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反腐的兩難困局

2013年02月02日 00:15來源：華商報 馬想斌

十八大以來，從雷政富事件到紀檢部門核實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遭舉報情況，中央高調反腐，民間也現反腐舉報熱潮。與此同時，1月30日和31日《人民日報》連續刊發了兩篇評論文章，《反腐倡廉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懲治腐敗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兩篇文章均署名「鍾紀岩」，按照《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的署名習慣，這兩篇關於反腐的論調應當來自中紀委。

但個體反腐與制度反腐，該如何遙相呼應相互推進？我們這個社會最需要的是激情反腐，還是完善權力制度構建？在現存腐敗面前，反腐之拳是該強硬「算賬」贏取民心，還是適當寬恕以穩定官場？所有這些疑問，都指向我們今日關注的這個命題——中國式反腐該怎樣走出兩難困境。

>>網路反腐的成效與無奈

據重慶「不雅」視頻第一爆料人朱瑞峰稱，90%的爆料人來自官場內部，他們往往出於鬥爭的需要。而從目前曝光的不少腐敗案件來看，「官場內鬥+媒體報道+網民狂歡=貪官倒台」，似乎成為一條中國式反腐的「黃金定律」。

從近些年一系列的反腐案件可以看出，不論是根據網路爆料主動出擊，還是因社會輿論壓力而無奈查處，反腐機構都無疑要感謝網路，因為，「網路曝光——紀委介入——查實處理」，已成為反腐的必備鏈條。

網路獨特的傳播優勢讓普通人掌握了近似平等的話語權，簡單的技術改變了傳統反腐的艱難態勢，頻頻扳倒貪官的戰果讓人們更為直接地體會到個體參與反腐的可能性與可操作性，但網路舉報開啟的中國式反腐，也潛藏著許多無奈。

當下的網路反腐大多是靠個體的力量來推動。而在腐敗的普遍性面前，個體力量的反腐無異於蚍蜉撼大樹，面對貪腐這一政治肌體上的「毒瘤」，靠幾個「衛士」顯然不行，如何從個案式的反腐中跳脫出來，讓穩態的制度發揮反腐核心效力，這是頂層設計亟待回應的命題。

>>面對腐敗，社會容忍度越來越低

網路反腐能夠呈現如此的熱潮，除了技術帶來的話語權革新外，更在於人們對日益嚴重的腐敗難以容忍。而大家普遍的疑惑是，過去同樣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腐敗，為何沒有像現在這樣群情激憤？

這裡面除了個體貪腐在數量上變得越來越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腐敗向各個社會領域的蔓延。正如學者資中筠所言，「最可怕的是從小學就接受腐敗教育：媽媽給老師送個禮，要不然對我不好。」

去年12月19日，中國社科院發布反腐倡廉藍皮書——《中國反腐倡廉建設報告No.2》稱，腐敗主體從個體向集團化蔓延，窩案串案較嚴重；腐敗手段從顯性向隱性擴展，曲線收錢、迂迴斂財、花樣翻新。同時，腐敗者非法所得從短期向長期演變，既貪圖消費享樂，又追逐資本佔有，出現了金融腐敗、資源腐敗、期約腐敗現象；腐敗範圍從經濟政治司法領域浸染到社會文化教育領域，並出現了跨國境「外向型」腐敗。

藍皮書的問卷調查顯示，不少人認為「社會不公是更大的腐敗」。

根據美國蘭德研究生院院長Robert Klitgaard給出的一個著名公式：腐敗＝壟斷＋自由裁量權－責任。從這個公式里看到，人們之所以對腐敗義憤填膺，主要是政府權力過大，滋生了太多尋租空間，也因此導致腐敗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這不僅表現在經濟上進行剝削，更在權力分配上歧視。最為直接的體現是遍地都是社會不公。

由此看，近些年來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在逐漸減小，借用經濟學家張維迎的觀點便是，腐敗從過去的創造價值走向了現在的毀滅價值。

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很大程度上是民間為了從政府官員手裡贖買權利而發生腐敗。通過這種贖買，民間社會能夠擁有一些資源，以此創造出價值。但是現在，這種制度「紅利」已消失殆盡，而官員濫用公權的現象則無處不在。這種濫權，將那些原本已經釋放到民間的權利，重新被公權納入腐敗的空間當中，以違法的方式進行財富的再分配。

而這就進而導致，民間的財富、權利不僅被約束，更是被擠壓。而當下各種腐敗，多屬於體制性腐敗，這種腐敗不僅存在於體制內的圈子，更涉足到整個社會，蔓延在社會的角角落落，直接踐踏著社會的基本底線。

底線失守、道德淪喪、潛規則橫行其道，導致社會的潰壩與人心的頹敗，這已經超越腐敗本身帶來的社會隱憂。在這樣的社會情緒中，人人對腐敗表現出憎恨，社會產生腐敗越反越多的心理現象也就是一種自然表現了。

