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需要紳士的性別平等

05-28

章羅儲林

最近，田方萌老師的《女權主義者錯在哪裡》引起了廣泛討論，相繼有《反女權主義者錯在哪裡》等多篇文章對前文觀點進行了反駁。田老師隨後以《我不是男權主義者》作出回應，認為這些反駁多是「對拙作的誤解、歪曲和誣衊」，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試圖證明自己支持性別平等。

但正如我們不會因為喬治·華盛頓將他名下的黑奴全部釋放就認為他是黑人平權主義者一樣，將問題單純訴諸個人行為的「互丟泥巴」式辯論恰恰有可能遮蓋了結構性問題。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認真檢視文章論點背後對女權主義和性別現狀的「誤解、歪曲和誣衊」，澄清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性別平權

少子化為何出現？

在兩篇文章的論述中，田老師認為：「低結婚率和少子化正是因為女性擁有了更多工作權利。」同時，他自我辯解道：「其實我很支持女性的生育權、墮胎權和工作權，只是說少子化是為這些權利付出的代價。在我看來，人類必將像日本那樣走入老齡化社會，有些政策也許能延緩這個趨勢，但是改變不了方向的。」

的確，進入職場部分地推遲了女性的生育年齡，表面來看，女性是因為不願意喪失工作機會而放棄了生育。但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並非女性擁有工作權一定導致生育率持續下降。在北歐五國，自1990年以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基本維持在55%以上，而生育率總體上由1990年的1.8成長至將近1.9。而在我國，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勞動年齡人口數據，中國男性勞動參與率為82.5%，女性勞動參與率為71.5%；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男性勞動參與率為78.2%，女性勞動參與率為63.7%。

從2000年到2010年，男性和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差距由11個百分點擴大到14.5個百分點。女性勞動參與率在降低，但生育率也在不斷降低。這從反面說明田老師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

那是什麼使得生育率不斷降低呢？

2010年底，致力於製藥行業的日本持田HealthCare株式會社對日本男女在妊娠、生產、育兒方面的擔憂做過一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日本人——尤其是女性，最擔憂的是「育兒費用的負擔」。日本在上世紀泡沫經濟以後，高昂的育兒費與教育費對年輕夫婦構成了巨大挑戰，撫育兒女顯得捉襟見肘。「沒有自己的自由時間」、「很難與工作齊頭並進」、「無法進入託兒所/託兒所太少」也成為女性較為擔憂的情況。

事實上，女性通常是主要的育嬰人力，留職停薪的平均時間是7.1個月，女性、非主要家庭生計提供者的請假時間會較男性、主要家庭生計提供者更長。育嬰對女性的影響遠大於男性，對職業生涯的阻礙大，造成了女性婚育意願的降低。因此在大部分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M型。女性結婚生子時，常常會在職業黃金期退出職場。育兒之後，她們往往又會作為非正規部門的僱員重回職場。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子女現金補貼和工資性別差距持續存在，會對從事正規工作的女性勞動者人數產生負面影響。而由於福利完善和工作安全感，正規部門女性勞動者的比例上升，反過來與生育率上升相關(Luci-GreulichThévenon，2013)。

簡單來說，現存制度不願意採用社會化的方式來保證人類的繁衍和教育，將生育、撫養、教育的責任更多推給了家庭。社會化的撫養沒有短期利益可圖。即便政府願意為生育者派發津貼，在大部分情況下，這種津貼也遠不足以補償生育者的付出。這才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生育率下降不是女性進入職場必須付出的代價。

籠統來說，這是一種剝削。為了追逐短期利益，社會迫使部分人不得不在「被婚姻家庭綁架」或「不生育」兩者中作出艱難的抉擇。社會化養育職能的缺失，又導致部分新出生的孩子難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加重本已十分嚴重的階級固化現象。階級固化所帶來的青年貧窮化又使得生育願望進一步降低，長此以往，導致了不斷惡化的生育率。

這當然不是單純的性別問題，但不可避免的，階級問題與性別問題共同造就了生育率下降、少子化的後果。將責任歸咎於性別平權運動帶來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是倒果為因。

照顧勞動是什麼？

對田老師來說，「成為出色的職場女性，和培養健康的下一代，兩者不都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嗎，不都應該受到我們的承認嗎？關鍵不在於工作還是回家，而在於女性是否擁有在兩者間選擇的權利」。對他來說，培養下一代、照顧家人都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情感上的天職。他甚至驚異於女權主義者將全職照顧視為一種剝削，認為這是「指鹿為馬的本事」。事實果真如此嗎？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女性在家庭中日復一日的家務勞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這個理所當然背後的代價是什麼？

