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制度反腐 | 戴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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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本屆政府反腐很得民心,但只有一個好的法制體系才能根絕腐敗。整頓風氣,要從高層抓起;但治理社會,要從基層做起。當千千萬萬的普通公民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都知道遵守規則,敬畏法律,中國就是一個法制國家了。其中關鍵,不在於法律怎麼寫,法律程序怎樣,而在做到違法必究!
本屆政府風風火火的反腐運動很得民心,但只靠政治運動是不能根治腐敗的。運動能夠凈化官場,在當前的國情下是必須的。但建設一個好的制度體系,才能讓官場、讓社會保持乾淨。
這個道理誰都懂。但談到制度建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卻只會空談,幾乎看不到具體的好點子。比空談更糟糕的是,他們對中國社會病症的診斷完全是錯誤的。基於錯誤診斷開出的藥方,是不可能治好病的。
所有的空談中,最大的一個就是所謂的「法治」。這是一個高大上的字眼,它的鼓吹者們特別喜歡強調法治和法制的差別。可是,在一個連法制都不健全的國家裡搞法治,純屬唯恐天下不亂。
在這篇文章里,我只談法制,不談法治。等過了幾十年,中國變成了法制國家,咱們再來討論有沒有必要搞法治。
第一:懲罰行賄比懲罰受賄更重要
舉個例子:全世界都禁毒,販毒是死罪的國家也不少,可哪個國家能真正禁得了毒?只有新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功地禁了毒。因為那時的共產黨,有足夠的基層動員和控制能力,把所有的吸毒者都送到戒毒所里。
有需求才會有供應,有吸毒才會有販毒,有收買權力才會有出賣權力。法律很難擋住市場,除非動手去消滅需求。自由市場的信奉者們這時候就不跟你講這個道理了。官員也是人,也要買房子供孩子上學,看見有錢的老闆包養女人自己也會有慾望。自己白色收入只有幾千塊一個月,幾百萬的現金擺在面前,有多少人能控制自己的慾望?行賄的人才是始作惡者。
在世界上比較廉潔的國家裡,如果有人暗示要行賄官員、警察,他會立刻得到一個嚴正的警告:你是在犯罪,是要進監獄的!而中國呢?過去30年貪官抓了一茬又一茬,抓了幾個奸商?也不是沒有,一般為了扳倒一個官員,會抓一個倒霉的商人,逼他坦白交代給個輕判,大部分行賄者會被放過。在中國行賄的風險遠遠低於受賄。
這樣的制度操作對哪個階級有利,不言而喻。
中國的輿論也是在這樣引導大眾的,腐敗被他們包裝成「權力尋租」,而不是收買和出賣。奸商們被包裝成受害者,而不是作惡者。控制中國輿論的是中國的財富精英集團,他們不想消滅腐敗,他們是腐敗的最大受益者。他們的利益無非是下一次收買權力時,能少花些錢。按現在的制度設計,一個貪官被抓了,他們就會收買下一個代理人。你說,這樣下去,中國的貪官抓的完嗎?
以後,但凡有腐敗案件,行賄的一定要比受賄的判得重。一個官員倒下,必須逼著他交代對他所有行賄過的人,逐一懲罰(當然這件事要先研究好怎樣解決原罪問題才能做)。再給官員一個激勵機制舉報行賄:收到1000萬,舉報把行賄者送進監獄,自己可以合法地留下200萬。
你看看還有幾個敢行賄的。
第二:打虎重要,滅蠅更重要
當前媒體和公眾的關注焦點,是那些被打倒的大老虎,和下一隻老虎會是誰。大家似乎忘了,給老百姓、中小企業造成直接傷害的,是那些蒼蠅們。前不久有一篇小企業主抱怨被基層政府的蒼蠅們搞得幾乎無法生存的文章,微信群里廣為流傳。然而老虎也打了不少了,從沒有看到基層的蒼蠅們被大規模清洗的消息。這樣下去,我們的生活真的會變好嗎?
況且,在一個到處是蒼蠅的官場,打掉老虎後,填到那個位置上的,是不是一隻蒼蠅?
