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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根性與劣根性

一個民族(種族)乃至每一個國家的民眾(國民)依據其生存的文化環境及遺傳基因,在其信仰、性格、道德規範、風俗習慣等諸方面共同鑄注了自己獨特的國民性(或稱種族特性)。國民性在包含信仰、性格、道德規範、風俗習慣等元素的同時,它自然存在著有利或不利於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正面與負面因素,即優根性與劣根性。優根性與劣根性在整個國民性中哪個佔據主導地位,也就決定其文明發展程度的快慢和進步的大小,甚至是衡量一個社會健康與不健康、正常與不正常的主要依據和標準之一。

馮驥才認為:「國民性是文化學最深層的問題之一。國民性所指是國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種文化在人們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腳,就變得牢固且頑固……其實任何國家和地域的集體性格中都有劣根性。指出劣根性,並不等於否定優根,否定一個民族。應該說,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優良的根性」。

一般來說,揚善棄惡,反思、批判及捨棄劣根性與弘揚和發展自身的優根性乃人類文明與理性的根本做法,否則,乃毫無理性的盲目而瘋狂的思想行為。不會或拒絕反思以及其尚未形成獨立思考能力是缺乏理性之根本,這是感性思維群體的主要特徵。通常,人們不喜歡批評自己的意見,而喜愛拍馬屁式的迎捧。可事實是,這對於治療自己的疾病並無一點好處,只會在阿媚吹捧中迷失了方向找不著北,甚至加重了病情。因此,否定一個民族或國民的劣根性並不意味著為了否定該民族或國民的優根性,相反的是,否定劣根性的目的就在於減少和杜絕該民族或國民劣根性的同時,發展和擴大自己的優根性。除非該民族或國民性中已絲毫不再擁有優根性存在之,這樣,否定劣根性就是否定其國民性之說法方可成立。可是,一個已毫無優根性存在的民族為一個什麼性質的民族?恐怕這在人類世界上並不存在。如果硬說是有存在的,那也只不過是一群禽獸,非人類也。

縱觀歷史,中華民族的優根性有勤勞、節儉、聰明、愛思辨、創造性、重感情、講禮儀、善良、樸實、孝道等(早期的國民性),這是值得我們做為其一分子驕傲和光榮的事情。「四大發明」、《黃帝內經》、《易經》、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華人在國外屢有諾貝爾獎金獲得等,就可以證明華人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民族所在。然而,我們至今仍然存在著的劣根性有奴性、冷漠、懦弱、無是非觀、缺乏公德心和公共意識、貪小便宜、紅眼症、窩裡斗等。中國人的劣根性更多的是在當慣了奴隸並被奴才化教育下才釀成之。

馮驥才在前面所說的國民性是文化中最深層的問題,這主要是指其根植於一個相當複雜的環境下醞釀被塑造起來的原因。

在中國,唯有柏楊方敢直指國人之劣根性所在。藉助於小說形式的只能引起人們的共鳴,而很難引發人們的反思和警覺。如果說魯迅所塑造的阿Q形象,只會給國人留下一個飯後的笑料的話,那麼,柏楊便直接敲響了國人的警鐘。這就是雜文與小說在功能上的區別。柏楊憑藉其敏銳的直覺,強烈的責任心,理性地反思著我們每一個作為華人的劣根性,並將其勇敢地揭示了出來,直指問題的心臟,這是莫大的膽識和勇氣。應當說,他也是體驗過專制的無人性和備受過其迫害的人。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文中指出:「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

