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別處：在美菲佣的割捨與牽絆 | 譯讀紐約客

編譯/公仔 & MY & 阿獃 & eve

譯讀：T-Read | 譯讀紐約客：TreadNY

愛瑪在菲律賓的聖伊西德羅大學讀大一時，有一天，她在註冊處的公告板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公告板上貼了一張「承諾還款名單」，上面公示了十五個未繳學費的學生名字，和早就過了的還款日期。愛瑪有一個叫「Ringlets」（譯者註：英文意為長鬈髮，得名於圈內七個好朋友的名字首字母）的小圈子，她和另外三個成員都被公示了。四個人看到自己的負債被公諸於眾十分震驚，於是用鋼筆劃掉了自己的名字。不到一小時，校領導便把她們叫到了辦公室。「我們就是覺得太丟臉了！」愛瑪坦白道。

從小在農場和十一個兄弟姐妹一起長大的愛瑪，靠白天在學校圖書館打工、晚上上課來償還學費。愛瑪的工作有一個好處，老師平常會布置一些閱讀作業，而當老師規定的那些書被送到圖書館時，她可以第一個閱讀。當時很少人買得起那些書，所以有時候可以看到6名學生圍著一本書在苦讀。愛瑪的專業是會計，但是她覺得自己最擅長的還是閱讀。英語選修課上，同學們還在被英語的倒敘和暗喻弄得暈頭轉向，愛瑪卻能跟上美國小說的所有情節。每當工作的間隙，她就會坐在圖書館看書，並不時因為小說的女主被強暴或不公正的監禁而發出「天哪，天哪！」的感嘆。同學們不懂她的反應為何這麼激烈，但愛瑪說：「快看！看了就知道了。」

在有關個人舉止和衛生的人格發展課上，老師對愛瑪出色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印象深刻，於是讓她做自己的助手。老師發現愛瑪人氣很高，又有自信，於是開玩笑說她一年內就能嫁出去。但對於當時年僅17歲的愛瑪來說，她感覺受到了侮辱。心高氣傲如她，絕不甘心當個家庭主婦。但她很喜歡自己的帥男友艾德蒙，「Ringlets」姐妹們對她艷羨不已。「我當時並沒有想著結婚，」愛瑪說：「只是覺得，有個人能在下雨天遞上一把傘，或者在周末陪我去看電影也挺好的。」然而一年不到，愛瑪便懷孕了。她的老師說：「我早就和你說了吧？」愛瑪覺得老師的話簡直是個詛咒。

她嫁給了艾德蒙，生下孩子的兩個星期後便重返校園。她當時被自己的女兒嚇壞了，因為這個小嬰兒幾乎只有一個塑料瓶子那麼大。愛瑪和艾德蒙搬進了一棟兩室的木房子，屋頂是用棕櫚葉做成的，房子位於馬來巴來，多山內陸省份布基農的省會。愛瑪每天早上都幫丈夫煮咖啡，並且包攬所有的家務。她覺得自己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艾德蒙的父母經營著一家餐廳，這省掉了她自己做飯的功夫。但後來餐廳倒閉了——在菲律賓做生意，對這種事情也見怪不怪了。菲律賓的工資水平很低，平均年薪只有3500美金，還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

和百分之八十的菲律賓人一樣，愛瑪從小接受羅馬天主教的熏陶，對避孕一無所知。大學畢業，拿到學士學位時，她已經是兩個女兒的媽媽了。接下來的15年內，她又生了七個孩子，全是女兒，她們只能睡在雙層床或地板上。愛瑪請了兩名夜校學生來照顧孩子，而自己則在布基農省政府的營養部門工作。她的主要職責是通過制定政策和設計課程，幫助人們預防兒童營養不良。愛瑪的周薪大概是50美金，只能勉強餵飽她的孩子們。艾德蒙則在家裡的農場工作，只有在收成的時候才有所進賬。每周愛瑪都會舉行家庭會議，討論家庭的預算情況。在女兒們總結了她們需要的開支後，愛瑪就拿出錢來，但每次都不夠用。愛瑪不斷要求漲工資，「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乞丐，」她說。

