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軍入關後漢人是否還是漢人？

05-27

我突然想到清朝漢人會不會被謀殺，然後由滿人冒充

這個問題本身，我只提供一個素材，以延平王北伐布告為例——「昔五胡亂夏，僅一再傳而滅。今東虜應讖，適二八秋之期。誠哉天道好還，況也人心思漢。慨自李賊倡叛，神京陸沉。建酋本我屬夷，屢生反側，遂乘多難，竊踞中原。衣冠變為犬羊，江山淪於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於奴酋者也。本藩奉天倡義，代罪弔民，卧薪嘗膽，法古用兵。生聚教訓，已逾十年。正朔難偏，僅存一線。茲者親統大師，首取金陵，出生民於水火，復漢官之威儀。爾偽署文武將吏，皆系大明赤子，誰非中國紳衿。時窮勢屈，委質虜廷，察其本懷，寧無隱忍？天經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遼人，受我朝三百年之豢養，遭逆虜三十載之摧殘。祖父既受其刑毒，母妻甚被其宣淫。爾二三孤兒，尚為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婦。報仇雪恥，豈待異時；歸正反邪，端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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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就是這樣，這個問題也不值得我冒著感冒，花費春節這幾天的時間，思考和準備這麼久來作答。我感興趣的是，郭子卿提到的「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具備哪些元素，才能稱為中國呢？」更具體的是這一段「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華夏傳統為里，是為中國之靈魂」，以及他對此的一個困惑，什麼是中國？我呢，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僅供參考。 @郭子卿

所謂「純正中國」的儒學思想到底是什麼？你恐怕自己都沒想明白吧，就算四書五經是基礎，五德循環要不要？理學要不要？氣學要不要？心學要不要？托古學之名的經學要不要？注重訓詁考據的樸學要不要？是不是還要再為什麼是「純正儒學」再拉出幾個派別打上一場宗教戰爭？

在這裡我要強調一下，中國傳統哲學（避免說爭議性較多的「儒學」）絕非某沙漠教一樣自封閉的閉源思想體系。而是從先秦開始，就不斷變化，內部經過了幾次分化整合，魏晉時代後還吸納了不少佛道理論，才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一般意義上指的「宋明儒學」。那麼對於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當代人是否能對當代的理念符不符合這個體系做判斷，我很懷疑。

就舉一個明代的例子，現代人都知道心學是宋明理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在當時，無論姚江先生生前還是死後，傳統理學學派對心學的瘋狂攻擊就沒停止過，核心就是抓住王學中「心外無理，無善無惡」這一點。「無善無惡四字，最險最強，君子一身，只著此四字，便枉為了君子；小人一身，只得此四字，便樂得做小人。埋藏君子，出脫小人，此無善無惡四字膏肓之病也」。這個理論被東林書院繼承，在明末被持續放大為心學引入了過多的禪宗思想，已經不能算儒學，王陽明是欺師滅祖之徒，某些人對心學的憎恨並不比現代某些人對西方左翼思想的憎恨輕。可這並不妨礙心學成為明清儒學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更加全面地考慮這個問題，我個人從三個方面談談自己對這方面的見解：

1、明末啟蒙思想的發展趨勢

之所以談明末，不談宋末、清末，一是因為明末確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高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都認為，明末清初其實是中國自春秋百家爭鳴後，思想學術發展的第二個大高峰，第一個中西交流的高潮，動蕩的時局，國破家亡的自身際遇，都使那一代學者思考的深度和廣度大大地超越了歷史的平均水平。二是此後直至近代，傳統哲學的發展本質上基本還是在那一代人劃定的範圍內打轉，冬蟄意和我提到清代出現了求是這個概念，是清代的一大進步，但求是來源於考據，而考據則是顧炎武在明末古學（經學）復興的大背景下研究經學時採用的手法，方以智、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也提出了類似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清代樸學是晚明經（古）學研究的延續，我希望冬兄能從這個角度思考一下。而清中前期將考據純粹的用於經學的詮釋，其實背離了明人希望用它來「經世致用」的初衷，直到清末變局藉由對船山、亭林學問的重新認識，才重拾「經世致用」的本意。

下面來具體地談談明末思想領域的幾個變化趨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講究「經世致用」，要求學問「務當世之務」，要去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不是作空洞的道德文章。明初的學風繼承自宋代，玩的是「六經注我」那一套，明中葉心學大興，講究知行合一，但是王陽明死後，泰州學派在傳承上弱化了知行合一，片面強調「心外無理」，沒能走出大格局。而到了明末，現實的危機與讀書人「紙上數千言，然卒無實著」間的矛盾愈發突出，聖賢書讀了那麼多能幹嘛的疑問不僅現代的鍵盤俠們有，古人照樣也有這種困惑。黃宗羲就吐槽到「夫儒者均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不顧郡邑之大利大害。」

