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賴登爵士
程乃珊 2010-09-08 18:37:23
一、 來自利物浦的賴登爵士
被譽為全國最昂貴最高尚的購物中心的恆隆廣場，它的正面掛起一幅寬
皮箱總給人一種天涯孤旅的飄零感，所謂「夢裡不知身是客」。皮箱越陳舊，越給人一種浪跡天下的滄桑，有種頹廢美。
記憶深處有這樣一隻小皮箱，不太大，約66×50×
今天，我當然知道利物浦，它在19世紀時為英國的造船業中心，一度為英倫三大商港之一。利物浦還是披頭士樂隊的發跡地，保羅麥卡尼的故鄉！不過，在我剛學會拼讀利物浦這個地名時，它的優越港口地位已被多佛港取代，而且我當時的地理知識十分貧乏，對英國只知道個倫敦。
「利物浦！這是哪個地方？怎麼聽都沒聽說過？」只有十來歲的我問。
「那是我們老家。爸爸說，利物浦很像上海！」回答我的是這隻箱子的主人，與我同年的Magie梅琪，一個漂亮的中英混血女孩。她的媽媽是上海人，父親是英國人,他們就住在我家隔壁。那隻箱子是她用來儲放連環畫的。
我們住的公寓，建於上世紀20年代，原為英商惠羅公司物業，起先居民清一色為英國人。上海淪陷後，裡面的僑民全部被日本人關到集中營去，公寓作為英商的物業也被日本人佔據。抗戰勝利後，部分僑民死在集中營里，大難不死能活著出來的，大部分歸心如箭，回英倫老家了。惠羅公司將此物業公開出售，三個上海銀行家合資將此買下再出租，這時開始有華人租戶陸續搬入。解放前後，餘下的外僑住戶紛紛遷離回國。到了60年代中期，全部公寓，就只剩下梅琪這家「外國人」了。
梅琪家的橡木大門上的白銅信箱入口處上方，用瑰麗的古典式書寫體鏤刻著：Sir. P. Latain——賴登爵士。原來，還是有爵位的英國貴族！他就是梅琪的爸爸。
那時的賴登爵士，也有七十好幾了。每天有輛三輪包車送他去上班。公寓後弄堂汽車間住著的阿福，從前是賴登的司機。解放前，賴登日日乘一輛黑色福特車去外灘上班。解放了，賴登的汽車不知去哪了，阿福進了楊樹浦的電車修配廠成為工人階級了。賴登就改乘三輪車上下班。
說起來，阿福與賴登爵士還是親戚呢，很近的親戚：阿福的小姨，就是賴登的上海太太。不過，從來不見阿福去賴登家串門走親戚，倒是
她應當算很甜美的，而且是窈窕的。
不過，前弄堂那些職業女性(她們通常為女醫生等專業人員或
她與前弄堂公寓里的街坊都不大熱絡，只有點頭之交，與後弄堂汽車間的街坊卻有說有笑。因為，她本來就是住在後弄堂。說過了，她是阿福的小姨。阿福為賴登開車，阿福的老婆是賴登的女傭。兩夫婦就住在後弄堂的汽車間樓上——上海英租界的公寓，幾乎清一色的都是這樣格局。汽車間和傭人房都設在弄堂篤底，以保證東家和傭工各自的私人空間——後來，阿福老婆的妹妹，他的小姨，也從浦東來租界地尋「生活」，正好阿福的老婆懷孕了，就順水順當地將這份工讓給小姨做。後來……她就成為賴登的「孩子她媽」了。
老街坊都覺得，這似乎與外貌溫敦沉實的賴登爵士不相符，他怎麼可能會選上個保姆做太太？保姆在當時稱為娘姨，年輕的則稱小大姐。
賴登確實十分紳士。直到1973年他離開上海為止，他仍頭頂小圓禮帽，標準經典英式圓點圖案的領結與袋巾互相呼應。皮鞋上套著土黃色的氈質鞋套，一年三季外穿黃不黃灰不灰的舊塌塌的卡其面風衣——這種英國名牌風衣今日頗受白領男女狂捧，不惜花六七千人民幣購來上身。只是這種風衣十分欺人穿，它們如收藏品，越舊越有品位，越黯晦越顯風度。欲將這樣的風衣穿出型格，穿出《北非諜影》中男主角的神韻，至少需有如賴登爵士那樣的城府，需時日和磨難。
都講英國服裝是全世界最乏味的，故而英國女秘書也是全世界最古板最乾巴巴的。其實那是因為英國人對特定場合不同的衣著十分講究嚴謹，有一套既定的服飾要求，特別白領上班裝束，就是紳士的永恆本身！
