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伊斯蘭教和身份認同

05-28

圖片來源：The Guardian

摘要

歐洲社會不願公開直面穆斯林移民身份認同，也不像美國一般培養基於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獨特國家身份。「文化多樣性淪為自由多元主義的裝飾品」，埋下一顆「定時炸彈」。

曹起曈 / 政見觀察員

11月13日、「黑色星期五」，法國巴黎見證無差別恐怖襲擊，整個世界為之震驚。翌日，ISIS（「伊斯蘭國」）公開表示此次襲擊系「哈里發的忠誠士兵」所為；法國總統弗朗索瓦 · 奧朗德稱其為 ISIS 發動的「戰爭行徑」。

在此之前，ISIS 剛於周四宣稱對黎巴嫩爆炸襲擊負責，並發布視頻威脅稱將讓俄羅斯「血流成河」。一連串事件再次將眾人目光集中於 ISIS 與伊斯蘭教。自 2001 年「9·11事件」後，伊斯蘭恐慌症在西方社會不斷發酵。隨 ISIS 興起，公眾對伊斯蘭教負面印象更是愈加深化。

「伊斯蘭教與民主無法相容」，這一觀點最為廣為人知的敘述來自於薩繆爾 ·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93 年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冷戰後的世界並非一帆風順，不同文明見的衝突會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而逐步突顯，愈演愈烈，其中「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最為根本。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頓寫道，「伊斯蘭文化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何民主未能在伊斯蘭世界大部分地區出現」。他認為，問題不在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在於伊斯蘭教本身。在亨廷頓看來，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只是「對更廣範圍的伊斯蘭教觀念、實踐和言語的復興」，「是主流的，而非極端的；是普遍的，而非孤立的」。在穆斯林國家選舉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黨派常常收穫高票，進一步證實其廣泛的群眾基礎。

亨廷頓的觀點一經提出就飽受爭議。

眾多學者指出，伊斯蘭教和其它主要宗教一樣，其內容都具有多種詮釋（multivocality）的可能。正如恐怖分子可以找到循其所願的解釋，民主人士同樣也可以在《古蘭經》的基礎上構建宗教和解架構。此外，當前阿拉伯國家伊斯蘭政教合一的表現，本身也不足以說明這一政體將來永遠不會發生變革。

西方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來，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程度都遠遠更甚於當今許多伊斯蘭教國家。公元 352 年，君士坦丁一世以羅馬皇帝的國家權力號召各地主教前往尼西亞（Ν?καια，今土耳其伊茲尼克）集會，共同發表教義聲明。這被普遍認定是政教合一體制的起源，而此時距伊斯蘭教誕生還有三個世紀之久。

八世紀末，法蘭克王國君主查理曼將其領土範圍擴展至整個西歐，而作為虔誠的基督徒，他也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強加給所有生活在被征服土地的人民。直到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在歐陸興起，大眾觀念中，國家權力的來源從神授轉變為民授，政教分離才逐漸成為共識。

從歷史角度看，沒有理由認為，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會一直固守政教合一的傳統。

因此，對於當下的恐怖主義問題，簡單歸咎於伊斯蘭教造成的文明衝突，可能會掩蓋真正問題——為何願意以生命為代價發動襲擊的恐怖分子絡繹不絕。任何一種社會動員形式，之所以能夠實現，與其說是出於其領導人的政治口號和魅力之外，更應當說是源自被鼓動者對於自身身份的意識和認同。

身份認同最初在宗教和政治生活中的體現來自馬丁 · 路德（Martin Luther）的「因信稱義」（sola fide）原則。16 世紀以來，羅馬天主教廷授權教士在歐洲各地售賣稱作「大赦證明書」的贖罪券，此舉引發德國神學家路德不滿，他指出，人可否被上帝宣判無罪，完全取決於其是否具有對耶穌基督的信心，而非取決於購買贖罪券等行為。信仰表現為內在認同，而不是外在的儀式和習俗。

隨後，法國哲學家讓—雅克 ·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在世俗層面上提出了相似的思想——人生來自由，但逐漸遭受各種社會關係的「腐蝕」，因而失去了真我意識。為了找回這種意識，必須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而愈加如此，也愈接近自然本性，得以體會「存在感」（sentiment de l』existence）帶來的滿足。久而久之，尋求存在感也從感知自我的手段演變為真實生活的目的本身。