愛瑪的大姐維姬是一名老師，她也有過同樣的難題。1999年維姬前往紐約，成為了一名傭工。她用賺來的錢把三個小孩全供上了大學，還買了新房。維姬是一名海外菲律賓勞工（縮寫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在菲律賓，這個身份是地位的象徵，因為海外匯款是菲律賓的主要收入來源，它收到的外匯僅次於印度和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菲律賓政府就把勞動力輸出作為減貧降債的主要戰略。現在十分之一的菲律賓人都在國外工作，支持著國內幾乎半數的家庭，但也讓約900萬的菲律賓兒童成為留守兒童。過去十年，四分之三的海外菲律賓勞工都是婦女，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稱讚她們是「拯救國家經濟的英雄」。

2000年春天，愛瑪所在社區的母親們都出國了。「Ringlets」的一員去了紐約，同樣的還有愛瑪的家政學老師、一個大學同學和教會的幾名兄弟姐妹。那年，愛瑪的兩個女兒上了大學，而愛瑪自己也已經44歲了。她意識到再把剩下七個女兒都供上大學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她也申請了美國的旅行簽證。在美國駐馬尼拉的大使館，愛瑪參加了面試。她說她想去加州的迪士尼樂園。面試官問愛瑪在布基農省她一共接觸過多少營養不良的兒童。

愛瑪用她低沉而富有金屬質感的聲音答到：「400多名。」

「OK，400名，」面試官說：「那你為什麼還要浪費錢去迪士尼旅遊呢？」

愛瑪停頓了一下，臉紅了。「噢，我沒有想到這一點，」她說。

於是愛瑪的申請就這樣被拒了。她等了三個月再次申請。這一次，她出錢讓一個有錢的朋友幫她「炫富」：這個朋友暫時給她的銀行賬戶上轉了50萬比索，也就是12000美金，這樣一來面試官就會相信她是一個有錢的旅客了。這個朋友有一座碾米廠，她為愛瑪偽造了一些文件，讓她看起來就像是碾米廠的主人。2000年七月面試當天，愛瑪整個早上都在齋戒和祈禱。她的姐妹妮拉陪她去大使館，面試結束後妮拉看到愛瑪邊跑邊沖她喊道：「我成功了！」「她跳個不停，」妮拉回憶道：「她真的很開心。我說『快走快走，免得他們又反悔了。』」

愛瑪認識的母親都羞於向孩子們解釋為什麼自己一定要離開，但愛瑪早已習慣跟女兒們討論各種事情，甚至是經期之類的瑣事。她回家後舉行了一次家庭會議，和孩子們說道：「媽媽要去美國做一份更好的工作了。」

她年僅11歲的小女兒伊澤瑞爾當即喊道：「不行！」而老五尤妮思則建議姐妹們步行上學，省下搭三輪車的錢貼補學費。年紀大一點的女兒們倒是不怎麼在乎。「你會寄很多錢回來嗎？」其中一個說，「我們是不是就買得起李維斯的牛仔褲了？」伊澤瑞爾當時立刻反駁：「我才不要李維斯。」

2000年8月21日，愛瑪向辦公室借了兩輛小轎車，與丈夫、姐夫和女兒們一起，驅車兩小時前往卡加延德奧羅的一個小機場。她的行李箱裝著四條褲子、一件毛衣、兩雙鞋、兩套睡衣和一把梳子。維姬告訴過愛瑪不要帶裙子，因為她用不上。在航站樓，女兒們都哭了。她們會由爸爸和兩個每周拿20美金的「幫手」照顧。愛瑪走到洗手間哭了一場。她說：「我的內心告訴我不能離開女兒。她們還這麼小，她們需要我。」

愛瑪搬進了她姐姐在皇后區伍德賽德的單間公寓，那裡是有名的菲律賓人聚居區。超過13000名菲律賓人住在羅斯福大街的周邊，地鐵7號線的正下方，方便他們搭乘地鐵去時代廣場。羅斯福大街已經越來越迎合移民女性的需求：一家專門賣各種制服的商店——保姆的、阿姨的、家庭護工的，還有幾個可供移民寄錢和禮物回家的服務點。在八、九十年代，絕大部分的海外菲律賓勞工都是男性，主要做商船運輸和建築，但自從九十年代之後，去海外工作的女性越來越多，無論是在菲律賓還是其他國家。母親們和女兒們背井離鄉，去做那些「女人的工作」，比如帶小孩，照顧老人和殘疾人。這些都是富裕國家的女人們厭倦或沒時間做的工作。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從事奇卡諾人（對墨西哥裔美國人的稱呼）研究的瑪利亞·依巴拉說，這些菲佣可被劃入「感情無產階級」：她們沒有別的生產資料，靠投入感情換取薪酬。

