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走就走帶上唐詩 之八《古吹台邊梁園情》 文化撫順

　　

        說走就走帶上唐詩（八）
　　——來吧，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融化進唐詩與山水的懷抱，穿梭於歷史和現實的深情。

　　公元744年的秋天，有一場美麗、傷感卻震動至今的約會——李白和杜甫相約去了商丘。聞一多先生說：「李、杜相遇，就是兩顆星相遇，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會面，再沒有比這兩個人的會面更重大更可紀念的了。」但在約會的地方，璀璨詩河中最耀眼的這兩顆巨星碰巧遇到了高人——一位姓高的人。這位姓高的人在李杜面前並不遜色太多，因為他的名字叫高適。

　　盛唐詩壇，是兩大巨頭和兩大門派的天下。兩大巨頭是李白、杜甫，兩大門派是王孟田園詩派和高岑邊塞詩派，當時好的詩人除了李杜幾乎都可以塞到兩派之中。高適就是邊塞派名義上的大掌門——起碼從身份上來說，具備與李杜王論劍的資格。雖然在邊塞詩人當中，高適論專業高度略遜於岑參，論整體成就不如王昌齡，但絕對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他還有仕途上的成就——高適是唐朝有點兒名氣的詩人當中唯一憑戰功封侯的人。這個成就也讓他成為立志報國類文人們的偶像——比如現代作家郁達夫，因為崇拜高適才把名字改為達夫（高適字達夫），這和司馬相如的名字從藺相如那兒來是一樣的。

　　吸引李白、杜甫、高適三位牛人遊玩的地方自然也很牛。河南商丘簡稱商、宋，「商」字代表著殷商王朝祖居之地，「宋」是大宋王朝名稱的來源（趙匡胤曾在此任宋州節度使）。但高適三人到商丘不是奔商朝和還沒誕生的宋朝來的，他們的目標是梁園，是司馬相如。

　　梁園為漢代梁孝王劉武所建，用以招賢納士。司馬相如等文人在這裡進行了大量的文學創作，對漢代文學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所謂「漢賦唐詩」，辭賦興盛於漢，司馬相如被稱為「辭宗」、「賦聖」，與杜甫的「詩聖」有得一比。司馬遷也對這位本家高看一眼——《史記》中專門為文學家立的傳只有兩篇：《司馬相如列傳》和《屈原賈生列傳》（屈原和賈誼共用一篇）。司馬相如還有一個打動人的地方是他以一篇《子虛賦》被漢武帝賞識而受重用，于是之後，更多的文人向皇帝獻賦，期待以同樣的方式進入仕途（比如杜甫）。

　　據說梁園之大「廣三百里」，梁孝王以吹台（現開封市禹王台公園內）為軸，一直建到現在開封東面的商丘市區（真的這麼大嗎）。這個吹台也是高適等人遊歷的看點之一，它因春秋時期音樂家師曠吹奏於此而得名。師曠不僅是個音樂家，還是「大治晉國」的政治家。這樣看來，在三位大詩人的心裏面，是藏著成為師曠、司馬相如的期盼啊。

　　當三位牛人登上吹台的時候（吹和牛終於相遇了），他們沒有吹牛。不是他們不會吹不習慣吹，他們都是非常驕傲的人，都狠狠地吹過，不吹是因為沒有心情。他們的人生軌跡交集於此，卻品味著各自的人生失落。這一年，杜甫33歲，李白44歲，高適可能是45歲（關於他們的年齡說法不一）。

　　李白的驕傲從他自誇「作賦凌相如」上可見一斑，畢竟司馬相如是漢賦領軍人物，大家都會覺得李白太囂張（我也是這麼看的）。李白對別人看不慣自己言行不羈這事兒倒是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上李邕》中寫道：「世人見我恆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但認識歸認識，李白一點都沒有悔改的意思，所以也只能鬱郁不得志。直到他42歲的時候，在賀知章和玉真公主的反覆高調讚美下，才受到唐玄宗看重。接到錄用通知的李白仍沒忘記得瑟一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

