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文人隱士的思想轉型與背景原因略考

　　元明清三代文人隱士的思想轉型與背景原因略考

　　【摘要】隱士在文學歷史上獨居一隅，往往被研究者們忽視。而隱士的範圍瀚廣，除了文人，商人、政客中也不乏隱士的身影。本文中，學生將只從「文人隱士」的角度，重點以文學史中的名人為例，只就「元明清」三代的文人隱士展開論述，論述的內容包括隱士的總體概說、元明清三代文人隱士思想的轉變過程，及造成其轉變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

　　【關鍵詞】元明清 文人隱士 思想轉變 社會背景 隱於市井

　　一、所謂隱士

　　（一）隱士在歷史與學術上的含義

　　隱士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且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它關涉了文人學士在文化、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了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文化流派的走向。學生搜集的關於隱士的相關解釋如下：

　　1、《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隱居的人

　　2、《辭海》：隱居不仕的人

　　3、百度百科：

　　（1）舊指隱居的人。

　　（2）借指因對某事物不關心或因厭倦表示沉默而不出頭露面者。

　　（3）指有條件·有機會擔任領導職務而不擔任，或已經擔任領導職務卻辭退的在某一學科有一定影響的學者。

　　4、《南史·隱逸》：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

　　5、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

　　「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

　　「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

　　6、蔣星煜《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序》：「隱士的含義，是孤高清介，潔身自愛，知命達禮，視富貴如浮雲」

　　（二）隱士的稱呼

　　歷史典籍中，對隱士的稱呼多種多樣。比較主要的有隱士、高士、處士、逸士、幽人、逸民、移民、隱者、隱君子等十一種。

　　（三）隱士的分類問題

　　學生考察了一些史籍及現當代書目，列舉幾種引起過較大影響的分類方式：

　　1、范曄在《後漢書·遺民列傳》里將隱士分為如下如下六類：

　　「隱居以求其志；曲避以全其道；靜己以鎮其躁；去危以圖其安；垢俗以動其概；庇物以激其清。」

　　2、梁阮孝緒在《高隱傳》里將隱士分為三大類：

　　「言行超逸、名氏弗備；始終不耗、姓名可錄；掛冠人世、棲心塵表。」

　　3、近人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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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夫《中國文士階級的類型》中將隱士分為僧士（僧道、准僧道）和逸士。

　　4、現當代學者蔣星煜在《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中，從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四個大方面對隱士進行分類。

　　（四）隱士指稱的概括

　　總結以上種種，可歸納出一些隱士共有的特徵或品格，這便構成了對隱士指稱的一個概括：首先，從身份上來說，隱士大多數時候是指「士農工商」之首的「上人」，知識分子和文人；其次，從品質上來說，他們拒絕走「學而優則仕」[1]的常規道路，拒絕與朝廷和官府合作，不與主流社會同流合污，而是選擇自我流放、自我疏離，「隱居以求其志」。

　　二、元明清三代文人隱士的思想轉型與背景原因

　　（一）元代——由飄逸向悲憤的轉型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建立的統一政權，它對廣大漢族地區的佔據和統治，明顯具有民族掠奪性質：「一縣叛則一縣盪為灰燼，一州叛則一州莽為丘墟。」元朝統治者明確地拒絕接受先進的漢文化，並且歧視和打擊漢族士人。漢人入仕的只能當蒙古人、色目人的幕僚或副手。因此終元朝一代，文人與政治的鬥爭矛頭指向的是漢人士子與朝廷的不合作。他們大多採取兩種隱居方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

　　1、隱於山林

　　在元朝統治者指定的官方法律中，知識分子的地位極低，比娼妓還不如。「十儒九丐」的說法即使不盡然，也能說明一定的問題。在這樣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多數選擇拒絕與蒙古統治者合作，走上避世隱居的道路。他們躲進深山密林，或飲酒賦詩，或進行戲劇創作。他們帶著悲憤隱退，失去了前古文人隱逸的飄逸與瀟洒。

