與太原參將李好賢住劄忻州、定襄，每偵賊警則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總兵李剛奉旨剿擒高鼎，鼎負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後聽撫，賊眾漸散，鼎復據曹家寨，……倏招倏叛。」②《靜樂縣誌》也說：「時三晉草寇轉相煽惑，驅逐長令，賣降恐後。……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樂平、太原、崞縣、盂縣而己。」③ 晉東南，「汾、潞、澤、遼等郡邑小丑乘時蜂起，偽帥胡國鼎嘯聚潞安，禍連沁屬」④。「偽將」陳杜、張斗光等領兵攻克澤州（今晉城）。⑤平順有姜瓖所「遣賊將牛光天破城劫庫，男婦擄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賴知縣請兵恢復，賊始滅」。⑥ 晉西南蒲州到黃河西岸屬陝西的韓城一帶有虞胤、韓昭宣、李企晟等聞風響應，他們「私立偽韓王，行偽永曆事」⑦。清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向朝廷奏報：「偽六省軍門虞胤、偽總督韓昭宣、偽總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屬臨晉等縣，偽立永曆年號，詐稱二十八萬。」① 在很短的時間裡，山西全省除了省會太原和少數城池外，差不多都被義師佔領。而山西的反清復明運動又迅速波及陝西等西北地區（見下節）。 從地理位置來看，山西緊靠畿輔，形勢的風雲突變對滿洲貴族的統治中心威脅極大。不過，山西距離永曆朝廷控制的地區相當遠，其間又被清統治區隔斷，雙方的聯絡自然比較困難。許多南明史籍都不講以姜瓖為代表的晉、陝等地的反清復明運動，或者只是在講時代背景時一帶而過，他們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擁明勢力的歷史。然而縱觀全局，清初的復明運動並不能局限於南方，姜瓖等人領導的反清決不是一般的兵變或叛亂，而是北方復明勢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規模較量。 姜瓖起事後立即「易冠服」，各地聞風響應的軍民都以割辮為標誌②，軍隊「以明旗號」相號召③，發布文告遵用永曆正朔①。這些都說明姜瓖等人領導的晉、陝反清運動是以恢復明朝為宗旨的。他們同永曆朝廷也有聯絡，沈佳《存信編》卷二記載，「清大同總兵姜瓖以大同來歸」。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八月，永曆朝廷「遣太監馬鳴圖齎敕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漆身吞炭而行」，攜帶「以黃絹五寸方用御寶為敕書，外用黃蠟封固為藥丸」②。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緝獲「叛黨」呂肖渠的罪狀就是「先投山西姜逆營內搶擄，帶有永曆偽劄前往河南」散發③。這些零星材料（當時在山西各地張貼和頒發的用明永曆紀年的文告和劄符數量必定極為龐大，失敗後盪滅無存罷了）證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般的兵變，而是以擁護南明永曆朝廷為宗旨遍及全國的復明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史稿》說，「其無所附麗而以叛聞者為姜瓖」④，完全錯誤！ 姜瓖起事以後，清廷最初企圖採取招撫政策加以解決。多爾袞當時已經自稱為皇父攝政王，想以最高統治者的身分勸說姜瓖回心轉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釋阿濟格等領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與爾等全無干涉」，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說成只是誤解了清廷意圖，給以下台的機會，接著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①。然而，姜瓖反清的導火線固然同阿濟格重兵迫境有關，根本原因在於滿漢民族矛盾。舉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後再圖歸順好比覆水難收，前途更不堪設想，因此他對多爾袞的安撫置之不理。多爾袞見解釋無效，決心武力解決。1649年（順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謹郡王尼堪等統兵入山西。二月間，多爾袞親自帶領軍隊往征大同。在攻克渾源州、招降應州和山陰縣後，突然接到北京傳來消息，他的同母弟輔政德豫親王多鐸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爾袞無心戀戰了，三月間在趕回北京的途中，他來到大同城下，希望憑藉自己的最高權威勸說姜瓖投降。在諭旨中說：「向使他人至此，爾或顧畏不從；予茲躬臨，可歡然來順。如來歸順，庶闔城獲蘇。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爾姜瓖諸罪悉與赦免。