　　唐玄宗接見李白時「以七寶床賜食於前，親手調羹」，並供奉翰林。太牛了！於是，驕傲從語言又向行動轉化。在之後一年多春風得意的日子裡，李白更加亢奮地活在這樣兩種狀態中：清醒的時候，從館捨出發，要麼入宮獻賦作詞討好皇帝貴妃，要麼入宅贈詩宴酬結交王公大臣，寫了很多「摧眉折腰事權貴」的作品；醉酒的時候，要麼「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要麼就是製造「高力士脫靴」這樣的爆炸性新聞。然後，李白髮現自己還沒有一展抱負就已經在京城吃不開了。李白被皇帝賜金放還（被提前發退休金回家）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的，反正唐玄宗沒有留他的意思。然後，李白就奔向司馬相如的梁園懷抱找安慰去了，並且約了同樣有安慰功效的他的忠實粉絲杜甫。

　　假設杜審言的自我認知態度有一半遺傳給孫子杜甫，那杜甫的驕傲就不遜於李白。事實上……假設成立了。杜甫在表揚自己的時候絕對沒有客氣的意思，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

　　甫昔少年時，早充觀國賓。（我小時候就到京城闖蕩）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嚇死你！）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具體說和揚雄、曹植水平差不多。親是接近的意思，不是他要kiss曹植。）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我的粉絲就嚇死你）

　　這詩比較長，最後一句是「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我如白鷗入雲萬里，這才華，誰都降不住）。這是杜甫的求職信，這樣的信雖然比那些虛偽、肉麻的自薦詩讓人喜歡，但真的很難求職成功。

　　曹植是唐之前詩壇上有望與屈原、陶淵明一拼的重要人物，揚雄和司馬相如並列為漢賦兩大巨頭——與曹、揚相比，杜甫整個人生的成就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當時，大家認為他吹牛是很正常的。杜甫在詩中還說「連李邕都來求著認識我、王翰都追著我做鄰居」，這同樣是相當刺激人的說法，因為這兩位前輩也都是當時很不一般的狂人。李邕（就是那個覺得崔顥品行不好把崔顥趕出門的北海太守）能詩工文，尤擅行書，深得王羲之風骨，「學我者死」就是他發明的口號。「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更刺激人，他曾編了一個排行榜，把100多位活躍文人按才華分為九等，第一等里有張說、李邕和他本人，而致舉朝大嘩。杜甫以這樣兩位作榜樣，他的求仕之途不順利就沒啥不正常的了。而且，杜甫放下身段去科舉了一把，吞下的卻是失敗的苦澀。不過此時的他比李白還多些朝氣。

　　高適也曾經年少輕狂、高傲自大，以為自己「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別韋參軍》）手指頭倒是屈過，但別說取公卿，就連見公卿一面都很難。

　　高適的傳奇人生包含了四個完全迥異的階段。青少年時期的高適是很窮的遊俠（第一階段），30幾歲以後是詩人（第二階段）。他以大齡青年的身份開始認真寫詩，在快40歲的時候方以一首邊塞名作《燕歌行》聲名鵲起。但他的心情，卻常如《除夕作》里那樣哀嘆歲月的蹉跎：

　　旅館寒燈獨不眠，
　　客心何事轉凄然？
　　故鄉今夜思千里，
　　霜鬢明朝又一年。

　　在非常相似的境遇和心情下，高適、李白、杜甫一起遊歷，一起說古論今，一起與趕來相見的李邕老人家暢飲，在旅程中結下了更加深厚的友誼。但秉性和內涵的差異，讓他們最終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梁園雖好，終非久留之地。三人聚聚散散後終於分手。李白祭出一首絕世佳作《夢遊天姥吟留別》告別東魯諸公，發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大聲呼喊，繼續雲遊去也。杜甫則依舊踏上他的求官之路，幾年後終因獻《大禮賦》受到唐玄宗賞識，安排到集賢院等待分配，但負責分配的是看不上詩人的另一個「甫」——李林甫，杜甫再一次被生活蹂躪。又過了幾年，直到公元755年，44歲的杜甫終於被任為河西尉，不過他很挑剔，又託人留在京城改任為看守兵器的參軍。但幾個月後，在這一年的冬天，安史之亂就爆發了。