到紐約的第一天，愛瑪和維姬睡一張床，下班回來的維姬滿身疲憊，她不得不讓總想聊天的愛瑪保持安靜。還有兩個老鄉睡在一張沙發床上，一個在做保姆，一個在做清潔阿姨。第二天，在給菲律賓一個保姆中介提交了簡歷後，愛瑪跟著維姬去上班，維姬教她怎麼按美國人的方式搞家務，清潔用漂白水，不用肥皂水，怎麼用電熨斗，而不是用椰子殼燃燒的餘燼加熱過的熨斗。愛瑪認真地做了筆記。第三天，維姬讓她學會一個人坐地鐵。愛瑪不懂為什麼地鐵車廂里的人幾乎都長得好像來自墨西哥或中國。「美國人都去哪兒了？」她問維姬。

中介幫愛瑪找了份在查帕瓜當保姆的工作，她感覺在那找到了她想像中的美國。僱主的房子和她在家裡的日曆中見到的一模一樣。日曆是二戰歸來的父親帶回家的，每個月份的配圖都是帶一兩個煙囪的美式別墅，外面是一大片草坪。

愛瑪每周工資是375美元，照顧兩個小女孩，一個一歲，一個三歲。她一周有五天要睡在地下室里。她第一天上班就覺得很奇怪，僱主出去了幾個小時就回來了，還穿著一身運動服。愛瑪打電話給姐姐，說她僱主連工作也沒有。「別多管閑事，」維姬說，「你只是個保姆。」

愛瑪幻想著空下來了可以幹些什麼，可以自己教孩子們讀書，不用老師教。但她發現要教得好的話，需要先學會代入感情。「我告訴自己，要好好照顧這兩個孩子，我把對自己親生孩子的愛傾注到她們身上，把她們當做自己的女兒。」她說。

她會每晚給她們講故事，鼓勵她們分享對故事的看法，重複單詞的發音。她把自己最喜歡的書名記在一本螺旋裝訂的筆記本上，等到周末去巴諾連鎖書店買來寄給二女兒羅克珊，她有一個一歲的兒子。羅克珊尤其喜歡一套叫《大紅狗克里弗》的經典系列圖畫書，因為菲律賓的小人書沒有這麼精美的印刷和生動的圖畫。但愛瑪叫她每晚給她兒子讀故事的時候，她卻回答：「你當年又沒給我們讀。」

愛瑪皇后區的公寓里，擺著她孩子們的照片。她已經快16年沒有見過他們了。

愛瑪在查帕瓜吃飯時，會突然因為負罪感而沒了胃口。她說：「如果你是一位母親，你吃的每一口東西，都會想分給你的孩子們。」有些早晨，她在給僱主家的姑娘們穿衣打扮時，會禁不住抹起眼淚，因為她想到自己最小的孩子們也正由別人幫著收拾東西，準備上學。她家的一位幫工有一個小兒子。愛瑪問自己的女兒們，這個幫工來的時候誰幫她看孩子，但她們也不知道答案。愛瑪不禁設想，這些人組成了一條連環鏈，每個母親都在照顧別人的孩子。

愛瑪每周都會買一張面值30美元的電話卡，然後每天打15分鐘電話回家。她每次和3個女兒通話，每人各得5分鐘。有時候，她會聽到伊澤瑞爾大叫：「我沒說夠呢！現在還是歸我說話，她們搶了我的時間！」尤妮斯說，父親曾告訴她們在電話里只報喜，不報憂。「告訴老媽，『很好啊，一切都好。』」愛瑪曾喜歡園藝，種了些菠蘿蜜、茄子、秋葵、紅辣椒、成排的大麗花還有紅色的火鶴花。但不出幾個月，朋友說她種的植物幾乎都死了。愛瑪還擔心她的女兒們有事瞞著她，於是她打給在馬來巴來當警察的侄子，問他她的女兒中有沒有人沾毒品。她侄子讓她放心，但又說皇后區許多菲律賓海外勞工的子女都會吸毒。

愛瑪的女兒們給她寫長長的信，私下向她抱怨。伊澤瑞爾說：「姐姐們合夥起來欺負我的時候，你是唯一會保護我的人。沒有你，我迷失了自己。」大女兒梅安寫道：「媽，你不在身邊，我感到好孤獨。」她也在信中提到，爸爸沉迷於各種聚會。「不要總是給爸爸寄錢，他一直在酗酒。」