雖然,國民性是其文化環境熏陶和塑造下的產物,基因則是對這個因素的傳承。但是,我們也請不要忘記一個社會的體制有左右其文化走向和存在狀態的決定性作用,當在野蠻暴力的專制強制之下,政治體制便充當了這個角色。從這個角度上說,國民性雖然為其文化所塑造,但乃然是一種體制下的產物。即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眾便能自由選擇和作出自己喜愛的行為;而專制強迫之下,民眾唯有被動而無奈的服從,如中國秦朝的「焚書坑儒」、漢朝的「罷黷百家,獨尊儒術」、明朝以來所規定的「八股文」、清朝的「文字牢獄」、近代的唯馬教是從和唯貓論等,這些都是政治體制在決定著文化走向和文化狀態的佐證。在自秦、漢以來的二千多年歷史過程當中,在這一個提倡和崇尚「君君臣臣」社會等級森嚴的大文化環境背景下,國民性的特徵也就集中的表現在奴性十足和嚴重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此兩個方面上。而且,這個服從往往是盲目或無奈的,也是缺乏理性和毫無自主性的服從。劣根性便根植於此土壤中成長起來的。因此,柏楊直指劣根性的根源在於專制,這是問題的根本,是直插入這個問題的心臟和要害。

冷漠起源於法律與公理始終掌握在非正義手裡,公平始終得不到保障和伸張,這是處在這個境況中的人們基於自保需要,對他人愛莫能助的心理現象。愛貪小便和喜歡計較雞毛蒜皮的窩裡斗是因為民眾在社會上的最大利益已被遭到掠奪,因而只能在小利益處計較和圖謀著。無公共道德與公共意識則源於該社會所有權是私人的而非公眾人共有的原因,如天下乃皇帝個人的天下現象等,因而,小民就只能在殘茶剩飯中尋求最大化。紅眼症是因為過慣了小日子,從沒有過上大日子所養成的狹隘思維,只會被統治下妒忌臣民之間收穫所得的小民心態。奴性是被統治對統治者手握生殺大權的敬畏和崇拜意識進入到骨髓後的奴才秉性。

柏楊說,他走到哪裡都要講這個問題,以喚起中華民族對自身的反省。反省是走向進步的開始。此言足見他這種恨鐵不成鋼的熱愛自己民族的強烈感情吧。

一個只會迴避和不敢直面自己劣根性的民族是一個缺乏自信心的民族,相信其持有之優根性也所剩下有限。正如今天的我們還剩下什麼優根性?恐怕更多的是在流失著,如愛思辨、善良、創造性等優根性的消失。勤勞節儉之所以能夠傳承了下來,這還應當感謝歷朝歷代中的統治者對這個優根性的情有獨鍾;這樣,統治者便能更多更奢侈地享受著民眾的勞動成果,而民眾的辛勤勞動只能過著節儉的日子。對重視和講究禮儀來說,這更有利了君臣等級之間的區別需要。相反的是,對於愛思辨、創造性則很不利於專制統治的穩定,要統治一個聰明的且會思辨的民族是很具有危險性的;而統治一群不會思辨的綿羊則非常容易。這也是歷來的統治者為什麼要堅持實施孔孟之道這種文化教育(愚民教育)的內在原因。

愚化下的民眾(國民),只會加劇和發展了其劣根性,其本身就是愚昧的存在,他又如何能夠識得劣根性的嚴重危害性的呢?又,在專制統治者蓄意地宣傳和誤導下,對自由思想地層層禁錮;故而,萬般條件已具備,劣根性乘機愈演愈烈。

可以說,一個民族的優根性與劣根性之間的此消彼長,制度左右了文化,文化又決定這一消長轉換機制。柏楊雖然直指劣根性為醬瓷文化污染下的產物,但他仍然明白其乃專制下所締結的。一個社會中拜金主義的泛濫成災和道德普遍淪喪,對他人地冷漠和對權勢地奴性,此並非偶爾的現象,而是有著其必然的內在因素在主導並決定下的必然結果。

最後,余來總結一下,那些劣根性已深入骨髓者,自會以劣根性為榮,痛惡和排斥優根性。因而,自然而然是要仇恨於柏楊先生這種斗膽揭其醜陋面目的行為,如那個李什麼傲的這個文化老留氓便懷此種心態來攻擊柏楊先生的,非常不知羞恥;也許正如柏楊所說的「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的這種情形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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