他穿上那全套標準到位的英式上班服飾，拎著沉甸甸的辦公包坐在三輪車上，身影孤傲又令人浮想聯翩，同時也令公寓里那些已換上一身人民裝或中山裝，手拎一隻軟甩甩的人造革包的從前的老白領們無限感觸，似在回望一段已消逝的夢！他們心裡常會這樣嘀咕：
「我也有這樣一件羊毛里子的Burberry風衣，其實這種天氣穿最合適……穿到這份成色最恰到好處……」
「我從前在滙豐銀行做時，日日也挾這樣一隻德國紋皮公文包上班……」
想來，賴登對這些昔日與他同樣裝束的老街坊是記憶猶新的。他與他們之間，有份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相知相惜！每每在三輪車與進出的老街坊相遇，他總會對他們抬抬帽子，在座椅上欠欠身子打個招呼。他們也會趁機飛出一二句絕對純正的英語過下癮。
「早！今天是個好天氣！」
那個年代，公眾場合很少有機會可以讓這些曾經留歐美的老白領開洋文，能講的也只能是有關天氣話題。
直到1966年賴登還是日日上班，不知他在哪上班：有講他為英資殼牌石油公司留滬高層。事實上，英國殼牌公司是當時唯一的與中國保持貿易關係的英資企業；也有講他為英資惠羅公司留滬做清點的高層……不過，這些都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從上世紀20年代以來的四十多年，公寓的住戶遷進遷出，出國的出國，回國的回國，唯獨他，數十年不變，穿著那件黃不黃灰不灰的風衣，溫文儒雅中帶著一抹他鄉認故鄉的無奈滄桑，在弄堂里穿進穿出，穿過大英帝國日不落的最輝煌歲月，穿過日本人進租界後被投入集中營的不堪回首的歲月，再進入高唱「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新上海。
阿福仍清晰記得，1943年1月，那是賴登爵士入營的最後期限。賴登也是這樣一身灰不灰黃不黃的英國老牌風衣，左臂上套著袖章，紅底黑字，一個大大的B(British的縮寫。珍珠港事件後，日本當局強令上海所有敵戰國僑民上街必需套著這樣的袖章。如A為美國的縮寫，C為加拿大的縮寫，依次類推)，神情黯然地把鑰匙交給阿福。這時，阿福的小姨已在給賴登做「小大姐」了(即上海人今天稱為小保姆)。不過，大家都不知道此時她已與賴登暗結珠胎。
賴登在龍華的日本集中營關押了一年多直到抗戰勝利才放出來。期間阿福常常帶著聽頭香煙去探望他。還有，他的「小大姐」特別為他烹飪的豬肉辣醬。
此時，公寓所有外僑都無一遺漏地被日本人關進集中營。日本軍官佔據了這些外僑的房子。剎時，整條弄堂成為「咪嘻咪嘻」的日本人天下。
後弄堂汽車間的以服務外僑人士為生計的阿福他們，不得不轉而伺候這批日本人，包括賴登的小大姐。「小大姐」懷上的孩子，就是賴登的大女兒愛爾莎。小大姐以自己微薄的收入獨自撫養愛爾莎，還要擠出鈔票買香煙罐頭給集中營的賴登，終於盼到勝利賴登走出集中營。大約就在此時，他倆開始公開夫婦身份。
然後是解放軍進城。三反五反中，公寓內跳樓跳死好幾個老資本家，然後是「文革」掃四舊抄家……
賴登仍是日日準時出現在三輪車上，見到老街坊們微微欠欠身，掀掀帽檐，十分經典的紳士。他本身就像頂級品牌櫥窗里的陳列品，變的只是櫥窗的設計而貨品本身的設計已成經典，百年不變！
賴登是帝國斜陽遺留在上海的最後一抹殘霞。直到1973年，這抹殘霞終於慢慢沉落。
1973年一個春日早上，賴登仍是那一身黃不黃灰不灰的卡其風衣，一頂小圓禮帽，向路過的老街坊揮手道別，與他的家人鑽進兩輛小汽車內。那個時月，但凡有小汽車停在家門口，必有大事情發生。
阿福幫賴登將為數不多的行李一一送上汽車後箱。儘管賴登對他這個親戚一向十分疏離冷淡，但此刻訣別之際，他也與阿福擁抱了一下。
次日，在四人幫管轄的兩大報刊的國際新聞版有一條不顯眼的消息：我政府驅逐英國間諜P. Latain。現在看來，四人幫時的那條新聞的真實性有很大質疑。