然而,媒體從不關心打蒼蠅的事情。他們發明蒼蠅和老虎這兩個詞,只是為了把焦點引向更大的老虎。他們熱衷談論的,是老虎背後是不是有更大的老虎。
中國司法系統有一個很不好的抓大放小的習慣,抓住一個大壞蛋就可以放過很多小壞蛋。比如震驚全國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把可憐的三鹿董事長判了個無期,斃掉一個三聚氰胺的生產商,再抓了四五個奶商中的倒霉蛋,就算平了民憤了。絕大部分把三聚氰胺兌到牛奶里的奶站經營者,都沒有受到懲罰。國人的國產牛奶的信心,至今也沒有恢復。因為大家都知道,就算新建一個奶廠,還是要從這些人手裡收購。
我舉的這個例子不是官場。中國的腐敗是全社會的,整治腐敗決不能只限於官場。
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小人物目標小,幹壞事被抓住的可能性比大人物小。
我們還不是一個法制國家,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西方那樣司法獨立律師橫行的花哨的法律系統,而是因為我們做不到違法必究。而過去中國學習西方法律的結果,恰恰使得懲辦壞人更困難!
我們變成了一個到處蒼蠅滋生的骯髒社會,是因為太多太多的普通人,覺得做惡沒風險,守規矩吃虧,膽子大才能發財!
實際上,從懲治小人物開始凈化社會,應該是最有效的辦法。
舉例,地溝油是大家都深惡痛絕的東西。我們看到過製造銷售地溝油的老闆被懲辦,卻沒看到過把地溝油送到餐館的夥計被懲辦。如果送地溝油的夥計,和對地溝油明知故用的廚師,要陪著老闆蹲監獄,效果會怎樣?如果再給夥計們一筆舉報的獎金,他會選擇隨從做惡還是會選擇舉報?如果有幾個老闆被夥計舉報了,我們還會擔心下餐館時吃不到乾淨的油嗎?
說到舉報,用舊語言講叫做群眾路線,這是中國的執政黨正在喪失的一種能力。在美國,家裡兩口子打起來,鄰居都會打電話把警察叫來。在北京,那個徐州土豪違規挖地下室,施工人員知法犯法不說,鄰居也沒有一個舉報的。直到造成大規模地面塌陷,幾乎把自己的房子陪進去。在一個法制社會裡,公民不僅能自覺守法,而且會主動護法。
回來說官場,打一隻大老虎需要中紀委幾百號人忙上大半年,消耗大量的反腐資源。當然,大老虎還是要盡量打幹凈。但辦一個科長處長,應該下放到基層公安局,給他們獨立立案偵查的權力。要做到這一點,公安局可能應該從當地政府中獨立出來。這和黨的領導不矛盾,公安局還是可以向更上一級的政府彙報的。
第三:不要權力制衡,要權力集中
前面兩條都做到了,反腐的改革就進入深水區了。
上面那個標題可能會使你吃驚。我必須首先解釋一下,權力在中國意味著什麼。
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經驗,你去某機構辦一件事,得到的回答是:這件事不符合規定,要等我們領導批一下。
這就是權力在中國的意義,有一點兒權力,就可以踐踏規則,有更大的權力,就可以踐踏更高的規則。權力再大,甚至可以玩弄法律。不光是官場,大部分國企私企,大部分中國人的組織,都是這樣。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財富精英會說:政府就是服務的。這是有意的誤導,政府有服務功能,也有管理領導的功能。沒有後一半,社會就亂套了。
另一種說法貌似更有道理:把權力關進籠子,關進位度的籠子。這種說法過於理想化。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改變我們深層的文化基因。並且,一個純粹的法治社會是一個沒活力、沒效率的社會。
如果我們不能馬上做到把所有的權力都關進籠子里,那我們首先應該做的,就是大幅度減少擁有權力的人的數量,把其餘的人都關進位度的籠子。
要把公職人員劃分成公務員和國家幹部,把政府的服務與管理領導功能分開。公務員就是所謂的人民勤務員,除了照章辦事沒有任何權力。政府需要建立對公務員的投訴部門,服務不好的被投訴,就要像餐館服務員一樣,警告、罰款、炒魷魚。
舉個例子,據說一個地產項目的審批需要蓋170個公章,每一個公章都可能成為敲詐和收買的機會。你問問地產公司希望跟170個小鬼打交道還是希望一個人說了算?它肯定選擇後一種,因為這種情況下它的交易成本要低得多。而對於紀檢部門,監督一個人也遠比監督170個人容易。
過去中國的行政制度演變,傾向於更多地分割權力。也難怪,在一個權力可以帶來巨大利益的社會裡,每個人每個部門和機構都想要權力。表面上是要防止領導人獨斷專行,實際上滋生更多的腐敗,企業的交易成本更高。
中國迫切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行政改革。第一步,就是要大規模地從基層收回權力。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必將受到反對和抵制,沒有人喜歡被剝奪權力。
比如,某企業需要辦理一個資質,可是明明按規定可以辦的,每次去都被拖著,每次走出政府大樓時就有中介公司打電話來,說「給XXXX元,馬上幫你辦成。」 誰給他們的權力,可以把符合規定的事情拖著不辦?這樣公務員應該被投訴。
比如,政府給企業一筆資助,可左等右等都不到。原來管財務的處長和銀行經理商量好了,把錢多扣幾個月,利息分成。誰給這個小芝麻官權力,可以把一筆已經批准的錢扣下?