所以萬曆後以修正王學弊端為契機，開始重新復興經學，並逐步從對三代以來郡縣、井田制變化的探討轉移到對明代現實施政得失的探討，與第一次西風東漸相結合，擴展到對算學、音韻、山川地理、鹽鐵市易，歷史通鑒領域的綜合研究。《天工開物》《天下郡國利病書》《皇明經世文鑒》《通雅》《物理小識》等實用類書籍在明末的集中湧現正是明人「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而對政治體制、王朝歷史的批評性總結更是其他朝代難以企及的高峰——《日知錄》《原君》《讀通鑒錄》《明夷待訪錄》《潛書》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了，說一個不那麼為人所知的，水太涼大家都知道其節操不高，但是恐怕沒多少人知道水太涼對紅巾軍事迹的挖掘和考訂也做了極大的貢獻《國初群雄事略》。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向著調查、比較和考訂向結合進展。考據的手法最開始其實並不是用來研究儒家經典的，而是用來研究古音的，是明中葉討論古韻有無叶音這個問題逐步發展起來的。到萬曆時期陳第在《毛詩古音考》中，系統地採用了比較歸納，以經證經的手法，以《詩經》、《楚辭》韻例作為本證，以周秦漢魏韻文、諧聲、讀若、直音、異文、又讀等材料作為旁證，二者交相考辨，證實古音本讀，反駁了宋人叶韻的說法。在音韻學領域引起轟動的同時，也給了當時經學復興運動很大的啟發，逐步導入到明儒自己的研究中。

到了明末，顧炎武和方以智在這個方向做了進一步的深入。顧炎武強調了實際調查的重要性，實地調研與訪談結合，釐清山川地理中的不少問題，"凡先生之游，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 方以智則受西學影響（他本身就是西學愛好者）提出了「質測」這個和西方自然研究方法十分接近的東西，「「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並強調用「質測」去「通幾」，即以對自然的觀測探索來尋求真理。王夫之對此稱讚道：「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實之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唯質測為得之。若邵康節蔡西山則立一理以窮物，非格物也」。船山明確地指出了這種物以窮理的方法才是真正的格物，與之前理來窮物的手法有本質的區別，可以說已經有了近代科學的影子。

第三，在對世界的認識上，從「理氣二元」走向「氣理一體，氣為理先」。這一點，我其實並不是特別確定，但宋儒朱熹的體系，主（理）客（氣）分開，並且人對事物的主觀看法在自然的客觀運轉狀態之上的觀點確實被明人繼承了。但是由於上面我說的兩個趨勢，明末理氣二元體系收到了很大的衝擊，「氣」的一面受到了更多的重視。劉宗周雖然為人迂腐不堪，但他在反理氣二元上做出了突出貢獻「理只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之先，不在氣之外」並被黃宗羲繼承。王夫之則提出了煙熅，對「氣」更加明確地推崇。換句話說，到了明末，學者們已經越來越注重對世界主客觀認識的統一性，並越來越看重世界客觀狀態對內心真理的影響。

總而言之，從明末啟蒙思想發展的幾個傾向，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中華傳統哲學本身，也越來越傾向於通過對外界問題的觀察、探索、分析、解決來由外而內地探尋聖人之道，而不是先定下聖人之道再從外到內干涉實際生活，從主觀唯心走向唯物與唯心相結合的道路，正所謂「格物窮理」。因此，無論辯證唯物主義本身，還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些理念在大方向上並沒有背離明末啟蒙哲學的發展方向，反而是對明末啟蒙哲學一以貫之的繼承。

事實上，雖然由於意識形態原因，建國以來對儒學研究的主基調以批判加利用為主（近幾年逐步好轉），但有一塊是例外，那就是對以顧、王、黃為代表的明末啟蒙思想，在除去極左十年外的前三十年，也是以肯定居多。

2、儒學的精英意識及其局限

我想談的第二點，明儒乃至遺民之學受限於時代亦有極大的局限性，最大的問題在於由於大部分遺民均輸於知識分子群體中的「異類」，加之痛惜徹底亡國後普通人的麻木，因此其學術思想中均有極強的精英意識，即明遺民常提到的「用獨」和「君子—流品」論。

即使強調人性是「日生日成」、反對宋儒人性先驗論的王夫之，其在《宋論》里說「所謂士氣者，合眾人之氣以為氣，豈有合眾氣以為氣而得其理哉？」，即是認為群體意識非理性，其在討論清官、循吏時亦認為民議對這兩類人的推崇並不可取，甚至認為「小人之為禽獸，人得而誅之。庶民之為禽獸，不但不可勝誅，且無能知其為惡者」烏合之眾之害甚於小人，最後總結道「用眾不如用獨」。黃宗羲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元氣不寄予眾而寄予獨，蓋知之者鮮矣」，顧炎武也說「不循眾人之好」。

而「流品」論則是對明末國度商業化導致的傳統社會關係和倫理瓦解的矯枉過正，王夫之即說「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黃宗羲也說「萬曆季年，縉紳之士，不知禮，而聲氣及於庸人，詩字頒於輿皂，神州陸沉，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更露骨一些，那麼請看《讀通鑒論》中的「封建廢而權下移,天子之下至於庶人,無堂陛之差也,於是乎庶人可凌躐乎天子,而盜賊起」，雖然這段話本意其實是闡述土地封建制瓦解和治亂興衰間的關係，但也可一窺那個時期對「庶人」群體的看法。雖然明際遺民也意識到了這一觀點的偏頗，為殉節忠義作傳時也多記市井豪俠之人，王夫之宜承認「君子與小人之相去，亦尋尺之間而已」，但古代知識分子對普羅大眾的偏見和傲慢依然可見一斑。

談到這裡，我想請高票答主思考一下，所謂以儒家思想為主的「純正中國」，是否也要繼承文化精英對你我這種普通人習以為常的傲慢，並將大部分人排除出在有資格討論公共倫理和社會責任的團體之外？

而普通人對公共和社會活動的參與，正是構成一個現代化國家最重要的一環。而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國傳統文化對普通人該如何參與公共事務的探索是極為有限的，西方哲學體系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至少當時遠比我們深刻，其中核心是探討勞工階層在國家框架中地位的西方左翼思想，平心而論對我們是十分值得借鑒和學習的。

