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晛：不同文明的衝突與對話

北京時間5月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向世界宣布，10年前製造了成千上萬美國公民死亡慘劇的伊斯蘭恐怖主義頭目奧薩馬·本·拉登已被擊斃。這預示著，從2001年開始的全球反恐戰爭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縱使基地組織宣稱將要策劃一系列報復行動，但正如眾多專家指出的，「拉登之後，難有拉登」。在美國及其盟友強勢的武力威懾下，即便拉登不死，基地組織也早已分散化;再加上各國對恐怖主義行動的高度警惕，第二個「9·11事件」的發生已經不大可能。但是，拉登領導下的基地組織所提倡的恐怖主義，在世界政治中，只不過是浮上海面的冰山之一角，縱然醒目，但僅僅是一種表象而已。美國人以及世界上所有譴責恐怖主義行徑的愛好和平的人，其所擔憂的，恰恰是拉登背後的東西——以宗教「聖戰」為名將暴力正當化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該意識形態深植於伊斯蘭文化之中，在所謂的全球「普世價值」的衝擊下，這種極端的反現代思想往往逆流而上，時不時對現代社會結構給以震撼性的打擊。以極端伊斯蘭教勢力為切口，一個更大的問題顯現出來——伊斯蘭文明與極端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的?這種文明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我們應該如何處理與這種文明的關係?而這一切都要歸結為一個終極的哲學性反思——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應尋找到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讓世界各民族過上充滿和平、互相尊重的幸福生活。事實上，文明的衝突與對話問題並不是自2001年9月11日才產生的。人類歷史進入20世紀，去殖民化成為了一個歷史大趨勢。新獨立國家紛紛帶著本國的文化背景進入原先由西方文明主導的國際體系中，這讓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問題突顯出來。60年代，當第三世界國家奮力爭取「文化主權」時，美國國內的自由派和自由左派們也大力宣傳一種新的文化觀，那就是，各種不同文明在價值上是一律平等的，不存在高下之分，而我們對於它們只能報以尊重的態度。這是一種多元文化主義，認同這種理念的思想者們試圖削弱西方的文化霸權，強調異質文明的價值，並主張通過經濟援助等方式消除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困，提高其國民的素質。然而，由於東西方冷戰的緣故，文明之間的關係問題並沒有超越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對峙。可以說，真正將「文明」這一單元帶入國際政治思考的，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1993年，他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文章《文明的衝突?》，指出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將以文明之間的衝突為主線，宗教、種族、民族等因素將取代政治意識形態成為國際衝突的根源。亨廷頓認為「文明」是一個人最高的價值認同單元，這個世界就是由八個主要文明組成的。他進而列舉了很多事例表明，後冷戰的國際爭端確實是發生在文明之間的斷裂帶上的。而他所關注的重點在於伊斯蘭文明，這個文明的人數一直在快速增加，而他們對西方文明的態度卻並不親近，甚至是敵視的。作為解決辦法，亨廷頓認為，美國不應該像自由派主張的那樣，在國內外強調族裔和信仰之間的差異和寬容，而應該對西方文明進行整合，重申其固有的價值，以與伊斯蘭文明可能發起的進攻進行對抗。在文章發表的八年之後，2001年，伊斯蘭恐怖主義者發動了「9·11」事件，亨廷頓再次聲名鵲起。他那本建立在1993年文章基礎上的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迅速升溫，持續位列《華盛頓郵報》圖書排行榜非小說類榜首。在很多人的眼中，「9·11」驗證了亨廷頓的預言。劫機事件不單單是「恐怖主義者」的行為，更是伊斯蘭文化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的公然挑戰。事實上，在各種文明、各種宗教之中，都可能存在著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作為最先實現宗教寬容的宗教，基督教也存在著極端保守的、反現代化的宗派。