愛瑪讓羅克珊負責管錢，但其她姑娘抱怨她濫用職權。她的女兒KC在信中寫道：「我吃東西的時候，羅克珊要算錢。我有時候甚至因為她叨叨不休，要把吃的放在一邊。」KC說她被說得感覺自己沒有資格吃這頓飯。在這封十頁的長信中，她表示：「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家，也會把這種痛記在心中。」

簽證最長有效期為半年，愛瑪想在簽證到期前回家一趟，但是，看見自己在飛機票上花了這麼多錢，她陷入了迷惘。2001年，《菲律賓每日問訊報》(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刊登了一則頭條：《菲律賓海外勞工被告誡：不要回來》。該文引述了當時的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話：「海外務工者是我們的希望。如果你能在那兒找到工作，也能寄錢回國給家中親友，那麼也許你就該待在那兒。」

愛瑪說服她的兩個朋友埃斯皮和迪莉婭和她一起來到了紐約。以前，三個朋友每周六都會一起禱告。愛瑪假裝對自己的新生活很滿意。埃斯皮有四個年幼的孩子，她說她自己「總是想出去那兒看看——我也不知道去哪兒，我也不知道看什麼。反正就是想『出國』——這是我的夢。」 埃斯皮和迪莉婭一到紐約，就找了份女傭的工作。周六晚上愛瑪的東家會外出，每當這時，愛瑪就躺在客廳的長椅上，同埃斯皮和迪莉婭煲電話粥。她們以各自僱主的名字相互稱呼各自打趣。「你好呀，貝拉女士。」「晚上好，施瓦茲女士，你怎麼樣？」

休息日，愛瑪去了曼哈頓的菲律賓國家銀行，把自己所有工資都寄了回去，只留下20美元日用。大多數的錢都用在了女兒們身上，還有些也用在了接濟家中姐妹、以前同事還有朋友身上。她的一位妹妹寫道：「求你，幫幫我吧！」兩位朋友也找她借錢，讓財產證明好看一些，這樣她們的家人就能去科威特和義大利工作。其中一位乞求道：「多少都行。」遠房親戚們拐彎抹角地在信中附上自己的銀行賬號，恭維愛瑪能吃苦還有她們臆想中愛瑪擁有的巨額財富。一位朋友寫道：「我聽說您現在已是百萬富翁了。」一位以前的同事說：「我確信您一定美麗高貴，身佩無數珠寶。」

但是愛瑪幾乎每餐都吃兩美元一碗的中國雞湯麵外賣，因為那兒的炒麵薄脆餅免費供應，愛瑪覺得很划算。維姬和她的朋友們乾脆叫她「湯罐小姐」。埃斯皮也學愛瑪這麼做，她說：「我們只需要告訴自己，得有犧牲精神。我們的工作本來就是這樣的。」

愛瑪每個月都會去羅斯福大道，從一家叫約翰尼航空貨運的公司買一個硬紙板箱。箱子如一個小冰箱一般大小，她會把每周從好市多量販店買來的咖啡、斯帕姆午餐肉、巧克力、固體飲料（比如雀巢巧伴伴和果珍）、洗漱用品和衣服放進箱子里。幾乎她認識的所有菲律賓人都會在公寓里放這樣一個敞口的「balikbayan」箱（譯者註：菲律賓海外務工人員專門用以裝物品寄回國的小箱子）。當箱子滿得快蓋不上時，她就把箱子寄回國。郵費不論重量，統一是65美元，航運到達菲律賓要花2個月。這是她能想到最實在的表達愛的方式。女兒們告訴她，寄回來的是已經過時的衣服，她讓女兒們把衣服轉賣，又重新寄回更多衣服。

在查帕瓜的僱主家待了將近兩年後，愛瑪獲悉紐約長島的家政活兒每周能多拿50美元。每周多50美元，一年加起來的數就夠供一個女兒讀完四年大學。愛瑪不想離開兩個小女孩，所以她請求東家加點工資，但被拒絕了。

愛瑪不願同孩子們說再見。「我已經深深喜歡上了他們。」愛瑪上班的最後一天，東家開車帶著她和孩子們一起去了車站，還告訴孩子們愛瑪只是去度個假。愛瑪努力裝出只是暫時分別的樣子，但她沒能忍住眼淚。她說：「因為已經同自己的孩子分別過一次，這一次分別更難。天啊，我再也不想這樣了。」