>>「激情反腐」背後的人治危險

也正因當下社會普遍對腐敗的憎恨情緒，那些「秒殺式」的激情反腐，頗得民心。對腐敗的痛恨是基於人們對破壞公平的反抗，反腐更是人們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意見表達。但現在，社會公眾的清官情結依舊濃厚，總是將反腐寄希望於鐵腕的高層官員。於是，反腐越「激情」，越能滿足大眾的反腐心理。知名學者左春和借用托克維爾的一句話來闡述大眾的反腐心理——「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中國當下的大眾反腐心理便是這樣，與其說他們痛恨腐敗，不如說他們只是在激情運動中消費復仇式的快感。

在「激情反腐」的背後，人們只看到貪腐事件本身，人們只滿足於貪腐官員是否能夠迅速落馬，但很少去考慮貪腐背後的權力模式和形成機理，以及「激情反腐」中缺失的法治和程序正義。這導致此前很多運動式反腐中政治權力對民意的挪用，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反思。

左春和在分析反腐時稱，這種運動式的「激情反腐」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當下的問題，還會讓社會承擔更大的代價。理由為：一是滿足大眾消費快感心理的反腐，使人們深陷在清官與貪官的二元對立的迷幻中，影響了真正的反腐目標；二是缺乏法治和程序正義的反腐，還會給更大的權力尋租創造空間，使普通的貪腐轉移為人事腐敗，加固權力的壟斷；三是容易異化為政治鬥爭的利器，反腐成為排除異己的最佳方式；四是「激情反腐」淡化了法律與制度的根本地位，導致公民對法律特別是司法程序的不信任，從而貶抑法律和制度建設。事實也的確如此。本來，社會公眾的反腐訴求是遏制腐敗、改造政治結構和權力模式。但不去改變腐敗存在的機理和權力邏輯的反腐，儘管能夠以快感贏得民心，可始終脫不了人治的邏輯。不僅如此，這種滿足大眾心理，尤其是社會底層民眾對權力希望的「激情反腐」，在人治的邏輯中本身具有很大的危險，尤其是極左思潮沉渣泛起的當下，這種危險甚至比腐敗本身更嚴重。

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重慶。在薄王時期，重慶以運動式的唱紅打黑贏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也以打造清廉政府和清平社會向人們承諾，但那些曾經力主反腐倡廉的官員，如今成為最大的腐敗分子。我們看到縱然當下在網路爆料下的激情反腐，還能贏得很多人的讚賞和民心支持，但沒有改變權力生態的「激情反腐」，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同樣也不會帶來政治文明社會所需的理性與秩序。在當下，中國的反腐還需要尋求一種有效的制度之路。

>>反腐如何走出兩難困境

在當下的制度安排中，紀委是重要的反腐執行者。而社會監督被寄希望於提高腐敗被發現的概率。最近熱議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儘管被稱之為反腐利器，但實際上它的功效只能是預防腐敗，而不是反腐。因為從社會對腐敗官員「一曝一個準」的現實考慮，一旦利用財產公開來反腐，那將意味著絕大多數官員朝不保夕，真就像有些官員擔心的那樣引發社會不穩。

制度反腐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這個問題直接讓反腐步入了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如果對過去的腐敗不進行了斷，反腐不可能成功，社會公眾也不答應；如果措施過於強硬，清算所有的腐敗，那麼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裸官和外逃官員會如潮水般湧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情況也會更加嚴重。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我們如何走出這個兩難選擇？

經濟學家張維迎從理性寬恕的角度提出，反腐以十八大為界，之前的腐敗可以既往不咎，之後繼續腐敗的官員新賬舊賬一起算——這是為黨的存亡考慮的特赦腐敗，目的是為了讓官員不在反腐的威懾下消極怠工，政府保持效率。

而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以及學者吳思則認為，以特赦來化解「腐敗呆賬」，以赦免權貴與官員腐敗之罪來贖買政改，卸下中國官員群體的腐敗包袱。甚至，為了更好地實行這些制度，可以考慮設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

儘管以上兩種論調難過民意關，但制度反腐的確需要頂層設計。而所有的頂層設計中，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

因為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定會建立較為完善的市場體制和法治體系，現代政治轉型之後的權力結構也會發生本質性變化，會剷除滋生腐敗的制度性土壤。全面的政治改革，一定是開放社會、落實公民權利的過程，也唯有公民權利才可有效制約權力的肆意，從而在源頭上遏制腐敗，降低腐敗的機會，提升發現腐敗的概率。全面的政治改革，一定會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者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如此權力結構下的一套反腐制度措施，再也不會是像現在這樣依靠執行者的道德「慎獨」和民意倒逼反腐了。

也因此，反腐如何走出兩難困境，制度反腐的難與易，皆在我們是否有真正的勇氣和智慧，對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發展路徑做出頂層設計，與傳統的權力模式和反腐思維進行剝離來做個了斷。

舍此，中國的反腐將無法步入正常的軌道，一切只能歸於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