民國的貢獻在於利用民族主義徹底終結了自秦開始的皇權體制，並初步有了對民權的構想，但由於辛亥革命爆發在1911年而不是1861年，渙散的政黨體制…以及民國知識分子的傲慢（事實上如果他們當時對北大的一個圖書管理員溫和些，那麼很多事情就不會發生了）最終失去了構建現代國家的主導權。

本朝的哲學體系在西方左翼理論的基礎上，混合了一部分鄉村保守主義的色彩（社會主義國家中極為奇怪的清教徒色彩），但也彌補了傳統儒學在這一塊的許多不足，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開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論持久戰》《論人民民主專政》都是在討論如何團結群眾，組織群眾、運動群眾，這方面做了突出貢獻，並藉此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國民意識的構建。但另一方面，對群眾力量的盲目利用，對於組織術效果的迷信壓倒了客觀規律，最終導致了莫大的悲劇。

與之相對的的情況，我不談民國，談談日本，它同樣是一個精英等級意識非常嚴重的國家，但幸運的在滿清身上挖到了現代化的第一桶金，暫時掩蓋了這個問題，但隨著舊日帝成長到了瓶頸，表面民主骨子等級制的華族政治與國家機器吸納的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間的矛盾，最終在經濟危機後變成了「天誅」「下克上」「禍水外引」，給自己和他人都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其實整個原儒家文化圈，探索如何良性地將大眾政治與國家運轉結合起來，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我相信比起蘇聯完蛋後，大眾政治中主動去中心化和去規範化的西歐，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3、現代化之路與民族傳統

最後我要提的一點是，民國和本朝，相比其他朝代除了治亂興定這一傳統命題外，還承載了更艱巨的任務——如何將民族和國家快速帶入現代化，同時在國際上贏得一席之地。而近代以來有兩個客觀因素，一是西方最早走通了現代化之路，並憑藉這一點在近代佔據了全面優勢，在全世界推廣殖民帝國體系；二是因為一，帝國主義時代的首要任務是不計代價的活下去，保持民族特色反而在其次。對除了歐洲以外的其他文明而言，走出自己特色的現代化之路不是不可能，但時不我與，想要儘快實現現代化，除了效仿西方的現代化路境外，別無他路。

我們不談現在全國都是基督徒，連漢字都快整沒了的南韓人民。還是看日本，作為東亞保存傳統最多的國家，可當年明治維新之時對舊習俗和體制拋棄地最為迅速的也是它（相比滿清和朝鮮），月代頭不要了，傳統的姓氏命名規則被打破，男人們扔下和服穿起西裝，即使皇室也效仿歐陸王室的衣著，階層洗牌，原有的中堅力量武士集團被暴力清洗後整合進新體制，從各個角度來看，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都稱得上是「禮崩樂壞」。那到什麼時候，日本開始重新強調自己的日本特色呢？等到日俄戰爭打完，終於擠上列強末班車時，才有資格強調自己的民族特色，以與其他的列強相區分。

而輪到中國的時候，情況更為緊迫和複雜，涉及政治敏感不詳細展開。少數精英集團通過壟斷內外資源帶領整個國家走入現代化的機會只有一次，那就是甲午，而到民國的時候，周邊是已經成型的新舊帝國主義，內部是中央權威瓦解後一如既往的混亂和無序，kmt選擇放棄了大革命式的國民動員路線，重走精英理政這條路，就已經是必然失敗的結局了。而另外一種方法，我想你們應該明白是什麼。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以及類似性質的美國南北內戰，最後都是以原有鄉土地主階級的徹底粉碎為結局，那麼，請問中國的鄉土地主階級又有何德何能可以逃脫這種歷史的必然？作為代價，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成為了這一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但是這種急劇的現代化進程，最終依然是在為傳統文化的復興積蓄力量。很多人拿漢服是古代貴族的服飾諷刺漢服運動，我卻認為恰恰是現代服飾工業的發達，為既廉價又華美的漢服的再度廣泛傳播提供了基礎。與之類似，正是識字率的提高，網路時代電子化古籍的廣泛傳播，才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魅力。

總而言之，我認為即使從傳統哲學的角度審視，目前的哲學系統與明末華夏哲學體系的發展方向並不是完全矛盾的，而是有繼承有完善有衝突。因此，我在之前一直強調的也是我贊成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支持包括馬恩在內的西方左翼理論（我本人其實是傾向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分子）與傳統哲學體系的融合。極左和極右對近代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共同的想像——「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無關」，對這個觀點我不評價，還是請諸位從我上面所提的三個方向自己去思考。

此外，就我了解，在知乎上真懂傳統儒學這一套的，很少會說自己是「儒家」這個大概念的愛好者，而會點明自己傾向的是朱熹、張載、王陽明還是顧王黃的理論。而直接來一句儒家研究者的大概率要麼是剛入門，要麼是「國學家」那種拉大旗扯虎皮的。至少，就我個人意見，如果所謂的儒學是像元清一樣裝裱在廟裡的愚民工具，既不能在精神上給我們思辨的養分「為往聖繼絕學」，又不能在實際上給我們安邦治國的力量「為萬世開太平」，那麼這樣的「中國」，這樣的「天下」，還是亡了好。

