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董建華再評價的啟示

　　今日公論或是他朝偏見，香港前特首董建華深知歷史淹沒個人、時勢埋葬理想的無奈。

　　越來越多人對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發思古之幽情」，而「不投票特首」曾蔭權民望屢創新低。這其實不足為奇，公眾人物的評價，有時就像香港的樓價一樣飄忽不定。今日的公論可以是他朝的偏見，前朝的昏君隨時會成為後世的明主。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任時給「伊朗門」事件弄得焦頭爛額、常被譏為不學無術、過目即忘的美國總統列根(里根，Ronald Reagan)自二零零四年離世後「行情」不斷上漲，到今天已被普遍認為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最傑出的領袖之一；對蘇聯解體、東歐解放，以至弘揚「大市場、小政府」的自由經濟體系，作出重大貢獻。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由一個英國政府在香港的代辦(proxy)，以及英國利益的扞衛者，搖身一變而成為香港爭取民主的先鋒、鬥士，甚至烈士。中國政府稱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但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他是一個令人忘不了、頂天立地的「漂亮的失敗者」(beautiful loser)。

　　就連史上最惡名昭彰、出賣耶穌的罪人猶大，也因為用古埃及文寫成的《猶大福音》(The Gospel of Judas)出土和修復，而被某些宗教人士提升至聖人的地位。他的所作所為，亦被詮釋為執行神付託給他的任務(fulfill God『s plan)。這抄本於一九七八年在埃及發現，凡二十六頁，用科普特文(Coptic)於公元三至四世紀抄寫於十三張紙草（papyrus）紙上；與《雅各》文稿、《彼得致腓力書信》以及《阿羅基耐書》的片段合訂在一本皮革封面的書內。書中紀錄了耶穌與猶大在逾越節前三天一次秘密談話的內容，並提出一個與傳統基督教福音迥然不同的觀點——猶大是最了解耶穌的知己，也是他最忠實的門徒，他對耶穌的「出賣」完全是出於耶穌之命。

　　由此可見，評論界、媒體、史學家和公眾會按照新的證據和事實，以及社會的需要和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對公眾人物進行收編挪用，並不時修正對他們的評價。所以，倘若董建華的歷史地位有朝一日被重新評估，甚至平反，在今日看來也許依然難以想像，卻絕非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表面上，董建華似乎註定是一個歷史地位（香港首任特首）與政績（治港無方，經濟上令樓市崩潰、香港元氣大傷；政治上令社會分化、五十萬人走上街頭）不相稱的「大時代、小腳色」。可是如果我們只以冷嘲熱諷、鄙夷不屑的視角看董建華，將他看成小丑、廢物，不但誤解了他，更無助我們認識香港權力的架構、組成和運作。董建華其實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悲劇人物，他的滑稽可笑，是一種悲劇人物的滑稽可笑，就像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筆下不自量力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受封為騎士的滑稽可笑。董建華充滿矛盾，因為他是一個可以直達政治權力核心的局外人(a well-connected outsider)——他一方面得到中央政府的絕對信任，另一方面又被他要管治的香港文化精英、主流媒體、商界利益和公務員隊伍大力排斥。他在建制內反建制，既是政治體制的維護者、受惠者，又要做無事生非、製造不安定的搖船者(the one who rocks the boat)。

　　他被千夫所指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問責制、教育改革，以至對公務員的減薪，恰恰都直接威脅、損害香港最有勢力的階層、組織和界別的利益。他的失敗，是一個政治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悲慘下場，是一個患了「革命幼稚病」的從政者的必然下場。

　　難怪董建華喜歡看《漢武大帝》和《雍正皇朝》。這兩套歷史劇講的，分別是權力與責任的關係，以及在腐敗體制內改革的不可能。到最後，漢武帝和雍正都是有權而無能的領袖，對於這種歷史淹沒個人、時勢埋葬理想的無奈，董建華一定知之甚深了。

　　從這個角度看，曾蔭權畢竟是接替董建華的最佳人選。在香港，沒有人比在權力的護蔭下茁壯成長的曾蔭權更懂得在官場的生存之道和權力之道。證之以事實也是如此：過去幾年，在曾蔭權的領導下，香港最有勢力的階層、組織和界別，從地產商到公務員，他們的利益皆得到政府的充分照顧——最近提出規管樓宇買賣的所謂「九招十三式」，也不過是政府把手高高舉起，然後輕輕放在地產商屁股上的「打者愛也」而已。至於香港的長遠和整體利益，那當然完全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