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許鞍華、姜文，大導演為何都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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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人的惺惺相惜
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是香港人俗稱的「三年零八個月」。香港從富裕社會一下子跌入戰火，1942年，隨著800多名棲身香港的文化名流、國共兩黨重要人物和英美盟軍人士成功脫困，絕大多數革命者也前後撤離香港。世界的目光與歷史的焦點都移走了，香港成了一座被放棄的孤島，但畢竟還有人在。
「有個人叫殺人太太，她把街上的死屍全部搬到家裡去，擱在浴缸里，做成包子賣」；「有個婦女背著一個孩子的屍體，孩子的頭已經沒有了」；「他們受不了沒有飯吃，突然一天竹子開花了，他們就吃竹子的花，以為是天在救我們」。
因為有在內地與香港雙重生活經歷，何冀平被許鞍華找到合作《明月幾時有》的劇本，這次她創作的難題不是資料太少，而是太多，得從龐雜的歷史資料里找出一兩句想要的情節重新加工，光是資料就看了一年半。
她想讓觀眾看到香港普通市民在當時惡劣的環境下，每天面對飢餓和死亡，是怎麼掙扎過來的，以及這些註定已經被遺忘了的平民英雄，他們的隱秘與偉大——出於某種國際政治原因，直到1997年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在半個多世紀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事迹沒有被港英政府承認，很多香港人記得那段歷史，卻不知道有過他們。
於是看完三米厚的資料後，許鞍華和何冀平選擇了方蘭、劉黑仔、李錦榮和馮芝——小學教師、游擊隊員、房東太太，以及由梁家輝扮演的計程車司機彬仔幾位人物的故事作主線，「我們寫這段小人物大歷史，從傳奇中展示不尋常，不尋常的生活中又有深情」。
何冀平和許鞍華模糊處理了具有爭議的歷史情況，「避開正義與邪惡，更多地寫個體在戰爭中的處境」。她們採訪了二十多位當事者——當年參與東江縱隊的人都不在了，只剩下一些小鬼隊成員，他們參加游擊隊做小交通員，10歲不到的樣子。
見面在香港灣仔很簡陋的社區里，「他們穿得很普通，樣子也很滄桑，說明沒有高官厚祿和特別好的生活」，「一國兩制還是有區別的，香港政府不會安排你的生活，做成離休幹部，他們只能自謀生路」，梁家輝扮演的角色彬仔在面對許鞍華「你還要開的士啊？」的發問時回答：「是啊，我還吃飯啊」，說得很平淡，聊完天用自己的鑰匙打開計程車的門，融入到香港的街道中，這些都是真實發生的。
這些人影響過歷史的進程，卻沒有慷慨激昂的講述，很平靜地回憶，像講述過去的一茶一飯。何冀平首先是難過，同時也卻這種情感打動，他們不認為自己做了很偉大的事，這是人性里最高貴的地方。
訪問到的故事很有意思，1940年代的香港社會生動起來。那時在整個東南亞地區，香港都屬於富裕社會，「你看（電影里）村長拿著手電筒，在內地不可能有這種事，頂多拿個小馬燈，方蘭都佩戴手錶。」有人說，電影的香港破敗得像一個小漁村，何冀平的筆觸確實沒有往富裕的方面寫，「日本兵很窮的，一到了香港就有了花花世界的感覺，所以才有那些跳舞啊、唱歌啊。」當時在船港旁邊，全部都是日本人在打包，把搶來的像是手錶和收音機之類的好東西寄回日本去，「這個寄大板的，那個寄東京的」，這些全部都寫進了何冀平的劇本。
她的關注點不在國家命運和未來這種宏大的主題上，而是平凡香港市民在戰爭年代的市井故事。方蘭的母親馮芝是一位有點自私、斤斤計較的房東，同時又是一位特別講究、特別在意，出門連一根髮絲都不肯亂的，在戰爭前還算有點家庭出身的普通婦女。她還寫了一位富家女在吃饅頭片，也要鋪上檯布，放好刀叉這樣的細節。