　　這類文人的代表如杜瑛。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為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遊道藝，以終其身。

　　2、隱於市井

　　有些文人明裡不與統治者合作，卻也不刻意隱居山林，但終其一生隱居於市井，潛心搞創作，從不問朝中事，以自己的筆觸表達內心的悲憤情緒。

　　這類文人的代表如關漢卿。關漢卿「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他和許多作者演員交往，有時還參加演出，成為名震大都的梨園領袖。其作品也有不少揭露元代社會腐敗黑暗的內容。關漢卿對於蒙族的專橫表示抗議的方式就是走上仕途的對立面：「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疏離態度。可當天下太平，政治鞏固之時，關漢卿與元初那些前朝遺民的悲憤抗議還有些許不同：「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表達他民族氣節的同時，透出些許閑適。但這種閑適卻依然不同於盛世之隱的輕鬆歡愉，而更多的是對現實的無奈與自嘲。

　　（二）明代——由悲憤向風流的轉型

　　明朝文人隱士可按時間分兩期來講。總的來說，明代隱士中歸隱山林的很少，幾乎沒有傳統意義上的隱士。

　　1、前期

　　（1）嚴厲的高壓政策

　　朱元璋開國之初，在對一些文人進行籠絡、利用的同時，採取了極為嚴厲的高壓政策：「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作謝增祿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蘇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這種中央集權制度殘酷的政治高壓造成了一種恐怖的氣氛。朱元璋在搞文字獄的時候頒布法律：「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退隱在當時被定成罪狀，文人動輒得咎，無怪乎《明史·隱逸傳》的記載寥寥。

　　（2）泛濫的科舉制度

　　科舉制的泛濫成災，使一批中舉而無法安排的士人居無定所，失去了生活保障。他們只好遊盪於市井青樓或權貴府第，致使明清兩代又重新興起養士之風：「山人墨客，標榜成風。稍能書畫詩文者，下則廁食客之班，上則飾隱居之號，借士大夫以為利，士大夫亦藉以為名。」

　　這種壓迫與落魄的結果最終可以在文人隱士興起的一股復古思潮上體現出來。作為前七子之一，徐禎卿論詩主張反覆古，其《談藝錄》重要理論有三：重情輕詞；重質輕文；重神輕形。他將前七子推崇漢魏古詩的論點發揮到了極致。

　　2、中後期

　　明代發達的商品經濟哺育了城市文化的繁榮。市場經濟和市民文化的興起，推動社會風尚的改變，也培育出一批才藝雙全的風流才子，現世享樂之風盛行起來。這致使明朝的隱逸文化相當獨特，與前朝往代都有本質的不同。它從寧靜的山林丘壑轉向繁華的市井，從孤獨轉向喧鬧，從面向大自然的冥想沉思轉向投入世俗生活的歡愉放縱。他們與前朝隱士一樣，遠離仕途，不去應試當官；但是他們又有自己的獨特方式：從避世轉向入世，從隱居轉向廣交名士，從默默無聞轉向揚名四方，從謹守倫理轉向放蕩不羈。儘管種種表現都與傳統意義上的隱士相差太遠，但無論形式上有如何的差異，在本質上，在內在上，他們都始終是一致的：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和心靈自由。這是明代的隱士們一種超脫了外在的自我人格的表現。

　　代表人物便是風流洒脫的吳中四才子唐寅、文徵明、祝允明、徐禎卿以及文化怪傑徐渭、李贄。且看袁宏道所公然提倡的人生「五快活」，不就正是這种放浪形骸的風流才子的追求嗎：「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盪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