一個意圖宣揚母愛的國外廣告揭露了真相。整段影片虛擬了一個「營運總監」的工作，由假扮的面試官招來真實的受雇者接受面試。工作的第一個要求是「高移動性」，要求受雇者大部分時間都站著、彎腰、運用體力，工作時間是7?24小時無休。這份工作還要求受雇者給服務對象高度的關注，有時還要熬夜，如果你有自己的生活，會被要求放棄那種生活。聽聞工作條件，參加面試的人不禁面露疑問——這份工作合法嗎？有人則覺得這種工作待遇根本是個噁心的笑話，毫無人道。

至於薪水，面試官說是0，面試者中無人能夠接受這樣的條件。接著面試官揭開謎底，實際上現在有數十億人正在做這份工作，這些人就是女性。女性在生理構造上天生具有生育能力，但照顧責任則該由後天的協調來達成。然而，相當多論述卻都指向「好母親」、「母愛是天職」，例如「親喂母乳」、「母乳最好」、「男人不懂得照顧孩子」等。女性被先天性地視為從事照顧和家務勞動的不二人選。我們暫且不論這種聯繫的可靠性，在這個過程中女性究竟付出了什麼？

我們都想因愛成婚，但走入婚姻制度，建構兩人生活，要肩負的從來不只有愛，隨愛伴隨而來的，還有隱形的情感付出，與無明定時間的家務。正如上面的廣告所揭示的，這些家務不僅僅是照料，也是另一種勞動。社會正式的勞動生產力，有賴婦女在家庭和親朋輩間所作無酬勞動的支持，她們更是建立社交網路和社會資本、為社會生育、培養下一代勞動力的重要動力。這些勞動被我們形象地稱之為「無酬勞動」。

聯合國在1995年發表的統計指出：在大多數國家，婦女平均比男性多花兩倍以上的時間在無酬工作上。在全世界範圍內，家事及育兒工作主要仍由女性負責，男性僅是幫忙的角色。如此瑣碎、繁複以及耗時的勞動內容常不被重視，不僅接受服務的人忽略它的意義價值，社會或政府部門在顯示國民所得時，也都將之摒除在外，不視為社會資源的一部分。根據聯合國1995年出版的世界性調查，若對無酬家務勞動的生產總值加以計算，應當佔全體國民生產總值的10%-35%。但這樣的勞動被視為女性的天賦職責所在，因此理所當然不被計入經濟體。

也就是說，與田老師所設想的不同，全職照顧就是一種徹底的剝削，剝削的對象主要是所謂具有照顧天性的女性。

義大利的女性主義學者西爾維亞·費德里奇（SilviaFederici）認為，家務勞動被認為是女性的天職，女人被形容成有一種內在的陰柔特質，讓她們「天生就會做家事」。並且，一種有利於資本的話術，把家務勞動描述成「這是一個自然、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自我成就感的活動」，讓女人在成長過程中，透過她們的每日練習——成為一位無酬的全職媽媽——並自我說服「老公和孩子就是我的人生成就」。這種剝削和活動被以愛之名掩蓋，讓女性忘記失去工作與工資的自己，變成經濟上完全依賴配偶的角色；同時，負責家計的配偶因為家庭有人免費打理，才有辦法心無旁騖地在職場中為僱主做牛做馬，這種做牛做馬又接著被資本邏輯包裝成勞工為了養家自願拼事業。在她看來，這種家務的包辦是唯一讓在職場中奮鬥、疲憊一整天的勞工，回家後不至於精神崩潰的有效方法，這個系統中唯一獲利的，當然就是真正通過勞工的付出，賺到價值的僱主與整個資本體系。

女性如何成為女人？

田老師認為，女性與男性存在一些生理上不可跨越的差距，從而導致了女性與男性的差距與男女之間分工的不同。但是，性別真的是一成不變的嗎？性別所帶來的差別真的具有我們所說的意義嗎？

人類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並非必然，而是人們在歷史的進程里、在社會生活中創造出來的。性別即是如此。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性別是人類文化當中對於性別身體特徵的理解，關乎社會生活為性徵賦予的意義。女權主義者波伏娃曾說過一句驚世駭俗的話：「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酷兒理論的創始人朱迪斯·巴特勒在1980年代提出了性別操演論，在她看來，性別概念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更像某些行為或特質的統稱。性別概念將人按照其生理器官劃清界限，目的是為了在「女性即女人，男性即男人」的基礎上規定「女人只對男人有所渴求，同樣的，男人也只能對女人產生性需求」。