於中華建立的封建帝國，其統治基礎都是漢人大地主階級。不管建立帝國的民族為何，基本皆循此理。與其關心到哪朝哪代都被剝削的平民是不是漢人，倒不如關心下那些地主。

比如十六國時期，北方漢人的確很慘，但那僅針對於我們這些屁民，而那些世族地主們龜在塢堡里基本不用擔心當什麼兩腳羊，指不定還能被請出去當官。

元朝時，丘處機當年直接跑到成吉思汗那傳教，忽必烈繼位還全靠漢族大地主幫忙懟其他汗國。但是呢，漢族平民過得不好，蒙古同胞們過得也不好，而且因為蒙古同胞們漢化程度低，活不下去，就經常給漢族地主們當家奴。

清朝更不用多說，剛入關，地主豪族名士大儒軍閥首領地方藩王紛紛帶隊剃頭，什麼頭皮癢水太涼都成梗了。至於下層那些日常被壓迫的勞苦吃瓜看戲群眾則到處起義造反堅持抗戰，只能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沒有剃髮令，可能反抗會少點，但是漢族這個民族，還是有血性的呀。

明亡清興再到清亡民興，漢人依舊還是漢人，而地主們依舊越活越舒坦，底層那些背負著稅金的屁民們，日子也是越來越苦。

但是苦不苦，也總得活下去吧？

聖祖康熙爺一句頂萬句。

玄燁的舅舅佟國綱在漢軍旗，死活要進八旗滿洲，上書自陳佟家乃是真真諸申無疑，佟家雖早年被萬惡的明軍擄進邊牆，但說佟家是漢人完全是污衊，請求皇上把佟家從漢軍旗拿出重新劃為八旗滿洲。

結果康熙批複只把佟國綱一家劃滿洲，其餘佟氏仍留漢軍旗。

八旗滿洲是真?天龍人，都是削尖腦袋劃滿洲，漢兒不過是尼堪阿哈，人天龍人老爺為啥要冒充一錢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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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佟國綱上書：「臣祖原系滿洲，被明人誘入開原，囚放撫順，後太祖高皇帝兵取撫順，將臣祖養真並族人大半令居於佛阿拉。明時，以臣家原系滿洲，將臣族數百人盡殺行殺害。今臣等仍在漢軍之例，能無傷心痛恨而告之於皇上？」

康熙在批示時，特間引用了努爾哈赤的一段話：「福晉（佟春秀）系佟氏塔木巴彥之女，爾佟氏兄弟分散入漢，朕知之久矣。」

康熙朝的戶部奏道：「舅舅佟國綱等原系滿洲，現應將同族人等俱為滿洲，將佐領一併歸滿洲旗下。但若將伊等俱歸併滿洲旗下，伊等佐領下有另戶壯丁，其家人漢人眾多，不便俱為滿洲，而且漢軍旗下佐領缺少應將，舅舅佟國綱等佐領停其歸併滿洲旗下，仍留漢軍旗下。」

康熙二十七年疏言：「臣曾蒙太祖諭令，與佟佳氏之巴都哩蒙阿圖諸大臣考訂支派氏族譜，今請歸滿洲。部議以佟佳氏官職甚多，應隸漢軍。唯國綱本支，宜入滿洲，遂為正白旗人。於是滿漢分隸，族大支繁，於國朝八大姓中稱最焉。」

高票有點意思。

不過朱由榔和吳三桂的交流並不只有這一次，朱由榔之前還給吳三桂寫過一封信，這個可信度蠻高的：

將軍本朝之勛臣，新朝之雄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崇禎）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逆肆志，突我京師，逼死我先帝，掠殺我人民。將軍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盡泯也。奈何清兵入京，外施復仇之虛名，陰行問鼎之實計。紅顏幸得故主，頓忘逆賊授首之後，而江北一帶土宇，竟非本朝所有矣。南方重臣不忍我社稷顛覆，以為江南半壁，未始不可全圖。詎鸞輿未暖，戎馬卒至。閔皇帝（弘光）即位未幾，而車駕又蒙塵矣。閩鎮興師，復振位號，不能全宗社於東土，或可偏處於一隅。然雄心未厭，並取隆武皇帝而滅之。當是時，朕遠竄粵東，痛心疾首，幾不復生，何暇復思宗社計乎？諸臣猶不忍我二祖列宗之殄祀也，強之再四，始膺大統。朕自登極以來，一戰而楚失，再戰而西粵亡。朕披星戴月，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朕於貴州，奉朕於南（寧）、安（隆），自謂與人無患，與國無爭矣。乃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勛，督師入滇，犯我天闕，致滇南寸地曾不得孑然而處焉。將軍之功大矣！將軍之心忍乎？不忍乎？朕用是遺棄中國，旋渡沙河，聊借緬國以固吾圉。出險入深，既失世守之江山，復延先澤於外服，亦自幸矣。邇來將軍不避艱險，親至沙河，提數十萬之眾，追煢煢羈旅之君，何視天下太隘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豈封王錫爵之後，猶必以殲朕邀功哉！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朕不能身受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能。將軍既毀宗室，今又欲破我父子，感鴟鴞之章（詩歌經《豳風?鴟鴞》），能不慘然心惻耶？將軍猶是中華之人，猶是世祿之裔也。即不為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身之祖若父乎？不知新王何親何厚於將軍，孤何仇何怨於將軍？彼則盡忠竭力，此則除草絕根，若此者是將軍自以為智，而不知適成其愚。將軍於清朝自以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萬祀而下，史書記載，且謂將軍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單力微，卧榻邊雖暫容鼾睡，父子之命懸於將軍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領，血濺月日，封函報命，固不敢辭。倘能轉禍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備位共主，惟將軍命。是將軍雖臣清朝，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裁擇焉。