愛瑪的女兒尤妮斯說，她的阿姨們告訴她和她的姐妹，「你們要表現好，你們的媽媽才會回來。」尤妮斯禁不住想，是不是因為之前自己和姐妹們表現不夠好，媽媽才這麼長時間不在家。尤尼斯說：「你不斷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媽媽不在身邊？」她不斷想著媽媽在她們犯錯時曾經說過的氣話，「如果我去了國外，就再也不回來了。」

2003年年末，愛瑪的母親病了，似乎將不久於人世。愛瑪的女兒們以為愛瑪會飛回國。尤尼斯說：「如果我是她，母親要死了，我當然要見她最後一面。」但愛瑪感覺自己更應該呆在紐約了，因為要省錢支付母親的醫藥費，雖然最終治療失敗了。醫生們沒能診斷出到底是什麼病。愛瑪和維姬支付了防腐費、喪葬費、坐飛機來參加葬禮的親戚們的機票錢，還有守夜九天，賓客們的餐費。愛瑪並沒有出席葬禮，因為她擔心自己會「A to A」——她和朋友們的叫法，意思是從一個機場飛到另一個機場。愛瑪認識一些從馬尼拉飛往美國的女工，一旦她們的旅行記錄被美國海關官員查到，她們會被遣返馬尼拉。這樣一來，她們不僅白付了兩次國際航班的機票錢，還失去了工作。

為了補上存款的窟窿，愛瑪找了夜間的兼職，有時候一晚上只睡兩個小時。替補朋友或熟人的家庭護理工作最簡單。她們經常給愛瑪打電話，讓她「幫忙照看一下lolo」，「lolo」是菲律賓呂宋島和棉蘭老島上塔加路族人口中的「祖父」。

老年護理是美國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因為美國8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數量增長比其它人群快得多，但護工的收入卻很微薄：家庭護工的平均時薪不到11美元。她們也幾乎沒有接受過訓練。愛瑪告訴我：「我只讀過幾本書，就學著判斷，這個是阿爾茲海默症（老年痴呆），這是多發性硬化。」一位朋友教她怎麼用結腸造瘺袋和霍耶升降機（輔助病人從床上移位的液壓支架）。她照料的一位客戶患有健忘症，總是稱呼她為「瑪麗」。有時候，愛瑪幫他洗澡時他會反抗，大叫「警察！警察！」，或者乾脆向她臉上吐口水。愛瑪便告訴他：「別擔心——警察就要來了。他們就要把瑪麗抓起來了。」

2004年，愛瑪在曼哈頓尋得一份周末上班的長期工作——照顧一位患肌肉失養症的女人，她學著讓自己忽視這份工作中最不能讓人接受的部分，「你得忘了你自己，」她如是說。她開始習慣那個女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氣味，就像習慣自己的體味一樣。愛瑪覺得，自己是受雇來愛她的，而大多數情況下她也是這麼做的。愛瑪也看她最喜歡的電視節目，也像她一樣成為了忠實的體育迷。她們喜歡一起坐在沙發上，看波士頓凱爾特人隊打球，支持保羅·皮爾斯。愛瑪說：「那是我們的頭號偶像。」那個女人每天都要畫眼影、塗腮紅，她希望愛瑪也這麼做。愛瑪解釋說她沒時間打扮自己，她回答：「我打扮的時候，你也給自己化個妝。」

愛瑪一直等著那個女人的孩子或孫輩前來拜訪，好幫她些忙。但慢慢的，她發現自己想多了。有一次，她覺得女人提出的要求很過分，於是生氣地告訴她：「連你孩子們都不來照顧你！」愛瑪後來說，她得到的回話是「他們又不是菲律賓來的。」

愛瑪的二姐妮拉是布基農一所小學的校長，她一直很嫉妒愛瑪。妮拉不斷抱怨，把自己的工資拿來做比較，說要是她在美國可以掙得更多。從美元換算到比索的乘法做多了，妮拉終於難以自持，決定也成為一名「菲佣」。2006年，57歲的妮拉身負供孫輩上學的重擔，來到紐約。在那兒，她找了份家政服務的工作，照顧一位瀕死的女人。妮拉住在皇后區的一間公寓內，一起合租的其他5個女人之前都是老師，其中3個還在她的學校教過書。