公寓住戶都讀到這條消息。從此，大家都不再提賴登。阿福更是躲在家裡不再見他和眾鄰里吹「外國人賴登」了。
賴登走了。從此，公寓那道十分獨特的風景也隨之落下地平線。不知當初那隻掛著利物浦標籤的小皮箱，他會否帶走？如果在上面再打下一個標籤：March ××，1973，Shanghai(1973，3月×日，上海)，這隻箱子，就如一千零一夜裡那個盛滿財寶的山洞，隨著那隻印戳起落「啪嗒」一聲上了咒，任歲月的塵埃封存……
二、 上海的賴登爵士
我們這代對西方人最正宗最規範的認識，是始於歷史教科書上的鴉片戰爭和諸多的不平等條約。
但在我的國門緊閉的青少年時代，賴登爵士和他的兩個混血女兒，作為弄堂里唯一的外僑，成為我對西方文化的質的感受的啟蒙教育之一。
記得當時我正在課餘讀英文，教科書是那本著名的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編的1948年版本的《Essential English》(基礎英語)，書中所傳遞的種種濃厚的有關英倫生活的文化符號，如下午茶、喜歡談論天氣，諸如那種黃不黃灰不灰的英國人常年不離身的風衣、西服美人扣上的康乃馨和圓點圖案的領結和袋巾、冷漠而紳士風度之極的「撲克臉」等，在賴登爵士身上都能找到相應的引證。
一樣是外國人，賴登與我當時在少年宮甚至成人以後接觸到的各路西方外賓很不同，他似比外賓更有種雍容的氣度，也更坦然。
賴登與當時經常上英文版的《中國建設》或《北京周報》的與他一樣常年住在中國的被稱為國際友人的外僑也不同，他似要比他們多一點上海派，多一點西方派，少一點大陸腔。
平時居家，他就是一身彩格粗絨布襯衫，墨綠燈芯絨褲子，口叼煙斗在陽台上澆花曬太陽看報紙。這抹帝國殘陽在社會主義的上海天空，依然恬淡，井水不犯河水。
作為外僑，在上海普遍物資短缺之時，他家可以特殊照顧到新鮮的牛肉、鮮乳酪等。
他的大女兒愛爾莎十分漂亮，日常穿得與我們一樣上海。只是她那頭似鬈非鬈的黑髮襯著只細巧筆挺的鼻子，濃濃的睫毛，令她的外國血統十分顯著。再加上健美頎長的身材，成為我們公寓公認的美女。但沒有男孩子敢約會她。中學畢業後，不知是沒考上大學還是根本沒有參加高考，被裡弄安排在南京路一家雙開間門面的小百貨店裡。在那裡，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吸引上海灘一眾吃定息僑匯的小開們，有事無事總要去那裡轉幾轉。其中一個外號叫羅家寶寶的，為60年代上海灘四大寶寶之一（指家中有錢又為獨生子的）。羅家寶寶當時為在校大學生，長得一表人才，父親又是工商界名流，與她交往了一陣就吹了。她對他的評價為：「與他交朋友，吃倒是吃暢了！」原來這位羅家寶寶天生嗜美食。羅家寶寶她都看不上眼，這很讓眾上海小開們膽怯。
賴登的小女兒與我同年。西方人慣將我們這個年齡層次的稱為「大戰嬰兒潮」。她是賴登從龍華集中營出來後生的。小女兒身體不大好，高二時因病休學兩年。待她畢業後，正逢「上山下鄉」，好在她有那張病休證明，後來給照顧分在一家生煎饅頭店裡。
賴登對兩個女兒是疼惜的。大女兒自小習鋼琴，小女兒在胡蓉蓉的私人芭蕾班裡習芭蕾。
「文革」前每個周日，都會有一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英
在我們公寓，她除了給賴登家兩個女兒任教，還有其他幾家。但最後一課必放在賴登家。課畢，她就留下來在賴登家晚餐，為她一天繁忙的教學畫上一個悠閑的句號。
雖然嫁了一個上海丈夫，但
「他倆倒真是一對！」多事的老街坊們悄悄為他們亂點起鴛鴦譜來。
賴登爵士以他的謙虛敦和、溫文爾雅深博老街坊的好感。因此，大家也很多事地為他娶一個「小大姐」而感不值。飯後茶餘之際，也常常在猜測他與那個「小大姐」關係到底如何！