諭到可即出降，自恩養如故。勿更懷疑慮，以貽害闔城官民也。予來爾不歸順，則再無生路矣。予言一出，脫有反覆，天下之人誰複信之？」②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舉了自己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髮罪過」，然而不僅「未蒙升賞」，跟隨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極。且選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蓋難堪。頃者，英王師至，催辦糧草，紳士軍民苦不可當。動輒欲行殺戮，臣與大同一方百姓委屬無辜，誰肯坐而守死？」接著，他針對多爾袞的諭旨表示，「況闔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縱開誠肆赦，誰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諭，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開恩，臣惟率眾以俟，無他想望矣」①。姜瓖要求多爾袞「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麼，史無明文，按當時情況推測是讓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區的軍民有實際的安全感。而且，當時晉、陝反清義師風起雲湧，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種緩兵之計。 自從山海關戰役以來，執掌清廷最高權力的攝政王多爾袞沒有親自統兵出征過。究其原因，一是進入北京之後，百務叢集，他難以分身；二是滿洲貴族內部權力之爭一直在進行；三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②。這次親征大同實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且不說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後不僅山西各地紛紛響應，陝西、甘肅等地反清運動勢若潮湧，連畿輔和山東也竟然「山賊蜂起」③。滿洲貴族遇到了入關以來最大的挑戰。 到1659年（順治六年）四、五月間，山西的局勢已經十分嚴重。阿濟格等率領的軍隊圍困著大同，並且挫敗了來自長城外助馬路（今助馬口）、得勝路（今得勝堡）來援和姜瓖派出接應的軍隊，切斷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聯繫，儘管調來了紅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堅固得很。阿濟格、尼堪等部頓兵堅城之下，毫無進展。山西其他地區的反清運動卻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捲全省各地。清政府能夠控制的只是省會太原、晉南平陽（今臨汾）幾座孤城①，其他府、州、縣差不多全被反清復明武裝佔領。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中說：「先是，石樓、永和、交城相繼告陷。……乃各州縣報賊者日常數四，此煽彼惑，已遍滿三晉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撫臣祝世昌會揭，逆賊劉遷聚眾謀攻代州；又雲寧武賊眾攻圍忻州等情」。陝西義軍也利用木筏、牛皮渾脫等物渡河入晉，「該職看得，三晉自三邊以至省城、汾（州）、平（陽）一帶，遍地皆賊，偽牌偽示，絡繹不絕。民如鳥獸散，勢若土崩瓦解，無論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②。就在這個月里，義軍佔領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撫祝世昌報告：「四月十三日，賊眾至汾州府，……賊眾兵寡，退而守城，則城關大開，合城喊起，鄭名標率軍民割辮。」清分守冀南道許養高領著永寧知州、平遙、介休二縣知縣、汾州營參將等人倉皇逃往平陽③。《五台縣誌》記：「順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偽劄於台人，率眾攻城。時有劉永忠等至忻州，擁眾至台，不啻十餘萬。」①晉東南的長治地區也全部易幟，「潞安之變，蓋因姜逆首禍，叛黨四起，一府八縣，相繼淪陷」②，省會太原岌岌可危。巡撫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值今偽督撫姜建勛、偽劉總兵、偽司道等賊眾，秦晉合夥，失陷汾州府，擁聚十數萬，截斷省南平陽、潞安兩府大路，分賊安官，附近各州縣破竹瓦解，勢已決裂，此省南之賊景如此。又省之東北五台、繁峙，劉遷、張五桂等勾連寧武眾賊盤踞忻口，攻圍崞縣，北路堵塞，音信已絕。今晉之西北寧武、偏關、河曲、興、嵐等州縣至汾州府屬延袤千里，悉為賊據。今省城孤懸一土，勢切危急。……懇乞皇父攝政王俯念三晉百萬田賦之區，生靈湯火之日，危亡目下，速賜急發大兵，或敕英王、敬謹王兵馬星馳前來撲剿逆賊，尚可恢復殘疆。稍若遲延，全晉俱隳矣。」