愛瑪適應美國生活的能力給妮拉留下了深刻印象。愛瑪短時間生養9個孩子的時候就曾讓妮拉震驚不已（她評論道「像一階階的樓梯，就沒斷過」）。妮拉過去叫愛瑪灰姑娘，因為她美麗又苦命。妮拉會叫愛瑪去美容院折騰一下頭髮。愛瑪現在頂著一頭挑染過的紅髮，穿維秘文胸，戴著手鐲——她樂在其中，因為覺得這對心理健康很重要。愛瑪告訴我：「5年了，我沒給自己留任何東西。後來，我和自己說，『對自己稍微好一點？』」

愛瑪的丈夫不斷在信中告訴她，要「一直做個好姑娘」、「做個好妻子」，愛瑪在想丈夫的告誡是不是因為預料到了什麼。愛瑪問孩子們，她們的爸爸是不是在約會其她女人，孩子們回答道「哦，沒有的事。別胡思亂想。」

對愛瑪的許多女性朋友來說，婚姻完全是名存實亡。一些人到美國是來碰運氣或者提升自己，或者逃避痛苦失敗的婚姻——在菲律賓，離婚是非法的，而出國則被稱作「菲律賓式離婚」。但大多數人來是為了賺錢供養孩子。她們很快學會了不與丈夫商量做決定。愛瑪告訴我：「似乎我們已經成為了女權主義者，想自己說了算。」

愛瑪很反感那些會把命令反覆說好幾遍的僱主，這讓她覺得那些人以為她腦子不好記不住；對那些不讓她站著用拖把，而是堅持要求她跪著用海綿擦地的僱主，她也感到很難接受。平時尊稱僱主為「女士」和「先生」的妮拉勸愛瑪少頂嘴。「只要他們不傷害你或打你，就讓它過去吧，」她說。她常把一條菲律賓諺語掛在嘴邊：「米缸滿了你才可以頂嘴。沒滿的話就先忍忍吧。」

愛瑪和妮拉意識到，在許多僱主眼裡，菲律賓人處於家政服務員種族等級系統的頂端，好像有這個國籍就意味著顧家和順從。紐約州目前有二十多萬女性從事家政服務。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更多婦女參與就業，而針對老人和小孩的公共服務又相對匱乏，這個數字預計會在未來十年內進一步增長。一項由全國家庭傭工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於2012年進行的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保姆、保潔人員與住家護理人員是移民，且其中一半都沒有合法身份。紐約人因她們的工作得以享受自己的社會生活，但這些為他們工作的婦女卻是隱形的：家政服務員長時間呆在私人公寓里，工資不走賬以現金結算，受到的法律保護與其他職業比起來更顯得寥寥無幾。

第一部勞工法於三十年代通過，當時南方的議員們為了保住自己的種族特權以及廉價的黑人勞動力，竭力將家政這個大部分從業人員為黑人的行業排除在外。1938年，一封集體署名為「十五名疲憊的女傭」給時任第一夫人羅斯福的公開信呼籲 「女性也應該獲得與所有其他勞動者一樣的地位。」但她們的請求沒有成功。而在隨後的三十年中，許多非裔婦女已進入到收入更高的職業，她們的空缺則由其他少數族裔的女性移民填補。全國家庭傭工聯盟主席蒲艾真說，「很多婦女移民是因為自己國家的經濟狀況而別無選擇，只能逃離。她們在照顧我們所愛之人的同時卻無法顧及自己的親人。」

包括紐約在內，至今有六個州通過了保護家政服務人員權益的法案，保障最低工資、加班費以及保護勞動者不受騷擾。但極少有從業人員和僱主知道這些條例的存在。Damayan是一家為菲律賓家政服務人員爭取權利的草根組織，其執行總裁琳達·奧利坎表示，這些外來勞工擔心，如果根據2010年通過的紐約法律揭露自己惡劣的工作條件，她們反而會因非法工作被舉報，喪失獲得推薦信的機會，或將一下子失去她們家庭賴以生存的收入。

奧利坎在1994年離開菲律賓後成為了一名家政服務人員。她認為海外匯款滋生了政治上的故步自封：即使僑工的家庭成員所生活的社區仍然貧困，但因為有國外寄回來的錢罩著，他們不太會組織抗議菲政府腐敗的活動。每當奧利坎聽到決策者將移民稱作是一種自主選擇的時候，她都非常沮喪。「他們選擇忽視這些女性原本生活的境遇，以及造成她們大量離開的經濟與政治上的原因，」她說。許多Damayan的成員，特別是那些有年幼小孩的，都質疑過自己當初離開的決定。「作為一個保姆，你比誰都清楚兒童發育早期是多麼關鍵，」奧利坎告訴我。「那正是他們建立價值觀和樹立人格的重要時刻。」