社會倫常對異性戀的自然化和對同性戀的反常化保證了男性和女性的相互配對，因而進一步保證了繁殖系統的有效複製，從而維持人類種群高效率的繁衍。性別概念將人類根據其性徵進行區分限定，將人的存在局限於其生殖意義。因此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受性別觀念的桎梏。

因此，性別是被社會演化出的觀念，性別本身並不具有生理意義上的決定性（expressive），相反，它要求人按照社會建構出的性別概念表演（performative），以保證對繁殖效率以及男性優勢地位的持續維護。這也是性別操演論名稱的由來。任何在傳統性別觀念中減損人對其異性「吸引力」的行為（男性顯露其脆弱/女性顯露其強勢），都是社會不容許並將予以懲戒的（娘娘腔男人婆等攻擊性言語等等）。這種懲戒實現了對性別概念的固化。因此，性別概念不僅壓迫女性權利，它也在諸多方面壓抑著男性的自由。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男性的自殺率普遍高於女性的問題。

在這樣的性別預設下，「女性的天職」就這樣產生了。與田老師以為正確的觀念不一樣，女性適合做什麼、從事什麼職業等一系列觀念，從來都不是由女性的天性決定的，恰恰相反，是由社會的期望不斷構建出來的。政治哲學家SusanMoller Okin提出了「女性脆弱的循環」（Circle ofVulnerability）的概念，揭示社會期望是如何令女性從小一步步陷入一種脆弱的狀態，並形成惡性循環。

Okin認為，女性對教育和事業的追求，深受社會期望的影響。她們的性別角色，就像遊戲角色一樣，是由社會傳統文化所設定的：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結婚，女性是家務和育兒工作的主要負責人。這樣的設定，通過社會化過程，也成為了女性對自己的一個預期。她們因此很早就意識到，自己婚後會同時面對家庭與事業。為了「平衡」這個兩難處境，女性可能更傾向於選擇那些工時更靈活、時間精力需求更少，因此競爭性更低、工資更低的工作。如果將來的職業是這樣的，那她們在教育上也不需要太追求攀登高峰。

在女性降低學業和事業野心的同時，社會的勞動市場又為她們的路途增添絆腳石。傳統的性別偏見，加上女性的生育成本，讓女性在求職過程無法獲得與男性相等的實質機會。

據全國婦聯原副主席孟曉駟在兩會上提到的一份來自近萬個家庭參與的網路調查顯示，近半數（49.1%）的用人單位在招聘中關注應聘者的性別和婚育狀況，17.1%的女性在求職時被問及是否生育二孩。不少用人單位負責人表示，招聘時一般不考慮已婚未育或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婦女。

據「女大學生就業狀況與問題調研」課題組對12所高校畢業生的調研發現，女大學生投簡歷的份數和參加面試的次數明顯多於男大學生，獲得錄用的機會卻相對更少。全國婦聯在調研中發現，2016屆女大學生初次就業率明顯低於往屆，也低於同屆男大學生。部分女大學生在經歷一系列求職挫敗後，為了實現就業只能不斷降低對就業崗位和薪資水平的期待。

根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組織實施的第二期中國女性社會地位抽樣調查統計，1999-2007年近10年間，在業女性的經濟收入有了較大幅度增長，但與男性收入的差距卻明顯拉大。1999年，城鎮在業女性的年均收入（包括各種收入在內）為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70.1%，2007年為16126元，是男性收入的68%。城鎮女性較多地集中在收入偏低的行業，在相同職業中女性的職務級別又比男性偏低。儘管女性在各級負責人有所增加，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還高於男性，但由於職務職稱級別相對較低，男女兩性工資收入差別遠遠大於他們之間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別。負責人中女性收入占同類男性收入的比例僅為57.9%，而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只佔68.3%。2007年，女性受教育年數已經達到男性的91%左右，而在絕大多數行業，女性工資收入通常都不到男性的70%。以農林牧漁為主的女性年均收入僅為男性收入的59.6%。農業收益不高和農業勞動的女性化趨勢，導致農村女性收入低於男性。