通篇下來，大抵是沒有講什麼漢人滿人，稱呼清朝也是用詞「清朝「，」新朝」，「新王」，不好的詞全用來形容李自成，勸誡吳三桂也是用的中華理念儒家大義，而不是什麼民族問題。

這封信的來源是清朝蔣良騏所著的《東華錄》，他老哥在國史館工作的，所以他寫的這個可信度還是有的。而且他特意寫了很多清朝不往實錄裡面編的東西，比如還有史可法寫給多爾袞的信。

另外漢奸這個詞，我認為大概是不會從朱由榔嘴裡說出來的。因為漢奸這個詞最早也是清朝出現的，這還算新鮮辭彙。

漢奸兩字始現於清朝。雍正年間，曾有漢人與「苗頑」聯手對抗清廷在西南邊疆的「改土歸流」政策，這些人被罵為「漢奸」。

清代最早使用「漢奸」一詞是康熙年間貴州巡撫田雯的《古歡堂集．黔書》：「苗盜之患，起於漢奸。或為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為之補救彌縫於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複製。」。要說是民族意識問題，好像清代這個用法上漢滿還是一體的，對應的是地方上的土司。

在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節，「（乾隆）十二年，授雲貴總督。疏言：『苗、惈種類雖殊，皆具人心。如果撫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變。臣嚴飭苗疆文武，毋許私收濫派，並禁胥役滋擾。至苗民為亂，往往由漢奸勾結。臣飭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貴州思州諸府與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饑民百餘入貴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飭貴州布政使、糧驛道以公使銀賑濟。如有續至，一體散給安置。』」

然後到了道光年間，西方列強入侵，「漢奸」被理解為勾結外國勢力的背叛者；這意義下的漢奸不分滿漢，指的是叛國姦細，其所損者乃中國整體利益。

而且這段話我本人十分懷疑，原文記載在這之後是一個可以令一切皇漢高潮的故事：

上自蒙塵，冠馬尾愣鬃帽，衣屯絹大袖袍，束黃絲帶，舉止端莊，甲士參謁，靜坐不視，奏語不答。滿兵中有藍旗章京兀兒特者，見而大憤，曰：「吳三桂食明厚祿，何無毫髮恩乃爾！」謂其下曰：「此真天子也，可奉之為百世功。」八旗將士拜呼萬歲，爭去辮為號。統領邵爾岱牛錄下蟒出灑出，糾兵官阿爾必、岳得濟、蘇間色、對大拜、門都海、住厄西兔等四十餘人，自稱平漢王，刻印繕裝。乘城演劇舉事，共扈上幸漢中起義，盡殺漢中大營兵。事泄，死者二千餘人。

大概就清朝八旗兵看見朱由榔器宇軒昂有王者之氣，感覺吳三桂就是個流氓蛋子，直接要倒戈卸甲以禮來降，把辮子剪了要鬧事反清復明（這個破事如果是真的，它反而體現了當時人沒有民族概念）。

我是真心覺得這段話不靠譜。

這個問題，在我看到之初，是沒有問題補充的。

所以個人我理解的該問題之含義是「女真入關以後，建立的大清國，是不是中國。被剃髮易服以後的漢人，是不是還算漢人」。

那麼現在提主給出了問題補充「我突然想到清朝漢人會不會被謀殺，然後由滿人冒充」。那麼提問結合這個問題補充之後，其實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但鑒於在該問題下，目前爭論與分歧較大，墨舞與冬蟄意兩位朋友對於我的論述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認知。

我覺得我還是有必要重新改寫一下回答，本回答下，依然建立在我上文中已寫出之理解，與提問無關。

既然討論漢族的問題，我們這裡先定義民族一詞的含義。按照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書中對民族的解釋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

費孝通先生把民族認同意識作為民族群體的心理特徵,認為:「民族認同意識,就是指我們把周圍所接觸到的各種人一分為二,一是自家人(我者),一是陌生人(他者)。簡單說是把人己(我者和他者)之別用來區別不同的群體。而且用不同的感情和態度來對待這兩種群體。凡是和自己同屬一個群體的,即是自家人,相互之間痛癢相關,休戚與共。自家人的認同意識就發生了共同的命運感和共同的榮辱感。」

那麼很明顯，民族就是人們依據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禮儀等，劃分出了「我」與「他」。「我們」是相似的，親昵的；而「他們」則是不同的，疏遠的。

認同緣於差異，有差異才會有認同。「華夷之辨」便是分辨華夏族群周邊的「夷」、「戎」、「狄」、「蠻」的差異性認知，並且是華夏民族認同和認同構建的重要方式。所以《左氏》曰:「戎狄豺狼,諸夏親昵。」又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又載戎子駒支對晉人之言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論語》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說文》亦曰:「夏,中國之人也。」

綜上得知，漢族的前身華夏族群，民族意識起於春秋戰國，至秦漢一統後，徹底凝成漢族這一民族。而漢族向來是以自身文化傳統為傲的民族，比如孔傳云：「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孔疏雲:「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中國為什麼叫「華夏」，因為有盛大的禮儀，是為夏，有美麗的服裝，是為華。華夏漢族，其中禮儀為漢族之里，漢服為漢族之表。