奧利坎的女兒日雅在大學畢業後也來到了紐約，現在同樣在Damayan工作。今年三十八歲的日雅告訴我，她和她母親的關係很僵；她們只有在講到政治的時候才談得來。她母親在菲律賓曾是帶頭反對費迪南德·馬科斯軍政府的活動家。（譯者註：費迪南德·馬科斯，1965-1986年對菲實行獨裁統治，以腐敗的裙帶主義及政治打壓的維權主義聞名於世，因選舉舞弊導致群眾大規模抗議被流放至美國夏威夷州直到去世）但當日雅第一次在美國看到她母親工作時，突然感覺自己已經不認識她了。「我仍清晰記得，那天在中央公園，她推著嬰兒車走在我前面，車裡坐著一個白人小孩，」她告訴我。「那是一個有點涼的秋日，我當時對自己說，你已經失去你的母親了。」

在美國過得越來越自在的愛瑪似乎已弄不清自己最初來美的目標。她原先計劃等孩子們完成學業後就回國。到2013年時，愛瑪所有的女兒都已大學畢業，但其中有四位找不到工作，另有三人抱怨工資太低。一位在省長辦公室做文員，一位在選舉委員會當秘書，另一位在便利店做經理。所有女兒里，收入最高的當屬在阿布扎比當秘書的尤妮斯，她還會寄錢給姐妹們及她們的孩子。每當尤妮斯問愛瑪什麼時候會回家，她總是回答，「快了，快了，現在還不行，」接著便會談起又有個什麼正等著她來付的開支。愛瑪和女兒們之間的溝通如今基本都在臉書上進行。女兒們會上傳自己婚禮和新生兒的照片與視頻。在愛瑪生日的時候，她們會為她製作用糖霜裱有她名字的生日蛋糕，還會發布為她唱生日歌的視頻。

2014年，五十八歲的愛瑪和丈夫離婚了，如此一來她就能夠不受約束地約會美國男性——與美籍人士結婚是獲得綠卡的唯一可靠途徑，而只有拿到綠卡她才可以安心回國與女兒們團聚，不用害怕再也無法入境美國。從九十年代起生效的一系列法律使得低收入勞動者越來越難通過僱主幫助獲得綠卡。雖然愛瑪的僱主用現金支付工資，但就像她很多朋友一樣，愛瑪也會繳稅，為的是將來如果有一天移民法有所放寬，繳稅記錄也許能為她加分。（譯者註：美國政府機構權力分散，國稅局IRS與移民局並無交集。無合法工作身份的移民可向國稅局申請個人稅號來正常報稅。）

愛瑪與丈夫簽的離婚協議在菲律賓是不被認可的，只在美國有效。在那之後，愛瑪晚上更經常外出，好讓自己不去想這些傷心事。她在一場聚會中認識了三十七歲的菲律賓保姆艾薇。她比愛瑪大女兒小一歲，熱情洋溢、精力旺盛又非常能幹，但有時卻表現得像被拋棄的孩子。她似乎總是無法理解自己為何會被困在紐約。「我們所經歷的孤獨是相似的，」愛瑪說。她覺得艾薇能給她帶來安慰。「她長得很像我女兒，」她告訴我。「我們看起來已經像是一家人了。」

愛瑪打算五年後，即在她六十五歲的時候回國。這讓艾薇很不安，她意識到自己在美國要待到最小的孩子大學畢業，至少還得十年。想要算好離開美國的時機其實很難。愛瑪、艾薇和朋友們所談及的回國，就好像是一種來世，在永不結束的家庭聚會中坐享她們靠之前的犧牲換來的回報。一旦孩子甚至孫輩完成學業，她們就開始思考回國的可能。但越是精打細算，就發現問題變得愈加複雜。到底是否應該冒著在美國生重病的危險多待幾年，為退休存錢？還是早早離開，回到菲律賓，面對把錢花光後返貧的可能？

最近，愛瑪的一位朋友就悲催地算錯了回國的時機。她在去年12月被診斷出卵巢癌後未滿兩個月就去世了，多年未見到丈夫和孩子的她終究還是沒能見上家人最後一面。愛瑪以前常去死者丈夫經營的雞場，她和朋友們籌集了挽金以資助他，並承擔下運送遺體回國的費用。遺體運往海外後的第二天，我陪同愛瑪來到了她在上東區的保姆工作地點，她正努力想把這件事拋諸腦後。三天前她看到遺體的時候，被她朋友枯瘦的程度嚇到了。「這叫什麼人生啊？」她說。