但是，人們之所以單單對伊斯蘭文明心存疑慮，主要是因為，伊斯蘭文明是世界反現代化潮流中最大的勢力之一。金觀濤先生在其2010年出版的新書《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中，運用系統論的思想對幾大軸心文明的現代化進行了哲學的和歷史的分析，他認為，在古典和中世紀，社會在整體上是一個有機體，不存在現代的「個人」(individual)觀念。終極關懷(宗教)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經濟生活都需要終極關懷進行正當性的論證。是基督新教第一次斬斷了終極關懷與政治社會之間的關係，讓信仰退入個人的私領域，而在公共生活中，則靠社會契約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維繫共同體的認同。金觀濤先生認為，終極關懷退出政治領域，變成一種完全私人化的信仰，這是現代性的基本特徵。[1]雖然這一「退出」的過程異常艱難，並且多次撼動現代社會的平衡，但到了20世紀末，世界各主要文明基本上已經對這一現代價值產生了認同。只有伊斯蘭教是一個例外，因為「伊斯蘭教義主張建立公正的社群，聖訓規定它不能政教分離，也不能將信仰變成私領域的生活」。[2]所以，伊斯蘭教長期以來都無法讓終極關懷退出政治生活，而這種特徵讓它一直與現代社會主流保持著距離。金觀濤先生對伊斯蘭教的理解是否準確，這裡暫且不論。我們只需指出，「拉登」已經超越了恐怖主義本身，成為了一個代表性更廣泛的象徵符號。無論拉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明，無論我們如何界定穆斯林，從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問題上，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文明的衝突與共存這個問題本身。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直接關係到人類的未來。除了一些極端人士以外，沒有人希望看到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持續下去。從認識到文明之間差異性的那一天起，思想者們就已經開始考慮解決方案了。上面提到的美國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義」就是影響最廣泛的思想之一，而主張西方世界進行「文化備戰」的亨廷頓，在其著作的最後也說，「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3]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歧可能會很大，但是有一點基本的預設是一樣的，那就是，文化或者文明應該是人們尋找解決方式的基本單元，世界在未來應該建成一種文化上的邦聯共同體。但是，在有些人看來，恰恰是這種將文化或文明作為理論預設的思維方式是成問題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一書就是專為探討這一問題而作的。在這本雖然短小但極有分量的著作中，森同時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和以社群主義者為代表的「多元單一文化主義」展開了批判，因為他們都執迷於一種所謂的「單一性幻象」(the illusion of singularity)[4]。對於「文明衝突論」，森認為，「『文明之間是否相互衝突』這個問題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的，即認為人類能夠被先在地劃分為彼此有別且分立的文明，而且人們之間的千差萬別的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而且是幾乎不失其原意地說——被看作是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5]這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宗教之間的各種被宣稱的對立，被凝結進了一種對人類社會之間存在尖銳而又不可逾越的分裂的認識。」[6]在這個問題上，「多元單一文化主義」其實與亨廷頓分享了同一個預設，因為他們「堅持人的身份認同必須由他的社群或宗教背景來界定，……並賦予宗教或傳統傳承自動的優先性。」[7]用森本人的比喻來說，這兩種觀點所共同持有的預設，就好像是把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硬生生地塞入一個個文化或宗教的「小盒子」之中，不是從其本人的角度來認識一個人，而是從其文化背景上來對待這個人。