弘光元年清軍佔領南京後，剃髮易服令得到嚴格貫徹。十月，孔文僄上奏清皇帝：「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允植已率四世之子孫，告之祖廟，俱遵薙髮訖。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其定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縫掖（指冠服），子孫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各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有改...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該奏書中便指出，孔子乃禮儀之宗，而禮儀中最重要者，便是漢服。

既然華與夷的最大差別，是文化而非血緣。華夏族群自漢後衍生為了漢族，那麼漢族民族特徵，從外在來看，便是漢服，內在則是以華夏傳統禮儀文化為核心。

所以明末清初時，滿清入關後針對漢人的圈地、投充、大屠殺沒有激起普通漢人的大規模反抗，而剃髮易服令，卻讓無數漢人堅決抗清。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國家常常是流動的，彷彿羅布泊一樣，空間有時大，有時小，民族有時合有時分，歷史有時編整在一起有時又分開各成一系。而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習俗，其實也像「國家」一樣，是變動與改變的。但漢族作為一個民族的底線到是什麼，明末的漢人認為失去漢服，便是華夏變為夷狄，衣冠變為犬羊，但今天的漢人，並不會因為日常中不穿漢人，甚至永遠拋棄漢服，漢人便不是漢人了。這不止是文化習俗的改變，更是不同時代人們認知的改變。

清順治時，生活在北京的漢人，看到朝鮮來的使團身著漢服，還痛哭流涕，悲痛不已。而到乾隆時，當時的漢人已經在滿清統治下過去了幾代人，已經對漢服完全不再知曉，看到朝鮮史團，反而嘲笑他們穿著的漢服類似婦人，又像和尚，簡直就如小丑一樣可笑。明末的漢人為了穿漢服的權利，奮力抗清，身死族滅亦不悔。而僅僅幾代人以後，他們的後代們便將漢服當作異類與怪物，肆意嘲笑與侮辱。

唐時司空圖有詩《河湟有感》：

一自蕭關起戰塵,

河湟隔斷異鄉春。

漢人學得胡兒語,

卻向城頭罵漢人。

便是說淪陷於異國的同胞們，他們也是漢人的後裔，現在卻忘卻了自己的民族，反而學得吐蕃語，來辱罵自己的同胞。上面漢人嘲笑漢服的例子，與漢族後裔辱罵漢人的例子，是不是很像？又是不是在今天依然能看到？

民國與本朝，曾經準備或執行過要將漢字、中醫、春節、儒家乃至所有漢族的「封建迷信」傳統通通廢除與打倒，那麼假設這些政策真的執行了，漢服、漢字、漢語、中醫、國畫、春節等漢族的傳統全部被剝奪或拋棄了，但只要這個族群依然認為自己是漢族，他就還是漢族嗎？至少在我看來，也許拋棄了所有漢族傳統的漢族，全盤西化後，仍然有民族意識，依然可以區分「我」與「他」，但事實上這個「我」，已經徹底換人了。

但@冬蟄意這位朋友認為「中國就是中國人民；近現代的歷史不是中國失去「中國性」的歷史，而是中國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中國、飽受剝削壓迫的中國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歷史。既然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民創造的，那麼中國歷史的任何變化、當代與古代的任何不同，也就都來自人民的勞動、被剝削與進行鬥爭。中國人民與階級鬥爭就是把先秦中國、明清中國與現代中國串聯在一起的線索。」

我想他會認為就算這樣，這樣的中國依然是中國，漢族依然是漢族的。

至於@墨舞先生的回答與意見，我想說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的本意只是想說漢族傳統的文化與思想，是漢人的靈魂，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儒家。並不涉及到認為「理學要不要、心學要不要」等哪種儒家學說是儒家正統這一問題。

另墨舞先生讓我思考「所謂以儒家思想為主的純正中國，是否要繼承文化精英對你我這種普通人習以為常的傲慢，並將大部分人排除在有資格討論公共倫理和社會責任的團里之外」。老實說，您這就好像要我思考，在今天講繼承儒家思想，是不是就要繼承「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一想法一樣。

這裡我想用吳晗先生曾說過的幾句話來回復您：「我們的民族是了不起的,難道我們祖先都是壞蛋?怎樣能衍生出這樣好的子孫!很多人認為舊時代沒一點好東西,一切從頭開始。他們忘記了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講的必須善於吸取人類的全部知識,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也忘記了毛主席說的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加以總結的話。」

「當然不是全部繼承,而是批判繼承。」

「不是無保留的繼承,要繼承那些對今天有積極意義的東西。」

「全部否定,就是不孝子孫。」

另我覺得吳晗先生這句話也挺適合回答@冬蟄意這位朋友的觀點「中國就是中國人民；近現代的歷史不是中國失去「中國性」的歷史……中國人民與階級鬥爭就是把先秦中國、明清中國與現代中國串聯在一起的線索。」

另我個人並不認為在今天中國，因為儒家式微了，漢服只是小部分人的「愛好」，所以中國便不是中國，漢人便不是漢人了。就像我上文所提到的一樣，民族文化是變動的，不同時代的人甚至同一時代的人，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也是不一樣的。但如果漢族在我國古代的所有文化與傳統，在未來的某一天，通通被拋棄或改變了，那麼我會認為，這樣的漢人已經不是「漢人」了。看了@冬蟄意您的回答，我覺得我們不是一路人，是思想與史觀完全相左的人，就好像黃仁宇先生認為明代中國「不是封建社會」，張顯清先生認為「明代中國是封建社會」；黃先生認為「資本主義不可謂曾在中國生根，遑論萌芽」，而張先生認為「明代後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您與我就像黃先生與張先生一樣，是兩個史觀完全不相同的人，溝通需要查詢大量的史料書籍來佐證「你說的不對，我說的才是對的」，挺浪費時間的，而往往最後結果依然是無疾而終，毫無意義。所以大家求同存異，自由發聲便好。