③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復明義軍在佔領晉西北、晉南大片地區④後，會同晉中、晉東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權。四月二十六日，佔領祁縣，二十八日接管武鄉，同日「沁州偽官請本州鄉紳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詣關聖廟共議戰守。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員一名。又稱賊頭賞軍，每丁五錢，用銀五萬，未曾賞遍（可見參與沁州起義的當在十萬人以上）。其中賊丁搶掠者梟首一十三名，當時嚴肅。凡有投營，即賜偽職」。二十九日，佔領榆社縣。五月初一日，義軍進入清源縣，清太原駐防滿軍曾一度來援，見「賊勢浩大」，被迫帶著知縣攜印退回省城。初二日，義軍佔領徐溝。初五日，「西路賊大營由清源縣擁眾北來，至太原縣境晉祠，離省城四十餘里；又據報東路賊由徐溝犯省」①。當時，清政府駐守太原的兵力相當有限，「太原土陲兵無幾，保會城不敢為進取計」②。一旦省會失守，不僅政治影響極大，清廷在山西設置的政權幾乎全部瓦解。何況，山西的抗清運動很快波及鄰省，如 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山西義軍魏世駿等派出一支軍隊進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縣、涉縣，任命了知縣、守備等文武官員③。 多爾袞深知局勢的險惡，他不敢撤出包圍大同的兵力來鎮壓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匯成一片，只好從京師抽調一切可用的滿、蒙、漢軍投入山西戰場。除了英親王阿濟格、敬謹親王尼堪領軍圍困大同外，被調往山西作戰的還有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至於康熙初年專政的鰲拜不過是隨軍偏裨而已。此外，陝西方面還有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等人領軍配合作戰。 列出上述清將名單，不難發現多爾袞決心孤注一擲，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派往山西。熟悉清初歷史的人都知道，入關以來的領軍統帥豫親王多鐸在順治六年三月病死，肅親王豪格已經罪廢幽禁，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渾統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帶兵的親王、郡王幾乎全部帶領八旗子弟雲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濟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經是獨檔一面的統帥，而在山西戰場上扮演的只是前線指揮官。留守北京的卻是剛從江西凱旋迴來的譚泰、何洛會兩名固山額真。六年八月，多爾袞感到京師地區兵力過於單薄，下令端重親王博洛「酌撤閑駐兵還京」。博洛報告：「太原、平陽、汾州三府屬州縣雖漸收復，然未復者尚多，恐撤兵後，賊乘虛襲據，應仍留守御。」①多爾袞勉強同意了。 歷來治史者談及南明，大抵著眼於南方，對姜瓖、王永強等人的反清復明運動注意不夠。這反映了他們不大了解當時全國的形勢，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響過深。永曆朝廷雖然在口頭上以復明自任，但情報不明，從來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計劃。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看到幾條姜瓖的記載以外，對山、陝各地風起雲湧的大範圍、大規模反清運動顯得非常隔膜，對清廷的精兵猛將全部調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單薄的窘境更是一無所知。永曆朝廷在全國反清復明運動處於高潮的時候，只知道江西、湖廣戰局逆轉，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何騰蛟遇難，陷於張皇失措之中。永曆君臣完全不了解譚泰、何洛會在穩定江西局勢後不敢深入廣東而撤兵北返，濟爾哈朗、勒克德渾出兵湖南原定目標是追剿李錦等為首的忠貞營，由於明督師閣部何騰蛟為爭功而瞎指揮，糊裡糊塗地被清軍擒殺，濟爾哈朗等趁勢暫時穩定了湖南局勢，顧不上原定目標就匆忙回京①的原因。兩路清軍的北撤很明顯是清廷為了加強京畿根本之地，永曆朝廷沉浸於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慶幸清軍未乘勝直下廣東、廣西，不知道這時正是清廷最吃緊的時刻。在將近一年時間裡，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陳邦傅等人又昏天黑地地過起太平生活，局促於兩廣之地勾心鬥角。「時舉朝醉夢，有假為吳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書者，謂四方好音日至」②。