何冀平描寫了一場婚禮，方蘭的表姐出嫁，兩家人爭搶著一個主事人，表姐不高興了，責備母親為何不花錢自己單請一個。母親說，這種年月，讓我到哪裡再去找一個「全人」（上有姐妹兄弟，下有子女的「福氣」之人）？「這就是不尋常的生活」。
在去開平拍攝的前一天，飾演方蘭姑媽的演員鮑起靜在酒會上遇到何冀平，她問該用什麼方式表演？何冀平告訴她，你千萬不要太悲傷地去演，我們不是這樣寫的。
許鞍華和何冀平都常年在香港生活，這是第一次合作。兩人過往的作品裡，都關注時代變革中平凡人的生活情態。
許鞍華善於在大時代的敘述中將鏡頭聚焦到煙火生活和平實的小人物身上，比如《投奔怒海》（講述1970年代越南排華事件）和《黃金時代》。拍攝《投奔怒海》時，許鞍華就對那些人怎麼上船、逃亡、船又怎樣在風浪里顛簸的情節感興趣，而政治、文革、越南，她完全不懂。
在《黃金時代》里，有一場戲是蕭紅趁著哈爾濱發大水從旅館窗口跳下來逃走，蕭紅先抽著煙望著水面，對洪水不以為然。帶著斗笠的老伯搖著船帶著全部家當，還順手撿起一缸漂流的金魚。普通人身處兵荒馬亂的大難之中，不得不採取一種漠然和順從適應的方式面對，亂世景象有些凄荒有些生機有些幽默。
以現實主義經典話劇《天下第一樓》起家的何冀平也曾在北京南城的窮街陋巷中尋找為社會地位低下的「五子行」著書立說的線索。當年她在南城荒僻的小衚衕里找到了正宗掛爐烤鴨的第三代傳人田文寬，「他每天接觸的都是總統級別的人物，做得是珍饈美味」，然而自己「吃的東西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麼」。福聚德的堂頭兒長貴的原型是西單南一條窄小衚衕里住著的幹了六十年堂頭的李祥壽，半世紀迎來送往，揣摩透了各種人，心裡裝著一部人情心理學。
四年前，資深電影人林炳坤（參與策劃《一代宗師》《寒戰》《色戒》等電影）找到正在籌備《黃金時代》的許鞍華，說想拍一段東江游擊隊的故事，後來因投資問題停滯了。
再次啟動後，許鞍華馬上找到了何冀平，她很喜歡何的寫的戲劇《天下第一樓》和《德齡與慈禧》。「許鞍華是兩個月大的時候被抱到香港的，在香港待了很長時間，對這段歷史很有感情。」而何冀平自1989年赴港生活至今也有近三十年，既了解內地也了解香港。「我們兩個相互欣賞，見了面都會閑聊幾句。這段故事如果找一個大陸的編劇來寫，還是會有一點距離。」
何冀平一起稿就用了廣東話的語境來寫，電影也分普通話版和粵語版分別在大陸和香港上映。粵語版有更原汁原味的港味兒。她還起了一個不能再文藝的片名叫《明月幾時有》，出自劇本中一段情節，日本大佐半戲弄半威脅地讓卧底的李錦榮作一段「七步詩」——「明月幾時有，月如鉤，何日人約黃昏後。明月幾時有，上高樓，何時才是團圓時候。」當時，她有些擔心這個名字會影響票房，「如果導演不喜歡，我也不能堅持」，沒想到許鞍華竟然也喜歡。
2
徐克成就金牌編劇
1991年，話劇《天下第一樓》到香港演出，大導演徐克去看了這部戲。當夜，徐克滿香港找兩樣東西，一是烤鴨，二是何冀平。徐克見到何冀平已經是第二天，他拿出一張寫了五六百字的紙，說我要拍這樣一部電影，叫《新龍門客棧》，改編香港導演、編劇胡金銓的一部小說《龍門客棧》。徐克說，你能把一個飯館寫的這麼有趣，一定能寫好客棧。彼時的何冀平對武俠題材並不感興趣。但她知道自己必須要接下來，因為徐克在當時香港電影界的地位。
《天下第一樓》是關於一家創業於清代同治年間、傳至民國初年的老字號烤鴨店「福聚德」由入不敷出、勢如累卵到東山再起、名噪京華而又面臨倒閉的曲折發展歷程，是何冀平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當編劇時寫的第二部戲。這部劇不但繼承了地道的《茶館》風格，演出場次也僅次於《茶館》有五百場，且導演一字未改，被譽為當代現實主義經典。
一位日本漢學家看了以後問何冀平，你怎麼把一個油膩膩的烤鴨寫得這樣有書卷氣？還有很多人以為編劇是一位七十多歲的古稀老頭兒，連時任院長曹禺都感嘆，年紀尚輕的女子何來如此滄桑的感受。