　　同樣面對不理想的職位，高適與杜甫的選擇不同。高適與李杜分手時的心態更要陽光一些，在遇到音樂家董庭蘭的時候，還安慰了對方一下：

　　千里黃雲白日曛，
　　北風吹雁雪紛紛。
　　莫愁前路無知己，
　　天下誰人不識君。

　　這就是著名的贈別詩《別董大》。在「今日相逢無酒錢」（《別董大之二》）的日子裡，在蕭殺的風雪中，能看到高適的真摯友情和堅定信心。

　　杜甫獻賦的同時，50歲的高適經張九皋推薦為封丘尉。為了避免李林甫「使壞」，他立即寫了一首《留上李右相》，什麼「蕭何」啊「柱石」啊，馬屁拍得叮噹響。但高適是個有底線的人，馬屁可以拍、良心不能昧，這個縣尉給他的感覺是「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作》），遂堅決辭職而去——這並不是心血來潮，之前高適的很多詩歌中就真切地表達了他對百姓疾苦的深深同情。高適後來的去向是到西北軍營投奔一個人——一個被他的《燕歌行》深深打動和折服的將軍。

　　當時的一首西北民謠唱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唱的就是這位將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哥舒翰的知遇終於讓50多歲的高適開始走上了自己想要的人生道路。在邊塞，他不僅能快樂地創作，更學習、積累了豐富的帶兵知識和作戰經驗。

　　雪凈胡天牧馬還，
　　月明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
　　風吹一夜滿關山。

　　又一種風格的邊塞詩，在生動的思鄉之情里，卻沒有低沉哀愁之氣。這首《塞上聽吹笛》幾乎是高適最後一篇名作，安史之亂爆發後，他詩才已盡、帥才漸顯。經過了人生第三階段——低級官員和軍營幕僚階段的積累和準備，高適的人生將從56歲的高齡開始燦爛。

　　拖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亂的爆發原因是多方面的，權力爭鬥是其中之一。在邊疆鎮守的將軍們以東北和西北兩方勢力為大，東北派的頭領是安祿山、史思明，西北派的代表是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他們都是戰功赫赫的名將。朝廷中與東北派結盟的是宰相李林甫，和西北派交好的是因楊玉環得寵而得勢的楊國忠，基本上達到了一種平衡。而對兩派之間的矛盾，唐玄宗的辦法是把哥舒翰和安祿山喊到一起喝兩杯，要求他們以兄弟相待，結果在酒席上兩人就差點打起來。李林甫死後，安祿山發覺楊國忠要聯合西北派收拾他，在陷入極度的擔憂和恐懼狀態中，鋌而走險。

　　安史大軍打過來的時候，唐玄宗自然想到了同樣生猛的西北將領。首先出場的是西北派的二號三號人物高仙芝和封常清，或許是因為得力的西北邊防部隊沒有及時調動過來，兩人很快被安史叛軍打敗。唐玄宗立斬二人，換上了老將哥舒翰，卻又不贊同哥舒固守潼關挫敵銳氣的戰略（實際上是懷疑哥舒在他和安祿山之間持觀望態度），逼迫哥舒主動出擊。催戰的使者「項背相望」，悲憤的哥舒翰「慟哭出關」，終於大敗，後被俘。敗家的唐玄宗敗光了三員名將和幾十萬士兵後，唯有倉皇出逃。

　　在大唐王朝的一片混亂中，高適李白杜甫們的腳步也踏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仕途是一條山路，那後來高適爬上了山頂，杜甫滾下了山坡，而李白則掉入了陷阱。

　　輔佐哥舒翰守潼關的高適朝西南方向星夜趕路，追上了唐玄宗，痛陳潼關大敗的原因，在大臣們對哥舒翰的一片罵聲中，他把失敗歸咎於監軍李大宜造成的士氣低落，然後他受到了玄宗的重視（以星夜趕路抓住的時機、憑來自前線所具的發言權陳述了唐玄宗最願意接受的失敗理由）。在玄宗準備派兒子們到各地募兵平叛時，高適看到了內亂隱患而堅決反對，然後他受到了太子李亨（後來的唐肅宗）的重視（最不希望弟弟們擁兵自重的就是李亨）。李亨撇開老爸另立山頭時把高適帶在了身邊。在永王李璘叛亂之初，高適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永王必敗的結論。肅宗派他去平亂，結果他輕鬆地就把亂給平了。自此以後，不論打仗之勝敗，都沒影響高適官爵的升遷。毫無疑問，帶給高適成功的是他的政治才華和軍事才幹。

