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邊的胡適和左邊的魯迅

05-28

（謝青桐寫於2008年，刊發於08年4月《南方都市報》，同時刊發於08年3月《新京報》）

邵建，南京一所普通學院的教師。在這個喧嘩的時代，苦於為完成量化學術指標而皓首窮經的名牌大學教授並不一定能在「著作等身」的運作中開創出真知灼見，把自己定位於閑雲野鶴的職業教書人往往更能十年磨一劍。邵建用他的新作《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表明了他對現代中國思想文化思考的份量和新意。

邵建這本書昭顯了兩重價值。第一，他揭示出，20世紀胡適與魯迅的路徑分歧仍然是21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繞不過去的問題；第二，他心平氣和地還原了代表中國知識分子兩種「路徑依賴」的胡適與魯迅的思想脈絡的真相。

胡適還是魯迅？對於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不是簡單的學術思想和文化選擇問題，而是中國的道路問題。魯迅是自由左翼，相形之下，胡適屬自由靠右。五四後的胡適，在未放棄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啟蒙的同時，把注意力轉移到政治改良和制度建構的努力上。而魯迅窮其一生行走的是他改造國民性的嘔心瀝血的啟蒙之路。直到今天，21世紀的中國，依然沒有走出胡魯時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

以胡適的「寬容」不屑魯迅的「刻薄」，以魯迅的「骨頭最硬」的獨立精神鄙夷胡適妥協退讓」的「體制內身份」，乃至挾魯批胡，以胡苛魯，兩派互扔板磚，可以說是當今思想界的一大奇觀。在胡魯之爭中，圍繞魯迅的爭辯尤其各執一詞，魯迅精神遺產的承傳者們視之為真正的中國脊樑，錢理群堅信：「魯迅是一個世紀的遺產，魯迅的資源更帶有中國本土的原創性。一個人，能不能與魯迅相遇，與個人的生命選擇有關。」汪暉讚揚魯迅說：「魯迅的雜文創造出一個真正具有獨立性的批判空間，它需要高超的文學技巧和敏銳的政治介入方式，才能做到。」王彬彬又說：「魯迅顛覆的是複雜的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的流氓文化的部分。」而魯迅遺產的批判者們則傳遞著另一種聲音，在學者劉小楓看來，「魯迅和薩特、加繆不可能以善抗惡以愛抗惡，自然只有以惡抗惡，只能給這個本就充滿仇恨的世界帶來更多的仇恨。」而當代自由主義學者朱學勤在他的《魯迅的思想短板》一文中公然責問魯迅改造國民性的企圖：「誰來改造？誰有權力改造？憑什麼改造？」

而邵建是客觀地、審慎地、心平氣和地走進這塊超敏感的「是非之地」。他更多的是還原了胡適與魯迅「兩種不同的價值遺產」。儘管批評了魯迅的價值一元論，但邵建強調，啟蒙的意義不可低估，但進而又指出，「不能以思想啟蒙之一元排斥比如制度建構的他元。」

邵建的「還原」從東西方兩種不同的知識論開始，東方式的「知識意志上的絕對自信」和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知識不確定性的兩種知識觀取向，導致了二人對「寬容倫理」、「怨恨倫理」截然不同的倫理態度。這兩種倫理態度可能也和他們各自赴美國留學和日本留學經歷中受到的東西方知識觀的強化有關，但被作者淡化而又必須強調的是，他們的倫理態度必然也來自於童年。童年的缺失、不幸、苦難的經驗對人一生的心理具有阻拒性。魯迅的家庭變故帶來的缺失使他在很早飽嘗世態炎涼中認識了社會和人性的醜陋，從小便用陰鬱、懷疑、憎惡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並形成了一種趨於實際的人生態度和明顯內向、孤僻又略帶偏執的性格，滋生出憤世之情，這也奠定了魯迅以揭露為指歸、警世為追求，「為人生」、「改造這人生」的明確的情感機制。胡適同樣也經歷了家庭的敗落。但父親死後，家庭生活尚可維持，胡適只是一個年輕的繼室所生的幼子，而他的幾位同父異母的哥哥都已經成人。所以胡適沒有像作為長房長孫的魯迅一樣去過早地在奔走於當鋪和藥鋪之間的苦楚中經歷人生的兇險。但父親的離去，使胡適母子在大家庭里境遇非常尷尬，寡母堅韌地操持家務，按照丈夫的遺願把兒子培養成丈夫一樣的人物，她家教嚴格，排除萬難也要讓兒子讀書。母親的責任、堅韌和寬厚培育了胡適的溫厚和儒雅，也形成了他的謹慎和軟弱。此外，浙東紹興人的剛健，越民嫉惡如仇，好勇尚武的傳統鑄造了魯迅式的風骨，皖南績溪崇尚新儒學，注重商業經濟，成就了胡適式的開明。