阿馬蒂亞·森提請人們注意：「顯而易見的是，在現實生活中，世界上的人還可以依據其他的劃分標準來進行歸類，而每一種都可與我們的生活相關——有的甚至是息息相關：比如國籍、居住地、階級、職業、社會地位、語言、政治立場，等等。雖然最近一些年來，宗教立場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我們不可以假定宗教上的差別足以抹殺其他差異，更不能將它們視為劃分全球人類唯一的體系。」[8]這些因素可以是完全與宗教這種終極關懷無關的。比如，在一個國家中，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可以與印度教徒聯合起來，在工人的工資問題上與資本家或者政府抗爭，因為他們雖然不是一個宗教的信徒，但卻同屬一個階級，他們在工資問題上是有著共同利益的。事實上，正是這種把所有人都硬生生地塞入一個個小盒子中的行為，導致了暴力的產生。這就是為什麼本書題為「身份與暴力」。當宗教領袖刻意宣揚某個教派應該作為一個信徒唯一的身份認同的時候，或者當社群主義者宣稱一個人的「身份」只能被「發現」而不能被選擇的時候，他們就將這個世界縱向切割成了一些互不通約、互不滲透的單元，而忽視了在這些虛幻的切割之下，階級、政治立場、經濟利益、職業認同等等橫向的聯繫其實同樣重要。阿馬蒂亞·森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是非常新奇的。不同於文明衝突論者和社群主義者，他沒有把世界看成是由一個個文化體系排列而成的;不同於新馬克思主義者，他也沒有把世界看成是由中心、半邊緣、邊緣等一個個階級疊加而成的。在他的眼中，我們的世界是一個複雜的聯合體，各種縱向、橫向的聯繫交錯分布，並沒有任何一種劃分是絕對第一位的。在這個多元身份認同的體系中，一個人可以依憑自己的理性，自主決定在何種情況下將何種身份認同作為優先的，甚至同時在多種身份認同中保持微妙的平衡。如果說，我們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一個實在的現實世界、一個虛擬的觀念世界——中的話，阿馬蒂亞·森一定是主張，他所描述的多元身份認同社會才是世界的本來面貌，而文明衝突論和多元單一文化主義者們則是製造了「命運的幻象」。而後者的邏輯與拉登的邏輯又有什麼不同呢?當然，從動機上看，學者們的主張是為了將拉登這樣的宗教領袖拉到談判桌上，而拉登的邏輯則是為了實現自己「聖戰」的、暴力的意圖。我們將會看到，拉登正是運用了這種身份的幻象，才成功實現了自己的恐怖主義目標。在森看來，伊斯蘭教並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身份認同，人們必須在下列兩點中進行區分，那就是「(1)一個碰巧為穆斯林的人所擁有的多種聯繫和忠誠;以及(2)他所特有的伊斯蘭教徒身份。」[9]一個人必須是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但是，在面對具體的政治和道德問題時，他其實還存在著很大的自由選擇空間，這是為伊斯蘭世界的歷史所證實了的。但是，以拉登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則認為，不論何時何地，伊斯蘭教都是一個信徒唯一應重視的身份認同，為了崇高的「聖戰理想」，他必須切斷所有的社會聯繫。除了神聖的伊斯蘭教之外，他不能忠於其祖國，忠於那個國家中的人民，忠於他所屬的社會階級;相反，他只能全身心投入伊斯蘭聖戰的事業中，並且用原教旨主義者所界定的那種教義來武裝自己。而最關鍵的是，拉登構建出來了一套話語，那就是，西方世界是罪惡的，是真主最大的敵人，捍衛伊斯蘭神聖教義的唯一方法就是通過恐怖襲擊的方式摧毀西方文明的種種象徵之物，殺害一切「罪惡」的人——因為當一個人成為真主的威脅者時，他不僅僅不是一個穆斯林，更關鍵的是，他連人都不是了。阿馬蒂亞·森立即就證明，這種觀念是絕對荒謬的。因為首先，伊斯蘭教並沒有用暴力來界定自己的教義，在近代以前的歷史上，不是基督教文明，反而是伊斯蘭文明，在宗教寬容的問題上做得最為出色。同時，有大量的證據證明，在9月11日當天，世貿大廈中有大量的穆斯林工作人員，他們同樣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但同時也是美國公民，是白領階層。哪怕生活在現代環境中，他們仍舊保持著很強的伊斯蘭教信仰。拉登的恐怖主義活動，不僅僅是對他們生命的否定，更是對穆斯林人所自然就擁有的多種聯繫和忠誠的否定。更值得深思的是，世貿大廈的建成所依據的筒體結構方案，其奠基者正是一位穆斯林工程師——他設計了美國許多摩天大樓。沒有人會否認他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身份，但人們更關心的是他作為一名著名建築大師對世界科學的貢獻。而這更能讓人聯想到，我們現代世界所依賴的很多種科學技術，其創始者恰恰就是穆斯林。