　　與高適相比，杜甫在政治上的表現只能用幼稚來形容。杜甫和王維是同時被安史大軍給捉了的，但待遇很不同。王維因名氣之大而被嚴密看守，杜甫卻管都沒人管。聽說唐肅宗即位，杜甫立即逃跑，不顧危險穿越火線前往投奔，被任為左拾遺——杜甫這一決策還算差強人意。唐肅宗的即位類似於政變，是在玄宗還健在的時候被擁立為帝。執政後半段的玄宗已經不再是曾經智慧、自信的明皇，變得自大且武斷，特別是安祿山造反後，更加多疑，對待西北三將的態度就是他迫害妄想症的反映。武將們在殺死楊國忠、逼死楊貴妃之後，已經難以和玄宗長期和平共處，推舉新主來指揮平亂成為必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唐肅宗對前來投奔的人十分在意，杜甫也就成為眾多抓住機會的人之一。我們知道，拾遺是個官職不高卻可以經常見到皇上經常交流彙報的職位，但或許正是這樣的機會更害了杜甫。杜甫在房琯事件中的表現讓自己在政壇上一敗塗地。

　　高適對董大「莫愁前路」的安慰後來成真，董大遇到並投靠的知己就是房琯。房琯家裡幾代高官，但他本人大致就是個很有理論水平卻沒實踐能力的人，他以宰相之位主動請纓平叛，四萬多人馬一天就被安史叛軍消滅殆盡。肅宗要撤房琯的職，一是指揮失誤之過二是董大貪污之責，然後杜甫就態度堅決地挺身而出了。杜甫一再勸諫，理由是房琯功遠大於過。之前確實有很多人通過勸諫皇帝既救了人又揚了名，但杜甫顯然不知道自己對形勢誤判之嚴重。姑且不論房琯沒啥可抵過的大功，也不追究杜甫究竟是為公還是為私，單就肅宗收拾房琯的深層原因杜甫就根本沒搞清楚。在當初玄宗準備派兒子們到各地募兵的時候，房琯與高適的立場正相反，他支持皇子募兵。也就是說，房琯支持其他皇子手握兵權——他站在玄宗而不是肅宗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這絕對是肅宗所不能容忍的。更何況，房琯是受玄宗派遣給肅宗送玉璽而換來的宰相（皇父子的政治交易）。即使房琯永遠不犯錯，最後也會被驅離權力中心。杜甫的錯誤站隊，意味著他的政治生命從這時起已經在事實上結束了。

　　用幼稚來評價杜甫的政治水平帶來的問題是已經沒有合適的辭彙來形容李白了——因為李白的選擇比杜甫還離譜很多。肅宗即位後，玄宗不甘心退居二線，慫恿其他皇子招募軍隊，以制衡肅宗。永王李璘真的就興高采烈地打著平安史之亂的旗號去東南地區招兵買馬去了，這種未經皇帝和朝廷許可的募軍行為本質上就是造反。永王出發時熱情地召喚了李白，沒頭腦的李白就興高采烈地同去了，並且一路高歌，寫了不少頌揚永王的詩篇。永王兵敗，李白被下獄問罪，於是，考驗友情的時刻到了。

　　後來杜甫落魄的時候，高適經常接濟他，甚至據說杜甫草堂就是高適出資蓋的。但在李白這件事上，通常認為高適是個薄情寡義的人，因為他不僅沒有營救李白，還在李白寫信求救時，回信說李白既無兵也無權不值得一救，著實讓人不齒。不過也有人認為智慧的高適看清了問題的本質：如果原諒了永王身邊最囂張的李白卻不原諒永王的話，那會讓人覺得肅宗太過骨肉相殘。而且，正得勢的高適出頭營救，很容易讓肅宗疑忌結黨而對李白更痛下殺手。讓李白成為爭論的焦點，也同樣不利。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盡量淡化，然後徐圖良策——李白在流放途中遇大赦的結果似乎印證了高適判斷的準確。

　　吹台不遠處的三賢祠是後人為紀念高適、李白、杜甫相聚於此而建，三人的塑像團團而立，真是風度翩翩的謙謙君子。但他們在一起時也許更多的是把酒高歌、不拘形骸吧，因為那段日子對三個人來說都是難得的輕鬆時光。更多的時候，他們懷揣著各自的夢想，堅持在自己的路上。

　　高適《送李侍御赴安西》中有云：「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我很想穿越到大唐，用一杯烈酒探探他的心事，探探他藏在詩劍後面的籌謀。但他那深闊的胸懷，又豈是淺薄的我所能窺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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