魯迅與胡適，二人的共同之處是都對「人性」感到絕望，但不同的是，魯迅要去改造人性，要把人性由壞改好。胡適不相信這樣的改造會成功，並認定這種改造的危險性。他只相信建立一個好制度來節制和管理人性。魯迅是一個道德理想主義的批判型文人，而胡適根本上是一個建構型知識分子。胡適是要用法治從內部對其改造，這就註定了他要和體制打交道，不僅要打交道，甚至要教體制怎麼做。魯迅的內心太想愛了，他起初信奉的那些良善的風景一道道幻滅，他對所有的改良道路都絕望了，他不相信憲政、民主、共和等任何一種外在的方法，對魯迅來說，唯一有用的就是「掮著黑暗的閘門」去改革國民性、改造國民的靈魂。面對這樣的國民，「一個都不寬恕」，民主怎麼能在華老栓、阿Q、祥林嫂、閏土這樣的國民基礎的社會裡實現呢？不啟蒙怎麼行呢？不改造怎麼行呢？這樣，「一元論」的歷史價值越來越成為他思想的主體。胡適的目光更盯在「責任倫理」上，把責任落實在行為和結果上，而非動機和意圖上。受歐美影響較深的他相信，程序正義強調的是，目的和手段要統一，手段和目的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不在於他的動機是什麼，而在於他的行為。胡適認為，自由的意義不僅關注個人思想的表達，更在於對異己思想的容忍。批判別人不可有「正義的火氣」，而「正義的火氣」正是五四文人以筆為旗的底氣。魯迅選擇的道路是通過文藝來針砭時弊，但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包括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大多過高估計了文藝與思想改造的力量（即道德力量），胡適則希望通過現代法治環境的建設，造就現代性公民。在胡適看來，民治制度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的公民，也是制度慢慢訓練出來的。國民素質論的要害在於它把民主難以推進的責任卸給了國民。其實阻礙民主的真正原因肯定不在國民，而在制度本身。正如邵建所闡釋的命題，他傾向於相信：「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會產生什麼樣的人。這不是『國民性』而是『國體性』。因為在既定的遊戲規則面前，人本能地會作出趨利避害的選擇。」

回到邵建的《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書中，讀到那場近一百年前發生在胡適與魯迅之間的分歧，看起來只是倡導白話文的同時，給不給文言留戀者以申辯權利的意見之爭，看起來只是改造國民性還是建立憲政的何種自由主義路徑之爭，其實，顯露的還是「寬容」與「不寬容」的問題。

我期待一種和平的景象，批判胡適的人能夠理解胡適，他和他的思想遺產在當今21世紀甚至比他在20世紀還要具備更重大的價值。批判魯迅「不寬容」的人也能寬容魯迅，他從事的吶喊事業永遠是中國知識分子擔當的楷模。就像邵建那樣，通過客觀求證和對真相的還原來重整思想者的遺產。這便想起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無知》：兩個逃離祖國的捷克人，回到魂牽夢縈的故鄉，結果，時間扭曲的記憶，再也找不到一絲的歸屬感。於是，所有的敘述都聚集到這樣一個起點：全球化的現實、大同世界的歷史和普世主義價值，能不能讓所有新的精神歷程，從「寬容」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