————————————以下為原回答，可看可不看————————

「中國古代沒有民族意識」這一問題，明明在史學界就沒有爭論。我國小學、初中、高中的歷史教科書，大學歷史系教材，也沒有說過這種話，怎麼在現今的網路上就謠言四起？說這種話的人，既不可能是在學校讀書時從教科書上得到這種觀念，也不可能是畢業以後，作為一名普通的歷史愛好者，從正規史書、史料得出這種觀念。那麼他們是從哪裡得到這種觀念，並且大肆傳播？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很值得大家深思。

以下是我看過的部分關於中國古代民族的史書。這些是專門有涉及到我國古代民族問題的史書。另我個人到現在，總共看過古代典籍，中外近現代歷史專家，學者教授等歷史類相關書籍兩百多本，在我看過的以上歷史書中，從來沒有任何一位歷史學家說過，中國古代無民族觀念，如果哪位朋友有（正規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專業出身作者所作），很歡迎您提出來，我們互相討論。沒有就不要跟我說了，說了我也是拉黑刪除，謝謝合作。

以下節選自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歷史系教授葛兆光老師的《宅茲中國》一書。該段比較好的針對了「中國古代無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是清末從西方傳來」這一說法進行反駁。

「我們知道,歐洲近代有民族和國家重構的普遍現象,因此霍布斯邦說「民族原本就是人類歷史上相當晚近的新現象,而且還是源於特定地域及時空環境下的歷史產物」。然而這裡所說的「人類歷史」其實只是歐洲歷史,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分裂,但因為一是有覆蓋更廣的「漢文化」,二是經歷了秦漢一統,習慣認同早期的「華夏」,三是中心和邊緣、「漢族」和「異族」有大小之差異,所以,政治、文化與傳統卻一直延續,所以既無所謂傳統「文藝的復興」,也無所謂「民族國家」的重建。

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即從歷史上看,具有邊界即有著明確領土、具有他者即構成了國際關係的民族國家,在中國自從宋代以後,由於逐漸強大的異族國家的擠壓,已經漸漸形成,這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歷史傳統基礎相當堅實，生活倫理的同一性又相當深入與普遍,政治管轄空間又十分明確,因此,中國民族國家的空間性和主體性,並不一定與西方所謂的「近代性」有關。

…而在宋代之後逐漸凸現出來的以漢族區域為中心的國家領土與國家意識,則使得「民族國家」相對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認同的基礎。不僅如此,從唐宋以來一直由國家、中央精英和土紳三方面合力推動的儒家(理學)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識化,使得來自儒家倫理的文明意識從城市擴展到鄉村、從中心擴展到邊緣、從上層擴展到下層,使中國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因此,這個幾乎不言而喻的「國家」反過來會成為漢族中國人對歷史回憶、論述空間和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使他們習慣地把這些來自漢族文明的風俗當作區分自我和異族的標準。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很「特殊」,或者說,歐洲式的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途徑很「特殊」,在中國,至少從宋代起(這就是為什麼宋代是中國的「近世」),這個「中國」既具有安德森說的那種「傳統帝國式國家」的特色,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國家」的意味。作為一個中心地域很清晰的國家,漢族中國很早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空間的邊界,它甚至比那些較為單一民族國家(如日本、朝鮮)還清楚地認同這個空間作為民族國家的不言而喻。

……中國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與國家,由於在空間上的重疊,使得這一民族和國家的「邊界」很容易清晰地固定下來。從宋代起,在遼夏金元壓迫下的勘界行為、海外貿易確立的市舶司制度和清晰的知識與財富的自我與他者界限的警惕,加上和戰之間的外交談判,已經使宋代中國很早就有了國境存在和國家主權的意識;其次,由於漢族同一性倫理的逐漸確立,宋代以來建立的歷史傳統、觀念形態和文化認同,已經很清楚地形成了漢族中國自我確認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謂「華夷」之辨、所謂「正統」之爭、所謂「遺民」意識,在宋代以後的形成,本身就是這種國家意識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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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曆十六年，永曆帝被清軍俘獲，吳三桂曾進見永曆帝。

「三桂進見,初甚倔傲，見王長揖。王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王切責日:「汝非漢人乎?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為漢奸叛國負君若此?汝自問汝之良心安在?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王卒日:今亦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日:「某能任之。」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決背,自後不復敢見。」（《南明史》下，727頁，顧誠）

「汝非漢人乎」？

此段謹獻給所有惡意吹噓「中國古代無民族觀念」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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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我也大致想過。

首先大清國這個王朝，肯定不是中國。按當時漢人的說法，那叫「亡天下」；按清滅明時，在中國的西方人記載，那是「韃靼人滅亡了中國」；按當今西方漢學家的說法，這是個征服王朝。

大清國與歷代之中國，對待漢人之政策，是有顯著的不同，其以關外夷狄身份竊取中國大統，在當時文化遠遠落後於漢族，並且針對漢人實行殘酷的奴役與歧視政策，所以他們女真為了穩固自己在中國的統治，在政治上，就對滿人、蒙古人、漢人等的政治等權利進行了不同的劃分。

1.執行「首尊滿洲」政策，滿族這個民族，作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民族，享有諸多特權，而因為女真自己人口太少，又拉攏蒙古族，給予蒙古族部分特權；