從這種象徵意義上看，拉登對世貿大廈的恐怖主義行為，不僅僅否認了穆斯林的多重身份認同，更是對伊斯蘭文明的歷史的公然無視。拉登所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其實是一種「宗教政治化」的進程。在現實的世界中，宗教能夠解決終極關懷問題，能夠解決我們渺小的個體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價值的問題，但通過常識就可以知道，在很多具體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上，宗教的遠水是解不了近渴的。政治問題的解決需要的是一系列政治技藝，其目標是解決世俗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問題，在這些具體的事情上，空泛的教條爭論只能拖延決斷的做出，最終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而宗教的政治化則代表著一種觀念，那就是，宗教應該擴展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立場上能夠有共同語言的人，僅僅是因為宗教這種身份認同就被硬生生地切割，這無論如何都是非理性的。它直接導致宗教介入政治，而這樣的政治必然是極化的政治。可悲的是，如果說拉登是因為存心破壞和平才故意強調這種絕對單一性的宗教認同的話，當今的大多數政治領袖和政治思想家卻妄圖通過同樣的邏輯來解決拉登製造的問題。在「9·11」之後，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試圖重新界定伊斯蘭教。為了將這個群體爭取到反恐戰爭的同盟者中來，他們將伊斯蘭教界定為愛好和平的，而將恐怖主義者斥為異端。為了不以一種絕對對抗性的姿態領導反恐戰爭，他們邀請了伊斯蘭教的領袖，與之進行對話，爭取相互之間的信任。但在阿馬蒂亞·森看來，縱使這些政治家們是出於好心，他們的世界觀在根本上就是大成問題的。「我們必須探討的問題，不是伊斯蘭教(或印度教、基督教)究竟是一種愛好和平的宗教，還是一種尚武好戰的宗教(『告訴我們，它到底是哪一種?』)，而是信教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基督教徒)，會如何將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或行為同其其他個人身份特徵及其他信條和價值(如對於和平和戰爭的態度)相聯繫。」「與其問究竟哪一種才是正確的伊斯蘭教立場，倒不如承認，對於與政治、道德和社會判斷相關的事物，一名穆斯林教徒能夠選擇幾種不同的立場，而並不因此就不再是一名穆斯林教徒。」[10]這一無謂的追問非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在客觀上迎合了拉登所希望看到的局面，那就是宗教的政治化。政治領袖不是去傾聽每一個個體的意見，而是下意識地認為宗教領袖一定代表著他們的意見。而一旦我們認識到穆斯林除了自己的宗教認同之外，還有多種聯繫和忠誠的話，就會認識到問題所在。單單重視與宗教領袖的對話，其實恰恰加強了各宗教內部的上層人員的強勢話語權，使得他們僭越了自己本有的職責，而對政治問題進行干預。「它同時也降低了那些在宗教上是穆斯林教徒的人們，在處理本質上是政治和社會問題時，與他人一起，發揮其能夠並確定可發揮的公民創造性能力。此外，通過特彆強調不同宗教群體在宗教上的差別，反而加深了他們之間的距離感，而這常常是以犧牲其他身份為代價的，且這些原本可以是一種更具凝聚力的身份。」[11]以宗教和文化為單位預先分割人類共同體，再試圖通過團結宗教領袖的方式將這一人為的碎片拼合起來，這種行為和思維方式難道不值得深思嗎?宗教是一種終極關懷，這種終極關懷來源於情感，是渺小的個人對於絕對者的皈依，是對於現實的此岸世界的超脫。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信教者就不會接觸到世俗的問題。世俗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和社會生活是一個人必須面對的，為了讓自己幸福，除了在宗教上找到歸屬之外，人們勢必要使此岸的政治世界有利於自身問題的解決，而這往往是情感之力所不逮的，它必須訴諸理性。在阿馬蒂亞·森關於身份認同的這一整套政治哲學中，理性是佔有優先地位的：「理性必定是優先的，因為即便要質疑理性，我們也必須得靠說理的辦法。」[12]事實正是如此，因為，當我們檢審人類與禽獸之間那「幾希」的分別時，就會發現，理性其實是我們的特質，我們無法想像一種脫離的了理性的生活。而現實的世俗生活恰恰就是理性的場域，既然身份問題涉及暴力與和平的問題，它就必然是政治性的，因此，每個人都應該開發自己的理性，自主選擇各種身份的優先性，而不應該在一種非理性的、情感主導的狀態下把這一問題交給宗教領袖。