愛瑪很慶幸自己能將注意力轉移到照顧一名叫鮑伊的兩歲小女孩上，這個孩子很與眾不同，好像覺得活著本身就是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鮑伊家是一間四百平方英尺（譯者註：約37平米）的一室戶，她上午大部分時間都在父母的床和沙發之間來回地跑。她也喜歡爬上沙發，把扶手當馬騎，後來還騎到了家裡那隻剛輸過血的英國鬥牛犬上。愛瑪把她從鬥牛犬身上抱起來，說，「我的小寶貝鮑伊，這裡可不行呀。」愛瑪站起來給鮑伊拿橙汁時，小女孩會跟著她，站在她兩腿之間。「我也搞不清為什麼，她就是喜歡這樣，」艾瑪對我說，一邊隨手撥開了擋住鮑伊額頭的幾根金髮。

在小區遊樂場，其他保姆都得忙著給僱主們發簡訊報告情況：小孩吃了些什麼、尿布干不幹凈、什麼時候睡的覺、有什麼細微的心情變化等。愛瑪對此有一番自己的看法，她認為控制欲強、密切監督保姆的家長更容易有目中無人、脾氣很大的熊孩子。鮑伊的父母很隨和，鮑伊也就像他們。她唯一哭了超過十秒鐘那次，是因為父親午休抽空回家遛狗，來去過於匆忙。「爸爸和媽媽出現了，她自然就想和他們在一起，」艾瑪一邊給鮑伊揉背一邊說。「我能理解，我女兒也是那樣的。」

鮑伊的雙親都是護士，負擔保育服務費用其實有點勉強。愛瑪不止一次感嘆道，這家人的公寓比她的還小。鮑伊平時睡在用帘子隔開的衣櫃中，她父母則睡在正對著通風井的客廳里。「我覺得他們就像我的弟弟妹妹，」愛瑪說。「或者是我的兒女。」鮑伊的母親阿布拉和愛瑪一樣，都得早晨5點就起床去工作。請保姆常被看作是富裕母親的特權。但在美國，由於負擔得起的保育服務選擇甚少，僱傭私人保姆就好像兩位在職母親之間在工作和育兒上進行了協作分工，因為想要兩者兼顧幾乎是不可能的。阿布拉很心疼聘請保姆的開銷，但她同時也認識到保住身份認同的重要性。「如果整天都在家照顧鮑伊，我說不定會覺得自己是被她困在這間屋子裡的奴隸，」阿布拉告訴我。她讓愛瑪每周來兩天，其餘時間則交給了小女孩的祖父母。除了照顧鮑伊，愛瑪還同時做著四份家政工作，其中一份要求她花八小時熨燙衣服。

「有時候我只想吐，」愛瑪在鮑伊午睡時對我說。「我干這種工作已經十六年了，每天都是同樣的內容。」愛瑪關了客廳的燈，接著騰清了洗碗機，撿起鮑伊掉在地上的玩具，然後她坐在廚房裡開始讀一本名為《非營利機構主管須知：行政主管的十個職責》的小冊子。她希望自己能掌握更多技能，好為將來為布基農籌措獎學基金做準備，這個項目曾經讓她的會計學位派上用場。愛瑪很懷念當初在菲律賓的工作。她離開的時候，上司曾為她寫下「離開了你的活力和優異表現，這裡再也無法像從前一樣了」這樣的留言。但她也知道，重操舊業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愛瑪的女兒和她們的朋友們也都想出國，目的地不是美國就是日本、香港或紐西蘭。「我看這輪迴是無休止了，」愛瑪對我說。她發現自己很難不去想女兒們來美國的事情。十六年過去了，無法與女兒相見的愛瑪每每談到兩地分離時，還是會忍不住默默流淚。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們信中的語調已經發生了變化，少了些責怪，多了些無奈。早些年，她們總在猜愛瑪會在哪個假期回去。漸漸地，她們已不再追問。「我相信總有一天，只要上帝允許，你會再次與我們團聚的，」她的女兒羅克珊最近寫道。

雖然愛瑪極其渴望與孩子相見，但她並不想女兒們步她後塵，不想她們去照顧別人的小孩和父母。「我覺得她們應付不來的，」她對我說。「她們太瘦太脆弱，連打掃都不會。我沒能盡到教她們做好家務的責任。」

本文由譯讀團隊的志願者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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