英國人的等級意識是十分鮮明的。
上海人的講究層次也是毫不含糊的。
反正，公寓的老街坊們，從未見過賴登與「小大姐」雙雙外出的身影，倒常見他偕著兩個寶貝女兒出出入入。
賴登原是有太太的。最初他是
坦白說，他那份難以割捨的上海情結，其實摻雜著許多私貨。正如我們對上海的眷戀，有眾多私人情結一樣的道理。
洋人在遠離自己國家的海外殖民屬地或特定勢力範圍內(如租界地)，作為殖民宗主國的國民，他們所享受的待遇和特權，遠較在自己老家優越，正所謂「小鬼搖身變城隍」。再加上他們在異邦多年，在本國的社會關係人事網路就會日益生疏冷漠。一旦回國，這令他們很難再能回到本國的主流社會中。所以，這才令賴登寧可安頓好妻兒再回上海做他的「外國人」吧！
他到底後來是與他的英
1973年他們回國時，爆出一條很滿足眾人八卦心理的「大新聞」，他剛剛與「小大姐」辦了結婚手續！原來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是同居身份。難怪從不見他和那「小大姐」成雙成對出出進進。這次之所以辦個結婚手續，是因為非如此，他才可以讓她一起去英國。街坊們紛紛贊外國人有良心，其實想來他也有自己一隻小算盤，他已八十多歲了，單身一人回英國，誰來照顧他！外國請個保姆價錢不菲，再討個老婆也不容易，不如給跟隨自己多年的「小大姐」一個法律身份，皆大歡喜。
話說回來，男主人與小保姆，向來必有一種保持一碗清水的警戒。但一個嬌俏的小保姆和獨身的男主人，是很容易不慎打翻這碗水的。
如果說，賴登的第一個女兒，是意外擦出的火花，那麼他的第二個女兒，生於抗戰勝利後賴登放出集中營之時，這應該是感激和希望的結晶！
當時多少從集中營活著出來的外國人，根本一時都聯繫不到自己家人親友，何去何從都沒了方向。而賴登，有阿福和「小大姐」接他回「家」，當時那個「家」還是阿福的汽車間，是「小大姐」為他調好冷熱適中的洗澡水，準備好太陽下曬得香噴噴軟鬆鬆的乾淨替換衣服的。
儘管他或者並不愛她，只是對她心存感激，但這份感激之情，已足以令他與她生了兩個孩子，並且一輩子廝守！
90年代末，公寓里所剩不多的一位元老住戶驚訝地發現，賴登爵士又回來了，戴著那頂灰色圓頂小禮帽，穿一件黃不黃灰不灰的風衣，在他們曾經住過的那層公寓的陽台下躑躅。現在這裡住著一家離休的市局級幹部。橡木門上原先那拭擦得鋥亮的用古典花體書寫的「賴登爵士」的銅信箱自然早已調換了。十年人事兩番新，更遑論那翻天覆地的二十年！當年的老街坊已四散，記得賴登的已沒有幾家了！
元老街坊驚喜地迎上去，一聲「
元老街坊對賴登是感激的。當時她丈夫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押送勞改，賴登有意叫她女兒與自己大女兒一起上英語課，一起與自己女兒結伴去廬山避暑。家裡開聖誕Party也特叫她女兒去，並為之準備一份聖誕禮物。但「文革」一開始，他就故意疏遠她們了，因著他的外國人身份。可見，他很懂得上海。
賴登回國後，在老家利物浦安度晚年，直到1983年去世。他的「小大姐」太太一直侍奉在側。真正是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在回英國的那幾年裡，他的上海太太學開車，學英語，熱心參加慈善捐款等各種社區活動，很快就融入新的移民生活中，如魚得水……唯賴登卻終日躲在家中，或獨自一人遠眺那酷似外灘的利物浦已荒廢多時的碼頭，拄杖凝思。
如果遇到中國人，包括華僑，他就很樂意與之攀談，告訴他們，他在上海住了四十幾年，很懷念上海的小籠饅頭，並且點評，上海凱司令的西點，做得一點不比著名的英國茶點差。講得開心，也會順勢開幾句上海話：「阿拉上海人交關贊！」
可惜那時上海去英國的留學生不多，就是有，也不會想到去利物浦留學。而利物浦的華人，又多為廣東人，或者根本很難懂得他的心曲。