「譬如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了中國…其政權之後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於是蒙古人、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中之特殊階級。」（《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清代的部族政權）

2.關外土地（東北與外東北）、台灣、察哈爾、綏遠、新疆劃為禁區，漢人無故不得進入。

「清政府把關東三省劃成禁地，不許中國人出關……。當時的台灣，也劃為禁地。因為台灣由鄭成功經營以後，還不斷有人去造反……這是為了管理不易，和關東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察哈爾和綏遠劃為禁地，因為靠近蒙古，他們（滿清）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漢人隔開，不使相接觸…。第四個禁地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他們要留作滿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洲人能到那裡去，故不許中國人前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清代的各禁區）

3.國家軍隊之將領，中央各部主官，地方政府主官必須以滿洲人為主。

「滿洲軍隊稱八旗兵，為國家武力主幹，全國各軍事要地，都派八旗軍駐防…下面的綠營，說是中國軍隊，實際上將領還都是滿洲人…至於中國人帶滿洲兵做大將軍的，二百多年間，只有一個岳鍾琪…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種軍事統制，而這種軍事統制，又完全是一種部統制，因為兵權是完全歸屬於這個部族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清代地方政府）

4.文字獄，對中國歷史與文化進行閹割。中國歷代典籍史書等，凡事與滿清、遼、金、元相關的，以及文字中有以「夷」「狄」「蠻」等字眼稱呼除漢人以外民族的，通通毀滅，不能毀滅的，則加以篡改。從1763年到1782年二十年之中，滿清共燒書二十四次，被燒掉的書有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中國政治史》清代的盛衰）

5.剃髮易服。女真這個民族，對受其統治的漢人進行剃髮易服，進行精神上的閹割，有很深的執念的。歷史上多次對漢人進行剃髮易服政策。先是在金國時，這是第一次。其後是努爾哈赤以所謂「七大恨」起家，獨立建國，在關外，這是第二次。清軍入關佔領北京後，發布剃髮令，這是第三次。至佔領南京後，再次發布剃髮與易服令，並且這一次因為明朝在與清之間戰爭的失敗，剃髮易服政策得到了徹底貫徹，漢人第一次徹底的失去了漢式衣冠。

順治與康熙年間，臣服於清佔領區的漢人，遇到朝鮮來的，穿著漢衣冠的使臣，或羨慕，或垂淚悲憤欲死，而朝鮮使臣同樣記載認為，中華自永曆被弒後，已經滅亡，而天下之大，中華禮儀與服飾，卻只存在於朝鮮了。當時有一位讀書人，與朝鮮使臣展開筆談，借穿了朝鮮人的漢服，朝鮮人問：「你現在穿這身衣服快樂嗎」？讀書人回答：「當然快樂，這是我祖先說穿過的衣服，而我之前說穿的衣服（指滿式服裝），穿上後，我與牛馬一樣的畜牲，又有什麼分別」？

當時日本著有《華夷變態》一書，專門記載明樣清興這一歷史事件，而「華夷變態」這一詞的含義，便是華（漢人）與夷（女真）的狀態，發生了改變。當時在東南亞的漢人，在中國亡國的消息傳來後，同樣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區別對待與歧視。

所以清軍入關以後的漢人，被迫放棄漢衣冠的漢人，還認為自己是漢人嗎？我想這沒有一個統一的回答。但我想，那些有民族精神的，為了衣冠與髮飾堅決抗清至死的民族先烈們，是會認為，被剃髮易服以後的漢人，已經不是漢人了。

我曾經在知乎碰到過一位自稱是「當代儒生」的朋友（客觀來說，他是一位以發揚儒家思想的當代儒家思想愛好者），他認為，儒家=中國，儒家不再成為中國正統，就是中國的亡國，所以元清是中國，而民國與本朝，是亡天下，是中國亡國時期。

當時我就想，那麼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具備哪些元素，才能稱為中國呢？南宋著名愛國畫家，鄭思肖曾著書稱「聖人、中國、正統本一也……唯聖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國、正統而一之」。其中「聖人」代表綱常，「中國」代表漢族身份，「正統」代表政權合法性。「聖人也，為正統，為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

那麼我心中的最正統的中國，應該是由漢族建立的，是為中國之血脈；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華夏傳統為里，是為中國之靈魂；以漢服為代表的外貌，是為中國之表。這樣的中國，才能是最為完美的中國。這麼分析得來，我的想法應該是與鄭思肖一樣的，既由漢族建立的政府，並且奉行儒家思想，才能是中國。而我之所以多出一個漢服，在於我所處的時代，漢服幾乎已經消亡了，而鄭思肖生活在南宋，大概他沒有預料到，未來有一天中國衣冠居然會在中國消失。

那麼這樣一說，元清不用說了，好像得出的部分結論就與那位儒家思想愛好者一樣，得出民國與本朝非中國了，本朝漢人非「漢人」了。這並不是我的意思，所以什麼是中國，什麼是漢人，我也還在思考。

手機隨寫，沒有任何修改，想到哪兒是哪兒，提主見諒。

最後，如果有朋友對蒙元與滿清統治中國時期，蒙古人與女真人如何屠殺與歧視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以及強迫漢人剃發易服，捕獲漢人為奴隸，毀中國書，滅中國史等事件有興趣，推薦你們讀這四本書。

1.《南明史》顧誠；

2.《黑洞，弘光記事》李潔非；

3.《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

4.《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箭內亘