從家庭來看，男女兩性工資收入差別也普遍存在，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妻子，其平均年收入僅占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丈夫的78%；初中文化程度者中，妻子的平均年收入是其丈夫的82%；高中文化程度者中，妻子的平均年收入僅占其丈夫的68%；而在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之中，妻子的年收入也只有具有同等學歷的丈夫的85%。在各個文化程度上，丈夫在高收入層分布的比例都要大大高於妻子。特別是現有政策和制度下，女性退休年齡低於男性5-10年，不僅縮短了女性的職業生涯，也減少女性的終身報酬。

女性在婚姻的開始，便已經處於一個不利地位：她們的經濟收入大多比丈夫更低，事業發展前景也比不上丈夫。面對這樣的劣勢，女性可能傾向認為，專心家庭，讓丈夫有更多時間精力在外工作，對整個家庭而言是更有利的選擇。她們因此承擔起大部分家務勞動，失去更多發展自己事業的時間，越來越在經濟上依賴丈夫。經濟的不獨立，令她們無法掙脫家庭勞動的傳統性別分工；而無法像丈夫那樣全身心發展事業，更不要說去質疑勞動市場的性別結構。就這樣，「女性是育兒和家庭勞動的主要承擔者」這社會期望，就像一個會自我實現的「預言」，是社會傳統文化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個咒語，每一天都在耳邊重複。而可悲的是，這個事實卻被用來證成性別概念的合理性與不可顛覆性，可謂諷刺至極。

大多數的不平等現象並非必然，在人類學家看來性別不平等同樣如此。人類學家SherryOrtner認為：女性因為其生育能力被視為更加接近自然，男性則因為更多進行社會活動而被認為更加接近文化；而人類創造的文化，又被認為是要超越、高於自然的。這樣一來，女性就被認為應該從屬於男性。Ortner特別指出，女性並不是真的比較接近自然，只是一些身體特性使得人們認為如此；而對文化與自然的價值評判，更加主觀。因此，Ortner認為性別不平等是一種社會建構；男女地位的差異，基於人們對於男女生理差異的觀念，而不是生理差異本身的必然、直接結果。

性別分類有意義嗎？

田老師說：「我們都知道有些男人個頭矮，有些女人個頭高，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認識到男人總體而言比女人個頭高。身材高大通常被認為是男性特徵之一，以至於個頭高的女人會產生性別認同問題。」但是，在某一地區和另一地區的人之間，同樣會有身高差距存在。那麼為什麼以性別分類就有意義，以地區分類就沒有意義呢？這種分類標準的選擇與對這種意義的詮釋，在多大程度上如上文所說，是在歷史的進程里、在社會生活中創造出來的呢？

上文提到的朱迪斯·巴特勒指出，任何主體都是通過一系列的表演儀式（或者用更加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實踐活動）而不斷生成的，性別主體是其特例。因此才會有「性別與性取向都是流動的」這樣的說法。這種理解是對馬克思所說「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的一種現代闡釋。而唐娜·哈拉維的《賽博格宣言》更深一層：如果人類的有機體和機械之間的界限已經不存在，那麼劃分男女還有意義嗎？這不正好說明，男/女劃分和性取向劃分都可以視為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之上的歷史現象嗎？

現有的科技和生產力還不足以真正消解男女之間的二元對立，即難以藉助陰道性交之外的方式來實現人類的繁衍。對於充滿改造人（賽博格，Cyborg）和能夠實現人類的繁衍不依賴配子結合的社會而言，談論男女的性別劃分將無意義。或許我們可以開始思考，性別這個分類標準是否仍有巨大的意義？

田老師不斷強調，「我信奉性別平等的原則」，但是從兩篇行文中，我們看不到真正的性別平等意識。或許他信奉的性別平等可以加上一個定語：「紳士們施捨給女性的」。這種紳士性別平等主義者要的不是與他們平起平坐的女性，這種「性別平等」是掌權者對於弱勢方的憐憫。

值得注意的是，性別議題從來都不僅僅是性別議題，而是與階級議題糾纏在一起，這正是其複雜之處。但這不代表性別的面向不重要，恰恰相反，推翻性別規訓與壓迫，是反壓迫的重要一步。我們不僅要看見家庭中的無酬勞動者、了解階級差異對家庭成員的影響並尋找團結的可能，更要挑戰對資本有利的——女人跟照顧與家務工作的自然連帶。

我們習以為常的自然，或許都並不自然；我們以為的規則，或許都並不該成為約束，只有意識到現行規則的問題，我們才能一點點去打破，寫下自己或許挫敗卻有意義的歷史。我們所希冀的性別平等的社會中，女性不再是海爾茂的「小松鼠」，而將成為追求新生活的「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