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軍南下，才如夢初醒，亂作一團。南明君臣的閉目塞聽、得過且過，由此可見一斑。憑藉這種朝廷要實現抗清復明的大任，無異痴人說夢。姜瓖、劉遷、王永強、虞胤等人的抗清鬥爭一方面證明清朝在北方的統治遠未穩固，另一方面又證明滿洲八旗兵的作戰能力相當有限。從江西、廣東反正後永曆朝廷及時封爵拜官，而山西、陝西的各支義軍首領大抵是遙奉明廷，自稱大將軍、大學士、巡撫、總兵，永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後來孫可望、李定國、魯監國、鄭成功等經常派密使深入清統治區聯絡各地潛伏的義士，相形之下永曆朝廷的目光短淺實在令人驚異。 永曆朝廷既是這樣無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膽地集中兵力鎮壓晉、陝義軍。姜瓖反清後，清廷歸罪於宣大總督耿焞未能事先防範，把他革職①，由佟養量接任。佟養量帶領所部山東兵進攻代州一帶的劉遷部，先後在平刑（平型關）、雁門擊敗劉軍，劉遷率領部眾退入五台山區扼險據守。清軍憑藉優勢兵力在降將引路下翻山越嶺逐寨進攻，把劉遷部壓縮到一個狹小的山區②。最後在黃香寨激戰，劉遷父子陣亡③。代州地區復明武裝的覆敗，解除了圍困大同清軍的背面威脅，初步使山西戰局變得對清方有利。 到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清軍雖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形勢有所好轉，多爾袞耽心在山西被牽制的兵力太多，曠日持久必將影響全國，於是他決定再次親征大同。離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門滿、漢官員作了一番解釋，說：「予之行也，非以諸王大臣不勝其任，但恐行師之際擾及良民，故為親行。」①這種不成理由的說法只是為了掩蓋他內心的焦慮。多爾袞的第二次親征歷時一個多月，八月間回京時他本人並沒有取得什麼戰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銳兵力投入山西戰場，當地的復明勢力終於招架不住了。大同城裡的糧食消耗已盡，「兵民飢餓，死亡殆盡，余兵無幾」②。在外援無望的情況下，姜瓖部下的總兵楊振威變節，暗中派人出城向圍城清軍接洽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楊振威帶領六百餘名官兵叛變，殺害姜瓖與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級出城投降③。次日，清軍入城。多爾袞得到報告後，下令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大同城內的「官吏兵民盡行誅之」。由於圍攻八月之久始終攻不下這座堅城，多爾袞傳諭把城牆高度拆除五尺，藉以泄憤。在這前後，征西大將軍和碩親王滿達海軍攻克朔州、馬邑等處，明寧武總兵劉偉等投降。定西大將軍端重親王博洛軍攻克孝義、平遙、遼州、榆社等處。陝西總督孟喬芳和戶部侍郎額色帶領滿漢兵渡過黃河攻克蒲州、臨晉、河津、解州、猗氏等處，義軍首領白璋在榮河陣亡①。九月二十二日，陝西清軍攻克運城，明義軍元帥韓昭宣陣亡，戰死官兵一萬餘人，「屍滿街衢」；另一位首領虞胤乘亂逃出②。同月，博洛、滿達海二親王會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間，用紅衣大炮猛轟北關，第二天從城牆坍塌處沖入城內，義軍所設巡撫姜建勛、布政使劉炳然突圍出城後被清軍擒殺。由於清軍攻破汾州後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嵐縣、永寧州（今離石縣）紳士惟恐同歸於盡，把義軍委派的知縣、知州綁赴軍前，開城投降③。十月初四日，滿達海軍用紅衣大炮攻破太谷縣；初十日佔領沁州，接著又攻克潞安（今長治市）④。十一月，博洛率領鎮國公韓岱、固山額真石廷柱、左夢庚等部在澤州（今晉城）擊敗反清義師，義軍部院陳杜、監軍道何守忠、守將張斗光等被擒殺①。這時，山西大勢已定，多爾袞才決定諸王統軍回京，只留下多羅郡王瓦克達繼續清剿山西未平各地②。十二月，陝西清軍吳三桂、李國翰部擊敗榆林義軍，殺劉登樓、任一貴、謝汝德等首領人物。吳三桂平定該地後，分兵渡河進攻山西偏關，義軍總兵賀國柱見大勢已去，為清軍充當內應，義軍總督萬鏈自焚而死③。 山西曲沃人李建泰曾任明崇禎朝和清順治初年的大學士，平陸人原明朝寧夏巡撫李虞夔都積极參加了反清運動。李建泰在晉陝復明鬥爭中，大約和姜曰廣在江西金聲桓、王得仁起事中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有的史籍說「姜瓖起兵，又召為相」④，詳細情況已經難以查考。只知道他不僅在家鄉曲沃一帶組織抗清，還曾經親筆寫信策動翼城等縣鄉紳共襄義舉⑤。後來，在太平縣扼守二十多天，無援出降，被清廷處死。李虞夔在山西反清運動失敗後逃到河南永寧縣龍溝山林內潛藏，1651（順治七年）六月被清政府緝獲遇害①。晉、陝反清復明運動最大的特色是當地百姓廣泛參與，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軍民幾乎都自願地奮起反抗，這正是清廷難於對付的主要原因。 