比如,某食品企業把產品送檢,左等右等結果不出來。把時間看做金錢的企業當然很著急,這時中介的電話來了:給錢幫你馬上過。食品安全對社會很重要,但誰給他們權力把人家的產品壓著不給結果呢?企業應該有權力投訴。
大規模收回基層幹部的權力,把他們中的大多數變成公務員後,還要把眼光向上看。看看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哪一個沒有6-9個副市長?看看報紙上的腐敗案子,絕大部分都是副職官員。那麼多的副市長,每個人分管若干局,都有著自己的山頭,都有出賣權力的可能。看看別的國家,副總統都只有一個,還是一個平時沒什麼權力的虛職。我們又何必搞這麼多的副市長,上分市長的權力,下分局長們的權力?
各級政府應該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副職官員人數必須大量減少,權力也要大幅度削弱。最好黨委書記和市長就一個人兼了,就像國家主席和黨主席是同一個人。不搞一把手負責制,將來想搞民主選舉也沒法搞。
這個困難更大,那麼多官員怎麼安排?
不光是市一級的政府,市下面還有龐大的區政府,市上面還有地級政府。在世界上很多國家裡,這樣的行政級別根本不存在。我們真的需要嗎?在某些富裕的地區,一個區政府里都可以有驚天的腐敗案。
有人批評中國政府太龐大,但另一些統計表明中國公務員數量按人口比例在世界上不算高。我沒有建議消減公務員的數量,幹活的人不能少。我在建議消減國家幹部的數量,擁有權力的人一定要儘可能少。
集中權力,既產生效率,也便於監督。
第四:高薪未必能養廉,沒高薪一定無法養廉
正如政府有領導和服務兩個不同的功能,人民也有雙重屬性,一方面是被領導者,一方面又是國家的主人。如果把國家比作一個企業,那各級官員就是職業經理人,人民是老闆。不妨想想一個老闆應該怎樣對待自己的職業經理人。
按常理,老闆應該給自己的職業經理人優厚的待遇和一個好的激勵機制,再監督監督他的行為,防止他利用職權某私利。然而,大部分中國老闆不是這麼做的。他不給優厚的待遇,經理人偷錢他睜隻眼閉隻眼,他知道水至清則無魚。
為什麼中國老闆們喜歡這樣?因為這種管理方法簡單得多:
1. 不給他好待遇,他缺錢,就會拚命地撈錢。
2. 他想撈錢,就會拚命地把業務做大,這樣才有機會撈大錢。
3. 如果企業不賺錢,或者賺錢的時候想把他搞掉,很容易。因為查經濟問題一查一個準。
我們的國家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民主國家的官員不求有功只求無過,中國的各級政府敢做敢為。招商引資搞大項目,為了GDP,中國的官員們是非常辛苦努力的。所以,中國才有了過去30年的經濟奇蹟。而不少帶領一方人民致富,或對國家發展有過重大貢獻的官員最後鋃鐺入獄,也實在讓人扼腕。
有人說腐敗是中國發展的潤滑劑,這樣說政治不正確,但也的確離真理不遠。我們大家對現狀都不滿,因為過去30年,雖然GDP上來了,但社會的公平正義破壞了。但我們必須清楚,包括潛規則在內的中國現行制度,不是一個最壞的制度。我們不能把它改得更壞。如果在官員貪腐但能做事,與官員廉潔但無所作為中二選一,我寧願選前者。現在已經有一些報導,說反腐造成一些地方的官員們不做事,值得警惕。
要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就必須認識到,責任權力與收入相匹配,才是公平的可以持久的制度安排。官方如果片面強調為人民服務,有左傾錯誤嫌疑。更可笑的是不少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一面強調個人主義,認為人人為己世界就會很好,但談到政府官員,他們又開始談為人民服務。
前一陣子,網上流傳一個前省級高官的女兒,因為窮困跳樓自殺的故事。很多人讚揚這位前高官黨性好。卻沒有人問問:讓清官的女兒窮死,讓貪官的兒子摟著美女開著法拉利,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混賬制度?