36歲的何冀平憑藉《天下第一樓》名滿京城。但隨後的1989年，為了家庭團聚，她離開北京去了香港，一切重新開始。離去時，詩人劉征送給她一首詩，其中兩句叫做「驚寒欲問今何夕，第一樓頭看月明。」
何冀平到了香港，居住在鄉村一間很老很小的房子。很快地，她被一家電影公司請去做編劇，但一些最初的劇本並沒有被接受，直到1991年，她才憑《新龍門客棧》一炮而紅，還是《天下第一樓》讓何冀平真正走進香港電影圈。
有人曾說香港是一片「文化沙漠」，在影視圈很早地形成了一套商業模式。何冀平曾提到香港同行們「常常停留在故事本身的敘述上就很滿足了，好看就可以了。沒有更深的挖掘，很多以商業為標準、以錢的回收為主要目的的要求使他們不願去做更多思考，不重視思想內涵方面的提煉。」
而來自北京人藝的何冀平顯然跟他們不是「喝同一種水長大的」。她的父母親很早去了香港，何冀平跟隨外婆在北京長大，由於缺乏童趣和玩伴，家裡一套《莎士比亞全集》成為了她解悶和逗趣的玩伴。
何冀平從17歲開始發表劇本，第一部在陝北打穀場上給當地老鄉演出的劇本叫做《鞋的故事》，寫的一位到農村去的女孩憑藉一雙鞋子，無意中發現了當年救過自己的恩人老夫妻。回到北京後，這個劇本演了一百多場。
何冀平插隊回來又到工廠工作，寫工人題材的話劇。當年，人藝的黨委書記趙起揚培養一批業餘作者，把藍天野、謝延寧等優秀藝術家派到工廠來指導。趙起揚看到何冀平寫的那一幕，就問是誰寫的，有人一指，就是台上演戲的小姑娘。他對何冀平說，你不要再做工人了，直接來人藝做編劇吧。
當時是1977年，正趕上第一年恢復高考，中央戲劇學院招生，何冀平還是想上大學。「沒想到四年他們沒有忘記我，人藝從北京文化部要了個名額」，何冀平畢業後就在人藝當起了作家。
北京人藝的創作環境之寬鬆是香港不能比的。何冀平的創作習慣也是從這時打下基礎，一定要廣泛地搜集資料，找到當事人。「我在全聚德烤鴨廚房待了兩個月，看到了烤鴨的全過程，包蔥、烙餅、怎麼做鴨湯。包括去屠宰場看怎麼殺鴨子。」何冀平還去了鴻賓樓、西來順等著名飯店。《天下第一樓》里那些紮實的人物情節、對白和細節就是這樣來的。
「見當事人的過程中，交談中，我搜集到很多我想要的東西。他笑一笑啊，穿什麼衣服，梳什麼髮飾，拿什麼包，他接了個電話，用什麼方式回電話……」這些都對何冀平捕捉和構思劇本中的人物有現實的啟發和觸動。
《天下第一樓》何冀平寫了三年，光是結尾就找了一年。這在香港人看來是不可能被允許的「奢侈」創作。何冀平後來在香港的話劇創作都「提速」了，有時還沒動筆，僅僅擬了個題目，票已經賣出去了。
何冀平具備紮實的寫作技巧，又有著牢靠的詩的情懷和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為香港戲劇界注入了一股文化與思考。
在《天下第一樓》中，她就刻畫了一個家中三代為官、滿腹經綸的角色修鼎新，類似於今天的食評家，將盤中五味提升到了人生五味的高度。所以，即便當時徐克的電影技巧已經是公認一流的，在好萊塢也是被承認的，但他還想讓武打片中盡量有一些思想性在裡面，只能找何冀平。後來，徐克與何冀平又合作了《黃飛鴻》和《龍門飛甲》等作品，都是觀眾心中的經典。
3
一輪明月天下共賞
有人說何冀平的創作總是很「主旋律」，即便在過程中人物和劇情有無奈和悲哀，她也總會在最後給一條出路和希望，有人不喜歡，認為不夠犀利與現實。這與她自己的經歷有關。
何冀平形容自己命運不暢，「命運一會把我拋到陝北的農村去拆隊，一會又把我拋到工廠，干最累最終的活，待一切稍稍有些安定後，又把我拋到了香港。」但藝運很好，每次都有貴人相助，才成就了今天的她。也因而她的創作一開始就沒有走向女性的柔綿惆悵，而具有一種獨特的家國情懷，悠淡的愁緒總被胸懷與格局釋然。甚至在武俠題材的商業影片，也經常會出現「一朝之政，淪落到由我們武林中人決斷天下是非，真可惜啊，好官都走了，還有誰來處理民生大事」這樣時局與道義的討論。