山西、陝西等地的大規模反清復明運動堅持了一年之久，終於被佔壓倒優勢的清軍撲滅。儘管由於所見史料的限制，很難把這場轟轟烈烈的抗清鬥爭的全貌和組織情況敘述清楚，但已經可以從中看出北方漢族百姓為反對滿洲貴族的暴虐統治而展開的殊死鬥爭是何等驚心動魄，絲毫不遜於南方②。清軍在鎮壓山西反清復明運動中不分青紅皂白，濫殺無辜老弱，表現的野蠻殘酷令人髮指。清代官書雖然儘力遮蓋真相，從一些檔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窺見一頁頁血跡斑斑的歷史場面。大同城破以後根據多爾袞的命令實行屠城，執行得相當徹底。大同和大同左衛兩座城裡的監獄關有重犯五名，由於「城破盡屠，無憑究擬」，人都殺光了，無法找到原告和證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題請銷結案件③。順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總督佟養量揭帖中報告：「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隨之而來的是大片耕地荒蕪，「如渾源州原額地（指明代冊額）七千九百九十五頃四十九畝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後，屠戮復荒無主地四千八百餘頃，見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頃三十六畝。朔州原額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頃八十八畝零，除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後，人民屠戮復荒無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頃，見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頃七十二畝。大同共額地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一頃七十六畝八分零，除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後，人民屠戮復荒無主地七千一十八頃零，見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頃四十六畝六分零」。「實核三州縣戶口之死亡者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見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遺荒田一萬三千五百頃余，該糧二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①。《朔州志》記：「城破，悉遭屠戮。」②《五台縣誌》記：「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蕪，迄今三十餘年，流亡尚未全復，土田尚未盡墾也。」③ 封建史家常常把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描繪成殺人不眨眼的賊匪，而對清朝「大兵」備加歌頌，說成是「出民於水火」的「仁者之師」。這完全顛倒了兩者對普通百姓的態度。康熙《靜樂縣誌》記：「甲申（1644）逆闖設偽官第五浪，民無大害。受害惟己丑（1649）為甚。」④乾隆《汾州府志》收錄了胡庭作《李節婦傳》，摘錄如下： 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過於嚴父。甲申（1644），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為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諒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靜暗中來，勿使張揚，去與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與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鑼。巡捕者逮詣自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為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心？雖畏法，臨啟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眾賊出，封其門。己丑（1649，順治六年），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① 這個發生在汾陽的故事真切具體地證明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紀律極為嚴明，而博洛、滿達海兩個清朝親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殺一空，女子、財物成了滿洲貴族軍隊的戰利品。