起初，人的生活範圍大多局限在自己所屬的小群體中，很難與其它聚落接觸，因而身份幾乎完全由出身和繼承決定。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世界各地開始逐漸聯結成一個整體，經歷了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 · 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所描述的「從社群（Gemeinschaft）到社會（Gesellschaft）」的轉變——整個社會日漸融合，在此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其社會身份不再固定，而須自行探索和選擇。

根據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論，工業化進程帶來的印刷普及使得用同一語言印刷的書籍和報紙得以傳遍整個民族。這一轉變帶來了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思想，民族身份也逐漸成為了取代社群身份的認同基礎。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共同的民族身份是凝聚國家的基礎，因而國家邊界也必須擴展至囊括本民族全部人口的程度。二戰時期，希特勒便以此為全體德意志民族提供了身份認同的基礎，因而實現了有效的政治動員。

從這一角度看，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思潮同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洲民族主義頗為相似。一戰後，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奧斯曼帝國解體，各民族國家紛紛獨立。與此同時，傳統居於印度和印尼的穆斯林也開始遷往美洲。如今，穆斯林佔據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地。可以想見，雜居的穆斯林信眾在非伊斯蘭地區時常面臨身份認同的危機——遵循本地社會規範的外在表現同探求自我價值的內在追求，此間差異巨大，儼然不可調和。然而，在外界社會看來，身份認同危機很可能被簡單視為異族無法融入主流社會，不足為慮，這無疑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例如，今年二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瑪麗 · 哈爾夫暗示，恐怖主義根源或許在於「就業機會缺失」。但正如亞當 · 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論》所言，窮人的真正恥辱並不在於缺乏資源本身，而在於他人的漠視。黑格爾（G.W.F. Hegel）所謂「尋求認可（recognition）的鬥爭」即是此意——自我身份無法獲得公開認可，會對人性造成根本性的壓抑。

當然，尋求身份認同並非永遠導致暴力衝突。近代歷史上，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即為探尋自我價值的和平典範。甘地出身貴族，在英國學習法律，卻不願享受輕鬆而優越的生活，而深受《薄伽梵歌》影響，堅持素食、禁慾，追求內心真我的指引，將全部精力投入於印度獨立運動的非暴力抗爭。

不過，當今歐洲的情況似乎並不如此。早在 2006 年，弗朗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於一篇論文中指出，「無法更有效地整合穆斯林移民，無疑為歐洲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歐洲社會不願公開直面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認同，而是將每個穆斯林當作獨立個體看待，也不像美國一般為所有公民培養了基於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獨特國家身份。久而久之，「文化多樣性淪為了自由多元主義的裝飾品」，僅僅表現為少數族裔餐廳和五彩繽紛的裝束，而一旦這種表現被視為「出格」，即會立刻遭到禁止——2004 年法國對於穆斯林頭巾的禁令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

一旦主流社會無法提供身份認同的可能，甚至忽略身份認同的必要，極端主義者就立刻找到可乘之機。福山指出，正如同希特勒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民族主義的自我價值一般，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也為部分散居各地的穆斯林提供了自我價值的來源。

這一點在 ISIS 的組織形式上體現得格外明顯，其官方宣傳刊物《達比克》（Dabiq）長期號召全球各地的穆斯林信眾從其居住地「出走」（hijrah），遷移至 ISIS 所在地。2014 年出版的第二期雜誌為其讀者提供了詳細的行動指南：如果無法成功出走，則應在本地向 ISIS 領袖宣誓效忠（bay』at）。「生活在警察國家者，若會由於此種宣誓而遭受逮捕，則應以匿名方式向全世界傳達效忠之言。」如果「出於極端無法控制的原因」，甚至不便匿名效忠，只要虔信 ISIS 是屬於所有穆斯林的國土，亦不至死於「蒙昧」（jahiliyyah）。

公開宣誓效忠有雙重目的，除了「在不信教者的心中種下痛苦」之外，更可以「彰顯穆斯林對彼此的忠誠」，凝聚身份認同。事實證明，ISIS 的這一宣傳策略直擊要害，極為有效，也為世界帶來了慘痛的代價。

「9·11事件」發生前一年，美國政治學者阿爾弗雷德 · 斯泰潘（Alfred Stepan）曾將宗教和政治關係的理想形式描述為「雙生容忍」（twin tolerations），亦即政治體制容忍宗教發展，而宗教教義同時尊重政治體制。不幸的是，這十五年來，世界絕大部分地區依然出於政治和宗教互不容忍的窠臼之中，甚至不乏惡化之勢。此次巴黎悲劇之後，執政者和社會公眾如還不直面這一問題，不努力向真正解決的目標邁進，類似的悲劇只怕會不斷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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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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