貧瘠陝北土地上的打穀場是何冀平人生最初的舞台，那裡人的質樸良善一直是一種精神力量留在她心裡。「我記得最清楚的，當時在打穀場平地演出，掛著一盞比較亮的燈，燈突然爆了，老農民特別想看下去，那是一部喜劇。於是每個人從家裡拿一盞燈，燈是燒油的，把油碾子沁透，放在碟子里。過年才捨得用的，掛了一排。後來，我的劇本在很多地方燈火輝煌的地方演出，但我忘不了那盞燈。我去的西北，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我也再沒有離開寫西北這條路。」
北京是家，也是成人立身的福地。還在中央戲劇學院上學的時候，何冀平拿著《好運大廈》的劇本推開了首都劇場後面人藝辦公室的門，刁光覃、夏淳、于是之、田沖……那天，何冀平嚇壞了，人藝的老藝術家們齊聚，來聽一位還沒畢業的學生的初級劇本構思——那是她往返香港探親的見聞和思考。
她講起了一個細節。每年半月十五的時候，何冀平北京的家人都會蒸一個盆大的團圓餅，一層一層面還裹著很多果料。團圓餅要分成若干份，家裡每個親人都有，也包括身在香港的。但是他們回不來，那一份就一直放著，放到乾裂，還在那裡。這故事把于是之眼睛聽紅了。「北京人藝之所以有現在，跟老一輩藝術家發現新生力量、演員和編劇有很大關係。」
在劇場的何冀平
如今她更像一名地道的港人，已經66歲還筆耕不輟，尤其有進取精神。香港的商業化、職業精神與快節奏的影視製作也逼了她一把，她成為了「金牌編劇」、「高產作家」，兜兜轉轉八年又重回戲劇舞台。《德齡與慈禧》這部戲讓何冀平真正融入了香港社會，得到了香港各層民眾的認可。
這部劇的故事靈感來源於《御外飄渺錄》，戲裡講了十九世紀末，一個生長在西方，受西方教育的清朝宗室格格——德齡，跟隨父親回到中國，來到了重門封鎖的紫禁城。
劇中用一種全新的角度去描寫刻畫了蕭索疲倦、有著人情慾望的慈禧，有理想但又絕望的青年光緒和要做最好奴才的李蓮英。「歷史題材想要讓今人接受，就必須放下作者本身對歷史的看待和分析，用一種現代觀念看待歷史。」
這部劇中一老一少、一中一西、一古一今的衝突，特別切合香港人的心境，香港是一個中西方文化匯聚交融之所，但融合必然伴隨著衝突。香港的觀眾看得很投入，「好多香港人都哭，劇場里幾乎是唏噓聲一片。」連徐克都看哭了，被戲中體現出來的一種包容的立意感動。
陝北、北京、香港，她輾轉過的幾個地方都接納了她和她的作品，離鄉又像是歸途，因而何冀平創作時總對明月很有感覺。《天下第一樓》結尾處點睛的對聯「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只三間老屋，時宜明月時宜風」，寫盡移民心態的現實生活。劇取自王昌齡的詩「青山一道共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她對於劉征贈詩「第一樓頭看月明」也念念不忘。而這也許就是一種廣闊的鄉情，不單單對某地，而是一種對家與國的感悟。
當年在香港創作時，《新龍門客棧》、《新白娘子傳奇》等很多作品都用了曉禾這個名字。因為當時，所有電影若要在台灣發行，拍戲之前都要跟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登記，加入者要擁護中華民國，斷絕和中國內地及香港「左派」電影的關係。何冀平拒絕了。她說剛到香港時，常在家裡的天台看月亮，又住在海邊，月亮是金黃色的，很亮。「看著月亮，我會想起我在北京的親人和朋友，他們都能看到月亮。那種感覺就是，明月何曾是兩鄉。」
月亮下面，沒有兩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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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eknow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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