聽講，利物浦港沿岸一排宏偉的古典建築，像煞上海外灘沿岸景觀，或許當時的英國人就是以當年輝煌的利物浦港為藍本來建設外灘？
如今東西兩大港口，東方的上海如火鳳凰，歷盡萬劫而獲新生，而西方的那座，已隨著帝國斜陽最後一道落日由燦爛歸於遲暮！
80年代初，賴登想過要回上海，但已體力不支。反而他的上海太太，對上海一點不留戀。賴登的後代都沒有選擇利物浦，包括他與原配太太生的兒子小賴登。從小賴登那裡得知，他的生母，死於1942年的納粹對倫敦的大轟炸中！他的母親，本來是為了驚恐上海的轟炸才回到英國，不料，還是死於炮火。冥冥之中，讓人不禁哀嘆，生命的脆弱無常及不可預知！
賴登的後人在那位僅存不多的元老街坊房裡坐了很久，吃著他們久違了的蟹粉小籠，喝著剛上市的新茶，遙望著自己曾經住過的那排窗口外閃著的燈影，深深的眷念中有股隔世的凄酸！很遺憾我不在場，否則，我一定要問一下他們有關那隻箱子的下落！
帝國版圖的開拓，令英國在近幾百年旅行家輩出。難怪英國人都有長年披一件黃不黃灰不灰、舊塌塌晴雨兩用風衣的習慣，如同以前中國人必夾一把雨傘一樣的道理。
如果不是同行的賴登的第三代第四代?催促，他們不知要在公寓里耽擱到幾時！年輕人們不耐煩了，他們嚷嚷著要去小商品市場還有新天地和大劇院……
賴登如若健在，一定也會欣然前往吧！
三、 尾聲
歷經人世風雨，老公寓已很黯舊，卻依然挺拔自負，猶如一位晚景不得意的老貴族：原本只三層的建築硬生生給加上一層筒子樓式的樓面，猶如給紳士硬戴上一頂安全生產的安全帽，十分不協調。最致命的是，文革中的住戶大洗牌，原本獨門獨戶的三房二廳和二房一廳給強制性緊縮擠進幾戶人家。這是最早的極左思潮下的群租現象，破壞了原先科學合理的居住人文和和諧的居住氛圍……
進入新世紀之際，常常有頭髮灰白卻仍能講得一口老派上海話的外國人出現在老公寓，他們是當年在這裡踢皮球、玩造房子遊戲的小住戶。
由於老公寓地處黃金地段，四周都是五星級酒店和高檔寫字樓，原先僥倖還保留有獨門獨戶一套公寓的住戶，出高價將房子租給外國人，再用租金去供新樓，還有剩餘——老公寓一套房子最起碼可月租萬餘。其他的住戶也紛紛仿效。就這樣，老公寓內的洋住戶越來越多。後來，幾乎所有的擁有獨門獨戶居室的住戶都把房子出租，租入的清一色是英法兩國人。可能歐洲人更鐘情這種純歐陸式的老住宅。
有個人稱「王老闆」的上海人，看外表一點沒有老闆相，成日騎著一輛助動車斜挎一隻包，在老公寓內出出進進。這個沒有老闆相的老闆可真是貨真價實的老闆呢。人說真人不露相，他幾乎已「吃」進了這處於鑽石地段的老公寓內四分之一的房子，再將房子以洋人品味徹底裝修後轉租給來滬的外國人。這老公寓的房子實在難「吃」，特別是幾戶並住一套三房二廳的，其實住著的人也不舒服，巴不得賣掉去買新房子。王老闆就這樣逐戶去收購，近十年來，已收購了不少。他堅信這是一項與時俱進的生意，他的目標是有一天要讓老公寓恢復當年的「外國弄堂」之稱，穩做這批外國人的房東。
這批入住老公寓的洋人與當年他們祖父一輩很不同。
首先，他們的穿著顯得更平民，但與周圍街坊的關係卻遠不如他們的祖父輩融洽，他們本身也不如他們的祖父輩那樣上海化；他們的孩子們更是與街坊小朋友格格不入，上的是國際學校，弄堂里難得看到他們與上海小玩伴一起玩耍的身影，不像我們小時候，與賴登的一對混血女兒都是好玩伴！
老公寓的新一代外國住戶或因是受公司派遣，因此過客心理很濃厚。他們不如老外國住戶，很有種他鄉做故鄉的心理。新一代外國住戶流動性很大，他們或許永遠成不了賴登那樣一代的上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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