　　（三）清代——由風流向致用的轉型

　　1、拒絕歸清的氣節

　　明末清初，漢族危亡，有許多氣節之士奮起抵抗，這當中的文人代表當屬清初三大家的顧、黃、王。

　　顧炎武在江南積极參与抗清活動，失敗後亡命北方，考察山川，訪求豪傑，圖謀恢復，晚年終老於陝西華陰。黃宗羲積極投身抗清鬥爭，後隱居著述，屢據朝廷徵召。王夫之曾從永曆桂王舉兵抗清，南明滅亡後隱遁歸山，埋首著述。對這些士子名臣，對這些不與新朝妥協合作的遺民，連他們的對手也不得不對其氣節表示敬重：「雖寥寥數十人，皆大節凜然，足豐後世者也。」顧炎武的文學觀可謂經世致用的文學館。其《天下郡國利病書》明顯帶有總結經驗教訓的戰略考慮，我們以今日的眼光看這位文人談侃兵略大局，儼然一位運籌帷幄的大統帥，不免會覺得有些不合其身份。然而，「秀才言兵」是我們的文化素來的傳統，這種傳統不在於讓我們從中真正吸取其謀略，而是一種鐵骨錚錚的氣節。如果文人和隱士都懷抱著這樣的心志和思考是真會讓所有的統治者膽戰心驚的。這樣的「隱逸」可算是中國隱士史上筆墨最重、分量千鈞的收筆。

　　2、盛世修史的皇朝

　　與蒙元對文人的貶低不同，清朝統治者了解漢族文化的優越性，並主動接受它。康熙皇帝曾親自主持考試，招選遺民中的學者文人。皇帝的「尊賢秀」的態度其實正是為廣納不合作的賢才鋪了一條道路，反清人士如若不緩和自己的心志，實在是不識時務了。如顧炎武、黃宗羲，雖然自己依然堅不應招，但卻都不阻止自己的弟子去應試。在對待文人方面，清朝採取兩手準備，一事大興文字獄來震懾漢族士人，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另一方面，為了使文人們有用武之地，他們開史館，開四庫館閣。皇帝標榜「盛世修史」，以此達到籠略控制當時的優秀學者文士的目的。

　　清初的著名史學家萬斯同（1638～1702）就是一個例子，他精史學，以布衣參與編修《明史》，前後十九年，不署銜，不受俸。在抗清失敗，匡複無望之後，顧、黃、王這三個清代知識分子的最傑出代表也放棄革命，走上了隱居著述的道路。乾嘉學派是最能反映清代學術思想特徵的學術思想與流派，它堪稱中國步入近代前的最後一次學術輝煌，這是中國士人一次整體性的「學隱」——他們不問政治，不涉思想雷區，潛心治學著述。前明的遺民在一個繁榮昌盛的新朝代里的出現一種尷尬：既抗議，卻同時也以為朝廷著述的形式合作。

　　3、隱於市井的才子

　　清朝與明朝相似，隨著整個社會的繁榮，商品經濟和城市的發達，也出現了一批「隱於市井」的才藝雙全的風流才子和名士。

　　代表如揚州八怪，他們極其淡漠功名利祿、榮華富貴：「晉公遊戲畫五牛，最後一匹金絡頭。不比田家曉晴好，野塘浮鼻野風秋。」這首七絕里既暗用著莊子的典故，也認同著莊子的理想。這說明，儘管清代文人隱士不復莊子、陶淵明那般「真隱」的境界，但卻永遠延續了以往隱逸傳統的內在精神。

　　三、流變規律

　　我們從元至明的文人隱士的思想轉變可以看出：同樣是隱遁避世，越是往後，隱者心中的道德承擔和人生悲涼就越是減少，而審美、縱情、歡愉的成分越多，並且趨於閑適飄逸的情調和情趣的追求就越發增多。而元明清三代文人隱士的思想流變規律也可見一斑：總體是由完全不與朝廷合作、搞個人性創作至表面合作、內心深隱的線路。而求其背景原因，則應是根據兩點來看：一是統治者對文人的態度，是扼殺還是留用；二是看當朝經濟的走勢，是流於封建還是流於開放。這都決定了文人是隱居山林，自給自足，還是融入社會，以一種不為官的方式勵精圖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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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袁行霈主編，黃霖，袁世碩，孫靜本卷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1日.

　　[4]吳小龍.適性任情的審美人生：隱逸文化與休閑[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1日.

　　[5]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1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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