對某種宗教懷有不可改易的情感，並不意味著其全部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因為在一種良性的狀態下，它們是各司其職、互相促進的——理性不試圖對信仰問題做出獨斷論的判斷，但要調解信仰身份與各種世俗身份之間的關係;信仰也不試圖對理性的場域做出干預，但也會限制過分極端的工具理性對人生意義問題的漠視。正是在這一平衡中，人類的尊嚴才得以展現。在「9·11」之後，阿馬蒂亞·森的思想可以說是關於文明共存問題的最有價值的設想之一。如果我們認真看待森的這些論述，特別是他對於文明衝突論、多元單一文化主義者和試圖與宗教領袖進行對話的政治家的批判，就會看到，10年後的拉登之死，其意義也許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這麼大。拉登的時代，在其頂峰時期已經結束了。全球反恐戰爭的打響、基地組織和塔利班被趕出阿富汗，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恐怖分子重新策劃大規模恐怖襲擊的能力，拉登的死僅僅是肉體的消亡罷了。因此，關鍵問題不在於討論拉登之死會在何種程度上緩和或者強化文明之間的衝突，而在於我們自身的思維方式是否能發生改變。而這首先就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拉登之死：美國的人民不能僅僅將擊斃拉登看作是除掉了一個伊斯蘭極端教派的宗教頭目，更不能歡呼基督教的上帝的力量遠遠強於穆斯林所信奉的真主。如果人們依舊用這種強化宗教政治化的思維方式看待這一問題，那麼，單一身份幻象就依然揮之不去，拉登也就雖死猶生，因為他所秉承著的思維方式正在為依舊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繼承下來。相反，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看問題：拉登的罪惡恰恰在於通過一系列方式切斷一個信教者在非宗教問題上的多種聯繫和忠誠，而試圖讓宗教滲透到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並採用劃分敵我的方式強行分割緊密聯繫的人類共同體。這種行為，其實是信仰對理性的僭越，他通過打破信仰與理性的平衡，用極端狂熱的宗教信仰來取消世俗生活中理性的優先地位，這是對人類尊嚴的公然玷污，因此必須被逐出人類共同體。奧巴馬在宣布拉登死訊的講話中的態度是值得稱讚的，他說，拉登的死亡應該受到所有相信世界和平、維護人的尊嚴的人們的歡迎。當然，政治上的說辭往往簡單，而人們是否能夠真的從一種非宗教的角度看待拉登之死，擺脫過去那種已經成為潛意識的世界觀，才是最大的疑問。所以，世界歷史是否能夠走進「後拉登時代」，根本上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對觀察世界的最基本的預設進行反思。這個世界並不是由宗教和文明分割而成的諸多小盒子的羅列，而是一個生動的、複雜的、多層次的統一體。宗教和文化身份只不過是多角度身份認同的一兩個方面而已，它們縱然重要，但絕不能超出自己應有的地位。古希臘人認為，一個事物超出了其自然的位置，就是不正義。在當今社會，這種單一性的身份認同恰恰就是不正義的來源之一。然而，一種新的理解將帶來一種世界觀上的革命，這種觀念的革命才是「9·11」之後的文化反思所真正需要的。拉登的肉體死於反恐戰爭所依憑的暴力，而只有當他所持有的那種思維方式真的被一種新的世界觀所替代之後，我們才能說，拉登，他真的死了——死得很徹底。2011-5-31於燕園[1] 參見金觀濤：《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第58-7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 金觀濤：《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第164頁。[3]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72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4] [印]阿馬蒂亞·森：《身份於暴力——命運的幻象》，第3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5] 同上，第10頁。[6] 同上，第9頁。[7] 同上，第138頁。[8] 同上，第9頁。[9] 同上，第52頁。[10] 同上，第58-59頁。[11] 同上，第67頁。[12] 同上，第140頁。(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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