高薪養廉一直有人提,在有的國家也有成功經驗。但是在中國,高薪養廉就一直沒有被認真地考慮過。究其原因,是中國如此龐大的官僚集團,每一個有芝麻綠豆大的權力的人都想變現,老百姓養不起。
如果把上面的第三條(精簡機構,集中權力)做好,高薪養廉就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方案。
地方高官的待遇,應該讓他不用羨慕商人們的生活,不會輕易地被買動。法內的特權完全可以有,現在的媒體不去調查違法貪腐,卻盯著養老金、房子等公務人員的法內特權不放,愚蠢之至。公款吃喝什麼的,只要規定好每一級官員的標準,完全沒有必要像現在這樣一刀切地禁止。當然,有特權也要有犧牲。個人財產應該公開,直系親屬的商務活動也應該透明。
不光是工資待遇,也可以考慮根據業績給官員獎金。並且,官員的獎金應該在離任後繼續。因為一個官員的業績,可能要等很多年後才能清楚。要從待遇上防止他執政的短期行為。
結束語:中國有可能成為法制國家嗎?
現在中國社會的話語權,控制在中國的財富精英,以及被他們收買的知識精英手裡。這些人最大的關切,是保住他們騙來的、偷來的、搶來的財富。所以他們愛談論法治,談論「把權力關進籠子里」,談論「無罪推定」,編出「程序正義」這個新詞眼兒,推崇律師主導法律制度。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不受法律的懲罰。按照他們的建議,中國永遠不能成為法制國家,當然,就更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
本屆政府的反腐運動是一個好的開始。整頓風氣,要從高層抓起;但治理社會,要從基層做起。當千千萬萬的普通公民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都知道遵守規則,敬畏法律,中國就是一個法制國家了。
其中的關鍵點,不在於法律怎麼寫,不在於法律的程序怎樣,而在於要做到違法必究!
有一個案例點燃了我的希望:曾幾何時,中國人在宴會上拚命互相灌酒,不喝不夠意思,然後開車回家不當回事,事故很多。忽然有一天,政府決定整治酒駕。警察開始在街上攔車檢查,一旦司機被查出喝酒,無論有什麼關係,即使是明星,一定要到拘留所住至少一個星期。於是,在任何一個宴會上,只要你說「我開車」,沒有人會給你勸酒。然後,一個給喝酒的人代駕的產業被催生。這個治理的成果,經過多年一直保留了下來。
可見,違法必究,中國可以做到。一旦做到了,國人的行為會在一夜之間改變。從商鞅開始,中國就有法制的傳統,根本不必看西方。中國社會的秩序,是被過去100多年多次劇烈地轉型破壞了。恢復起來,需要時間。
我們需要的,是政府一個一個的領域去整治,有耐心,有恆心。
願天佑中華!
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新路!
背景簡介:本文作者戴嵐山,文章於2015年2月15日發表於物理博士看天下 的博客(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fb826040102veum.html
背景簡介:本文作者戴嵐山,文章於2015年2月15日發表於物理博士看天下 的博客(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fb826040102veum.html),風雲之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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