二者相較，何啻天淵。儘管作者把明清之際汾陽發生的變故記載下來是為了表彰「節婦」，還是要感謝他無意之間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給那些為多爾袞之流評功擺好的卑瑣文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山西大規模的反清運動被清軍鎮壓下去之後，剩下的復明勢力仍然利用險峻山區堅持鬥爭。如從運城地區突圍出來的虞胤率領殘部進入華山，自稱陝西總統。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虞胤親赴貴州安龍朝見永曆帝，同年十月接受指令後由陝西秘密返回山西陽城、沁源山中聯絡各地抗清武裝②。姜瓖的部將牛光天進入太行山區，自稱山西總統①。高鼎等人則盤據於五台山。直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他們不僅互相串連，「聯絡各處賊頭」，還派使者前往湖廣均州郝永忠營中領取永曆朝廷印劄，「商議聯絡內外兵馬」，並且由郝營派人引導赴雲貴同永曆政權直接聯繫②。次年（1656，永曆十年）五月初一日，朝廷封虞胤為萊國公，仍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軍務的官銜深入敵後組織抗清鬥爭③。1658年（順治十五年）五月，牛光天在直隸長垣（今屬河南省）被保定巡撫派兵擒獲④，這已經是姜瓖反正差不多十年之後了。 -------------------------------------------------------------------------------- ① 順治六年三月山西巡撫祝世昌揭帖中說：「且瓖原籍榆林延川」，見《明清檔案》第十冊，A10—59號。 ② 《清世祖實錄》卷五。朱鼎珊當是代王朱桂的九世孫。 ③ 見《明清檔案》第一冊，A1—22號。 ④ 《清世祖實錄》卷六。 ① 《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九四頁，《記注殘葉》。 ② 順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大同總兵姜瓖「為恭謝天恩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63號。 ① 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雜誌·盜賊附》。《清史列傳》卷八十《姜瓖傳》把姜瓖反清繫於十一月，時間有誤。 ②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一。 ③ 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備兵氛》記：「五年十二月，大同總兵姜瓖叛，遣逆黨姚姓襲朔州，守備張楹率叛兵內應，兵道宋子玉、通判楊逵、知州王家珍皆死之」，眾奉張楹為總兵。 ④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一。 ⑤ 《清史列傳》卷八十《姜瓖傳》。 ① 《明清檔案》第十冊，A10—9號。 ② 康熙五十一年《定襄縣誌》卷七《災異》。 ③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靜樂縣誌》卷十《雜紀志》。 ④ 乾隆六年《沁州志》卷九《災異》。 ⑤ 康熙四十五年《澤州志》卷二十八《祥異》附兵燹。 ⑥ 康熙三十二年《平順縣誌》卷八《祥災志·兵燹》。 ⑦ 順治十三年湖廣總督祖澤遠「為飛報密擒渠逆叛黨」等事題本殘件，藏第一檔案館。 ① 孟喬芳《孟忠毅公奏議》卷上，順治五年八月初六日題本。 ② 參見順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冊，A10—71號；同月山西巡撫祝世昌揭帖，上書A10—74號。 ③ 傅山《霜紅龕集》卷十五《汾二子傳》記：「己丑（順治六年）四月，大同兵以明旗號從西州入汾，薛（宗周）以策干帥江某，勸急搗太原虛，江不能用。」有人勸薛宗周不要參加復明義舉，「薛厲聲言：極知事不無利鈍，但見我明旗號尚觀望，非夫也」。按，「江某」即義軍山西巡撫姜建勛，見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靜樂縣誌》卷十《己丑紀變》。 ① 順治六年八月陝西總督孟喬芳疏報：「山西逆寇虞允等稱偽永曆年號，陷蒲州及臨晉、河津等縣。」見《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二。 ②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上。 ③ 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64號，河道巡撫吳景道題本。 ④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忠義一》，中華書局排印本，第四十四冊，第一三四七一頁。 ①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一。 ②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三。 ①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三。 ② 早在順治三年（1646）二月間，多爾袞召集大臣時就曾說自己「代上攝政，惟恐事多闕誤，生民失所，念民為邦本，日夜焦思。又素嬰風疾，勞瘁弗勝」。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四。 ③ 順治六年八月禮科右給事中姚文然奏：「北直接壤山東、河北一帶，盜賊日熾，商賈不前，耕桑失時」。見《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五。 ① 乾隆二年《翼城縣誌》卷二十六《祥異》附兵燹記：「順治六年大同總兵姜瓖叛，分遣賊首攻平陽，不克。其時州縣或逃或降，固守者郡城及翼城而已。」按，明代至清初平陽府屬三十五州縣，1649年清軍所能固守者不過兩座城池。據同書記載，翼城縣外有陝西王永強所遣部將圍攻，境內有「哈哈教系孳安定國、混天猴等揭竿而起」，城守岌岌可危，直到1654年（順治十一年）安定國被誘殺，才「四境帖然」。 ② 《明清檔案》第十冊，A10—71號。 ③ 順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撫祝世昌「為道、將率官逃歸，恭報上聞，仰祈聖裁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冊，A10—74號。康熙三十五年《介休縣誌》卷一《災異·兵劫附》記：「順治六年，流賊自河曲來，陷據府城（指汾州府），縣官逃去。城內士民嚴守，搶掠鄉村，擄殺子女。」按，據康熙三十九年《靜樂縣誌》卷十《己丑紀變》，姜建勛由原平南下佔領忻州、定襄，與滿兵戰於牧馬河上，敗績。三月間，建勛部向西取靜樂後，南下攻佔汾州。 ①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縣誌》卷八《祥異志·兵革》。 ② 順治八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撫劉弘遇題本，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一五八頁。 ③ 順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撫祝世昌「為省會危亡至急，賊氛聚結至眾，再懇急發大兵救援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冊， A10—73號。 ④ 順治十六年《絳縣誌》卷上《祥異》記：「順治六年五月府屬大亂，賊入縣城，知縣逃去。」按，明代至清初絳縣屬平陽府。 ① 山西巡按御史蔡應桂「為塘報緊急賊情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3號。 ②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靜樂縣誌》卷十，雜紀志《己丑紀變》。 ③ 順治九年四月初三日刑部尚書藍拜等「為緝獲在逃叛黨請旨正法事」題本，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一五九—一六○頁。 ① 《清史列傳》卷二《博洛傳》。 ①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五記：順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清廷即命濟爾哈朗班師回京，當時大同仍在固守之中。這年清辰常總兵徐勇題本中說：「前幸仰賴親王大兵奮揚神武，何騰蛟首先被縛，雖伐謀之元兇已剪，而王、馬、只虎等逆尚漏天誅。臣私冀聖明廟算無遺，必余氛不除不止。夫何全捷未奏，而大凱倏班。然猶望固山圖賴之兵足資彈壓，以作緩急互應之需。詎圖賴又復北調矣。」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六八頁。 ②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六。 ①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二。 ② 順治六年七月初五日「擊敗賊首劉遷塘報」殘件（缺奏報官員職名，估計為宣大總督佟養量所上），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五○—二五一頁。這件塘報中說：「看得劉遷作叛，流毒三晉，恃險負隅，豈止狡兔之三窟。其代東一帶村堡不下數百餘處，盡皆迫脅從賊，經今半載有餘，……」又說：「姜逆叛亂以來，不逞之徒，隨聲吠影，如劉遷倡眾搖惑平刑、雁門一帶，迫脅良民，大肆鴟張，負嵎為害，已非一日，此晉地之元兇也。」 ③ 順治八年宣大總督佟養量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八三頁。 ①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四。 ②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 ③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清史列傳》卷八十《姜瓖傳》記參與叛變的還有「偽官裴季中」。 ① 光緒十二年《永濟縣誌》卷二十三《事紀·兵略》記：「六年，賊首虞允、封汝宦等倡亂陷蒲州，知州錢法裕、游擊武韜、守備許世德死之。八月初一日，陝西總督孟喬芳率滿漢官兵恢復州城，斬馘無算，餘眾敗潰。」光緒七年《榮河縣誌》卷三《兵附·兵事附》記：「順治六年，虞允等倡亂。秋，陝甘總督孟喬芳同固山達根特等大破賊於榮河，斬偽帥白璋。」乾隆二十八年《稷山縣誌》卷二《兵防》附《武事》云：「順治六年，土賊白璋西來據城。」 ② 山西巡按御史蔡應桂「為恭報恢城剿賊捷功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2號。 ③ 順治六年九月十八日滿打亥（滿達海）、孛羅（博洛）奏稿，見《明清檔案》第十冊，A10—144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三一頁。按，康熙三十九年《靜樂縣誌》卷十記：「建勛知不支，縊死南城樓。」 ④ 山西巡撫祝世昌「為遵旨回奏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1號；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 ① 康熙四十五年《澤州志》卷二十八《祥異》附《兵燹》。順治六年十二月山西巡撫祝世昌「為王師剿盪逆賊，克平地方恭報上聞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60號。按，原文內左夢庚誤寫作「左孟根」，查《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左夢庚傳》，順治「六年，隨英親王征大同叛鎮姜瓖，攻左衛，克之，尋擢本旗漢軍都統」，可證左夢庚確曾參與鎮壓山西抗清運動。 ②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 ③ 《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55號；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 ④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 ⑤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 ① 順治七年七月山西巡撫劉弘遇「為恭報擒獲渠魁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175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五六頁。 ② 史學界和思想文化史界對於顧炎武、屈大均等清初著名學者、復明志士長期活動於晉、陝地區的動機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從1649年晉、陝抗清運動的深入人心和失敗以後殘餘力量長期堅持于山區來看，顧炎武等人肯定是有所為而往的，不是單純的學術遊歷活動。 ③ 順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遠題本，見《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20號。 ① 《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一五三—一五五頁。 ② 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備·兵氛》。 ③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縣誌》卷八《祥異志·兵革》。 ④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靜樂縣誌》卷十《雜紀志》。 ① 乾隆三十五年《汾州府志》卷二十六《雜識》。 ② 山西巡撫陳應泰「為拿獲叛逆事」題本殘件，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一七一頁。 ① 康熙三十二年《平順縣誌》卷八《祥災志·兵燹》記：「順治六年姜瓖作亂，遣賊將牛光天破城劫庫。」可見，牛光天原為姜瓖部將，其年十月清軍收復平順後，牛光天轉入太行山。 ② 順治十三年湖廣總督祖澤遠題本殘件，藏第一檔案館。 ③ 沈佳《存信錄》卷四，是時永曆帝在李定國扈衛下剛從安龍移駐昆明。原文說，丙申十年「五月己卯朔，封虞胤為萊國公，督總（總督？）、文淵閣、兵尚如故。以韓王璟溧（韓王松九世孫）請加封以規後效也」。 ④ 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撫賈漢復揭帖，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一八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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